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斋 2006-10-8 11:08
《戊戌政变记》的主题及其与时事的关系
作者：戚学民
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注：《戊戊政变记》先后有多个版本，并且某些版本之间有相当的差异。就单行本而言，主要有两个版本系统，一为九卷本，最早为1899年横滨清议报社印九卷本，随后有新民丛报社印九卷本等，1957年香港中华书局重印第16版九卷本。另一为八卷本，根据狭间直树的研究，最早的八卷本出现在1907年之后，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饮冰室合集》收录的是这个版本，1953年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戊变法》同样收录了八卷本，1954年中华书局又根据《饮冰室合集》本印行了单行本。本文所研究的主要是《清议报》连载本和横滨清议报社铅印九卷本，但是为了方便查对，引用的文字一般标出其在中华书局重印本中的位置。关于九卷本和八卷本的差异情况，本文依从刘凤翰的研究成果，请参阅刘凤翰《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考异》，台北，《幼狮学报》第2卷第1期，1959年1月。）一书第一次对戊戌维新运动从整体上进行了描述，建立了一个以康有为为领袖和主线的戊戌维新运动宏观叙述框架。在近一个世纪戊戌变法史的学术研究中，《戊戌政变记》的总体描述逐渐获得认同，被大量近代史教材和相关专著所尊信，并在此基础上演变出一个戊戌变法史权威叙述体系。20世纪20年代开始陆续面世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和专著，已经普遍采用梁启超的记载来描述戊戌变法史，比如颜昌峣的《中国最近百年史》（太平洋书店1928年版），历史研究社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纲要》（新知书店1946年版），以及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光明书局1948年版）等等都以《戊戌政变记》的体系来描述这段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陆续出版了不少有关维新变法的研究专著，20世纪五六十年代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略》（联群出版社1955年版）和胡滨的《戊戌变法》（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在整体叙述方面虽然力求精致严密，但依然沿用了梁氏的体系。80年代以来有多部相关学术专著问世，其中具代表性的有王栻的《维新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和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它们对于维新变法运动的具体史实的考订严谨细密，但是在总体叙述体系上如出一辙，仍然没有越出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一书的框架。与此同时大量出版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在维新变法史的叙述方面也沿袭了前人的做法。因此，梁启超对戊戌变法史的叙述体系逐渐权威化，其主要观点成为史学界长期以来普遍接受的一个基本观念体系。比如，梁启超将变法的过程描述为康有为由布衣而卿相的个人发迹史，将清政府陆续推行的新政缩减至康有为主导的“百日维新”（注：“百日维新”这个概念最早见于1903年版的《清议报全编》的《戊戌变法记事本末》，专指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之间共103天受康有为影响的光绪皇帝推行的新政。），将康有为思想诠释为戊戌年新政运动的惟一指导思想，将政变的原因约化为主维新的光绪和主守旧的慈禧之间的帝后党争。这些观点在现行的叙述中演变为：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主要领袖，康梁谭等人构成的维新派是当时惟一的进步力量，康的思想是变法的主导思想，他多年奔走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并最终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于1898年推行了短暂的新政。但是由于光绪皇帝没有权力，又与慈禧太后长期失和，维新派与顽固派的力量相差悬殊，变法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汉顽固派所扼杀。
但是在梁启超的叙述获得信任的过程中，也有研究者如陈恭禄、陈寅恪（注：陈恭禄：《甲午战后庚子乱前中国变法运动之研究》，《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3卷第1期，1933年11月；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6页。）等对其整个陈述的可靠性表示怀疑。邝兆江1984年在其专著中指出康梁的陈述夸大了他们在光绪戊戌年新政中的作用，新政的重要人物是张之洞等人而非通常认为的康梁。（注：Luke S.K.Kwong: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Personalities,Politics,and Ideas of 1898(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因而，《戊戌政变记》对戊戌变法史的整体叙述的可靠性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但是到目前为止，参与争论的各方尚未涉及一个基本的问题，即对戊戌变法史整体叙述框架影响甚深的《戊戌政变记》的叙述结构是如何产生的？戊戌变法史的宏观框架的一些基本问题往往与梁启超撰写《戊戌政变记》的环境有关，理清梁启超撰写《戊戌政变记》的过程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这需要对《戊戌政变记》的产生过程进行专门的研究。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至今只有刘凤翰的《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考异》、吴相湘的《〈戊戌政变记〉考订》和日本狭间直树的《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成书考》等少数几篇（注：刘凤翰：《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考异》，台北，《幼狮学报》第2卷第1期，1959年1月；吴相湘：《近代史事论丛》，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狭间直树：《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成书考》，《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汤志钧：《人物评价和史料鉴别》，《北方论丛》1982年第1期；戚其章：《〈烈宦寇连才传〉考疑》，《历史档案》1987年第4期；杨天石：《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张德钧：《梁启超纪谭嗣同事失实辨》，《文史》第1辑，新建设出版社1961年版，第81-85页。），而其中除了狭间教授之外，其他人只是考订《戊戌政变记》中的片段记载，没有触及与戊戌维新史有关的整体叙述框架。而狭间教授尽管初步说明了《戊戌政变记》各个版本出现的时间、机缘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但是仍然有很多疑问有待解决。比如康梁流亡日本初期（1898年10月至1899年5月）为何匆匆发表《戊戌政变记》这样一本记述当代历史的著作？《戊戌政变记》是如何描述戊戌变法的来龙去脉的？当时的环境以及他们的思想和活动对这一叙述框架有没有影响？如果有，又是什么影响？
有鉴于此，本文重点考察《戊戌政变记》宏观叙述框架的形成过程，意在引起研究者的兴趣，也为进一步研究戊戌变法史提供一点帮助。本文联系作者所处环境以及该环境下作者的活动、策略和他所调动的思想资源，力图揭明：此书与康梁师徒流亡日本初期的政治活动密切相关，并且成为他们政治活动的一个内容；书中有关戊戌变法的宏观陈述框架和关键细节实为康梁等人应对当时舆论及具体政治局势的产物。经过作者梁启超的刻意安排，《戊戌政变记》用以局内人身份说明戊戌政变（新政及其失败）真相的形式，成为康梁等人争取外援、反击舆论、推脱责任、洗刷罪名及宣传政治主张的政治工具。
习斋 2006-10-8 11:09
一、“政变原委”——澄清“政变”责任问题
《戊戌政变记》一书正式出版于1899年，但部分内容已经先行刊登在梁启超办的《清议报》上。《清议报》第12册上的《戊戌政变记成书告白》曰：“戊戌八月之变为中国存亡绝大关系，惟其事之本末层累曲折，知之者少。今有局中人某君将事之原委编辑成书，托本馆代印代售，全书分九卷：一，变法实情；二，废立始末记；三，政变前记；四，政变正记；五，政变后记；六，殉难烈士传；余附录三卷。记载翔尽，议论精明，将中国将来之局言之了如指掌，有心人不可不读之书也……”（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成书告白》，《清议报》第11册，1899年4月10日。）可知该书有两个主题，一是戊戌八月之变的“原委”；二是新政的“本末”。成书以前发表的内容分别是《戊戌政变记第四篇?政变前记》（《清议报》第1册），《戊戌政变记第五篇》（《清议报》第2-3册，成书时定名为《政变正记》和《政变后记》），《谭嗣同传》（《清议报》第4册），《康广仁传》（《清议报》第6册），《杨深秀传》和《杨锐传》（《清议报》第7册），《林旭传》、《刘光第传》和《烈宦寇连材传》（《清议报》第8册），《光绪圣德记》（《清议报》第9-10册），以及论说《论八月之变乃废立而非训政》（《清议报》第1册），《政变原因答客难》（《清议报》第3册）。这些内容有相当部分可归入政变的“原委”。
政变“原委”在全书中也占据重要的地位。全书的6卷正文是按照戊戌政变的原因、经过和结果来展开的。除了其中第2卷和第3卷直接解释政变的原因外，第1卷的内容也为下文的帝后矛盾作了铺垫，其中还有多处文字谈及政变的原委，另外在第6卷中也涉及这个问题。
政变原委为何如此受到重视，而且要打乱篇章顺序刊行？从当时的舆论氛围中我们可以找到解释。北京政局的突变是当时各方关注的焦点，政变的原因是议论的中心。针对当时清廷官方及民间舆论对此的不同解说，康梁师徒不得不先后数次出面“澄清”政变的真相，并由此催生出《戊戌政变记》一书。
1898年9月21日（戊戌年八月初六日）的上谕宣布慈禧太后再度训政，光绪皇帝的新政遭受了重大挫折。康有为作为新政主要人物被清廷通缉。政局如此激烈地变动，而其中的详情无人知晓，引起众多猜测。
康有为得到英国的援救而脱险，这也给予英国探听内幕消息的机会。1898年9月25日，英国驻上海领事班德瑞(F.S.A.Baurne)在吴淞口外英轮巴理瑞号(Ballarat)上与康有为进行了谈话。（注：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第3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523-528页。）此时，北京的局面没有完全明朗，对维新党人的处置才刚刚开始，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人被捕入狱，康有为的罪名仅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班德瑞问及政变和西太后再度训政的原因。康有为离开北京之后一直乘坐海船，消息闭塞，直至9月24日被救之时“还完全不晓得大祸临头”（注：《戊戌变法》第3册，第535页。），因此也是刚获知有关信息。他的回答仅仅列出了两条理由：第一，现在的废立问题，纯粹是旗人闹家务。西太后和荣禄及所有的旗人高级官吏都反对革新而且亲俄，发觉皇上走向革新的路子，便要求西太后重新当政，反对光绪皇帝支持的汉人维新党的变革。太后和俄国有密约，把东北交给沙俄保护，以换取俄国支持旗人继续统治中国。关于废立之议已经酝酿一年了，西太后常常威胁皇上，说如果不顺从她的意思，她便废掉他。而皇上最近下过一道改革诏，宣布依照西洋的服饰改变中国的服装。这是突然引起政变的主因。第二，皇帝曾骂西太后只是咸丰的妃子，而不是正后，也不是他自己的母亲，从而促成了事变。由于处身局中，康有为不难准确地作出推断，事变是支持俄国反对革新并得到旗人高级官吏拥护的慈禧与支持英国主张革新的光绪皇帝之间的矛盾所致。但是他认为政变的主因（应为诱因）是皇帝下诏变易服饰和皇帝咒骂西太后，则只是含糊的猜测。
对康有为来说，形势在继续恶化。9月27日（戊戌年八月十四日）上谕（注：《光绪朝起居注册》，台湾《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1987年版，第31217-31218页。）将康有为的罪名升格为“究约乱党谋围颐和园”，“私立保国会”和“学术乖僻”，明眼人都会懂得这种“悖逆”罪行的严重性，不过这道上谕并没有披露“究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奸谋”的详细情况。
但当时的报纸已经对此事的大致情况作了报道。据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七日的记载：“览报纸，上谕宣布康有为罪状，始知有结党谋徙置太后事。盖先欲剪除太后党羽，故撰密旨令袁世凯擒荣禄，即以新军入都移宫，袁不从，以告荣禄，荣密奏太后，太后震怒，故降旨严拿。康已遁，仅获其弟广仁及徐致靖、杨深秀、谭嗣同等七人。后徐致靖免死监禁，余六人皆斩西市。张荫桓亦下狱，有诏戍边。”（注：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61页。）
根据时贤的研究，这一阴谋的确存在，并且为康梁自己事后的记述和秘密通信所证实。（注：汤志钧：《关于戊戌政变的一项重要史料——毕永年的〈诡谋直记〉》，《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5-38页；杨天石：《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1985年9月4日《光明日报》；房德邻：《维新派“围园”密谋考》，《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这时，康有为已经乘船到了香港，得到香港总督的接待和保护，在10月下旬转往日本避难之前他一直逗留在港。在香港，康有为可以了解到关于京师政变的更多消息。澳门《知新报》第69册转载了香港《士蔑报》10月3日（作者按：此文的日期均为阳历）的报道，从中可以了解当时所报道的政变详情之一斑：
本月三号北京消息称，中国皇帝志在维新，太后志在守旧，势不两立，力强者胜，皇上防有意外，欲将兵权尽交袁世凯，故先擢彼为侍郎，次将以北洋副大臣之职授之，令其兼管北洋水陆师兵权。袁世凯既受职，上朝谢恩，皇上即乘机授意，使其回至天津，即带兵入京师，护卫御驾，以免意外之变，不意为袁世凯所误，九月二十号，乘火车出天津，不即尊旨带兵入京，转将机关尽行说知荣禄，欲听荣禄决其可否，岂知直隶总督荣禄，素来痛恨维新党，一闻机关，即传电报知太后，故有今日之变。九月二十一号，皇上登朝，正欲降旨传伊藤入觐，突有内监持太后懿旨，敦迫皇上往颐和园，面见太后，皇上既往，此后遂不复见其视朝矣。（注：《知新报》第69册，1898年10月23日，见该报合印本（一），澳门基金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948页。此则报道虽然未直言“究约乱党谋围颐和园”一事，但是说到了皇帝与太后“势不两立，力强者胜”，皇上“防有意外”，“欲将兵权尽交袁世凯”，授意其回天津，“带兵入京师，护卫御驾，以免意外之变”等情况，足以成为“究约乱党谋围颐和园”的注脚。同时康有为也可以通过香港其他的中西文报刊得到相关的报道。）
10月6日晚，康有为在香港接受了《中国邮报》记者的采访，这是他逃亡以来第一次对政变公开发表意见。（注：本节所引康有为的谈话内容来自以下两个文本：《戊戌变法》第3册，第499-513页；《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第410-415页。）在采访中，康有为首先抨击太后固执专权，虚耗军费，任用阉宦，并且公开了皇帝与太后的矛盾。其次，他较详细地介绍了新政的情况，着重叙述了自己被皇帝启用的经过，解释了自己的变法主张，肯定了光绪对维新的支持态度。这是在反驳9月27日诏书中对他“学术乖僻”的指责。而强调皇帝的信任旨在表明自己对国家和皇帝的忠诚。第三，康有为应记者的要求谈到了政变的原因。他说，怀塔布、李鸿章和敬信分别被光绪皇帝免职后，一起去跪求太后帮助；随后他们又到天津找太后的亲信荣禄设法，这些是政变的肇因。这时，“谣言很甚，说皇上打算废黜太后，因此太后决定让荣禄发难，先发制人，当时正是九月十四号或十五号”（注：《戊戌变法》第3册，第499-513页。）。此处关于政变原因的说法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更，康有为这次谈话沿用了11天前的思路，肯定太后和皇帝的矛盾是政变发生的大背景，并在抨击西太后时重提曾与英国领事谈到的变服饰和皇帝咒骂太后两事。在回答记者关于政变原因的问题时却指称是西太后、荣禄、怀塔布、李鸿章和敬信等人策划和发动了政变，而且连政变阴谋的时间都已经确定为9月14号或15号。不过康有为对此也还不是特别地肯定，他推测，“荣禄乃太后素所宠眷，其足以动听，或由于此”（注：《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第410-415页。）。这些改变并不表明他完全放弃了从前的意见，而是针对当时现实所作的修改。康有为事先应该已经得知自己“究约乱党谋围颐和园”的罪名，因此，指太后荣禄欲先下手的新说显然是以攻为守：新党没有所谓阴谋，反而是旧党有政变的阴谋。因为按照康有为的时间表，9月14日这一天旧党已经决定进行政变，可是同一天光绪刚刚命袁世凯进京陛见，即使有所谓“谋围颐和园”的计划，在时间上也晚于旧党的阴谋，成为被动应对“意外之变”的无奈之举。不管是9月25日还是10月6日，康有为关于他自身启用的情况介绍得较为详细，对于政变原因的解释却含混不清，游移不定。这种反差只能说明他对政变原因的思考还没有成熟。
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在相同的时间内对政变的原因也进行了思考。政变发生后他得到日本人的救助脱离险境，乘坐日舰大岛号逃亡东瀛。当时国内的政局尚不明朗，但是形势严峻，梁必须对政变的前因后果和自己未来的行动进行思考。梁启超对于所从事的维新事业并没有失去信心，他从日本政府的援救行动中看到一线希望，期望“同文同种”的日本会基于“共同的利害关系”出面干预，帮助光绪复辟。所以梁启超确定下一步行动方针是游说日本政府。在古风《去国行》中，他明确表示了寻求外援的愿望：“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东方古称君子国，种族文教咸我同，尔来封狼逐逐磨齿瞰西北，唇齿患难尤相通，大陆山河若破碎，覆巢完卵难为功，我来欲作秦庭七日哭，大邦犹幸非宋聋。”（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页。）这个游说行动在途中就已经开始。1898年9月27日，他在大岛号上致信当时尚在访华的伊藤博文和林权助代理公使，请求日本联合英美等国出面保护，救出光绪，且强调“今强俄眈眈，视东方诸邦已如彼囊中之物”，而“女后及满洲党死心塌地愿为俄人之奴隶”，如果中国不能得到帮助，后果不堪设想。（注：此处依据狭间直树的研究，见狭间直树《初到日本的梁启超》，《戊戌后康梁维新派研究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8页。）
1898年10月，康梁师徒先后抵达日本，游说日本政界人士成为他们此时的主要活动。康有为篡改了光绪的密诏，宣称自己“奉诏求救”（注：此处依据汤志钧的研究，见汤志钧《关于光绪“密诏”诸问题》，《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第39-53页。），公开呼吁英日等国援救光绪皇帝；同时，他和梁启超都曾求见日本新任首相山县有朋（注：狭间直树：《初到日本的梁启超》，《戊戌后康梁维新派研究论集》，第220-222页。），多次与日本政要近卫笃麿公爵举行秘密会谈，恳求日本出手相救（注：彭泽周：《从近卫日记看康有为滞日问题》，台北，《大陆杂志》第81卷第1期，1990年11月。）。这一类游说努力在康有为滞留日本期间实际上一直没有停止。（注：离开日本之前，康梁仍设法与日本政要会谈。彭泽周：《从近卫日记看康有为滞日问题》，台北，《大陆杂志》第81卷第6期，1990年11月。）在游说行动中，介绍国内新政是一个重要内容，而政变的原因更不可忽略。在逃亡期间，梁启超对于政变的原因逐渐有了自己的认识。10月26日，梁启超和王照上书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它在基本沿用致伊藤博文书的思路的同时又作了一些改变，政变的原因是重点交代的问题之一，虽然《戊戌政变记》还没有写成，但是“政变总原因”在此时已然成型。其中说到：
“敝国此次之变，其原约有四端：一曰帝与后之争，二曰新与旧之争，三曰满与汉之争，四曰英与露（俄）之争。然要而论之，实则只有两派而已。盖我皇上之主义在开新，用汉人，联英日以图自立；西后之主义在守旧，用满人，联露西以求保护。故综此四端，实为帝后两派而已。”政变是因为代表新旧两种力量的皇帝和太后之间的斗争，可是“皇帝虽在位二十四载，而于君主应享之权利，实未尝一日能享之也”。而且，“皇上年既渐长，而外患亦日深。数年以来，屡思发愤改革，皆见制于西后。凡皇上有所亲信之人，西后必加谴逐……此历年以来西后夺权之实情也。”“去年以来，胶湾诸港相继割弃，于是康先生……极陈若不改革则国必不立……于是皇上变法之意益决，于四月二十三日大誓群臣，宣改革之意；于同月二十七日召见康先生，询变法之略……康先生因进呈《日本变政记》二十卷……皇上见之，益信改革之可以成就，将次第举行。而满洲诸大臣以为变法不利于己，共思藉西后之力以阻挠之。其满洲大臣之最奸雄者，则荣禄为首也。彼等思阻挠变法，非废立皇上不可，因与西后定议，命荣禄出为直隶总督，节制北洋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之三军，而定期于九月协皇上随西后巡幸天津，阅视三军，其意盖欲乘此时以兵力废立皇上也。”（注：《明治三十年八月至三十七年六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卷）》，《日本外务省档案》，北京图书馆藏缩微胶卷，MT-16143，第427-492页。）
与康有为在香港的谈话相比，梁启超对于政变原因的分析更加完整清晰。西太后与光绪的公私观点的矛盾对立继续被强化为政变的主因。但与康有为的谈话不同，梁对政变直接原因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存在“九月胁皇上随西后巡幸天津，阅视三军，乘此时以兵力废立皇上”的阴谋。“及七月，其谋为皇上所觉察，因坚持不肯巡幸天津之议。又于北洋三将之中，特召袁世凯入京，赏以侍郎，待以优礼，激以忠义，冀其有事可以保护；又赐密诏与康有为、谭嗣同等，令其设法保护，以冀免于难，不意其事遽为西后、荣禄之所疑。西后即日垂帘，荣禄驰入政府，以康先生最为皇上所信用，数月以来新政皆出其手，故诬以篡逆之罪名，罪及党类……祸至今日，不堪问矣！”（注：《明治三十年八月至三十七年六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卷）》，《日本外务省档案》，北京图书馆藏缩微胶卷，MT-16143，第427-492页。）接着，梁启超指出光绪皇帝与西后无法“合体”（和解），而凭国内力量讨伐西后又很困难；希望日本政府帮助中国，阻止西太后训政。
在上书的同时（1898年10月26、27日），梁启超又与日本外务大臣的代表志贺重昂进行笔谈（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8-196页。），直言希望日本出面联合英、美“仗义干预”，帮助光绪复权。梁启超的《上大隈重信书》并非只送给收信者，它还被送呈近卫笃麿公爵，同时寄给日本的《东邦协会报》并且于10月30日在该报上发表，只是题目换成了《新党某君上日本政府、会社论中国政变书》（注：《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2页。），又曾于12月发表在《日本人》杂志上（注：狭间直树：《初到日本的梁启超》，《戊戌后康梁维新派研究论集》，第225页。）；后来《知新报》又自《东邦协会报》转载了这篇文章（注：《新党某君上日本政府、会社论中国政变书》，《知新报》第79册，1899年3月2日，见该报合印本（一），第1108页。）
1898年10月下旬康梁师徒刚到达日本之时，日本政府安排专人接待，使他们十分满意（注：梁启超1898年11月26日给夫人的信中说：“吾在此乃受彼中朝廷之供养，一切丰盛，方便异常，以饮食起居而论，尤胜似家居也。”《与惠仙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68页。），但是这种招待只是问题的一面，仅仅十数天后他们就发现舆论对他们并不友好。日本和英国政府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在政变发生后分别出面救助了逃亡的维新人物，但是他们不情愿看到新政中辍的局面，而他们认为政变的发生与康有为等政策失当有关。访华的英国议员贝斯福在香港就当面批评康有为举动过激。（注：Charles W.Beresford:The Break-up of China (New York and London:Harper & Brothers,1899),p.215.）康梁对新政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当时日本政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日本政要认为，正是因为康有为等变法过于激进，引起了守旧派的反对，直接导致了政变的发生。11月3日梁启超致品川弥二郎的信颇能反映日本当时舆论之一斑。“近闻贵邦新报中议论，颇有目仆等为急激误大事者。”（注：《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66页。）1898年11月28日，日本贵族院院长、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公爵与康有为会谈时，直接对康的变法方略表示了不满，希望在以后的变法中执行渐变的方略：
贵国政变之概况，已由日前梁君启超的来书中详知其事。今春以来，贵国皇帝大召俊才，断行各种改革，余得知其报，实有一喜一忧之感。所喜者，当然是贵国向开明进步的方向迈进，所忧者，是改革过于激进，担心它是不是会受到挫折。我国的维新变革，牺牲了很多人的生命，经过各种的演变才得到今日之结果。贵国的这次变革，与我国的维新比较之，可以说只是变革的开端罢了。贵国与外国交往虽较我国为早，但旧态依然如故。在守旧保守的状态下，厉行今春以来激进的改革，实使吾等感到十分危险。如上所述，这次改革如不过于遭受打击的话，决不可因此而气馁。甚望以此为前车之鉴，今后采取渐进稳重之方针以推进之。（注：彭泽周：《从近卫日记看康有为滞日问题》，台北，《大陆杂志》第81卷第6期，1990年11月。）
前首相伊藤博文在一次会议上“试论中国内政”时说：“（中国）于九月下旬，有政变之事。其革进党，平日所划策经营者，一旦归于蹉跌……惟仆察彼所谓革新党者之所为，其划策未可谓尽得其当。窃料其事难成，果不出数月，其党立败，进锐速退，自然之理。”（注：《伊藤侯论支那情形》，《清议报》第1册，1898年12月23日。）这一时期日本舆论界对康梁也颇有微词。（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451页。）这样的批评并不是政变发生后才产生的（注：伊藤博文在戊戌政变前访华的时候，就发表过类似的说法。森泰二郎：《晤谈节略》，《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第14-16页。），但在政变后显得格外严厉。
鉴于批评的激烈程度和批评者的重要地位，康梁师徒不得不认真对待。政变原因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事关对光绪皇帝和整个改革性质的评价，直接关系到他们游说活动的合法性和成败。康梁全力以赴地游说就是为了让日本政府相信，西太后一派顽固守旧，应该对政变负主要责任，中国的局势除外国干涉外别无出路。然而，假如日本各界认为政变责任在康梁方面，游说活动将失却道义的基础，一切努力势必付诸东流，所以他们对此不能再保持缄默：“语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大丈夫以身许国，不能行其志，乃至一败涂地，漂流他乡，则惟当缄口结舌，一任世人之戮辱之，嘻笑之，唾骂之，斯亦已矣。而犹复哓哓焉欲以自由，是岂大丈夫所为哉！虽然，事有关于君父之生命，关于全国之国论者，是固不可以默默也。”（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81页。）
由于主要的批评意见是变法过激导致政变，所以他们的辩驳集中在政变的原因上。康梁的辩驳遵循着两条思路，第一条思路着眼于破，针对有关新政性质的质疑，强调“新政并非过激”。既然新政没有过激，那么新政过激导致政变的说法就不能成立。11月3日，梁启超致信品川弥二郎，对于日本报纸评中国维新变法因过于激进而失败的说法进行反驳：“近闻贵邦新报中议论，颇有目仆等为急激误大事者。然仆又闻之松阴先生之言矣。曰：观望持重，今正义人比比皆然，是为最大下策，何如轻快直率，打破局面，然后徐占地布石之愈乎？又曰：天下之不见血久矣，一见血丹赤喷出，然后事可为也。仆等师友共持此义，方且日自责其和缓，而曾何急激之可言？敝邦数千年之疲软浇薄，视贵邦幕末时，又复过之，非用雷霆万钧之力，不能打破局面，自今日以往，或敝邦可以自强之时也。”（注：《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66页。）梁启超暗示，他们的变法方略来自日本志士吉田松阴的“轻快直率”的主张，既然它在日本行之有效，那么在比日本还“疲软浇薄”的中国实施为什么就要被说成“急激误大事”呢？他还在信中表示因为信仰吉田松阴的学说，自己已更名为吉田晋。国内的报道因此以为梁已经乐不思蜀（注：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申报》。），但是这一改名其实是回应舆论批评的一种姿态。这一时期《知新报》登载的《论中国变政并无过激》、《续论中国变法并非过激》（注：《知新报》第74、75册，1898年12月13、23日，见该报合印本（一），第1027、1043页。）等文章都是这一思路，逐条分析新政措施，强调并无过激之处。
康梁申辩的第二条思路着力于“立”，即说明政变的发生另有原因，与新政无关。第一条办法固然持论正大，但是也容易纠缠不清；第二个说法则是釜底抽薪，更易于见效。这个办法另有一个长处，即康梁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局中人”的优势，获取发言的优势地位。关键在“立”什么。康梁对于政变的原因的认识不尽相同，这时候经过协调，决定在公开场合统一口径，以梁启超《上大隈重信书》中的说法来回应。当近卫公爵批评康有为新政过于激进导致政变发生时，康有为的回答是：
敝国此次政变，非如阁下所言，是由今春改革之所致。西太后担心我皇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以英明能干之才厉行改革，刷新旧习，将对自身不利。而且皇上有驱逐佞人宦官李莲英之意。李为安全计，暗中向太后谗言中伤，挑弄帝后之间的是非，致使二者感情日益恶化。再加上满人贵族荣禄受太后之宠，前恭亲王奕在世之时，尚能保持朝廷各派之均等势力，形成中心人物。但自亲王逝后，荣禄则取其位而代之。包藏祸心，驱逐长老，独揽政权，专横跋扈……同时，又令董福祥之部队一万四五千人自甘肃省来直，托演习之名诱皇上阅兵，企图借兵力威胁皇上退位……政变后之我国，实际上，荣禄及宦官李莲英结合担当保护之任的董福祥，以扩张太后派的势力。（注：见彭泽周《由近卫日记看康有为的滞日问题》，台北，《大陆杂志》第81卷第6期，1990年11月。）
这样做是当时最适合的选择。第一，梁启超的意见已经为日本政要所知悉，而且日本的《东邦协会报》已经于10月30日公开发表了梁的这封上书，再作大的改动无疑是画蛇添足。第二，梁启超对政变原因的分析与康有为有共同之处，但是比康说更为系统，并且能够比较有力地反驳时人的批评。康梁都强调慈禧太后与光绪的矛盾既是皇室内部的权力斗争，又是守旧与维新的对立，并且对立双方中太后强皇帝弱，政变的发生不可避免。不过梁说更加严密，他指出太后与光绪的矛盾是一个历史进程，双方的紧张关系由来已久，而且日趋激化，以致太后早在光绪二十年就有了废立的阴谋，并且最终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决定实行废立。西太后大权在握，反对维新，且有朝中多数满汉大臣支持，在双方客观力量对比中占据绝对优势，这使得太后的阴谋随时可能得逞。于是通过组织和披露宫廷内幕，梁启超强调，皇帝的废立与否完全取决于太后，与新政无关。而且梁启超在《上大隈重信书》中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废立阴谋的时间表，有利于使新政与政变摆脱干系。按照梁启超的说法，慈禧太后的废立阴谋决定于1898年6月10日即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而不是先前康有为于10月6日所说的9月14日或15日。6月10日这天康有为还没有见到光绪皇帝（次日他才获召见），体现其主张的新政措施还没有颁布实行。既然废立阴谋决定在新政之前，并且有绝对的成算，那么康有为改革方案激进与否就同政变没有关系，进一步的推论就是所谓变法过于急激导致政变发生的观点不能成立。
梁启超的这一陈述有合乎史实之处，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确有不和，戊戌新政的失败确实反映新旧力量的矛盾。而且梁启超立意巧妙，从皇室内幕和权力斗争等因素来说明政变的原因，有相当的合理性和说服力，易于得到世人的承认，也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线索。但是这个“政变原因”说并不完全符合史实。第一，此说的基础是慈禧和光绪皇帝之间愈演愈烈、不可调和的矛盾斗争。光绪和慈禧个人之间也许有不睦之处，但是现有的研究表明帝后之间的矛盾被康梁夸大了。在国家大政方针上慈禧光绪母子还是一致的，至少戊戌新政的主要措施都是他们一起决定的。（注：参阅蔡乐苏、张勇、王宪明《戊戌变法史述论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98-697页。）而且康梁曝光慈禧母子不和内幕在自己人中间就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王照就大不以为然。（注：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近代稗海》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二，梁启超的“天津阅兵行废立”说本身就难以自圆其说。梁氏称天津阅兵废立阴谋在戊戌年四月二十七日就已确定，但是西后既然大权在握，而且决心废黜光绪，在北京就可得逞（后来的政变就是如此），又何必兴师动众，远赴天津动手？对此不通情理之处，当时就有人提出质疑。（注：当时人的批评可见《与康有为书》，《亚东时报》第5号，1899年1月31日；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第1册，第336页。后人的研究可参阅黄彰健《戊戌变法并非袁世凯告密》，《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70年版，第499-531页。）据后来的研究，有多重证据表明，此说为康梁的虚构，而非确讯。至少从时间上说梁启超的说法与事实有出入，决定天津阅兵的时间是戊戌七月初八日，而不是梁所称的四月二十七日。而且在决定天津阅兵之时，光绪与慈禧太后、荣禄的矛盾尚未尖锐到决定废立的地步。（注：杨天石：《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
康梁师徒此刻正急于让国人和日本政府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认为，各界人士的批评源于他们对于新政和政变情况了解太少。第一，批评者不是政变这一事件的当事人，无缘了解内情。第二，各种刊物也不知道真相，用道听途说的消息误导了读者。但尽管他们积极向报章投稿，在日本人的刊物发表文章却有相当的难度。这不仅是因为语言的差异，而且由于康梁的特殊身份，他们的文章刊载之后报馆自身会受到批评。（注：如《东亚时论》刊登梁启超的文章后即受到了压力，见彭泽周《由近卫日记看康有为的滞日问题》，台北，《大陆杂志》第81卷第6期，1990年11月。）日本人办的《东亚时论》和《亚东时报》均刊发过梁启超的文章，但是数量非常有限。国内的报馆此时处境艰难，即使封禁报馆的命令不曾发出，以现实情况论也不便于公开发表康梁的文章。与康梁关系密切的《知新报》势单力孤，又远在澳门，发表文章周折甚多，调度不很方便。因此创办自己的报刊理所当然，《清议报》便在这时候开始筹办。他们并不缺乏办报的资金，同时因为有三年前《时务报》的成功经验，梁启超对办报一事已是驾轻就熟，所以报纸的创办过程还比较顺利。（注：梁启超：《与惠仙书》（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69页。）
申辩口径既定，宣传工具也准备就绪，梁启超大约于1898年11月开始编撰《戊戌政变记》，系统地阐述政变的“原委”。这也是简便易行的，因为只要将《上大隈重信书》的有关内容加以扩展就行。关于政变的总原因，该书第三篇《政变前记》曰：“政变之总原因有二大端。其一由西后与皇上积不相能，久蓄废立之志也；其二由顽固大臣痛恨改革也。”（注：《戊戌政变记》，第69页。）其具体内容与《上大隈重信书》的有关论述基本一致。它们不仅在字词和语句方面存在雷同，而且在基本观点上完全相同。不同的是，信中简明扼要的叙述演变成了《戊戌政变记》书中基本的构架。比如，信中所说的政变原因有“四端”、“两派”，在书中就发展成独立的两卷——《废立始末记》和《政变前记》。记述帝后之争的一段话更成为《废立始末记》的结构框架。第二篇第一章“西后虐待皇上情形”即从“皇上本非西后亲生之子，当其立之时，不过拥为虚名。而西后自专朝政，皇上虽在位二十四载，而于君主应享之权利，实未尝一日能享之也”一段话扩展而来。同篇第二章的思路取自“皇上年既渐长……此历年以来西后夺权之实情也”。而“然使既夺其权而能举其职，则亦何伤……自此以往，更无敢言者矣”这一段铺排成了第三章“戊戌废立详记”。而且，这种相同之处并不只存在于政变的原因这一方面。由此不难判断，《戊戌政变记》实际由《上日本外务大世大隈重信书》敷衍铺排而来。
《戊戌政变记》第四篇第二章《政变之分原因》则对于政变发生的具体原因有了交代：
十三，七月廿九日，皇上召见杨锐赐以密诏。有朕位几不能保之语，令其设法保护。乃谕康有为及杨锐等四人之诏也。当时诸人奉诏涕泣。然意上位虽危险，谅其事发在九月阅兵时耳。于是袁世凯召见入京，亦共以密诏示之。冀其于阅兵时设法保护，而卒以此败事。
十四，袁世凯之为人，能为大言，勇敢任气，且深知西后之残横。颇以忠于皇上自命。虽为荣禄所拔用，然亦常不满志于荣禄。且曾游外国，知变法之不可已。故皇上召见之，欲加以恩遇，令其感激图报。闻八月初五日，尚有密诏赐之云。诏中何语，则非外人所能知也。然自是越一日，而垂帘之伪诏已下矣。（注：《戊戌政变记》初版九卷本，亦见《清议报》第1册，1898年12月23日。）
由于在修订本中第十四条被完全删除，所以一般均把“以此败事”与后来修订过的第一章的一段话（“盖袁之为人机诈反复，深知皇上无权，且大变将兴，皇上将不能自保。故虽受皇上不次拔擢之大恩，终不肯为皇上之用，且与贼臣之逆谋，卖主以自保，而大变遂成于其手矣。”（注：《戊戌政变记》，第69页。））联系起来看，认为是指陈袁世凯告密，但是在初版九卷本中，那一段话并不存在。所以原先的理解并不符合初版本的原意。要了解梁启超对于政变原因的看法，应当把初版九卷本中两段文字联系起来考察，即光绪召见统领新建陆军（而且“曾游外国，知变法之不可已”，又“颇以忠于皇上自命”，还“不满志于荣禄”）的袁世凯这件事本身，引起了反对派的警觉，导致了政变的发生。而这一点实际上也来自梁启超的《上大隈重信书》。（注：《明治三十年八月至三十七年六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卷）》，《日本外务省档案》，北京图书馆藏缩微胶卷，MT-16143，第427-492页。）在这段时间里康有为也在反思政变的原因，他回忆的诸多事实为梁启超所采用，写进了“政变之分原因”一节。（注：比如被称为最大之分原因的保国会事，就来自康有为的《自编年谱》。见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第35-45页。）
12月初，梁启超将写成的《戊戌政变记》部分书稿先期寄往成立不久的《东亚时论》报社（日本东亚同文会的机关刊物），不久即分别登载于该报的第2期和第3期上。这部分书稿就是《清议报》刊登的《戊戌政变记第四篇?政变正记》（成书时被改为第三篇），其内容是第一章“政变之总原因”、第二章“政变之分原因”和第三章“辩诬”（成书后的组成略有变动，第三章换成了曾在《清议报》第1册刊出的“政变原因答客难”）。（注：此处根据狭间直树先生的研究，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成书考》，《近代史研究》1997年4期。）值得注意的是《政变原因答客难》一文反驳的正是变法措施“急激”的意见，强调康有为大变全变方略的不得已和适用性。不论全书此时是否已经完稿（极有可能未完稿），选择这一部分首先刊布，正好说明《戊戌政变记》是回应舆论的作品。
戊戌政变发生之后就一直是时论关注的焦点。从香港到日本，康梁两人先后或公开或秘密对于政变的原因作了数次解释。由于康梁所处舆论环境的变化，他们每次的介绍都不尽相同。到《戊戌政变记》正式刊登，关于戊戌政变原因的解说初步定型。由上可知，《戊戌政变记》关于“政变原委”的叙述是康梁师徒应对舆论的产物，并且是其游说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资料来源：《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
习斋 2006-10-8 11:11
二、《殉难六士传》：政变原委的补充说明
《清议报》上先期刊登的“政变之原委”之后还续登有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传记，这使得全书的体例变得混乱。因为《戊戌政变记》九卷本第五篇是《政变后记》，即意味着对政变经过的介绍已经完整了，在后面再增加独立的一卷《殉难烈士传》，与全书体例殊为不类。这后来被单独列为第六卷的《殉难六士传》的出现有什么原因呢？
政变发生以来有关康有为有“谋围颐和园”阴谋的种种说法经国内外各家报馆的报道后流传极广。1898年11-12月间（光绪二十四年十月）梁鼎芬经张之洞授意在海外刊行《康有为事实》，对康有为进行牵制。其公布康有为的32条罪状进一步证实了清廷的指控和外界的传闻，其中说到：
今年春间，康适在京，乘外患日亟，人心忧惶之际，造言煽惑，意图乘机举事。每向众人昌言……此时若有人带兵八千人，即可围颐和园，逼胁皇上，勒令变法，中国即可自强……六七月间，康焰日炽，促召其死党谭嗣同入京……谭以湖南人而到京，移住南海馆，与康同居合谋，谭一人潜往，见侍郎袁世凯，诈传圣旨，令袁以兵力先害北洋大臣荣中堂禄，即带兵入京，围颐和园，震惊慈驾，此尤臣子所不忍言、神人所共愤者也。幸袁侍郎诘以调兵并无上谕，发其逆谋，皇太后临朝，皇上大悟，捕康诛谭，大乱乃定……（注：《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第64页。）
澳门《知新报》第75册转载了1898年11月27号日本《东京报》的《清国殉难六士传》（注：该文可见《亚东时报》第4号，1898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又可见《知新报》合印本，第1049页。），其文曰：
谭嗣同，清国湖南浏阳人也。自少好谈经济，见解超卓，议论切实，识者许为天下第一流。既湛深儒术，复博通周汉诸子及佛氏基督氏之说，年甫三十，著有《仁学》一书，发挥东西古圣之旨……光绪甲午岁后，清人少稍去守陋之习。于是南海康有为及其门人梁启超等，大申孔子改制孟子民贵之谊。嗣同起而和之甚力……戊戌岁，恭忠亲王卒，清帝决意变法，下诏求贤……嗣同既得见上，慷慨论列当世利弊。上大悦，于七月二十一日赐四品卿衔，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同充军机章京，参赞新政事宜……嗣同主持新政尤为。自怀塔布、许应骙等以阻格主事王照上书革职，由是上书者曰众，民间疾苦，悉达九重。京外贪虐之大臣，皆有不保富贵之惧，益协力攻康，上终不稍为动。乃密谋太后以夺上权……康有为闻此密谋，告变于上。上密召有为及嗣同等谋自保之策。嗣同献策召袁世凯……上……遂决策召袁进京，开缺以侍郎候补，密谕令诛荣禄帅兵入京弹压荣党。而荣先严兵自卫以防止捕，袁恐不胜，遂拒上命而告知荣。荣遂电闻太后。太后立夺上权。夜半九门捕康有为及嗣同等。康以先奉密谕出京，获救于英，嗣同与同事三人及康广仁、杨深秀均于八月十三日斩于市……
林旭……与康有为亲善，论政教皆相合。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召见，加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参赞新政事宜。及八旗变起，奉太后将夺上权。事急，上手诏旭：新政为太后所憎，屡次几谏，不允反怒，今朕位即不保，卿其设法护朕。旭乃与同志密谋移宫。不成。太后既夺政，捕旭下狱。八月十三日，斩于市。
杨锐……性循谨，不妄言邪视，好词章，与故御史朱一新最善。朱一新者，曾弹劾奏太后内侍李联英之骄横，因是为太后所怒贬者也……康有为……申孔子托古之谊……锐颇非之，然与有为论变法甚合……太后将夺政，锐忧愤，与同志白上，密谋移宫。政既夺，捕下狱，八月十三日斩于市……
这篇日本人所作的《六士传》与当时的其他文章一样认为康梁有移宫的计划。不过早在11月15日日本对华活动的重要民间机构东亚同文会的下属刊物《亚东时报》第4号已经刊登了此文（注：关于东亚同文会的组织和活动情况，可参阅黄福庆《日人在华文化社会事业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5)，1982年版，第25-33页。），《东京报》应是转载。此文对维新变法持同情的立场，是最早纪念殉难六烈士的文章，在当时严酷的政治氛围下实属难能可贵，《知新报》当是看重这一点才加以转载。但是文中提到“移宫”计划虽无贬义，却可以影响日本人对这样一个传闻的态度，因而它的出现实不容小视，康梁此时正全力游说日本政府，不能不慎重对待这篇可能影响到他们声誉的文章。
这项严重的罪名一旦被证实，康梁的道义基础将不复存在，而且此时有关康有为变政过激的说法正有很多人听从，这个阴谋无疑是一个不利的证据。因此尽管当时有人在承认存在这一阴谋的前提下从正面为他们辩护（注：《书八月初六日原谕后》，《亚东时报》第4号，1898年11月15日。），梁启超在《清议报》所载的《戊戌政变记》中还是要尽一切可能否认这一阴谋的存在。方法之一是公开的驳斥，在《戊戌政变记?政变正记》第二章“穷捕志士”一节中根据清廷宣布康梁等罪状时前后不一的说法，梁指出谋围颐和园等罪名是守旧党为消灭改革而捏造的。“观其诬康有为之罪名也，初则曰鸩弑皇上，继则曰结党营私，终则曰谋围颐和园。十日之间，罪名三变，信口捏造，任意指诬，究之诸人所犯何罪，则犯罪人未知之，治罪者亦未知之。旁观更无论也。”（注：《戊戌政变记》，第93页，或《清议报》第3册，1899年1月12日。）方法之二是利用知情人的“身份优势”进行解释。政局变幻莫测，时人对于各路传闻莫衷一是，而康梁的“局中人”的身份恰好能在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的同时消除对其实性的怀疑。梁充分地利用了这个条件来解释光绪召见袁世凯一事。
可以肯定，梁启超在写《谭嗣同传》之前看过《六士传》。这从时间上说是完全可能的。《六士传》1898年11月15日就已发表，《东京报》于当月27日转载，《知新报》在同年12月23日转载；而《谭嗣同传》首先刊布于《清议报》第4册，时间是1899年1月21日。而且《知新报》恰恰是康梁维新派所掌握的刊物，在这一时期发表了一系列他们的文章，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该刊的内容。梁启超的《谭嗣同传》和《林旭传》在某些文辞上与《六士传》有明显的相同之处，更足以证明梁启超事先曾参阅《六士传》。《戊戌政变记?杨锐传》云：“杨锐……性笃谨，不妄言邪视，好词章……故与御史朱一新、安维峻，学士文廷式交最契。朱者，曾疏劾西后嬖宦李联英，因怃后落职者也”，即从《六士传》有关词句因袭而来。
可以推想，正是《清国殉难六士传》引发了梁启超写作《殉难六烈士传的》的思想，并且接在本来已经可以完篇的《戊戌政变记》之后，刊登在《清议报》第4、6、7、8册上。《谭嗣同传》的相关记述是：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遂赐衣带诏，有“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之诏。君与康先生捧诏哭。而皇上手无寸柄，无所为计。时诸将之中，惟袁世凯久使朝鲜，讲中外之故，为主变法。君密奏请皇上结以恩遇，冀缓急或可救助，词极激切。八月……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仍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二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注：《戊戌政变记》，第106页，或《清议报》第6册，1899年2月20日。）
两相对照，《谭嗣同传》的记述较之《清国殉难六十传》要详细得多。尤其在有关政变的叙述上，梁增添了很多细节描写，不厌其烦地介绍谭嗣同和袁世凯的谈话。但是，两文的内容有相当多的差异，最主要的一点是《清国殉难六士传》数次提到袁世凯与“移宫”阴谋，而《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则力辩并无此事，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谈论的是应对“天津阅兵之变”。这一个差别正表明了梁启超作谭嗣同等六烈士传的同意。研究者历来将梁启超的记载视为真实，但是近年来有证据表明梁启超没有忠实地记述这次谈话的内容，他隐瞒了维新派武装政变的图谋。据当事人之一的袁世凯的《戊戌纪略》所载，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主要内容是，要求袁世凯参与发动“锢后杀禄”的武装政变计划。这个计划分两步，第一步是诛杀荣禄。具体做法是请袁世凯于八月初五日面见光绪请训时，以“荣禄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的罪名，请光绪面付朱谕一道，令袁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第二步是以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带兵进京，派一半兵围颐和园，一半守宫，然后由维新派设法杀掉慈禧。（注：此处依据汤志钧、杨天石、房德邻诸先生的研究。汤志钧根据毕永年的《诡谋直纪》首先揭示出维新派的“杀荣禄、围颐和园、杀慈禧”的阴谋。见汤志钧《关于戊戌变法的一项重要史料——毕永年的〈诡谋直纪〉》，《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第25、29页。杨天石考订了袁世凯的《戊戌纪略》和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认为袁的记载大体真实，而梁则在关键问题上隐瞒失实。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维新派有政变计划。见杨天石《袁世凯〈戊戌记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房德邻对《诡谋直纪》的真实性表示一定的质疑，但是他根据康有为《自编年谱》的纪载证明康有为等确有在北京举行政变的图谋，见房德邻《维新派“围园”密谋考》，《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各位研究者的意见或有不同，但是在肯定维新派有“杀荣禄、围颐和园、杀慈禧”的图谋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康梁在公开场合只承认杀荣禄这一点，而对于在北京搞政变、杀慈禧的图谋则坚决否认。《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也是如此，根据梁启超的讲述，谭嗣同和袁世凯双方讨论的要点是怎样应付“天津阅兵隐谋”。谭要求袁“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袁也答应“于阅兵时”“竭死力以补救”，并且表态“诛荣禄乃杀一狗耳”，却绝口不提杀慈禧一事。不难发现，这一段叙述其实只是《政变之分原因》第十三条（“有朕位几不能保之语，令其设法保护，乃谕康有为及杨锐等四人之诏也。当时诸人奉诏涕泣。然意上位虽危险，谅其事发在九月阅兵时耳。于时袁世凯召见入京，亦共以密诏示之。冀其于阅兵时设法保护”）的扩充，也是对前文政变总原因中所说“废立阴谋先于皇帝应对措施”的周到照应，尽管细节描写非常生动，却没有什么新的内容，无形之中否定了“移宫”阴谋。除了否认“移宫”阴谋之外，梁启超的烈士传记还有其他失实之处。比如谭袁密谈中荣禄与袁的关系一节对话，既非谭嗣同所说，也不发生在八月初三日夜，而是徐仁铸在一个多月以前对袁所说，却被梁启超移花接木，组织进谭袁的密谈之中。（注：《康南海自编年谱》，第53页。其他失实之处见张德钧《梁启超纪谭嗣同事失实辨》，《文史》第1辑，新建设出版社1961年版，第81-85页。）当然梁启超写《殉难烈士传》还有别的用意，但是鉴于他事先曾参阅《殉难六烈士传》，《谭嗣同传》等纪念烈士的文章与否认“移宫”阴谋一事有直接的关系是可以肯定的。（注：当时就有人指出，梁启超著《六君子传》“差不多说康有为与他们一气呵成……然而梁启超的话是断信不得的，他要利用人家于死后。”“说成他们都差不多是康有为的门人，他们平日都是听着康先生的话，他们死而不悔，就是为着康先生；有不平他们死得无辜的，就合跟着康先生去。”《记戊戌庚子死事诸人纪念会中广东某君之演说》，《民报》第1号，1905年11月26日。）
梁启超关于没有“谋围颐和园阴谋”的辩白在成书的《戊戌政变记》的其他部分还有一些，其手法与《殉难烈士传?谭嗣同传》一样，即通过透露内幕情况来打消读者的疑问。同书《新政诏书恭跋》“八月初一日上谕袁世凯开缺以侍郎候补”条后梁启超写道：“上乃召袁世凯询问兵事，欲以备参谋部之任，特加其官，令其将应办事宜，专折具奏。俾其独将。又于时宫廷已有废立之意。虽事秘难知，而先一日密诏已下，言位几不保。上抚慰将才，欲待天津阅兵时资其保护。”（注：《戊戌政变记》，第55页。）《戊戌废立详记》云：“二十八日之召见杨锐，初二日之召见林旭，初五日之召见袁世凯，皇上皆赐有朱笔密谕……当时之人，咸疑皇上三密诏中，皆与诸臣商幽废西后之事。［而政变之时，贼臣即藉此以为谋围颐和园之伪诏以诬污皇上者也。］（作者按：方括号内的文字在九卷本中并没有，在后出的八卷本中才出现）后康有为将前两谕宣布，不过托诸臣保护，及命康出外求救之语。然则袁之密谕，亦无废后之事可想而知。”（注：《戊戌政变记》，第64-65页。）
由上可知，《戊戌政变记》之中的《殉难六士传》也是梁启超应对时论的产物，直接的动机是反驳有关维新派图谋在北京发动政变的报道。
习斋 2006-10-8 11:11
三、“新政本末”——以康有为为中心的改革路线和变法运动
《戊戌政变记》的前两篇《变法实情》和《废立始末记》按照梁启超的构想讲述的是新政的“本末”，但是它们并没有在《清议报》刊登，就面世时间顺序而言反而是全书最晚出的部分。不过新政“本末”的编撰以及全书的刊行同样是康梁应对当时情况的举措。
新政“本末”的介绍也是康梁师徒游说的主要内容之一。他们要说明日本政府帮助光绪皇帝复辟有赖于说明两个事项：一、有必要救援光绪皇帝及其新政；二、康有为本人有足够的权威来争取援助。而对新政的内容加以适当的解释就可以达到目的。
关于光绪皇帝和新政，康有为与英国驻上海领事会谈和接受《中国邮报》的采访时，就曾经有过简单的介绍。梁启超的《上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书》为了说明日本政府援救光绪，进一步说明了皇帝的英明和新政的情况：
我皇上之英明仁厚，真旷古所罕有……使皇上能有全权，则期三年之间，必能尽扫千年之旧弊，尽行欧米之良法。即以数月以来之新政言之，千余年以八股取士之法，一旦毅然革除，遍设全国大学、中学、小学，注意教育制度，汰裁冗员，改革官制，许天下士民上书言事，下诏罪己，延见小臣，凡此诸端，皆支那数千年以来君主所不能行者，而皇上奋然行之，其明断已可概见矣。然此数月之中，皇上固未能行其志也。西后事事掣肘，每欲举一事，必须多少之勉强始能准行，或准行其末节而不准行其本原，或准行其一端而不准行其全体。故数月以来改革之迹，其于皇上心中之所欲行者，犹未及十之一也。皇上之意，欲设制度局于宫中。依贵邦明治初年之制，置议定、参与等官，取各衙门办事之规则而更定之。因遣人游历贵国，考察法规，欲设地方自治之制。欲聘贵邦及英米各国人为顾问官。凡北京各衙门及地方自治衙门，皆设顾问官，聘贵邦人为之。欲易服以壹人心，欲迁都以脱垢腻，欲去朝觐拜跪之礼。（注：《上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63页。）
梁启超注意到日人对接受援助者是有期待的。《清议报》第1册“东报译编”之《伊藤侯论支那》篇云：“十二月十日，宪政党张盛宴，以宴伊藤侯……次伊侯登坛演说漫游清国情状。其言曰：……今试论中国内政……然遽以数千年所继承之文物制度，以及土风民欲，一旦革故鼎新，此岂一朝一夕之所能哉。必俟有英迈超群之帝者出，而以才识卓拔之士，为之辅弼，然后能创立一大英业也。”（注：《清议报》第1册，1898年12月23日。）于是就有了《论皇上舍位忘身而变法》（《清议报》第1册）和《光绪圣德记》（《清议报》第9册）的发表。康有为的权威性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康宣称自己是“奉诏外出求救”，但是并没有得到日人的重视。（注：1898年11月24日，孙淦致汪康年信中说：“迩来日本无所闻，唯康初到时，日人皆谓奇特之士。这来日著论说，一味蛮骂，又印康工部求救文，分送各处，见者轻之，想亦无能为矣。”见《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451页。）因此，说明他思想的内涵和价值就是梁当时的工作之一，《清议报》创办宗旨中的“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和“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两条就包含了这样的用心。《清议报》第11册起在《支那哲学》栏目中发表康有为的《阖闢篇》等五篇论著，以帮助时人了解康的思想。（注：关于康有为《阖闢篇》等早期著作的研究，可参阅《康有为维新理念的形成》，蔡乐苏等著《戊戌变法史述论稿》，第85-167页。）在“澄清”政变原因的时候，必然要涉及变法方略的问题。康梁当时在多种场合发表意见，一直坚持认为“大变全变”的变法方略切实可行。（注：如梁启超在致品川弥在郎书和与近卫笃麿的会谈中都说明这一点。分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62页和彭泽周《从近卫日记看康有为滞日问题》，台北，《大陆杂志》第81卷第6期，1990年11月。）但康有为的思想和新政的关系须加以说明，这样关于新政本末的介绍就很有必要了。
《戊戌政变记》中有关新政内容的结构恰与《清议报》第1期伊藤博文的演说构成了直接的呼应关系。第二章《新政诏书恭跋》极力颂扬光绪的“英明仁厚勇决”，称他为超过了“四千年尧舜禹汤文武”和“汉唐宋明之主”的“圣主”（正是“英迈超群帝者”）。第一章《康有为嚮用始末》说明康的作用是“启沃圣心，毗赞维新”，并且暗示他是孟子所说的“法家拂士”（即所谓“才识卓拔之士”）。（注：《新政诏书恭跋》，《戊戌政变记》，第29页。）
对于光绪的颂扬除了大量散见的语句之外还有专篇的《光绪圣德记》。这从对新政内容的展示中也可以看出来。新政的内容在《新政诏书恭跋》一节中作了介绍，但是其内容实际是根据《上大隈重信书》来选择的，也可以说《新政诏书恭跋》是增加了篇幅的《上书》。《上大隈重信书》中所列新政措施有“千余年八股取士之法，一旦毅然废除，遍设全国大学、中学、小学，注意教育制度”，“汰裁冗员，改革官制”，“许天下士民上书，下诏罪已，延见小臣”等内容。而在《戊戌政变记》所选的全部60道诏书中，与上书所说的新政措施直接相关的共有45道，占总数的75%。其余的诏书中，照应全书讲述政变原因的诏书有9道，剩余的6道诏书所占比例只有10%，其中的大多数还可以归入广义的“改变官制”一类。真正难于归类的只有五月廿二日严禁民教冲突上谕，但是符合梁启超信中所说的“英明”和“不排外”。所选的诏书集中在“教育制度”、“改革官制”、“延见小臣”三方面，不难看出这正是康有为变法方略所首先强调的内容，所选诏书尽管表面上在颂扬光绪，但由于解释了光绪实行的是康有为的政略，所以它实际上强调了康有为的权威性，同时也为康有为作了辩护。
康有为的权威地位通过叙述他与新政的关系还有更加具体详尽的交代。《戊戌政变记》第一篇《变法实情》第一章《康有为嚮用始末》就用来说明康有为与戊戌新政的关系，此文开宗明义把康有为定位成“法家拂士”，接着就解释他的“辅弼”作用。他首先用间接的方式，通过光绪帝师傅翁同龢起作用，“翁者皇上二十年之师傅，最见信用者也。备以康之言达皇上，又日以万国之故，西法之良，启沃皇上。于是皇上毅然有改革之志矣。”胶州湾事件后，康有为又一次上书，后有翁同龢“面荐于上，谓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皇上举国以听”。皇帝“自此倾心嚮用（康有为）矣”。康有为立刻发挥了作用：“上命康有为具折上言，（戊戌）正月初八日，康有为上疏统筹全局。并进呈所著《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考》，并进英人李提摩太所译《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及《列国岁记政要》诸书。上置御案，日加披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日读康书，知之更深。”遂“决计变法，开制度局而议其宜，选康有为任之，乃于四月二十三日，下诏定国是，二十五日下诏命康有为预备召见，二十八日遂召见于颐和园之仁寿殿”。按照该书的说法，此事“实为改革之起点”。这时翁同龢已经被西太后罢官回乡，但是召见后，皇上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行走，并许其专折奏事，所以他的上言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康有为的意见并没有得到实施，因为“西太后与大臣忌康已甚”。不过，对于皇帝的影响却日益深刻。“皇上……不敢多召见，有所询问，惟命总署大臣传旨，康则具折陈奏而已。而康有为所以启沃圣心，毗赞维新者，则尤在著书进呈之一事。盖康既呈所著书，皇上览观，恍然于变法之条理次序。既乃辑法兰西革命记，波兰灭亡记等书，极言守旧不变，压制其民，必致亡国。其言哀痛迫切，皇上大为感动，故改革之行加勇决焉。康所陈改革，大纲节目，多详于著书之中，外人不知之。”“至七月，特擢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人为四品卿，参预新政，盖因杨锐刘光第皆保国会会员，且由陈宝箴奏荐，林旭则康之弟子，而谭嗣同为康所最亲信之人也。皇上因西太后及大臣疑忌，不敢用康，而特擢此四人，其用心之苦，有非外人所能知者，自此皇上有所询问于康，则命四卿传旨。康有所陈奏，亦由四卿密陈，不复由总署大臣矣。”直到政变发生，康有为的功业才告一段落。（注：以上的引文均见《戊戌政变记》第一卷第一章，第1-20页。）
从这些内容可以得知，康有为在新政中是“启沃圣心，毗赞维新”的帝师。所谓康有为的“嚮用”，就是这一地位的确立过程，具体表现为皇帝对康有为由陌生到知晓到信任的历史。不过，帝师的名誉和地位并非最重要，更重要的是康有为历次上书中的“大变全变”的新政方略和“统筹全局，以图变法，御门誓众，以定国是，开局亲临，以定制度”的变法措施深刻地影响了最高决策者，从而影响了全国的政局。至于这种影响的程度，本书也在多处地方予以说明。比较明显的是上引的“康有为所以启活圣心，毗赞维新者，则尤在著书进呈之一事……皇上大为感动，故改革之行加勇决焉”等处。（注：能够说明这一点的还有以下的例子。第二章《新政诏书恭跋》开篇申明主旨时说：“皇上虽上制于西后，下壅于大臣，不能有其权，不能行其志，然自四月二十三日以来，三月之间，所行新政，涣汗大号，实有足惊者。虽古之号称哲王英君，在位数十年者，其可记之政绩，尚不能及其一二也，我国凡百政务，皆以诏书为凭……今特取邸报之明谕有关新政者，揭载于下，逐条加以跋语，而廷寄犹未能备载焉。虽然，观于此，而我皇上之英明仁厚勇决，亦可以略窥一斑矣。”这里明言本篇的主旨是颂扬光绪皇帝。但是，通读全篇，康梁称赞的还是自己的改革措施和方略，而光绪的“英明仁厚勇决”圣德，其具体内容是指采用了康梁的变法主张。谨举两例。《新政诏书恭跋》七月十四日裁撤冗员上谕跋云：“谨案本朝官虽极多，然任事者皆同虚设。故冗员咸议宜裁。康有为旧日上书亦言之。时大开言路……言裁冗官者极多，而前太仆少卿岑春煊言之尤切直。上遂意决。康有为改官制之议，本拟分别官差，以官为虚爵，以差任职事，实欲留此虚爵，以为转官之地也。而皇上恶冗旧之臣已极，故赫然裁之。亦可谓勇猛明决矣。”六月十一日各衙门删改则例上谕跋：“谨案，变法必须从本原变起，斟酌中外，草定法令。勒定各衙门治事详细规则，此本原中之本原也。康有为曾屡上折请开制度局……然以皇上无权不能行也……自是李端棻言之，故有删改则例之谕，盖制于西后，未敢开局大修法制，先借是为嚆矢耳。”这一章共列举了60道诏书，大多数都是为了说明皇帝赞同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戊戌政变记》，第43、37页。）
但是，康有为思想的权威不仅来自皇帝的肯定，也源于他对维新事业的实际影响。《戊戌政变记》第一章着重介绍了光绪二十三年以后的事情，因为“我皇上发愤图强，力行新政”是从胶州湾事件后才开始的，康有为被启用也在此后，从甲午到胶变之前是一空白，所以有必要对此补充介绍。这就有了附录一《改革起原》。该文的叙述从甲午战争开始，因“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接下去以康有为的事迹为线索介绍改革的起原。首先提到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其次全文披露了康有为“言变法下手之言”的《上清帝书》。然后说到了《万国公报》与强学会等事件中康有为的作用。（注：《戊戌政变记》，第113-129页。）《康有为嚮用始末》与《改革起原》两文显然出自同一机杼，都以康有为的行状为基本线索，但是在内容上各有侧重，不仅避免重复，而且相互照应（正文第一章对光绪二十一年五月的上书只是轻轻带过，而在《改革起原》中就详细地予以介绍）。结果是，从1895年至1898年，从变法的起原到变法的实现，两文连缀成了以康有为为主线的变法运动史。
《戊戌政变记》九卷本附录第二章《湖南广东情形》以同一思路对康有为与变法运动的关系作了补充说明，强调康有为的思想在北京之外的广阔范围内也有传播。在湖南这个维新的要区，康的思想不仅得到传播，而且发挥着指导维新的作用。在耗费大量篇幅刊登了梁致陈宝箴书《论湖南应办之事》后，梁启超强调，“此书即为湖南办事之起点，后此湖南一切事，皆依此书次第行之”。而在全书其他地方，也着意说明康有为的学说有众多的服膺者。（注：比如，《谭嗣同传》中把谭嗣同说成康有为的学生。这一点已经有人指出，见张德钧《梁启超纪谭嗣同事失实辨》，《文史》第1辑，第81-85页。）除了说明康有为的领袖地位之外，此文也意在说明此处维新派力量雄厚，可以用来帮助成就维新事业。而《上大隈重信书》中这样说明中国有维新的希望：“然启超窃自揣之，敝国故非无可为者也。上之则有皇上之英明仁厚……苟有可以安国家，利生民者，知之无不行，行之无不力……此敝国君权之可用也。下之则数年以来，风气大开，各省学会、学校、新闻杂志，纷纷并起，少年之人，志盛气锐，爱国心切，而无一毫自尊自大之习，咸自琢磨，议求专门之学，以备国家之用。计湖南广东两省，此类之志士，其数不下三四万人……此敝国民气之可用也。”观此可以了解“湖南广东情形”被辟为专章的原因。
在与守旧势力的比较之中，康有为思想的价值得到了肯定。《戊戌政变记》第三篇第一章《政变之总原因》指出守旧派盈庭皆是，手握政柄形成对立，但这个局面正好说明了康的大变，全变的方略是正确的，这也是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反复强调的。（注：梁启超：《政变原因答客难》，《戊戌政变记》，第85页。）
康有为变法思想的历史地位通过联系改革的历史发展阶段得到了进一步说明。《新政诏书恭跋》四月二十三日明定国是诏后的按语（注：《新政诏书恭跋》，《戊戌政变记》，第21-22页。）用进化的观点将鸦片战争以来的变革运动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加以考察，肯定了戊戌变法的进步性与合理性，但关键之处是把康有为与前辈的改革者相提并论，并且凭借时代和思想的双重优势将他置于历史的最高一级阶梯上。
我们可以从梁氏的叙述中初步看出，他从思想的性质、影响的范围、影响形成的过程等几个方面来说明康有为思想的权威性。《戊戌政变记》对变法本末的陈述同样是康梁游说活动的直接组成部分。在描述戊戌新政的起始、内容和过程中，梁启超为使日本政府相信，若要帮助光绪皇帝复辟，推行康有为的变法方略是目前惟一有效的选择，有意无意中强调了康有为对变法的巨大影响。维新变法的来龙去脉加上前述的政变的前因后果，梁启超事实上也构造了一个维新变法的宏观叙述框架。依据此框架，康有为成为变法运动惟一的领袖，他的思想和行动成为变法运动得以产生和实现的最重要因素，变法的失败则是由于反对者势力太大，但是康有为还是在皇帝的支持下推行了勇敢却有限的新政。（注：梁启超在写这些内容时并非空无依傍，从其雷同的字句和相同的叙述角度不难看出，这部分内容主要来自康有为的自传《我史》，后者刚刚于1899年1月完稿。见《康南海自编年谱》，第35-45页。）
梁启超所建立的以康有为为中心的维新变法的宏观叙述结构对于戊戌变法史研究有重大的贡献。但是这个叙述结构并不完全符合史实。康有为确是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之一，但是把康有为的活动等同于维新变法运动，以康有为为惟一进步的力量，并仅从康有为的角度来描述整个维新运动并不正确。梁启超本人晚年就承认《戊戌政变记》的记载有将真迹放大之处。（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1页。）这个夸大之处应该包括将康有为的作用夸大。当时可以进行变法的力量也不止康梁一派，即使梁启超自己也明白这一点。《清议报》第9册梁启超所写的《尊皇论》中说，中国当前有三种“谋保全之策”，“甲说曰：望西后荣禄刚毅等，他日或能变法，则中国可保全也。乙说曰：望各省督抚有能变法之人，或此辈入政府，则中国可保全也。丙说曰：望民间有革命之军起，效美法之国体以独立，则中国可保全也。”因此对于时人而言，中国当时除康梁之外至少还有“西后荣禄、各省督抚、民间革命军”这三派势力可以变法。并且对康梁自己而言，以康有为为中心进行变法维新还只是一个未实现的梦想，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也不讳言康有为只是在思想上影响新政，他自己并没有正式进入最高的决策层。（注：虽然有研究者根据故宫博物院所藏《杰士上书汇录》揭示了康有为对戊戌变法的重要影响（见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但是康有为确实没有进入清廷最高的决策层。“制度局之议……至六月始议上，然不过择其细端末节准行而已，余仍驳斥，皇上无如之何。盖皇上因西后之恶康故，故欲借廷臣之议以行之，所以屡次发议也。而廷臣亦知皇上之无权，故敢于屡次驳斥也。”“西后与大臣忌康既甚，皇上深知之，不敢多召见，有所询问，惟命总署大臣传旨，康则具折陈奏而已。而康有为所以启沃圣心，毗赞维新者，则尤在著书进呈之一事。”《戊戌政变记》，第19页。）根据近人的研究，变法维新是当时社会的主流，主张变法的政治派别并不止康梁一家。甲午战争惨败之后，中国必须进行变革已经成为当时各阶层的共识，由此而催生出各种主张变法的政治集团和派别。一方面地方士绅基于爱国之情而通过传统的乡土和师承等关系组织维新团体，要求进行改革，这方面除了我们熟知的康梁维新派，至少还有江浙和湖南士绅。另一方面统治集团也发生了裂变，开始了新的一轮分化组合和升降沉浮。一批地方督抚开始主张变法，其中南方的张之洞集团的势力进一步增强，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政治集团。而李鸿章的北洋集团开始分裂，具有维新思想的严复、袁世凯等中层官僚谋求在新环境下实现自己的变法主张。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如光绪皇帝、翁同龢、盛宣怀等也开始严肃地思考变法的问题。而且他们的变法思想各有特色。这些都说明，维新变法是当时全国各主要阶层普遍的愿望，而不是康有为一人的孤忠闳识。（注：《戊戌变法史述论稿》，第223-304页。）
对康有为梁启超所推行的戊戌新政的分析表明，当时主导变法的力量也非仅康梁一派。康有为强调了其思想对戊戌年新政的决定性影响，宣称1898年新政是因为他伏阙上书请求变法，得到了光绪的赏识和嚮用，促使皇帝下定决心按照他的思路和方略进行变法。康有为的上书是实，他对变法的作用也不容否定。但是康有为新政的实现并不像他讲的那么简单。1898年新政的产生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年春天光绪首先表明了变法的姿态，之后除了康有为之外，清廷的中层官僚有多人都提出了变法的方案，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袁世凯、严复、伍廷芳的建议，造成了变法的声势。恭亲王之死使得光绪皇帝去除了束缚，他说服太后同意实行变法，并且与太后就变法的人事安排达成了共识，最终开始了变法。康有为的上书适逢其会，得到了光绪一定程度的赞同和支持，对变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不是变法的主导因素。（注：《戊戌变法史述论稿》，第523-557页。）
至于新政的政策与康有为政治方略的关系，康有为确实对新政诏书有相当的影响，但是清廷的政策并不是康有为个人观念的简单复写，主要体现的还是清政府和上层统治者的意志。比如，新政的人事安排沿着三条线索向两个方向发展，即清廷一方面破格召见并拔擢新人、小官，另一方面借变法之机安排满族官员占据关键官职，以便控制全国局势；同时裁汰冗官，节省开支。这方面的政策不是康有为所说的起用康梁一系的维新人士。又比如，文化教育方面的改科举、废八股的新政措施，其深层动力实际来自统治集团的最上层如张之洞等。（注：Luke S.K.Kwong: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Personalities,Politics,and Ideas of 1898；《戊戌变法史述论稿》，第598-687页。）
梁启超所构建的戊戌变法史的宏观叙述框架并非一无是处，它从康梁的角度考察整个维新运动的面貌，为后人保存和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和线索，是研究者探骊得珠的绝佳途径。但一方面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的观点也充斥着党派之争与门户之见，甚至有为了政治利害而篡改史实之处；另一方面康梁虽然身处局中，却也有一些信息他们当时无法了解，因此他们的叙述中出现一些偏差和错漏也是难免的。（注：比如现在的研究者能够利用《日本外交文书》和故宫博物院藏的档案等史料，这都是康梁当时所不能想象的。）这也是我们难以为贤者讳的。
不过新政本末的内容以及《戊戌政变记》全书的迅速刊行也是时势催迫的结果，因为康有为在日本的处境已经变得艰难了。
戊戌政变发生后，日本和英国分别援救了康梁。出于长期利用的考虑，日本同意暂时接受康梁赴日避难。（注：是否接受康有为到日本是日本人当时考虑的一个问题，据《康南海自编年谱》，日本人请康东渡。而根据《近卫笃麿日记》，日本实际是接受康的要求才同意其入境，而且还有保留条件，即康不能在日停留过长时间。见彭泽周《从近卫日记看康有为滞的问题》，《大陆杂志》第81卷第6期，1989年11月。）英日的援救使康梁产生错觉，以为可以利用英日的联合干涉，迫使西太后还政于光绪。日本虽然支持维新事业，但其出发点是维护和强化在华利益，并不会因一二流亡者而冒破坏中日关系的风险。面对清廷的变故，它持的是务实的立场，与清廷继续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也没有中断与南方督抚的友好关系。相反，由于政变后亲俄派在中央得势，这种友好的关系有加速发展的势头。张之洞不仅派遣军官到日本考察军事，观看演习，派遣留学生赴日学习，还陆续聘请日本人担任军事等方面的顾问，他甚至把自己的孙子送到日本求学。（注：彭泽周：《从近卫日记看康有为滞日问题》，台北，《大陆杂志》第81卷第6期，1990年11月。）
清政府对于日本容留康梁深为不满，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本多方交涉。1898年11月张之洞与日本总领事小田切万之助交涉，要求日本以中东（日）关系大局为重，引渡或驱逐康梁。日本政府经磋商后由外部大臣青木于同年12月4日回应，谓日本政府并无庇护康党之意，但也不便将康等交给中方，它将很快驱逐康有为出日本。（注：《戊戌变法》第2册，第618页。）
在些情况下，康有为继续滞留日本已经成为日本同清政府和地方督抚进一步发展关系的障碍。据《近卫笃麿日记》：1898年12月22日，梄原陈政拜访近卫公爵，谓康有为滞留日本，将不利于日本之外交，希望劝赴他国。而12月31日，白岩龙平从上海的来信证实了这种说法。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现我国庇护康有为，非西太后之政府所喜。最近，横滨及神户之康门弟子散布各种奇怪流言，并有不稳之举。康弟子二三人粉饰自己的失败，并借日本之名以伸张虚势，尤令人不解者：一、康有为现在日本宫廷之中。二、康有为抵日本时，大隈首相、近卫公爵前往横滨迎接。三、东亚同文会实为康有为所创，将于明年某月，在湖南领导起事。
诸如上说，全为虚构捏造，吾等均一一加以辩明。谣言风说，一日千里，清廷恐惧不安，以电令驻日公使李盛铎逮捕暗杀，并命太后之近侧刘学洵等二人密使日本调查。
如此风说亦为张之洞、刘坤一之辈所误信，甚至畏惧，深疑日本人士之真意，停止刻下两国商谈中之陆军教练学生派遣等计划，采取观望之态度。
由以上情势看来，现我国政府对康等之措置，特别是我同文会同人对康等之态度，影响大局者至深。为一二之亡命者，不可阻碍大局之进展。我等以此事之重大，与中西正树诸君以及此次由华反东之井深仲卿等共同陈情，希望阁下及诸同人慎重考虑而善处之。（注：彭泽周：《从近卫日记看康有为滞日问题》，台北，《大陆杂志》第81卷第6期，1990年11月。）
信中所说的张之洞的态度对于日本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而且张的意见确实已经转达到近卫笃麿公爵处。1899年1月10日，清政府教育视察邹凌翰向近卫笃麿公爵指出：康有为滞留日本，对中日两国均不利。如康能至美国，不但有益于两国，且对康之自身亦有好处。近卫对此表示赞成。日本人必须在流亡者与当权者之间作出选择，而答案几乎是惟一的。反应确实来得迅速而坚决。梄原陈政在信到后的几天内就当面要求康有为离日他往。（注：狭间直树：《初到日本的梁启超》，《戊戌后康梁维新派研究论集》，第233-242页。）在1月31日出版的《亚东日报》第5号上对于康有为就有严厉的批评。（注：《与康有为书》，《亚东时报》第5号，1899年1月31日。）
日本政界的上层对康的态度也明朗化了。1月19日，近卫公爵会见梁启超，提出要求：“处于今日之环境下，在横滨主办《清议报》，颇不妥当。希望能与该报社断绝关系。其次，谓康有为滞留日本，将有碍中日两国之邦交。不仅惟是，康之拯救皇上之计划，恐亦难达成，希望能离开日本，远游欧美。关于此事，除余劝告康有为外，更希望梁能向康直接进言。”梁对于这些要求均表示同意。随后，近卫笃麿、大隈重信、犬养毅等人商议，为康有为确定了离日的经费、行程和安全等问题。最终康有为于1899年3月22日搭乘日轮前往加拿大温哥华。（注：彭泽周：《从近卫日记看康有为滞日问题》，台北，《大陆杂志》第81卷第6期，1990年11月。）
这一结局无疑使康梁感到失望，但是毕竟寄人篱下，对于日本的抉择，康梁没有更多的回旋余地。不过，他们对日本政府帮助光绪复辟还抱有一线希望，尽管这一点也正在变得越来越渺茫。
1899年近卫笃麿公爵将访问中国，此事为康梁所知，2月13日，康有为和王照会见了近卫，为劝说日本政府帮助光绪再次进行努力。康、王两人显然事先进行了分工。会谈中王照主要说明荣禄等执掌大权的“不达时务”的大臣不能进行变法，也不能抵御俄国的侵略。但是他们都畏惧日本，所以只要日本政府肯出面劝说，就能够保护光绪。康有为则指出西太后面临的尴尬处境，强调此时正是劝说太后归政的时机。（注：彭泽周：《从近卫日记看康有为滞日问题》，台北，《大陆杂志》第81卷第6期，1990年11月。）在康有为离开日本的时候，《清议报》第9册上刊登了梁启超的《尊皇论》，在表明自己立场的同时继续对日人进行游说。该文说，中国当前有三种“谋保全之策”，这三说分别对应的是西后的清政府、张之洞等地方督抚和孙文的革命党这三股力量。梁对此三者一一予以批驳，认为“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
在康有为离开日本前后几天，《戊戌政变记》已经基本完稿。鉴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已经变得明朗，康梁觉得有必要刊行全书，以系统地表明自己的主张，希望日本政府能有所触动，重新考虑其政策。1899年4月20日《清议报》第11册上刊登了“戊戌政变记成书告白”。大约到这年5月，由《清议报》中已刊和未刊部分再加上其他文章汇集而成的《戊戌政变记》初版九卷本由横滨清议报社正式发行。
《尊皇篇》在书中改名为《中国之将来》，并成为第五篇《政变后记》的第一章。同篇第二章《支那与各国之关系》和第三章《日英政策旁观论》则由梁启超寄给东亚同文会的机关刊物《东亚时论》的文章改编而来。（注：有关研究参阅狭间直树《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成书考》，《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从体裁上说，这一卷是议论文，与其他各卷稍有差别。按照“成书告白”的提示，它应该是所谓“议论精明”的部分。从内容上说，第一章《中国之将来》意在说明，如中国要寻求保全之道，不能依靠西后政府自动改革，也不能等待地方督抚如张之洞等实行局部的变革，更不能进行欧美式的革命，惟一的出路是由光绪皇帝来领导全面的维新。这条出路实现的前提是中国得以保全，免于瓜分。所以第二章《支那与各国之关系》和第三章《日英政策旁观论》就说明如何实现这个前提。第二章分析了中国与俄、英、日三国的关系，指出俄国是瓜分中国的元凶，而瓜分中国对英日两国不利，所以两国要使中国免于瓜分。而要做到这一点，梁认为只能希望中国进行改革。中国如何才能改革呢？以下转入第三章，认为英日两国应该冒着与俄国开战的危险来制止俄国侵略，保全中国，使中国能进行改革。总之，《政变后记》说明了中国的前途是在英日两国帮助下，由光绪皇帝进行维新。这是在《尊皇篇》等几篇说辞基础上形成的完整的时论。
新政的“本末”是与《政变后记》相配合的“翔实记载”。两者结合在一起，根据“成书告白”的说明，就已经“将中国之将来言之了如指掌”。《政变后记》以议论的方式说明，中国未来是在英日帮助下实现光绪领导的维新。而《改革实情》就以叙述方式说明，康有为是新政的实际倡导者和思想领袖；光绪信任并部分实践的是康有为的改革方略和措施。
将全书的“记载”和“议论”综合起来，就可得出作者期望的结论：只有康有为才是中国惟一的改革力量，只有康有为的方略才是惟一的救国方案。
总之，梁启超对“新政本末”的介绍以及《戊戌政变记》全书的刊行都是康梁师徒针对当时环境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是面临日本政府的驱逐行动而开展的游说话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结论：《戊戌政变记》的性质及其对戊戌变法史研究的影响
本文探究了《戊戌政变记》初版九卷本的成书过程，从中可以得出结论：该书与康梁等人1898年末至1899年初的现实政治活动密切相关，并且是这些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该书两个主要部分（新政“本末”与政变“原委”）的编撰和发表都与特定的时事在在相关。作者根据政治利害关系，为了游说日本政府出面支援，也为了推脱新政失败的责任，反击国内外的批评，匆匆编写了政变原因，并且在《东亚时论》、《清议报》等刊物上适时发表。而为了争取日本政府继续支持康有为而非慈禧、张之洞和孙中山等人的改革路线，梁启超撰写了维新变法的简史，肯定了康有为在维新运动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在戊戌新政中的重要影响，强调康有为一派是中国未来的惟一进步力量，并且将《戊戌政变记》全书在康有为离开日本不久出版。梁启超在撰写过程中受到现实环境的直接影响，不仅考虑史事的真相，还要顾及自身的政治利害，在有关戊戌政变和戊戌维新史一些关键问题上进行了特意的安排。这些事实足以说明《戊戌政变记》一书是康梁的政治宣传品，而非简单的纪实性历史著作。
从实际效果来说，它未能为康梁赢得政治上的权力，甚至在当时也没有能使康梁在日本的处境有所改善，因为政治终究要用实力说话。但是从思想层面看，它很出色地完成了使命，因为作者充分利用当事人身份上的优势，获取了对其著述的客观性和权威性的认可。历史在这里展现了它的严峻和反讽，慈禧等人凭借政治势力暂时挫败了维新力量，但是梁启超却用富有魔力的笔取得了叙述戊戌变法史的权力。
从研究的角度说，《戊戌政变记》虽然是康梁为游说日本政要而构思组织的说词，但是它对戊戌年中国政局的分析却不失为一家之言，在戊戌变法研究史上是值得纪念的大事。尤其是它既从宏观角度考察中国维新运动的大势，也从康梁本人的视角介绍了戊戌变法的脉络，使戊戌变法史的大致情况展现在世人面前，为研究者提供了相当的便利。就当时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思想水平而言，康梁不仅在政治实践中推动了国人思想的解放和国家的近代代进程，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也为近代史学研究留下了珍贵的资料，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历史贡献。但是根据本文的研究，《戊戌政变记》实为康梁应急的政治宣传品，而非纪实的信史。梁启超介绍戊戌变法的有关史事时，不仅仅关心历史的真实，也考虑自身所属的政治派别的现实利害。这种动机使得《戊戌政变记》的描述带有康梁固有的党派色彩和偏见，也使以其为蓝本的戊戌变法史的基本叙述框架潜藏着一定的风险，研究者的视野与价值标准可能为康梁所左右。为免去这种危险，似乎有必要进一步检讨现在以《戊戌政变记》为蓝本的戊戌变法史宏观叙述框架，以期戊戌维新运动的研究向前发展。
(资料来源：《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