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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与越国复兴

水环境，是从自然地理形态上来讲的，它是指那些在自然地理实体中水体占很大比重的自然环境。越国复兴，特指春秋末期越王句践忍辱复国、消灭强吴的这一特定历史事件。从历史上看，春秋时期越国都城（今浙江绍兴）及其附近地区就处在河湖沼泽的水环境中。那么水环境与越国复兴有何关联呢？笔者认为：水环境是越国复兴的前提和基础，越国正是在合理、有效地驾驭本国水环境基础上复国、强盛起来的。
一
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春秋及春秋以前越地的水环境状态。春秋越国，是古代于越部族以宁绍平原为中心创立的一个诸侯国。自从第四纪更新世末期以来，宁绍平原曾经历了星轮虫、假轮虫和卷转虫三次大海进。特别是最后一次卷转虫海进，对宁绍平原地理环境的变迁影响很大。这次海进在距今7000-6000年前达到了最高峰。那时，东海海水直薄大陆，今杭嘉湖平原大部、宁绍平原全部都成为一片浅海，海水一直上升到今会稽山北麓。距今约4000年前，海水退去，今宁绍平原主体部分逐渐成陆，但却成为了一片沼泽之地。具体地说，平原北部近海地区形成河泽地貌，平原南部近丘陵地区形成湖泽地貌。河泽、交汇，必然冲刷出一个个低洼地。在海退过程中，这些低洼地区就成为天然湖盆，积水而成湖泊。由于这些湖泊一般都比较浅，蓄水能力差，加之浙北丘陵地区古代气候湿润、降水丰沛，所以很多时候，冲激而下的溪水会使丘陵北麓的湖泊泛滥成灾，湖水满溢，连成一片，形成湖泽地形。湖水满溢，便向北部已成陆的平原涌去，造成新的一场水灾。同时，由于平原北部后海南岸没有任何拦固措施，一天两次的潮汐可直接危害这片土地。就这样，湖水和海水会从南北两面定期或不定期地在此相聚。分布在平原中的千面条浅窄的河流无法承受这么多湖水、海水的灌浸，终于导致了河泽地貌的形成。
面对这样一片河湖沼泽水环境，越人无能为力，只能“人民山居”，“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即使有一小部分勇敢的越人后来移居到了这片大沼泽地中生活，但他们的活动范围毕竟是很小的。这些越人只能困守在突露于这片沼泽地上的几百座孤丘中，靠山坡上的小片土地和山上的清泉维持生计。《管子·水地》对当时的越地有过这样的描述：“越之水重浊而洎，故其民愚极而垢。”这一说法勾画了当时生活在沼泽中的越人正与潮汐、湖水搏斗的困顿状态。
二
公元前490年，句践入吴回国，当他站在会稽山巅，向北眺望山会平原这片沼泽地时，萌发了治理它的念头。紧接着，在短短二十年内，他带领臣民对这一水环境作了巨大的改造，并藉此壮大了自己的国力。
越国复兴时代对水环境的治理是由点到面逐步展开的。这个“点”就是越新都句践大、小城。这个“面”即是指以越新都句践大、小城为中心的整个山会平原。其中，句践大、小城是在越人改造、利用水环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公元前490年，句践听从范蠡“不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将焉立霸王之业”（《吴越春秋》卷八）的意见，将都城从会稽山区北迁到沼泽地边缘的今绍兴城位置上。可见，在越人眼里，新都的城址是“平易”、“四达”的。“平易”指地势平坦，一般来说在远离水源的山丘和地势低洼的沼泽修筑都城都是不可取的，在“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的平坦之地建都才可取。“四达”指都城的交通发达，从越国所处地理形态考察，应特指水路交通。所以，句践大、小城的建筑，一开始就注重了对水环境的驾驭。那么，他们是怎样来具体驾驭的呢？为论述方便，我们有必要先来确定大、小城的具体位置，以求在探索越人择都思想的过程中，触摸一下他们勇于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雄心壮志。
小城具体位置，研究者一般认为在今府山南麓、东南麓一带，大致即隋越国公杨素子城位置。具体地望是：东城墙从今府横街以北府山山体出发，沿宣化坊——作揖坊以西几十烽、米为一线，南到凤仪桥。南城墙沿今鲁迅西路——环城西路。西城墙较短，大致为旱偏门直街往北到府山山体一段。北部、西北部城墙就利用了府山山体。再参照1981年7月绍兴市公路运输管理所民间运输管理组所绘《绍兴市区交通图》所示街巷长度，可计算得出小城城墙长1517米。又《吴越春秋》载：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步，一圆三方”。一步为6尺，春秋时一尺约为0.225米，按此计算，小城长1513.4米，文献记载与实地测量非常符合，正好印证了这一范围是越小城旧址无疑。并且，这里的“一圆”指蜿蜒的府山山体，“三方”分别指东城墙、南城墙及西城墙一段。小城与水环境是有联系的。以今地考之，小城城墙外围被河道所环绕。另外，小城还设有水门，《越绝书》有小城“陆门四、水门一”的记载。小城内有一条贯穿东西的河道。这条河道在隋朝被称为子城玉带河，西起西城墙外的庞公池，向东在今酒务桥北侧注入护城河。酒务门疑在春秋越小城时既有陆门，又有水门。横穿小城东西的这条河流，为宫廷和贵族就近提供了足够的淡水，保障了他们的基本生活，同时，也沟通了宫城与全国各地的水路交通。
由于文献记载的缺乏，大城城墙的确定颇有可探讨之处。下面，笔者从绍兴城区古代地理形态入手，结合文献记载来考察一下水环境与大城兴建的联系。根据一些历史文献和历史地图的记载，古代绍兴城内河网密布，交错贯通，真正可谓是“水乡泽国”。在山会沼泽平原千沟万渎的春秋时代，处在沼泽边缘的越都城内有这么多的河道分布是完全可能的。从春秋到当代，历经沧海桑田，如今残存城区内的河道可谓是历史的见证了。并且，城内水道最后都汇聚到今昌安门、都泗门、东廓门、南门、西廓门附近，通往城外。从河道布局上来看，越大城城墙似不可能建筑在环城路内城区中河道众多地带，如果那样的话，会给城墙修建带来许多不便，水门将会很多。《越绝书》中明确记载：“（山阴大城）陆门三，水门三。”可见，越大城城墙应筑在河道汇聚处或其外围，这一位置与今环城南路、环城东路则相符合。绍兴城内原有的九座孤丘。今除府山、蕺山、塔山犹存外，其余六山皆已削平。前面已述，越人在大规模开发山会沼泽平原之前，只能困守在一此孤丘上，把小城附近九山都囊括在大城内，以作为世代生息的立足点，是极有可能的。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越大城城墙具体位置应该是：从小城南一城门处开始（今银都花园附近），先往南，再东折，再南折沿环城西路，过鲍郎山，然后依今环城南路、环城东路，连彭山、白马山，终于蕺山。结合考古发现，我们发觉越城内至今已知的春秋战国文物出土点全都分布在所推测的大城范围内。我们使用计算小城城墙所用的同一张地图，可以求得所推测大城城墙长7938米，加上《嘉泰志》中记载的城西南曾稍缩过六十二步，约合83.7米，总计8021.7米。再考之《越绝书》中记载的“大城周二十里七十二步”，以一里等于300步，一步为6尺，1尺约等于》0.225米来计算，约为8197.2米，文献记载与实测距离相差175.5米。这点相差长度放到整个大城城墙距离中来看应该是可以忽略的。并且我们可以看到蕺山——府山一线是不筑城墙的，形成一个缺口。这一位置刚好处在大城西北方，与文献记载的“外廓筑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吴也”（《吴越春秋》）和“陆门三，水门三，决西北”《越绝书》正相吻合。已有学者对越大城位置作过探讨，但考究他们认定的城墙位置，我们发现他们推测的城墙不是在里程上与文献出入很大就是在北城墙问题上与“决西北”、“不筑北面”大相违背。
在考证了越都城具体位置后，我们就要来看看在都城兴建过程中，越人是怎样驾驭和利用水环境的。
首先，在城墙建置上，越人充分考虑了河道流向，进行了正确的规划建设。春秋时，会稽山北麓有许多溪水向北冲激而下，今天的南池江和平水江是其中较大的两支。南池江北流，到今南门处忽流向西北，今称风则江。平水江流到今稽山门处，稍东折后仍向北流。两江最后都向北汇入沼泽，注入后海。后来的大城南护城河必定是沟通两江后而形成。在这种水环境中，大城东、西两城墙主要就是依此两江而筑，并利用了天然江道作为其大城护城河。西城墙有一段向内凹进，沿江空出一片土地（今螺丝畈、严家潭、文理学院东校区），这是为削弱江水洪峰的正面冲击而特意设置的。把这一带辟为滞洪区，作为缓冲地带，减少洪水对城墙的威胁。可见，越人驾驭水环境的水平是极高的，越人的这种“依江而筑”的建城思想与《管子》中“因天材，就地利，帮城郭不必中规矩”的立国思想十分符合。以天然河道作为护域河，这既增强了城廓的军事防御力，也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可以说也为越国复兴减少了一定的物资消耗。
其次，在大城“缺西北”问题上，也足以窥见越人驾驭水环境的能力。大城西北特指蕺山——府山一线，这一线附近河道众多，纵横交汇。包括有现存的萧山街河、上大路河、西小河及恢复出来的水澄河、新河弄河、县河及府河一段。密集交叉的河道本身就是一道天然的城墙。尤其是上大路河——萧山街河、新河弄河、水澄河呈“三”字形层次排开，宛然是三道天然防御工事。再考究今上大路河——萧山街河以北蕺山以西地域，地势明显低于上大路河——萧山河一线南岸，所以，这一地域在春秋时代为一片沼泽，极有可能。这样一来，越大城所缺“西北”之地，其实是一块沼泽广布，河道纵横之地。这样，大城“不筑北面”“决西北”，其用意已昭然若揭。天然的河湖沼泽水环境完全能够替代城墙达到御敌的目的。更者，考之蕺山——府山一线，我们发现九山中有六山位于这一地域附近，并构成一个圆弧线。越人完全可以藏匿于这些孤丘后面，突发奇兵，对来犯之敌形成围剿之势。即使战败，大城后方依然是地形复杂的河网地带，坚守很为容易。所谓有“内以取吴，故缺西北，而吴不知也”（《吴越春秋》）的奥秘大概就在于此。从军事御敌角度分析，我们不得不折服于越人“因天材，就地利”驾驭水环境的能力。
越人在构筑都城时，还充分利用了河道优势，疏通城市内外交通，加强经济联系。至于大城的内外交通，《越绝书》有“陆门三、水门三”的记载，显然，越都城的水路交通与陆路交通处在两样重要的地位上。大城的六座城门，我们在文献中只能找到三座，即北廓门、东廓门、雷门。其中，北郭门、东廓门是水门。北廓门（即今昌安门）是越都通往后海港口的主要通道，商品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国都内蕺山附近的河道中，再出北廓门到后海商港，再通过海路交通与春秋沿海各国进行商品交换。东廓门连接了越都与国土东境的水路经济联系。几年后建成的山阴故水道承担了把全国大部分经济基地的产品运输到国都的重要任务，故水道与都城的经济联系即是通过东廓水门来沟通的。
越人还可能依托城内纵横的水道建立起了基层行政建置。《吴越春秋》卷八载：“（越王）欲筑城立廓，分设里闾。”里闾是同级行政建置，都辖二十五家。里在城外，闾在城内。在河道纵横分割都城内土地、桥梁建筑还极少、陆路交通不便的水环境状态下，越国为管理方便起见，以河道为依托建立闾制也极有可能。
综上所述，越都大、小城的兴建，俨然是越人征服水环境的完美之作。越人通过利用和改造水环境，促成了都城政治、军事、经济功能的建立和发展。句践大、水城的建成，使于越民族有了一个坚固的中心，为越国复兴奠定了战略立足点。也可以这样认为，越都的兴建是越人征服驾驭水环境的一个试探之举，当都城建立起来后，他们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去征服更大的水环境，所以，紧接着就兴起了越人对山会沼泽平原的征服之战。这一战略举动，促成了越国的真正意义上的复兴。
三
都城建成后，越人大量从山区移居到这里繁衍。也就是在同一时期，越人开始了对沼泽平原的大征服。要治理沼泽，就必须先控制沼泽平原中的水涝。前面已述，山会沼泽平原中的水涝主要是由于北部的海水和南部的溪水灌浸而造成的。所以，要控制沼泽平原的水涝，就必须从南北两面入手，同时改造。那么越人是如何治理这一水环境的呢？
我们先来看南部。南部，主要就是湖泽地貌。《宝庆会稽续志》卷四引《会稽先贤传》曰：“贺本庆氏，后稷之裔。太伯始居吴，至王僚遇公子光之祸。王子庆忌挺身奔卫，妻子迸度浙水，隐居会稽上。越人哀之，予湖泽之田，俾擅其利。”这里，“至王僚遇公子光之祸”是指阖闾派专诸刺杀吴王僚，自立为王这一历史事件。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阖闾，此事发生在公元前515年。《史记·吴世家》也记载了这一历史事件：专诸“遂轼王僚。公子光竟代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由此可知，早在句践归国之前25年时，会稽山麓北侧已分布有“湖泽之田”。这里又谓“俾擅其利”，则其粮食收成必定不错。若把“湖泽之田”简单理解为是位于湖泽附近冲积扇上的田地，则必定有所欠缺。那么“湖泽之田”应该是什么样的田地呢？笔者认为，那时庆妻所居之地附近的湖泽，已经经过了人工改造。越人可能已在这里利用沼泽地中的孤丘修堤筑坝，在湖泽南岸筑起围堤，控制溪水的北泄。这样一来，这里的湖泊就避免了原来由于溪水的无节制灌浸而造成的沼泽现象。庆妻之田既可得到已经过改造的湖泊的灌溉，又可得到被堤塘蓄存起来的溪水灌溉，“俾擅其利”就说得过去了。那么，在越国复兴时期是否真正出现过这种堤塘建筑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在《越绝书》中有着明确的记载。《越绝书》卷八载：“富阳里者，外越赐义也。处里门，美以练塘田。”“富中大塘者，句践治以为义田。”“苦竹城者，句践伐吴还，封范蠡子也。其僻居，经六十步。因为民治田，塘长千五百三十三步。”“句践已灭，使吴人筑吴塘。”由此可知，在越国复兴这一历史时段中，越人至少修筑了四处堤塘，变湖泽为沃田。显然，这种堤塘建筑完全可能被推广使用，越国复兴时代的堤塘必定多于文献所记载的。当然，这种堤塘建筑除在湖泽南岸分布外，还可能在其它地方分布。如前面记述的苦竹塘就筑在苦竹溪上游，而文献中记载的古陆道，它也有堤塘性质，然而它却分布在湖泊北岸。越人在溪水上游、湖泽南岸、湖泽北岸修筑层层堤坝，有效地控制了溪水的北泄，为沼泽平原的更大治理提供了前提。当然，这种堤塘建筑是断断续续的，没有形成整体。
我们再来看北部。北部主要是河泽地貌，河泽地貌的形成与海水灌浸有很大关系。当南部溪水排泄由于堤塘的兴建有所控制时，在北部兴建海塘就迫在眉睫了。《嘉泰志》记载的绍兴历史上正式的海塘修建，是从唐朝开始的。然而，这里记载的是完整海塘体系。那么，零星海塘修筑的历史是怎样的呢？笔者认为，早在越国复兴之时，山会平原后海沿岸已有零星海塘修筑。《越绝书》卷八载：“石塘者，越所辖军船也，塘广六十五步，长三百五十三步。”“防坞者，越所以遏吴军也。”“杭坞者，句践杭也。”一般认为：石塘是越国造船中心、水军驻地，防坞、杭坞都是水军驻地，其中杭坞可能还是商港。这三处地方按其职能看，都是应该布局在后海附近的。特别是“杭坞”地名，今天还能找到。在萧山境内旧海塘沿线至今还有一座“航坞山”，“航”与“杭”音同，地名和地理位置的重合不是“巧合”二字就可以解释的。既然石塘是沿海而建的越国造船中心，而文献中又明明详细记载了“塘”的长度和宽度，可见，石塘就是古代的海塘建筑。防坞、杭坞作为水军驻地、商港，必定要求筑塘蓄淡，给基地里的士兵、居民有足够的淡水供应。同时，当时越国为蒙蔽吴国，其军事设施都极具隐蔽性，所以，高筑堤塘，内藏军船也未必不可能。另外，《越绝书》载：“朱余者，越盐官也。”朱余，是越国的制盐中心，其地望在今斗门镇朱储村北。为防止海水冲刷，在盐业生产基地北面修筑零星堤塘是完全有可能的。近年，在朱储村北发现了一段古代堤塘遗迹，印证了这一结论。《越绝书》还载：“浙江南路西城者，范蠡敦兵城也，其陵固可守，故谓之固陵。所以然者，以其大船军所置也。”固陵即今萧山西兴镇，春秋时，濒临钱塘江。既然固陵是越国水军大船军驻地，为了给大船一个安全隐蔽的停泊处，不筑堤塘也是不可能想象的。这样一来，春秋山会平原北侧至少分布着五处零星海塘建筑，当然，还有可能有更多的海塘分布着，随着考古发现的深入，一定能找到答案。
在建筑南部零星湖泽堤塘和北部零星海塘的同时，越人还对山会沼泽平原中的排水河渎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原来的河渎又浅又窄，排水量少，是造成山会平原漫溢的主要原因之一。到越国复兴之时，至少疏竣了几条主要的入海通道。今绍兴城——三江的内河航线，疑在那时已经疏通。所谓疏竣，即是对渎进行挖深加宽，从渎底挖上来的泥土，既可用来加固河渎两岸，也可用以修筑下游的零星海塘。《越绝书》卷八有“炭渎”、“铜姑渎”、“官渎”的记载，《嘉泰会稽志》有“射渎”、“石渎”的记载，这些带有“渎”字的古地名，必定都是一些濒临河渎的越人聚居点，其中，很大一部分可能是越国内河运转中心。“渎”的自然形态虽然发生了改变，但它的称谓却被人们口碑相传保留了下来。
在经过零星南堤北塘修筑和主要河渎的疏竣以后，越国的水环境已经大为改观。由原来的溪——湖泽——河泽水文地貌，逐步向溪——湖——河渎**水文地貌演进。山麓北侧形成了十几个面积较大的定型湖泊，山会平原中的沼泽化面积正在日益减缩。越人的活动范围，开始由孤丘逐渐向孤丘周围已成陆的地面扩展。随着水环境的治理和越人生存空间的拓展，越国开始在整个稽北丘陵和山会平原中建立起了体系庞大、结构合理的国民经济体系。
《越绝书》中记载了一些越国主要工、农业经济基地，如果按其方位、部门类别来分，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种植业，布局在国都附近，就近种植，交通便捷，保证了王室、贵族和平民的粮食供应，主要有麻林山、葛山、富中大塘、木客山、苦竹城、练塘、吴塘离城较远，分别是国境东、西两个重要农业基地。二是畜牧业，布局在稽北丘陵中，有犬山、白鹿山、鸡山、豕山。三是开采业，布局在矿藏区附近，有姑中山、赤堇山、锡山，分别盛产铜、铁、锡。四是冶炼业，布局在燃料产区，同时也临近原料产区，有锡山、练塘。五是制盐业，布局在距后海不远的朱余。所有的工农业经济基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靠近溪渎，交通运输方便。
四
在综合论述了越人改造山会沼泽平原及随之进行的国民经济布局后，我们宛然看到了越人改造水环境和越国复兴的宏伟场面。无可否认，越人勇于挑战自身所处的恶劣自然环境，为自己求得了生存与发展。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我们会更深刻地感受到越人“以水兴国”的伟大复国战略。
首先，以“治水”为先导，促成以国土开发与巩固为特征的政治稳定局势。越国复兴前，越虽受吴所封“百里之地”，然而在当时生产力低下，效能不发达的历史背景下，越人多是散居，各居民点之间缺乏联系。随着沼泽治理的深入及故水道的贯通，越人可以溯溪沿渎开展大规模水路交流。南可到达稽北丘陵内陆，使原来的各居民点因移民迁入而不断膨胀。我们说，人是自然的主体，在还没有国界划定的春秋时代，哪里有越人，哪里就是越国国境。所以，那些以“治水”获得而开发、膨胀的越人聚居点，把越国国土真正固定了下来，改变了过去“随陵陆面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的游民生活。
其次，以“水运”为依托，建立起了以国都句践大、小城为中心的经济大一统格局。山阴故水道，犹如一条动脉东西向把几十条南北各的大小河渎串联起来，构成了越国东境、北境发达的内河运输体系。这一体系的地理中心落在越都位置上，所有越国经济基地生产的商品都经水路汇聚到国都，再从国都运到后海商港，通过海运与其它沿海大国进行商品交换。越都在这里起到了商品汇聚和发散的经济中心作用。笔者认为今者三江附近可能是距越都最近的商港。陆游曾有《三江》诗云：“三江郡东北，古戍郁嵯峨。渔子船浮叶，更人鼓应 。年丰坊酒贱，盗息海商多。”可见，在南宋时三江被称为“古戍”，是商港、渔港之地。南宋三江港利用了古代越国港址，也未尝不可。其它，在今安昌镇大和片境内白洋村附近，文献记载直到元代时还有大船停泊。《越中揽胜》认为后代的白洋港即是《越绝书》中的“舟室”之地，也是越国商港。另外，防坞、杭坞、石塘等军港在和平年代也曾供商用也极有可能。而这五处可能存在的越国商港之地，也越都的交通联系都极为方便。这样，以越都城为转运中心的漕运——海运体系建立起来了，加快了越国经济复兴的进程。同时，越都城凭借其交通运输中心的优势，转而占据了全国经济中心的位置。
除此之外，越国还以后海为凭借，以漕运为支柱形成了坚固的海防军事体系。石塘、杭坞、固陵一字排开，布局在后海南岸，凭借后海天堑以御强吴。当然，越国沿海军事设施可能还有多处。如在三江商港附近置以军船加以保护，也极有可能，这符合越国商港、军港合处的布局特征。众所周知，国家军事基地需要厚实的物质基础加以保障，而越国正是利用了自身的天然水环境来保障军事基地的物资供应的。如吴塘、苦竹塘的大量农产品可直接通过古城溪、苦竹溪及其下游河渎运输到沿海军事基地。即使是国土西境的固陵城，也可由越国故土——浦阳江流域生产的农产品经渔清给以物资支持。在利用本地水环境前提一，越人解决了军事基地的交通运输及物资供给问题。越国的坚固海防军事体系随之建立起来了。
政治、经济、军事强盛体系的建成，是越国完成复国、达到复兴的标志，也完成了越人由“点”到“面”治理水环境的复国战略。越人改变了原来“水属苍天”的沼泽地水环境，建立起了一个由溪一湖一渎一海组成的全新水环境。这是越人智**通勇敢精神的结晶。越人在这片用自己双手开垦出来的土地上耕种、生产，终于建立起了一个真正强大的越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