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斋 2006-9-17 15:20
中国古代处理水权问题的若干原则
杨秀伟
中国古代处理水权问题，有若干为官府和民间所共认的原则。
一、水地相连原则
在灌渠渠水所及的范围内，有耕地者才能取得水使用权。“惟有地者即有水，无地者则不得用。”（明嘉靖二十二年，公元１５４３年，山西布政使司分守冀宁道《申明水利禁例公移碑记》，录自《晋祠志·河例》）明代有这样的判例：“既名水地，则其水其地，原自相连。”水权与地权不能分离。禁止“卖地（指水浇地）不卖水，卖水不卖地”，不允许水权脱离地权单独存在，“水自水，地自地。”（山西《介休县水利条规碑》，明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见《黄河金石录》）
二、水权承袭原则
在渠（堰）土地业主变更，水使用权随土地所有权转移，买主承袭了卖主的水使用权。“倘有卖水地者，其水即在地内。”（《介休县水利条规碑》）“如地卖出，即要明白供报，旧（夫）管开除，新（夫）应收役”。（《洪洞水利志补·普润渠渠例》）水地水田买卖契约一般写明“界水两清”，即田地四至，灌溉水源及轮灌期，地权与水权一起过户。（《四川历代水利名著汇释·金堂县百户堰卖田契》）
三、兴工使水原则
“古未有无功而空受福者。今不论沙滩碱平（地），但用工者得使水，今不用工者亦不得使水。”（山西襄汾县《灵源泉水利碑记》，清康熙十八年，公元１６７９年，载（《山西水利》水利史专辑）兴工者使水有两层意思：一是只有投资投劳参加渠堰兴建者，才能取得水使用权；二是还必须按所在渠堰的渠规、堰规，按受水田亩出夫投劳维修渠堰，并交纳渠堰费，不能“坐食水利”。明代万历年间，河南引沁河水的广济渠、利丰渠，就是按“兴工者使水”的原则，出力参与开渠者，分别取得水使用权，称为“利户”。两渠共有２４堰，济源县的利户分到５堰，河内（今称沁阳县）、孟县、温县、武陟县的利户分到１９堰，每月轮灌两次，自下而上按闸号用水。各县“利户”每年派人到渠道所在地河内（今沁阳）县疏浚渠道。后来，武陟、孟县、温县“懈于疏浚”，委托河内代为出夫，“河（河内）民”便逐渐“代用其水”，于是三县“利户”失去了水使用权。到了清代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因上下游村用水不公，发生纠纷，官府判令各县将有利之户，造册送府，盖印发各县存案，设立堰长，照号使水。各县督率利户在各自本管境内，按地亩出夫，河（河内）民不代用三邑（县）之水。三县利户又恢复了水使用权。上游５个原来没有使水权的村庄，每年出夫疏浚河道，便可用桔槔提水，笆斗戽水浇地，实际上也取得了水使用权，但不得私建闸堰截水，影响下游用水。（见《黄河金石录·广济利丰两河断案碑》）
四、利泽均衡原则
汉代南阳太守召信臣“为民立均水约束，立石于田畔，以防分（纷）争”。均水成为中国古代水管理的一项基本政策。此后，又有称为“水利均沾”的。明代刻在沁河广济洞引水闸室侧门顶“利泽均衡”４个大字，笔者认为这是古代调整一条河流、一条灌渠，上下游用水关系的立法法理。春秋时代诸侯盟约“毋雍（壅）泉”、“毋雍（壅）利”，秦《田律》规定“春二月，毋敢壅堤水”，南宋《田令》规定“河道不得筑堰”等法律，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河水、渠水都被上游用去了，下游无水可用。唐代除了禁止在灌渠渠道“当渠造堰”（《水部式》），还规定：“凡用水自下始。”（《唐六典·水部郎中》）这个问题唐代刘禹锡说得很精彩：“决泄有时，畎浍有度。居上游者，不得拥（壅）泉，而颛其腴（颛，音专，可通专字，指独专、独占、专擅。腴，音鱼，此处指肥美、肥沃）。”（《刘禹锡文集·高陵令刘君遗爱碑》）意思是河渠放水有时限，农田灌溉有限度，处在上游者不得擅专川泽之利，只顾自己用水，使自己的土地更加肥美。川泽之利做到均衡使用，上下游才能共沾水利。
杨秀伟（原载《中国水利报》2001年4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