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猪 2008-1-15 00:34
尘中明镜：洪升《长生殿》中之历史、思想与宗教世界 （摘要）
作者：张春树 骆雪伦
在中国历史上，朝代转换常是文化发展之转变要害点，因为在这转变期间新政治制度与统治阶级、新经济政策、新社会方针、新军事组织方式、新思想种子、与新道德规范等都逐渐蜕变而出。新旧制度、思想之替换常需要很长之时间去调节与适应。在这一段调整时期，最受影响者无过于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不但在政治与物质环境方面需要调节适应，在思想方面--尤其是「忠」的归属问题--更面临极为复杂与多变的诸多挑战；另外，他们还要检讨前朝亡因与本朝兴由以尽他们所崇信的历史责任与指出当朝应走之道途。正因如此，知识分子在这段时期内多透过史学上的、文学上的、一般随笔性的著作来描述分析他们所感受和经验到的问题与抒想的议论。这些著作在一方面是研究中国历史最丰富的文献之一，在另一方面又是研究某一朝代转换时期内思想发展与一般问题之最有价值的材料。
十七世纪间之明清朝代转换是上述这类朝代转换情况的一个最具代表性者之一。其一般历史重要性与所关系中国近代一切发展者已是众皆熟知，但在思想方面它也是关系中国传统思想方法与范畴之演变的一个转折点，而在文献资料方面又是一个最丰富的时期。基于这诸多原因，我们撰述了一部研究明清朝代转换期间的文化、思想、社会与经济的专著，共分三册，用英文写成，时间起自明朝崇祯初年，止于清朝康熙末年：第一册为《明清时代之社会经济巨变与新文化》，于1992年由密西根大学出版社刊印；第二册为《清初士人教育与通俗文化》，于1997年由密西根大学出版社刊印；第三册为《明清时代之历史、传统与文学》，尚在最后阶段，而本文便是其中之一章。
本文以清初诗人与戏剧家洪升与其最负盛名之剧作《长生殿》为研讨中心，共分六部分：首先简论洪升的家庭背景、一生经历、师承与交游、思想渊源，以及著作成就；最后乃讨论洪氏一生之重大问题，如其爱国思想之问题、对「忠」的观念与看法之问题、所谓「家难」的问题、其父为洪起鲛[字武卫]的问题、演《长生殿》致祸的问题等等。
洪升为浙江钱塘人，生于清初顺治二年七月一日[1645年8月21日]，卒于康熙四十三年六月一日[1704年7月2日]，与同时代之孔尚任[山东曲阜人，1648-1718]为清初剧坛之「双璧」。洪氏之《长生殿》成书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孔氏之《桃花扇》写成于三十八年[1699]，两剧前后相隔十年，而皆于成书后即传唱极甚，轰动京师。然二人皆于其剧成之翌年即因之「罢官」，其后两剧却又盛行于世，「南洪北孔」遂成清代曲家之代表，即于当时已如二人之知友金埴[1663-1740]所云：「两家乐府盛康熙，进御均叨天子知。纵使元人多院本，勾栏争唱孔、洪词。」[见《巾箱说》]洪、孔两家之词主题有基本相同之处，故两家之命运亦如一途，实为治史者所可深思细会者。孔尚任与其《桃花扇》我们已作具体讨论[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九卷下册，1978年，页307]，今再以同样之分析方法与历史研究观点来论洪升与其《长生殿》，是即本文之第二部分。
清中叶曲论家梁廷柟[1796-1861]评洪升之《长生殿》云：「钱塘洪昉思升撰《长生殿》，为千百年来曲中巨擘。以绝好题目作绝大文章，学人、才人一齐俯首。自有此曲，毋论《惊鸿》、《彩毫》空惭形秽，即白仁甫《秋夜梧桐雨》亦不能稳占元人 词坛一席矣。……..读至〈弹词〉第六、七、八、九转，铁拨铜琶，悲凉慷慨，字字倾珠落玉而出，虽铁石人不能不为之断肠，为之下泪！笔墨之妙，其感人一至于此，真观止矣！」[《曲话》，道光十年〔1830〕刻本，卷三]梁氏此论道尽《长生殿》之本事、动人之神笔，与其在词曲史上之地位。《长生殿》写自唐代中叶后即成中国文学创作主题之唐玄宗与杨贵妃故事，其文有小说、戏曲、诗歌等，至洪升时所流传熟知者已有百五十余种以上，而其中最闻名者亦在三十余，梁氏文中所提及 之元代白朴之《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明人吴世美之《惊鸿记》与屠隆之《彩毫记》即是。洪升之创作《长生殿》为集各家之长而又独出心思予以创新，故能超越前人之作而成「千百年来曲中巨擘」。梁氏于百余年后仍见其传唱之盛，故云：「《长生殿》至今，百余年来，歌场、舞榭，流播如新。」[上引《曲话》中文]
洪升作剧过程亦极复杂。其本人精通音韵词曲，「年少即能吟绝妙词」(柴绍炳语)，负「英绝之才」(黄机序洪升诗集《啸月楼集》语)，此皆为其创作之基础所在，而他本人之写《长生殿》亦是数易其作，先有《沈香亭》，再有《舞霓裳》，后乃成本剧，可见其创作构思之精审。故不仅文义使「学人、才人一齐俯首」，即词釆、结构、排场亦是超胜，而又「宫调合律、宾白工整，众美悉具，一无可议」(王季烈语，见《螾庐曲谈》，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刊本，卷二，页二)。此为洪升之文学创作艺术，在本文尚为次端，因本文之主端在研讨《长生 殿》中之思想与历史观以及文化意识。
《长生殿》之作是以人世「情缘」为主线，以朝代兴亡、国家治乱与个人道德操守为故事之深义所在。洪升以唐玄宗与杨贵妃之情、安禄山之乱为其剧作结构发展之大纲，而实所写者却为个人之忠信、国家民族之兴亡与士人之责任等等大问题，复以其本人身世之感受发而为至情之文。此剧之实在背景当为明亡清兴之朝代转换，而其深义则又为对文化精神与人生命运之神秘性之探索。故本文之重心亦在研讨洪升之历史观念[第三部分]、人本思想[第四部分]、宗教世界[第五部分]，与其对文化传统之体认与创新[第六部分]。总言之，洪升《长生殿》之作是因文讲史，以史论人与人性，复由人与人性而见天命；通言之，则是透过一部「闹热《牡丹亭》」[见洪升《长生殿》例言]，以见民族与文化之精神所在。
《长生殿》是清初一部卓越之文学创作，是一部「戏剧」，其美丽之文字、感人之故事情节、醉人之音律、紧凑之演变过程，常使其思想世界不易为读者、观者所体见，正如释家所谓一面「明镜」因染尘反映偏差而难见全貌，有待学者拭尘还本，以见其「实相」。本文之目的是即以史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考释学与文学史之各种角度分析洪升《长生殿》中明镜原本，以见其文义与思想世界。最后，复由洪升其人与其写《长生殿》一剧之本义进而探讨清初之士人与文化思想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