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人家 2008-2-17 23:25
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与文明演进的关系
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与文明演进的关系
袁靖
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对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的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做过系统、科学的研究。此次“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设立“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与文明演进的关系”这个课题，就是应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相结合的方法，对山西陶寺、河南王城岗、新砦、二里头等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人工遗物及相关遗迹进行研究。研究中涉及的经济和技术发展状况包括农业耕作，家畜饲养，青铜器、陶器、石器和玉器制作等。此项研究对于了解中原地区文明形成时期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探究生产力发展对于文明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项研究在多个领域涉及到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结合。20世纪90年代后期“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启动，对促进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结合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还仅主要限于年代学、天文学等领域。“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2001～2003)”对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结合是又一次有力地促进，其结合的范围扩大到地球科学的相关学科和冶金史的研究。而此次探源工程第一阶段本课题的研究则又代表了一个新的层次，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植物考古，动物考古，食性分析，陶器、石器和玉器分析等。加上原有的年代学研究、环境考古学研究、青铜器制作技术的研究，涉及到自然科学相关学科和考古学结合的各个主要领域，对于促进多学科的合作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农业研究研究领域，考古学者通过对陶寺、新砦、二里头和王城岗四处考古遗址的380份土样开展的系统浮选工作，获取到了大量的植物遗存资料。通过对这些珍贵的植物遗存资料的研究，我们对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农业经济的特点和发展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原地区农业经济始终表现为以种植粟类作物为主的特点，即延续着中国北方旱作农业传统。但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在龙山时代，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在种植粟类作物的同时，开始普遍地种植稻谷。在二里头时期，稻谷的种植规模和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都到达了顶峰，同时小麦也开始传入中原地区。到了二里岗时期，稻谷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小麦的种植规模突然大幅度提升，预示着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种植制度的一次根本性改变的即将到来。另外，自二里头时期开始，中原地区已经建立起了包括粟、黍、稻、麦、大豆在内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多种农作物的种植制度其意义不仅在于可以提高农业的总体产量，而且还在于能够减少粮食种植的危险系数，这也是农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家畜研究研究领域，这次通过对王城岗、新砦、陶寺、二里头等4个遗址出土的51712块动物骨骼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对公元前2500至1500年前中原地区的家畜饲养特征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我们发现在这一时间段里，中原地区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继承了以前的传统，即以饲养家畜作为获取肉食资源的主要手段。但是，各个遗址都在保持传统的家猪在全部哺乳动物中数量最多的前提下，在家养动物中增加了黄牛和绵羊等新的种类。在当时及后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黄牛和绵羊除了可以丰富当时人的肉食资源种类以外，在宗教祭祀方面也有其不可或缺的价值。商代晚期甲骨文中提及的“太牢”和“少牢”等王和卿大夫的祭祀活动中必须使用的牛、羊和猪，在这个时期都已经存在了。我们发现绵羊是一种出现相当突然的家养动物，可能与当时已经存在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有关。对绵羊骨骼的DNA研究也为进一步确认这种交流提供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另外，因为黄牛和绵羊的饲养都比公元前8000年出现饲养家犬、公元前6200年前出现饲养家猪要晚了数千年。进一步探讨为何直到公元前2500年以来才开始把黄牛和绵羊作为家畜饲养的动因，也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认为，饲养多种家养动物不仅可以进一步确保肉食资源的供给，同时这些动物后来也成为等级的象征，分别在沟通不同身份的人与神、祖先的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从肉食资源到宗教行为，这个时间段里新出现的家养的黄牛和绵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青铜器研究领域，我们认为，公元前2500至公元前2000年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及其铸铜遗物发现的实例较少，公元前2000至公元前1500年才是青铜器及其铸铜遗物首次大量出现的阶段。我们以往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进行的分析和研究，确定了它们的成分和制作工艺。此次通过对二里头遗址的各期铸铜遗物的研究，发现二里头遗址可能存在两种合金使用传统，即砷铜的使用和锡(铅)青铜的使用传统。前者向后者的转变大约发生在二里头遗址二期，砷铜的使用和锡(铅)青铜的使用可能有相当长的共存时期，含砷的传统延续到锡(铅)的合金制品，即出现含砷的锡(铅)青铜。鉴于多次检测到含有银、铋、锑等元素高锡铅(砷)合金颗粒炉渣，推测配制锡(铅)青铜(可含砷)的锡料可能来源于铅锡合金(可含砷)。上述事实将二里头遗址合金配料来源引向一种锡铅(砷)共生的矿产资源，即原生的铅锡共生矿。铅锡共生的矿床通常伴生有砷、银、铋、锑，此类矿床的各矿带的可产出不同的矿石。如矿床中雄黄、雌黄、毒砂、砷黝铜矿等直接添加到熔铜过程中，即可获得砷铜。而矿床中的含锡铅砷矿石焙烧、冶炼可获得铅锡合金及黄渣等，与铜配合则能获得锡铅(砷)。冶炼技术的演进也可能导致不同的合金出现，在早期还原气氛较弱的条件下，即使有含锡铅砷的矿石加入到熔炼过程中，锡也难以被还原出来，而只能得到砷(铅)铜。因此从砷铜到锡铅(砷)青铜的转变可能是对同一矿床不同程度的开发和冶炼技术进步(还原气氛增强)共同作用的结果。铅锡砷可能来自同一矿床的推断，对于揭示二里头遗址青铜器的制作工艺特征及其演变过程，寻找其原料产地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在陶器分析领域，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出土的72件陶器样片的分析，我们认识到其中有54件陶器样品为软陶，其烧成温度大多在900～1000℃之间。其制作原料为普通粘土，亦中原地区的黄土。依据微量元素和痕量元素的分析结果，可以把二里头遗址出土的72件陶器分为A、B、C三组，A组包括各期的缸、豆、罐、盆等大多数普通陶器，B组主要集中了白陶的尊、鬶、盉、爵等比较特殊的器物，C组则是1件属于四期的灰陶爵。这三组的差异既反映出制作陶器的胎土的不同，也可能与当时存在的文化交流有关。涉及文化交流的证据是那件属于C组的灰陶爵，其成分与其它陶器具有相当明显的差异。另外还有A组的2件从器形上看明显属于山东岳石文化的深腹罐，它们的微量元素和痕量元素显示出其与二里头遗址的陶器成分极为相似，这两件深腹罐很有可能就是在二里头遗址制作的。即山东岳石文化的制陶工艺传到了二里头遗址。由此可以看到，陶器研究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其在探讨文化交流方面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石器分析领域，通过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公元前2500至公元前1500年这一历史时期，即从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生产工具从器物的种类到器物的形制等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二里头文化时期虽然出现了青铜生产工具，但它们数量较少，并没有取代石器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也没有促使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生显著的变化。但是与公元前2500年之前的考古学文化相比，公元前2500至公元前1500年这一历史时期的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在公元前2500年之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和龙山文化早期阶段，石器以斧，锛、锄、铲等为主，磨制石器中石斧的数量最多，通常占到出土磨制石器总数的30H到40H。此外在此阶段还存在有一定数量的打制的敲砸器、砍砸器等。而到公元前2500至公元前1500年的龙山文化晚期阶段和二里头文化时期，打制石器已十分少见，石斧、石铲等在各类生产工具中所占的比重下降，而刀、镰等收获工具在各类生产工具中的数量则占绝对优势。由此可见，刀、镰等收获工具数量的大增表明了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作为当时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最为基础、最为主要的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显著提高，带动了其它经济领域社会生产的极大发展，在文明演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玉器分析领域，我们对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石器、绿松石等制品和陶寺遗址出土的少量玉石制品进行了矿物、主微量元素分析以及生产工艺研究。矿物研究和主微量元素分析的结果显示，这次分析的很大一部分二里头遗址的玉器样品从矿物学的角度来讲，不属于真正的透闪石软玉，而属于其它的矿物，似乎当时的人们对于玉料的选择还很随意，或者说是玉料紧张而用其他易得的矿料代替。不过这个结果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取样的制约。由于此次选择进行矿物、主微量元素分析所用的样品是基于有损分析的角度来考虑的，我们没有选择珍贵的样品，所以我们现在的认识可能带有片面性，需要进一步对更多的样品进行分析之后再下结论。玉器制作工艺研究的结果显示二里头文化中闪石玉器开片是以片切割技术生产毛坯。玉器制作过程采用了琢制、锯切割、管钻穿孔和研磨抛光等技术体系。我们通过照相技术确认闪石玉圭和石钺上的装柄痕，为探索圭、钺的装柄方式提供了科学的证据。同时还确认了牙璋阑部的浅刻花纹，牙璋上的一些浅刻纹饰是二里头文化玉器纹饰一种特色。我们对二里头文化绿松石嵌片、管、珠制作和使用历史作出初步复原。这个复原对嵌片的制作、形式分类、拼合方式及对大型龙形器的工艺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古代人类食性(主要饮食结构)分析领域，我们利用碳、氮稳定同位素方法分析了二里头遗址、新砦遗址、陶寺遗址出土的41个人骨标本，通过分析获得了有关这三个遗址人类食物状况的信息。碳同位素分析结果表明，这三个遗址中古代居民食物结构基本上是以C4类食物为主，即以粟和黍类为主要食物来源。但三个遗址地域上的差别在碳稳定同位素数据中也有显示，其C4类植物在食物中所占比例按新砦遗址、二里头遗址、陶寺遗址的顺序依次增加，这或许与地域环境有关。新砦遗址所出土人骨多来自贫民墓和乱葬坑，其来源背景相对复杂，这在其稳定同位素数据的散乱度上也有表现。氮同位素的分析结果显示，二里头遗址、陶寺遗址、新砦遗址古代居民食物结构中的蛋白质比例有高低之分，即二里头遗址古代居民食物的营养级较高，另外两个遗址居民食物的营养级较低(个别样品除外)，这可能与各遗址当时家畜饲养业的发展状况有关。同时结合遗址的文化面貌和出土人骨的背景资料分析，其中或许还有等级差别的因素。通过对陶寺遗址和二里头遗址出土的10块猪骨标本进行分析，显示当时当地人与猪的植物性食物来源相近，反映出当时的农业发展程度已经能够支持家畜饲养所需要的食物消耗。
总而言之，通过以上的研究，我们发现在公元前2500年至1500年前这个时间段里，出现多品种的农作物种植制度、家畜种类多样化及等级化、青铜冶铸取得明显的进步、主要石器种类出现变化、玉器和绿松石制作出现新的工艺、出现原始瓷、从陶器上也发现存在文化交流的证据等等。虽然此次研究的遗址数量有限，我们还不能具体地就上述各种因素的出现和中原地区文明演进的关系做出明确和详细的结论，但是恰恰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前这个时间段出现了上述这一系列新的因素，其中多种新的因素又和以后的商周时期的经济技术状况密切相关。因此我们认为，出现多品种的农作物种植制度、家畜种类出现多样化及等级化趋势、青铜冶铸取得明显进步、主要石器种类出现变化这些新的因素，很可能就是引起当时社会变革的重要经济基础。这一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
同时，此次研究也为今后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探讨奠定了较好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们这次对出土的绵羊骨骼进行了DNA分析，这在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中尚属首次，DNA分析可以应用到古代各种家养动物的研究中去，这对中国整个动物考古学研究必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另外，食性研究方法的进一步完善和积累了一批新的数据，也是此次研究的主要成果。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6年0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