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人家 2008-2-17 23:24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特质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特质
——创生与融合的文明
汪 国 风
(天津画院，天津300040)
摘 要：文化是人文地理环境的产物，不同的人文地理环境，形成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必然具有不同的文明生发模式。中国由于得天独厚的人文地理环境，不仅为农业提供了长足发展的条件，而且为文明的创生与发展提供了保护，从而创造了与西方的贸易、掠夺、殖民三位一体的文明发展模式迥然不同的农耕、兼并、融合三位一体的独特文明发展模式。
关键词：人文地理环境；农业长足发展的条件；自然和小农经济；创生与融合
中图分类号：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5)01-0000-08
得天独厚的人文地理环境
“世界屋脊”与海平面的巨大落差，使中国的自然环境变得十分复杂：在气候上，纵跨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和寒温带，几乎包括了各种气候类型，从而构成一个以温带为主、十分有利于农耕文明长足发展的大环境。而且，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土壤与气候结合得很好。每年天气暖和的几个月里，季风雨降临，使农作物能一年两熟；这种情况与中东和欧洲迥然不同。”[[i]](P67)“适应农作物生长的夏季几个月里，季风给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带来了充足的雨水，而在欧洲，雨水多半集中在草木不生的冬季几个月里。”[[ii]](P323-324)其实，这种情况不仅是中东和欧洲，就连美国、印度等国家也无法比拟。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就说过：“在中国，冷热的交替并不像我们伟大的共和国所看到的那样毫无规律、无法预测、变幻不定，而是平稳、井然有序的……中国人的日历把二十四时节的其中一个定为‘霜降’。几年前，霜降是十月二十三日。那一年，直到十月二十二日，都一直无霜，恰好在二十三日的凌晨，大地辅上了一层白霜……从未看到过有超过他们历书上所确定的日期三天的反常情况。”[[iii]](P216-217)印度的农业则全依赖季风的正常与否，“每当季风推迟，就会给印度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只要这类现象连续重复二、三年，那就是一场饥荒”[[iv]](P53)。
在地形上，中华大地则从西往东倾斜，形成从西北的青藏高原、中部的丘陵地带到东南沿海平原，落差世界第一的**台阶式、极为丰富而又复杂的地貌，更有众多江河湖泊所构成的水系穿插其间，因此，尽管中国的可耕地仅占全部领土面积的10%左右（领土面积略小于中国的美国，可耕地高达40%），却具有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极其丰富多样的自然风貌和自然资源。就农业资源而言，农作物品种的丰富多样也是世界第一，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农产品的世界博物馆。相形之下，西方的农作物品种就相当单一，正如布罗代尔所说：“小麦、面粉、面包三位一体，贯穿整个欧洲历史，对当时的人来说，活着，‘那就是啃面包’……面包价格‘上涨’会牵动一切，掀起轩然大波。伦敦、巴黎或那不勒斯，莫不如此。”[4](P165)而在中国，五谷杂粮、蔬菜瓜果十分丰富，任何一种主食农产品歉收，都只能造成局部的影响，从不会因此引起轩然大波。
在人口上，中国从远古到秦，才发展到2 000万"3 000万之间，至汉以降的近1400年间，虽然在唐代安史之乱前的755年，达到过8 000万"9 000万的高峰，北宋后期(11世纪)也曾达到1亿，但皆是昙花一现，总的来说，一直在5 000万"6 000万左右徘徊，直至明代后期（17世纪初）才突破2亿大关。就是说，尽管中国始终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但之于地大物博，直到近代之前，人口却并不“众多”，并且始终没有形成过西方国家的那种必须向外扩张的人口压力。虽然在中国的历史上，天灾人祸不断[1]，但正如歌词所唱：“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广阔的发展空间给予灾民以足够的回旋余地，无论是人口压力还是资源枯竭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杀婴、移民、流民、就食、游民、戍边、罪犯流放……直至周期性的造反起义和改朝换代，以及开荒、围湖、修梯田、发展间种、引进高产作物等多种方式加以缓解和消化。所以，正如葛剑雄所说：“中国本身的人口压力从来没有成为向外扩张的原因，也不是开拓疆土的动力”，即或中国的人口“增加到上世纪的4亿多，但都是依靠本国生产的食物供养的，从未产生过向境外寻求生存条件的企图，因而中国的人口数量从来没有构成对外部世界的威胁”。[[v]]
就人文环境而言，中国——这个面积比西方(主要是西亚、西欧和南欧)的总和大得多的广大地域，却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之中，与西方那种四通八达的环境形成鲜明的对照。正是这一“举世无双”的人文地理条件，不仅使中国的文化与文明得以独立自主地创生，并且在基本上没有受到异质文化摧残的情况下，因地制宜地生发出一套独特的生存发展模式——即与西方的贸易、掠夺、殖民三位一体的生存发展模式[[vi]]截然不同的农耕、兼并、融合三位一体的生存发展模式。
[1]单是一条黄河，从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两千年中便决口1 590次，大规模的改道26次。仅1938年的改道，受灾人口就达1 250万，死亡89万。参见胡兆亮等编著：《中国文化地理概述》，第4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i]][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ii]][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iii]][美]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iv]] [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M].北京：三联书店，1992.
[[v]] 葛剑雄.人口与中国疆域的变迁——兼论中国人口对外部世界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995夏季卷.
[[vi]] 汪国风.西方文明的起源与特质[J].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4(1).
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独特生存发展模式
中华民族早在一万多年前，便有了原始的农业生产[1]，至标志文明社会的青铜时代前夕，已有了8千年的发展历史，并且在相对封闭而又丰富多样的环境中，创生出多种多样的农耕文化圈。荦荦大端，则为已故的苏秉琦先生所总结出的中国考古学文化六大区系，即面向海洋的三大块：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和面向欧亚大陆的三大块：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关中、豫西、晋南邻境为中心的中原，以洞庭湖、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这意味着中国的农耕文化不仅具有六大类不同的模式，而且兼有大陆和海洋两种文化内涵，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说：“中国在人文地理上这种‘两半合一’和‘一分为二’的优势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i]](P170)
由于农耕文化、特别是始终处于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状态的农耕文化所具有的靠天吃饭和自给自足的特性，决定了农耕社会不可能积累起足以让北方游牧民族垂涎、并诱发他们化为骑马民族的巨大财富和物质文明，所以，邻近的游牧民族在很长的时期中，也基本保持原始状态并未化为骑马民族。加之相对封闭的人文地理环境的保护作用[2]，使中华农耕文化能够在没有受到异质文化摧残的情况下向农耕文明过渡，从而也就保证了中国农耕文明以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独特发展模式独立创生和发展。
直到两千多年前的战国后期和秦汉帝国时期，农耕文明已然成熟、成型之时，骑马民族的冲击才姗姗来迟。因此，尽管在以后的两千年中，他们不止一次地占据中国的半壁江山，甚至在元、清两代完全入主中国，却非但不能毁灭中国的文化传统，反而无一不被中国文化传统所融合，自己也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也就是说，就血统而言，中华民族、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汉族，与西方各民族一样，都是杂种民族。但就文化而言，中华民族文化，却始终是围绕着汉族文化发展，并形成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兼收并蓄的融合文明。
[1]近年考古发掘，在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南永州道县玉蟾岩，发现了距今12 000年左右的“玉蟾岩栽培稻”，以及最古老的陶器残片，这表明中国早在1.2万年前就有了相当成熟的原始农业和原始陶业。参见乌东峰：《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有新拓展》，《新华文摘》2003年第7期。
[2]中国的封闭状态只是一种相对的封闭状态，并非像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的那样“四面一直被有效地切断”，而是始终存在四条通道：除了大家熟知的出河西走廊过中亚沙漠绿洲的丝绸之路外，还有近来逐渐进入大家视野的经南海西行的“海上丝绸之路”与越过云贵高原到达印度和东南亚的“西南丝绸之路”，还有鲜为人知的横贯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之路”。但高山、大漠、海洋、森林等构成的艰难险阻，既不妨碍中国与四邻相互间的交流，从而为中国农耕文化的长足发展不断提供新鲜的营养和动力，使之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且又阻止了异质文化的长驱直入，有效地保护了中国农耕文化的正常发展。
[[i]]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三联书店，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