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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兵器时代的战争 明末篇

明神宗25没有上朝，消极怠工25年，算得上古今中外头号懒皇帝。就在他当政的时代，满人从因中国历史上最寒冷的气候而被迫南迁後的饥寒流离状态中开始恢复，逐渐建立起了社会组织和武装。其时的满人，甚至比不过金时代的女真。高丽的史书上记载了大量满人过去讨饭的悲惨情景，衣衫褴褛、食不果腹，逐户乞讨，甚为可怜。



一切都是为了生存，南方的大明拥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和文化。可以提供盐、铁、粮食、瓷器、茶叶、纺织品……，这些生存的必需品。明离开了满洲可以生存得很好，满人离开了经济贸易几乎无法生存。



贫穷的满人和今时的藏人一样，有纯朴厚道的一面，也有迷信武力的一面。今时的藏区，常有贫穷的藏人不顾生命的危险去采摘雪莲花，而一朵却经常只能买三两元，我还听说过五毛一朵的收购价格。藏人能生产什么来获得现金呢？也只有这些了。



其时的满人，可用来交换的也只有人参、鹿茸、毛皮这些东西了。千万别指望这些东西像现在这样珍贵，可以卖上多好的价钱。对於精明的汉人商人来说，深入林区就是为了丰厚的利润。一包盐换一枝上好的人参是合理的交易。



满人并不介意这样今人以为不合理的交易，这样的交易是绝对的市场经济，所以原本也相当合理。



这样的所谓不平等贸易伴随人类的始终。19世纪初期的三流国家——美国，经常有敢於冒险的商人将大量的毛皮跨越重洋运到中国，交换瓷器和丝绸。因为英国的制裁，荒蛮的美国能用来交换的也只有这些了。而今天的美国当然不再用毛皮换瓷器了，而是用一个小芯片，或者2元的光盘刻上软件不增加一克重量就升值到上千元，足以换几头大肥猪了，或者是非洲的若干亩热带雨林的开采权力。



但是和汉人稳定的农业文明比起来，游牧文明和在森林和草原上获取资源的日子极不稳定。一场暴风雪可以让牧民若干年的心血化为乌有，牛羊肉可不比粮食可以存放好多年，失去生命的牲畜大多腐烂。而获得人参、鹿茸、毛皮的数量和质量更是难以预测和掌握的。



记住这一点：所有的游牧民族都基本上是从农耕时代的早期转化出去的人发展而来，从来都没有绝对的自给自足。做饭需要铁锅吧？铁从那里来？盐也需要，还有草原上牧民吃肉，维生素怎么办？喝茶！茶叶从那里来？这些都需要交换。需要从农业文明中交换而来。



交易顺利进行的时候，一切都非常和谐。满人和其他的草原民族一样，羡慕汉人的物质生活，满足於交换回来的生活必需品。



可是，当采摘不到足够的人参，捕获不到足够的猎物，风雪和其他因素让牲畜减少的时候。满人不能交换回来足够的生活必需品。於是价格谈判中有了争端。汉人的商人和其他任何的商人一样，不承担救济的任务。於是满人要么去抱怨老天，自认倒霉回家；要么用贪婪的眼睛看著汉商拉著货物离开，那些珍贵的盐巴、铁锅、茶叶、布匹……。



於是一切都自然而然的发生了，有人开始抢劫汉商的财物，甚至杀害汉人。也有人没有食物去乞讨，遇到不那么慷慨的自然心生怨恨，乃至於铤而走险，如同今天经常报道的某人流落异地，饥渴之後如何如何。



这些行为得到的结果，一方面是明王朝责成族长们捉拿凶手，一方面是经济制裁。交换市场开始萎缩，整个民族都感到恐慌。



这样的局面，很适合英雄的出现。或者说这样的时候，总有那么一个英雄出现。英雄从事煽动大家，领导大家的任务。英雄不是带领大家去学习先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换回更多必需品，英雄将带领大家采取一种更直截了当的方式——集体抢劫，也就是战争。对满人来说，这个英雄就是——努尔哈赤



上述说明并不是为抢劫犯找理由，只是分析汉文明和其他草原民族的对抗的内因几乎都是这样，也包括满族这个草原和山林中成长起来的民族。怀壁其罪呀，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现代富人修别墅，请保安，养狼狗。国家呢，修长城，养军队。农耕的汉文明，拥有大片最适合人生存的土地资源，占有大量的财富，自然被时刻窥伺著。





满人其时只有几十万人罢，没准确数据，因为那时候的满人可没有什么现代人口统计，甚至也没有中原王朝的人口统计。不过十万八旗子弟入关已经包括了大部分的男丁和部分家眷。



抢劫犯遇到的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抢劫的对象拥有数千万的人口，几乎无限的补给能力的强大国家。想像一下现在给你100个人，配备速度很快的交通工具、手枪，要你带领这100个人去抢劫某个城市，你将怎么做？



事情显然可以做，但是很显然，一想到数以百计的护城部队和万人以上的老百姓，靠这100个人，估计你也没信心要占领这个城市。



反过来，架设你是这个城市的市长，如何对付这伙抢劫犯？他们的马匹很快，而且非常擅长游击战术。大部分时候是当你调集部队的时候，他们就撤退到山里，你跟踪追击的话，正好中了对方「敌深入」的计。所以最经济的办法是在抢劫犯到城市来的必经之路上修那么一个城堡，架上大炮，派那么几十个人守在那里，等他们来的时候，架上大炮轰，让要塞成为一架绞肉机。



明就是这么做的，袁崇焕的5000人，在宁远就可以对抗10万满洲骑兵。



问题是，明王朝的皇帝，居然拖欠守城将士的工资！



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个小问题，那时候的军饷可不是现在士兵的津贴，用来买点小玩意。



这些守城的士兵，大部分都是带著家眷的，这些家眷可都要靠丈夫和父亲的军饷吃饭。拖欠工资的直接後果就是一家大小饿饭。



当拖欠达到几个月的时候，现代的工人肯定要闹罢工甚至殴打老板。当兵的回到家看到饿得哭的孩子和幽怨的妻子，还有气息恹恹的老母，说真的，什么都干得出来。这个时候你给他大讲什么爱国忠君，舍小家顾大家，勒紧裤腰带干革命的话，估计他很可能给你两耳巴子，并且会指著你鼻子说：大明都付不出工资，鬼才相信！



的确如此啊，那时候的明和满洲的国力对比，超过当今美国和伊拉克的差距。你能想像果美国也拖欠到海湾打仗的美国士兵工资几个月的事情吗？而且同时考虑这些美国兵还带上他们的老婆孩子，靠工资买牛奶和面包。



国家似乎很穷，李自成攻进北京，在户部的国库中只拿到不到十万两白银，可皇帝的私房钱却有白银三千多万两，黄金几百万两！这是什么概念？？明王朝一年的税收才400万两，皇帝的私房钱相当於10年国家税收的总和！想像中国现在一年的税收有一万亿人民币，假设今天中国还有皇帝，这个皇帝居然有十万亿的私房钱！可叹的是，明皇帝的私房钱最後都被李自成拿去了，却舍不得给自己的士兵发军饷。



庙堂之上者，很少都难以理解下层的辛酸，能理解的，就能成为英雄了。



即便如此，如同撒达姆最牛的时候也没说过要占领美国，即便假设美国士兵拖欠工资。同样的满人当时说真的，也没有做过占领全中国的梦。听到到过南方的商人回来添油加醋描述大明城市的富饶和美丽，疆域的辽阔和女子的妖娆，人口的众多和风物的优美，流口水之余看著自己的那几口子人。抢点东西的念头有，彻底占领的雄心却实在打不起来。



蒙古骑兵的铁蹄踏遍了欧亚大陆，几个月占领一个所谓的欧亚强国是经常的事情，可是征服半壁江山的南宋却花了几十年时间，三代人的功夫。而且南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对外自称儿皇帝的王朝，软弱和她精美的瓷器一样有名。



蒙古骑兵在征服了阿拉伯、波斯、印度、印支，全线包围南宋之後，还耗费了几十年时间。他们面对的难题同样是坚固的城市——那意味著狗咬刺猬；密集的人口——那意味著放单很危险，还有几乎杀之不完的敌人，消灭了一个军团，总还有更多的军团来补充。而自己来那么一次全军覆没的话，再怎么鼓励妇女生孩子也得20年後才能又组织一只军队。



满人面对同样的难题，而且他们还没有成吉思汗那样的雄心，实际上，蒙古人彼此的战争经常影响满人。曾经有一个战败後的蒙古部落西迁，还来和满人争夺地盘，逼得满人大规模南迁。



而明王朝，则一直是一个军事强权，靠驱逐蒙古人建立的元起家，蒙古人从中原败退後，依然保持著强大的武力，所以明王朝一直有一只全世界最庞大的常备军队，人数超过百万。



和宋不同的是，明王朝从来没有想过妥协，甚至反对对自己有利的妥协。这甚至於有点过分，宋可以对金称儿皇帝，但明的时候，满人要求谈判开放市场的这丁点要求也被坚决的拒绝。一句话——不谈判、不承认。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放下武器、称臣、接受领导。多半还要加一条：审判战犯！



不谈判的结果实际上只有一种情况可以平息战争——那天满人打著白旗绑上自己的首领押送到明的前线指挥部，然後接受明王朝的统治，然後等著贸易的重新繁荣，等著胆战心惊的商人重新回到满洲来做生意。这显然不可能，所以战争只有持续下去。



这本来是一场拉锯战，汉文明和草原文明的拉锯战从来没有停止过。拉锯战对汉人有利，因为只要出那么一个稍微英明点的皇帝或者给英明的将军多一点时间，剿灭一个异族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从匈奴、突厥到蒙古，从来都是如此。



可是，和蒙古人遇到最软弱可欺的南宋更有利的是。这一次中国自己闹起来了。李自成攻进了北京，明皇帝被迫自杀。对方的将军跑来找自己帮忙。就在李自成和吴三桂杀得兵困马疲，眼看吴就要败的时候，满人的军队突然出现。李自成的部队正以为胜利马上就要到手，却忽然面对10万满洲骑兵。马拉松运动员眼看就到终点，露出幸福的微笑的时候，突然有人告诉他，还有20公里需要跑。这样的情况对心理的冲击是巨大的。李自成兵败也怪不得他。



这好比日本人对中国的战争，若日本人占领东北後不动。等到国**打得热火朝天，解放军刚占领北京的时候，国民党的将军带著日本人一起打，那局面可以想像多乱。这里只是假设举例，历史不完全一样，也没有帮日本人支招的意思。比方而已。小日本已经战败好多年。



中国这个国家，其实从来就是难以被征服的，或者这样说，除非中国自己乱，否则地球上还没有出现过一个可以在中国强盛时期实力足以征服中国的民族或者国家。即便是现在的美国也做不到。完全力量的抗衡，中国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但是这个国家出现兄弟相残，左手打右手的情况，於是诞生了清王朝。







明朝的军事力量

　

经济、文化、科技甚至军事技术都遥遥领先的明朝为什么会在十七世纪还败在半野蛮人的满洲军队手下，这是个让人想破头的问题。

……以下是明代正规军的装编表，由金观涛的<<开放与变迁>>中， 节录於 <<皇明经世文编>> ”每一营(5000人)其用霹雳炮3600杆，合用药9000斤， 重八钱铅子90万个...步枪 大连珠炮200杆， 合用药675 斤.....无法知道类似今 日何种武器， 可能是机枪，或是连发多管火箭手把铳400杆..... 盏口将军160位...盏口将军是明代对野战重型炮的称呼 ”另外有1000人为骑兵整理以後，会发现明代的部队十分机械化——一个5000人的营有: 1000骑兵 3600步兵(全配火器) 400炮兵(每人一把防身用手枪， 管160门野战重炮，及 ”大连珠炮” 200门 ) 丰臣秀吉学习织田信长，使用只占日正规军1/10的火枪队统一全国後， 以为这样就天下无敌，立刻攻入朝鲜，结果遇上了上述编制的明军时，才发现日军的火器太小儿科了。同样的，後金(清)最初面对的明军亦是如此；但没有火器，只有刀剑的後金怎麽入主中原建清朝? 别以为这个装编表是後人追记的，这是1550年左右的曾铣所谈， 当时的皇帝为世宗，正被蒙古及倭寇所困扰，五十年後丰臣秀吉进犯朝鲜，七十年後努尔哈赤建後金。

    说明一下：“霹雳炮”是一种前膛装填，类似步枪的手持武器。所谓盏口将军是指炮的口径有盏口（大酒盅）那么大，明朝自制军械中还有“碗口将军”，为更重型的火炮。大连珠炮是多个霹雳炮式的身管装在一起，点燃引线就一齐击发，形成密集火力。当时的火炮十分笨重，400炮兵就要管理几百门火炮，必然是有配套的畜力牵引设备。可以看到，明军装备的“现代化”和”机械化“，比起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弓箭刀枪的清（后金）军，其差距还要大过本世纪50年代朝鲜战场上的美中两军。

     当然这样的装备不是所有明军都能普及。明朝的军制十分复杂，概念上最精锐的部队是京师的京营，分为“五军营”“神枢营”和“神机营”三大营，其中神机营专门使用火器（其建立还是永乐年间征交趾，从那边学得火器之法。火药的发明国还要辗转从越南人手里向西方学习火器，可叹。），在明朝中后期人数保持在七八万左右。上述装备表应该是神机营特有的。其他的明军则是冷兵器和火器混用。如明朝新兵营的操典，规定军人两分习刀矛，六分习弓弩，两分习火器，一般明军的装备就应该是这个比例。而清军在入关前的装备，和他们祖先金兀术哈迷嗤没啥区别。

    我在北京的时候在承德、故宫看过不少清朝博物展览，从多尔衮到顺治时代的留下的御用武器、亲军武器，不过是弓箭、刀矛，甚至有狼牙棒。但是有一个深刻印象：这些武器都十分沉重粗大，一个现代的健壮男子多半别想使动，挨一下更不得了。比如箭簇有小孩的手掌那么大，铁剑则根本是一根大铁棒，看起来象杨过那把剑，hehe。真是野蛮人的装备啊。人数方面，明朝军队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数一数二的。朱元璋刚建国的时候，全国军队达180万人，后来永乐到正统时期甚至超过200万，正统以后保持在120万的水平。相对全国五六千万人的人口水平，明朝实在有点穷兵了（黩武两字我想用不到明朝头上，原因后面说明）。



    提两个例子作比较：幅员辽阔得多，边事也频繁得多的唐朝，天宝之前人口大致与明朝相当，军队在50-60万之间。天宝后全国持续内战，人口下降到明朝水平的三分之二左右，全国军力也就80-100万，且其中一半左右为藩镇私兵。8亿至12亿人口的PRC，素来被诬为好战，历年平均军人数也就比明朝多一倍。可见明朝的军力是多么庞大。它的敌人后金，满八旗军人在萨尔浒之战前不过四万，战后全面扩编也只有六七万，直到入关之前加上汉军旗、蒙古旗，共有十二三万。

装备和人数有这样巨大的优势，问题出在哪里呢？先不说政治，我认为明朝军事力量的致命伤是她的军制和战略思想。下面先简单说说让人神经衰弱的明朝军制。朱元璋建军的思想是军队国家化（实际上是“朱家化”）和文官治军，呵呵，乍一听和老美差不多。全国的军事力量以卫所为基本单位，每卫数千人，每所数百人，分驻地方。这一点模仿唐朝的府兵制。地方卫所之外，在京师集中了一百多卫，编为三大营，称京军，作为国家的战略力量。凡有大的出征一般是是由京军执行。京军的人数在明朝前期高达50-80万人，装备精良，以保持中央对地方的优势。另一大特点是重床架屋的分权管理。军队的军籍属于五军都督府管，各省有自己的都指挥使作为长官，负责平时训练组织。中央政府的兵部负责人事、参谋和调遣，一有兵事，则由兵部派出总兵官去指挥都指挥使和卫所兵作战，作战完毕则交出军权。这样，都指挥使。都督府和总兵，都无法全面控制，有指挥权的平时不和军队在一起也无固定下属，军权牢牢控制在国家机器手里。所谓“将不专兵，兵不私将”。朱元璋吸取前朝军将拥兵自重的教训，搞的这一套分权制度可谓用心良苦，确实明朝大部分时间没有多少将领能拥兵叛乱，但带来的严重后果是运转效率的低下，指挥官不参与军队的训练和管理，在冷兵器时代必然严重影响军队的战斗力。

    总兵官一般是都督府官或国家的爵臣，还勉强能算武官，象前面提到的刘挺，是行伍出身，已经算是总兵官里武官气息很浓的了。总兵派驻地方后，很多由于战事的持久和备边，成为半固定的地方军事长官，于是朝廷又设立巡抚，去总领军民两事。一个大地区往往有多位巡抚，于是又派出总督去统领。遇有重大战事，往往设立战区，于是又派出经略，作为总指挥官。象熊廷弼、洪承畴都做过辽东经略。打得无可奈何了，寄希望于一柱擎天，就派出督师统帅诸军，督师一般由大学士做，当然也有我们敬爱的袁督师...。从巡抚以上，都是文官统军，这样麻烦多层低效率的结构再加上文官多不知兵，明军的指挥水准可想而知。

    与军制紧密相连的还有兵源和养兵问题。明朝初期的兵源很杂，除了起义军的班底，还使用大批的征服地区降人、罪犯，成祖更是引进北方归附的蒙古骑兵。后来为了保持庞大的军队，明军主要的来源是所谓的“垛集军”。就是把大批人民划为军籍，世代相传。明初朱元璋和朱棣多次牵连屠杀和征服，属于他们对头的大批人户就成为垛集军的来源。这些军户的生活是相当悲惨的。强制的军事屯田，世代不得脱籍，军饷微薄，战时做炮灰平时做苦力，逃亡则采取连坐，强制亲戚家人相代。明初庞大军队的军饷主要来源于军事屯田的产出，朱元璋曾经得意地说：“养兵百万，不费人民一粒米”，照他的俭朴，这话还有一定道理，但到了后来的皇帝，对人民还是一样的横征暴敛，不过 是把该正常支出的军费换为自己的享乐费用，代价是军人的困苦罢了。这种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作风，其严重后果到明朝中期就显露出来。首先是军队训练荒废，战斗力严重下降。

其次，管理军人的将领权臣因为同时要管理生产，就大肆贪污捣乱，谎报军籍以支饷，用国家发饷的军人做私活。军人不堪虐待，大批逃亡。情况最好的京营，在武宗时军籍上有三十八万，实兵才只十四万，其他都逃亡或被权臣隐占。以后的情况越来越糟。而更严重的其他卫所，成化时有一武官上任，本所军籍二百多人，逃得只剩一人！明朝有班军制度，即大宁（河北）、河南、山东、中都（凤阳），定时轮番选派十多万军人到京师集中训练。这本是一项积极的军事制度，可是到了明朝中叶以后这一帮饿鬼的手下，班军多半被罚做苦工，修陵墓、宫室等工程都拿他们做不要钱的劳动力，多有被折磨死和饿死的。弄得这几个重地的卫所，逃班军如逃鬼途。军队流失的同时，军官数却急剧膨胀，明初在京军官不过数千，到中叶由于冒领军功和牵连关系，军职数几乎突破十万。而明初马上定天下，武臣的地位还很重，到了正统以后日益重文轻武，军事由文臣统领，武臣为跑腿而已，社会风气更是严重歧视。“五军府为赘疣，弁帅如走卒，卫所兵丁，虽一诸生可以役使”。一个社会把军人轻贱到这个程度。遇有战乱，能指望他们保家卫国吗？

  以下说说明军的战史和战略思想。朱元璋建军之初，主要是对付元军和起义军之间的混战，尤其是与陈友谅。天下无敌的蒙古骑兵，到元末由于自己玩得太过分，战斗力已经大大衰颓，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能够把他们打回漠北，明军还是很有能力的。这其中主要的功劳是徐达常遇春等人领导的起义军班底，确实是一支狼虎之师。朱本人领导的对陈友谅，张士诚的战争，多用水师和步兵在南方作战，就奠定了明军步兵化的特质。与陈友谅的战争也打得十分危险，双方多次相持，而明军的战术多半是筑城坚守。后代论古代建筑史有一句话：“汉墓唐塔朱打圈”，这个打圈，就是说有明一代特精于筑城。后来朱元璋修的南京城就复杂坚固无比，一直到太平天国还让湘军头痛。明朝空自握着百万大军和精良的火器，却在北方修筑废弛千年的长城，辽东的防御更是堡台林立，可见依城而战的思想已经深入到明军的骨髓中，也只有这样他们打得最好。袁崇焕提出的六字真言，就是摒弃一些不知兵的文臣傲慢自大的想法，复活这种传统。明初到中叶有两大战役影响深远。一是朱棣对抗建文帝的靖难之役，朱棣的军队多是北方骑兵，有名的精兵朵颜三卫则根本就是蒙古铁骑。而南军则是严格按前述朱元璋的原则组织的。南军开始进攻，无法保持自己的传统优势，与北军作战屡战屡败。他们的指挥开始还有耿炳文这样朱元璋时期的宿将，后来打不过朱棣，换了齐泰、黄子澄这一帮文臣，由“天下文宗”大学士方孝儒做统筹，更是一溃千里。朱棣的胜利对于明军是有积极影响的，他把国都迁到北京，建立了庞大的京军，保持积极进攻的势头，六伐蒙古，三征安南，同时拥有强大的骑兵并建立了火器营。

明军的进攻精神就全部是由朱棣创立的，也只有在这个时期发挥得最好。这一积极影响，完全被另一次重大战役所抵销，即英宗时代的土木堡之役。朱棣之后的仁宣两朝，战略思想回到了朱元璋的老路上，并不积极地开疆拓土，而是满足于守成，对周边诸国保持宗主国和仲裁人的态度，一般人家不招惹，自己是不会去生事的。这种态度一直持续下去，我前面说明朝穷兵而并不黩武，就是这个意思。他们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国内权 力的稳固上。英宗时代的明军由于前述的痼疾，已经开始腐朽，最先烂的就是指挥系统。土木堡之战发动了五十万京营的精锐之师去攻击瓦剌，却由太监王振担任总指挥，他的指挥根本不是军事行动，而是一次盛装表演。军队路过他的家乡，他想回去显一下，就命令大军通过他家附近，后来想起田里的麦子会被踏烂，又急忙下令改道——-这样荒唐的指挥把军队绕得乱七八糟，正在土木堡乱烘烘的时候被二三万瓦剌骑兵突然袭击，五十万军竟然全军覆 没，连皇帝都被捉了，实乃明朝战史上最大的耻辱，比辽东亡国的战争还要可耻。从此以后，京营为之一空，后来重建的京营人数少得多，也没有什么战斗力，明军的进取精神也为之衰落。

    明中叶以后的战史上就充满了这种颓势。在北面，蒙古俺答部为患，明军屡战屡败，后来俺答之患竟然靠蒙古俺答家族内部祖孙之间为了一个美女三娘子争风吃醋，明朝趁机展开外交斡旋，才从中取利获得数十年平安。在南面则是严重的倭患，海盗式的倭寇打得闽浙两省正规明军一败涂地，已经腐烂的卫所制起不到丝毫作用。我认为倭寇问题是明中叶中国社会痼疾的大暴露，军事上地方毫无组织，一两千人的倭寇就敢深入内陆，攻城略地。人民精神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事件：十余名倭寇流串上陆，绕着南京镇江杭州杀了一大圈，所过百余村庄毫无抵抗，杀毙军民上千，最后数千军队围剿才歼灭他们。才十几个人，中国政府人民的无组织不尚武就悲惨到这个程度，我为属于这样的民族而羞愧。还有，所谓倭寇中大部分其实是中国人，这些人或为海盗，或为地方豪强，与日本人串谋、窝藏、销赃甚至合兵，把倭患扩大了好几倍。他们与闽浙籍的京官往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想整顿地方豪强的努力，大多化为京官的派系争执，不了了之，只留下人民惨遭蹂躏。

    荡平倭寇的戚家军，实际上是对明朝军制的一项全面改革。首先戚继光放弃了传统的征兵制，转而采取募兵制，招募当地苦大仇深的农民和矿工，组织地方经济发给比较高的军饷，亲自训练和指挥作战，并进行精神灌输。这样一支私人色彩很浓的军队，人数最高不过万，就陆续把倭寇扑灭。固然戚继光本人是个军事天才，但也说明倭寇实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力量，明朝被它搞得焦头烂额，东南数省卫所军一事无成，明军的实战能力到这时已经非常衰弱。接过神宗朝初期张居正的大力整顿，明朝和明军确实恢复了一些元气。

    在北方明军还有过进取的机会。曾铣是一个相当能干的武臣，在蒙古内乱的的时候，明军战略态势很好，曾铣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准备进攻蒙古，夺回河套之地。这个计划的完美连年轻的皇帝都感到动容，跃跃欲试，但是不久就在 朝臣的一片指责声和派系斗争中不了了之。反对启战端，但是别人挑衅时又一味脖子硬，不知变通，成了明朝文臣的一贯思维模式。听起来好象合乎道德和气节，但在明朝一代的实质却是把主动权交到了别人手里，敌人发展壮大的时候不去防患于未然——-以议复河套失败和满洲制衡政策的失败为代表；敌人羽毛丰满了有备而发，这帮人却一跳八丈，冒冒失失地跑去送死，一次又一次地丧师辱国——-以萨尔浒之战为代表，此后还有一些更典型的，留待napolen兄大笔了。总之这帮人眼光只向自己的脚背上看，只关心自己那点子利益或“节操”，从来不管外面的世界是怎么回事。治国治军的人物都是这样，天下之将亡可知矣。张居正，胡宗宪，戚继光，曾铣等人，好比清朝的曾左胡张，是一个衰颓时代的回光反照。这种回光反照的出现是必然的，因为中国人民是有才智和能力的人民，即使是官僚也会出现志士仁人，有决心和担当把事情办好。但他们的失败也是必然的，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制度和文化，天择将亡，个人的一切抵抗都将化为泡沫。

     万历三大征，朝鲜战争和宁夏征孛拜肯定是有的，另一个我猜是征播州吧。但说是胜利，实在只算得上惨胜。

明朝的军饷花销一向高得惊人，到了征孛拜的时候已经进入恶性循环。平时朝廷对军饷特别抠，再加上上下贪污，弄得士兵连饭都吃不饱，被迫操其他的贱业，或是为朝廷做苦力。战斗力越来越低下。一到大战爆发，军饷必然直线上升，但战斗力的低下使庞大的明军旷日持久不能解决战斗，累计下来的军饷每次都是数百或上千万两。孛拜之乱（播州也是），实际上开始不过是边陲小地的**，大批明军开到长期作战，反而扰乱地方，使叛乱规模越来越大，最后费死劲才能平息。加上神宗皇帝是个大吝啬鬼，只肯自盗国库聚敛他的内库，战争打到最紧急的关头都不肯发一两他自己的银子去饷军，一味要求国库加税，或者干脆不理。这样每打一次，户部都被刮得精光，心痛军饷发得太多，进一步克扣以后的军饷，进入下一次循环。所以万历朝几次大战打下来，张居正留下那点家底早已败光，财政紧张无比。明军凭借明朝一度发达的经济和科技，打的是用钱堆的仗。一来军队以多为胜，二来看看前面所列明军那种超级装备，难道不是银子堆出来的吗。可是再发达的经济，也经不住这样折腾，万历朝的战争已经把明朝财政打到崩溃的边缘，朝廷除一再加赋之外别无他法，这也成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根源。当然后来两朝同时对抗满洲和农民军，银子更是花得象水一样，在军事崩溃之前，明朝的财政就首先崩溃了。



    万历朝的朝鲜战争是中日第一次正面交锋（元朝那次归蒙古人，暂且不算），打是当然应该打的，因为丰臣秀吉的明确野心就是要进一步征服中国。这一次因为朝鲜一向是中国的顺藩，日本鬼子的行为实在太伤明朝的脸面，朝臣们终于做了一次正确抉择，一开始就尽发精锐，不象治倭寇的时候那么不上心。此时军中有李家军的一批惯将，战斗开始还是打得不错的，颇象日后的抗美援朝，在日军全面前进的时候大军突然出现，压倒性兵力加上大批火器，打得日军狼狈南退，一举夺回平壤。但是日军也是经过国内战国时代大厮杀的能战之军，其武器虽然差一些，但是军人素质和指挥都比明军高出一截。李如梅军首先在碧蹄馆轻进，遭到日军伏击，伤亡惨重。然后在半岛南端打击日军立足点的战斗中，将领之间派系争功，明明一军已经突破日军的防守，却被属于另一派的主帅强行撤回（留待他自己的派系人马赶来争便宜），等争便宜的赶到，日军援兵已经登陆反攻，明军大溃，损失四万人。然后朝鲜战争就成了消耗战，明军苦战七年，死伤无数，靡饷两千万，始终是个不胜不败的局面，天幸丰臣秀吉死掉了，日军急于回国打内战，才算收场。此一战算是明朝最后的军事辉煌，但是付出的代价十分惨痛，大批精兵悍将战死，军械和财政消耗巨大。如无此战，能否在一开始就扑灭满洲还是未知之数。

轮到明军和满洲军对阵的时候，明朝巨大的军事机器已经千疮百孔，摇摇欲坠了。在装备上，前段时间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军械，现在军队急需的多为临时赶制，质量低劣数量也成问题。很多明军士兵放枪时首先害怕炸死自己，还有什么射击的信心。袁崇焕本人的副手，都在辽东的战争中点炮被炸死。袁后来力主用西洋进口的红衣大炮，恐怕也是不得已。

火器靠不住，一贯依靠它的明军用冷兵器就完全不是满洲兵的对手，尤其不能野战。明朝平时由于惧怕火器 外流，都把它们封存在库中，连训练都很少用。临到战争军队前去领械，府库管理此时由太监把持，已经腐败不堪，竟然要索贿才能发械。连军饷都吃不饱的军人为国打仗，拿什么去行贿？军事技术的进步遇上政治的腐败，竟成了消灭战斗力的灾难，今天海峡两岸的中国人... 军饷方面，此时卫所兵和京军的战斗力已经所剩无几，朝廷只好大量采取募兵 制，现饷支兵。但是低效率的指挥制度对付常备军已经够呛，现在国势一片混乱的情况下来对付这些乌合之众，死掉一批又招一批，毫无训练，怎么玩得转。常常有新募一批军队，第一次发饷之后就一哄而散的情况，朝廷大把银子的花，却没有弄到几个可用之兵。

  袁崇焕除了提到的六字真言之外，还有另外六个字的口号：“用辽人守辽土”。这也是为情势所逼，正常的国家机器已经不转了，只好激励民气，采取戚继光式的非常手段，自己来组织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常常有人奇怪中国人口之众，打来打去却无兵可用，不知人口是一回事，能战的军队完全是另一回事。要把这回事转化为那一回，需要一个效率强大的政府和健康的人民精神。战争，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然后才是技术问题。内政不修的情况下动干戈，是天下最危险的事。

  此后一段悲壮的历史，明朝政治和军事种种惨痛之处，有待进一步探讨。我也是袁的崇拜者，因为他是真正的英雄。面临这样一个巨大的烂摊子，他敢于逆风而上，以一人之力去挽救民族的危亡，克服敌我天命的种种磨难，最终倒在人生的战场上。烂明官场的赃官太监，只顾一己之私，拼命在国家垂死的尸体上压榨血水，这样的家伙当然是垃圾。当时的一班“清流”，无尺寸治国之术，只知道骂东骂西，拆台对抗，搞得上下一片乌烟瘴气，英雄垃圾，和他们扭打在一起同归尘土。他们对抗的人或政府虽然是垃圾，这样就有丝毫的帮助吗？出尽人生丑态而已。这样的家伙不是清流，而是狗熊。现代的社会不出产英雄了，我也知道我做不了。但是垃圾和狗熊，我还是不做的。









关宁铁骑

　

明末，在练兵的问题上，袁崇焕力主“以辽人守辽土”。过去的辽东战事，明朝往往是从全国各地征调部队增援。除了少数特别精锐的部队外，这些客兵往往战斗力很弱。一方面万里来援，不适应辽东的环境；另一方面，家不在此，打起仗来没有一 种保家卫国的意识，净想着怎么溜回家。而且，南方兵也不适于骑兵作战。袁崇焕将这些客兵归纳为“南（江南〕兵脆弱，西（山西，陕西〕兵善逃”。说到最后，还是民风剽悍，有切身利害关系，而且多善骑马的辽人最适于守辽土。因此，袁崇焕在归附的十余万辽民中精选身体强壮者，充实各军，同时大力栽培祖大寿等一大批辽将。借着宁远大捷后明军士气有所回升，开始敢于与后金军作战的机会，袁崇焕苦练出了一支兵力并不很大，但战斗力相当强的骑兵。这支部队后来被人们称作 “关宁铁骑”，熟悉明末历史的人应当知道，这个名字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到了闯王进京的时候，全国的明军都不在李自成的话下，唯独吴三桂手下那仅存的一点点关宁铁骑，还让大顺寝食不安。要知道，这时候吴三桂的所谓关宁铁骑与当年袁崇焕的关宁铁骑早已差了不知多少！）

     天启7年5月6日，刚刚征讨过朝鲜 的后金大军在大汗的亲自指挥下向西进发了。虽然士兵们对宁远的惨 败还颇有些心有余悸，但皇太极还是比较有信心的。他相信，那次宁远的失利主要是过于轻敌，缺乏攻坚的准备，而只要准备充分，城池并不是坚不可摧的。袁蛮子只有一个，不可能哪儿都照顾到，就算打宁远比较困难，要攻刚筑不久的锦州应该还是可以的吧。5月12日清晨，后金军从西，北两面发起了对锦州城的总攻.马步军对城垣轮番进行攻击，后金兵们拖着盾车云梯冒着炮火直向城下冲去.赵率教，左辅，朱梅和监军太监纪用均身披甲胄，冒着后金军雨一般的箭矢亲临督战，指挥将士拼力射打.(表现这么好的监军太监在当时可真是稀罕物啊!)，连攻3日，后金军死伤无数，却毫无进展，皇太极无奈撤军，绕过锦州，直接攻打宁远。28日黎明，后金军先锋出现在宁远城北岗。很快，持各色军旗的后金大军沿宁远外围扎下九座大营，形成了对宁远的包围之势。令后金军惊奇的事情发生了。大批明军整队开出宁远城外，总兵孙祖寿（就是碧血剑里面那个孙仲寿的哥哥〕，副将许定国出西门；副将尤世威出东门。与满桂，祖大寿等指挥的援锦兵马一起，明军沿着早已挖好的深壕内侧列车营驻扎。皇太极带领弟弟阿济格和戈什哈们一马当先冲了出去。数万八旗骑兵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直向宁远城下冲去...... "轰！"随着一声炮响，明军各种火器一齐发射。城下的车营 都司李春华指挥明军使用“红夷”（可能是红衣大炮的较小型仿制品〕“木龙虎”“灭虏”等诸般火器“齐力攻打”。而威力更加巨大的则是城上袁崇焕亲自指挥的红衣大炮。一排又一排的后金骑兵倒了下去，但后面的还在不断冲上来。慢慢的，后金军就要冲到明军的战壕了。皇太极等待着看到明军在后金铁骑面前溃逃的熟悉的那一幕。然而，这之后发生的事情真正把他惊呆了。明军并没有溃逃，而是在手持红旗的满桂的指挥下迎头冲了上来。大批的明军骑兵从战车后面冲出来，与刚杀到的后金军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大混战。而明军的火力也并没有因为肉搏战的开始而减弱，炮手抬高炮口，对准后金军的中军和后队继续猛烈轰击。战斗很快的进入了白热化，前沿的明军和后金军骑兵在拼死撕杀，而后金军的后队则在明军炮火之下大批大批白白的伤亡。八旗将士们不顾一切的冒死猛攻，过去的经验告诉他们，只要突破了前面明军的阻拦，立刻就可以消灭明军城下的火器。接着就可以跟着溃退的明军冲进宁远城去 ，可是不论后金军怎样冲击，明军却始终死战不退。他们遇见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明军，他们是袁崇焕手下的关宁铁骑！双方的伤亡都相当惨重。在混战中，满桂身中数箭，他和尤世威的坐骑均被射死。而后金军损失更大，皇太极的叔伯弟弟济尔哈朗，大贝勒代善的两个儿子萨哈瞵和瓦克达也都负了重伤，战将觉罗拜山，巴希等被射死！明军和后金军的尸体铺满了宁远城外的旷野。激战从早晨持续到了中午，后金军伤亡越来越大，但胜利仍然是那么遥远！皇太极接到刚刚从锦州送来的急报，那里面报告了赵率教乘后金军主力离开的机会，突然大开城门冲杀出来，攻入后金营中，大量杀伤后金军之后又迅速撤入城中。皇太极再次无奈撤军。

     关宁铁骑首战告捷，在宁远城下的战斗中，成长起来的以骑兵——"关宁铁骑"为核心的明军开始敢于跟后金军打野战了!虽然是有宁远城上炮火的支援，虽然明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士多死"，但毕竟明军敢于刀对刀，枪对枪的干了，而且还取得了胜利，这是前所未有的奇迹! 袁崇焕指出"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战，合马交锋，今始一刀一枪拼命，不知有夷之凶狠剽悍......人人敢死，大小数十战，解围而去，诚数千年未有之武功也"这数千年虽未免有些夸张，但还是说出了宁锦大捷的重要意义.关宁铁骑的威名打出来了!现在还是依城而战，这样发展下去，再过几年就可以跟后金军真正的争雄于疆场了。

     3年之后，崇祯2年秋，皇太极避开了坚固的宁锦防线，绕道蒙古，于10月26日突破喜峰口入塞，成千上万的后金兵如潮水般向长城涌去。毫无准备而且刚刚才因为欠饷闹过兵变的明军几乎立刻土崩瓦解，当年戚继光苦心经营数十载的防线一夜之间化为乌有。26日，济尔哈朗，岳托指挥的右翼4旗军与右翼科尔沁蒙古军突破大安口入塞，半日间歼明军5营；阿巴泰，阿济格指挥的左翼4旗军和左翼科尔沁蒙古军破龙井关入塞，斩明副将易爱。27日，皇太极亲自统领的主力军克红山口入塞。30日，后金军合围了北京的最后一道门户——遵化。对于明朝君臣来说这无疑是个晴空霹雳。10月28日，消息刚传来的时候，即使是袁崇焕也不免大惊失色.但他立刻作出了一系列决策: 防区最靠近蓟镇的山海关总兵赵率教率领4000轻骑立刻出发，急援遵化. 几个时辰之后，袁崇焕亲率副总兵张弘漠，参将张存仁，游击曹文诏等人带领紧急动员起来的部队进关。第二天，总兵祖大寿负责指挥参将王承胤等人率领关宁大军主力前往接应。经过袁崇焕等人多年苦心经营的关宁铁骑的素质今天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督师大人军令一到，十几万将士无不凛遵。从山海关到宁远，锦州的无数座军营几乎同时忙碌起来，虽然大家心中都感到震惊，但基本上还能做到忙而不乱。山海关 南门整夜都有军队源源不断的开向关内.只不过一天多的工夫，几万军队就完成了动员，开向前线，辖地数百里的大军区整个进入了戒备状态. 袁崇焕很清楚，赵率教的那4000轻骑是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住数万八旗大军的.他也不指望能那样，他所希望的是赵率教能够抢在城破之前驰入遵化.只要有赵率教这样善守的名将主持，再加上4000精兵，像遵化那样的坚城是完全可以守得住的。可是在赵率教军赶到前遵化已经陷落，赵军于城外几十里处中伏，全军殉国，赵率教英勇战死！袁崇焕和他的几千精骑就已经连续赶了2天2夜的路.在350里的急行军中，即使是他亲自精选的9000最精锐的骑兵也有4000人掉了队，但还是及时的赶到了北京城下，

     11月20日清晨，两军在广渠门外摆开了战场。这决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一边，是天聪汗亲自指挥的数万八旗大军，而另一边，则是袁崇焕和他的5000关宁铁骑！关宁铁骑分为3个部分，祖大寿阵于南，王承允阵于西南，袁崇焕亲率标营阵于西。3军互为犄角之势。明军刚刚立阵完毕，后金骑兵就如黑云万朵排山倒海般压了过来！皇太极已经知道对手是辽军了.这个消息一度使他十分紧张，不过他很快断定这决不可能是辽军的主力而且指望不上城中的炮火支援。一鼓作气，先把这支明军消灭了再说！自信归自信，大汗对这支少得可怜的敌人还是相当瞧得起的，为了谨慎起见，他投入了手头几乎所有的兵力，打算一个时辰就把他们干净利落的全部消灭.也给城上的其他人看看，顽抗的结果是什么！一个时辰过去了，两个时辰过去了，虽然敌人早已成了八旗大军的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小小孤岛，但无论怎样的惊涛骇浪都无法将这个弹丸小岛淹没！阿巴泰、阿济格、思格尔......他最器重的精兵骁将都上去了，可他所等待的捷报却始中没有传来！就在这时关宁铁骑的4000掉队人马赶到，在后金军的侧后方发起猛烈冲击，2面铁骑的夹击下，后金军最终陷入了无可救药的混乱之中. 如果我们早生三百多年，并且有幸站在此时的北京城头上的话，一幅极其奇特的画面将展现在我们面前——漫山遍野的后金军在狼狈溃逃，而在他们后面紧追不舍的只有区区几千关宁铁骑!

     大捷后我们可爱的崇祯皇帝做了件可以改变历史的大事——-将袁崇焕下镇抚司看管，即日革职听勘！（其中曲直其他文章皆有描述，这里就不重复了），袁崇焕被下狱后，北京城外的关宁大军哗变，在继承者祖大寿的带领下返回了关外，12月16日，皇太极在得知袁崇焕下狱的消息之后，立刻率兵从良乡回师北京，在芦沟桥尽歼明副将申甫所部7000余人。12月17日，后金军与明满桂，孙祖寿，黑云龙，麻登云四总兵部40000人大战于永定门外. 明军尽溃，满桂，孙祖寿战死，黑云龙，麻登云被俘。12月27日，后金军在蓟州全歼来援的明山海关军5000人。12月29日，贝勒杜度在遵化击破明骑兵5000，斩副将一员。崇祯3年正月初四，后金军克永平。迁安，滦州归降。正月22日，代善军大破明新任兵部右侍郎刘之纶军万人，射死刘之纶。唯一能够与鞑子一战的就是关宁铁骑了，而祖大寿就是拒绝奉旨入京勤王。还是在狱中的袁崇焕写信给祖大寿称述利害，关宁大军方才进关。关宁军的回师入关使整个战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皇太极看到继续打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于3月2日取道冷口关出塞。作为插在关内的一个楔子，他留下了由堂兄二贝勒阿敏指挥的重兵守卫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令他极为吃惊与震怒的是，他刚回盛京不久，阿敏就跟着回来了—— 祖大寿指挥的关宁铁骑从5月9日开始，在数日之内将阿敏军全部击溃，尽复关内四城，史称“遵永大捷”.皇太极大怒之下，将阿敏幽禁，其他守备将领也无一例外的遭到了严厉的惩罚。

袁崇焕死后，愤怒的呼喊着“袁督师都被杀了，我等在此立功何用！"，被时人评价为“明用之善，则为后金之劲敌；用之不善，则为明朝之叛将”的"自祖大寿以下凡五十员辽将"和关宁铁骑一步步的分化瓦解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后来被调回关内镇压农民军，如左良玉 、曹文诏，刘泽清，一部分倒在抗清(后金)的战场上，如何可纲、曹变蛟、黄得功，剩下的则投降了清朝，成为满清入关的急先锋，如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而他们的首领——祖大寿，则在大凌河与锦州两次浴血奋战而均最终被俘之后，投降了满清.虽然无法与他的督师和满桂、 赵率教、何可纲、孙祖寿 那些战友相比，但他力竭被擒和终身不为满清献一计一策的表现，在历史上至少也可以赢得李陵那样的评价。尽管前途各不相同，但不论是在哪个阵营，辽将们都显示出自己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将领，不断被稀释和削弱的关宁铁骑则始终是最优秀的部队。直到清康熙20年(1681)三藩之乱被平息，袁崇焕所培育出的那支大军的最后一丝血脉才告消失。看着手中的史书，后世的人们不禁要感慨，如果袁崇焕不死，统领着这支强大的力量，历史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让我们先看看明军的火器装备表：

全營兵力：步兵3600人(全配火器)；

騎兵1000人；

　　　　　　　炮兵400人(管理野戰重炮及大連珠炮)；

　　　　　　　共計官兵5000人。

裝備火器：霹靂炮3600杆(步兵火銃)；

　　　　　　　合用藥9000斤；

　　　　　　　重八錢鉛子90萬個；

大連珠炮200 杆(多管火銃)；

　　　　　　　合用藥675 斤；

　　　　　　　手把口400 杆(炮兵防身用手銃)；

　　　　　　　盞口將軍160位(野戰重炮)。

孫承宗編煉的車營資料(標準車營)：

全營兵力：步兵3200人；

　　　　　　　騎兵2400人；

　　　　　　　輜重車夫512人；

　　　　　　　各級軍官，侍從，傳令，雜役515人；

　　　　　　　共計官兵6627人。

　　裝備火器：槍1984枝，

　　　　　　　其中鳥銃256枝；

　　　　　　　3眼槍1728枝；

　　　　　　　大小佛朗機共256挺；

　　　　　　　各種火炮(紅夷，神飛，滅虜等等)88門。

裝備車輛：偏廂車128輛(戰車)。

　　　　　　　輜重車256輛。

按理来说，这样的火力配置，即使不能够取胜，自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可是明清交手之下，只要是野战，明军十有八九是全军覆没，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拥有武器，人员，资源优势的一方，在几十年中一而再再而三的打败仗，而且一旦失败就是全军覆没，这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当中这样的现象是非常罕见的，要知道冷兵器时代要全歼敌人的难度可要比热兵器时代的难度大得多。一般历史研究者都将这些原因归罪于明朝政治腐败黑暗，将领无能之类，这些大的方面恶魔不想多谈，只是想就明清野战的具体战术方面做出具体的分析。



最先是抚顺之战，明清的第一次大规模野战爆发，对阵双方为广宁总兵张承荫的万余援军对努尔哈赤的两万清军，时明军分三处据险、掘壕、列火器安营。张承荫企图以3营分进的方式与后金决战。二十一日，双方激战于抚顺关东边外。后金兵冒死陷阵，战不多时即将明军三大营层层围困。明军不能敌，右营游击刘遇节率先逃走，各营相继溃乱。后金兵随后追杀，明军死伤无数。总兵张承荫及副将、参将、游击、千总、把总等官共50余人阵亡。后金军追杀40余里，歼明朝援军十之八九，获战马9000余匹、盔甲7000余副，其它器械无算。这场仗似乎就是一场魔咒，以后的明军野战，几乎统统是按照了这场战斗的模式一场场地输掉。



接着就是众所周知的萨尔浒大战，首先就是被世人诟病的分兵四路，分进合击。对照上面的抚顺之战，有没有看出什么相同点？不错，明军又开始模式化的分兵，搞什么分进合击，总帅杨镐犯这个毛病，手下将领接着犯，如同传染病一般。首先是抚顺路主将杜松，他到达萨尔浒之后，立马分兵为二，自己亲自率领一部进邸吉林崖，攻打界凡城。而另一部则在萨尔浒山下据险、掘壕、列火器安营。然后是开原路主将马林，听到杜松被全歼之后，立刻将军队一分为三，也是分三处据险、掘壕、列火器安营，真是想方设法地将自己的军队分散，给对方各个击破的机会。最后明军四路大军落得个三路被全歼，明军文武将吏死亡三百一十余人，兵丁死亡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丧失马、骡共二万八千七百六十余匹的结果。



再然后就是被明人评价为凛凛有生气的浑河之战，这场野战其实是包含在辽沈大战的大框架之内进行的，总兵童仲揆，陈策，副总兵四川石柱都司秦邦屏，游击周敦吉等知道清军逼近沈阳，于是率万余人援救沈阳，可是走到半路沈阳就失陷了，明军将领都很有气概，皆

愤曰：“我辈不能救沈，在此三年何为！”于是还是要将沈阳夺回来。有此气概当然是好事，可是之后明军又像中邪一般开始玩分兵扎营的套路，明史载“敦吉固请与石砫都司秦邦屏先渡河，营桥北”这个固字真是让人玩味再三，这说明秦邦屏的本意并不愿意分兵，结果还是被赶鸭子上架。要不是此人最后战死，恶魔还真怀疑他是清军的奸细！最后的结果不说自知，除了之前败走的副将硃万良、姜弼之外，明军再一次全军覆没。



照理说即便是傻子，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也应该有所觉悟，但是明军并不这样，辽沈大战的终幕辽阳大战，明军在辽阳危如累卵，城中“兵不满万”，又“身无介胄，器不精利”，辽东“战将劲兵”，一半损于沈阳之战，一半在各地应援这样的情况下，明经略袁应泰、巡按张铨利用努尔哈赤的迟延和失误，飞速征调援军，撤虎皮驿、奉集堡兵回辽阳，五天之内，好不容易凑集了十三万大军。照理说这时应该全军据城死守，结果这个时候明军再次开始犯病，居然又分兵五万在离城五里的教场扎营。结果辽沈全部被占，袁应泰自尽，张铨被俘，不屈而死。



以上种种站例，除了说明明军有分兵的恶习之外，更在战术上面不思进取，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一与敌接战，便是一幅缩头乌龟的样子，一般都是结车而战，更有甚者便是深沟高垒，大挖壕坑，抚顺，萨尔浒，浑河，无不是如此，丝毫不知进取，总是希望对手来送死，而将战场的主动权白白交给了对手。要是说之前的站例都是清军兵力占优势，明军不得不龟缩在车阵中的话，那么后来的大凌河之战明军就完完全全的为了这样不思进取的战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当时清军围攻大凌河城，守将祖大寿率三万死守，清军久攻不下，于是开始围城。而此时明军监军道张春、总兵吴襄等率军四万来援救，此时鉴于形势，清军不得不分兵阻击，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只能分出两万进行阻截。此时明军人数倍于清军，不思主动进攻，一举击垮对手，而是又开始列阵扎营，等着别人冲击。清军面对这种情况自然不会客气，于是“右翼兵猝入张春营，敌遂败，吴襄及副将桑阿尔寨先奔。张春等复集溃兵立营，会大风，敌乘风纵火，将及我军，天忽雨，反风，复战，遂大破之，生擒张春及副将三十三人。”



如果明军仅仅是一二人如此，那还可以解释是将领无能，不懂战术，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几乎明军将领个个在面对敌军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搞列阵扎营，等待敌军进攻的套路，这么一来问题就大了，到底根源在哪里？我们知道，由于宋朝强干弱枝，武人的实力被大大地削弱了，明朝虽然以宋代为鉴，打死不肯谈判，可是宋朝的重文轻武之风却学了个十足十，尤其爱搞什么文臣行武事，似乎读通了之乎者也的八股文就能无往不利，圣人的一句话顶一万个兵一般，于是历届辽东经略（也就是辽东的最高军政长官），从杨镐到王之臣，居然都是读八股文的进士出身，没有一个是职业武将！他们中间干的最出色的袁崇焕，也不过是勉强维持，没有丧师失地。至于想靠他们反攻，那更是镜中月水中花，几乎没有实现的那一天了。而辽东的局面，也在这些行武事的文臣手里一天天地被败坏下去。这些还只是大方面，战术方面的败笔是受谁的影响呢？这里我不得不举出明朝的两员名将，戚继光和俞大遒，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是正是此二人一手建立的明朝车战战术最终使得明军在战术层面上不敌清军。大家看恶魔的浅谈明朝的火器，海战与车战一文就知道，戚俞两位将军的车战战术最终极的目标是将战车变成有足之城、不袜之马、移动的火炮，集城他的防韧性、战车装载机动性和火炮的杀伤性于一体，使之能攻、能守、能移动。可惜目标是远大的，希望是美好的，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明军所期望战车能达到的目标直到坦克的出现才完全实现，在这之前，明军的战车既没有机动性也没有冲击力，而且还对地形要求颇高，每每遇敌，不是猝不及防，来不及布置好那费时费力的车阵就被打垮，就是只能呆板地结车等待敌人进攻，一旦敌军打开一个口子，那么即便是优势兵力照样会全营崩溃，。并且车是排在第一线拒马的，但是车上面载得却是明军的各种类型的火炮，于是明军的火炮就变成了在第一线拒敌，将火炮放在最危险的地方，如此明军火炮的下场可想而知。明军当时火器通常是一齐发射，线式战术在明军中似乎没有市场，清军很容易就能够用特制防御火器的楯车吸引明军第一波的火器齐射，然后用重骑兵快速冲锋一举摧垮来不及装弹药的明军。即便侥幸击退敌军，根本无法做到聚而歼之，敌军很快就可以卷土重来，大凌河之战便是最好的例子，以优势兵力将清军击退，但是清军立刻重组兵力，再次发起攻击，终于突破一部，全线崩溃。其实在明朝，曾经有过非常强悍的骑兵队，明成祖朱棣五征蒙古，靠的就是强悍的骑兵，可惜可以和关外诸族一争雄长的骑兵在车战战术之下，渐渐地消磨掉了他们的锐气，最终不堪一战。明代历届辽东经略，也只有袁崇焕认识到了骑兵的作用，最后组建了关宁铁骑，试图与清军野外决战，可惜这样的优秀骑兵最终只是在北京城广渠门外惊鸿一现，最后随着袁崇焕的被杀，有的在愚蠢的指挥下全军覆没，有的随着吴三桂归顺了清朝，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清军在辽东与明军不断地战斗的过程中，逐渐也认识到了明军手中火器的威力，虽然明军手中火器的威力，射速与之配套的战术都不行，但是毕竟火器是今后世界发展的潮流，在与持有火器的明军的搏杀过程中，清军自身的损失也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努尔哈赤一代豪杰，自然不会看不到火器的优点，于是清军很快就学习明军，开始了火器的应用。在浑河之战中，由于白杆兵的善战，清军初次的攻击并没有成功，反而损伤不小，于是努尔哈赤紧急调运沈阳城中的城防火炮，对白杆兵的步兵方阵实施火炮轰击，致使白杆兵阵形大乱，全军覆没。尝到了火器的甜头，于是此战后，清军就不断开始完善自己的火器配备并且创出了与明军迥然不同的火器战术。



明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1631)，清朝终于在佟养性的督造下铸成红夷大炮， 并在同年就在大凌河之战中用到了它们，此后更由于孔有德軍的归降，不仅让清朝获得了大量的火器，而且更获得了曾经受过葡萄牙军事顾问亲自传授火炮技术的人才。皇太极为了孔有德的归降，居然出郊十里迎接，可见满人对于火器的看重。



清军在同明军的不断征战中，虽然知晓了火器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导致明军屡屡丧师失地的车战战术自然是不屑一顾，而是根据自己优势的骑兵队伍，创造了全新的火器战法。而这种战法，在清朝的对外战争中，不断地成熟并一一地显露出来，而平噶尔丹的乌兰布通之战便是其中最为经典的一场战例。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酋长噶尔丹，在沙俄策动下，率10万骑兵，击败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札萨克汗部。1690年，喀尔喀蒙古三汗部，撤退到内蒙古，噶尔丹以追出喀尔喀部为名，沿克鲁伦河东进，越过呼伦贝尔草原，沿喀尔喀河入侵，6月10日，进抵今日蒙边界乌尔扎会河。康熙闻讯后，组织兵力，亲征噶尔丹，率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为其左路军出古北口，命安北大将军常宁为右翼军出喜峰口。7月，噶尔丹进至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旗一带，与清军常宁部接战，清军首战失利。噶尔丹乘胜长驱直入，南下到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峰下，清廷震惊。康熙积极调整战役部署，命康亲王杰书在归化（今呼和浩特）设防，截断噶尔丹返回新疆的退路；命索额图等率兵驻守巴林，坚决扼守巴林桥。命福全、常宁、苏努、马哈恩等部速向乌兰布统集结，并从京畿、盛京、吉林、西安等地抽调劲旅参战。7月20日，康熙抵波罗和屯（今隆化），福全挥师10万，在吐力根河（滦河的上源）一线扎营。《圣武记》记载：“清军营盘四十座，连营六十里，周二十里，首发尾联结，屹立如山”（今有十二座连营景观）。噶尔丹抢占有利地形，将指挥所设在乌兰布统峰之上，登高临远，临阵指挥，设“驼城”以战，史载：“贼骑十万陈山下，依林阻水，缚驼足卧地，背箱垛，蒙以湿毡，环列如栅，号曰：驼城。士从栅隙注矢发炮，兼施戈矛……”。8月1日清晨，清军与噶尔丹大战于乌兰布统峰下。清军隔乌兰公河，设鹿角枪炮，列兵徐进。日中，双方炮声震天，杀声遍野，进击中清军右翼军被河泥水沼所阻，内大臣佟国纲（康熙舅父）率左翼军循河而上，“猝为贼打中，殁于阵……弟国维率左翼兵，由山腰卷入，蹙袭之”。激战中，噶尔丹军以驼城掩护，发射鸟铳。前锋参领格斯泰飞舞战刀，单骑“直入贼营，左右冲击，出而复入者再”，侦得驼城虚实。于是清军以铁心火炮，子母火炮猛轰“驼城”，“驼城”断为二，打开缺口，佟国维乘势“由山腰绕后横击之，步骑争先陷阵，遂破其垒”，大胜噶尔丹军。

　

从乌兰布通战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清军是多么重视火炮的应用，这次战役的胜利几乎完全是通过火器和精锐骑兵相互配合从而取胜的。清朝的火器与骑兵既能够合力并战，也能够各自为战，野战骑兵制胜，攻坚则靠火炮轰开缺口，骑兵冲击，防守则深沟高垒用火器吸引敌军猛攻，骑兵侧后包抄。灵活而有威力的火骑配合，才打下了清朝偌大的一个江山。



从皇太极开始，清朝就非常重视火器的发展与应用，康熙时代在宫内造办处、景山和铁匠营设立炮厂，所制枪炮专供皇室和满八旗之用，还专门建立了装备鸟枪、火炮的火器营。为平定三藩之乱，康熙特命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制造适应南方地形特点和便于战场上机动使用的火炮。南怀仁“依洋式铸造新炮”，并进呈《神威图说》一书，介绍了西方的制炮理论和方法。在康熙十四年(1675)至康熙末年四十余年间，仅中央政府就督造或改制神威无敌大将军、金龙炮、制胜将军、威远将军等各型火炮近千尊。不但数量多，而且种类也不少，乾隆二十一年(1756)颁行的《钦定工部则例造火器式》载有各种火炮共85种，同年的《皇朝礼器图式》中鸟枪，红衣炮，子母炮这三样火器成为了制式武器。清朝关于火器的兵书同样有不少，比如说薛熙撰的练阅火器阵纪，沈善蒸撰的火器真诀解证，王达权、王韬同撰的火器略说，薛凤祚撰的中西火法，陈旸撰的炮规图说董祖修撰的炮法撮要。可是为什么人们总是喜欢责怪以明朝后期的火器普遍应用来责怪清朝不重视火器呢？以至于清朝皇帝说的以骑射为本的这句话变成了清朝火器落后的罪证，可是以上的事例已经证明，清朝根本不是不重视火器的，可是为什么清朝末期的火器与世界的差距如此之大呢？这个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国虽大，忘战必危”乾隆后期，清朝疆域已经十分稳定，清朝逼沙俄，平噶尔丹，定台湾，并西藏青海，周围已无敌手，于是文恬武嬉，连骑射为本的祖训也变成“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坠地”火器方面的研制当然也渐渐荒废起来，于是本来在明朝就已经落后于时代的中国火器就开始更加落后于世界。可以说清初的鼎盛武功导致了其后凄惨的局面，让我们设想一下假如沙俄在康熙时代不是争霸欧洲，而是回过头来与清朝争霸东亚，那会是怎样的局面？我相信如果历史是这样发展，清朝的火器发展绝不会仅此而已，中国的火器史也必然会写下更加浓墨重彩的一笔。

明朝灭亡的真相

1.萨尔浒大战战略
　　明朝与满清的第一次大战就是萨尔浒大战。以兵力论。清兵八旗兵约六万人。而明朝辽东经略杨镐率明军十八万，叶赫(满清的世仇)兵二万，朝鲜(中国的属国)兵二万。共二十万左右。明朝是攻势。(一说明军共为九万兵力)明军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有火器钢炮，军火锐利得多。清兵为一路。明军兵分四路，一路由山海关总兵杜松率领；一路由辽东总兵李如柏率领；一路由开原总兵马林率领，并有叶赫援军；一路由辽阳总兵刘铤率领，并有朝鲜援军。杨镐坐镇沈阳指挥。在指挥上，清兵统帅是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是历史上少有的天才军事家。明军的总统帅杨镐是文官，缺乏带兵经验，没有军事常识，虽然手下每一路的将领不乏经验丰富的军官，但是总体调度肯定有问题。就士兵的素质看。其时明军政事腐败，连带军政废弛，军队缺乏训练，没有必要的军事准备。而且士兵来自各个地方，南方的士兵对北方寒冷气候不适应。清兵却是身经百战，军纪严明，在辽东作战，熟悉地形，适应气候，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清兵采取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战略，首先主攻明军西路。
　　西路军总兵官杜松，明军勇将，率军六万，是为明军主力。史书记载明清两军列阵交锋之时，突然天昏地暗，数尺之外就甚么也瞧不见了。杜松下令点起火把。这下明军在光而清军在暗，整个成为清兵的箭靶子。努尔哈赤统兵六旗主攻，代善和皇太极各统一旗在右翼侧攻。杜松的身中十八箭而死。总兵官阵亡，明军大乱，全军覆没。马林闻变，急守尚间崖(距萨尔浒山约二、四十里)。努尔哈赤挥军北进，大败马林兵。马林仅以身免，逃回开原。叶赫兵见势，不战自退。既败杜松、马林之兵，努尔哈赤即统八旗返回赫图阿拉。当时刘铤不知萨尔浒之败，努尔哈赤使明朝降卒持杜松令箭，假报杜松已得胜深入，刘铤遂直进赫图阿拉，走到阿布达里岗，遭到后金兵夹击，刘铤战死于阵中，全军覆没。(东路总兵官刘铤，明朝骁将，曾打过缅甸、倭寇，更率兵援助朝鲜对抗日本入侵，大小数百战，威震海内)朝鲜兵大惊，不战而降。明经略杨镐闻知叁路兵败，急令李如柏撤兵，狼狈逃回。这一次战役，双方作战五日，后金大获全胜。萨尔浒之战的结果，辽东局势起了根本变化，从此明朝在军事上失去主动进攻的力量，被迫处于防守地位，而后金则由防御转入进攻，萨尔浒战后不久，后金又连下开原、铁岭，并灭掉叶赫，兵锋直指辽沈。这场大战是清兴亡的关键，当时明朝国力强大，统计人口数量就有六千万，当时实行的是按人口缴税政策，所以民间隐瞒了大量的人口，专家一般认为当时明朝人口大约在一亿左右，还有学者认为人口在1.5亿左右。其时满清人口约为50、60万，士兵为十万左右。无论怎样计算，明朝的人口远胜满清。明朝可算是有近乎无限的补充能力，满清却是难以承受一败。就战前条件权衡，未必能证明满清一定能够胜利。明军各路指挥官都还是有能力的。从后来的明清多次战争来看，明军问题主要在于士兵的战斗力，野战能力极差，而且士气低落。明清的兵力差距很大，当时明军士兵还没有畏惧“辫子军”的心理，取胜不是没有可能。而努尔哈赤能够以集中兵力，利用时间差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分别与叁路明军交战。这种运动战中部队的快速行动速度、持续作战的战斗力，以及统帅高超的指挥能力，的确令人咂舌。明朝后期赖以克敌制胜的锐利火炮在这场战斗中派上用场。火炮固然威力大，攻击力强。但是致命缺点的是移动力差，如果一味依靠火炮，在野战中反而会拖累部队。这场明清第一次大战，暴露了明军一些问题。随着以后的战略的发展，明军这些问题越来越体现在战略决策上，从而导致明军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因为战争的原因，造成巨大的军事开支使得明朝不断加重赋税，激化了国内的矛盾，导致明朝遭遇内忧外患的袭击，两面作战。不过当时谁也不会料到满清将会取代明朝入主中原。满清无论从哪方面说，根本没有灭亡明朝的实力，(事实上明朝也不是满清灭亡的)，在军事实力上满清也缺乏统一中原的兵力。努尔哈赤之后的皇太极，一代雄主，以战略眼光认识到自身实力的先天不足，没奢望满清能战胜明朝，只是努力想让明朝承认满清在山海关以北的统治地位，所以战略上一直很谨慎。满清根本不可能灭亡明朝。明朝招致灭亡，完全是自身的原因。满清取代明朝，是在明朝自身、李自成以及满清的合力下造成的。
　　2.明朝皇帝战略
　　努尔哈赤以13幅甲胄起家，到统一北方，野心勃勃。满清努尔哈赤有军事天赋，皇太极有政治天赋，多尔衮兼而有之。他们积极进取，都在小心翼翼地强大自己的实力，以前所未有的器量拉拢明朝的人才，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相反明朝的皇帝，行径却是匪夷所思，以常人不可想象的作为逐步毁灭自己的王朝。首先得从神宗说起。神宗年号万历。坐了四十八年的皇位。当时明朝经过张居正的治理，发展相当的不错，国家富强。可是要破坏一个国家，对皇帝来说易如反掌。神宗的所作所为简直不可理喻，可是明朝就是出了这么个皇帝，而且以后的几个皇帝都分别在自己的领域毫不逊色神宗。
　　神宗懒。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万历四十叁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羽中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神宗能够懒到这种地步，完全不理国是。大臣们的直言犯忌、乃至所有大臣都在骂皇帝了，也置之不理，以神宗的懒惰而言，很有可能是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难以想象天下会有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皇帝。但事实上这样的皇帝竟然存在。对神宗而言自然谈不上什么战略了，想来再有本事的人在神宗面前也只能放弃努力。神宗的贪也是一绝。
　　天下都是皇帝的，皇帝为什么还要囤积财产呢？皇帝拿这些钱能有什么用处呢，他要什么就有什么，钱能做什么用呢。可是神宗这个皇帝偏偏爱财如命，不过在明朝皇帝中倒也不是绝无仅有的。神宗在贪这一点上一点都不懒，比今天的贪官污吏的热衷丝毫不逊色。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叁分之一。可是张居正死后，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神宗其他什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呈报上来，就立刻批准。神宗重用太监，让太监作为皇帝代表到处搜刮，所收上来的钱全部放进自己的私人仓库，称为“内库”。可以想象，这些有极大权力的太监出去会对社会造成多大的混乱。太监本来就是心理不正常的，现在以皇帝的名义做事，有着不受限制的权力，正是宛如出笼的猛虎。他们在将税上缴给皇帝的同时，也要给自己积累财富，这些钱对明朝老百姓造成了极大的负担。这样一个在位四十八年的皇帝和他的政策。就是明朝溃烂的开始。
　　正在神宗懒与政事、大肆搜刮的时候，满清开始崛起，并且发兵攻明，攻占辽东重镇抚顺。明兵大败，总兵官张承荫战死，万余兵将全军覆没，举朝震骇。这时明朝发动了一次反攻，进行了前面介绍的萨尔浒会战。萨尔浒会战大败，杨镐全军覆没，朝廷派熊廷弼去守辽东。
　　熊廷弼刚出山海关，铁岭都已经失陷。经过几十年神宗的“勤于国事”，其时军队纪律荡然，士无斗志；骑兵故意将马匹弄死，以免出战。听到敌军来攻，满营兵卒竟然全部逃跑。面对这样的局面，皇帝还是拖欠军饷。
　　边界上的警报不断传来，群臣请求皇帝临朝，会商战守方略。皇帝总是派太监出来传谕：“皇上有病。”无论如何也不肯召开国防会议。神宗的战略，我是迷惑不解的。
　　神宗死后，儿子光宗只做了一个月皇帝，误服药物而死。光宗的儿子朱由校接位，称熹宗，年号天启。熹宗最大的特长就是做木匠活，并且真是一手好手艺。到了醉心于木匠活的地步。如果他是个木匠，倒也还称职，可是他偏偏是皇帝。熹宗又是另外一个匪夷所思的皇帝。他对明朝最大的“贡献”就是重用了魏忠贤来治理国家。魏忠贤是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太监。想必任何一个王朝有了魏忠贤，就只能有亡国的下场。于是魏忠贤撤掉颇有军事才能的熊廷弼，重用一大批八股文专家为统帅，导致了每每全军覆没，已经意料之中了。明朝的这几个皇帝根本不在乎江山，一心一意的做自己的事情，倒也还逍遥快活。与满清的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相比，明朝的皇帝完全没有战略可言。很奇怪明朝居然还能生存这么久，这样一个腐烂的王朝，真不如早点结束好啦。身为皇帝这样的不负责任、愚昧、愚蠢。究竟是谁的过错呢？明朝后期的太监掌权危害，其患并不在太监，而在君王的放纵太监。就战略来看，仅以双方统治者比较，明朝不亡，已经是没有天理了。
　　3.明朝的军事实力
　　以下是明代正规军的装备介绍。
　　每一营(5000人)其用霹雳炮3600杆，合用药9000斤，重八钱铅子90万个；步枪、大连珠炮200杆，合用药675斤；盏口将军160位(盏口将军是明代对野战重型炮的称呼)，另外有1000人为骑兵。可见明朝军事实力很强，有重炮，有很多使用火药的攻击武器。可以看到，明军装备的“现代化”和”机械化“，比起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弓箭刀枪的清军，差距极大。人数方面，明朝军队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数一数二的。朱元璋刚建国的时候，全国军队达180万人，后来永乐到正统时期甚至超过200万，正统以后保持在120万的水平。而满清入关前最多也就十万八旗子弟。
　　明朝在装备和军力有巨大的优势，为什么会作战失败呢？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军事制度，明朝制度是“将不专兵，兵不私将”。明朝的兵和将不是在一起，而是分开独立的，需要打战的时候才集结一起。这样能够防止大将拥兵自重造反，但是作战起来，则是效率低下，管理混乱和训练不足。兵源问题。明军部队主要的来源是“垛集军”。“垛集军”就是把大批人民划为军籍，世代相传。明朝皇帝一般把自己的对头变成垛集军的来源。军户的生活相当悲惨。强制的军事屯田，世代不得脱籍，军饷微薄，战时做炮灰，平时做苦力，逃亡则采取连坐，强制亲戚家人代替。这样的兵源先天缺乏强大战斗力和高昂的士气。而且这种“为战而战”的“职业”士兵很容易军心涣散，厌战心理很强。在明朝后期，采用了募兵制的征集部队方式。一般结果是民众将军饷一抢而空，然后四处逃命。养兵问题。明朝实行军事屯田制度，的确是自力更生，不花国家的钱。但是在战争时期是行不通的，如果皇帝以可以屯田为借口克扣军饷，很容易导致兵变，军人生活已经困苦不堪，还要克扣正常开销，只会使得军队缺乏训练，战斗力低下，并且毫无斗志。战争时期军饷是极其严重的问题。神宗天性贪财，熹宗宠用的魏忠贤贪财，那些权位极高的太监也贪财，要发达的人只能以钱来谋升官，升官后自然要千百倍的剥削回来。军队的管理这也是这样，军官大肆贪污，虚报兵数。于是军费开销越来越大，户部这儿越来越没钱，只有加重老百姓的赋税。就这样矛盾越来越激烈，军事问题却没有解决。政治上的战略直接影响着战争的战略。
　　明朝重文清武，军队的统帅基本都是文人出身，比如袁崇焕，也是进士出身。文人出真正的帅才很不容易，明朝的运气很好，明末抗清有叁个名将，功勋卓着：熊廷弼是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孙承宗是万历叁十二年的进士第二名(榜眼)。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做八股文考中进士的文人之中居然出现了叁个军事专家。可是明朝皇帝罢斥了其中一个，杀死了另外两个。其他的文人统帅基本上就是全军覆没。明朝的战略基本上是防守型。所以袁崇焕能够以几千士兵防守住满清十万大军，但在是野战的时候，明朝优势兵力却难以击败清兵。明朝的长城是很有名的，长城就是典型的防守型战略思维产物。明朝后期根本缺乏积极进取的皇帝，战略谈不上积极进取是很正常的，加上体制和实力的约束，后期已经无法开展进攻战了。所谓明朝的超级装备，在某些条件下就变成了不利因素。火炮是从外国传来的，制造这些装备需要大笔的开销，为了避免损耗和外流，一般这些装备都保存起来。可是到了战争的时候，士兵不会使用这些火炮，经常发生击中自己人的事情，更可笑的事，府库管理由太监把持，要使用火炮抗敌，还要向太监们行贿才行。于是军事技术上的进步完全被政治腐败抵消了。可见政治上的腐败完全能够抵消军事实力、军事装备的优势。这个时候军事上的优势甚至变成了危害自身的劣势。从战略上看，这些战争没打之前已经胜负已分。如果不改变明朝腐败的制度，或者说不改变专制的制度，纵然是积累了战术层面上的胜利，也只是苟延残喘而已。明朝的腐朽注定了他的没落。明朝的溃败不是靠某个英雄能够挽救的。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英雄注定了悲剧的命运。
4.袁崇焕战略
　　在官渡之战的时候，曹操并没有必胜袁绍的把握。军力相差太多，自己粮草不够，袁绍也不是昏庸之极的人，手下有大批谋士和猛将。曹操要战，是不得已。如果战前有求和的机会，曹操是不会放过的，积蓄自己的实力，削弱敌人的实力，从而达到不战而胜，或者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才是真正的战略。可是战与不战，本是曹操能够控制和选择的，其实曹操退无可退，退兵则必败。既然大环境不是曹操可以决定的，那曹操抱怨也无济于事，只有利用自己的优势和袁绍的劣势，把握最佳的时机出击，如此而已。结果虽然曹操的胜利，但并不是战前可以肯定的。即使有取胜的机会，也仍是需要双方统帅对队战机的利用、转换、把握能力。曹操还是很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战后烧掉了自己军中与袁绍联系将领的名单，固然是收买人心的手法，但也是证明曹操清楚地看到那时的形势。同样，袁崇焕无力改变当是明朝政治的腐败，而且抗清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的。但是袁崇焕不可能什么也不做，他还是有可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到训练士兵，将满清控制在北方，甚至如果皇帝信任，假以时日，消灭满清也不无可能。看皇帝的战略，需要看到政治的高度，需要看的是吏治、政策、管理、用人。就一个将帅而言，要看的就是他在自己能力和权力范围内的作为。尤其是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的作为。很像下象棋，你比对手少了一匹马，埋怨和不冷静不会对你后面的棋有任何帮助，只有确认这个情况，下出着这种劣势情况最好的对着，利用对手的弱点和软手，争取胜利或者求和。才是正确的战略。所谓战略，就是判断决策的过程，虽然能够对结果有直接和较大的影响，但最终结果并不是单方面战略能够决定的。凭借结果来对一个人定性是不可取的。袁崇焕初到辽东的时候，局面很艰巨。明朝军事上已经是几番惨败，颇有军事才能的熊廷弼也被无端逮捕，士气低落。背后是昏愦胡涂的皇帝、屈杀忠良的权奸、嫉功妒能的言官；手下是一批饥饿羸弱的兵卒和马匹，将官不全，兵器残缺，领不到粮，领不到饷。当时明军一切守御设施，都集中在山海关。山海关是“天下第一关”，防守京师的第一大要塞，然而它没有外围阵地。清兵若是来攻，立刻就冲到关门之前。袁崇焕提出了将防线向北移的战略，不久他到达了宁远，宁远在山海关外二百余里。袁崇焕到后，当即筑城，次年完工，城高墙厚，成为关外的重镇。这座城墙把满清重兵挡在山海关外达二十一年之久。袁崇焕指挥明军打赢了两次宁远大捷，都是血战险胜。但是这两次的胜利都是属于防守性质的，什么时候开战、什么时候撤走，都取决于满清，清兵有了这样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可以掌握战机，不利的时候就撤退，所以并没有给清兵造成实力上的致命一击，而且明军野战能力极弱，防守已经是十分勉强，更不用说追击。这两次大捷，其实都是清兵的战略撤退，而不是溃败。其间袁崇焕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守辽的基本战略。其中主张：一、用辽人守辽土；二、屯田，以辽土养军队；叁、以守为主，等待机会再出击。他提出了战术的基本原则：“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而且袁崇焕还提出和皇太极议和。(这时努尔哈赤已死，满清由皇太极掌权)当时议和是对双方面有利的事情。满清方面，努尔哈赤新死，满洲内部人心动荡。皇太极的权位还不巩固。在经济上，因为与明朝开战，人参、貂皮等特产失去了市场。满洲当时是奴隶制，掳掠汉人农耕，生产力低。但军队大加扩充，这时已达十五万人，军需补给发生很大问题，偏偏又遇上严重的天灾，辽东发生饥荒。向关内侵略，又打不破袁崇焕这一关。在这时候，皇太极定下了正确的战略：侵略朝鲜。朝鲜物产丰富而兵力薄弱，明清交战时，朝鲜出兵助明，又供给明军粮食，成为满清后方的一个牵制。皇太极进攻朝鲜，可以解决经济上、战略上的双重困难，同时凭借军事胜利树立威望，巩固权位。(不久满清进攻朝鲜胜利，朝鲜投降，订立了对满清十分有利的和约)明朝方面，明方需要的是练兵、筑城、屯田。明朝需要精锐的野战军，需要建设防御极强的城，更主要的是，朝廷向来拖欠军饷，不得已还要屯田来保障补给的供应。明方的议和是攻势的，最后目标是消灭满清，收复全部辽东失地。清方的议和主要是守势，目的在巩固已得的土地，要明方承认双方的现有疆界，双方和平共处，进行贸易。满清所提的要求是经济性的，皇太极自知人口与兵力有限，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对于缔结和平具有极大诚意。可是明朝朝廷瞧不起金国，于对方来信一概不答，只由地方官和对方通信，而且对于议和一概不予理会。并且有大臣为此一再弹劾袁崇焕。谈和虽然没有成功，但是袁崇焕还是利用了满清入侵朝鲜的时机大大巩固了宁远的防御。不久袁崇焕在魏忠贤的压力下被迫辞职。直到崇祯杀死魏忠贤后，才重回宁远担当大任。袁崇焕坚持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以守为主的战略。他第二次督师宁远，主要战略就是解决两个问题。
　　其一，军饷问题。
　　当时为了军饷问题已经发生了多次军变。宁远这样的国防第一要地，欠饷达四个月之久。袁崇焕杀了几个为首的军官，暂时平息了局势。可是军饷迟迟不到，兵士又哗变。朝廷一次又一次的欠饷，袁崇焕提出了发“内帑”，“内帑”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崇祯为此很不高兴，不愿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最后才很不得已的拿出钱来。(看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府库清单所列，府库存银叁千七百万两，金数千万两，而户部仅银四十万两、捐银二十万两。可见国库之虚，而皇帝的私家库房还是很充足，崇祯很舍不得拿自己的钱出来)。
　　其二，议和问题。
　　袁崇焕罢官时候，皇太极开始自称皇帝。
　　袁崇焕回任之后，与皇太极开始和谈，用以拖延时间。皇太极对和谈极有兴趣，立即作出有利反应。袁崇焕提出先决条件，要皇太极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皇太极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表示正式承认他“汗”的地位。(皇太极一直千方百计的求和，不但自己写信给明朝边界官员，又托朝鲜居间斡旋，要蒙古王公上书明朝劝告。每一个战役的目标，都是“以战求和”。他清楚的认识到，满清决计不是明朝的敌手，明朝的政治只要稍上轨道，满清就非亡国灭种不可。满族的经济力量很是薄弱，不会纺织，主要的收入是靠抢劫。)再看一段史实记载。
　　《天聪实录稿》六年六月，清太宗致崇祯皇帝信：“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可见皇太极有相当的自知之明，用辞十分谦卑。而崇祯毫不理会，对满清始终坚持“不承认政策”，不承认他有独立自主的资格，决不与他打任何交道。既不了解形势，又妄自尊大，并且还激怒了皇太极。崇祯二年，皇太极亲自带兵，集兵十余万，避开袁崇焕防守的东路，由蒙古兵作先导，绕道西路进攻。(可见满清之入侵，不是一个山海关可以守住的)清军越叁河，略顺义，至通州，渡河，进军牧马厂，兵势如风，攻向北京。袁崇焕两日两夜急行军叁百余里，比驻军于北京广渠门外。两军在广渠门外大战，恶斗八小时，清兵终于不支败退，退了十余里。袁崇焕知道这一仗侥幸获胜，在军事上并不可取，尤其在京城外打仗，更不能贪图侥幸。他对部属说：“按照兵法，侥幸得胜，比打败仗还要不好。”袁崇焕其时因为急于救援，来的兵力较少，他想等到集结大规模兵力，再对清兵进行彻底的反击，于是他调度部分兵力深入敌后骚扰清兵，没有将所有援兵都调来守北京。本来这个战略是很正确的，皇太极这次孤军深入，已经犯了兵法大忌，按照袁崇焕的想法，完全有可能将满清部队一次性的击溃。要知道，满清根本无法承受一次这样的毁灭性打击。所以袁崇焕在等待最好的战机，等待勤王大部队的集结。就在这个时候，清兵溃败之后，心中不忿，在北京郊外大举烧杀出气。北京城的居民顾着自己身家性命，说袁崇焕不肯出战，别有用心。许多人说清兵是他引来的，目的在“胁和”，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张的和议。有人在城头向城下的袁部骑兵抛掷石头，骂他们是“汉奸兵”。石头砸死了几名兵士。崇祯看到袁崇焕迟迟不肯决战清兵，又听到北京城了谣言四起，忧虑重重。加上皇太极恰到好处的一个“离间计”。崇祯终于把袁崇焕下狱了。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皇太极大喜，立即自良乡回军，至芦沟桥，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车营，迫近北京永定门。崇祯催促满桂(袁崇焕手下大将)冒险求战，满桂不得以出兵，全军覆没。祖大寿(袁崇焕手下大将)本来率军营救京城，看到袁崇焕下狱，掉头冲出山海关北去，结果又被袁崇焕修书回兵，意图打胜战立功救出袁崇焕。和清兵接战，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切断清兵后路，逼迫清兵退回辽东。(袁崇焕死后，旧部祖大寿、何可纲率军驻守锦州、宁远、大凌河要塞，清军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当时各地来北京勤王的部队很多。袁崇焕下狱，导致各路兵马军心大乱，再加上欠饷和指挥混乱，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都溃散回乡，成为“流寇”的骨干。
　　从此溃兵加入流寇，使得只会抢粮、不会打仗的饥民有了军事上的领导，“流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成长为明朝的威胁。后来，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在押送处死中途中，就被民众“咬穿肚腹，直达内脏”。袁崇焕无罪被杀，对于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从那时开始，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满清投降的事。袁崇焕既忠且能，可惜生不逢时，最后还落得一个凌迟。经历过袁崇焕的凌迟，以为无论谁投降满清都是可以理解的，想想以袁崇焕如此忠心耿耿，尚且是这样下场，何况其他人。吴叁桂是祖大寿的外甥。吴叁桂父亲吴襄曾为宁远总兵，都是袁崇焕的部属。明清之际，汉人的统兵大将十之七八是关辽一系的部队。吴叁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左良玉、曹文诏、曹变蛟、黄得功、刘泽清等都是。这些人有的投降满清，有的为明朝战死，都是极有将才之人，麾下都是悍卒健士。这些都是袁崇焕战略下培养出来的精兵强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