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猪 2008-1-15 00:33
中国话剧的现代启蒙主义精神
作者：董 健
话剧在中国已有百年历史。作为一种受西方文化影响而生长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的崭新的戏剧种类，它在中国舞台上推出了各种人物形象，喊出了“离别中世纪”、“迈向现代化”的时代的声音，表现了此一背景下中国人的思想情感、精神状态，描摹了处在现代化艰难曲折进程中的中国社会的生活和斗争的风貌，对百年中国现代化事业不断给以精神上的助力。这是“人的戏剧”，这是“现代人”的戏剧。曹禺晚年说他一生都在读“人”这部大书，这正是戏剧大师的眼光和心境！通过舞台的娱乐和审美“实行个人灵魂的革命!”这是中国百年话剧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所执著追求的崇高目的。
当纪念中国话剧的百年华诞时，我们要问：中国话剧的核心精神和文化特征是什么？它是如何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给予精神上的助力的？答案只有一个：大写的现代启蒙主义精神！
有人的回答可能不是这样，他们会说：现代性追求。不错，这一说法当然也可以表述中国话剧发展的历史趋势，然而抵达现代性的精神桥梁是什么呢？当然是启蒙。所以，只有“现代启蒙主义”才能准确地从文化价值观念上表达出中国话剧的核心精神和文化特征。
也许有人会以“战斗性”往返答这个问题。记得在1997年纪念话剧九十周年时，北京曾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研讨会。在那次会上，不少老同志就是以“战斗性”三个字来概括中国话剧的文化特征的，并认为这是中国话剧的可贵传统，也是今天我们所应追求的东西。然而，当时我就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我觉得，“战斗性”这三个字不仅不能深刻地揭示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且由于政治味、党派味太浓，还会导致对文化之“精神性”和艺术之“审美性”的忽略，尤其没能从文化价值观念和人的精神高度这样一些对于文学艺术[包括戏剧]来说顶顶重要的视角来观察问题。缺失了这样的视角，是无法对历史做出正确评价的，就更谈不到对当前现实的戏剧实践有什么积极的指导意义了。
“战斗性”，这是一个来自军事、政治的硬性口号。在改革开放、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难道还要像过去那样“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吗？难道还要在“战斗性”的口号下生产那种“阶级斗争戏”、“反修防修戏”、“革命样板戏”一类反人性、反人道、反现代的“红色经典”吗？诚然，历史上确实大量存在过那种直接为政治服务的、脸谱化—公式化的、布满“革命”教条和庸俗社会学的话剧作品[如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无产阶级戏剧”与苏区的“工农兵戏剧”中的许多作品]，它们的历史价值和在民主革命中的贡献不应一笔抹杀，而且它们中的有些作品也不无启蒙主义的倾向，但是这些作品的总的特征是以“革命性”、“政治性”压倒人文关怀和审美情趣，往往并不情愿地带着“政治”所难以避免的“非人”、“去真”的致命伤，这使它们与人道、现代、真实这些普世性的艺术定位拉开了距离。对这类戏剧作品，假如再以简单化的、硬邦邦的“战斗性”来肯定之，并以此来概括其文化特征，不但不能肯定其积极的方面[启蒙精神]，反而会把其消极的方面[“政治性”当中经常带有的“非人”、“去真”之弊]肯定下来，并作为“好的传统”发扬下去。在今天的文化环境下，还这样做当然是很不恰当的。总之，“战斗性”并不能科学地、深刻地概括中国百年话剧的优良传统和总体文化特征。“战斗性”的说法还很轻易给那些坚持庸俗社会学、极左思潮、政治实用主义等文化立场的人在实践中继续干扰和阻碍戏剧事业留有可乘之机。同时，这种说法也会给“新儒学”、“后现代”贬低或否定现代话剧留下借口——他们把启蒙和政治等同起来，说“五四”启蒙就是政治，正是其“战斗性”引出了新文化的“战斗性”，也引出了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于是他们把“五四”启蒙与“文革”反启蒙混为一谈，借以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而否定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追求。而话剧的产生和发展，恰恰是中国戏剧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否定了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追求，也就等于否定了中国话剧的存在。
我们承认，在过去百年的历史上，这样的“战斗性”往往以“主流”的面目出现，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历史的长河中，并不总是这种“主流”笼罩一切，实际上还有不容忽视的、确有真价值的、对百年文明史发挥过正面作用的东西，一直在闪耀着光辉，这就是那些布满现代启蒙主义精神的戏剧的创作和演出。中国百年历史上的话剧大家，其教育背景、文化素养、社会经历使他们大都成为启蒙主义者，深深膺服于启蒙主义精神。他们中的有些人也曾“随大流”，写过趋时应制的失败之作[如1958年田汉的《十三陵水库畅想曲》、老舍的《红大院》等]，但他们的基本“底色”是启蒙，是追求自由、民主，追求人的现代化。在中国话剧史上，田汉、曹禺、夏衍、熊佛西、欧阳予倩、洪深、李健吾、老舍、陈白尘、于伶、吴祖光……以及1949年之后在台湾的李曼瑰、姚一苇等等，从他[她]们的戏剧活动和戏剧创作的文化价值取向中，可以看出一脉内容相当丰富、色彩各不相同的现代启蒙主义的精神传统。
这里提到的这些戏剧家，其政治倾向、思想情趣、艺术追求各有不同，但都是民主主义或自由主义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中国，话剧这一新形式主要是知识分子积极倡导并参与创造的，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就是启蒙——从思想文化上给现代化事业以助力。因此，话剧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决不仅仅是在传统的“戏曲”之外增加一个新的舞台娱乐方式，它被赋予一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即以戏剧艺术提升中国人的精神，在思想文化的领域里，为整个国家民族的现代化开辟精神之路。
什么是“启蒙”？现在来说，启蒙之要义就是人的现代化。从一般意义上讲，启蒙是一个普遍的思想文化现象，简言之就是解蔽、启智，叫人“明白”。西方所说的“Enlightenment”，其词根是“光”、“亮”，就是把人的晦暗、蒙昧的头脑照亮。现代化离不开这个“照亮”。正如有的学者所言：“20世纪的社会学家所说的‘现代化’，就是启蒙思想家所说的‘照亮’。”①一切专制主义者的统治，均离不开“愚民”、精神蒙骗之术，叫人“没有了能想的头，却还活着”②。启蒙就是专对此而来的。从非凡意义上说，在西方18世纪曾发生过一场影响深远的启蒙主义思想文化运动。中国明末清初也曾有过类似的思想倾向产生，但未形成运动。发生在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正与西方的启蒙主义相联系，也与明清的启蒙相呼应。在现代，启蒙普遍被理解为：在“己域”讲个性、讲自由，在“群域”讲民主、讲法治；把人的思想从非理性的愚昧、黑暗中解放出来，从被束缚的“依附”状态下解放出来，使之融入个性有自由、国家有民主这样一种和谐的现代文明，“人”成为现代之“人”，“国”成为现代国家。历史的事实已经证实，惟有现代启蒙精神才是中国话剧百年时显时隐、时强时弱的可贵传统，也正是这一精神通过剧场演出和剧本阅读，激发了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和精神提升，促进了人的现代化，从而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尽管这当中布满了巨大的曲折和反复。所以说，中国话剧的文化特征只有从启蒙主义精神这个角度来分析，才更确切，也才更有理论和现实的意义。所谓“战斗性”，过去有时也用来说明启蒙主义，但那仅仅是指具有启蒙精神的戏剧之部分的特征，即指作品的“思想性”中包含着指向性很强烈的抨击、战胜旧思想、旧事物的要求。
也有人把“战斗性”等同于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马克思主义与启蒙有着割不断的历史联系。马克思、恩格斯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但并不否定资本主义推动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西方现代戏剧在“人”和人的“精神问题”上也都是批判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但它对推动过资本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启蒙精神却是继续和发扬的。马克思主义在解决人的“精神问题”时可以吸收、继续、发展启蒙主义，但不能歪曲它，更不能取而代之，否则便会引出种种“伪启蒙”、“伪现代性”来，其危害已经是有目共睹、人所共知的事了。近几年，《**宣言》的一个重要观点常被人提起：“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③这恰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理性、现代意识的一致性。中国话剧百年史是中国百年启蒙主义文明史的一部分。不提启蒙，回避启蒙，是决然谈不清中国话剧的历史和理论的基本问题的。
启蒙精神和“战斗性”的关系，就像启蒙和政治的关系一样，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并不处在同一个文化层面上。80年代以来那些主张“去政治化”的人，总是在否定和解构启蒙，就是因为他们将启蒙和政治混为一谈。启蒙运动有可能变成政治运动，政治运动也会借助于启蒙的张力以成其事。但是，开明、进步、代表民意和民权的民主政治与启蒙是友，黑暗、反动、违反民意和民权的独裁政治与启蒙是敌，后者最怕启蒙，故反启蒙是其统治术中的重要一环。所以，笼统地讲“战斗性”，就分不清这两种政治，也就分不清真启蒙与假启蒙[真蒙蔽]了。在抗日战争年代里问世的话剧《北京人》[曹禺]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战斗性，但它具有强烈的启蒙精神——教人熟悉自己的自由和尊严，冲出精神统治的重围，离别一个旧时代，去追寻现代的新生活。在这里，启蒙与未来的民主政治相联系。而抗战胜利后演出的《升官图》[陈白尘]则是一出鞭挞国民党官僚政治之腐败的讽刺喜剧，假如没有启蒙理性下的民主意识，怎么能做出如此深刻、犀利的政治讽刺？要说什么“战斗性”的话，也就是指这种作品具有上文所说的那种抨击、战胜旧思想、旧事物的强烈的精神指向性。显然，支撑《北京人》、《升官图》主题的政治意向与启蒙是友[指二者的一致性]。而60年代那些高唱“反修防修”、“阶级斗争”的戏与“文革”中的“革命样板戏”，其中的政治与启蒙是敌[指二者的对立性]，其政治上的“战斗性”越强烈，其精神追求和文化价值观念上的反启蒙、反现代、反人道就越严重。这样看来，把启蒙精神和“战斗性”混为一谈是不符合实际的，而以“战斗性”取代启蒙精神就更是错误的了。
中国近百年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思想、人，在其演变的图谱之中，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曲折和反复，在精神指向和文化价值观念上一直存在着启蒙与反启蒙的对立、磨擦与斗争。在这里，人的现代化就是包括戏剧在内的现代启蒙主义文化运动的根本要求。在这个世纪中，从话剧运动和话剧创作的兴、衰、得、失，可以看出人的启蒙理性的建构、消解与重建，可以辨别人的精神空间的开拓、闭塞与扩展。进、退、起、伏之间，历史存在着一个S形的轨迹。循着这个历史轨迹，我们看到：中国话剧之“魂”就是它的启蒙主义精神[如自由、个性的理念，民主、法治的意识，人道、人性的尊严]。一方面，这使中国话剧十分关注社会、人心，它不可能不问政治、逃避政治；另一方面，又使它能超越和批判社会、批判政治，而不会流为政治的附庸和工具。戏剧是人际关系的舞台化，实质上是人在精神领域里的“对话”。看一部话剧品位的高低，当然首先是看这“对话”的精神境界。而这一境界是与戏剧家启蒙主义精神的强、弱密切相关的，即看他能否从“人”的高度变社会的不和谐为和谐。我的一位朋友主张戏剧要“去政治化”，批评我讲启蒙就是回到做政治工具的老路上去。这是因为他分不清启蒙与政治的差别。正是这位朋友，因为看不清启蒙主义的现代价值，才会说只有谭鑫培、四大名旦、齐如山等京剧演员与作家才“代表了20世纪，尤其是前半叶中国戏剧的最高成就”。从这里可以多少闻到一些反启蒙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气息。这种文化民族主义，一直是遏制和干扰中国现代话剧发展的一股保守思潮。为什么在中国话剧中，那种达到高度思想和精湛艺术完美统一的境界、堪称世界经典的作品不多？我看与历史悠久的专制主义愚民文化对启蒙主义精神的扼杀有关，也与根深蒂固的文化民族主义对外来优秀文化的抵制有关。今天来纪念中国话剧百年，回顾启蒙精神起、伏、进、退的S形历史轨迹，我们不能不触及到这些要害问题。
总之，话剧跟随着中国社会走过了一百年，既是朝着一个目标——现代化前进的，又是因为这个社会处在历史的大回旋中而布满曲折和反复，一百年恰似一个“轮回”，一个世纪前“出发点”上的那些问题又多少有些变形地再次提到了我们面前。这样一来，大至从国家现代化的前途说，小到从戏剧现代化的命运说，启蒙仍然是一个远未完成的历史任务。中国的启蒙当然有不少问题、教训值得反思，但这都不是否定或“解构”启蒙的理由。启蒙托起的自由精神是戏剧之“魂”。话剧四十年时，田汉曾要发起一次为戏剧“招魂”的运动，因内战而未果。今天，让我们在中国话剧百年的时候，再一次呼吁为话剧“招魂”。
①西里尔·E·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杨豫、陈祖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页。
②鲁迅语，参见1925年发表的《春末闲谈》，《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
【原载】 《文艺研究》 2007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