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 2008-1-16 22:20
桑耶寺强久斯玛吉林殿壁画考
作者：白日·洛桑扎西来源：中国藏学
[摘要]本文通过对桑耶寺中象征北大洲的强久斯玛吉林殿建筑和壁画的考证，认为该处是整个桑耶寺建筑群中保存比较完整的遗址之一，即墙体是建寺时的遗存，壁画属于公元8世纪至11世纪早期藏式佛像画风之“中原——藏式画风”，其塑像作品出自中原的汉族艺人之手，体现了吐蕃时期藏民族与周边民族之间文化上的交流与友好往来。
[关键词]桑耶寺；吐蕃；强久斯玛吉林殿；墙体；画风
[中图分类号]J218.6（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04）01－0075－05
桑耶寺位于西藏山南地区扎朗县桑耶镇中心，于公元8世纪由吐蕃赞普赤松德赞主持修建，历时12年，史称为西藏第一座佛教（佛、法、僧)寺院。桑耶寺总体建筑群布局结构依照佛教密宗中坛城的模式构成。.以象征着须弥山的“乌孜”大殿为中心。“乌孜”大殿四方各建有一殿，象征着四大部洲；四方各殿附近各建有两座小殿，象征八小洲。主殿左右又建两座小殿，象征日、月；主殿四角建有红、绿、黑、白四塔，在这些建筑周围又围上一道圆形围墙，象征着铁围山。围墙四面各设一座大门，其中，象征北大洲的强久斯玛吉林殿。位于“乌孜”大殿北面约200米处，座南朝北，殿门直对北大门。根据史料记载，原为两层楼房建筑，目前仅剩底层佛殿。
穿梭于桑耶寺大大小小的佛殿寺塔间，从墙体的外观上，我们很容易辨认出强久斯玛吉林殿，因为，总体比较之下，该殿底层墙体的建筑石料未做任何加工处理，墙面显得比较粗糙。石料疏密不均，明显感觉凹凸不平。在当地的民间传说中称其为“非人所为”。即“鬼砌墙”这类古墙，在桑耶寺尚存有几处。惟独强久斯玛吉林殿的墙体较为完整。其他建筑物墙体的残存基本上高不过1.5米。在笔者看来，民间传说中“鬼砌墙”的说法很可能是由初建桑耶寺过程中佛苯之间的斗争所引起的，后来的人们对反佛方的阻碍行为赋予了传奇色彩。我不敢断言这种墙体是否属于当时的砌墙技术，因为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很大一部分吐蕃初期的建筑废墟都为夯土建筑。而吐蕃时期石料建筑的实际砌墙技术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考证。但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在民间传说中所谓的“鬼砌墙”之称呼实际上隐含着这样一个信息：即此墙体为建寺时期所砌筑。当地人对这一说法坚信不疑。如今，此墙在桑耶寺成为一个景点，周围的村民和寺院的僧人都会对旅客和朝圣者作类似传奇的解说。“鬼砌墙”的传说能流传下来，至少为此墙体是否为吐蕃时期建筑遗存的考证提供了一种参考。
强久斯玛吉林殿现存被称为“鬼砌墙”的墙体面积占主体建筑墙体面积的3/4左右，即建筑物主墙体总高度约5.5米，其中，“鬼砌墙”的平均高度约为3.5米。在这个高度的后墙体面上不知什么时候新开了一扇小窗户，小窗户以上为新砌墙〔年代待考)。墙面上部的新砌墙与下部的“鬼砌墙”在砌墙技术和风格以及表层陈旧程度等诸方面显示出明显的年代间隔。走进佛殿，在殿内正常光线之下，我们很容易地发现小窗户以下和以上的墙面倾斜度不一，出现强弱不同的反光，进而能够证明墙体外部显示出的墙面上部与下部砌墙年代的不同期性。
众所周知，在西藏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桑耶寺，也是命运多舛。该寺曾多次遭受人为和自然的破坏，尤其在佛教后弘期的初期巴振僧众纷争中桑耶寺的大部分佛殿被毁。从赤松德赞之子赤德松赞起至近代，不同程度、不同规模的维修近10余次，其中，11世纪热?译师和第模?德列加措摄政时期（1757-1777年)，以及19世纪摄政王热振?次臣坚参活佛执政时期，维修规模最为宏大，真可谓动了几次大手术。
我们确信，维修过程中，桑耶寺建筑群的外观基本上保持了原貌，重点维修对象是各殿所供佛像和壁画，以及对墙基的恢复或加固工程。《热?译师传》中记载“为了维修桑耶寺，所用木材运自韦卡（今桑日县境内)，雇请了五百个土木工和画工……”可见此次维修规模之宏大。另外，在协扎公。旺丘杰波所著的《桑耶寺志》中详细地记述了桑耶寺维修的规模和难度，并记载了700多名雇佣画工、木工等手工艺者的具体职位和姓名。以上资料表明了桑耶寺在建寺至今所经历的维修规模和程度。在没有文物价值概念的年代里，越是大规模的维修越容易毁坏文物，越是重要的佛殿越容易受到这种维修意义上的损坏。强久斯玛吉林殿躲过了彻底性的毁坏，但终究没有逃脱相对性的破坏，新旧墙体的对照就是最有力的见证。
幸运的是，强久斯玛吉林殿仍留有早期的壁画。旧墙体的残留部分与早期面貌的壁画遗存互为印证。呈现出旧墙体与壁画绘制年代为同一期的可能性。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该殿现存的较早期的壁画部分在原造型不变的基础上曾有过修补或复修的痕迹，局部造型上根据不同时期的审美要求做了一些改动，如：立粉的三叶冠头饰和个别佛像的面部五官造型。尽管如此，强久斯玛吉林殿的建筑和壁画作品很可能是整个桑耶寺建筑群中相对保存比较完整的遗址之一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桑耶寺范围内还没有发现比强久斯玛吉林殿壁画更早的壁画遗存，据此可以认为其墙体建筑也应该是早期遗存。
强久斯玛吉林殿内供奉的佛教塑像和壁画内容，在《底吾佛教史》、《巴协》、《莲花遗教》等史料中都有记载，据载该殿内供奉了主尊无染莲花佛、金刚持、除盖障菩萨、甘露漩明王、金刚撅、四十二十方菩萨以及相关《宝云经》的造像内容等“静猛天众”的群像。史料中仅仅提供了以上塑像和壁画的内容，但是没有记述具体布局情况，它应当包括已荡然无存的顶楼二层殿内的壁面和塑像，底层殿内目前遗存的壁画应该属于菩萨类内容。小窗户以上新墙体部分绘制了翻跌坐姿的佛像。以下“鬼砌墙”部分绘制了菩萨饰样的立像群。从壁画的画风到色彩的新旧程度，有明显的时代间隔。小窗户以上补画部分，从造型、结构、色彩搭配以及明暗处理方法等很多方面类属于晚唐派画风特征，修补年代应该不算很早。而下部墙面的壁画，从菩萨的装束来看：头戴三花宝冠；头部用布条高高包起，形成卷桶状高帽，耳戴大耳环，身着翻领长袍，个别部分身着三角翻领长袍，神像布局紧凑，红、白、蓝、绿等大色块平涂。从以上特征来分析，应当属于公元7世纪至11世纪出现的早期藏式佛像画风②。这类装束属于吐蕃时期王室贵族的装扮，它并非为西藏的原物，而是来自伊朗萨桑王朝（Sassanida。约226-651世纪)服饰的影响，后流行于吐蕃上层社会（基本是从郎日松赞之后盛行的装束)。在前弘期，佛教传入西藏之初，为了迎合信徒，吐蕃王室贵族的装束移到了佛和菩萨的圣体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早期藏式美术风格。
早期藏式美术风格又分为“印度－藏式画风”，和中原汉式佛像画风影响下的“中原－藏式画风”。强久斯玛吉林殿的画风属于后一种。“印度－藏式画风”最典型的特征是利用了早期印度绘画的凹凸法，扎朗县境内的扎唐寺壁画就属于这一类〔建于1081年)。而中原汉式佛像绘画影响下的“中原一藏式画风”，较典型的是：头戴三叶宝冠，头部用布条高高包起，形成卷桶状高帽或平顶高帽。耳戴大耳环，身着翻领长袍等装束。除这些特征外，还有平涂的色彩、朴素的线条、浑厚的造型以及顺肩下垂的厚重头饰飘带，使菩萨像显得格外庄重而俊美。壁画常以红、白、蓝、绿等浓烈的原色为基调，给人以庄重深沉的感觉，这种影响主要来自北朝以来的中原宗教壁画的风格。强久斯玛吉林殿内的壁画恰恰具有这种画风特征。另外，在造型方面众菩萨的脸部微胖，颈部较细，肩膀宽厚且圆润，看上去有几分秀气，明显受到唐朝时期佛教神像女性化的画风影响。从该殿中泥塑与壁画的整个构图布局来分析，也具有典型的盛唐时期石窟寺的影响。其突出的布局特点是善于利用泥塑与色彩、壁画相结合而达到统一的效果，彩塑背后的壁画有机地与塑像结合在一起，形成空间的延续。我们走进佛殿很清晰地看见原塑像的位置在壁画中还空着，原塑像应该是和壁画完全结合在一起，塑像背后的头光圈与身光绘制在壁画的恰当位置中。
强久斯玛吉林殿虽然经历了多次毁坏，但是底层佛殿的壁画部分相对保存的比较完整。多次维修后的今天，塑立了新的泥塑像，某一期的维修中还加高了最初的佛像底座，底座后面的壁画看起来似乎保存完好。如果没有加高塑像底座，我们还可能看得到这些菩萨脚上穿着卷头长筒靴，因为，菩萨穿靴也是“藏式画风”最典型的一个特征。
在西藏，大大小小的寺庙中祖辈们留下的佛教艺术杰作浩如烟海，如果没有切实可信的文字记载，对这些壁画或雕塑作品断出确切的年代和作者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西藏的大部分佛画艺人不会留下任何个人的资料。绘制佛像是神圣的，是为个人和众生积德的行为，无须体现个人的荣誉和价值。这些对于我们后来者研究早期艺术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在此，我们只能通过壁画的遗存情况和画风以及极为有限的文字记述来讨论和分析其年代。本文所采用的初建桑耶寺的时间为公元787年，自然上限年代为8世纪末。根据壁画的画风特征，下限年代可以定为11世纪末，因为，强久斯玛吉林殿的壁画风格应属于早期藏式美术风格，而身着卷桶高帽、翻领长袍的佛像，自1045年以后基本消失，即使保留，也只有供养人（俗人)形象。因为1045年阿底峡尊者的入藏意味着正统的佛教及佛教艺术（印度波罗王朝的佛教艺术)在西藏广泛传播，阿底峡尊者在西藏逗留期间，曾拿出巨资维修了桑耶寺，在当时即便是翻修也不会塑造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这种“藏式美术风格”的佛像，因为阿底峡尊者不赞成在寺庙中塑造“不规范”的神像。在他之后的西藏佛教艺术中，我们（目前)几乎看不到穿着“俗装”的佛和菩萨，可见佛教在藏人心目中神圣的、稳固的地位和阿底峡尊者的权威性。因此，强久斯玛吉林殿的壁画遗存部分绘制的下限年代应当在11世纪以前。是否为建寺期的最初的壁画原作，目前，还不能完全确定，只有在将来多种学科合作并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后才会有更确切的结论。在何周德、索朗旺堆两位先生编著的《桑耶寺简志》里讨论强久斯玛吉林殿〔该书中称“桑结林”)的段落中写道：“桑结林原高二层，现只存底层，外墙最早为夯墙，内夹白玛草，现在还有遗迹可寻。”壁画年代考证中显示为“当属早期遗存”而没有断出具体时间范围。笔者曾4次前往桑耶寺实地考察，也许可能是专业上的疏忽，未能发现夯墙遗迹。前面曾探讨过强久斯玛吉林殿中壁画与建筑可互为佐证。本文中笔者不排除“鬼砌墙”为建寺初期的建筑遗存的可能性，所以暂且把壁画绘制的上限年代定在公元8世纪左右。
强久斯玛吉林殿的壁画风格除具有明显的早期藏式美术风格特征之外，从壁画的布局构图、风韵及色彩搭配等方面又具有唐代石窟寺的美术特征。这一点不同于扎塘寺（11世纪)主殿中左部壁画中的不带加工的唐人模样的供养人。强久斯玛吉林殿的壁画风格为什么会有中原佛教美术的影响呢?我们翻开《巴协》（又名《桑耶寺广志》)，讨论一下史料中描述的一位建寺初期的佛画艺术家，也许可以找到答案。这位艺术家的名字叫“嘉?蔡布坚”或“嘉?蔡那堪”（藏文音译），从史料的字里行间分析，他很可能是个掌握中原佛画艺术的佛画艺术家。在此，对这位建寺初期出现的艺术家的身份可作如下分析。
在比较权威的桑耶寺修建史料《巴协》中，有这样一段关于画家的记述：当时的执政赞布赤松德赞修建乌孜大殿之初，根据堪布寂护（藏语音译为“希瓦措”意译为“静命”)的旨意，首先修建了阿尔亚巴罗林殿。主体建筑完工后，赞布发愁无人塑像、绘制壁画，此时，堪布寂护说：“赞布不必心急，请您下旨准备工艺材料，画家自会来到。”话音刚落，迎面走来一位身背一筐子画笔画具的人，自称是嘉。蔡布坚，他说：“吐蕃的赞布修寺塑佛绘像，而塑佛绘像方面世上无人比得过我，我自当相助。请可赞布要塑汉式佛像、还是要塑印式佛像。”王臣正商量时，堪布言道：“佛陀源自印度，理当塑印式佛像。”赞布说：“如果塑绘藏式佛像，定能使信仰黑教的吐蕃臣民归顺于佛教，请允许塑绘藏式佛像。”堪布言道：“那么，请召集臣民，准备塑造藏式佛像。”当时，为了塑造藏式佛像，从被召集的臣民中，选拔了一些具有特殊身材、容貌优势的男女，作为塑像的模特。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依照模特塑造佛像的本意仅仅在于模仿特殊的服饰装束，而容貌特征和骨架结构方面，藏人与中原汉族或印度人。都没有太突出的区别。按当时的绘画技巧，也不完全具备写实的功力，更没有必要用普通人的形象来替代佛或菩萨的形象。从以上的史料记载，我们可以分析出这位画家很可能是个来自中原的汉族艺人。因为：
（1)既然这位画家同时精通汉式造像风格和印式造像风格，他必定不是印度人；印度人没有理由掌握汉式造像风格，因为佛陀本是源自印度，而且印式画风因属于正统佛像画派而广受欢迎。那个时代的本土藏人对佛教起码的教理知之甚少，更谈不上佛教造型风格，至于这位画家的身份，惟一的可能性是中原汉族艺人。
（2)史料中作者故意点出了“吐蕃的赞布”这句称呼，显示出对方不是赞布的臣民，而是个外族人。
（3)作者把“一筐子画具”这句中的“筐子”，在史料中直接引用了汉语音译。筐子又是自古以来汉族地区普遍使用携带的器具。可以说点出了汉族人的某一特征。
（4)从“嘉·采布坚”的名称来分析；藏文中“嘉”是指“汉族”；“采布坚”在藏文中有“蔡氏之子”的意思，史料中给出的另称“嘉·蔡那堪”也许是画家的真名。早期西藏的史料中族名或地名习惯地放在人物姓名之前，比如：尼泊尔人阿尼哥，卡其·班钦释，嘉撤·文成公主（“撤”字在此句中有“妃子”之意）。自古以来藏文史料中称汉族为“嘉”。从而我们可以推论出“嘉·采布坚”很可能是个汉族艺人的人名。强久斯玛吉林殿的造像作品很可能出自“嘉·采布坚”之手或在他的影响下逐渐成熟起来的传承着中原唐代画风的某个画家群体之手笔。另外，在《布顿佛教史》、《红史》等史料中认为桑耶寺始建于火兔年（797年)，阴土兔年（799年)竣工。如果这种推论能够接受，那么，桑耶寺中出现中原佛像风格，更是理所当然，因为公元786年到公元848年著名的佛教石窟寺敦煌一直被吐蕃控制着，这一时期在敦煌创作的大多数艺术品除出自部分吐蕃艺术家之外还出自唐朝或中亚艺术家之手。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几幅具有代表性的描绘吐蕃赞布礼佛的著名壁画和部分绢画，壁画中的赞布还穿着与藏式画风菩萨相同的翻领长袍和高桶平顶帽（图版五。见封二)。强久斯玛吉林殿的泥塑与壁画布局显示出石窟寺的布局特征就不足为奇了。
众所周知，桑耶寺乌孜大殿的建筑风格和所供造像的艺术风格采用了三种样式：即底层为藏式石料建筑结构和造像风格，中层汉式砖木建筑结构和造像风格；顶层印度式的木制建筑结构和造像风格。在那个年代，具有很强的区域性文化特征的汉式造像风格和印式造像风格，对处于初级状态的藏式造像风格，就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在当时形成藏式造像风格的过程中，由于供养人或画家个人的主观因素，有的壁画偏向于汉式造像风格，而有的则偏向于印式造像风格。强久斯玛吉林殿的壁画应属于汉式造像风格影响下的藏式造像风格。
综上所述，强久斯玛吉林殿的壁画是绘制于公元8世纪至11世纪之间的佛教题材的早期绘画作品，是这一时期盛行于西藏各个佛教寺院中的早期藏式美术风格的代表性绘画作品，壁画风格应该类属于中原宗教绘画画风影响下的藏式美术画风。由于特殊文化历史环境的原因，藏式画风出现了两种比较典型的风格趋势：中原宗教绘画画风影响下的汉式造像风格和印度佛教绘画影响下的印式造像风格。不管是哪一种画风，都是佛教这一外来宗教文化传入吐蕃社会、走入吐蕃民众精神生活过程中的产物，是藏族先民智**结晶。它体现了吐蕃时期藏民族与周边民族之间文化上的交流与友好往来。强久斯玛吉林殿在桑耶寺的总体构成中，显得十分渺小，正因为如此，虽然历经风雨，但在维修过程中得以避开了新壁画替代旧壁画的彻底性维修，因而，今天我们才有机会看到早期的绘画风采。
[作者简介]白日?洛桑扎西，西藏大学艺术系美术专业研究生。（拉萨85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