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 2008-1-17 03:02
略论《白史》的史料
作者：扎洛来源：中国藏学
[中图分类号]K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04)01－0025－03
在根敦群培辉煌而丰富的学术成就中，《白史》作为其在史学方面的代表之作，在面世近60年之后依然赢得中外治藏史者的一致好评。这部相当于作者完整构思之开篇的著作，已使读者领略了他人本主义的史学思想和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读来有如饮NKI}lMM之妙，又有振聋发聩之力。以笔者之浅陋，无以总结他的史学成就，现仅就拜读之余对《白史》在史料运用方面的一些感想，讨教于专家。以笔者之见，人们对《白史》科学性价值的肯定，首先源自于对其史料运用即对史料的选取、甄别和考订方面的肯定。根敦群培成长于藏族传统的神学知识体系的氛围之中，在那里史学不是探寻、分析、总结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科学，而是“神学的奴裨”，是古代法王们推转佛法巨轮的事迹汇集，充满了臆想与虚构。那些地方史、民族史的真实信息淹没在大量有关佛教传播、发展过程的论述之中，神的历史得到了赞美，而人的历史却遭到贬抑。以至于那些藏族史中“连那些外国史学家尽皆熟悉的历史部分，本地大多数人却到了似知非知的地步”。根敦群培在南亚的游学经历，使他掌握了现代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认识到自己民族在亚洲历史上的影响与地位，这使他强烈地感到那些奉为神圣的王统史、教法史中的谬误与缺憾所在，因此产生重写藏族历史的冲动实属必然。要重写藏族的历史，首先必然面临选用哪些史料的问题。概而言之，笔者以为《白史》的史料主要包括如下四种：
1、西域、敦煌藏文文书
20世纪初，敦煌、西域古代文书的发现，极大地促进了国际东方学研究，那些尘封了千年的古代文书，或完整、或残破，但却是那样的真实、生动，极好地弥补了帝王史有关社会生活细节描写之不足。根敦群培在南亚游学之际，正是敦煌、西域文献研究在欧洲蒸蒸日上之时，这些东方的瑰宝在劫掠到欧洲后，经过40年的整理、研究，已开始陆续发表、出版有关的成果作品。英国学者托玛斯(F.W.Thomas)曾发表系列论文，并于1935年正式出版《关于中国西域藏文文献和写本》第一卷，其中收集了《牛头山授记》、《于闻国授记》、《于闻国教法史》等。1940年巴柯(M.Bacot)、杜散(Ch.Toussant)在法国出版《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包括《吐蕃大事纪年》、《吐蕃赞普传记》、《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等。根敦群培在印度
根敦群培：《白史);[z]，见格桑曲批译编《更登群佩文集精要》，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页。期间曾与巴柯、黎吉生(H.Richardson)等有过交往，从而接触到了西域、敦煌文书，他说在敦煌所发现的大批藏文与回给文古籍，“已被许多国家所分据，从已寄给印度及许多外国研究历史的学者手里的文献中，我看到有部分真迹(原本)及各种印本和抄本”。据载，他与巴柯合作解读敦煌文书，而以刊布吐蕃碑文而声名雀起的黎吉生也曾赠以根敦群培敦煌文书复制品。根敦群培在研读这些史料后指出，这些吐蕃时代的作品“虽然词句过简，对于嗜好神奇冗长传记的人，不能使其感到丝毫的满足。但是，对一位研究真实历史的人来讲，其义扼要、根基坚实，犹如黄金铸就的地基”，“这些在诸王时代，由藏人亲自著录、未经他人笔尖触动修改，在沙石泥土中沉睡了近千年的古老文献，不但足可在世人面前引以为豪，且能使人了解我们古代史籍的措辞风格”。西域、敦煌文书展现了吐蕃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复杂与曲折，与教法史中那些充满神秘色彩的“祖孙三法王”的故事相比，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但是，对这些史料根敦群培也不是盲目照搬，而是“作细致的比较研究”，择其“确实可信者”用之，表现出严谨的治学方法。
总之，根敦群培在《白史》中充分地运用了他所掌握的西域、敦煌文书史料，论从史出，依据这样的史料，《白史》在内容、体例甚至语言上与前人大相径庭也就不足为怪了。
2、吐蕃碑铭文献
现代史料学强调原始史料的重要性，认为越接近事件发生时的记述越含有更多的真实信息。根敦群培的《白史》除了开篇的引子外，仅完成囊日伦赞、松赞干布、芒松芒赞三代赞普的历史，在吐蕃时代的文献作品奇迹般地消失殆尽，无处可觅后，他只能借助于考古材料。在《白史》中，他除运用了在南亚如尼泊尔抄录的碑文之外，主要利用了拉萨及其周围的古寺中仅存的吐蕃碑铭。
根敦群培至少在与黎吉生的交往中已经了解了这些碑铭文的价值，但他在动笔撰写《白史》之前，又亲自前往抄录噶迥寺古碑上的铭文，并指出“依据噶迥的碑文可以纠正以前王统历史中的一些错误”。我们不妨借此略作探析，噶迥寺的碑文主要记载赤松德赞时期通过与王公贵族盟誓以扶持佛教的情景，其中除了纠正古代王统史上有关赞普世系排序的混乱外，对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发展情况也有纠正作用。仅以松赞干布时代为例，碑文中称：“甚神赞普先祖赤松赞之世，始行圆觉正法，建逻些大昭寺及诸神殿，立三宝所依处”。其中仅提到子‘逻些大昭寺及诸神殿”，然而在后世的王统史、教法史中为塑造“祖孙三法王”的光辉形象，极尽夸张、附会之能事。在奉为圣典的伏藏作品《柱间遗教》中开始出现所谓松赞干布修建镇魔寺的说法，其后《王统世系明鉴》等无不追随其说，而到《贤者喜宴》中则给每一座镇魔寺配有“支寺”，凑成108座之多。其实，如果研读噶迥寺碑，其中明确记载道：“父王赤松德赞之世，于札玛建桑耶寺等寺庙，中央及四境遍建神殿，立三宝之所依处”，根据噶迥寺碑的文义逻辑，赤松德赞时代佛教的发展是经过四代赞普的努力才逐步实现的。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佛教在松赞干布时代初传吐蕃便得到迅猛发展，辉煌如斯，并不符合一般的历史逻辑。其实，《汉藏史集》为我们揭开了佛教徒们对松赞干布进行神化的秘密所在，其中道：“松赞干布王之一生功业可以与释迎牟尼在印度所建树的十二功业相比拟，所以在拉萨大昭寺绘有松赞干布一生十二功业的图画，在忿怒金刚像背后建有纪念他的八塔”。要把人间的赞普塑造成为神圣的转轮王形象，就不得不添枝加叶了。
我们不知道根敦群培是否掌握了在拉萨之外的其他吐蕃碑文，但是，只要对任何一通吐蕃碑文作细心研究，都足以撼动教法史中以“祖孙三法王”的传法事迹为吐蕃历史主干结构与内容的史学传统。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这些古老的石碑在风雨中矗立了千年之久，而不为修史者所重视的真正原因。
3、两唐书《吐蕃传》史料
我国汉地从先秦时代就有较为成熟的修史传统。唐蕃兴衰几在同步，两地之间关系极为密切，因此在唐代的各种史籍中留下了大量关于吐蕃的记载。完成于945年(后晋开运二年)的《旧唐书》与北宋初年的《新唐书》，均依据唐代的实录等文献编纂而成，其史料价值为历代学者所首肯。其中《吐蕃传》所保留的有关吐蕃社会历史的资料，许多可与西域、敦煌文书互相印证，因而尤为国际藏学界所重视。
两唐书《吐蕃传》何时得到译介为藏人所知，目前尚无定论。至少在成书于1363年的《红史》中就已经引用了由‘汉地译师绛主与国师仁钦扎巴二人”的简略译文。根敦群培指出，蔡巴·贡噶多杰的《红史》与桂·循努贝的《青史》中有关吐蕃历史的基点完全是依照两唐书《吐蕃传》而撰写的。他还指出“在过去帝王时代，似乎曾经禁止阅读唐朝的历史，近来则已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为全球所知晓。此次承蒙许多练达双语学者的鼎力协助，将各种译文相互补正，并弄清了译文出处”。对于这些可信的资料，根敦群培在《白史》中以“nga"字标出，并不惜大段地引用，在考证西藏古代风俗和松赞干布、芒松芒赞两代赞普的历史时，充分地利用了两唐书《吐蕃传》史料。对于这种长篇采录的做法，根敦群培特意作了说明，他说：“如果想要了解古代的风俗如何，惟有阅读其他文字撰写的历史，至于藏人详细描写本地风俗者，实在难得。这类现象在各国都同样存在”。今天的史料学也表明风俗史的资料更多地要在异族记述中去寻求，因为只有那些与己不同的风俗现象才会引起记录者的关注。
4、古代藏文史书
撰写西藏的历史，不可能抛开藏族古代的诸种王统史、教法史及传记材料，但是，根敦群培在利用这些史料时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要在厚厚的宗教迷雾中发见纯真的古代史实，必须耗费甄别、考证、对比之功，而要对历史上为数众多的藏文史书进行这样的史料鉴别工作，仅有个人之力又岂能为。根敦群培在《白史》开篇的史料介绍中虽然单列出“dkyus'，字号以示藏文史料，但那是他综合“诸多王统史片断”并“依照本人研究所得而写”的，艰苦慎审的资料取舍工作其实在文章之外。即便如此，综观全文，他也只是选择性地利用了《巴协》、《五部遗教》、《红史》、《青史》、《布顿佛教史》等几种。他对这些藏族史书进行的史料学鉴别，应该说开启了藏族史料学的一些基本方法，遗憾的是这项藏史研究中的基础工作至今进展有限。
与此同时，根敦群培还公开表示在吐蕃史的研究中参考了苯教文献，虽然其目的在于“尽力做到使文章不沾染因寡闻而主观臆断和偏执的谎言等污垢”，然而作为一个佛教僧人，在一个以佛教为正统的文化环境中，能够超越宗派樊篱，其勇气非常人可以想见。
通读《白史》，我们会发现根敦群培所用史料其实远不止上述四类。他尽可能地从藏区周边的国家和民族的古代文献中搜集史料，比如他几处运用了波斯文和梵文的材料，体现了他所用史料来源之广泛。
根敦群培的人生充满了艰辛和痛苦，他因叛逆而艰辛，因觉醒而痛苦，想象他在生命终点时的苍凉情景，不禁令人惋惜和悲愤。然而，他的人生又是丰满而充实的，他的叛逆与敢为人先的精神，使他将现代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引入西藏，并完成了中国藏史研究在20世纪上半期的代表之作。在根敦群培诞辰百年之际，我们缅怀这位开风气之先的史学巨匠，应该从《白史》的史料运用中获得启迪和鞭策。
[作者简介]扎洛，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