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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与农业灾害探析

《吕氏春秋》与农业灾害探析

王星光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450052,wxg@zzu.edu.cn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史研究所供稿


[摘要]《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组织编写的一部著作。书中记载有丰富的有关农业灾害方面的内容。从中可见农业灾害的类型有“风雨不时”、“疾风暴雨”、“水潦”、“霜雪”、“大水”、“淫雨”、“雹霰”、“天时雨汁”、“白露蚤降”、氛雾、“水泉减竭”、“大旱”、“虫蝗”、“暴风”等灾害名目。这些记述多能和《春秋左传》的记载相对应。书中提出自然界的万千生物各有其运行的规律，人们应当认识这些规律，遵循这些规律，才能避免灾祸的发生。在揭示违背时令将招致灾害时，蕴涵有一定的灾害预防思想。认为要减少或避免自然灾害，就要有一个立足于长远、防患于未然的长效措施，要对生态资源进行保护和有节制的开发。《吕氏春秋》还包含有应正视自然灾害、从容应对灾害的思想。由于《吕氏春秋》是先秦典籍中惟一可知确切成书年代的著作，他在中国灾害史和环境史中应居有重要的地位，书中的灾害防御思想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农业灾害，《吕氏春秋》，灾害防御，生态环境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吕不韦召集门客学士集体编写的一部包罗宏富的著作。吕不韦(？—前235)，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人，秦庄襄王时为相，秦王政时为相国。由于《吕氏春秋》是先秦典籍中惟一可以知道确切成书年代的书(公元前242—前239之间)，它在先秦文献中的重要地位便不言而喻了。《吕氏春秋》的《十二纪》等篇目中记载了有关农业灾异方面的内容，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和研究。

一、《吕氏春秋》折射的农业灾害信息

《吕氏春秋》对农业灾害的记述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的。如在《孟春纪第一》中写道：
“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1]即是说：孟春之月如果违背时序，硬性施行应在夏天施行的政令，那么风雨就不会正常来去，草木就会过早的干枯，人民就会感到恐慌；如果硬性施行应在秋天施行的政令，百姓就会遭到瘟疫，狂风暴雨就会多次袭来，野草就会遍地蓬生；如果硬性施行应在冬天施行的政令，大水就会冲毁庄稼，麦子就不能生成收获。
又如在《孟夏纪第一》中道：
“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则草木早枯，后乃大水，败其城郭；行春令，则虫蝗为败，暴风来格，秀草不实。”即是说：孟夏之月如果违背时序，硬性施行应在秋天施行的政令，那么伤害庄稼的苦雨就会不时袭来，各种谷物就不能正常生长，盗寇也会伺机侵扰；如果硬性施行应在冬天施行的政令，百姓就会遭受瘟疫，狂风暴雨就会频繁袭来，野草就会遍地蓬生；如果硬性施行应在春天施行的政令，蝗虫等虫害就会弥漫成灾，暴风就会袭来，草木就会只开花不结实。
诸如此类的记载在《吕氏春秋》的《十二纪》中几乎每月都有描述，当然其中并不排除牵强附会的成分。但我们也不能一味否定它的史料价值，起码它向我们透漏了战国时期、亦或春秋战国时期危害农业生产等的灾害信息。其中有关农业的灾害可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风雨不时”之灾。这是与风调雨顺相悖逆的灾象。《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季春纪第三》：“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陵不收。”风雨不时是说在一个季节或时期，风雨不能如期而至，出现气候异常。例如春天正当植物抽芽时节，却“时雨不降”；而当百花盛开，农作物扬花授粉的关键时节，却没有一丝风影，严重影响作物繁育生长；夏季正是谷物生长的旺季，但却滴水未降，大地干裂，不但庄稼枯萎，而且“草木早槁”；而到了秋收时节，却大雨倾盆，田野一片汪洋，造成颗粒难收。这些可谓“风雨不时”的表现。
第二，“疾风暴雨”之灾。《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蓬蒿并兴。”这是指突然发作的狂风暴雨带来的灾害，由于这种灾害来势凶猛，风雨交加，猝不及防，危害是相当严重的。
第三，“水潦”之灾。《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行冬令，则水潦为败。”《季夏纪第六》：“行秋令，则秋隰水潦，禾稼不熟。”《季冬纪十二》：“行夏令，则水潦败国。”潦通涝，指雨水过多，淹没庄稼带来的灾害。
第四，“霜雪”之灾。《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霜雪大挚。”《孟冬纪十》：“行秋令，则雪霜不时。”霜雪往往造成霜冻，如果过大，或者过早、过迟出现，也会造成不同程度的灾害。在《吕氏春秋》《开春论第一》中，曾记载了魏惠王死时，“天大雨雪，至于牛目”。大雪可以埋住牛的眼睛，以至于不得不延长魏惠王的葬期，可见这是一场罕见的雪灾。
第五，“大水”之灾。《吕氏春秋》《仲春纪第二》：“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孟夏纪第四》：“行冬令，则草木早枯，后乃大水。，败其城郭。”《季秋纪第九》：“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大水即洪水，危害甚大。
第六，“淫雨”之灾。《吕氏春秋》《季春纪第三》：“行秋令，则天多沈阴，淫雨早降。”淫雨为连绵不断的多日下雨，往往造成水灾。
第七，“雹霰”之灾。《吕氏春秋》《仲夏纪第五》：“仲夏行冬令，雹霰伤谷，道路不通。”冰雹对农作物的危害也很大，尤其是在农作物成熟季节，造成的损害更为严重。
第八，“天时雨汁”。《吕氏春秋》《仲冬纪第十一》：“行秋令，则天时雨汁，瓜瓠不成。”“雨汁”是雪中夹雨的状物，如果在农作物生长的季节，天气骤变，雪中夹雨铺天盖地而来，肯定是对农作物的极大伤害。
第九，“白露蚤降”。《吕氏春秋》《季冬纪第十二》：“行秋令，白露蚤降，介虫为妖。”这是对冬天气候犹如白露时节“暖冬”气象的描述，造成介虫肆虐，对农作物及粮食的冬藏都是不利的。
第十，“氛雾冥冥”。《吕氏春秋》《仲冬纪第十一》：“仲冬行夏令，则其国乃旱，氛雾冥冥。”氛雾冥冥是大雾弥漫的天气现象。如果这种天气持续时间长了，也会影响作物生长，当然对进行大田的农事活动更有直接影响。
第十一，“水泉减竭”。《吕氏春秋》《仲冬纪第十一》：仲冬“行春令，则虫螟为败，水泉减竭，民多疾疠。”这种现象多发生在大旱之时，泉水枯竭，湖泊干涸，大河断流，不但对农业生产危害严重，也直接影响人们正常的生活。
第十二，“大旱”之灾。《吕氏春秋》《仲春纪第二》：“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吕氏春秋》《仲秋纪第八》：“行夏令，则其国乃旱，蛰虫不藏，五谷复生。”仲春时节正是谷物生长的旺季，大凡仲春时节正是谷物生长的旺季，大范围的干旱，加之暖春如夏，虫害肆虐，往往造成大面积减产，甚至颗粒无收。秋天大旱，同样危害惨重。
第十三，“虫蝗”之灾。《吕氏春秋》《孟夏纪第四》：“行春令，则虫蝗为败，暴风来格，秀草不食。”《仲夏纪第五》：“行春令，则五谷晚熟，百螣时起，其国乃饥。”《孟秋纪第七》：“孟秋行冬令，则阴气大胜，介虫败谷。”螣是吃植物叶子的害虫，介虫为带甲壳的动物。很多昆虫都对谷物造成危害，而蝗虫的危害最大。
第十四，“暴风”之灾。《吕氏春秋》《孟夏纪第四》：“行春令，则虫蝗为败，暴风来格，秀草不食。”《吕氏春秋》《仲秋纪第八》：“行冬令，则风灾数起，收雷先行，秀草不食。”《吕氏春秋》《孟冬纪第十》：“行夏令，则国多暴风，方冬不寒，蛰虫复出。”书中提到的暴风应包括飓风，有可能包括沙尘暴，它的危害是剧烈惨痛的，《吕氏春秋》中明确的提到了“风灾”的概念，这说明在西北地区起家的秦王朝对风灾的印象应是非常深刻的。
此外，《吕氏春秋》十二纪中提到的灾疫还有给人们造成很大伤害的“风颏”、“疟疾”、“疾疠”、“胎夭多伤”、火灾等，本文不作赘述。

二、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灾害状况

从《吕氏春秋》可见有关农业的灾害主要有各种类型的水灾、旱灾、虫灾、风灾等，这些记载可以和《吕氏春秋》的描述相互印证。
如对水灾的记载。《左传·隐公九年》(公元前714)：“春三月癸酉(十日)大雨，震电。”这是《春秋》中第一次明确记载的雷震大雨。《左传·庄二十四年》(公元前670)：秋八月戊寅后“大水”。《春秋》笔法的特点是择要记事，微言大义，《春秋》所记的“大雨”一定是雨量很大，造成灾害的洪水。而《吕氏春秋》《季春纪第三》道：季春“行秋令，则天多沈阴，淫雨早降。”《季秋纪第九》：“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春秋》中的记载正可和《吕氏春秋》的描述相照应，这说明《吕氏春秋》的描述并非空穴来风。雪灾也是水灾的一种。《左传·隐公九年》(公元前714)：“春三月庚辰(十七日)，大雨雪。”《左传·僖公十年》(公元前650)：“冬，大雨雪。”而《左传·隐公九年》(公元前714)：“春三月癸酉(十日)大雨，震电。”《左传·定公元年》(公元前509)：“冬十月，陨霜杀菽。”这与《吕氏春秋》所述的“霜雪”、“天大雨雪”之灾是吻合的。《史记·六国年表》载公元前435年“六月，秦雨雪，日月蚀”，倒真是秦国出现的一次异常天象。[2]对于雹灾，《左传·僖公二十九年》(公元前629)：“秋，大雨雹，为灾也。”《左传·昭公三年》(公元前539)：鲁国“冬，大雨雹。”也和《吕氏春秋》的“雹霰”之灾相呼应。
旱灾是先秦时期文献记载最多的灾害。《左传·僖公三年》(公元前657)：鲁国僖公“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鲁国“秋七月上辛大旱，季辛又雩。秋，书再雩，旱甚也。”[3]《古本竹书纪年》载晋幽公“七年(公元前427)，大旱，地长生盐。”这说明《吕氏春秋》所述“大旱”之灾是有根据的。
《左传》等文献中也有不少虫灾的记载。《左传·桓公五年》(公元前707)：鲁国“秋大雩，螽。”《诗经·召南·草虫》：“趯趯阜螽”，阜螽是蝗的幼虫。这里的螽亦应为幼小的蝗虫。《左传·隐公五年》(公元前718)：鲁国“九月，螟。”螟是一种吃农作物的害虫。《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政四年(公元前243)“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这次蝗灾正值《吕氏春秋》编纂之际，吕不韦和他的编写班子人员应该印象深刻。
风灾在先秦文献中也多有记载。《古本竹书纪年》载魏襄王十年(公元前309)“十月，大霖雨，疾风，河水溢酸枣郛。”《古本竹书纪年》又载：“魏襄王十二年(公元前307)疾西风。”疾风应是狂暴之风，往往具有毁灭性的破坏作用。这与《吕氏春秋》中的“暴风”之灾是相一致的。
从以上所引述的文献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是自然灾害频发的一个时期。据卜风贤先生统计，春秋战国时期共发生农业灾害88次，其中有雨灾、旱灾、风灾、雹灾、霜灾、低温灾、冻害、蝗灾、虫灾、畜病、鼠害、沙尘暴、水土流失等。[4]这也说明《吕氏春秋》《十二纪》等篇章对农业灾害的记述正是春秋战国时期自然灾害的反映，对研究灾害史等也有着一定的参考作用。

三、《吕氏春秋》的自然灾害防御思想

研究《吕氏春秋》的自然灾害防御思想需要从整体上来分析和把握。《吕氏春秋》主张自然界的万千生物各有其运行的规律，人们应当认识这些规律，遵循这些规律，才能避免灾祸的发生。《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列出了一年间从孟春一月到季冬十二月的天象、物候气候的变化规律。如孟春一月的物候是“东风解冻，蜇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候燕北。”“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繁动。”适宜的农事是耕作田亩，于是“天子亲载耒耜，”“躬耕帝籍田”；“王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根据“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导民”，劝民耕作。(《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到了孟秋七月，物候为“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农乃升谷，天子尝新，“命百官始收敛”。(《吕氏春秋》《孟秋纪第七》)《吕氏春秋》将天地万物各自自然运行、周而复始的轨迹称为“圜道”，在《季春纪第三》《圜道》中说：“日夜一周，圜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轸与角属，圜道也。”一年四季之中，春夏为阳，秋冬为阴，化为精气，而“精行四时，一上一下，各与遇，圜道也。”各种生物，“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而衰，衰乃杀，杀乃藏，圜道也。”而农业生产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这也是周而复始的人为“圜道”，它应该和四时运行的“圜道”相顺合，“凡农之道，厚之为宝。”(《吕氏春秋》《士容论第一》《审时》)这里的“农之道”，应指农事之“圜道”，厚“之”之“之”，当为四季之“圜道”。“厚”通候，意为遵循之意。从事农业生产，只有遵循四季运行的“圜道”，才有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但是，如果违背四季运行的“圜道”，就会劳而无获。正如《吕氏春秋》《孝行览第二》《首时》所言：“故圣人之所贵，唯时也。”水冻方固，后稷不种，后稷之种必待春。故人虽智而不遇时，无功。……事之难易,不在小大,务在知时。”如有甚者，“孟春行夏令”，“仲春行秋令”，“季春行冬令”，如此行事，就有可能出现大的灾害，受到大自然的惩罚，遭受更大的损失。
《吕氏春秋》在一定程度上蕴涵有灾害预防的思想。如前引《仲春纪第二》：“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仲夏纪第五》：“仲夏行冬令，雹霰伤谷，道路不通。”如果不计违背农时的前提条件，在包括西北在内的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仲春时节，若气候异常，出现过热的暖春气候，确实容易引起大旱，招致虫害。炎热的夏季，也确会出现雹霰之灾。尽管《吕氏春秋》《十二纪》中也有附会的成分，但其中也确实有不少记录是可信的。正如《序意》所道：“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妖吉凶也。”也就是说，《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包含有警示妖凶灾祸的用意。了解了这些，进行积极的预防和防备，就有可能有效地抵御自然灾害，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
而要达到尽可能减少或避免自然灾害的结果，就要有一个立足于长远、防患于未然的长效措施。对此，《吕氏春秋》有精辟的论述。《侍君览第八》《长利》：“天下之士也，虑天下之长利，而固处之以身者也。利虽倍于今，而不便于后，弗为也；安虽长久，而以私其子孙，弗行也。”
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为了资源的永续使用，为避灾害的不再发生，就需要从长计议，保护好人们的生存环境。因为“夫覆巢毁卵，则凤凰不至；刳兽食胎，则麒麟不来；干泽涸鱼，则龟龙不往。物之从同，不可为记。”(《有始览第一》《应同》)《孝行览第二》《义赏》也说：“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为此，《十二纪》中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如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不用牝，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妖、飞鸟，无麛无卵。”仲春之月“无竭川泽，无漉陂池，无焚山林”，“祀不用牺牲”。季春之月“田猎畢弋，罝罘罗网，为兽之药，无出九门。”孟夏之月“继长增高，无有坏隳，无起土功，无发大众，无伐大树”，“无大田猎”。如此等等，都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和生态平衡，这应是防止灾难发生的最根本的措施。
值得指出的是，《吕氏春秋》还包含有应正视自然灾害、从容应对自然灾害的思想。《恃君览第八》《知分》指出：“凡人物者，阴阳之化也。阴阳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嗛废伏，有盛盈蚠息，人亦有困穷屈匮，有充实达遂。此皆天之容、物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数也。古圣人不以感私伤神，俞然而以待耳。”既然天本来就有衰微、亏损、毁弃、隐伏、兴盛、盈余、聚集、生息的特性，出现一些灾异变化，也是可以理解的，人们也应该积极地正视他，迎接它，从容地面对它，力争将其可能招致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总之，《吕氏春秋》是先秦时期记载灾害种类较多、并且是唯一的一部可知其确切成书年代的古代文献，书中蕴涵的防御自然灾害的丰富思想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挖掘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张双棣等：《吕氏春秋译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文中所引《吕氏春秋》原文均出自该书。
[2]司马迁：《史记》卷十五，中华书局1982年12月版。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
[4]卜风贤：《周秦两汉时期农业灾害时空分布的研究》，《地理科学》2002年第22卷第4期第4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