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斋 2006-10-13 15:05
禁书解题
转自：古典小说之家 作者:一步两搭桥
近日在某网站见到一篇很有用的资料书，名字叫“中国历代禁书解题”此书对历朝、历代的禁书均有详细介绍，除了本坛巳贴出过的部分之外，尚有许多是本坛未有或是网上也无踪影的珍本小说，而资料中对这类书的介绍足可少慰读者渴求新书、好书之急迫心情，由于资料很长，只能分次上传。
下面将资料目录附后，希望朋友们喜欢。
资科：中国历代禁书解题
禁书解题之《参同契》《老子想尔注》《抱朴子内篇》《灵宝经》《真诰》《真灵位业图》
禁书解题之《禅真逸史》《绣榻野史》《禅真后史》《僧尼孽海》《国色天香》《灯草和尚》《辽海丹忠录》
禁书解题之《长生殿》《说唐演义全传》《龙图公案》《幻情逸史》《桃花艳史》《八段锦》
禁书解题之《陈子龙稿》《闲渔闲闲录》《钝斋文集》《北征纪略》《一柱楼诗》《国朝诗别裁集》《列朝诗集》
禁书解题之《成实论》《金光明经》《开元占经》《涑水记闻》
禁书解题之《痴婆子传》《浓情快史》《娇红记》《情史》《隋炀帝艳史》
禁书解题之《大同书》《礼运注》《公车上书记》《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日本变政记》
禁书解题之《钝吟集》《左忠毅公集》《咸宾录》《谭友夏全集》《三朝野史》《宋元通鉴》
禁书解题之《范太史集》《湘山野录》《东斋记事》《彭城集》《中山诗话》《嘉集》
禁书解题之《管子》《论语》《老子》《庄子》《慎子》《墨子》《尸子》
禁书解题之《广东文选》《皇明四朝成仁录》《何求老人诗稿》《吕晚村先生文集》《吕晚村先生论文汇抄》
禁书解题之《广艺舟双楫》《论语注》《第一上书》《中国之武士道》《中国国债史》《戊戌政变记》
禁书解题之《归莲梦》《梼杌闲评》《欢喜冤家》《今古奇观》《孙庞斗志演义》《樵史通俗演义》
禁书解题之《韩非子》《孙子兵法》《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六韬》《尉缭子》《山海经》《晏子春秋》《吕氏春秋》
禁书解题之《华严经》《楞伽经》《法华经》
禁书解题之《淮海词》《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兴小历》《东都事略》《方舆胜览》《江湖集》
禁书解题之《皇极篇》《文远集》《丽崎轩诗集》《青来阁集》《石民四十集》《武备志》
禁书解题之《皇明经世文编》《田间诗集》《陋轩诗》《稗畦续集》《壮悔堂文集》《离六堂集》《古文观止》《宋诗钞》
禁书解题之《皇明通纪辑要》《虬峰文集》《小学大全》《荣木堂文集》《觚剩》《遗民诗》
禁书解题之《剪灯余话》《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西厢记诸宫调》《西厢记》《荆钗记》《三国演义》
禁书解题之《剿闯小说》《新世鸿勋》《桃花影》《肉蒲团》《无声戏》
禁书解题之《锦香亭》《飞花艳想》《五凤吟》《好逑传》《灯月缘》《虞初新志》
禁书解题之《锦绣衣》《女仙外史》《隋唐演义》《说岳全传》
禁书解题之《懒真草堂集》《九集》《双槐岁抄》《三易集》《喙鸣轩诗集》《五杂组》
禁书解题之《浪史》《昭阳趣史》《石点头》《如意君传》
禁书解题之《老子注》《庄子注》《太平经》《上清大洞真经》《黄庭经》
禁书解题之《礼记》《黄石公三略》《河上公章句》《无君论》
禁书解题之《李温陵集》《藏书》《续藏书》《焚书》《茅大芳集》《程本立集》
禁书解题之《列朝诗集小传》《初学集》《国初群雄事略》《岭海焚余》《遍行堂集》《明实录》《三朝要典》
禁书解题之《刘生觅莲记》《钟情丽集》《风流和尚》《怡情阵》《镜花缘》
禁书解题之《孟子》《列子》《曾子》《子思》《公孙龙子》《文子》《荀子》
禁书解题之《七录斋集》《万历事实纂要》《容台集》《霏云居续集》《晚香堂集》《陈眉公集》《崇相集》《句注山房集》《太乙山房集》《所知录》
禁书解题之《绮楼重梦》《红楼圆梦》《红楼梦补》《增补红楼梦》《万恶录》《芙蓉洞》《春灯迷史》《株林野史》
禁书解题之《清风闸》《绿牡丹》《蜃楼志》《品花宝鉴》《绣球缘》《双凤奇缘》《空空幻》《岂有此理》《更岂有此理》《风月鉴》《万花楼》《欢喜缘》
禁书解题之《三垣笔记》《三垣笔记》《折狱新语》《顾与治诗集》《今乐府》《广东新语》《岭南三家合刻》
禁书解题之《山中闻见录》《明季遗闻》《万历野获编》《崇祯遗录》《诗归》《张太岳文集》
禁书解题之《尚书》《春秋》《左传》《国语》
禁书解题之《十二楼》《载花船》《隔帘花影》《梧桐影》《平寇志》《醉春风》《绣屏缘》
禁书解题之《十美图传》《宜春香质》《弁而钗》《五美缘》《蟫史》《天豹图》《鸳鸯绦》《绣戈袍全传》
禁书解题之《双姻缘》《妖狐艳史》《玉妃媚史》《九美图》《三笑姻缘》《玉堂春全传》《玉鸳鸯全传》《金石缘》
禁书解题之《水浒传》《金瓶梅》《续金瓶梅》《琵琶记》《四声猿》《牡丹亭》《奇缘记》《一片情》
禁书解题之《司马光日记》《温公续诗话》《唐鉴》《王安石集》《字说》
禁书解题之《宋稗类钞》《白耷山人集》《行朝录》《扬州十日记》《书影》《梅花草堂集》《焦氏笔乘》《通雅》《启祯两朝剥复录》
禁书解题之《苏轼集》《东坡乐府》《东坡诗话》《栾城集》《黄庭坚集》《黄庭坚乐府》《晁补之集》《淮海集》
禁书解题之《亭林遗书》《定山堂集》《翰海》《西堂全集》《天启宫词》《南山集》《大义觉迷录》
禁书解题之《王叔英集》《刍荛集》《程通集》《易经存疑》《三朝要典》《李卫公兵法》《李卫公问对》
禁书解题之《维摩诘经》《阿含经》《般若经》《阿弥陀经》《涅经》
禁书解题之《倭袍传》《两肉缘》《欢喜浪史》《碧玉楼》《野叟曝言》《春情野史》《英烈传》
禁书解题之《戊戌六君子传》《西政丛书》《革命军》《仁学》《訄书》《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剪灯新话》
禁书解题之《杏花天》《十二笑》《巫山艳史》《巫梦缘》《五色石》《闹花丛》《催晓梦》
禁书解题之《宣和遗事》《西升经》《列仙传》《太上感应篇》《逊志斋集》《幼仪杂箴》
禁书解题之《弇山堂别集》《韩文恪集》《姑山遗集》《明文案》《石臼集》《蓼斋后集》
禁书解题之《玉莲环》《异说反唐全传》《反唐演义传》《解人颐》《绿野仙踪》《艳异编》《笑林广记》
禁书解题之《战国策》《逸周书》《诗经》《屈原赋》《宋玉赋》
禁书解题之《赵忠毅公诗集》《幸存录》《续幸存录》《江变纪略》《残明纪事》《庄子翼》《明诗选》《女直考》《赖古堂集》《王季重集》《白苏斋集》《两朝从信录》
禁书解题之《肇论》《大乘起信论》《摄大乘论》《金刚经》
禁书解题之《酌中志》《崇祯纪略》《甲乙事案》《甲申纪事》《三藩纪事本末》《东明闻见录》
禁书解题之《子不语》《北史演义》《双珠凤》《红楼梦》《后红楼梦》《红楼复梦》《续红楼梦》《补红楼梦》
习斋 2006-10-13 15:06
禁书解题之《参同契；老子想尔注；抱朴子内篇；灵宝经；真诰；真灵位业图》
●《参同契》
《参同契》又叫《周易参同契》，是一部用《周易》、黄老与炉火三者参合的道教修仙炼丹之作，东汉魏伯阳著。全书分上、中、下三篇，并还有一首《周易参同契鼎器歌》，共计六千余字，主要是用四字一句、五字一句的韵文以及少数长短不齐的散文体和离骚体写成的。由于文辞艰深难懂，故历来为之作注者甚多。宋郑樵《通志·艺文略》中载有《参同契》及注本十九部三十一卷，可惜大多己佚失。唐宋以后的《参同契》注本，《四库全书总目》道家类收入六部十六卷，明正统《道藏》收入十一种。主要注本有后蜀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三卷，宋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一卷，陈显微《周易参同契解》三卷，以及俞琰《周易参同契发挥》九卷等。
《能同契》的作者魏伯阳，其事亦在正史中均未记载。据宋曾忄造《道枢》记载，其名翱，字伯阳，汉人，自号云牙子，是东汉炼丹道士，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另据晋葛洪的《神仙传》记载，魏伯阳是高门之子，性好道术，不肯入朝当官，宁愿闲居养性，时人不知他从哪儿来的。他曾带三个弟子进山修炼神丹，知道其中两个弟子心地不诚，于是设计考验他们。伯阳用可令人暂死的毒丹喂进山时所带的白犬，白犬死，自己仍服用，也死去。其中的一位弟子知道师父伯阳并非凡人，亦服毒丹，随之死去。另两位弟子贪生怕死，就不服毒丹，出山去找棺材殡具以葬伯阳及死去的弟子。等这两位弟子走后，伯阳就起来，带服丹弟子和白犬而去。后来遇见进山砍柴的人，伯阳手书一封，让砍柴人带去致谢二弟子。二位弟子见信后，懊悔不迭。除《参同契》外，魏伯阳还著有《五相类》一卷。
关于书名，历来有不同解释。宋陈显微《参同契解》认为，大易、黄老、炉火三者相通，合乎于道。俞琰却认为：“参，三也；同，相也；契，类也。谓此书借大易以言黄老之学，而又与炉火之事相类，三者之阴阳造化殆无异也。”而对《参同契》主旨的理解，也是说法不一。这是因为《参同契》把周易卦爻、黄老养性、炉火炼丹三者搀杂，融为一体，以说明炼丹、养性之理，并常用譬喻来表达其意，故使得文意晦涩，难以确切理解。以至有的注家认为本书主旨是炼服金丹，也有的注家认为魏伯阳主张调和阴阳。前者就是烧炼金丹以求仙药的外丹说，后者指靠自身修炼精气神的内养术，即内丹说。事实上，《参同契》中，二者兼而有之，是对以往炼丹术、养生术的综合性概括，并有所发展。
《参同契》中用《周易》来说明炼丹的鼎器、方位、药物、火候、时辰、变化等，认为修丹与天地造化同属一理，易道与丹道可以相通，故能用天地造化的《易》理来阐述炼丹、内养之道。以下从炼丹的鼎器、药物、火候、效果等四个方面来看《参同契》如何利用《周易》的理论来解说炼丹内养的问题。
一、关于鼎器。《参同契》以乾坤两卦喻鼎器，“乾坤者，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讲的是，乾坤二卦所取象的天地好似一个大炉鼎，阴阳万物变化尽在其中，人身则是个小炉鼎，阴阳变化亦在其间。炼丹的鼎器是炉在上、鼎在下。犹如天在上、地在下一样，符合乾坤之象。
二、关于药物。药物是炼丹的原料，以“坎离为药”，就外丹说而言，炼丹药物主要指铅汞。《参同契》要求药物必须是同一种类，才能修炼成功，不同类的只会遭致失败，“若药物非种，名类不同，分剂参差，失其纪纲，虽黄帝临炉，太乙降坐，八公捣炼，淮南执火”，也会失败的。就内养而言，“药物”坎离，指人身一元之气的阴阳变化。《参同契》强调修炼精气神，“将欲养性，延命却期，审思后末，当虑其先，人所禀躯，体本一无，元精云布，因气托初，阴阳为度，魂魄所居”，讲的是协调阴阳可以养性延年。
三、关于火候。《参同契》运用《易》纳甲法和十二辟卦法，来说明炼丹火候。所谓纳甲法，是以《周易》的八个经卦分别与十天干相配合，以甲为十干之首，举一千以概其余，故称之为纳甲。魏伯阳根据月亮的运行变化规律，给合纳甲卦象阴阳消长，把一月三十日分成六节，每五日为一节，每一节分属一卦，由乾坤往复，阴阳升降，以表明一月火候进退情形。《参同契》又以十二消息卦与十二地支相配合，代表一年十二月，或指一日十二辰。根据其中阴阳的爻变，象征火候的退进。这样，《参同契》运用《周易》纳甲、十二辟卦法，象征性地说明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时中阴阳消长变化，以及如何相应地掌握炼丹火候的进退情况。
四、关于道术的效果。《参同契》认为：存思食气的内养法、讲究阴道的房中术、昼夜运动不息的疲劳战，祭祀鬼神以祈福等等，这些都是旁门左道之术，违背黄老养生之道，故不可能达到长生久视之境界。而服食还丹，才是延年益寿、返老还童的正道。即如书中所述：“巨胜尚延年，还丹可入口，金性不败朽，故为万物宝。术士服食之，寿命得长久。”这种长生不老之药，指是炼丹家修炼服食用的外丹。《参同契》还讲内养方面问题，“惟昔圣贤，怀玄抱真，服炼九鼎，代迹隐论，含精养神，通德三元，精液凑理，筋骨致坚。众邪辟除，正气常存，积累长久，变形而仙。”这里强调含养体内之精气神、充沛浑身，可使精液循环和谐、筋强骨壮，从而强健人身体；避除邪门左道，存养正气，积累久了，便可羽化登仙了。故总的来看，《参同契》既谈外丹炉火，又讲内养修炼，在具体行文中，或各有侧重、或兼而述之。也可以看出，书中讲到两种成仙之道：服食金丹，或内养精气，配以服食，均可成仙。
《参同契》中的有关服食金丹便可成仙的思想当然是虚幻不实的，但它以易、黄老、炉火三者结合，系统论述炼丹、内养之道，并在炼丹过程中积累了化学反应知识，这在中国道教史上和古代科技史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参同契》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炼丹著作，《四库全书总目》中说：“后来言炉火者，皆以是书为鼻祖”，魏伯阳被称为“万古丹中王”，由此可见此书影响之大。
《参同契》在北周武帝时、元代先后被禁。
●《老子想尔注》
《老子想尔注》是老子《道德经》的注释本，道教早期教派五斗米道的经典。关于作者，历来有不同说法，一说是张陵著，如唐玄宗御制的《道德真经疏外传》、五代道士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以及中唐僧人法琳《辨正论》等，都认为张陵曾注《道德经》，是《想尔注》的作者，所世道书多沿此说。另一说认为该书作者是张陵之孙张鲁。如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中认为《想尔注》作者可能是张鲁，也可能是汉末荆州牧刘表，不能确定。而明代《正统道藏》中《传授经戒仪注诀》明确认为，《想尔注》是张鲁托名想尔而作的。元代列大彬《茅山志》卷九《道山册》引用陶弘景《登真隐诀》，说明的有关张鲁所注的五千文本的具体情况，正好与今敦煌《想尔注》残卷情形完全相合，由此可证，《想尔注》确是张鲁所著。
张鲁字公祺，生年不详。其祖父张陵，顺帝时居蜀，在山中修道时学鹤叫，造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的就要出米五斗。张陵传道给子张衡，张衡又传道给子张鲁，张鲁自号师君。据《后汉书·刘焉传》记载，张鲁的母亲长得漂亮，常与刘焉家来往，张鲁通过其母与益州牧刘焉家的关系，得到重用。据《三国志·张鲁传》记载，后来刘焉去世，其子刘璋即位，因鲁不顺从其意，杀死张鲁母亲、弟弟诸人。于是张鲁在汉中割据，用五斗米道教化百姓，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权和从鬼卒、祭酒、治头大祭酒直到师君的等级教阶制。在汉末军阀混战的形势下，张鲁治下的汉中相对稳定，且张鲁宽惠待民，故四方百姓纷纷拥入汉中。张鲁统治汉中前后近三十年，东汉朝廷无力征讨他，就任他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建守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率十万大军西征张鲁。张鲁投降后， 被拜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第二年，张鲁去世，谥原侯，葬在邺城（今河北临漳）东。
《老子想尔注》早已散失，《隋书·经籍志》和新、旧《唐书》都未记载，《道藏》中也没收进去。清末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古本典籍中，有《老子道经想尔注》残本，全本共五百八十行。注与经文连写，字体不分大小，章次不分，过章不另起一行。据考证，它是六朝钞本。此残卷在一九零五年失窃，现收藏在大不列颠博物馆，编号为斯氏（斯坦因）六八二五。该残卷始自《老子》第三章“不见可欲，使心不乱”，终至第三十章“无欲以静，天地自止（正）”，大致反映了《想尔注》的基本思想内容，是研究早期道教思想的珍贵资料。今人饶宗颐据《河上公注本》，分章排列。
《想尔注》在写法上有两大突出之处。一是用删、增、改字的方法，对《老子》原文进行一些有意修改，以树立自己的意思。如《老子》第十六章原文是“公乃王，王乃大”，而在《想尔注》中，将“王”改为“生”，认为“能行道公正，故常生”。改变文字以便说明其长生之，。这类例子在《想尔注》中甚多。另一写法，就是通过注释，将哲学著作《道德经》改造成真正的道教经典。将《道德经》中作为哲学范畴的“道”人格化，神格化、解释为第一人称的“吾”、“我”，使抽象的“道”具体为有欲有言，有喜怒哀乐，对人有教导、遣使、诫禁、主人生死，赏善惩恶，镇邪制顽的人格神。《想尔注》将“道”等同于“一”，认为：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常治昆化，或言虚无，或言自然，或言无名，皆同一耳，今布道诫教人，守诫不违，即为守一矣；不行其诫，即为夫一也。”这样，道或一，既是宇宙本源，又是太上老君，哲学家老子就成为五斗米道所信奉的神。
《想尔注》的思想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守道诫。《想尔注》认为“道”是专一、真诚、清静自然、好生乐善的，只要人们谨守道诫，就可以延年增寿，除灾得福。所谓“守道诫”，就是遵守“道”所规定的戒律。“道”是绝对的“一”，道气无气不在，那种以为守身中五脏即是“守一”的观点是不对的，甚至也不赞同《老子河上公注》中以为“专守精气”就是“守一”的看法，《想尔注》认为真正的“守一”就是“守道诫”。道诫的内容大体指道贵中和、真诚，道乐清静等。“道诫”是贯穿注文的重要的线索，“诫为渊，道犹水，人犹鱼。鱼失渊去水则死，人不行诫守道，道去则死。”
二是关于长生之法。《想尔注》认为善保精气就可以实现仙寿。主张和五脏五行之气，“和则相生，战则相克”；阐述房中术要领：“精结为神，欲令神不死，当结精自守”，认为得此要领，也可长生不死。为了自守，就要求做到无思欲、无为无名、不贪荣求宠、不争强好胜、不为恶事等。“奉道诫，积着成功，积精成神，成神仙寿，以此为身宝矣”，这就是《想尔注》成仙之纲领。三是关于帝王行道问题。《想尔注》认为行道，不只是道士的事，帝王也应行之，“道之为化，自高而降，指谓王者，故贵一人，制无二君，是以君王常当行道，然后乃及吏民，非独道士可行，王者弃捐也。”而且上圣君王都是师道行道，用以教化天下，故能实现太平之治，后世帝王渐渐失道，“虽有良臣，常难致治。一旦帝王失道过度，天命难违心将降祸以戒。相反，若帝王行道就可以至诚感天，于是“五星顺轨，客逆不曜，疾疫之气，都悉止矣”。所以，“治国之君务修道德，忠臣辅佑在行道，道普德溢，太平至矣。吏民怀慕，则易治矣。”君臣行道，太平之世可以实现，民众安顺。这里的“道”，指生道，也就是清静寡欲，乐善好生之道；而战争是杀生的，故“兵不合道”，帝王应守生道，少起战事。这些帝王行道思想正是五斗道政权的施政纲领。张鲁在汉中政教合一，以宗教家和政治家的双重身份推行这些施政纲领，遵行诚信、廉明、乐善重生、归朴等教义，在当时动荡不守、军阀草菅人命的社会形势下，这些教义、行为有着积极的意义，故“民、夷信向之”。
《想尔注》的思想内容虽然与《道德经》不尽相同、甚至有所违背，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民众的良好政治愿望，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它也是研究道家哲学如何转变为道教神学的重要的材料。
《想尔注》与其他道经，在北周武帝时均受禁。以后，《想尔注》长期失传被埋没，这大概与它夹杂房中术有关，也与它“注语颇浅鄙，复多异解，辄与老子本旨乖韦”有关。
●《抱朴子内篇》
《抱朴子内篇》是对战国以来、直至汉代的神仙思想和炼丹养生方术所作的系统的总结，为魏晋神仙道教奠定理论基础的道教经典。作者是晋代葛洪，书成于公元三百一十七年。《隋书·经籍世》道家著录《内篇》二十一卷，《旧唐书·经籍志》记载《内篇》二十卷，《抱朴子·外篇·自序》中说“凡著《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由此可见，《内篇》原为二十卷，今本二十卷，单独印行，与《外篇》分开，每卷一篇，略有残缺。现存《抱朴子内篇》版本计有：宋绍兴二十二年临安刊本，明正统道藏本，罗振玉敦煌石室本，宝颜堂秘笈本，孙星衍平津馆校刊本等。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的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列入《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为目前注释最详备的通行本。葛洪（公元284—3 44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 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东晋道教学者、炼丹家、名医。其祖先是葛天氏，从祖是道士葛玄，祖父葛系是吴大鸿胪，父亲葛悌曾任晋邵陵太守。葛洪十三岁丧父，生活贫寒。但他从小就勤奋好学，常步行到外地借书看。他自己砍柴卖柴，用来买纸笔。晚上家里点不起油灯，就用柴火照明，读写抄录。他有时为了借书或请教问题，不惜跋山涉水达数千里，可谓精神可嘉。葛洪博览经史百家，多达万卷，以鸿学知名。二十几岁他立志要成一家之言，开始写《抱朴子内外篇》。他为人淡泊清静，不好名争利，不喜欢星书、算术、九宫、三棋、太一、飞符之类，却好学风角、望气、三元、遁甲、六壬、太一之法，追慕神仙导养之术。葛洪十六岁跟随郑隐（字思远）学道，学得炼丹诸术。后来师从南海太守上党鲍玄，继承其师道法、医术，并娶鲍玄的女儿为妻。太守二年（公元304年），吴兴太守征他为将兵都尉， 命令葛洪参加镇压石冰的农民起义军。后来葛洪升为伏波将军。石冰失败后，葛洪到洛阳搜求异书。后来他避居南方，参与广州刺史稽含的军事行动。稽含遇害后，葛洪在南方呆了多年，后来返回家乡。司马睿当丞相时，任用他为掾，并根据他平守石冰起义的功绩，赐爵关内侯。后历任州主簿、司徒掾、咨议参军等职。他听说交止出丹，在咸和八年（公元333年）上书晋成帝求为句漏县令。 到广州被刺史邓岳挽留，他就住在罗浮山炼金丹。在山久居，优游闲适，著述不已。后来他忽然有一天去信给邓岳，表示要出远门去寻师。等邓岳赶去告别时，葛洪已经端坐而逝。《晋书·葛洪传》盛赞他：“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辩玄颐，析理入微。”讲的意思是：著作很多，超过了司马迁和班超。他又善于辩论玄理，分析得非常精辟细致。葛洪著作甚丰，《抱朴子内外篇》一百一十六卷，碑、诔、诗、赋达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隐逸、集异等传各十卷，又抄五经史汉百家之言、方技杂事三百一十卷，《金匮药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
《内篇》共有二十卷，每卷的大致内容如下：《畅玄卷第一》论宇宙本体“玄”，倡导玄道；《论仙卷第二》论证神实有，驳斥所谓俗人因亲眼见不到而不信神仙；《对俗倦第三》以动物长寿为例，论证神仙不假；《金丹卷第四》述金丹神功妙用及制造方法；《至理卷第五》论形神相离，讲述服药、行气、禁咒诸法，倡导弃世求仙；《微旨卷第六》驳斥不信神仙的所谓各种“浅见”，讲述九丹金液、宝精爱■诸法；《塞难卷第七》论成仙有命；《释滞卷第八》说孔子等圣人不学仙，不等于无仙，佐时和轻举可兼修；《道意卷第九》论道为宇宙本体，其本无名；《明本卷第十》论道本儒末；《仙药卷第十一》述丹砂、金银、芝玉、草药；《辨问卷第十二》论圣人不必仙，仙人不必圣；《极言卷第十三》劝人积功学仙；《勤求卷第十四》劝人求真学师、勤修炼；《杂应卷第十五》阐述辟谷、服药、吞气、隐沦、变化、导引、召神、乘■、存思、符箸术；《黄白卷第十六》讲述黄白术；《登涉卷第十七》讲述入山远游中诸术；《地真卷第十八》论述金丹与守真一；《遐览卷第十九》介绍道经书目；《社惑卷第二十》讲述如何辨别真假仙。纵观《内篇》二十卷，重点是围绕成仙长生这一问题，以下从两个方面加以阐述。
一是关于成仙长生思想的哲学体系。葛洪试图站在宇宙观、本体论的高度来论证神仙长生的思想，以建立一套较为系统的道教哲学。他吸取汉代杨雄《太玄》的思想，在《抱朴子内篇·畅玄卷第一》中便提出概念“玄”，认为它是宇宙的本原，世上一切都是“玄”产生的，即“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并对“玄”进行描述，是一个极其微妙、极其深邃、至高而又至广、至刚而又至柔、亦方亦圆、忽有忽无、来无影、去无踪、变幻莫测、飘渺无际而又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东西。且宇宙的形成、事物的变化，都是“玄”造成的，它先于一切事物而存在，是一切事物的操纵者。这个超自然的神秘主义的宇宙本体“玄”，构成了葛洪神仙道教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与“玄”相联系的，《内篇》还提出“道”与“一”这两个概念。“道者，涵乾括坤，其本无名。论其无，则影响犹为有焉；论其有，则万物尚为无焉。”“道”也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道”又起于“一”，与“一”密不可分。“一”的作用神通广大，无所不能，所以，“人能知一，万事毕。知一者，无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无一之能知也。”甚至他把神仙之道，概括为“玄道”或“玄一之道”。在阐述“玄”之性能以后，葛洪指出：世俗声色享乐只会损人寿命，世间的荣华富贵也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只有“玄之所在”，才会“其乐无穷”。故人们要想永享自由自在、快乐惬意的神仙式的生活，就必须修玄道。“得之者贵，不待黄钺之威。体之者富，不须难得之货。”而且得了玄道，就可以逍遥自在地徊徉于人间天上，无忧无虑，怡然自得。怎样才能修得“玄道”呢？《内篇》认为要靠思守一，这样将道教哲学的本体论与具体的修炼方法结合起来。“人能守一，一亦守人。所以白刃无所措其锐，百害无所容其凶，居败能成，在危独安也。”并将抽象的“一”人格化为神，居在体内，这样，“守一”就是“思见身中诸神”，或意守三丹田，成为一种仙道长生的内修方法。后来上清派汲取这种方法并加以发展，使之成为该派最主要的修炼方法。葛洪还将守一分为守真一与守玄一两种。守真一，就是存思真神，遵行口诀。守真一的作用在于守形却恶，“可令内疾不起，风湿不犯。”“玄一”与“真一”相通同效，而且“守玄一”还可以得到分形术和内视法，天地神灵都可以接见，山川河岳之神可以驱使，甚是神妙。
二是关于成仙长生的具体方法。神仙道教的主要目的是成仙长生，“长生之道，道之至也，故古人重之也。”针对当时有人对此道的怀疑，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以古今种种神仙传说，并运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来极力论证神仙的存在和成仙的可能，认为神仙与凡人不同，是超出一般之外的个别，是脱离普遍的特殊，凡人是有生有死的，而神仙是长生不死的。在论述了神仙的存在和成仙的可能之后，他详细地介绍了各种长生之道，大体可分为外修与内养两个方面，内养主要是行气保精，外修主要是服用丹药。此外，还须积善立功，忠孝为本。
内养的方法主要包括两种，一种叫做好气，一种叫做房中。所谓好气，是指有关体内元气新陈代谢的理论，主要是“胎息”，“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吸，如在胞胎之中，则道成矣。”初学行气者，以鼻中引气而闭之，阴以心数一、二、三至一百二十，然后用嘴慢慢吐出，要做到“入多出少”，在吸入和吐出时，都不能使自己的耳朵听到气出气的声音，故在练习的时候，应该用鸿毛附在鼻口之上，以检验气出入的时候鸿毛是否摇动，应以鸿毛不动为准。心数渐渐增多，到了能够数至一千而仍然能保其纳气的时倏，就渐有“变得年轻些”的作用了。行气的时间，应当在每天的子夜到日中这段时间，这段时间是天地“生■”之时；而不要在日中到夜半这段时间行气，因为这段时间是天地“死■”之时，“死■”之时行■是没有用的。行气者，也不能多吃，食物之气多了就难闭真气；也不要发怒，因为发气发怒会使气乱，无益于行气。行气的好处是很多的，可以治百病防瘟疫，可以居水中行水上，可以免饥渴延寿命等；还可以放外气，产生巨大功力，以至灭火伏虎狼等。除了行气，还应知道房中术，房中术对于修炼至关重要。在内养方面，葛洪很重视养生之道。认为养生之道在于使气血充沛，以“不伤”或预防为主。葛洪还强调内修养性，恬淡守真，不必求神降福，自会健康长寿。以上这些内养方法、养生之道，对于增进人们身体健康不无裨益，对于后世的气功学、养生学、体育学、医学都有积极的理论借鉴意义，它与后世道教倡导的修炼精气神的内丹方术在本质是一致的，也是后者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关于外修。《内篇》中很重视金丹，“夫五谷犹能活人，人得之则生，绝之则死，又况于上品之神药，其益人岂不万倍于五谷耶？”金丹大药是上品的神药，服用了便可长生成仙。为什么服了金丹能使人长生成仙呢？《内篇》加以解释：“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铄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铄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认为“不得金丹，但服草木之药及修小术者，可以延年迟死耳，不得仙也。”葛洪的这些解释，显然是牵强附会，把人体复杂的运动结构规律与自然界无机物的化学反应规律混同起来，等量齐观，认为金质不朽，人服用了金丹便可成仙不死，这显然是荒谬的。《内篇》中将金丹理论与炼丹方术密切结合，以金丹之道为中心，荟萃其他修炼方术而构成独特的体系。
《内篇》中的神仙道教思想，是和封建纲常名教密切结合的，强调只靠内养外修等方术并不能长生成仙，还要积善行功，以忠孝和顺仁倍为本。《内篇》认为：“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这样，儒家的那一套忠孝仁恕信义和顺等封建伦理思想，便与道教的长生成仙思想糅合在一起了，使道教斌始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而服务。该书站在神仙贵族的金丹道派的立场上，认为人的富贵贫贱，寿命长短以及能否成仙，都是人在受气结胎时早已命中注定；并且指斥民间道教为“妖道”，“邪道”，完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
《抱朴子内篇》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在道教史上，它是一部重要的承前启后的道教典籍。葛洪是从旧天师道、太平道等早期民间道派向后来的上清、灵宝等上层贵族化道派过渡的桥梁。其次，在中国科技史上，《内篇》对炼丹术和古化学作出了贡献，同时，对医学、药物学、养生学等的贡献也是十分卓越的。《抱朴子内篇》先后在北周、元代被禁过。
●《灵宝经》
《灵宝经》有古今之别。古之《灵宝经》即《灵宝五符经》，又叫《五符经》；今之《灵宝经》即《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也叫《度人经》。这种古今分别，早在晋代就已出现。葛洪《抱朴子·辨问篇》引到的“谈仙道之术”的《正机》、《平衡》、《飞龟授帙》三篇属于古之《灵宝经》，又叫《灵宝五符经》。旧时传说禹最早得到《五符经》，禹去世前将它封在名山古函之中，后来吴王阖闾伐石以建造宫殿而获得此经，向孔子请教它。西汉华子期从师角里先生，学习的《仙隐灵宝方》三卷篇名完全与《五符经》相同，故《仙隐灵宝方》就是《灵宝五符经》。据古书记载，《五符经》流传之初很简练，只有一卷一百七十四个字，到东晋葛洪撰写《抱朴子》时，其篇卷和内容已逐步增多，具体增添过程因文献不足，难以确知。明代《五符经》收入《正统道藏》洞玄部，题为《太上灵宝五符序》，分为三卷约二万字，有符。今本《灵宝经》即《度人经》出自葛洪从孙葛巢甫之手。据陶弘景《真诰》第十九卷《真诰叙录》记载，当时王灵期见葛巢甫伪造的《灵宝经》十分风行，他大为恼火，于是向《上清经》的传人许黄民求受经文。葛巢甫伪造该经，当在王灵期向许黄民求经之前、葛洪去世之后。所以今本《灵宝经》即《度人经》的成书年代大概在东晋末年。此后，《灵宝》经文不断增添。南朝刘宋时代，陆修静《灵宝经目序》称当时新旧经文达五十五卷，这其中肯定有他本人对《度人经》的加工，可见经文伪造的情况甚为严重。今《道藏》收入《度人经》六十一卷。可见，从古之《灵宝经》到今文《灵宝经》，是一个逐步增添发展的过程，它们虽出于不同时代、不同人之手，但彼此间关系密切，且是在同样理论基础上演变成的。下面在对古今《灵宝经》分别加以介绍之前，不妨简释经名。
关于“灵宝”的含义，历来有不同说法不同理解。一种认为它是广泛地存在于大自然界和人体之中的精气；一种认为它是长生不死的人格化的神；一种认为它是文诰，讲长生之法的，等等。
关于《灵宝五符经》。该经分为三卷。第一卷第一段是该经原序，主要讲述自神农、黄帝以后的古代历史传说，夏禹治水和得经此的来由，吴王阖闾开山伐石复得此经之事，孔丘认出此经是灵宝符文以及阖闾开启此经而出现亡国的征兆等。序中说该经“上叙太和阴阳之气，下论道化养生之会。唯仙人能用其文，君王不能得其术”。第一卷的其余五章内容分别是：《灵宝五帝官将号》叙述五方五帝的名号，纳甲，所尚服色，配为五行，和四季之气而生长容纳万事万物等；《仙人挹服五方诸天气经》讲述如何服五方之气；《灵宝要决》讲述进山采药佩带灵宝五符可以辟除邪气；《太清五始法》叙述存思以内养五脏；《食日月精之道》介绍食日月精气的方法。可见，后四章都是讲养生方法。该书已有存思以内养五脏，“日君元阳，还归绛宫”、“月君元阴，还归丹田”等思想，对后世内丹道术有重要影响。
第二卷主要叙述各种养生方术，如服食五艺（松、胡麻、椒、姜、菖蒲）、辟谷之法、除三虫百病之方、饵黄精方、尸解药等等。这些方术中有些是无稽之谈，也有些对健身除病有积极的作用，对后世的气功术、医学有一事实上借鉴意义。
第三卷首段中屡次出现“陵昔闻之”，故当是张道陵的序文。其序文讲述本经传世经由，持守其符，五兵不伤等神验。第三卷记有一篇符文，共十四通。卷末引用《太上太一真一之经》，不是原来就有的，主要叙说以存三守一为主旨，这也是魏晋时代道教中通行的养生方法。
关于《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即《度人经》）。全经共有六十一卷，本源自古《灵宝经》而加以发展变化，书成的约在东晋末年。此经出现后，注解者甚多，不断加以增修。南北朝时齐严东首次时《度人经》进行注解，而后注者络绎不绝、唐代李少微、薛幽栖、成玄英，宋代萧应叟、陈椿荣，元代陈致虚、薛季昭，明代张宇初等人，都先后给《度人经》作过注解和疏，宋真宗亲自为之作过序文，正一道、净明道的道士还演说其义等，可见此经受重视的程度。《度人经》第一卷为本经，约五千余字，大致包括道君前序、中序、后序三篇，元始洞玄和元洞玉历经文两章，元始灵书上、中、下三篇和太极真人颂一篇，主旨是宣扬“仙道贵生，无量度人”。《度人经》其余六十卷则敷衍第一卷本经而成，内容很庞杂，主要是演说修炼、戒斋、符术等道教仪式，本是解说第一卷的，后所也被尊作经文。《度人经》除了继承和发展古《灵宝经》思想内容以外，还具有一些明显的独特之处，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继承汉代神谱的谱系结构并有所发展，形成自身行点。在《度人经》里，除以元始天尊仍为最尊天神之外，太一神也被提到很高的地位，位于五帝之上。“太一”原就是北极星，古代很早就把北极这一最明亮的星辰视作神明，汉代已奉为尊神。《度人经》中进一步把太一神提高到几乎与元始天尊平起平坐的至高神位，认为“太一总领群司，为众神之王”、“上镇三清”、“下镇人身”、“主诸天地”，不仅可以统驾众神，而且主宰人的命根，天上人间莫不归之所属。西汉时代，道——阴阳——五行之一宇宙观已形成，与这观点相一致的是尊神太一下面又出现白、青、黄、赤、黑五帝，归太一神统属。《史记·封禅书》中说“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这种思想为《度人经》所继承，该经中所提到的太一神之下的“万神之宗”、“总领鬼兵”，就是指“五帝大魔”，它们在天主管东南中西北五方神仙，在地主领处在五大名山的鬼神，而且它们在人体还主掌五脏之精神。经中叙述，由于五帝地位高贵，所以它们身边常常前呼后拥，声势喧赫，颇为壮观。古《灵宝经》只讲述东、西、南、北、中五方，《度人经》继承之，又从中分出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合中而为九宫；再合上下为十方；又将东南西北各分成八天。合为三十二天，每天各有一帝，合为三十二帝。这样，《度人经》所述方位己具有立体感，比《五符经》更具体、细致。
其二、《度人经》体现佛道融合的倾向。文中引进了一些佛教术语和思想，如大梵、三界、地劫等佛教之说和不杀、不害、不嫉、不妒、不淫、不盗、不贪、不欲、不憎、不自、言无华绮、口无恶声、齐同慈爱、异骨成亲等佛教戒规，这些都显示出道教向强大的佛教汲取有关思想内容，而使《度人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佛道融合的特点。
其三、《度人经》也讲存思之法。大致过程是：在修道之日，要香汤沐浴，进行斋戒，然后入室东向，叩齿三十二通，上闻三十二天，心拜三十二过，闭目静思自己身坐在青黄白三色云气之中，内外清寂，有青龙、白虎、朱雀、武玄、狮子、白鹤等神灵罗列在左右两边，日月照明，郎彻室内，光耀十方，然后默念咒语，引气三十二遍，再开始诵经。显然，这里的“三十二”数字与该经分东南西北各为八天，合成三十二天之说是一致的。《度人经》的存思过程与《大洞真经》卷一的《诵经玉诀》有些类似，只是繁简程度有些不同；《度人经》也讲体内之神，但不像《大洞真经》那样强调存思身内诸神。可见，《度人经》既受到《上清大洞真经》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又有所不同，自具特色。
灵宝部经发展到《度人经》，已相当完善，成为中国古代道教史上一部重要经典，被道教奉为万法之宗、群经之首，在明代《正统道藏》中被列为全书的首卷。
古今《灵宝经》在北周、元代先后遭禁毁。
●《真诰》
《真诰》是道教洞玄部经书，为南朝道士陶弘景所著。陶弘景，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谥号贞白先生，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是道教重要派别上清派的承传者。据《云笈七签·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等记载，弘景先祖陶氏本是冀州平阳人，帝尧陶唐之苗裔。十三世祖陶超，汉末渡江，始居丹阳。相传弘景之母曾梦见一只小青龙忽从身中飞出，向东升天而去，并有两天人手执香炉来到所居之室，于是有孕，于刘宋孝建三年（公元456年）生弘景。 弘景四五岁便好学，九十岁时读《礼记》、《尚书》、《周易》、《春秋》等书，多达万余卷，并爱好写作。十岁时获得葛洪《神仙传》，日夜研读，萌发了养生之志。陶弘景读书兴致广泛，通晓七经大义，善稽古、训诂，尤好五行、阴阳、风角、■候、太一、遁甲、星历、算术、山川、地理、物产、医药。另外还能善棋琴，工草隶。年十七时，他与江、褚炫、刘俣同游，都以才学知名，为顺帝四友。齐高帝萧道成即位（公元479年），引为豫章王侍读；齐武帝永明元年（公元483年），拜为振武将军宜都王侍读。但他不交游官场，只以披阅公文为务。在此期间陶弘景拜兴世馆主孙游岳为师，学习上清经法、符图。永明十年（公元492 年）他上表辞官，诏许，赐帛十匹，烛二十铤，并另赐月给上■苓五斤、白蜜二斗，以供服用。当陶弘景离京时，公卿众友饯别于征虏亭，人数甚多，车马拥堵，这是宋齐以来从未有过的盛大饯行场面。陶弘景退隐江苏之句曲山（茅山），认为“此山是金坛洞宫，名曰华阳之天。有三茅司命之府，故曰茅山”，故自号华阳隐居，时年三十七岁。隐居之前，陶宏景曾在茅山获得杨羲、许谧手书《上清经》真迹。永明八年，他曾请假东行浙越，处处寻求灵异。到会稽大洪山，谒居士娄慧明，又到余姚太平山谒居士杜京产，到始宁兆山谒法师钟义山，到始丰天台山谒诸僧标及其他各处老道士，并获得真人遗迹十余卷，游历山水二百多天才返回。搜访道经，为他以后著述，特别是为写作《真诰》准备了良好的条件。陶弘景云游之时，随时救穷济困、解人疾病，不知疲倦，经常暗中助人，不留姓名。他很喜欢听松树的风声，曾在隐居的庭院种满松树，每当听见松涛之声时，便走近树旁，感到心旷神怡。永元初（公元499年），他又修一座三层楼房，自居最高处， 闭门谢客以著述。在茅山隐居期间，他写下了《真诰》。梁武帝早年素与弘景深交，当武帝禅代之时，弘景援引图谶，拟定国号为梁，被采纳。梁武帝请他出山参政。他画了两头牛：一头牛散放在水草之间，另一头牛戴着金笼头，被人用绳子牵着，棍子赶着，梁武帝看了画，知道他不愿下山。于是朝中大事，无不派人进山征询陶弘景的意见，故时人称他为“山中宰相”。梁武帝天监四年（公元505 年），陶弘景移居积金东涧，善辟谷导引之法，年虽老而有壮容。他还到过贸阝县阿育王塔受五大戒。大同二年（公元536年）去世，诏赐中用大夫， 谥曰白贞先生。当时王公显贵争相作他的弟子，他只接纳了一部分。所授弟子达几十人，王远和、陆逸冲学业最精。陶弘景著作有二百余卷，与道教有关的除《真诰》外，另有《真灵位业图》一卷、《登真隐诀》三卷、《养生延命录》两卷，都收入《正统道藏》中。
今《道藏》收有《真诰》二十卷，书前有宋宁宗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高似孙所作的序，对该书的内容加以简介：“诰者，告也。……能通乎纬，必知诰矣。陶君之意，亦谓卦六十四，道之元也；道德五千言，元之道也。其余赜元之奥，钩玄之微，能与易、老贯者，各形乎言，各见乎事。虽然，事与言非元矣。”序言认为该书与易道相通。《真诰》的篇名都用三个字组成，有《运题象》、《甄命授》、《协昌期》、《稽神枢》、《阐幽微》、《握真辅》、《翼真检》七篇。以下从四个方面介绍本书的大致内容。
一、《真诰》中较多记载传道之事。如《运题象》中说：“清虚真人授书曰：黄赤之道，混气之法，是张陵受教施化，为种子之一术耳，非真人之事也。吾数见此行而绝种，未见种此而行生矣。百万之中，莫不尽被考罚者矣。千万之中，误有一人得之，得之远至于不死也。”“又有一人甚少，整顿，建芙蓉冠，朱衣带剑，未曾见也。意疑是桐柏山真人王子乔，多论金庭山中事，言多有不可解者，恭敬紫微、上真九华妃也。”书中充满了神秘、虚幻色彩。
二、《真诰》中较常谈到修道养生之术。《甄命授》中谈到“道”：“道者混然，是生元К，元К成然，后有太极，太极则天地之父母，道之奥也。”道自身是虚无的“混然”状态，然后道又相继衍生出“无К”、“大极”这两种混然之气。要想达到这种“混然”的状态，就要求心地清静、排除私欲杂念，专心修道，即“凝心虚形”、“抱玄念神”，进入一种忘我、全神贯注于道念的境地。相反，如果心思不专，杂念真胸，心猿意马，就不能进入良好的修道状态。为了做到心神专一。首先要做到情感平静、稳定，不喜不忧，宠辱不惊，因为“喜怒损志，哀戚损性”；其次要戒除贪图荣华富贵的世俗杂欲，而应清心寡欲；另外还要矢志不移的“勤苦”，这样才可修道。存思法是修道养生的重要途径，《真诰》中作了较详细的阐述，这充分体现了上清经法的特点，也表明了陶弘景是站在上清派立场上的。书中介绍了数种存思法：一是存思五神法。五神是指人体的两手两脚和头部，修炼者修道时设想自己的头部为青色、两手为红色、两脚为白色，“则去仙近矣”。二是存思日月法。首先在心中存思太阳的形象，然后设想太阳从中进入体内，洞彻心腑，顿时觉得心暖神清。另一种存日法则是，先在心中存思太阳形象，设想其霞光辉映、火红一片，然后设想太阳的光芒升到喉咙，直到牙齿间，再设想日光返回到胃中。如此能够“内视”，开目见心，胃中光彩鲜丽。如果一日三为之，则一年疾病尽除免；行之五年，则全身焕光泽；行之十八年而得道，则人行日下无影迹，又可回避鬼怪灾祸。存月法大致过程是：设想素洁的月光从心中照入咽喉，再到齿间，皎洁的光芒再回复到体内胃中。三是存气法。修炼者存思心中有白气，脐中有黄气，头部有黑气，三气生成，如云朵萦绕全身，云气忽变成火，火又烧身，浑身透彻，这样修炼可以长生不死。修道养生的另一方法是服食仙丹妙药。《甄命授》的《服术叙》着重叙述服食之术，认为服食的妙处在于除却“百灾、百毒、百疫”。《协昌期》中介绍了一些具体的养生药方，如“兀散五斤，伏苓煮三沸，捣取散五斤，右二物，合和更捣二千杵，盛以密器，旦服五合，百灾、百毒、百疫不能犯，百童而壮健，久服能飞越峰谷，耳聪目明矣。”《真诰》认为修道求仙应与健体养生结合起来，若“学道者常不能慎事，尚自致百疴”，则不能得道成仙。故书中阐述了不少养生保健的具体方法，主要有清心静神、肌体按摩、叩齿生津等，这些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至于成仙的内容，当然是虚幻不稽的。
三、《真诰》还介绍了一些修仙之地。该书《稽神枢》较详尽地描述了那些修仙之地的来历、地理位置、众神仙迹等。如“金陵之土似北邙及北谷关，土坚实而宜禾谷，掘其间作井，正似长安凤门外井水味，是清源幽澜，洞泉远沽耳。水色白，都不学道，居其土，饮其水，亦令人寿考也。”“大茅山中，茅山相连。长阿中有连石。古时名为积金山，此山中甚多金物，此处宜人住，可索有水处，为屋室静舍，为佳。”《稽神枢第一》中详尽记述了道教茅山派的发源地句曲山（即茅山）的地理位置、山名由来、山景水色、地质矿藏、历史传说等，显示出茅山是最佳的修道处。与《稽神枢》描述的山清水秀的仙境相对照的则是《阐幽微》中所记述的森严恐怖、血腥累累的地狱——鬼王都城罗■山以及居在此山的形形色色、职位大小不一的鬼神。这里所描述的鬼神谱系与《真灵位业图》在第七神谱系列中的鬼神谱系有些类似。
四、有关《上清经》的传授历程。《真诰》第十九卷《翼真检第一》中的《真诰叙灵》具有重要的道教史料价值，主要叙述道教七大部类经书中第一大部类《上清经》的具体传授过程，记录了《上清经》的问世和它的重来传人杨羲、许谧、许等流传该经的一些情况。《真诰叙录》还述及道教另一部类经今本《灵宝经》问世的经过。这对于研究上清派与灵宝派两大道教经派产生的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参考价值。《翼真检第二》中的《真胄世谱》，较细致地记载了许谧、杨羲的家世谱系和他们的一些事迹。
《真诰》的写作特点有二：一、该书的神秘性。《真诰》的写作目的，就是为弘扬上清经法，扩大上清教派的影响，故对上清经的来源、传世作了种种神化的描述。该书原以顾欢的《真迹》为底本，因陶弘景认为《真迹》所记失误太多，故他加以改写成《真诰》，《真诰叙录》中解释道：“真诰者，真人口嗳之诰也”，意思是神仙所传授的告语。该书七篇的题名，莫不怪异；在具体行文中，语言隐晦，以显示真人传授的可信，这些使《真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难以全部通晓。
二、《真诰》体现了儒、释、道三教混合的特点。该书既劝人修道成仙，又宣扬善恶报应，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等级制度。《甄命授》和《阐幽微》等篇还出现类似佛教诫语和地狱托生之说。《甄命授》中还有黄观子奉佛道的故事，有“人为道亦苦，不为道亦苦，惟人自生至老，自老至病，护身至死，其苦无量”之类的话语，这与佛教关于人生是生、老、病、死、苦不堪言的历程的思想内容十分相似。可见《真诰》融命了一些佛教思想观念，正如《四库提要》所评述：“朱子语录云，真诰甄命篇，却是窃佛家四十二章经为之，至如地狱托生妄诞之说，皆是窃佛教中至鄙至陋者为之。”
总之《真诰》全书内容庞杂，但书中所涉及的许多经书、大量道教人物和方术等，都是研究道教的一份重要历史资料。
《真诰》在北周、元代先后遭禁。
●《真灵位业图》
《真灵位业图》，又称《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是我国道教最早、最有系统的神仙谱系，属于洞真部谱类。南朝梁代陶弘景著。
任何宗教都有自己所信奉的神灵，道教对所信奉的神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最早出现的天师道、太平道，除自创一批神灵外，还收进了中国古已有之的一些神灵，其后的上清派和灵宝派又各自造出了一大批神灵。这样道教各派神灵包罗万象、庞杂不一，新神、旧神并陈，天神、地■、人鬼仙真众圣应有尽有，而这些神灵来源不一，互不统属，显得杂乱无序，缺乏统一的神谱系统。这使得本是一神教的道教呈现出多神教色彩，不利于道教的传播。陶弘景在茅山隐居期间写成的《真灵位业图》则是首次将道教中紊乱的神鬼系统进行了人为的整理、编排。该书不仅罗列了许多虚幻的神灵，而且把中国历代许多著名的帝王将相和思想家也一起作为神灵排列进去，对此，《真灵位业图》历来引起非议，甚至有人怀疑饱学之士陶弘景不会有此荒唐之作，疑此为伪造之书。《四库提要》评价该书道：“宏景有《真诰》已著录，《真诰》见于唐宋志，朱子谓其窃佛家至鄙至陋者。此书杜撰凿空，又出《真诰》之下，其用纬书灵威仰赤标怒曜魄宝含枢纽之名，已属附会。而易叶光纪为隐侯局，尤为无据，至此孔子为第三左位太极上真公，颜回为明是晨侍郎，秦始皇为■都北帝上相，曹操为太傅，周公为西明公比少传，周武王为鬼官北君，则诞妄殆不足辨。”陶弘景把帝王贤士都排在道教人物中，屈辱了这些受儒家尊崇的帝王贤士们，自然引起四库馆臣们对《真灵位业图》大为不满，故评价甚低。
该书前面有陶弘景所写的序文，主要介绍本书的写作目的：“夫仰镜玄精，睹景耀之巨细；俯眄平区，见岩海之崇深；搜访八纲，究朝班之品序；研综天经，测真灵之阶业。但名爵隐显，学号进退，四宫之内，疑似相参。今正当比类经正，雠校仪服，埒其高卑，区其宫域。又有指目单位。略说姓名，或任同秩异，业均亦别者。”说明该书的目的在于按等级排列神灵名次，以分别贵贱。
《真灵位业图》将神仙分七个等级，每级都有一位主神位于正中央。第一等以元始天尊为主神，他居住在天界最高的仙境“玉清”。相传他在形成天地万事万物的自然元气之前出生，故称作“元始”。元始天尊地位最高，在道教中是宇宙之主，也是衍化天地万物神圣而又虚无的“道”的象征。”“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尽属于道，与之相应的万神都是象征着“道”的元始天尊的部下。能够排列在他左右的都是高位神仙。左边有五灵七明混生高上道君、东明高上虚皇道君、西华高上虚皇道君、北玄高上虚皇道君、南朱高上虚皇道君等一批仙官，右边为紫虚高上元皇道君、洞虚三元太明上皇道君、太素高虚上极紫皇道君、虚明紫兰中元高上亭皇道等一批神仙。
第二等以“万道之主”的玄黄大道君为主神。大道君全称“上清高圣太上玉晨玄黄大道君”。列在大道君的左边的神仙有：左圣紫晨太微天帝道君、左圣南极南岳真人左仙公太虚真人赤松子、左辅后圣上宰西域西极真人总真君王远。列在大道君右边的神仙有：右圣金阙帝晨后圣玄元道君、右辅侍帝晨领五岳司命右弼桐柏真人金庭宫王君王晋、右辅小有洞天太素清虚真人四司三元右保公王君王褒、侍帝晨右仙公许君许等，以下还有紫微元灵白玉龟台九灵太真元君、紫微元君领上真司命南岳魏夫人魏华存等一批女仙。相比较而言，第一等以元始天尊为主神的一大批天界中，高位仙官都是不带人间世俗气氛的超现实的神灵，而在第二等中，不仅出现神话传说中的仙人赤松子，而且还有一些被加上神仙名号、历史上的确存在的人间凡人，如王晋、王褒、魏华存等，他们比第一等中的那些神圣威严而又异常陌生、远离凡间的高位仙官，要亲切、现实得多，带有一些人间气氛。这反映出该书作者有意要把人间的职位等级比附于仙界神灵的思想观念。第三等以太极金阙帝君为主神。太极金阙帝君俗姓李，曾下降到人间当上了道教一大派别太平教的教主。这一等中世俗人间气息较浓，左右两边有不少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左边太极左真人中央黄老君以下有：君喜、龚仲阳、龚幼阳、安期生、葛玄、孔子、颜回、黄帝、尧舜、禹、周穆王、许由等。右边太极右真人西梁子文以下有：范明期、裴玄仁、司马季主、张奉、庄子、老子等。他们中的有些是传说中的历史人物，但与神活虚幻的神仙是不同的，至少他们的一些事迹被载入古代史书上，而且古人也基本相信这些传说中的历史人物的确真实地存在过。这种由人鬼神构成的神灵体系也反映了道教天地人合一的哲学思维模式。
第四等以太上老君为主神。在此图谱中，老子的身分地位有所下降，从原先道教中的万神之主下跌为“下临万民”的“太清道主”了。排列在他左右两边除了自然神灵以外，主要是一些方士、道士和传说中的仙人。张道陵、鬼谷先生、张子房、赤松子、东方朔、韩终、青乌公、宁封等居左位，葛洪、栾巴等居右位。第五等以九宫尚书张奉为主神。张奉在第三等中列在太极金阙帝君李某右边的太极仙侯，他是传说中的道教创始人。王遥甫等人列在左位，黄景华等人列在右位。
第六等以右禁郎定录真君中茅君为主神，以李丰、鲍靓等为左位，乐长治等为右位。中茅君本是西汉人，相传他曾去茅山（又名句曲山，在今江苏西南部，是道教茅山派的发祥地）修道，后来得道升仙，居住在仙境华阳洞天，成为道教茅山派的创始人。在此图谱中，排列在他左右两边的仙人有些就是与茅山派有关的魏晋时代道士，如郑思远、鲍靓等。
第七等即最后等以丰都北阴大帝为主神。丰都也就是传说中的地狱，故该图谱称丰都北阴大帝是“天下鬼神之宗”。排列在这位令人感到肃然恐怖的地狱之主两边的却有不少是历史著名的帝王将相，如秦始皇、周文王、魏武帝、汉高祖、齐桓公、晋文公、汉光武等。这些列在左右的人物不仅统领属下仙官，还掌管万千鬼兵。
《真灵位业图》神灵谱系的系统性也是相对的。七大等级罗列层次分明，无疑元始天尊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给纷乱庞杂的道教神灵体系理出一定的头绪。但这种谱系也有不足之处，等级之间的界限并不很清晰；且七大等级之间未能明确地显示出从属关系；除第一等中的主神元始天尊之外，其他六大等级中的主神几乎很难分出地位的高下。这样，该书所确立的神谱缺乏整体一致性，特别是它未能突出一个至高无上、统率一切的最高神，这与一神教的要求相差甚远。这同道教自身的宗教特点有关，道教中将“道”当作宇宙起源之本，但“道”的概念又是模糊的、虚无的，被解释成自然元气的“太一”，有时具有“道”的特性，它们时常混同并称，难分上下，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道教神谱结构的构成，以至一些经文在强调元始天尊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同时，又将太一神提到了与元始天尊差不多并驾齐驱的高位。总的来说，《真灵位业图》使道教模糊、庞杂的神灵谱系得以相对的系统化。由于该书以道教真人居主要尊位，而把世间帝王将相圣贤名士列入臣属地位，故它遭到后世封建社会诋毁自然是难免的。
《真灵位业图》在北周、元代均遭禁毁。
习斋 2006-10-13 15:07
禁书解题之《皇明通纪辑要；虬峰文集；小学大全；荣木堂文集；觚剩；遗民诗》
●《皇明通纪辑要》
编年体史书，明陈建辑，岳元声订补，清马晋元增订。
陈建，字廷肇，号清阑，广东东莞人。明嘉靖间举人，担任过信阳知县，因为母亲年迈需要奉养而辞官回乡，潜心于著述，尤精理学，著有《皇明通纪》、《治安要议》、《学■通辨》、《滥竽录》、《乐府通考》等书。
岳元声，字之初，号石帆，浙江嘉兴人。明万历进士，以强项著称。累官至南京兵部侍郎，因为弹劾魏忠贤而被罢官回乡，其著有《圣学范围图》。马晋允，舜水人，清顺治十五年进士。曾任侍读。
据王重民先生的《中国善本书提要》中所记，陈建辑《皇明资治通纪》分为前、后两编，前编题为《启运录》， 先完成， 记事自辛卯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至洪武三十一年之前。后听从黄佐的劝告，又篡修了后编，题为《革朝靖难纪》，记事自洪武三十一年始，讫自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并汇前后刻版，总题为“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后来岳元声删订陈书，并增补记事自嘉靖元年至隆庆六年，题为《皇明资治续纪》，合陈著共三十卷。后来马晋允又根据清家的著作，再补陈书至天启年间，订全书为二十四卷，题为《皇明通纪辑要》，最后完成于清代。
《皇明通纪辑书》尽管所记多为明书史事，但成书却在清初。然而书中对于为清朝所禁忌的语词，却客不客气地大肆登录，一点儿也不避讳。如书中称清太祖努儿哈赤为“奴酋”、“逆奴”、“建州夷酋”，甚至直呼其名。又称建州女真人为“虏”、“建夷”或“东夷”，对明朝则称为“皇明”或“我朝”。对于后金对明朝用兵于边境，则称为“犯”、“入寇”，像这样的地方，书中触目即是。
而且，《皇明通纪辑要》中叙述者的立场也是向着明朝的。对于一些明军将领忠心卫国，抵御后金入侵的行为，作了高度地评价。万历四十六年，努儿哈赤借报仇为名，大举进犯明境，火烧抚顺城，将城中人畜物资掳掠一空始去。第二年，明朝任命杨镐为经略，出镇辽东。明军兵分四路出击后金军队。不幸的是，由于中路将领轻敌，明军在萨尔浒全军被歼。继而其他几路也或败或退。《辑要》中对这次战役中一些明军将士的英勇事迹倾注了大量热情加以描写，说他们“有犁王庭之志”，虽遭伏击而逞败势，仍英勇冲锋，“直捣奴穴，怒号泣震天，几已成功”，惜乎“饷援绝而鏖战死。”作者总结了这次战役的教训，认为，如果当时首尾两方夹击敌人，迫使其分散兵力，又假如明军各路兵马官兵团结一心，互相呼应，敌人早就授首了。《辑要》中还记载，天启元年，努儿哈赤率后金各部再犯明境，先袭沈阳，又犯辽东，经略袁应泰和按臣张铨率守城明军拼死抵抗，终因力量相差悬殊，城池失守，袁张二人也为国捐躯。书中详细地描写了张铨的殉国过程，述其被擒后“骂贼不屈死”。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书中的倾向性是非常明显的。对于这样记录史实的方式，清朝统治者怎么能容忍呢？
明朝开国以来，对于周围的少数民族多采用安抚和征伐并举的政策，而满族人也一度臣属于明朝，对于这段往事，清代统治者一向是避讳的，但在书中多有这样的记载。如天顺三年，明朝的间谍听说：“建州酋董山潜结朝鲜”，于是向朝廷报告了这件事。明朝廷遂命“巡抚辽东都御史程信讥察之。信使自在州和州终成诈以他事■其境上，得朝鲜授董山为正宪大夫中枢密使制书还报。信具以上闻，请乘其未发，遣二使急往问之，可伐其谋。上乃命一给事中往朝鲜，一锦衣译者往建州。西酋初不肯承。出制示之皆惊服。各上表贡马谢罪。”这件事并不算重要，但却反映了明朝同其周边少数民族的复杂关系。而建州女真当时力量很弱，面对明朝的巨大压力，只能谢罪称臣，同日后那不可一世的威风比起来，实在让人瞧不过眼。对于这样的屈辱往事，清朝统治者怎么会乐意百姓知道呢？对于清朝统治者内部发生的“家事”，《辑要》中也不乏记载，其中也有一些事是很触满族皇帝的忌讳的。如书中曾叙述过这样一件事：当初，王杲杀了明朝主持边疆事务的官吏，明军将领李成梁在他失的帮助下，杀了王杲。他失是努儿哈赤的父亲，而王杲则是他失的姻亲。他失为了讨好明朝，扩大势力，连亲友也不惜出卖，这样的事情很令清朝皇帝难堪，在《明史》和《清实录》中皆未载一字，《辑要》竟然把这件事写进去了，满人皇帝怎能不痛恨这部书呢？还有一件事更让他们尴尬，即所谓“老女”问题。万历二十一年，努儿哈赤所部的建州女真部落大败海西女真部落的卜寨、那林孛罗等九部联军。后来海西女真各部遣使请求修好，并向努儿哈赤开出了一个诱人的条件：即愿将卜寨之女白羊骨之妹嫁给努儿哈赤。白羊骨的妹妹据说貌若仙人，是当时满人中有名的美女。努儿哈赤听了这个建议后自然很高兴，他办了许多聘礼给海西部落，并同他们结了盟。可努儿哈赤这次却上了一个大当，过了不久，白羊骨改变了主意，将其妹另配他人，一开始许给了哈达的蒙格孛罗，哈达灭亡后，又许给马拉的卜占台，最后归了蒙古的暖兔之子，刚出嫁没多久，就病故了。努儿哈赤则由此抱憾一生，其后代也认为祖先做了一件丢脸的事情，羞于为人提起。而《皇明通纪辑要》中则详述此事，并且明显偏向白羊骨一方。
《辑要》中还记载了明各朝各代所发生的大事，其中有权贵弄权，忠臣报国，与周围少数民族交兵，平定内乱，朝内变故等等。有些事情足以引起人们对旧朝的故国之思，而这，当然也应该是其遭禁毁的缘由之一。
《皇明通纪辑要》根据的材料相当冗杂，且文献和传闻不加区别，历来褒贬不一，而清朝之所以禁《辑要》，显然只是因为该书中犯禁的地方着实不少。禁毁造成的后果是《辑要》刻本现在在国内几已绝迹，所流传者只有朝鲜刻本。然而也有一个效果：由于被禁，《皇明通纪辑要》名声反而大了，身价也提高了，这是当时下禁毁令的人所想不到的。
●《虬峰文集》
《虬峰文集》二十卷，清代李ら撰。
李ら（公元1634—1710年），字西骏，号虬峰，兴化人。其祖父李春芳在明朝后期做过宰相。他本人生于明末崇祯年间，十一岁的时候，经历了明朝灭亡、清兵入关的巨大变故。成年后因生活窘困，从兴化迁居到扬州居住，以教书为生，一直没有入仕，布衣终身。李ら一生穷困潦倒，死后没有留下子嗣，也没有遗产。他的作品生前由朋友集资刻印，著有《虬峰文集》、《楚呤集》、《楚呤外集》、《虬峰杂述》、《读易臆谭》等。除《虬峰文集》流传至今外，其余均散失不传。
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本来就有乘收集遗书之便，查缴禁毁不利于清统治的所谓“违碍”书籍之意。江浙地区文化发达，文人荟萃，是乾隆指定的征集遗书，查缴禁书的重点省份。江苏省在江宁、苏州设有两个书局，专门掌管征集、查缴的具体工作。在一些府县还设有收书的分局。
扬州府兴化县的收书分局，是由知县多泽厚委派县衙门的礼房书办沈殿三经营的。
乾隆四十四年正月（1779年），一个名叫徐京国，以走村串寨收集旧书旧货为生的小贩，从别人手中购得部分旧书，送到扬州兴化县收书分局里卖。沈殿三从其中挑出了四部，《大义觉迷录》、《通纪纂》、《博物汇典》、《虬峰文集》，共计一两五钱银子。前三种书是奉文查收的，已被禁的书目，缴送江宁总局，然后汇总解军机处查毁。《虬峰文集》一部共十四本，署名李ら，沈殿三过去没有见过，于是送到知县多泽厚处检阅。多泽厚详细查阅了《虬峰文集》，发现其中有许多“狂悖”的语句，于是一面派人调查作者李ら的情况，一面向两江总督萨载、江苏巡抚杨魁禀报。两人亲自调阅，并派专人会同扬州知府，兴化知县一起赴李ら族人家中仔细搜查。
萨载等人发现《虬峰文集》内有“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东方兮，照八荒兮，民悦康兮，我思孔长兮、夜未央兮。”等诗句，认为均是怀念故国，盼望明朝复兴的“悖逆”之言。集中还有“予沦落不遇，避于此地，布袍幅巾行市上”，“白头孙子旧遗民，报国文章积等身。瞻拜墓前颜不愧，布袍宽袖浩然巾”等句。认为李ら在清朝生活了数十载，竟不遵清朝制度，胆敢终身穿着明朝式样的头巾、衣服，“尤属大逆不道”。这样以来，便作文字要案追查开来。
赴李ら族人家中搜查的人员，在李氏祠堂内找到仅存的一块书版。这是因为《虬峰文集》是其生前所做的诗文集子。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搞不清是在何时由何人刊刻的，书版也不知是由谁从扬州送回兴化李氏祠堂存放的。由于李ら没有子嗣，书版被搁置在祠堂内无人问津。到了乾隆十六年，一个看守祠堂，不识字的老头以为这些木版是没用的，就每天拿来劈开了当柴烧，等到族人发现时，已只剩下一块书版了。
案子审清后，萨载、杨魁拟折上奏。不久乾隆降旨将李ら照大逆罪凌迟处死，因其人已死，被剖棺“锉碎其首、枭首示众”，并禁毁一切著作，烧毁一切残存书板。
《虬峰文集》共二十卷。卷一、二为赋与乐府诗；卷三至十三为四言、五言、七言古诗，五、七言律诗、五言、六言、七言绝句；卷十四至十八分别为史论、序、传、书、杂著；卷十九为书后、跋；卷二十为志铭、行状、祭文。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到李ら的思想、志趣、交游以及他的诗文成就，还可以窥见清初的社会状况。
李ら是清初具有强烈的反清民主思想的人士。在他的文集中，序、传、书后等文章，有大半都是历代所谓不事二朝的“忠孝之人”，其中明末清初坚持抗敌的人士占了绝大部分篇幅。他在《文集》后序中曾表白说，“性喜表彰忠孝节烈，……有所闻惟恐忘失，或为之传，或书其事，或发之于咏歌。”在他的文集中，关于协助史可法坚守扬州的知府任民育，退守海岛仍坚持抗清的张煌言、宁死不屈的普通人士“画网先生”、扬州两烈士、昭阳十二烈士等文章，都写得十分生动感人。特别是史可法，文集中有多处记载了他的英雄事迹。一六四五年，在作者年仅十二岁时，就作过一首哀悼史可法的诗：“若非丞相扬州殆，谁报高皇养士心。”后来在《赠南枝先生序》中又详细记载了有关史可法牺牲情况的五种传闻，对史可法抵抗清军，为国捐躯的精神表示了莫大的敬意。
同样，他也极力推崇身为明宗室，明亡后隐居不仕的八大山人（朱耷）及苦瓜和尚（石涛），称赞他们“独洁其身、无辱皇祖”，并将他们同宋末元初的赵孟ぽ作了对比。赵氏身为宋室宗亲，宋亡后却仕为元学士，因此，虽然赵孟ぽ书画成就极高，“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但李ら认为他是“忘乎祖宗”，其人品不足重，并由此断定假如赵氏、与八大山人的游魂在地府相会，赵氏“岂不愧悔”。
由于他对明王朝有着深重的眷念，时时盼望着明朝的复兴。他曾做咏元旦的《壬申元日》，在诗末有二句“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表面上盼望新年黎明的曙光，但一语双关，暗地里却表露了“望明复兴”的急切之情。
在卷二《秋夜歌》第三首中有“日有明兮，自东方兮”的诗句，在前二首中已有“夜漫漫”、“夜冥冥”之叹，诗前还作序云：“秋夜阴晦、天不得曙，中心抑郁、拥衾而歌”充分表现了作者漫漫长夜中盼望天明，并希望日出中天，照耀四方的心情。“日有明”既指太阳光芒，又暗喻明王朝，其用意是很明显的。在《题滇南图》中说：“闻说滇中好，山盘江亦盘。……荒服存王甸、蛮方有汉官。年来消息杳，细向画图看。”当时桂王永历政权占据云南继续抗清，作者对之寄予很大的希望，因此边远荒僻的滇南在诗人眼中也变得美好起来。虽然不能自己亲自去滇南，但看一看那里的地图，也可以聊作安慰了。
他在乐府诗《狼入市》中云：“狼入市、犬嗥嗥，苍其门，儿惊女号。……胡不张我弓、挟我矢，驱狼出市，返彼山林。”以犬狼来比喻清朝统治者，表达了驱逐清朝统治者出中原的愿望，颇为大胆。另外，作者也热情歌颂了历史上一些不屈不挠志在报仇复国的英雄人物，并对他们的失败表示了深沉的悼念惋惜之情。
《虬峰文集》中还有诗文体现了李ら的品格。他在诗文中常以青松、寒梅自比，表现自己不慕富贵、不仕新朝。《孤松》诗序云：“孤松，明志也。”诗中赞美在“北风烈烈”、“朔雪纷纷”之中“挺然荒郊”、“青青如昔”的孤松的正直，并表示自己“宁违时好，勿丧所守”，在众人趋慕富贵的时候，不失自己的操守，即使家贫无聊，被迫到扬州坐馆五载，也“从来不到贵人门”。晚年又以“俯仰一生无所愧，从来不作美新文”而自豪，表示宁愿抑郁终身，也不要象扬雄在王莽篡汉建立新朝之后作《剧秦美新》一文称颂新朝那样去赞美清王朝。《虬峰文集》也有许多揭露时弊的作品。清朝初年官吏横暴、百姓疾苦，被作者认为生当乱世，同陶渊明生活的晋宋易代之际的情形相似。《筑河堤》中描述在水灾肆虐、百姓困穷之时，视察河工的“尚书”仍然驱使“楚儿歌、齐儿舞”，“捧觞上寿炙牛羊”，于治河毫无作为，却在百姓面前耀武扬威，“赫如神、震如雷”，“后拥剑戟前旌旗，百里辟易不敢窥”。《后禽言》揭露下级官吏“低眉侧足事王侯，狐假虎威凌其俦，鲜衣怒马都市游”的丑态，诗以“羞羞羞”三字始，以“羞羞羞”三字终，真好象刮着他们的脸皮咏唱。《赈稻行》则揭露直接压在百姓头上的里长甲头，在政府赈灾时“更番冒领装满舟”，“大瓶沽酒啖牛肉”，而“饥民不得占斗升”，都是清初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小学大全》
《小学大全》十一卷，子部儒家类书，清人尹嘉铨编纂。
尹嘉铨，原籍直隶博野县，举人出身，先后作过山东、甘肃等省的司、道等官，后来升调为大理寺卿，官正三品，居九卿之列。他在任大理寺卿时，负责稽查觉罗学，就是以大理寺卿的官衔负责满族贵族子弟的教育。乾隆时，他曾请令旗人子弟同汉人子弟一样读《小学》，获得了乾隆的赞许和支持。于是，他颇费心力编成了一本《小学大全》。
《小学》是朱熹编辑的一本以符合封建道德的言行为主要内容的儿童教育课本。共六篇，分内篇包括：《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包括《嘉言》和《嘉行》。《小学大全》在为《小学》加疏的基础上，增加了《考证》、《释文》、《或问》各一卷，《后编》两卷而成。书成后，也受到了乾隆皇帝的朱批嘉许。
尹嘉铨自此以名儒自居，妄自尊大，迷不知返，终于引来书禁人亡的大祸。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业已致仕回家的尹嘉铨，因乾隆御制诗注中提到其父尹会一，有“尹会一孝其母而母亦贤，年七十余告请终养，诗以赐之”等语。于是让儿子上了一本奏章，请求皇帝给尹会一加个谥号。乾隆看到奏折后，便十分不快，批道：“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矣！”
然而，尹嘉铨迷不知返，请谥不成，又转而请奏皇上准许其父从祀文庙。这个奏折大大惹恼了乾隆皇帝，朱批：“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认为他为父请从祀孔庙，是肆无忌惮，丧心病狂。倘若天下臣子都学他的样，为博取孝名不惜屡干国家定典，朝廷岂不陷入大乱。尹嘉铨之罪不严治则无以彰国法、惩将来。于是乾隆降旨，将他“拿交刑部审讯，从重治罪”，并下令查抄尹嘉铨在京师和原籍的家产著述。乾隆还特别指示：“查抄时财产物件尚在其次”，“尹嘉铨如此肆无忌惮，恐其平日竟有妄行撰者之事”，如其家中存有“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等件，务须留心搜查，据实奏出。”
大学士英廉查抄了尹嘉铨在北京的家产，并搜查出其家藏书大小311套， 散书1539本，未装订书籍一柜，法帖册页65本，破字画58卷、书信一包计113 封、书板1200块。直隶总督袁守侗又查没尹嘉铨之父尹会一祠堂一所，除祭器之外有随祀田84亩之多，又有义学田一顷。尹嘉铨代其岳父李公赠送祠堂一所共52间。另外，还搜出大小四十六箱书籍，派员封送北京，交英廉一并检阅。
英廉特意精选了通晓文义又查办过禁书，同时认真谨慎的翰林数人同他一起对尹家藏书详加察勘，不使可能存在的悖逆语稍有遗漏。他们前后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才将全部书籍检阅完毕。
尹嘉铨是当时颇有名望的道学家，非但藏书丰富非一般人能望其项背，而且著述之多也不是普通文人、官僚所能比拟的。他自己撰写、编纂的书有八十余种，加上由他注解或代作序文的书，总共约九十多种。这些书都是英廉等人检阅的重点，最后从其中发现了一百三十多处悖逆文字。
例如尹嘉铨称他父亲尹会一与张伯行等为“孔门四子”，称父母死为“薨”；所著《随王草择言》第一卷有：“后世孝友多不见用于世，即用世而立身之大端又难言之”；“今群臣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遍居人人之官而望功业之成不可得也”。同书第二卷内有：“固不务讲学之名以贾祸，亦不避讲学之名以免祸”；《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中记有女子年逾50，依然待字。他的妻子李恭人遣使媒人欲给尹嘉铨收为妾，遭到拒绝；《亭山遗言》称曾梦到东岳大帝座间，说他为孟子之后身，当继孔子宗传、寿尚未艾；《尹氏家谱》中记有他父亲居官时“密奏之事不载”等语；《名臣言行录》中，把张廷玉、鄂尔泰、艾廷锡等，也记入名臣中，并在书中自称“古稀老人”，而当时乾隆曾于乾隆四十五年70岁时作御制诗称自己为“古稀”，并刻了一方“古稀老人”的章，尹嘉铨如此自称便是犯了忌。又《随王草》内有“应举入场，直同于庶人之往役”等语，被认为是污蔑朝廷的科举考试。同书中还有《朋党之说起》中云：“而文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于上哉？”当时雍正帝曾作有《朋党论》，尹嘉铨的言论便被认为是与皇帝唱对台戏。由于尹嘉铨干越国家大典的行为大大激怒了乾隆皇帝，他不止一次降旨，饬令严办。负责该案的大学士三宝等人不敢怠慢。尹嘉铨被押抵北京后，即于三月二十八日开堂讯问。前后提审了尹嘉铨十七次，尹嘉铨无话可说，只有一一认罪痛哭辩解。
在当时那个时代里，做人固然不容易，想做奴才却也并非易事，即使小心翼翼，忠心耿耿一辈子，稍有差池，便会招来杀身大祸。至于罪名的确定，常常是由于审讯者的“循循善诱”，有时审讯所提的似乎只是一些无关紧要、鸡毛蒜皮的小事，但由此得出的结论却往往能置人于死命，而从当时的逻辑、道理上看似乎又是顺理成章的事。从当时审讯尹嘉铨的供词中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问：尹嘉铨你所著《近思录》内，将汤斌、陆陇其、张伯行和你父亲尹会一称为“四子”，把他们说的话称作“四子遗书”，难道汤斌等四人能与颜回、子思、曾参、孟轲相比吗？你的比方高至如此，岂不狂妄么？
供：我因平日听说汤斌等人品行好，又都著有讲学的书，所以就采集了一些，编辑成《近思录》，并将我父亲的著作附入，称为“四子遗书”。其实，他们四人哪里赶得上颜回、子思、曾参、孟子呢？总是我狂妄糊涂，无可置辩。问：你所撰《尹氏家谱》内，有“宗庙”、“宗器”、“建庙”、“入庙”等字样，这此字难道是臣子能用的吗？另外，在你母亲行状一节内，称母死为“薨”，此等字样又岂可寻常通用，你难道不晓得吗？
供：我用“宗庙”、“宗器”等字样及母死称“薨”之处，实非有意僭妄。因为古人的书上有我就信笔借用了，没有细想。总是我糊涂该死，还有何辩。问：你所作《近思录》内有“先生见直道难空，欲告归之南巡，不果。”等语，这不是诽谤吗？
供：这“直道难容”的话系指与抚台大人意见不合，并非敢诽谤时政。但是此等语句妄行载入，就是该死，还有何辩。
问：你所著《近思录》内称“天下大虑惟下情不通为可虑。”如今遭逢圣世，民情无不上达，有何不通可虑之处？你说此话究竟是何用意？
供：我说的“天下大虑”原本是泛泛而论的话。如今我皇上洞悉民间隐情，并无下情不通之处。我这两句话并非议论如今的时势，也没有别的意思。但是，我书内妄生议论就是我的该死之处，还有何辩。
问：你做《名臣言行录》，岂不知皇上圣意，我朝无奸臣亦无名臣？你为何将鳌拜、高士奇、徐乾学、鄂尔泰、张廷玉等曾经遭皇上罢斥或不能克尽职守的人列入名臣？从实供来？
供：我这《名臣言行录》将我朝大臣逐代采入，虽文字并非我自己所撰，但将鄂尔泰、张廷玉等人也荒谬地一并列入毋论。我不该评断本朝人物，比如鄂尔泰、张廷玉一生事迹谁不知道，我却糊涂一并列入，今蒙皇上指示，我朝无奸臣也无名臣，是是非非，难逃圣明洞鉴，我如梦方醒，自悔以前做出此书，真该万死，于今亦之无反了。
问：你所做《多病徒传》内有云：“子欲为帝者师”等语，你是何等样人，敢公然欲以帝师自恃，难道你竟不知道分量，想做师傅么？这等狂妄之词是何居心？据实供来！
供：我用“帝者师”字样是因为《汉书·张良传》中有“学此则为帝者师矣”一句。当时，张良为常常称病，所以，我做的《多病徒传》中便混加援引，并非胆敢以此自居。但此等字句任意引用就好像我自比师傅一般，实在我糊涂该死，还有何辩。
问：你做《尹氏家谱》凡例内有“密奏之事不载”一语，你父亲尹会一居官时除照例题奏外有何密奏，你能据实说出来么？
供：我父亲尹会一居官以来本无密奏事件，我因为刊刻家谱时希图体面，便将我父亲任内寻常照例上奏事件刻入，又于凡例内混写上“密奏之事不载”一语，想借此夸张我父亲那时深得皇上信任，许多密奏不为外人所知。其实是我捏造空言，并无实据，总是我糊涂该死。
公堂上这些精彩的问答，看似东扯西拉，其实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千方百计地证明尹嘉铨妄递奏折为父请谥，请求从祀，决不是出于偶然，而是他一贯妄自尊大，狂妄悖逆的必然结果。作为被告的尹嘉铨自知在劫难逃，所以只有无可奈何地认罪，但另一方面又不甘心蒙受许多不白之冤。只能迂回辩解，千方百计表白自己的“狂妄悖逆”实非有意为之。
但辩解归辩解，判官们并不因此就网开一面、手下留情。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大学士三宝、英廉及涉及此案的各部、司人员给皇帝奏疏，报告了尹嘉铨的罪证及刑审情况，最后建议将尹嘉铨凌迟处死，家产全部入官，所有书籍尽行销毁，其缘坐家属，男十六以上者皆斩，余人给付功臣之家为奴。
奏折递进宫后，乾隆皇帝于四月十七日下了一道长达千余言的上谕，历数尹嘉铨处处罪状，认为本应“凌迟处死，家属缘坐”，但为了表示皇上的大度，决定“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四月二十日又复旨道：“尹嘉铨悖谬书籍既多，其原籍亲族戚友必有存留之本，著传谕袁守侗明切晓谕，令将其书籍板片悉行呈出，毋任隐匿，一并解京销毁。”饬令各省封疆大吏，尤其是尹嘉铨家乡直隶和他曾任职的山东、山西、甘肃等省督抚，详细访查，“倘查办不实，致有隐漏，别经发觉，必将原办之该督抚等治罪。”
军机处按照乾隆的谕旨，将尹嘉铨著作书目开列清单，抄送各地，各省的督抚，则按单查缴。最后，“收获”颇丰。据陕甘总督李侍尧于七月十四日奏报，甘肃共缴出尹嘉铨著作五十七种，计二百六十四本又九十册又一千五百三十四页，书版二百二十六块，击碎尹撰石刻碑文两块。山西巡抚雅德于七月二十六日奏报，晋省查出尹嘉铨书文，十一种拓本是军机处书单上所没有的。山东巡抚国泰于五月十八日禀报，共查出尹嘉铨纂著、疏解的书籍四种二百六十六部，磨毁石刻诗文、碑记数块。福建巡抚富纲于六月十三日奏称，已经查出尹嘉铨著作九十余种。云贵总督与云南巡抚于五月二十二日奏称，共缴到尹嘉铨所编纂之书七种，计三百六十一本，书版三十一块。十日二十二日，云南巡抚刘秉恬复奏，又查到尹氏著述十八种共七十九本，其中两种是军机处所开书单上没有的。其它省份，如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也多有缴获。
最后，各省督抚将缴到的尹氏文字封送北京集中处理。尹嘉铨自著之书全部焚毁，由其疏解或作序的书则用抽毁的办法将其文字剔除。
最终销毁尹嘉铨著述编纂书籍79种。包括《贻教堂文集》、《近思录》三编四编、《随王草择言》、《皇清名臣言行录》、《尹氏家谱》、《思诚轩奏疏》、《二山尺牍》、《就正录》等等。抽毁的有尹嘉铨疏注的《礼仪探本》、《共学约》、《小学大全》；作序的有《女孝经》、《家礼存义》、《纲目凡例释疑》、《作吏要言》等等。
这种以书罪人、杀人、以人废书、禁书的情形在清代是司空见惯的。尹嘉铨被皇帝视为“大肆狂吠”的“疯狗”，其个人和著作的命运也就在劫难逃。本人先是被捕、抄家；继而拷讯，查审著作和藏书；最后“照大逆律”处绞。而他的各种著作，无论是否大逆不道，是否触犯禁忌，一律销毁。《小学大全》尽管只是疏辑性的著作，也不能幸免于难。
●《荣木堂文集》
《荣木堂文集》十二卷，清陶汝鼐撰。
陶汝鼐（1602—1683）清代诗文家。字仲调，号密庵。湖南宁乡人。明崇祯时，曾以拨贡的身分参加廷试，群臣都颇为推崇他的文章，崇祯特赐他第一。并将他的姓名刻在石碑上，立在大学内，以示表彰。诏赐五品官知州。陶汝鼐是想做一名处江湖之远的文人，不问政治，终日以读书为乐。
但在明清之际巨大社会变动下，山河破碎，家业飘零。陶汝鼐不得不走出书斋，投身到当时遍布全国的反清活动中。弘光政权在南京建立时，他受人举荐担任了何腾蛟的监军。南京陷落，弘光政权灭亡后，他又转道广西，参加了永历政权，并官授翰林院检讨。但腐败的明政权贪图享乐，无所作为，最终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复国无望，陶汝鼐只能再次归隐不仕。
顺治十年（1653），他受到牵连，以叛案下狱，被定为死罪。幸而友人多方努力，尽力搭救，才免于一死，但仍被囚禁了一年多才得以放还。晚年，在沩山剃发为僧，号忍头陀。遁迹江湖，郡县曾以“隐逸”荐举，坚辞不仕。
他年轻的时候曾加入过复社，才华横溢，诗文书法俱佳，名动海内，被当时的人称为“楚陶三绝”。著有《广西涯乐府》、《嚏古集》、《寄云楼集》、《褐玉堂集》、《嘉树堂集》等。另有合刻的《荣木堂文集》、《荣木堂诗集》共三十六卷，流传至今。《清史稿》卷五零一有传。
他的诗多感慨兴亡，自伤身世之作，激越凄楚，声情并茂。如《白水六月五日》一诗：“此地余茅屋，相邻近钓矶。村香吹岸帻，竹粉■披衣。野旷人烟贵，兵深物命微。得闲殊自诧，何也■忘归。”《放还贻别诸同难者》：“填海移山事岂成，湘天不明人夜行。十年离乱各风雨，一劫修罗共死生。辽鹤乍来城郭变，枯树纵去江潭平。归欤莫负雄慈力，好着袈裟安钓耕。”都写出了清初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浮动的状况，文辞间流露出非常痛迫的感情。
他的文章内容也多是涉及到明清之际的历史，忆古思今，文笔纵横驰骋，颇有气势。
《荣木堂文集》共十二卷，目前所以见到的最早的刻本是清康熙年间的刻本。卷一为论、策和代人所作的制词，卷二到卷四为序，卷五为志序，卷六碑记，卷七游记，卷八传、志传，卷九题跋，卷十书启，卷十一祭文与墓志，卷十二杂著。作者并不是一位关心时政的人，入清后，虽归隐不仕，但却也并不继续抗清的活动，反而是安于现状。因此文集中不象当时大多数明朝遗民的作品那样，充满了明显讥刺怨怼清朝统治的文字，相反，在某些文章中还流露出对清王朝有所称颂。如卷四《新修长沙府志后序》称清朝统治者使“世乱而复始，地危而复安，政教失而复修，如行■海中再睹澄霁。幸矣！”
这时陶汝鼐已经安心于做一名清朝的顺民了。但旧王朝的影响和痕迹毕竟不是很容易消退的。何况他在过去曾有过少年得志，名动海内的美好记忆，因此在许多文字里仍然不时表达对明王朝的怀念之情。如卷二《商歌自序》云：“思报国恩，独惟文章……余明之逋人也，……三十以前习成，宗伯、冢卿、宰相皆持奏其举子文，先皇帝诏勒其姓字于石，欲早用之。……嗟乎！君国之恩，报无日也。”“今即有人笔削三百年王业之盛，无缘得见，姑撮其奇事数十，广昭代之异闻者，咐诸《嚏古》焉。”这篇文章作于顺治八年（1650年），那时作者虽已削发为僧，却生缘未断。遥忆当年自己颇得朝中重臣的推许及崇祯皇帝的赏识，封官扬名的情形，仍然感激涕零，为不再有机会上报国恩而扼腕长叹。因此，只能以文章记录旧朝“奇事”来寄托自己的情感。
他的文章中也有一些记载抗清志士轶事的文章。如卷八《扬龙友中丞传》中详实记叙了友人扬文骢（龙友）坚持抗清，不屈不挠，被俘之后，不为清政府威逼利诱所动，慷慨赴义的经过。《黎平何公殉节传》记述了南明督师何腾蛟受伤被俘，誓死不降，绝食五、六日，终于被杀。作者曾做过何腾胶的监军，朝夕相处，共同斗争，对他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写到何殉国时，说“天为之■”，又云：“呜呼！公于是成仁无憾矣。……封疆大臣能鞠躬尽瘁，从容而死节者如公几人！”陶汝鼐的诗文风格颇受公安、竟陵的影响。卷三《刻荣木堂诗集自序》云“十三补弟子员，即私效袁公安近体诗”。卷三《车孝恩高霞堂集序》中也说他曾在二十多岁时北上游历关中，在回乡的途中特地到鄂城向钟惺请教诗学。他对明七子的复古倾向，并不赞同，主张诗歌应以写性情为主。卷二《嚏古自序》说：“窃尝披撷春华，追寻古响，不若汉魏乐府诸诗，苏李而下犹能真真朴朴，写山川风俗，忧思怨悱之情也。……明兴，吴越诗最盛，中叶乃推七子，然所为乐府不过拟古题目，刻画无盐。即通肖古人口吻，何关风义！”
卷三《廖大隐覆巢全草序》又云：“噫嘻！汉魏诗歌莫高于苏李蔡琰，而皆以骨肉生离，痛沦肌髓。”同时称赞廖大隐诗歌“悲则悲矣，其沉郁顿挫之节，忧思怒悱之情，犹江潭遗响也。”可见作者推崇的是那些抒发真实感情，能打动人心的作品。他还认为李白杜甫之所以最为人称道，是由于“盖代词人，遭逢祸乱”，“一则子然流夜郎，一则无家寻弟妹”，因此沉郁顿挫之节，忧思怨悱之情溢于言表，诗作感人肺腑。而明七子刻意仿古，结果作品呆板乏味，自然不能动人，而比拟之处往往不伦不类，就象以丑女比美人。
作者是一个寄情山水，率性而为，疏离政治的人。因此《荣木堂文集》中文学成就最高的是他的游记。如《月夜游君山记》叙述了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仲冬与友人月夜游洞庭湖君山事“甫及中流，月光渐吐，波粼粼有金色”，“余灭烛受月，君山青影若岸”，“取径入山，修篁古木掩翳有声”，“月明烟淡，薄暖如春”，“斯时也，气若椒兰，响无虫鸟”，“倚杉下长啸，极目湖霜缕缕白而青天无纤生，遥指人寰，如隔瀛岛，神仙可接。”又如《淞海观涛记》叙述了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在一个夏季在海边从午夜到黎明观赏潮水的情形。“声来如雷！”“澎湃喧■，若万马奔至，卷地拍天，毛发欲竖。须臾红轮出曙，在百丈银山中，而此银山亿万腾涌，迸为火齐，散为紫贝亦亿万，未易名状。群舶帆樯，转瞬而没，移时水立，舶文在银山上，随潮落去，如坠危崖，”“雄奇变幻，约廿刻许而渐平，迥澜伏波，而观者神态始定矣。”两篇文章都写得清新生动，无论是月夜下静谧的湖光山色，还是朝霞中澎湃起伏的海潮，都被作者描写得逼真生动，引人入胜。
陶汝鼐交游广泛，与晚明的许多文人，如陈继儒，董其昌、钟惺、黄周星、杨文聪等都多有往来。文集中许多相关文章可以作为研究他们的佐证、参考。另外，文集卷八是陶汝鼐所撰补续的《长沙府志》中的人物列传，数量亦颇为可观，而且他所记的又多是明末清初的人物，亦可以用来补正史方志的缺失，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乾隆四十三年，湖南巡抚查出陶汝鼐之孙陶煊与张灿同辑的《国朝诗的》内有吕留良、屈大均的诗作。这是雍正朝的一桩文字狱。当时雍正皇帝利用这桩案件，一面清除了诸王朋党的残余势力，另一方面大大打击了汉人的反满意识。当时此案牵涉面极广，处理也极为残酷，但凡同吕、屈有关联的人、事，收有他们文字的书籍，都统统被列入禁毁的行列。因此湖南巡抚派人到陶煊后人家中搜查，是否还有其他的违碍书籍。又抄出了陶汝鼐的《荣木堂集》，认为书里有“隐合怨谤”语，于是奉旨将《荣木堂集》与《国朝诗的》连同书板一起销毁，列为禁书。这样一位不问政治的文人的抒发心性的作品，意然也会因莫须有的罪名而招致禁毁，清朝文字狱的泛滥由此可见一斑。
●《觚剩》
《觚剩》，笔记体小说，清代文学家钮所作，共十二卷。分为正、续二编，最早的刊本是清临野堂刻本。
钮、字玉樵，室名临野堂。江苏吴江人（今江苏省吴江县人）。幼时生平事迹已不可考。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康熙十一年被选拨为贡生。后在本县充当教习，经考试合格加授知县街，在康熙十六年被派到河南项城县做县令，为官比较清廉，深得上司器重，上计连镌二级。后父母相继去世，乃扶亲柩送回原籍归葬，依例丁忧，上司欲夺情，不许，时在康熙二十四年。
三年服孝期满后，归吏部侯调，改任陕西白水县知县，因勤于政事，政声较好又兼摄沈邱、蒲城事。后又改调广东高明县知县。时广东战乱方息，民多逃亡，田多抛荒，一片凋敝。钮为恢复生产，乃招徕流民耕作，兴修水利，并减轻赋税，与民休息。后因染病疫而卒于任上，是年康熙四十三年。民感其德，建祠以祀之。
钮天资聪颖，又曾拜大学者吴南村、吴愧庵为师，专修《尚书》、《左传》及制艺。以诗文名动一时。钮生性喜爱文学，做官后仍不辍笔墨，聚腋成裘，多有佳作问世。尤其在十多年为官生涯中，他走南闯北，历江苏、河南、陕西、广东，几乎走遍中原到南疆，更开阔其视野，多见多闻，又加上他喜欢收集各地风物民情、名人轶事。因而作起诗文来，资料丰富而且得心应手。”
钮对于文学有很深的造诣，举凡诸体杂文、四六骈体，无一不精，有诸多佳作。同时他也对诗文也有一定的鉴赏力，经常评品同代的文人学者。他尤喜收集各种稗官野史、神话传说，对这些一般封建士大夫不屑一顾的史料独具慧眼，广为搜求记录，从中汲取丰富的素材和营养，尽管内容太多而难免良莠不齐，但总体上来说是保存了一大批民间传奇志异。他一生著述很为丰富，除了《觚剩》外，还有《临野堂诗集》十三卷、《白水县志》十卷、《文集》十卷、《诗余》二卷、《尺牍》四卷等，可谓著述颇丰。
《觚剩》是钮的代表作。为何叫“觚剩”呢？觚是一种容器，其口园颈细长腹大，多为铜制，用来饮酒，类似于今天的细颈花瓶。因其既不圆，又不方，故名为觚。孔子在《论语》中有这样一句话：“觚不觚，觚哉！觚哉！”暗指政事，故后人又称“觚”为史事，“觚剩”就是余史，因此，钮把这篇专门记录遗闻轶事并兼及其他的一部笔记小说称《觚剩》。也有的学者认为“觚”是古代用来书写的木简，代指史籍，大致意思也是相同的。
但凡笔记小说，其内容往往上下古今，无所不包。一书之中，兼有小说、故事、历史、文学、杂记、琐闻。考据典故、品评诗文也夹杂其中，因而形成有闻则录、不拘一格、记言叙事、长短随宜的特点，颇能补正史和全集所疏漏之处。《觚剩》就是这些特点的典型代表作之一。
《觚剩》分为正、续二编，都是钮在广东任高明知县时作。正编完成于康熙二十九年（1700年），分为八卷，按故事的来源和钮所经各地之顺序进行编排，分别为《吴觚》三卷、《燕觚》一卷、《豫觚》一卷、《秦觚》一卷、《粤觚》二卷。并有自序一篇。
续编则完成于康熙四十一年，即钮去世前二年。分为四卷。按故事的性质和内容而编排，分别为《言觚》一卷、《人觚》一卷、《事觚》一卷、《物觚》一卷。也有自序一篇。
钮居官四省，又都是下级官员，有较多时间接触下层人民，所见所闻有一般士大夫所不知者，全书对明末清初之际的社会内容，诸如政治事件、社会生活、民俗时尚、地产物鲜、民间传说人物、奇闻异趣、科技文教等等，一体包含在内，具有“百科全书性质”，于今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钮生处清初民族矛盾坚锐之时，一方面满清政府推行民族岐视政策，颁行剃发令等诏书，要强迫汉人改服易俗，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全国各地反清活动此起彼伏；另一方面明未遗民抱着反清复明的宗旨屡屡兴兵，清王朝则历行高压。一时间战乱频仍，人民流离失所，惨遭涂炭，而一些地方豪强则乘机鱼肉百姓、骄奢淫佚、暴戾任僻。钮作为下级地方官对此深有感触，他在《共冢》一文中叙及百姓惨遭涂炭，“顺治庚寅正月，耿继茂、尚可喜兵入广州，屠戮甚惨，城内居民几无噍类。其奔出者急不得渡、挤溺以死，复不可胜计，浮屠氏真修乃募役购薪聚尸，于东门隙地焚之，累骸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真是惨不忍闻。不仅如此，那些恶霸豪强还要坐践活人，惨酷迫害百姓，如《俺答纵暴》一文就直接揭露清代三藩祸民事：“俺达公之信……坐则辄饮，饮醉则必杀人，深宫静室，无以解酲，即引佩刀刺其侍者。……又取民间子十五以下为把竿之戏。竿长二丈，教之攀缘上下，盘舞竿头。其习技未熟者，多至颠殒或穿腹折肢。（尚之信）恬不介意”。活脱脱一个杀人狂，竟然为清高官，民焉有活处。人民反抗暴政，清廷即派兵镇压，并推行文字狱以箝民口舌。而且株连屠杀极为残酷。庄廷钅龙《明史》案发，一些无辜者也被牵连进去，清廷不分清红皂白一概处死，吴中名士吴炎、潘柽章根本没参与此事，清廷也查明事实，却仍将二人处斩。吴潘二人是钮好友，闻此噩耗，怒作《弼教坊》诗，以资声讨：“绝命悲辞狱里成，衔须赴死气峥嵘。曾无富贵娱杨恽，偏有文章杀祢衡。”纽在正编中，还详记了各地的风土人情、世井风貌。这些社会下层的习俗，读来十分有趣。如《燕京元夜词》中描述北京妇人在清初流行去摸城门的门钉，能摸到者年轻人可以找到如意郎君，结过婚的则一家平安。于是大家都在元宵夜去摸正阳门的门钉，往往挤得钗乱鬓斜，仍不罢休，以至有被挤伤者。这个风俗习惯直到清未还存在，旧俗传为“走百病”。他书未见有此记载，《觚剩》为头一份。
女性在明清二代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但钮却对她们平等对待，在《觚剩》一书中有很多女中豪杰的事迹，如女侠《云娘》有勇有谋、胆识过人，一帮男人在她面前就如污泥相仿。如《河东君》直接歌颂一位大胆追求爱情幸福，遇事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的柳如是姑娘，《睐娘》则更直批封建纲常礼教，一个孤苦无依的少女，被姑母强嫁于人，又复遭夫家虐待，被逼自尽，礼教的吃人面孔毕露，文中作者用同情的笔调，描述了这个被摧残的少女睐娘的形象，最后，作者又描写一侠士杀了恶夫一家，虏卖其姑，使罪有应得者遭谴，充分反映了钮同情下层妇女，渴望扶弱济穷的心情。
钮为官时重视发展经济，因而对有关国计民生的经济、科技也很重视，专门登载了一些短文，如《广东月令》、《牡丹述》、《石言》等，这些文章是当时科技发展的原始记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石言》一文专记广东端砚砚石的储藏、开采、加工、质地鉴别、优劣等级。并大量引用时人对端砚的评赞诗文，读来声情并茂。直堪与广东文豪屈大均的《广东新语·石语》相媲美，而且钮文清新秀丽，精当洗炼，更有一番风味。
钮非常喜欢神话和志怪小说，也喜欢写。他叙事简洁、文笔流畅；文辞清新隽永，有六朝风韵于其间；情节曲折生动、精彩纷呈，深得唐宋传奇之精髓。如《睐娘》、《粟儿》、《雪遭》等，写得或哀婉凄艳，或细腻生动，或洪钟大吕，豪气干云，读来爱不释手，有很深的艺术造诣。
当然，笔记体小说所记较多的还是琐事，但钮并不载那些风花雪月或鸡毛蒜皮，他或以小见大，教人以优良品质，如《还金记》、《于家琵琶》；或揭露社会阴暗面，如《人猬》、《简公雪冤》，或讽刺贫官污吏，如《谄虎、《粤之猫》，或讥评时弊，如《戒淫祠》、《鹤癖》，或讽喻世人，如《鬼误》、《百岁观场》。每个小故事都耐人寻味，具有一定的趣味性、知识性。
笔记多记稗官野史，往往从一个侧面发出，一时一地一人之见，也带有实录性质。钮在书中大量地记载了明清交会之机的历史事件。事涉“三藩之乱”、“永历朝史事”、“康熙西征”、“庄氏明史案”等等。它们真实地记录了这些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影响和意义。清代文网甚密，史事多有掩饰隐讳之处，往往迷惑后人，《觚剩》一书可补此憾。因之而补正史。自然，由于钮胆敢记录当朝史事，而且秉笔直书，清廷痛处被揭，当然要大力制裁，好在钮早亡，人身迫害无从下手，只好将其书销毁了事。
《觚剩》一书中还记录了不少名人轶事，有清正廉洁之士，也有贫赃枉法之辈。各录其事，使善恶自现。其《英豪举动》一文叙明代大臣熊廷弼事十分有趣：“公督学江南时，试卷皆亲自批阅，阅则连长几于中堂、鳞摊诸卷于上，左右置酒一坛、剑一口，手操不律，一目数行。每得佳篇，辄浮大白，用志赏心之快，遇荒谬者，则舞剑一回，以抒其郁，凡有隽才宿学、甄拔无遗”。一个刚正廉洁、嫉恶如仇的官员形象跃然纸上，使读者顿生敬意。至于描绘贪官也直刺要害，说他们对上如猫，凌下为虎，可谓入骨三分。
清政府禁书时加给《觚剩》的罪名是“文多违悖”。为了逃避禁令，此书又曾化名为《说铃》刊刻发行，但只是部分内容。清末以后有大量版本发行，如《古今说部丛书》本、《清代笔记丛刊》本等。均堪使用。
今本有朱杰先生点校的《明清笔记小说丛书·觚剩》本，质量颇佳，便于读者使用。
●《遗民诗》
诗歌总集。清卓尔堪选辑。
卓尔堪，清代诗人。字子任，号鹿墟，一号宝香山人。江都（今属江苏）人，一作仁和（浙江杭州）人。生卒年不详。幼习武艺，未及弱冠之年，即随李之襄军攻打耿精忠，官右军先锋，屡立战功。后因母病乞还，母亡守丧，再未出仕。卓尔堪之诗，曾与宣城梅文鼎、曲阜孔尚任，同郡张潮等人互相唱和。其诗作辑有《近青堂诗》。其诗多写军旅生活，如《桃花岭》写军中的所见所感：“丘壑含兵气，当关乌道斜。衔枚超夜月，拔帜入朝霞”。他还有一些诗作描写边塞风情，“多雄奇慷慨之音”（阮元《淮海英灵集》），如《题咎抱雪塞游图》：“新诗吟罢劝金杯，万里风沙吹雨来。跨马欲沿荒草去，塞垣直北李陵台。”又如《宁羌将军行赠高枝升》、《所闻》等诗作，就很有些唐代边塞诗的遗响。他的写景、抒怀、题咏等诗也别有一番风貌。如《江月》：“江色茫无际，空明一片寒。不知孤月上，但觉夜潮宽。沙鸟栖难定，蓬窗梦未安。几番圆与缺，只共傍人看。”又如《送孔樵岚河南看花》：“大梁千里路，风雪拥征鞍。落日孤村宿，明星野店寒。岁残将柳折，春暮得花看。四月扬州好，归来对药栏。”又如《题石公别园》：“开辟莲峰日，声名中外闻。遐荒归大乘，瘴海起慈云。舟楫天风待，■幢花气熏。送归犹问法，应使手难分。”再如《弹琴》：“破寂藉孤琴，挥手发奇响。何来南音繁，起身挂壁上。”
卓尔堪性喜云游，平定耿精忠的战役过后，他就遨游四海，且多与明遗老交游，多方网罗、搜索其诗而刊刻之，遂辑为《遗民诗》十六卷，并将《近青堂诗》一百四十首附于卷末。本集共收作者五百多人，录诗近三千首，每卷卷首有或简或繁的作者小传。本集本来刻于康熙年间，题为《遗民诗》，乾隆年间曾两度被列入禁毁书目之中，故而流传很少。直到1910年，上海有正书局据原刻本影印，印数很少，故而流传亦不多。这次影印，改题为《明末四百家遗民诗》，不妥。1960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有正本断句铅排，改题为《明遗民诗》。卓尔堪选辑这部《明遗民诗》似意在网罗散佚，保存当时许多遗民逸士历经丧乱，追怀故国的吟咏。取舍的标准，正如凡例中所定的：“人与诗并重，然人更重于诗，其有以人传诗者，诗不过数首，虽有微瑕，亦所必录”；“纪忠、纪烈、纪事”等诗，虽有小疵，“未敢尽弃”。可见他完全是以人和事存诗的。因此，他对于被录选的五百多人的字、里、经历等，有或详或简的介绍，其中有些人因作品不多，本来没有集子，或者虽有而已散佚，赖这部选集，保存了他们部分的作品和简略的历史，所以这部选集作为提供研究明末清初历史和文学史资料说来，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此书的选辑因选辑者是“得诗即梓”，故显得紊乱，往往有一人的作品分见数卷，甚至在同一卷中也有前后分散的。入选作者亦有失误之处，如何■是清代诸生，屡试不第，本不应算作遗民之列，而本书也作为遗民收入。关于对不同风格的诗兼收并蓄的问题，本书也解决得比较好，正如凡例中所说：“诗所尚不同，有雄浑高老者，有清新绮丽者，惟善显择，能兼有者，亦兼录之。不绳一律。”说明他选诗的风格范围还是比较宽泛的。
此书所选近三千首诗中，那种慷慨悲歌、反抗异族压迫的爱国诗歌，以及那些揭露明末政治腐败、赋税繁重、官吏贪暴、兵士扰民的篇章，都比较深刻地反映了明末清初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表现了广大人民在兵荒马乱的现实中苦不堪言，痛苦到极端的艰难生活，描绘出整个社会在经历了战争劫难后满目疮痍、荒凉破败的景象，是明清易代之际一幅难得的全景图。孙兆祥《禾已黄歌》云：国柄胡为归大，囹圄汤镬阗忠良。
颠倒纲纪民罹殃，上帝震怒星生芒。
地轴撼城覆其隍，伏尸百万魂飞扬。
青白骨化为蝗，蝗兮蝗兮禾已黄。
思斯勤斯非尔粮，何不往啮彼宵小之肝肠。
明代自万历后期伏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危机，至天启年间因为魏忠贤专权而急剧恶化，朱茂晖《崇祯戊辰湖上观毁逆阉祠纪事》对阉党之罪恶特别是搜刮民脂民膏来为魏忠贤修筑“生祠”的罪恶作了深刻而沉痛的揭露：……悉索民膏脂，献媚一寺人。……嘉名锡普德，过者莫敢嗔。群小齐效尤，遑惜费金银。……经营拟宫室，究度侈堂陈。或为九楹殿，升降雕采鳞。或分门三途，伙颐辟层■。或树一文碑，褒颂满坚珉。黄金渗厥像，丹漆涂其唇。青丝绾倭髻，茉莉花斩新。佥呼九千岁，拜手稽首频。
崇祯期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建州女真又屡屡犯边，朝廷处于内外交困的两难境地，只得不断地加派军饷，强抽壮丁，把人民推向水深火热的痛苦处境之中。张炳的《癸未夏日》即事感怀反映了当时农民的悲惨生活：两月全无雨，秋禾半已枯。况当军饷急，无日不追呼。刚了添丁欠，旋催隔甲逋。心头肉已尽，能复顾臀肤？
语极沉痛，“心头肉已尽”一联尤为动人。周歧《官兵行》云：贼近苦贼来，贼至恐贼去，贼来避有时，贼去官兵至。官兵畏贼如畏狼，但行贼后势莫当。鸣镇击鼓入村里，马索刍豆人索粮。不择鸡与豚，更驱牛与羊。倾仓倒瓮恣搜刮，排墙堕壁掘余藏……东家少妇已被污，西家儿女终夜啼。丁男杀尽丁女掳，扬旌奏凯唱功成。君不见贼去人归犹炊食，官兵所过生荆棘。痛哉良民至死不为非，无如官兵势逼民为贼。
这种诗形象地说明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道理。明朝国事至此，已糜烂不可收拾，其败亡是不可避免的了。明政灭亡后，福王小朝廷偏安江南，高官权贵们为了争权夺利而互相攻讦陷害，对国家大事不甚关心，他们空论战守，在清军的兵临城下束手无策，宋儒醇的《南渡》云：黯黯钟阜云，咽咽秦淮水。南渡事已非，门户争未已。坐视大厦倾，无人雪国耻。独有史督辅，尽瘁继以死。一片孤臣心，众口交肆毁。守江与守淮，议论徒尔字。”
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福王和臣下只是沉湎于歌舞声乐之中，杜的《初闻灯船鼓吹歌》即反映了这种情景：一声着人如梦中，又槌再下耳乍聋。三下四下管■沸，灯船鼓声天上至。……吹弹节鼓鼓倔强，中有闲身阑不入。……水嬉不待二月半，玄服新妆桃叶渡。高楼夹水对排窗，卷起珠帘人面素。腾腾便有鼓音来，灯船到处游船开。烛龙但恨天难夜，赤凤从教昼不回。……船中百■梁溪酒，胆大心雄选锋手。苏州箫管虎丘腔，太仓■索昆山口。镇江染红制璎路，廿碗珠灯悬一角。当前置鼓大如筐，黄金钉铰来淮阳。……
篇幅所限，这里不再多引，但我们也从此可见一斑，国家危难多事之秋，头上悬着压境的清军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福王小朝廷还如此穷奢极欲、沉沦声色犬马之中，其灭亡之快、之易也就可想而知了。在醉生梦死中，清军毫不费力而又毫不留情地渡江南下，屠灭数城，其残暴凶恶令人发指。吴嘉纪《李家娘》诗序云：乙酉夏，兵陷郡城，李氏妇被掠。掠者百计求近，不屈。越七日夜，闻其夫殁，妇哀号撞壁，颅碎脑出而死。时掠者他出，归乃怒裂妇尸，剖腹取心肺示人，见者莫不惊悼。
同诗之开头说：“城中山白死人骨，城外水赤死人血。杀人一百四十万，新城旧城，内有几人活？”兵燹之后，一片废墟，吕大器《昭化县》云：不堪百战后，寥落两三家。白骨堆荒草，青乱晚葭。高城行鸟雀，古庙困蒹霞。群盗中原遍，愁心未有涯。
葛一龙《新丰晓行》云：“隔江兵燹地，一邑几家存？”劫后余生的人们，生活更加艰辛，费经虞《乱后还家成都饥民无粒食三年取草根为食》云：“乱林深处绝鸦栖，虎豹声高夏日低。留得残生无食物，青山白日凿黄泥。”
集中大量的作品表现了明代遗老们的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梁以樟的《清明日雨北奠感怀》云：“飘零华表处，令节忍思家。万井龙蛇雨，三春杜宇花。禁烟犹冀北，宿草已边沙。椒醵南天土，乾坤泪眼遮。”陈恭尹的《秋日西效燕集》云：“黍苗无际雁高飞，对酒心知此日稀。半生岁月看流水，百战山河见落晖。欲酒新亭数行泪，南朝风景已全非。”复国的希望日见渺茫，遗民们的心是沉痛的。但他们仍顽固地相信朝代虽已更换，但大好河山仍属汉家，不会就此变为清朝的江山：“人间甲子更新朔，江上峰峦未改青”（胡香昊《漫兴》）。他们要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作殊死的一搏。坚持抗清，最终以身殉国的傅鼎铨在《忆剑》诗中说：“陵社沉沦丧北极，孤提一剑答君亲。丈夫有血终成碧，痛洒青编照古人。”有些人以气节自许，拒绝与清朝统治者合作，徐宗麟《辞征》云：天纵深林老栎樗，惊看云壑驻安车。
餐松只合潜莺谷，扈臣何缘来鹤书。
好爵岂移泉石性，幽情偏适薜萝居。
余生得遂巢由志，小艇烟蓑独钓鱼。
他们有的哀悼历史上的爱国英雄或在抗清斗争中牺牲的英雄，以此来寄托自己的一腔爱国之情。如《真州拜文丞相祠》（顾梦游）
扬子江头丞相祠，春帆吊古独看碑。
中兴百死犹思济，正气千年俨在斯。
风雨如闻九合语，乾坤又见陆沉时。
吞声野老偷生久，未荐苹蘩泪已垂。
又如刘城《哭史公》：大臣谁死国，贱子哭燕台。
力竭告无罪，魂招誓不回。
到今真取义，自古所难才。
南渡从前有，惟公独可哀。
他们有的放浪形骸，纵情诗酒，长歌当哭以倾泻胸中块垒，如黄周星的《楚州酒人歌》：谁知一朝乾坤忽翻覆，酒人发狂大叫还痛哭。胸中五岳自峨峨，眼底九州何蹙蹙。还愿此时天醉地醉人皆醉，大夫独醒空憔悴，终日酩酊淋漓嬉笑怒骂聊快意。
有的归隐田园，浪迹山水，追求宁静的超尘绝俗的生活，然而根本不存在世外桃源，吴拱宸在《丰城兵火后荒凉竟无容舍》诗中感叹道：“乾坤何处不干戈？四海难容一客过。纵有桃园千百里，也应无地避风波。”昔日的王侯沦落到社会的底层，他们既然不愿在异族统治者手下为五斗米而折腰，当然也就失去了优裕闲适的生活，不得不躬耕谋生，费密的《种蔬》云：垂老资无计，江城宅累耕。自移村落住，日上野塍行。土瘠深难耨，沟长雨易平。妻孥皆菜色，留得灌园名。
因此他们更加留恋前朝的繁华，如杜的《初闻灯船鼓吹歌》追述了万历年间的盛世景象，杨焯的《金陵杂感》描写了南京城的繁华地带由盛而衰的过程等等。
以上介绍的几类作品在集中并不是很多，但可以说是全书的精华，而多半的作品还是格调低沉，有一种无可奈何和悲观绝望的心情。如徐芳《踏月行》：昔年此地月明中，短笛轻筝处处逢。把臂踏歌观不足，凭高一笑生长风。此地今年此夜月，照人憔悴鬓如雪。空阶独影最销魂，泪洒溪梅几树血。血染溪梅花滴乱，花开能有几人玩？忽然野火喷空来，此是愁肠寸寸断。断绝愁肠只自怜，寒宵过半未成眠。……隔江啼鸟如解语，绕尽长林不肯栖。……暗霜遍结沾衣露。撩人山影伴人行，回首寒江生白露。
此诗意象清冷，情调幽怨，当为怀人、自怜之作。他们有的写景、抒怀，能抒发个人的新鲜感受，值得一读。如魏士杰的《偶兴》云：独立清风过，苍崖百丈悬。长林带落日，高柳动晴川。山鸟如相识，岩花已不言。归来悬木榻，小月满前川。
又如江国茂《山行》：“淙淙长瀑泻晴峰，云里晴山挂白龙。想象故园峦壑似，寺门不见万株松。”
本书乾隆年间曾两度被列入禁毁书目中，是因为其中有的诗触犯了清代统治者的忌讳，即表现了明代遗民的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而且因为其中录入的诗人有的其作品在清代已遭禁，如屈大均，所以牵连到整部书也被禁。
习斋 2006-10-13 15:08
禁书解题之《战国策；逸周书；诗经；屈原赋；宋玉赋》
●《战国策》
《战国策》不是一人一时的作品，它是战国至秦、汉间纵横家游说之辞和权变故事的汇编。在先秦时期，它不叫《战国策》，而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多种名称和本子。西汉末年，刘向奉令整理群书，他以国为类，按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把《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书中的材料，分别编入十二国中，同时去掉重复的内容，补正一些残缺和错漏的文字，使之成为一部比较完整的历史著作。刘向认为这部书是战国游士辅国谋划之策，因此定名为《战国策》。
《战国策》在刘向编订时是三十三篇。因为书中有纵横阴谋之术，为后世儒家所不齿，所以，传习的人较少，逐渐有所残缺。到了宋代，曾巩又开始了一番搜集、编订工作。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战国策》就是曾巩编订的本子，内有《西周策》一篇、《东周策》一篇、《秦策》五篇、《齐策》六篇、《楚策》四篇、《魏策》四篇、《韩策》三篇、《燕策》三篇、《宋卫策》一篇、《中山策》一篇，共三十篇，与古本篇数相合。
《战国策》所记史事，上起公元前490年知伯灭范、中行氏，下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反映了共270多年的历史。 其中记载得尤其详细的是战国时期策士们的政治活动。
《战国策》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战国七雄争战，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错综复杂，但人们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却颇感困难，原因是材料太少。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各国都竟相销毁于己不利的文献，另一方面是秦始皇焚书，“秦烧《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史记·六国年表序》）可以说《战国策》是仅存的反映这段历史的少数原始资料之一。王觉说：“自春秋之后以迄秦，二百余年兴亡成败之迹，粗具于是矣。”（《题战国策》）假如没有《战国策》，这段历史中的许多重要事件肯定就会湮没无闻。
《战国策》为我们勾勒了从春秋以后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这段时间内的历史概貌。从书中可以看到，战国各国在相互争战中，是彼消此长，轮流称霸的。先是魏国一枝独秀，在战国各国中独领风骚。《魏策一》载：“韩、赵相难，韩索兵于魏，曰：‘愿得借师以伐赵。’魏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不敢从。’赵又索兵以攻韩，文侯曰：‘寡人与韩兄弟，不敢从。’二国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讲于己也，皆朝魏。”《秦策五》载：“梁君伐楚，胜齐，制韩、赵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又《秦策四》载：“魏伐邯郸，因退为逢泽之遇，乘夏车，称夏王，朝天子，天下皆从。”所有这些都表明魏国是战国中最早的霸主。魏国又是如何从霸主宝座上跌落下来的呢？这在《战国策·魏策》中也得到了反映：公元前334年，齐、魏发生马陵之战，“齐大胜魏，杀太子申， 覆十万之军”。这就是魏惠王引为奇耻大辱的“东败于齐，长子死焉。”然后是齐、秦双峰对峙，互相称帝，最后是秦国一统天下。由于后两个阶段比较容易看出，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必花笔墨加以交代，稍有历史知识的读者不难明白。战国时期的这种先是魏国独霸，然后是齐、秦并霸，到最后的秦国一统天下的发展轨迹正是《战国策》为我们勾勒出来的。
《战国策》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勾勒出了战国二百多年历史发展的大致轨迹，还在于它记载了这段时间内许多的军事、政治、外交大事，通过这些历史事件，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就更具体，更细致了。例如齐魏马陵之战、逢泽之会、五国相王、齐破燕国、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长平之战等等，就是《战国策》提供的原始资料。
当然，《战国策》中记载得最多的是战国时期策士们的活动。没有《战国策》，我们很难具体了解策士们的活动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战国策》是一部策士的活动史。战国时期，有些人专门从事外交策略的研究，讲究如何揣摩人主心理，运用纵横捭阖的手腕，团结盟友，孤立和打击敌国，这种人被称为策士或纵横家。整部《战国策》就是以这些人为主人翁的。例如《齐策》记载苏秦为赵合纵说齐、张仪为秦连横说齐；《燕策》记载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赵策》记载触龙说赵太后使长安君为质于齐等，都是策士们活动的记录。
从《战国策》的内容来看，其中的某些思想倾向是引人注目的：第一，强调策士的作用。在《战国策》中，作者是把策士们作为这段历史中十分重要的，甚至有时是起决定作用的角色来描写的。例如，合纵连横是战国中后期主要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而这种活动的中心人物就是策士苏秦、张仪。有时候，作者为了突出策士的作用，不惜采用夸大事实，虚构历史的说法。例如《赵策》记载，秦国军队包围了赵国的邯郸，魏王派将军辛垣衍进入邯郸，劝平原君传话给赵王，希望赵王尊秦昭王为帝，这样，就可以解除邯郸之围。策士鲁仲连刚好到赵国，听说了辛垣衍主张赵国尊秦为帝的事后，面见辛垣衍，与辛垣衍展开了一场辩论，终于使辛垣衍放弃了自己的主张。最后，书中写道：“于是辛垣衍起，再拜谢曰：‘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去，不敢复言帝秦。’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这里，作者把鲁仲连写成了赵国的救世主。然而，北宋的司马光对此就提出了疑问，他说：“按仲连所言，不过论帝秦之利害耳，使辛垣衍惭怍而去则有之，秦将何预而退军五十里乎？此亦游谈者之夸大也。”（《资治通鉴考异》）这就是说，无论怎样，秦将也不会仅仅因为鲁仲连的一番话就会退军五十里。但是，作者为了强调突出鲁仲连，添油加醋，夸大其辞。又如《魏策》记载公元前273年， 秦国军队在华阳打败了魏军，乘胜包围了大梁。这时，策士须贾鼓动三寸不烂之舌为魏游说秦将穰侯，经过努力游说，穰侯于是解围而去。对此，鲍彪认为：“（须）贾之说不足以已秦也，为其为魏也过深，而说秦者不切。夫以秦为天幸而欲其无行危也，秦岂信之哉？梁围之解，将别有故，非贾力也。”这个“别有故”，清人梁玉绳明确指出，是魏献出了南阳。这就是说，大梁之围之所以得以解除，完全不是因为策士须贾对穰侯的游说，而是由于魏国把南阳献给了秦国。诸如此类的例子在《战国策》中存在不少，其实际是反映了作者对策士作用的过分强调。
第二，宣扬士为知己者死。这种思想在《战国策》的某些篇章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例如我们熟知的名篇《齐策》中的“冯谖客孟尝君”写冯谖因为“贫乏不能自存”而寄食孟君门下。开始时，他被人瞧不起，只“食以草具”，后来孟尝君不仅给他吃鱼、乘车，而且还给他养家之资。冯谖深受感动，精心为孟尝君营造“三窟”，使孟尝君为相数十年而“无纤介之祸”。这里不仅强调了策士的作用，更突出了冯谖的报恩行为。又如《赵策》中的“晋毕阳之孙豫让”，写知伯瑶被赵襄子灭掉后，豫让一再设法刺杀赵襄子。赵襄子觉得很蹊跷，就问豫让：“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知伯灭范、中行氏，而子不为报仇，反委质事知伯。知伯已死，子独何为报仇之深也？”豫让回答道：“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众人遇臣，臣故众人报之；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报答知遇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种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学价值上，《战国策》具有较高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一、相当多的篇幅对人物形象、世态人情的描写十分生动真切。例如《秦策》写战国时期有名的策士苏秦以连横之术游说秦惠王，秦惠王不感兴趣，苏秦所带的盘缠用得精光，无奈之下，只得狼狈回家：“羸滕履■，负书担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愧色。归至家，妻不下，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经过引锥刺股的发愤努力之后，苏秦以合纵之术游说赵王，大得赵王欣赏，被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金玉锦绣，兵车百乘。当他再经家乡洛阳时：“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这里，作者运用对比、细节描写、反衬、对话等方法，不仅生动地描绘出苏秦在失意和得意时的两种不同形象，而且更栩栩如生地写出了他的家人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在这里，一般作品中的家庭温情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金钱、地位。读来令人心寒，同时也可以看到作者文笔的犀利。又如《齐策》“冯谖客孟尝君”对冯谖的描写：“居有倾，倚柱弹其剑，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左右以告。孟尝君曰：‘食之，比门下之客。’居有顷，复弹其铗，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车！’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尝君曰：‘为之驾，比门下之车客。’于是乘其车，揭其剑，过其友曰：‘孟尝君客我。’后有顷，复弹其剑铗，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左右皆恶之，以为贪而不知足。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乎？’对曰：‘有老母。’孟尝君使人给其食用无使乏。于是冯谖不复歌。”这里写冯谖三次用弹铗作歌的方式向孟尝君提出生活待遇上的要求，而且一次比一次高，以至引起周围人的讥笑、厌恶，但他却我行无素，旁若无人，直到孟尝君满足了他，他才不复歌。三次弹铗高歌的描写，生动地写出了冯谖不亢不卑，不同于常人的奇异风采。人物形象特别鲜明，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二，《战国策》中的许多说辞具有高度的文学技巧。其一是善用排比、铺张的手法，显得气势充沛。例如说秦惠王的一段说辞：“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稍留意，臣请奏其效。”这里运用了排比铺张的手法来渲染，音调铿锵，简直就是后世的辞赋。这不能不对人产生诱惑力。其二是善用比喻、寓言等形象化的手法来说理。例如《燕策》中苏代劝赵惠文王停止伐燕：“今者臣来过易水，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擒之。今赵且伐燕，燕赵久相支，以弊大众，臣恐强秦之为渔父也。”以鹬、蚌比喻赵、燕，以渔翁比喻秦国，通俗而形象，深刻地说明了赵、燕、秦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一寓言言浅而意深，所以，今天还保持着生命力。类似的寓言还有画蛇添足、狐假虎威、亡羊补牢等等，都是《战国策》说辞中的杰作。其三是善于揣摩听者的心理，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例如《赵策》中写有人劝赵太后让其爱子长安君作为人质以换取外国的支援，赵太后勃然大怒，说：“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在这种情况下，“左师触言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揖之。入而徐趋，至而自谢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窃自恕，而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郄也，故愿望见太后。’太后曰：‘老妇恃辇而行。’曰：‘日食饮得无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于身。’太后曰：‘老妇不能。’太后之色稍解。”触以他与赵太后二人的共同点——身体状况入手，步步引申，再以爱子之情打动赵太后而进入实质性问题，最后终于说动赵太后，让长安君外出为质。触的劝说抓住的核心问题是赵太后爱子的心理，以此为突破口，终于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其四是创造故事以说明道理。如《燕策》中写燕昭王问郭隗怎样才能招募到天下贤士，郭槐槐编造了一个以千金求千里马三年不得，后来涓人以五百金买了匹死马，不到一年就因此买到了三匹千里马的故事，向燕昭王推荐自己。郭槐的意思是，既然肯花大价钱买死马，这就说明爱马之诚；既然连我郭槐这样的人都能得到重用，其他比我强的人自然不在话下。这里用杜撰的故事说理，既具体，又生动有趣。
《战国策》是有其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但是，其中的很多有关策士的事迹并无事实依据，像苏秦、张仪以合纵连横说六国的事迹，有人认为：“按其情事大率与当时历史条件无一相合。”因此，其史料的真实性有许多是值得怀疑的。然而，作为一部历史著作，《战国策》在我国的散文史上是具有崭新的、独创性的成就的。郑振铎先生曾在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说过：“《战国策》为古代最好的散文名作之一。她的精华所在，便是诸辩士的论难的文章与足以耸动人主所闻的议论。……在政论上说来，实在是一种杰作，后人很少能及得到的。”《战国策》的这种文学成就以往却被许多人忽视了。
“秦烧《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史记·六国年表序》）作为幸存下来的“诸侯史记”在秦朝肯定是在被毁之列的。
●《逸周书》
《逸周书》原名《周书》、《周史记》，到东汉许慎写作《说文解字》时，才称之为《逸周书》。
《逸周书》在性质上与《尚书》类似，也是我国古代的历史文献汇编。很多人认为它是孔子删定《尚书》后所剩下来的资料。例如刘向就说，《逸周书》是“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其实，这种说法是很令人怀疑的。《逸周书》的原始面貌是七十一篇，因为它被人认为是孔子删定《尚书》后所抛弃的资料，所以不为人重视，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出现残缺。到唐代颜师古注《汉书》时，“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可见，这时已亡佚二十六篇了。而现在流行的《逸周书》连序一起共七十一篇，正与原始的《逸周书》相同，而比唐颜师古时反而多了二十六篇。由此可以断定，这二十六篇肯定是后人所加。《逸周书》实际上只是历史文献汇编而非历史著作，因为它没有一定的体例系统。它所记的史事，上起周初的文王、武王，下至春秋后期的灵王、景王，其中记载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的篇幅，约占全书的五分之四。
就现存的《逸周书》来看，虽有七十一篇，但其中的《程寤》、《秦阴》、《九政》、《九开》、《刘法》、《文开》、《保开》、《八繁》、《箕子》、《耆德》等十篇有篇目而无内容，因此，实际只有六十篇。每篇篇名上都有一个“解”字，据说是晋五经博士孔晁注解此书时加的，它本不是篇名原有的，但后人不详，误以为它是篇名，因而以讹传讹。
《逸周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这主要体现在：第一，它记载了许多历史事实。例如《世俘》记载“周武王灭纣，俘佚侯小臣四十六，禽御八百三，馘十万七千七百七十九，俘人三万二百三十，俘获虎、猫麋、鹿、犀、牦、熊、罴一万二百三十五，灭国九十九，服国六百五十二。“这与《孟子》所说的“周公相武王，灭国五十，躯虎、豹、犀、象而远之”的记载大体相同，但更加详细具体。又如《克殷》记载周武王克殷时的情景，特别是杀戮已死的商纣王及其宠妃等情景，与《尚书·武成篇》所说的“血流漂杵”正好印证。所以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倘非有《逸周书·克殷·世俘》诸篇，谁能复识‘血流漂杵’四字之作何解？”
第二，《逸周书》中保存了不少中国上古时期的历史传说。例如《尝麦》记载：“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这是关于远古氏族部落在黄河流域的争夺情况，与其他史书一起合起来参看，就能看出中国古代历史的概况。
另外，《列会》列举了许多古部民族的名称，《职方》详述了九州的人口、山川、物产等情况，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由于文王、武王、周公的记载占了全书五分之四的篇幅，这对我们了解周初的历史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克殷》记载：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帝辛从。武王使尚父与伯夫致师。王既誓，以虎奔、戎草驰商师，商师大崩。商辛奔内，登于鹿台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诸侯。诸侯毕拜，遂揖之。商庶百姓咸俟于郊，群宾佥进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先入，适王所，乃克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折县诸大白。乃适二女之所，既缢。王又射之三发。乃右击之以轻吕，斩之以玄钺，县诸小白。乃出场于厥军。
这一段文字记载了周武王克殷的具体经过，对了解周初历史很有帮助。
与《尚书》一样，《逸周书》的语言也艰深难解，而且错舛很多，读时务必小心。
●《诗经》
◇一《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西汉以前，《诗经》被称为“诗”、“诗三百”。到了汉武帝时，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诗经》据传是孔子删定编纂的，于是受到了不同寻常的待遇，被尊称为经，因而就有了《诗经》这一名称。
关于孔子删诗的说法，最早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班固承袭司马迁的说法，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这种说法在西汉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让人们深信不疑，然而，从宋代开始，以欧阳修、朱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了怀疑，并在清代彻底否定了孔子删诗的说法。《诗经》不可能是孔子删定的观点在《左传》中就可以得到证明。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公元前544年， 吴公子季札游鲁观周乐，鲁国的乐工为他演唱的诗，其分类、先后次第的编排、篇目等，均与今本《诗经》几乎一样，而当时孔子还不足十岁。因此，孔子就不可能删诗。但不可否认，《诗经》肯定是经过一番删汰整理的，为什么呢？郭沫若说过：“风、雅、颂的年代绵延了五六百年。《国风》所采的国家有十五国，主要是黄河流域，但也远及于长江流域。在这样长的年代里，在这样宽的地域里，而表现在诗里面的变异性却很小。形式主要是用四言，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音韵差不多一律。音韵的一律在今天都很难办到，南北东西有各地的方言，音韵有时相差甚远。但在《诗经》里面却呈现着统一性。这正说明《诗经》是经过一道加工。古人说孔子删诗，虽然不一定就是孔子一个人，但《诗》是经过删改的东西，这形式音韵的统一就是它的内证。”（《简单地谈谈诗经》）
既然删诗的不是孔子，那又是谁呢？现在，人们一般都认为，对《诗经》进删汰整理的是周王朝的乐师、乐工。因为从《诗经》都是乐歌这点来看，诗与乐官们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既是当时乐歌的搜集者、保存者，又是乐歌的演唱者，他们出于工作上的需要，对汇集来的诗篇加以去取、加工，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那么，《诗经》中的诗篇是从哪里来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历来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说法，即采诗说、献诗说。所谓采诗，就是如同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所说的：“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这就是说，春天播种的季节里，人们一面劳动一面唱着歌谣，这时，一些朝廷派出去的所谓“行人”就敲着木梆子在路上走来走去，采集他们听到的歌谣，然后献给朝廷专管音乐的太师，太师配好乐后，再演唱给天子听。据《汉书·艺文志》说，古代之所以要设置“行人”这样的采诗官来采集民歌，其目的是“王者可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也就是说，古代的统治者是把采诗作为一种了解社会动态，考察民情的手段来看待的。所谓献诗，就是《国语·周书》中记载的：“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盲艺人）献曲，史（史官）献书。”献诗同样也是为了政治的目的，是为了“天子听政”。通过采诗和献诗这两种主要的渠道，收集了大约三千篇的诗歌。这些诗经过周朝乐官、乐师的删汰，最后选取了三百零五篇，就编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
《诗经》编成后，在当时发挥了广泛的作用，除了典礼、娱乐、讽谏外，还经常运用在外交场合。《诗经》中的诗成了外交官的外交语言。在很多场合中，人们往往不是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思想，■发感情，而往往借用《诗经》中的句子来■情达意。正因为《诗经》是如此重要，所以，孔子才说：“不学《诗》，无以立。”就是说，不学好《诗经》，立身的资本都没有。足见《诗经》在古代的地位。也正因为如此，孔子在设立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私立学校时，给学生选定的必读教材之一就是《诗经》。
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再加上秦末汉初战乱的影响，《诗经》也惨遭散失。好在《诗经》是诗，有易于记诵的优势，因此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在汉代，传习《诗经》的有四家，即鲁、齐、韩、毛。《鲁诗》因鲁人申培而得名，《齐诗》因齐人辕固而得名，《韩诗》因燕人韩婴而得名，《毛诗》因毛公而得名。齐、鲁、韩《诗》属今文家，是用西汉流行的隶书书写的，《毛诗》属古文家，是用西汉以前的古文字书写的。因今文学家在西汉占优势，所以，《鲁诗》、《齐诗》、《韩诗》得到了官方的承认，被立于学官，供学生学习。《毛诗》却受到了冷遇。到了东汉，随着古文家的不断得势，《毛诗》不仅被立于学官，而且后来居上，影响压倒《鲁诗》、《齐诗》、《韩诗》。后来，《鲁诗》、《齐诗》、《韩诗》逐渐被人淡忘，他们所传授的本子也慢慢亡佚了。我们今天读到的《诗经》，就是当年的《毛诗》。
◇二《诗经》共305篇，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什么是风、雅、颂呢？ 关于这个问题，前人的解释多种多样，不一而足，其中南宋的郑樵在《通志序》中认为：“风土之音曰风，朝庭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这就是说，风就是民俗歌谣，雅就是朝廷士大夫之作，颂就是宗庙中用于祭祀的诗歌。这个说法现在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承认。
《诗经》中的风包括十五国风，也就是十五个诸侯国家的民俗歌谣。这十五国风是周南、召南、邶风、■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风。这十五国风共收了一百六十篇诗歌。
雅，分为大雅、小雅，共一百零五篇，其中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雅的作者多数是贵族文人，也有部分民歌。小雅中有六篇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虽有篇目，但无歌词，后人称之为“笙诗”。
颂，分为周颂、鲁颂、商颂，共计四十篇，其中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颂的作者无疑是贵族文人。由于颂多属宗庙祭祀之作，所以有不少史诗。
《诗经》反映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历史。从内容来看，它主要表现了如下几方面的内容：一、反映周人发祥和创业的历史。在雅、颂两部分诗中，存在一组史诗，即《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它们记载了从周始祖后稷出世到武王灭商的许多传说和史迹。《生民》是一首带有神话色彩的诗篇，它叙述了周始祖后稷的诞生和发明农业的历史。诗中描写后稷的母亲姜原因踏了上帝的脚印而怀孕，生下了后稷。姜原不喜欢这孩子，把他抛弃了，但神奇的是，把他丢在路上，牛羊去用乳汁喂养他，把他丢在冰上，鸟用翅膀来保护他。等他长大后，什么庄稼都会种，在邰成家立业，成了周始祖。这首诗虽不能作信史，但保留了一些原始社会的影子。《公刘》写周人由邰到■的一次移民，从准备起程写到定居营建，对观测地形、经营宫室、分配田亩、君臣宴饮以及水利、军事，甚至锻冶等，都有描写。《绵》是对古公■父率领下的又一次移民的描写。《皇矣》、《大明》记载周文王、周武王的武功，都是反映周初建国的史篇。二、反映农民生活。《■风·七月》反映了农民们一年四季的劳动情况及无衣无食的悲惨境遇。农民们一年到头劳作不息，不仅衣食得不到保障，而且妻子女儿随时都可能被统治者抢去。《魏风》中的《代檀》、《硕鼠》是农民们对统治者不满情绪的大发泄，两篇作品都揭露了统治者不劳而获，对统治者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农民不仅受剥削受压迫，而且还得服兵役、劳役。《东方未明》、《何草不黄》、《鸨羽》、《东山》都是正面描写农民们在服兵役、劳役时有家不能归，有苦无处诉的悲惨生活。而其中一些从侧面来描写农民生活的作品读来尤其感人。例如《卫风》中的《伯兮》，其第二、三章写道：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这首诗写一位女子自从丈夫（伯）去服役后，她无心打扮，头痛不已。表面上看是一首爱情诗，实际上从侧面表现了农民生活不安定。
三、反映爱情及婚姻问题。这一类的作品在《诗经》中占了很大一部分，其中颇多名篇佳作。这些作品中，有写追求爱情的，如《关雎》、《蒹葭》。有写与情人幽会的，如《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这首诗写一位女子在幽会时故意躲着不见，见面后送给男子一支彤管，男子因而爱屋及乌，十分高兴。也有写恋人分别的相思痛苦的，如《采葛》。恋爱是美好的，婚姻却未必如此。所以，《诗经》中也颇多反映婚姻问题的作品。如《南山》、《柏舟》就反映了礼教干预婚姻的问题了。尤其是《氓》和《谷风》更表现了婚姻悲剧。《氓》写一位女子怀着美好的愿望与一位男子恋爱结婚，没有想到，等到她嫁过去后，尽管她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操持家务，但还是无情地被那位男子抛弃了，可怜的她不得不回到娘家，却得不到父母兄弟的理解，反而遭到了嘲笑。《谷风》的内容与《氓》大致相似。
四、表现爱国感情。如《无衣》就是一首典型的表现爱国主义思想的诗篇。诗写道：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戈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这首诗表现在敌人入侵时，尽管物质条件非常恶劣，也要同仇敌忾，团结友爱，共赴国难，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一类的作品还有《载驰》等。在艺术上，《诗经》有着高度的艺术成就，是我国现实主义的最早源头。其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一、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前人早已指出，《诗经》运用得最普遍最成功的是赋、比、兴手法。所谓赋，就是叙述描写，就是如朱熹所说的：“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就是比喻，“以彼物比此物也”。兴，就是起兴或发端，即先借用别的事物或所见的眼前之景开始，然后再引出所要歌咏的事，即“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赋作为一种基本的创作手法，在《诗经》中已用得非常成功，前面说到的《生民》等一系列史诗、《静女》、《七月》等不仅把事情叙述得非常清楚，描写也非常生动。由下面的这首《君子于役》，可以体会到《诗经》赋的妙处：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亻舌？鸡栖于桀，曰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这首诗描写一位女子在夕阳西下的傍晚盼望服劳役的丈夫回家。诗中通过对景物的描写，渲染出一种日暮黄昏的凄凉气氛，再加上女主人公那感人肺腑的■情，真可谓情景交融，动人心弦。这种借景■情的赋的手法运用得娴熟自如，与后世文人的水平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蒹葭》中的赋也有与《君子于役》异曲同工之妙。
《诗经》中的比，可以说是比比皆是，而且十分形象生动。例如《卫风·硕人》对卫庄公夫人的描写：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这里连用了六个比喻形容卫庄公夫人身体各部位的美丽，生动传神，令人难忘。
至于兴，《诗经》中仍然用得十分普遍，也很成功。它的作用是在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先用一两句话提到相关的现象，以引起下文，如《关雎》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就是兴，从成双成对的雎鸠，引出人间的恋爱婚姻。这里，成双成对的雎鸠并不是比喻人间成双成对的恋人，而是触发人希望成双成对的媒介。
二、复沓的章法与大体整齐而又灵活多变的句式《诗经》中的大部分篇章（特别是国风）大多采取复沓的章法结构。也就是说，各章之间字句基本相同，只变换少数词语，反复回环。这种结构的运用，使诗易于记忆，情感表现更充分彻底，而且有一唱三叹之妙，令人难忘。如《卷耳》各章只变换了几个动词，便把劳动的进程表现出来了。《蒹葭》各章只变换了地名和自然景象的名称，不仅表现出时间的推移，更表现出那种可望不可即的单相思的惆怅、执著。
《诗经》中的语言以四言为基本句式，但又灵活多变，例如《式微》中的“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从二字句到五字句都有，变化得非常自然。
总之，《诗经》是我国古代文学的光辉起点，它的出现以及它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性及艺术特色，是我国文学很早就已发达的标志。千百年来，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给广大诗人树立了创作的榜样，同时又给了他们巨大的启发。因此，《诗经》是永远不朽的。
秦始皇焚书，禁毁各种书籍时，《诗经》首当其冲，属于禁毁之列。
●《屈原赋》
◇一屈原，名平，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他出身于与楚王同姓的贵族家庭，最初曾得到楚王的信任，担任了左徒的职位。《史记》记载，这时，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他曾两次出使齐国，主张联合抗秦，收复被秦国侵占的土地。然而，他在朝廷内却与一些人产生了矛盾。《史记》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于是屈原在政治上失势了。
屈原失势后，楚国的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楚怀王听信了秦国使臣张仪的欺骗，与自己的军事盟国齐国断绝了关系，结果使楚国陷入孤立。楚怀王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后，恼羞成怒，两次出兵伐秦，都遭到了惨败。到了晚年，楚怀王受人怂恿，又亲自去秦国讲和，结果被秦扣留，终于死在秦国。顷襄王继位后，秦军先是夺去了楚国的上庸和汉北地区，后又攻下了郢都，最后终于灭亡了楚国。屈原失势后，曾两次遭到放逐。第一次大约在楚怀王二十五年，被放逐的地点是汉北一带；第二次是在顷襄王十三年左右，被放逐的地点是江南一带。第一次放逐的时间较短，第二放逐的时间较长。在第二次放逐中，他从郢都顺江而下到了陵阳（今安徽青阳县南），然后到达了辰阳、溆浦（今湖南沅陵一带），最后渡湘江而到了汨罗。在汨罗时，秦国军队已经打进了楚国。他不忍见自己的祖国为秦所灭，不忍见自己的家乡父老遭受亡国之难，为了忠于自己的理想，屈原愤而投江自杀了。
屈原的作品，秦汉人称之为赋，按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记录的篇数，是二十五篇，但没有标出具体篇目。见于《史记·屈原列传》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是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屈原以及其他楚国诗人的作品集，其中标明属于屈原的作品有《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总数是二十五篇，与《汉书·艺文志》上合。但是，王逸所列的屈原作品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像《招魂》这篇作品，《史记·屈原列传》明言是屈原所作，而王逸所列的二十五篇作品中却没有这一篇。《卜居》、《渔父》从内容看，很难令人相信是屈原亲笔所作，而王逸却认定是屈原所作。这就告诉我们，现存的屈原作品需要认真甄别。不过，大多数的屈原作品还是可信的。◇二屈原的作品，秦汉人称之为赋，这是不恰当的，因为赋是屈原之后才产生的文体。今天，我们一般都称之为楚辞。这一名称来源于汉代。西汉刘向在整理古代文献时，把屈原等人的作品汇编成集，称为楚辞。从此，楚辞作品不仅有了专集，而且楚辞这一名称也就一直流传下来了。
楚辞是一种新诗体，按其本义来说，是指楚地的歌辞，它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是屈原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新体诗。宋人黄伯思曾解释说：“盖屈（原）、宋（玉）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词。”鲁迅也说：“战国之世，……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汉文学史纲要》）可见，楚辞作为一种不同于《诗经》，也不同于汉赋等文体的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的新诗体是无可怀疑的。
屈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离骚》，这是一首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情诗，全诗只三百七十三句，二千四百多字。全诗从自述世系、祖考、生年、美名开始，然后写自己具有众多而美好的品质以及希望楚怀王改邪归正，自己能为国家出力的愿望。接着描写自己的政治抱负以及受到小人们嫉妒、排挤、打击的经过。在这里，诗人一方面感到了遭受谗毁打击，抱负无法施展的痛苦，另一方面，他又坚持忠诤直谏而企求楚怀王的理解。接下来自诉自己早年的政治抱负。他培养了大批人才，准备为国效命。然而群小竞进贪婪，人也变质污秽，不免使人悲伤。但为了追求理想和维护自身的高洁，必要时决心仿效古代的彭咸去自杀。接着描写了自己内心的苦闷，同时也表明了自己坚持斗争到底的决心，那就是“亦余心之所善信，虽九死其犹未悔”，宁可“伏清白以死直兮”，也不与人同流兮污，取容当世。然后再写屈原他为了显示与他人的区别，不惜穿上奇装异服，理想虽然可以被人破坏，但绝不放弃，“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经过上述描述后，诗人紧接着描写一个名叫女Ч的女人对他进行劝戒，劝他与其过于刚直，自取其祸，还不如放弃理想，一切从俗，不殊于众。但他不以为然。为了证明自己的行为的正确，他到古代帝王重华（舜）那里去陈述，他的陈述得到了重华的肯定，于是他更加自信。他又上到天上去，希望能找到一条通向“哲王”的道路。他去叩帝阍（天门），守门人却闭门不纳。他又去央求佚女去为他通报消息，也没有成功。在一系列的挫折、打击之下，他感叹道：“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从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在极度的苦闷彷徨中，他又去找灵氛占卜、巫咸降神，向他们请教出路。灵氛劝他离国出走，另寻可以施展抱负的地方；巫咸则叫他趁年华未晚，不妨去寻找合于自己主张的人。于是他决心去国远游。正当他驾飞龙、乘瑶车，在天空飞翔的时候，却忽然看到了自己的故乡楚国，他不忍离去，终于留了下来。欲进不能，欲走不行的诗人痛苦万分，最后感叹道：“已矣哉！国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合，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表示了以死殉国的决心。《离骚》是一首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杰作，是屈原用心血和生命写成的不朽篇章。诗中自始至终都充满了对黑暗势力斗争的激情。通过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忠贞的斗士和不屈的爱国者形象。诗人在理想遭受挫折后，虽然也有苦闷、彷徨和动摇，但他始终没有妥协。他与现实的矛盾越尖锐，他越是要勇往直前，甚至不止一次地表示不惜以死来捍卫自己的理想。正是他这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这种为实现理想不惜一死的可贵品格，使《离骚》迸发了前所未有、后世罕见的光辉。司马迁说：“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的这种“怨生”，他的行为与品格，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情感■发了，从而具有了广泛的意义，因而千百年来令人嗟叹，受人景仰。正是屈原的不朽促成了《离骚》的不朽，而《离骚》的不朽，又使屈原获得了永生。
《离骚》的结构宏大而严谨，情节曲折，想象大胆丰富，神话传说运用自如，夸张、幻想比比皆是，诗中的比兴更是一大创造。诸如此类的因素，构成了《离骚》瑰丽奇特的独特风格。不愧为一篇与天地同寿的杰作。
《九歌》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神话的基础上，利用民间祭歌的形式写成的一组诗歌。“九”泛指多数，“九歌”就是多重乐章的意思。《九歌》共有十一篇，除最后一篇《礼魂》是送神曲外，其余各篇各以祭歌的形式写一神：《东皇太一》写的是最高天神，是神中之帝；《云中君》、《东君》写日、月之神；《湘君》、《湘夫人》写湘水之神；《大司命》、《少司命》写生命之神；《河伯》、《山鬼》写河神和山神。只有《国殇》是写人鬼，而非天神地祗，是为悼念楚国阵亡将士而作。
在《九歌》中，描写人们对天神的热烈礼赞的《东皇太一》、《云中君》、《东君》表现了人们对于大自然的热爱和歌颂，也表现了中国古人对大自然的美好想象，其中的某些场面描写形象生动。在《九歌》中，最具文学意味的是那些描写神与神、人与神相恋的作品。这些作品简直不是在写神，而是在写年轻男女的恋爱。因此，与其说这些作品是祭歌，还不如说是恋曲。如《湘君》、《湘夫人》、《山鬼》等。《湘君》、《湘夫人》写湘君和湘夫人这对恋人（或夫妇）怨别伤离，思念万千而终不得一见的忧伤惆怅。其中的《湘夫人》写得尤为出色。诗以“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开头，借景■情，用景物描写渲染出一种凄清气氛，以衬托忧伤之情，然后描写湘君久候湘夫人不来的失望之情，最后写湘君失望至极，一气之下，“捐余袂兮江中，遗余■醴浦。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真可谓爱之深，因而恨之切。此诗的心理描写和环境都很出色，一直备受称赞。《山鬼》则是描写一位山中女神对爱情的追求。诗中写女神怀着热切的期望去赴约时：“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既紧扣了山鬼的特点，又写出了她作为恋爱中的女子的特有心态。然而，当她兴致冲冲去赴约地点时，却没有看到自己的恋人，她无比失望，却又自我安慰：“君思我兮不得闲。”最后，诗以“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作结。环境描写和心理描写结合得十分出色，堪称情景交融的典范。
《九歌》除《国殇》外，都是神话题材的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其篇章一般比较短，诗中授赠往还，谈情说爱，重叠回环，反复歌唱，具有浓厚的民族风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九章》是屈原的另一组组诗，它包括九篇作品，即《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这不是屈原一时一地之作，它原是单行的散篇，后人因其内容、形式大致相似，集为组诗，冠以《九章》之名。大多数人都认为，《九章》是西汉刘向最初编辑《楚辞》时加上去的。
《九章》的内容颇似《离骚》，大都是叙述屈原自己的身世遭遇，表现他的政治理想和怀才不遇，放逐江南的感慨。其中的九篇作品各写一事，合起来看，则比较完整地表现了屈原在各个时期的生活。
《桔颂》在《九章》中是比较特殊的一首诗，它以咏物的方式，通过对桔树斑阑夺目的外表及对坚定不移的内美所作热情歌颂，表现了诗人对高尚人格的肯定与追求。
《哀郢》在《九歌》中是一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表现了楚国首都郢都被秦将白起攻破之后，人民四处逃散，诗人哀痛万分的情况。诗中既有对楚国统治者的责问，又有诗人无处托身、人民流离失所的描写，也有诗人对故国的深深留恋。诗的最后几句：“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感人至深。
《涉江》是《九章》中另一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首诗表现了诗人被放逐江南的历程和心情。诗中充满了被逐去国的忧郁和愤慨，对黑暗政治和时俗的混浊表示了彻底决绝。因为诗是从“济乎江湘”写起的，故名“涉江”。而诗中具体写出了诗人放逐经过的地区，因而这首诗又是了解屈原生平的重要资料。
如果说《九歌》是以浪漫主义为基调的话，《九章》则以现实主义为主要风格。诗中较少夸张、想象之辞，更多的是写实之语。
《天问》是屈原作品中最为奇特的一首诗。它由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构成，全诗共三百七十四句，一千五百五十三字，以四言句为主，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举凡宇宙生成、天文星象，地物变迁、人类起源以及远古神话传说、朝代兴亡等，都有所发难，有所涉及。如诗一开头就写道：“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斡维焉系？无极焉加？”这一系列问题就涉及到宇宙的起源、人们对宇宙的最初认识等。《天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神奇作品，不仅形式奇特，而且内容复杂，也非常艰涩难读。
《招魂》也是一首内容奇特的作品。其作者和作意自古就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作者是宋玉，但司马迁说是屈原，问题就不会太大。招魂是楚国的一种民俗，多用于死者。这首作品很可能是屈原替人招魂而非替自己招魂。《招魂》这种作品在湖南、湖北的某些地方至今尚存。它“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劝戒魂灵定守故土，不必到别处去，因为无论天上地下、四面八方，都非托身之地，充满险恶。例如，它写道：“魂兮归来，君无上天些。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从目，往来亻先々些；悬人以矣，投之九渊些；致命于帝，然后瞑些。归来归来，往恐危身些。”
屈原的作品是《诗经》之后中国文学的一大发展，它们根植于楚国的土壤，再经过屈原的创造，因而充满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及鲜明的个性特征，成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源流之一。屈原的作品及人格均可与日月同光，与天地同寿。然而，在秦代，它们也属被毁之列。
●《宋玉赋》
宋玉的生平一向无人能说得清，《汉书》、《韩诗外传》、《文选》、《襄阳耆旧记》等书中虽有一些有关宋玉的零星记载，但都不可靠。现在，大家比较相信的是《史记·屈原列传》中的几句话：“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据此，有人认为宋玉是屈原的学生。宋玉生平虽不清楚，但他是楚国人则是没有疑议的。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宋玉曾有赋十六篇。《隋书·经籍志》有《宋玉集》三卷。这些作品大多已失传了，留下来比较可信的只有一篇《九辩》。其他如在《文选》等书中选录的《对楚王问》、《登徒子好色赋》、《神女赋》等，均是后人伪托之作，并不可信。
把宋玉的作品称之为赋，如同把屈原的作品称为赋一样，是汉人的称呼。实际上，宋玉的作品还是属于楚辞体。由于宋玉的作品大多已亡佚，现只就他仅存的《九辩》略作介绍。
《九辩》这一名称并非是宋玉独创，它是流传在当时楚地的古乐曲的名称。这一名称在《离骚》、《天问》中都出现过。王夫之说：“辩，犹遍也，一阙为之一遍。盖亦效夏启《九辩》之名，绍古体为新裁，可以被之管弦。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盖楚声也。”（《楚辞通释》）
《九辩》是一首长篇■情诗，■发了作者怀才不遇的苦闷与“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不平之气。作品对小人得志，贤士失势，朝廷不分美丑，不辨贤愚，一般人只知投机钻营的社会现实作了揭露和批判，但重点在表现作者怀才不遇的哀叹悲愁，即“惆怅兮而私自怜”，“离芳蔼之方壮兮，余萎约而悲愁。”《九辩》在内容上并无复杂之处，也不像屈原的某些作品那么令人费解，充满歧意。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地位。这是因为：第一，《九辩》开辟了中国文学中的悲秋传统。在《九辩》中贯穿着两大主题，一是对贫士失职，即怀才不遇的感叹；一是对秋天萧瑟气氛的敏感。这两种感情都典型地表现了中国下层知识分子，特别是失意文人的感情，因而千百年来赢得了文人们的普遍共鸣。例如杜甫《咏怀古迹》中写道：“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遥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不同时代而身世同样萧条的诗人在悲秋中找到了共鸣。
第二，《九辩》在艺术手法上运用了借景■情的方法而没有采取直抒胸臆的方式，在艺术上有较大的创造性。《九辩》一开头就这样写道：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忄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
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忄替凄增欷薄寒之中人。怆忄广忄良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
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漠而无声；雁■■而南游兮，鸡啁哳而悲鸣。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时■■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
这里，作者从天上写到地下，抓住几种最富有特征的典型景物加以描写，从而造成了一种萧瑟凄凉，生意将尽，落寞无边的气氛。从这种气氛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作者落寞的心情，凄凉的情怀。这种景物的描写，再加上那具有点晴作用的■情描写，读来令人动容。这种不单纯依靠直■胸臆，而借助于渲染气氛来■情的方式，不仅情感的表现更充分，更含蓄，而且更有感染力，更引人入胜。这种手法当然不是宋玉的首创，但是，把这种手法与怀才不遇、贫士失职结合在一起，用来表现文人的落寞感情却是宋玉的首创，这对后世文人作品具有极大的影响。
《九辩》是继《离骚》之后的又一篇长篇杰作，值得好好研究。
习斋 2006-10-13 15:10
禁书解题之《范太史集；湘山野录；东斋记事；彭城集；中山诗话；嘉佑集》
●《范太史集》
《范太史集》是北宋时期范祖禹的文集。
范祖禹，生于仁宗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卒于哲宗绍圣五年（公元1098年），字淳甫，一字梦得，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
据说，范祖禹出生时，他母亲梦见“一伟丈夫被金甲入寝室，曰：‘吾汉将军邓禹。’”，因此被命名为范祖禹。范祖禹从小是孤儿，他叔祖父是北宋名臣范镇，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抚育。但范祖禹仍因为自己是孤儿而伤心不已，每当别人参加喜庆宴会时，他都面容凄惨，心情抑郁。整日里闭门读书，从不干预人事。后来到了京城汴梁，所接触的都是一时名人。叔祖父范镇对范祖禹十分器重，说：“此儿，天下士也。”
范祖禹在仁宗嘉年间，中进士甲科。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范祖禹负责唐代部分的撰写工作。在洛阳十五年，一心撰写《资治通鉴》，不事进取，赢得司马光的称赞。司马光认为他“智识明敏，而性行温良，如不能言；好学能文，而谦晦不伐，如无所有；操守坚正，而圭角不露，如不胜衣，君子人也。”《资治通鉴》修成后，司马光推荐范祖禹任秘书省正字。当时是王安石执掌朝政，也十分看重范祖禹。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与范祖禹十分友善，曾示意范祖禹去拜谒王安石，但范祖禹竟不为名利所动，没去拜谒。富弼致仕以后住在洛阳，很少与人接触，唯独对范祖禹例外；富弼病重时，召来范祖禹授给他临终密疏，主要是论述王安石查封误国和新法的弊端，言辞十分激切。富弼死后，别人都认为这样的奏疏奏上去肯定会得罪王安石，建议范祖禹不要上奏，但范祖禹还是坚持上奏了。
神宗死去，哲宗继位，范祖禹擢任右正言。后吕公著执掌朝政，而范祖禹是吕公著的女婿，避嫌辞职改任祠部员外郎，不久又辞职而除任著作郎、修《神宗实录》检讨，后迁任著作郎兼侍讲。
哲宗因夏天暑热，暂停讲书，范祖禹上疏皇帝认为，“陛下今日学与不学，系他日治乱。如好学，叫天下君子欣慕，愿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辅佐德业，而致太平；不学，则小人皆动其心，务为邪谄，以窃富贵。”建议哲宗恢复讲读。不久，范祖禹迁任起居郎，又召任中书舍人。吕公著死去，召拜右谏议大夫，首次上疏论皇帝正心修身的必要性。蔡确得罪，范祖禹上疏，建议宽厚对待大臣。蔡京在蜀地任职，范祖禹上疏批评蔡京“小有才，非端良之士。”当时的执政大臣想在新法、旧法中间依违模棱，范祖禹上书反对。不久，兼任国史院修撰、礼部侍郎，上书论述监、司、守、令官职的重要性。
宣仁太后去逝，朝迁上下议论纷纷，当权者胆小畏惧，莫敢发言，范祖禹担心小人乘机兴风作浪，危害朝政，上奏皇帝不要听信谗言，遗误将来。又建议皇帝“以大公至正为心，罢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旧政。”
哲宗绍圣年间，章■执掌朝政，有意恢复王安石、吕惠卿时期颁行的新法，范祖禹上书皇帝，极力证明章■不可大用，皇帝没有听从，于是范祖禹请求离开京城去地方。皇帝当时准备重用范祖禹，但朝廷内外反对的人为数不少，于是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陕州。不久，有人上奏论范祖禹在撰修《神宗实录》时刊落事迹、变乱美恶，再加上曾经上书谏禁中雇乳媪事，于是连贬武安军节度副使，昭州别驾，安置永州、贺州二地；不久，又迁往宾州、化州二地安置，很快死去，卒年五十八岁。
据记载，范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过”。但遇到大是大非问题，往往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从不模棱两可。在皇宫里侍从皇帝，“守经据正，献纳尤多。”范祖禹为皇帝讲解《尚书》至“内作色荒，外作禽荒”时，拱手而立，再三吟诵，直到皇帝“首肯再三”，才肯罢休。每次为皇帝进讲之前，一定要端正衣冠，好似在皇上面前一般，命子弟在一旁侍立，先按讲其说，“开列古义，参之时事，言简而当，无一长语，义理明白，粲然成文。”被苏轼誉为皇帝的第一号讲官。范祖禹除参预编撰《资治通鉴》外，还独自撰有《唐鉴》十二卷，《帝学》八卷，《仁皇政典》六卷。特别是《唐鉴》十二卷，“深明唐三百年治乱，学者尊之，目为‘唐鉴公’。”
范祖禹的诗文集被称为《范太史集》，共五十五卷。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范祖禹的文集，“世有两本，一本仅十八卷”，是明朝人程敏政从秘阁中借阅时摘钞而成，不是全本。《四库全书》收存的五十五卷本，与《宋史·艺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