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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本水浒传》的发现出版及其语言词汇研究

    作者：张友忠



    绪论

    《水浒传》自七十回梁山泊英雄大聚义后的内容，一直以来叫许多人感到不满和疑惑。小沙弥怀林因而指宋江是假道学真强盗；金圣叹则称那是狗尾续貂，索性将它腰斩；民间一些传说更因为书中剧情的急转直下，推说是施耐庵作了七十回后，在钱塘县衙中说书，被县官误以为鼓吹造反而下在监里，施耐庵为了自救，遂写了梁山好汉受招安，讨方腊，才被释放；而认为《水浒传》可能另有一古本的，也不乏其人。

    1933年上海中西书局单独排印了一本120回《古本水浒传》的后50回，这部书的前70回据称与金圣叹评点的贯华堂本《水浒传》基本一致；但后50回却与目前流行的120回本《水浒全传》完全不同。书中的梁山好汉不但没有受招安，直到120回，还在与官军血战。发现这部书之一的梅寄鹤在序言里记载了当时发现和出版的详细过程。在序言中经过了一番推敲，梅寄鹤说“足证本书是一部真正古本了”。据称这《古本水浒传》的原本是江阴梅芝春祖上所遗传下来的手抄本，出版书中另一篇无名氏的绪言则提到：本书“刻于明天启中，原本今不可见”，“按其所志年代为癸卯，或为乾隆时人，则手抄者之为明末清初人无疑。”  1975年，上海复旦大学编辑的一本《水浒》资料也收录了梅寄鹤的这篇序言。然而，直到那时，这本被认为是真正古本的《古本水浒传》只有在马蹄疾的《水浒书录》被提到。此外，它似乎没有引起任何水浒研究者的注意和回应。而根据马先生的记载，他认为此书是出自梅寄鹤的伪作。

    1979年，蒋祖钢在上海图书馆发现此书，大为惊叹，声明“在对它(指后50回)仔细研究后，我认为，它与前70回的作者为同一人。” 蒋祖钢更努力促使河北人民出版社在1985年重印这《古本水浒传》。之后，此书曾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注意，也对其真伪作出一番的争辩。认为是伪书的，较著名的有王利器、张国光，而认为是真本的，则有刘冬、宣啸东、张梦周等，各人都有一、两篇论述到《古本水浒传》的单篇文章。只是这场辨论为期不长，也不激烈，结果是不了了之。

    然而，1997年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再次出版《古本水浒传》后50回，由宋曙光校点，前言中表明了出版社的立场，认为此书乃梅寄鹤伪作，故作者署名为梅寄鹤。另外，1998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却由史扬等编收了一部《水浒全集》，前言中指一般流行的120回本《水浒全传》为施耐庵、罗贯中合著，而《古本水浒传》是由施耐庵一人所写，又似乎暗示了《古本水浒传》是真本。20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黄俶成著的《施耐庵与<水浒>》，书中称《古本水浒传》是“我们窥探《水浒》祖本的一个窗口” ，在一定程度上也肯定此书是一古本，而非现代人伪作。可见此书真伪之争，至今未了。

    知道《古本水浒传》的存在，是在一次网路的漫游间的发现。从读过它的网友的评论中，《古本水浒传》似乎散发出一股无比的魅力，大家虽不太敢于认定这才是真本，但言下之意却大多都希望它是真本。这或许是一直以来，不满于宋江一坐稳梁山第一把交椅，就迫不急待，摆尾乞怜地期盼皇帝招安的情绪的爆发。又或许是看到心中108个英雄好汉果真个个顶天立地、说干就干到底的痛快的欢呼。总之，《古本水浒传》对喜爱《水浒》的人来说，确实有一股吸引人去读的魔力，也有一种让人企望它就是真本的魔力。

    设若《古本水浒传》确实是真本，那许多《水浒》的谜团将被解开，尤其是有关为什么《水浒》70回前后的主题互相违背？《水浒》到底是一部鼓动农民起义的书吗？同时，隨之而来的问题又让人引发了许多有兴趣的讨论，因为如果《古本水浒传》确实是真本，那为什么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又是接受招安的版本？是有人修改过吗？为什么要修改？与《水浒》自成书以来多次被政府官方列为禁书是否有关？此外，如果《古本水浒传》确实是真本，进一步推论，那它又似乎成为一把打开作者心灵的鑰匙。试想在那个被蒙古贵族统治的年代，一个饱读诗书，心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心志的儒生，在社会上却被视为只比乞丐高一级，比娼妓还不如的等次，因此促使那一向自视极高的读书人，拿起比刀剑还锋利的笔，藉着过去文人所不愿为的小说文体，写下这部煽动性极强的通俗小说，以之鼓动农民起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可是，似乎就在起义成功，天下一统，炎黄子孙再度得回天下的当儿，作者却又好像怀才不遇，只得“語不惊人也便休”的急流勇退，又叫人陷入另一个很想解开的谜中，为什么？

    这篇论文便是在这种种吸引人的谜团的驱动下去构思和写作的。

第一章、《古本水浒传》的发现、出版及其语言词汇的研究



    《古本水浒传》据称是江阴梅芝春家中祖传的手抄藏本。从它首次被发现到出版，其中的缘由非常详尽的记述在1933年上海中西书局出版的《古本水浒传》中，梅寄鹤所写那一篇万多言热情洋溢的序文里。但是此书在第一次出版后，几乎完全没有引起任何《水浒》界的看重，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几个人知道它的存在。直到此书再度被蒋祖钢发现，并在1985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才开始引起不少《水浒》研究者的关注。对《古本水浒传》的被发现、出版和再版的经过有所认识，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声称发现者、再发现者和出版者等人的治学态度。从中也可以让我们对此书的真伪有一定的判断。此外，《水浒传》和《古本水浒传》中相同的词汇、方言和语法的使用，也是探索此书真伪的关键，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节、《古本水浒传》的发现、出版和再版

    《古本水浒传》的被发现，首先得从梅寄鹤说起。梅寄鹤(1898-1969)，江苏常熟赵市乡师桥村人，原名祖善，寄鹤为字。他幼年读过私学，后从人学习中医，当时上海中西书局的老板吴虞公是他的同学兼同乡；梅曾为该书局编写过中医和文学方面的通俗读物。后又回乡行医，在当地颇有名气。解放后他在乡医院工作，1969年逝世。综观梅寄鹤的一生，他是专业医生，对文学仅是业余爱好，生活阅历单纯，活动范围窄小，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不像是一个写得出一部文学水平极高的《古本水浒传》的人物。

    梅寄鹤在他的序文中，将发现《古本》手抄本的经历写得极为详尽，人证物证俱在，毫无隐瞒的意思。在他的序言中，梅寄鹤形容《古本水浒传》是“古人心血的结晶，伟大的文学”，并自称自已是一个“学识浅薄，本不配替它做序文或考证，非但不配，简直不能”的人。他也自认自已“当然没有高深的学问，来替这部古书做一番考据功夫，写一篇渊博详尽的大文章”，但是因为“这部古书的来历，自从它的出现直至印行问世，其中却有不少曲折，以及几个朋友的努力，方才成功”，为了说明这“一番经过的事实”，才把它写出来，算是自已“对于这部古书的一出丑表功”。

    梅寄鹤说他从小就喜欢看小说，“20岁以后，读小说更似成了瘾，研究的兴味更浓，大有每天非此不乐之慨”。他最喜欢读章回体的长篇小说，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儿女英雄传》等都读得翻来覆去。其中他最心爱的是《水浒》，只是每每读到终篇的时候，心里就发生种种的怀疑，“以为如此好文章，不当70回就截然而止”。他曾和好朋友杨鹤年谈论起自己对《水浒传》的看法，并从他那里得到石印本《征四寇》和《汉宋奇书》各一部，只是《征四寇》他早已看过，而《汉宋奇书》则是与《征四寇》大同小异，梅寄鹤认为这两部书无论在文学的技术，思想，意境，总不能和70回本的《水浒》融成一片。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花了五毛钱的代价，得到的一本好书，是厚厚的一本手抄笔记，共123页，有文字的94页，其余29页都是白纸，看去像是一种未完稿的本子，此书的题名是《梦花馆笔谈》，没有作者姓氏，只在第一页右下角印有两个图章，一个是长方形的，阴文‘怀书去洛抱剑辞秦’八字，还有一个方形的阳文图章，刻的‘伯绥氏’三字。全书除了一段短短的无甚研究的序文外，都是数十则长短的笔记，有的只一二百字，有的长至千余言。十分之七是记载元末明初时的朝野见闻，如刘青田、常开平的轶事，建文逊国时的秘闻惨史，都不见于他书记载。”其中有一则关于《水浒》的笔记，使梅寄鹤惊喜，如获异宝，笔记中提到：

    “施耐庵不知何地人，或云原籍东都，或曰钱塘，与刘青田为同门师兄弟，青田先生尝仕胡元，耐庵以为耻，致书诮之，友谊遂决。耐庵博通今古，才气横逸，举凡群经诸子，词章诗歌，天文，地理，医，卜，星，相，一切技术无不精。洪武初，隐于江阴，设馆授徒，从学者甚众。每为人卜决疑难，当验如响；邻近有病者，自往诊视，药之无不愈，群诧为神。每当春秋胜日，自携书一卷，一�ぃ�一奚僮载酒后随，登山临水，倾尊狂饮，放怀长吟，超脱潇洒如神仙。自言青田刘伯温长于为政而拙于军旅，中驷材耳。若余不仕则已，仕必文为宰辅，武致将帅，握兵十万定天下，如下棋一局而已。尝取梁山泊故事，拟天罡地煞一百八人，著成《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文笔精工，状物肖妙，坊贾喜而刻之，风行遐迩，贾因而致富。此书后辗转流入禁中，太祖见而恶之，曰：‘此倡乱之书也，是人胸中定有逆谋，不除之必贻大患。’密令疆吏捕之，兵至日，耐庵已先夕遁去，莫知所终。”

    梅寄鹤自从见了这一则笔记，心中更加认定《水浒传》不止70回，而是尚有下文，从此更加积极的委托好朋友四处留心访求这部120回的《水浒传》，只是每次都令他失望。1929年的春季，因着杨鹤年的介绍，梅寄鹤认识了江阴的徐晋璧。在一次的谈论中，他们谈起了施耐庵的《水浒传》，徐向梅讲了几个江阴有关施耐庵的民间传说，并在讲完故事后说：“这故事的来源虽然无可稽考，虽然也带一点‘野’而‘神怪’的性质，但是……江阴讲的人很多，都说施耐庵实是元末明初时一个奇人，他因为忤了明太祖之故，后人不敢将他什么事情记载，以致这位一代奇人的姓名，便不留于书传了。”梅寄鹤则把那本《梦花馆笔谈》的记载指给徐看。当下，徐晋璧猛然想起在江阴梅芝春家里藏有一部祖上遗留的手抄古本《水浒传》，梅氏家人一代一代宝藏着，极为珍贵，不肯轻易借给人看，倘若有熟人介绍，也只许在他家中看，不能借出。徐当时自认不曾亲眼见过此书，只是听闻传说，不敢断定到底是否有这本书，只因自己与梅芝春有过一面之交，就答应梅寄鹤将来有机会必定探访个明白。

   徐晋璧再次拜访梅寄鹤时，告知梅芝春已全家搬往苏州，为了梅寄鹤的再三嘱托之故，他特地前往苏州探访梅芝春，且得见这部手抄本的古书。还抄了那120回，240句的回目，带给梅寄鹤。梅寄鹤和杨鹤年把这些回目与《征四寇》、《汉宋奇书》的回目比对，发现大不相同，就猜想或许这是真正的古本。1932年冬天，梅寄鹤因有要事到了苏州，住在阊门的一家旅馆，无意中遇见了一年多不曾见面的徐晋璧，在吃酒谈话中，想起了那手抄本《水浒传》，便要求徐无论如何介绍他到梅芝春的家里。在徐晋璧的安排下，梅寄鹤终于见到这部古书，并且在梅芝春的接待下，住在他的家里，经过了一个星期，把这部手抄本《水浒传》读完，心中感到无名的愉快，并且萌起要使这部古本奇书见于世的念头。只是碍于自己没有足够的财力，与梅芝春又是初次见面，终于没有勇气提起。然而在他回家以后，心中念念不忘此书，终于写了一封恳切并且委婉的长函寄给梅芝春，劝他出资翻印此书，以广流传。梅芝春回信说他无意翻印此书，但若有人肯出价购买翻印权，则愿将此书借他翻印出版。梅寄鹤在得到回信后，立刻想起他的老友，上海中西书局的主人吴虞公，随即写信，附上这部书120个回目寄往上海。在得到吴虞公表示只要把全书观看一遍，就可决定是否出版的消息后，梅寄鹤和杨鹤年马上动身前往苏州，又找了徐晋璧同往梅芝春府上，经过几度磋商，终于把这本手抄本《水浒传》带到上海给中西书局的主人鉴定。此后他们三人又多次在苏、沪两地奔走，终于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由中西书局主人取得版权，为此书加上新的标点而翻印出版。

    在梅寄鹤的序言中，他还提到这部书“本拟早日付印出版的，不料工作刚开始就发生了‘一二八’之变，上海入于混乱之中，工作就此停顿。”过了一年多才能重新整理出版此书。过程中，杨鹤年不幸于1933年7月染病去世，徐晋璧也为了吃饭的问题到北方当教书匠。梅寄鹤因此感慨地说：“徐君见了我这一篇序文，一定要发生无穷感喟。”又说：“唉！翻印一部古书有这小小的沧桑，无怪世事要大变特变而捉摸不定了。”

    梅寄鹤这话无疑是一语成谶，他怎么也想不到他热血沸腾的要使这本书得以出版，无奈完全得不到《水浒》界人士的垂青。直到1975年，蒋祖钢在上海复旦大学编的《水浒评论资料》中，看到梅寄鹤为《古本水浒传》写的这篇序言，觉得十分新奇，从此遍寻此书，终于在1979年在上海图书馆得以目睹真颜。蒋祖钢在“仔细研究《古本》后50回后发现，无论从思想、情节、语言、人物各种角度考察，她与前70回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初步认定“后50回也如同前70回一样，是当时时代的产物，当代的任何一位名作家都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更不用说梅寄鹤了”。

    为了寻访真相，蒋祖钢特地拜访了吴虞公和梅寄鹤的后人。吴虞公不幸于解放初逝世，吴的长子吴嘉博告诉他，《古本水浒传》虽然只印了1500册，但一直销售不佳，直到解放后，库房里还有一半的存货。中西书局没有为该书做过广告宣传，也没有向学术界推荐过此书。令人惊讶的是，吴嘉博也认为这书是伪续的，只是不知道究竟是谁伪续的，他猜测可能是梅寄鹤。蒋祖钢认为吴嘉博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代表了吴虞公的看法。

    梅寄鹤的行为则更令人奇怪，他的几个子女全都没有看过《古本水浒传》，甚至没有听说过这本书，只有梅的一位徒弟姚周吉曾听他说过，出过一本《古本水浒续》。这位徒弟也没有见过这本书，梅寄鹤也没有说过这本书的作者是谁。这情形让人感到，梅寄鹤并没有将《古本水浒传》看成自己多年的心血，他似乎也否定了此书，认为此书是“续”作，甚至为此抱有歉意，不愿多提，因为此书没有为中西书局带来经济上的效益。

    后来，蒋祖钢在一次的《水浒》讨论会上遇见了马蹄疾，从他听到一件重要的事实：吴虞公与谭正壁是好朋友，《古本水浒传》出版后，吴送给谭两套书，而谭正壁认为这书是伪续作。蒋祖钢指出：谭正壁是著名的《水浒》研究者，如果吴虞公明明知道该书是伪作，决不会送去自讨没趣。显然谭正壁的看法立刻影响了吴虞公，继而又影响了梅寄鹤，迫使中西书局将《古本水浒传》作低调处理，导致了该书再度沉默。

    蒋祖钢又从中西书局找到一些梅寄鹤的作品，如《历代古典中国恋爱的故事》，发现当中的语言已经完全现代化了，并认为梅寄鹤的水平不可能达到《古本水浒传》这样的高度，而《古本水浒传》中许多元末明初的语言和语法现象，是到了80年代初才被专家们弄清楚，因此认定梅寄鹤不可能伪造出《古本水浒传》这样的一部书来。此后蒋祖钢又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促使《古本水浒传》再度出版，出版前在几家报刊中加紧了宣传，使这部书终于引起一些《水浒》界人士的注意。1985年8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再次出版了《古本水浒传》，印数达13万8千册。《古本水浒传》的再次出版，引起了研究《水浒》的人士的争论，其中王利器和湖北大学的张国光都认为《古本水浒传》是梅寄鹤所伪续的，另一些学者如刘冬、宣啸东、张梦周则认为这是真正的古本，不是伪作。

    刘冬特别指出：在《古本水浒传》首次出版的1933年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代。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日益法西斯化，一个红色区域又日益发展壮大，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展开激烈的较量。蒋介石从1932年6月开始调集了90个师50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直到1933年3月，方被彻底粉碎。刘冬认为在这样一种政治气氛中，生活在充满白色恐怖的上海的梅寄鹤，除非他是左翼革命作家，或者甚至是共产党人，不可能会否定那“宣传投降主义”的《水浒》后半部受招安的内容，而大胆写出这部“鼓动大众、成功那平民革命，推倒恶政府，使人民过一点好日子”的《古本水浒传》，这是不可思议的事。从梅寄鹤序中的内容看，刘冬也认为梅寄鹤是一个诚实的人，梅似乎没有到过江阴，对江阴民间故事的了解应该是来自徐晋璧的介绍。刘冬也指出在1983年，于苏州博物院所看到清初《顾丹午笔记》的手抄本中，有关施耐庵的条目，与《梦花馆笔谈》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刘冬在江阴、沙洲一带调查寻访施耐庵的行踪，也多次听到与徐晋璧相仿的民间故事，刘冬据此认为有关梅寄鹤序中所提到的《梦花馆笔谈》和江阴施耐庵的传说，绝非出于梅寄鹤的杜撰。

    梅寄鹤详细地介绍当年该书出版的细节，从他如何对70回本《水浒传》的怀疑，如何与杨鹤年共同研究《征四寇》和《汉宋奇书》，如何得到《梦花馆笔谈》，如何认识徐晋璧，如何谈到江阴梅芝春的家的古本《水浒传》，甚至提到徐晋璧送他家藏点石斋同文书局的几部石印本小说为订交纪念物，与徐晋璧共处多久，何时分手，何时重逢，他到苏州时住在那里的旅馆，与梅芝春、吴虞公书信来往的内容等等，时间地点，人证物证，毫无掩饰的迹象，也没半点心虚的语意，很难叫人相信是他蓄意的伪作。诚如蒋祖钢所说：“历来伪续者都将续书的来源说的含糊不清，而梅先生则提供了明确的人证物证。比如：藏书者梅芝春，出版者吴虞公，梅的好朋友杨鹤年、徐晋璧，另外还有校勘者，梅芝春的亲属和仆人，而手抄本是明末清初的产物。当年，只要查询一下这些人，或研究一下原手抄本的纸张笔墨即可得到准确的判断。若梅先生真想作伪，又何必提供这些线索呢？”

    此外，在梅寄鹤亲眼目睹此书后，其热血澎湃，辗转难眠，虽然力不能及，却仍挖空心思，想尽方法，一心一意要促成此书的出版。从他读到《古本》的1932年冬，到出版此书的1933年8月，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在苏州、上海两地奔波，其间又经历“一二八”事件，他的热心就像是找到一个无价之宝似的，非得让人知道不可。在《古本水浒传》出版时，因为与他一同促成此事的好友杨鹤年的过世，和徐晋璧到北方教书，而无缘目睹书的出版深感扼腕叹息，也没有要独占功劳的意思。序文中，他也对《古本》作出一番的考证，其中有证有据，归纳推论，绝不含糊。对于他自己所不熟悉的版本学和印章木刻，谦逊地说自己是“肚子里空空洞洞的”，自认“完全是门外汉”，完全不懂，不敢强解。及至他晚期三缄其口的，不再为《古本》辨护，不向自己子女提及《古本》，我们也可以感受得到他也自以为所发现的书是伪作的失望。《古本水浒传》是梅寄鹤发现，而非他所伪作是可信靠的。

    第二节、反对的意见与分析

    《古本水浒传》后50回在1933年首次出版后，被谭正壁斥为伪书。谭的论点今不可知，但因马蹄疾知道此事，他所编著的《水浒书录》里把《古本水浒传》列入续书、仿书一栏，马蹄疾在他书中所注的意见多少可以代表谭正壁和他自己的看法。在《水浒书录》中，马蹄疾这么写道：

    “扉页题“澄江梅氏藏本”“一百廿回古本水浒”。次第七十一回至第一百二十回目次；次末署名《水浒传绪言》；次梅寄鹤《一百廿回古本水浒序》。

    这是梅寄鹤伪托所谓澄江梅芝春藏的“古本”《水浒》，实际上写的是又一部《水浒传》的续书。故事自第七十一回开始，紧接金圣叹腰斩七十回本故事。从石碣天文顺叙而下，至第一百二十回雷轰石碣为止。揭示了地主阶级与农民的尖锐矛盾，一定程度上歌颂了农民起义的英勇业绩。但书中大量散布了封建忠义观念和封建迷信思想，扩大了《水浒传》原著的糟粕，是这本书不足之处。

    马蹄疾所持的见解不难叫人明白。首先，1933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反封建反迷信的思想在学术界极被重视，《古本水浒传》中依然存在着“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期待朝廷招安的封建忠义思想，以及书中如“入云龙破阵收吴角”、“天彗星夜半降妖”、“公孙胜斗法斩邱玄”等宣扬迷信道术的情节，容易被当时的知识分子看为是散布封建忠义和迷信的思想。其次，从清代开始，《水浒》的续书、伪书一直不断，先有陈忱的《水浒后传》、托名施耐庵的青莲室主人的《后水浒传》、俞万春的《结水浒传》、清末分别由西泠冬青和陆士谔所写两部的《新水浒传》。到了民国年间，续书仿书更是大量涌现，有程善之的《残水浒传》、姜鸿飞的《水浒中传》、张青山的《水浒拾遗》、顾斯范的《新水浒传》、冷佛的《续水浒传》，较后期还有张恨水的《水浒新传》、刘盛亚的《水浒外传》等等。此外马蹄疾《水浒书录》中，也提到种种的《水浒》民间改编本。这么多续书、仿书和改编本的涌现，令人眼花缭乱，也令人轻易的将《古本水浒传》看为是仿书中的一部。其三，中西书局是一小书局，而出版的书以低级庸俗的居多，例如《害人一千计》、《道家秘笈》等，不为学人所重视。其四，学术界当时认为容与堂本是唯一的正宗版本系统，而贯华堂本中“惊恶梦”的情节又普遍被认定是金圣叹所加添，《古本水浒传》既承接“惊恶梦”而发展，自然也会被人认为是伪续本。

    1986年，《古本水浒传》再次出版后，曾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注意，有人认为这是一部伪书，也有人力为辩护，但是无论是支持或反对的言论，在王利器1986年9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斥《古本水浒传》”一文中却认为：“然皆言之无物，空口说白话，不足以服人。”

    在“斥《古本水浒传》”一文中，王利器主要提出了三个否定《古本水浒传》的论点；其一，王利器提出《古本水浒传》既然所据的是金圣叹评点的贯华堂本，为何有些人物的描写与贯华堂本前后不相应。他提出了两个人物，第一个是扈成，在第49回中：“扈成见局面不好，投马落荒而走，弃家逃命，投延安府去了。后来中兴内也做了个军官武将。”王利器指出扈成是《水浒》的真人真事，与岳飞等皆为抗军将领，于建炎年间为戚方所杀，《古本水浒传》却说扈成“后就逃往东京”，并随军讨伐梁山泊，被双枪将董平“一枪刺死”。第二，王利器提到栾廷玉，第49回写道：“宋江已在祝家庄上正厅坐下，众头领都来献功……宋江见了，大喜道：只可惜杀了栾廷玉那个好汉。”指出栾廷玉于三打祝家庄战役中被杀死了，不可能再现，而《古本水浒传》却称“栾廷玉当宋公明三打祝家庄时，他眼见大势已去，祝氏败亡迫于眉睫，便单枪匹马，仓皇从乱军中杀出，保得性命”，后来“为大先锋”，领军“剿伐山寨”，“关胜刀劈了栾廷玉”。王利器斥这是前言不搭后语，令人可笑可悯。

    栾廷玉是《水浒》中一个重要的人物，祝家庄其他人的死都写得明明白白，那么栾廷玉的死则更应当详写。第49回中，他莫名其妙的失踪只能是一种伏笔，如果再推敲宋江的那句话：“可惜杀了栾廷玉这条好汉。”“杀了”一词可当动词，也可当副词。且看例句：“亏杀了他，就与老汉女儿做媒……。”这里的“杀了”可作“煞了”，因此仅根据“杀了”一词判定栾廷玉已死是站不住脚的。贯华堂本第49回，金圣叹评点栾廷玉之生死时，有这样的一段文字：

    而我之所尤为叹赏者，如写栾廷玉竟无下落。呜呼，岂不怪哉！夫开庄门，放吊桥，三祝一栾一齐出马，明明在纸，我得而读之也，如之何三祝有杀之人，廷玉无死之地，从此一别，杳然无迹，而仅据宋江一声叹惜，遂必断之为死也？吾闻昔者英雄，知可为则为之，知不可为则瞥然��去。譬如鹰隼击物不中，而高飞远引深自灭迹者，如是等辈往往而有，即又恶如廷玉之不出此？如是则廷玉当亦未死。

    不但金圣叹怀疑栾廷玉并没有死，其实明末清初的《水浒后传》中的栾廷玉也没有死，中国中央电视台开拍的《水浒传》中，栾廷玉也只是逃走了，可见古往今来与王利器看法不同的大有人在。至于扈成，《古本水浒传》叙述他与董平交手时，“两个在战场上一来一往，战到四十余合，董平左手架开斧头，右手一枪刺去，挑落扈成半只耳朵，鲜血直流，痛彻心肝，极叫一声，倒拖巨斧，拨马便走。”之后《古本水浒传》不再提及扈成的行踪，扈成被董平“一枪刺死”，只是从金必贵口中向栾廷玉报告时提及，金必贵说的时候，还加上一句：“俺腿上刺着几下枪刀，单身拼命奔跑……”可见作者有意暗示金必贵当时并没有看个仔细。而交战结束后，梁山论功行赏，对杀死扈成也只字未提，扈成是一主将，杀死他显然是一大功，理当提及。《古本水浒传》自扈成阵败逃跑后，不再让他出场，与作者写栾廷玉在祝家庄阵败后逃跑是同一手笔。扈成在《古本水浒传》并未战亡，他还活着，与他“后来中兴内也做了个军官武将”遥遥相应。

    其二，王利器说，《古本水浒传》第87回中有一段有一首乐府词：“宋江道：‘东京确有个李师师，好大的名声，想你们都曾听见过。俺在梦中时，曾就壁上题词一首……’吴用听说，便取过文房四宝，叫宋江背写出来给大家看。宋江说：‘好。’执着笔，瞑目沉思了半响，落笔便写，写了一半，忽觉糊涂了，那下半首再想不出，只得放下。当时吴用拿来看时，上面写道：‘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围香，绛绡笼玉，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销得？’”王利器指出，这一首乐府词是伪作者抄自百回本第72回，在百回本72回尚有下半阕，伪作者为了反对招安而删去下半阕，故弄玄虚，不料弄巧反拙，结果人赃俱获，自作自受。

    王利器这个错误是明显的，因为《古本水浒传》并不反对招安。有意思的是，王利器为这首乐府词做了一条注释，使这条论据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注释说：“‘笼玉’，百回本作‘笼雪’，杨慎《升庵词品拾遗》引《甕天脞语》载宋江此词作‘笼玉’。”这条注释清楚地指出了《古本水浒传》用的半阕词与宋江的言词完全相同，百回本则错了一个字，将“玉”写成了“雪”。如果一定要坚持两者间有抄袭关系的话，那就是百回本抄了《古本水浒传》，因为只有将对的抄错了，而不可能将错的抄对。这一字之差不是一般人看的出来的，显示了《古本水浒传》作者的博大精深，应用史料的精确，也显示了《古本水浒传》的自身价值。

    其三、王利器指由于伪作者不懂《水浒》的语言是宋元的语言，“因之，一则错用《水浒》语言，二则渗入近代语言，三则生造一些谁也不懂的语言”，在這里，王利器一共提出有“遮莫”、“软甲”、“出岔儿”、“五百另二人”的“另”字、“一角公文”、“敢情”、“小老”和“不耐”等8個例证。语言是构成文章和书籍的材料，而语言又具时代特征，通过语言来判断书籍的真伪，是正确而有效的做法。然而，我们不可忘记的是，《水浒传》是一部古书，不少的研究更指出它是一部把许多故事凑合而成的小说，从《水浒》中不难发现，到处有宋元明各代的语言。《水浒》更是有着各种不同的简繁版本，由于流传过程的不同，不同版本中文字上也出现极大的差别，如贯华堂本、容与堂本、杨定见本之间的差别就非常的明显。同时，每次再版，都可能带进当代的语言，从而出现复杂的语言现象。因此，从语言来研究这部古书，就必须先作一去伪存真的工作，致使研究较为扎实。

    1933年出版的《古本水浒传》绪言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原书有梅屋散人之小记云：“《水浒传》之百二十回本，刻于明天启中，原本今不可见。后之续刻者，颇有谬误，已失真矣。自金圣叹删为七十回，时人以重其文章，皆珍视其批本，而深信其七十回以后为罗贯中所续之说，竟弃原本之后五十回。行见百年之后，且无人知有百二十回之《水浒传》矣。此本为先人手抄，而明刻原版已毁，欲觅全本，恐已非易。此非但先人手泽，理宜永保，且为施氏毕生心血，宜可藏之名山矣。”……按其所志年代为癸卯，或为乾隆时人，则手抄者之为明末清初人无疑。此抄本尚完好，其中间有为蠹鱼所蚀，其文字亦可推求，爰为补缀付梓，会见此书之出，又可为好读《水浒传》平添眼福矣。

    从这一段话的资料中看，《古本水浒传》源于明朝天启年间的一种版本，与目前所见各种版本都不同，也自然存在着各种版本所出现的复杂语言现象。《古本》亦是清朝中叶或清初的手抄本，手抄本的错误率要高于活字排版，更容易带进手抄者的习惯用语。手抄者更或许以为原文用词不当，或许以为改了后人更能看明白，因而修改了原文。手抄者与出版者不同，丝毫不用对原著负责，改写几个词或几句话，是理所当然的。再加上此书“中间有为蠹鱼所蚀，其文字亦可推求，爰为补缀付梓”，但是哪些词为当时的编辑“补缀”，书中没有记载。这一切都提醒我们，《古本水浒传》中，杂有手抄者习惯用语和现代语言是可能的。而事实上，正是如此，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地雄星“井木犴”，《古本》中尽作“井水犴”，应该是字形相近而误。另两处手抄者将“惭愧”改成了“徼幸”的痕迹也很明显。“惭愧”相当于“徼幸”，但是《水浒》在前70回只用“惭愧”，不用“徼幸”。例如：

    大尉方才爬得起来，说道：“惭愧！惊杀下官！”(《水浒传》楔子)

    林冲看时，叫声：“惭愧！”(《水浒传》第10回)

    手抄者在后50回以“徼幸”取代了“惭愧”，只是保留了原来的句式，留下了修改的痕迹。如：

    卢俊义叫了一声：“徼幸！”(《古本水浒传》第74回)

    燕青叫声：“徼幸！”(《古本水浒传》第85回)

    手抄者还有漏改的地方，进一步证明这词的变化是手抄者所为。如：

    李俊在旁突地地跳起来，叫声：“惭愧，张二哥，和你厮打的此人非别，正是杀俺叔父的仇人。”(《古本水浒传》第92回)

    宋江道；“惭愧！俺受了人家算计。”(《古本水浒传》第103回)

    考虑了这些因素，我们不难接受王利器所提出的例证中，也有如此现象。而且王利器所提出的例证其中，“软甲”、“出岔儿”、“五百另二人”的“另”字、“一角公文”在《古本》后50回中，都只出现一次，看为是手抄者笔误所致，并不为过。“五百另二人”的“另”字，王利器又指出“宋元人言百以外之零数俱谓之单若干，不说另若干，说另者，宋以后之语言也。”“单若干”是宋元人的说法，“另若干”是宋以后的语言，王利器要说明什么，令人费解。“一角公文”，更是在明代清溪道人著的《禅真后史》和邓志谟著的《刻五代萨真人得道咒枣记》已见使用，也不是什么近代用语。只是这两部书，一为中国历代禁毁小说，一为道家经典，王利器可能没有见过。

    王利器一文中所有的斥责，可谓尖酸刻薄，不留余地，但却不足证明《古本水浒传》是伪作本。相反的，一些论证还加强了《古本》不是伪作的论点。

    第三节、从语言推论《古本水浒传》的真伪

    王利器说《古本水浒传》的作者不懂宋元的语言词汇，多有嘲笑的口吻，但事实上，只要我们平心静气的仔细分析，却不难发现《古本》中有许多语言的特征，与《水浒》前70回有着共通的地方。

    香坂顺一在《水浒词汇研究》一书中说：“许多人已经指出，《水浒》是一部把许多故事添补而成的小说，添补的技巧相当高明”，其实这“只是就故事情节而言；而在词汇方面，则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露出割断的痕迹。我们可以从《水浒》中发现，宋代词汇、元代语言、明代词语用法的凑合，比比皆是，通书缺乏语言的一贯性。”“但我们只要根据各个时代的语言特征，就能判断哪些是元代的，哪些是明代修改的，也能一一分析、识别出时间和空间上有差别的词汇和语法现象。”换一个角度来说，《水浒》因着长期的流传修改，出现了不同朝代的不同词汇语法，但是同一个朝代同一样的词汇语法还是可以从《水浒》中找到。而且《水浒》毕竟经历过“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编次”的过程，同一作者所惯用的词汇语法总不致于完全消失无踪。从《水浒》语言研究者努力所得的成果出发，比较《古本水浒传》的语法词汇，我们大略也可以看出《古本》写作的年代是什么时候，以及它和《水浒传》前70回的关系。下面讨论几组语言现象，所举例的都尽量避开了后人模仿的可能。

    一、句末语气词

    香坂顺一指出句末语气词“里”，约在唐代开始使用，后来又写成“俚”、“哩”，明代统一为“哩”，其他的句末语气词是在之后产生的。《水浒》中除了明显的文言词外，仅使用一个语气词“哩”表示夸张的语气。例如：

    叫娘子快去看哩！(《水浒传》第6回)

    可知老娘不是贼哩！(《水浒传》第20回)

    还有五六碗酒哩！(《水浒传》第22回)

    《水浒》中也有“呀”的用法，但都以叹词的形式出现，例：“武松见了，叫声‘阿呀！’从青石上翻将下来。”不过，也有一处例外，“呀”用作语气词：“娘呀，休信他放屁。”

    在《金瓶梅词话》中，语气词还是以“哩”为主，但已能看到“呀”“呢”的用法了。例如：

    你老人家喜呀！(《金瓶梅词话》第47回)

    我的儿！今日好呀，不等你娘来就上床了。(《金瓶梅词话》第51回)

    我却要大耳刮子打的呢！(《金瓶梅词话》第4回)

    是了，好人口里的言语呢！(《金瓶梅词话》第54回)

    婆子的酒食，不到吃伤了哩！(《金瓶梅词话》第3回)

    到了《西游记》里，语气词已明显丰富，除了“哩”外，已出现了“呀”“吧”“啊”“呵”“哑”。如：

    你放心莫哭，我去哑！(《西游记》第21回)

    好个绷巴吊拷的女婿呀！(《西游记》第24回)

    我也不罪你，但是你去吧！(《西游记》第2回)

    不曾听见个甚那旧话儿经啊！(《西游记》第25回)

    老猪若不亏金星奏准玉帝呵！(《西游记》第21回)

    才算这场功绩哩！(《西游记》第21回)

    但在《古本水浒传》后50回中，语气词与前70回保持一致，仅有“哩”。例如：

    叔叔酒菜好哩！(《古本水浒传》第72回)

    你已做个头目哩！(《古本水浒传》第74回)

    打死人哩！(《古本水浒传》第80回)

    这一现象说明《古本水浒传》成书应在《金瓶梅词话》和《西游记》之前，与《水浒》前70回是同一时代的产品。

    二、处置式和工具语

    王力在《汉语史稿》中对处置式和工具语这两类语言结构的发展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他指出“把”和“将”这两个词从其本义“持”引申用作表示工具的动词(或介词)，逐渐的虚化，在公元7、8世纪时，即唐代初期和中期，逐渐用作一般处置式的介词。从这个时期起，“把”和“将”皆俱有着处置式和工具语的功能，并且也没有失去它们独立作为动词的作用，也没有分工，同时在处置式和工具语之间被交错着使用。甚至出现在相同的上下文中。直到元代以后，“将”逐渐只在书面语中使用，“把”则在日常生活口语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之后，又涌现出“拿”、“当”、“管”等新介词，并且慢慢分化，获得了各自特定的用法。

   《水浒》是元末明初的产品，书中“把”和“将”的界限也是模糊不清的。有时两者都作处置式介词用，看不出有什么区别。如：

    把车子上枣子都丢在地上，将这十一担金珠宝贝却装在车子内。(《水浒传》第15回)

    有时“把”用于处置式，“将”用于工具语。如：

    把白胜押到厅前，便将索子捆了。(《水浒传》第17回)

    就大牢里把宋江、戴宗两个匾扎起，又将胶水刷了头发。(《水浒传》第39回)

    也有时“将”用于处置式，“把”用于工具语。如：

    吴用便把手将髭须一摸。(《水浒传》第18回)

    智深……却把左手拔住上截，把腰只一趁，将那株绿杨树带根拔起。(《水浒传》第6回)

    王力也指出：直到清代(确实时期待考)，在普通话里，处置式和工具语所用的介词性的动词才有了分工。处置式用“把”字(或“将”字)；工具语用“拿”字。下面是一些《红楼梦》的例子：

    把你林姑娘暂安置在碧纱厨里。(《红楼梦》第3回)

    使把手绢子打开，把钱倒了出来。(《红楼梦》第26回)

    以上是处置式。

    他吃了酒，又拿我们来醒脾了。(《红楼梦》第8回)

    拿真心待你，你倒不信了。(《红楼梦》第47回)

    以上是工具语。

    在《古本水浒传》后50回中，“把”和“将”在处置式和工具语上的应用，也和前70回一致，界限也是不清楚的。以下是处置式：

    遂把此马搁过了。(《古本水浒传》第71回)

    把首级送到床前。(《古本水浒传》第87回)

    将他上身洗剥干净，把来均分了。(《古本水浒传》第74回)

    今将本寨诸将名号，开列于后。(《古本水浒传》第98回)

    以下是工具语：

    把刀拟准他脖子喝道……。(《古本水浒传》第86回)

    把一只手掩了嘴巴。(《古本水浒传》第82回)

    一干人今日正好将公济私。(《古本水浒传》第79回)

    李忠奔回山寨，将情告禀宋江。(《古本水浒传》第88回)

    我们可以看得出，《古本水浒传》中的处置式和工具语的表现形式与《水浒》前70回有着共同特点，就是“把”和“将”混用，没有明确分工；“把”和“将”同时是处置式和工具语所用的介词性动词，没有明显的区分；“拿”字也没有作为介词性动词使用，正是元末明初时的特色。

   有意思的是，无论在《金瓶梅词话》或《西游记》都已出现了介词性动词“拿”。例：

    你拿响金白银包着他。(《金瓶梅词话》第21回)

    耶��，嫂子，行动只拿五娘吓我。(《金瓶梅词话》第23回)

    大家都有此心，独拿老猪出丑。(《西游记》第23回)

    这也就是说《古本水浒传》后50回，成书当早于这两部书。《金瓶梅词活》是明中叶的作品，那《古本》至少早于明中叶。

    三、相同的方言

    《水浒》前70回与《古本水浒传》不仅语言时代特征一致，就是方言特征也一致。《水浒》既是一部由许多不同地方故事汇集而成的小说，其中的方言也比较复杂，但最明显的是吴方言和苏北方言，一些学者便因此认为《水浒》的作者是南方人。明清有不少提到《水浒》作者的记载，不论说作者是施耐庵或罗贯中，大多都明说他们是杭州人或钱塘人，更有一些资料显示作者是白驹人，祖籍姑苏，曾在杭州、兴化等地居住。现代一些学者也曾就《水浒传》中的方言俗语，论证其作者为浙江人。鲁迅便根据宋人庄季裕的《鸡肋篇》中所说：“浙人以鸭儿为大讳。北人但知鸭羹虽甚热，亦无气。后至南方，乃始知鸭若只一雄，则虽合而无卵，须二三始有子，其以为讳者，盖为是耳，不在于无气也。”进一步指出《水浒传》中，当郓哥向武大索麦稃，暗喻武大是鸭，他的老婆偷汉子，武大勃然大怒。鲁迅补充解释说：“鸭必多雄始孕，盖当时浙中俗说，今已不知。然由此可知《水浒传》确为旧本，其著者则浙人。”这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水浒传》和《古本水浒传》都有吴方言和苏北方言。且看例句。

    1、奢遮：典型的苏北方言，今兴化话仍见使用，有了不起，很厉害，体面，得意等褒义的意思，也有骄横，炫耀等贬义的意思，前70回是常用词。例：

    晁保正敢有件奢遮的私商买卖，有心要带挈我们？(《水浒传》第14回)

    大汉，你不认得这位奢遮的押司？(《水浒传》第21回)

    等个奢遮的好男子！(《水浒传》第35回)

    我不中也是你一个亲兄弟！你便奢遮杀，到底是我亲哥哥！(《水浒传》第16回)

    前三句是褒义，后一句是贬义。在《古本水浒传》也是常用词，同样也有褒贬两义。例：

    郓州一座城，东京也是一座城，说得多大奢遮……。(《古本水浒传》第82回)

    倒要见识一下，是怎样奢遮的好汉子……。(《古本水浒传》第90回)

    你莫惊骇，说来也奢遮，俺便是景阳岗打虎的行者武松，排行第二。(《古本水浒传》第83回)

    2、掇：典型的吴方言，今天台方言仍然使用，是双手将重物捧起的意思，前70回中经常出现。例：

    婆子便掇过一把交椅在宋江肩上。(《水浒传》第20回)

    掇个杌子自近火边坐地。(《水浒传》第23回)

    武松掇条凳子，却坐在横头。(《水浒传》第25回)

    在《古本水浒传》中也经常出现。例：

    道罢，掇过一条板凳，近柱子放下，坐了。(《古本水浒传》第74回)

    一把拖林冲起来，唤喽罗掇个椅子，坐了。(《古本水浒传》第87回)

    3、耍子：典型的吴方言，是杭州方言的经典，至今仍使用，有“玩”的意思。前70回多次出现。例：

    小官人若是不当真时，较量一棒耍子。(《水浒传》第1回)

    我自作乐耍子，不直得便当真起来！(《水浒传》第23回)

    《古本水浒传》也多见使用。

    单身劫寨，想顽一下杀人好耍子。(《古本水浒传》第77回)

    他们都去厮杀耍子，却把爷爷冷落。(《古本水浒传》第88回)

    4、省：读为xǐng。《辞海》中有四种解释；○1察看；检查。如内省。○2古代王使臣聘问诸侯之礼。亦泛指探望、问候。○3知觉。如不省人事。○4记忆。李商隐《野菊》诗：“清樽相伴省他年。”但在苏北方言中，“省”的用法比较特殊，有“懂得”“知道”“想起”的含意。《水浒》中也是如此，先看前70回。例：

    鲁达道：“洒家不省得。”(《水浒传》第3回)

    首座便道：“师兄，你不省得。”(《水浒传》第5回)

    宋江答道：“我们如何省得！(《水浒传》第36回)

    以上“省”是“懂得”“知道”的意思。

    晁盖猛省起来。(《水浒传》第39回)

    宋江听了，猛然省起。(《水浒传》第59回)

    以上是“想起”的意思。

    在《古本水浒传》中，用法完全与前70回一致。例：

    不想燕青听了，只是摇头，一半分儿也不省得。(《古本水浒传》第71回)

    但洒家是个粗汉，这些全不省得。(《古本水浒传》第71回)

    杨志叫道：“洒家省得什么！”(《古本水浒传》第78回)

    以上“省”是“懂得”或“知道”。

    公孙胜忽然省起一事。(《古本水浒传》第71回)

    肚里寻思一回，心里忽地省起。(《古本水浒传》第74回)

    太公忽地省起道。(《古本水浒传》第82回)

    以上相当于“想起”。

    《水浒传》和《古本水浒传》都出现大量的吴方言和苏北方言，不仅反映出两者的一致性，也反映出作者当在这两个地区生活过。同时也可见，贯华堂本和《古本水浒传》都在靠近苏北的吴方言区的苏州和江阴一带发现并非偶然的事。

    四、异形呼应形式

    把理由一项一项分开列举的场合，现代汉语可以见到“一则……二则……”“一来……二来……”的表达法。把“一则”放在前头的话，用“二则”来呼应；用“一来”打头的话，以“二来”承接，这种同形呼应的形式是最普通的用法。但是在《水浒传》里却是多见以异形呼应的例子，其份量远远超过其他作品。整理如下：

    鲁智深一者初做和尚，二来旧性未改。(《水浒传》第3回)

    智深一者得了史进，肚里胆壮；二乃吃得饱了，那精神气力越使得出来。(《水浒传》第5回)

    柴进一来要看林冲本事，二者要林冲赢他，灭那厮嘴。(《水浒传》第8回)

    第一赢得官军，收得许多人马船支，捉了黄安，二乃又得了若干财物金银。(《水浒传》第19回)

    秦明一则软困，二为众好汉劝不过，开怀得醉了。(《水浒传》第33回)

    黄信那人亦是治下；二者是秦明教他的武艺；三乃和我过的最好。(《水浒传》第33回)

    《三国演义》多用同形呼应形式“一者……二者……”，全书只有一次出现异形呼应形式：

    一来结束非凡，二者人才出众。(《三国演义》第65回)

    《金瓶梅词话》也是多用“一者……二者……”，只出现两次异形呼应形式：

    一则游玩，二者为谋其前程。(《金瓶梅词话》第47回)

    一来还不曾过一周，二者刘婆子说这孩子……。(《金瓶梅词话》第48回)

    《西游记》异形呼应形式相当多，但都只是“一则……二来……”一种形式。如：

    愚男一则请来奉献唐僧之肉，二来有句话儿上请。(《西游记》第42回)

    一则做不得手脚，二来又怕念《紧箍儿咒》……。(《西游记》第44回)

    《红楼梦》也是多用同形呼应形式，常见的是“一则……二则……”，偶用“一来……二来……”，全书只出现过一次异形呼应形式：

    一来酬愿，二则咱们吃杯喜酒……。(《红楼梦》第98回)

    反观《古本水浒传》，后50回中，只有6次分开列举理由的场合，却出现了4次不同的异形呼应形式。如下：

    都因这李兄弟性子疯狂，时常发作，只怕再来得罪道人，坏了义气。二则众位新到……。(《古本水浒传》第89回)

    一来为的路途遥远，地方不熟；二因老母妻子时常絮聒……。(《古本水浒传》第91回)

    杨制使说此计虽好，可是见今只有这点人马，四门围困，不够分拨。二来用兵重围，势必多延时日。(《古本水浒传》第96回)

    姚刚一者心慌，二来马力已乏。(《古本水浒传》第109回)

    《水浒传》和《古本水浒传》在使用异形呼应形式的习惯上，也是一致的。

    五、作者的个性词汇

    不同时代的作家使用词汇时，都具有不同的时代性。不同的作者在使用词汇时，也都会有自己的个性特征。《水浒传》和《古本水浒传》中使用相同的词汇很多，例如：“恁地”“则甚”“则个”“兀自”等等，都是具有时代性的，但这些词汇也大量出现在与它时代接近的其他小说中。而以下所要列举的却是仅在前70回和《古本》中出现的，是与它时代接近的其他小说，甚至是容与堂百回本后30回，或现在流行的120回本《水浒全传》后50回少见或没有出现的，虽然它们的语言的时代性特征是如此的接近。这些词汇可以说是《水浒传》作者的个性词汇。

    1、半点儿：“一点儿”是现代汉语中的常用词，但是《水浒》里却没这种“一点儿”的用例，在相同的场合多用“半点儿”。 “半点儿”在相近时代的作品中，仅在《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中各出现了2次，《西游记》在其他类似的场合是使用“一点儿”，《金瓶梅词话》则是使用“一些儿”，都是《水浒传》所不用的。《水浒传》前70回中，“半点儿”共出现8次之多。例：

    智深接过来，飕飕的使动；浑身上下没半点儿参差。(《水浒传》第6回)

    并无半点儿情分在这宋江身上。(《水浒传》第19回)

    被武松尽力气捺定，那里肯放半点儿松宽。(《水浒传》第22回)

    “半点儿”仅出现在《水浒》前70回，70回以后，现行120回本《水浒全传》在相同的场合是使用“一毫儿”，而“一毫儿”不曾在前70回出现。如下：

    乔道清口中喃喃呐呐的念咒，并无一毫儿灵验。(120回本《水浒全传》第96回)

    白赛霜雪，一毫瑕疵儿也没有。(120回本《水浒全传》第98回)

    赤条条的一毫丝线儿也没有在身上。(120回本《水浒全传》第103回)

    然而，“半点儿”却在《古本水浒传》里出现了，显示出它与前70回的一致性。例：

    使臣进内搜查，没得半点儿凭证，在合村子踏勘一过，也无形迹……。(《古本水浒传》第91回)

    这厮便有一半点儿妖法，何足为奇。(《古本水浒传》第117回)

    2、打一看：这个词在《水浒传》前70回中出现了9次，其他小说中，在《三遂平妖记》中出现2次，《西游记》出现1次，另《金瓶梅词话》用过1次“打一观看”。“打一看”有“猛然一看”“仔细一看”“定睛一看”的意思。例：

    史进跳起身来，转过树背后，打一看时，认得是猎户兔李吉。(《水浒传》第1回)

    掇条梯子上墙打一看时，只见是华阴县尉在马上……。(《水浒传》第1回)

    众人灯下打一看时，只见一个胖大和尚，赤条条不着一丝。(《水浒传》第4回)

    林冲酒醒，打一看时，果然好个大庄院。(《水浒传》第10回)

    再看《古本》后50回，“打一看”依然是常用词，出现比前70回还多了一次，共有10次。例：

    径来嫂嫂房中，灯光下打一看时，但见嫂嫂靠在床头……。(《古本水浒传》第72回)

    史进打一看时，唤他的却是神行太保戴宗。(《古本水浒传》第73回)

    栾廷玉打一看时，上来一将，端的威风……。(《古本水浒传》第76回)

    忽地兵士们齐声叫苦，打一看时，却是背後又在掩杀过来。(《古本水浒传》第78回)

    但是现行120回本《水浒全传》中“征田虎王庆”等20回完全不用“打一看”这词，容与堂本后30回也只用了两次。多次其他类似的场景，都不用“打一看”这词。例：

    李俊把眼看时，只见草厅上坐着四个好汉。(容与堂本《水浒传》第93回)

    李俊道：“又来作怪！”急急自去看时，船头上立着两个人。(容与堂本《水浒传》第93回)

    众人上马不迭。急看时，三路火起。(容与堂本《水浒传》第94回)

    李逵近前看时，却原来是铁牛的老娘。(120回本《水浒全传》第93回)

    宋江拈起一个阄子看时，却是东路。(120回本《水浒全传》第94回)

    乔道清仔细看时，正是那破法的先生。(120回本《水浒全传》第96回)

    有意思的是，容与堂本后30回中仅有两次的例外中，有一次还显然是犯了语病。如下：

    李逵一脚踢开了房门……定睛打一看时，原来把灯盏砍翻了。(容与堂本《水浒传》第73回)

    “打一看”这词本身已有“仔细”“定睛”的含意，这里的“定睛打一看”就犯了语意重复的毛病，表明了容与堂本的作者似乎不理解这词的用法，也显示了容本前后的作者似乎不是同一人，反而是《古本》与前70回有着共同的个性词汇。

    3、争些儿：这也是一个特殊的词，在《水浒传》前70回中常见使用，共出现9次。其他小说在相同的场合多用“险些儿”，“争些儿”仅在《三国演义》和《金瓶梅词话》各见过1次。《水浒传》前70回中使“争些儿”如下：

    把手只一推，争些儿把那妇人推一交。(《水浒传》第23回)

    看着婆子小肚上只一头撞将去，争些儿跌倒……。(《水浒传》第24回)

    则恁地，也争些儿坏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人。(《水浒传》第26回)

    在《古本》后50回中，“争些儿”依然是常用词，共出現了10次。例：

    洒家只顾得厮杀，争些儿忘了此事。(《古本水浒传》第86回)

    你言我语，各不相让，争些儿动手。(《古本水浒传》第90回)

    忙著奉事，不曾来这里说知，争些儿坏了大事。(《古本水浒传》第90回)

    容与堂本后30回和现行120回本《水浒全传》中，类似的场景也不少，但从不用“争些儿”。例：

    今日又作《满江红》词，险些儿坏了他性命。(容与堂本《水浒传》第71回)

    差那不晓事的村贼乘驾，险些儿误了大贵人性命！(容与堂本《水浒传》第75回)

    若不得仁兄垂救，几丧了兄弟性命！(容与堂本《水浒传》第86回)

    不听贤弟之言，险些儿不得相见！(120回本《水浒全传》第95回)

    把乔道清劈头一下，险些儿将头打破。(120回本《水浒全传》第96回)

    《古本水浒传》后50回使用的个性词汇，再一次证实比容与堂本和現行120回本更接近前70回。

    4、直恁：在旧白话，特别是元明时代作品里“直”用如“竟”义的例子很多，并且几乎都伴随有指示词，如“直如此”“直这般”“直恁”。其中“直恁”在《水浒传》前70回经常出现，共10次之多，但是除了《三遂平妖记》外，这个词在其他小说的使用率却不高；《三国演义》和《金瓶梅词话》各只用过1次，《西游记》和《红楼梦》则完全不使用“直恁”这词。“直恁”在《水浒》前70回的使用如下：

    他们直恁义气！我若拿他去解官请赏时，反教天下好汉们耻笑我不英雄。(《水浒传》第1回)

    都是一般父母皮肉，我们直恁地苦！(《水浒传》第15回)

    你看我那三寸丁谷树皮，三分像人，七分似鬼，我直恁地晦气！(《水浒传》第23回)

    不想他直恁没些人情。(《水浒传》第32回)

    但是，容与堂本后30回完全不用“直恁”，而一般120回本《水浒全传》在“征田虎王庆”等20回中，则使用了两次，只是这两次的使用却和前70回有所不同。如下：

    我直恁这般呆！癞虾蟆怎想天鹅肉？(120回本《水浒全传》第101回)

    今日直恁如此翻脸摆布我。(120回本《水浒全传》第103回)

    在《水浒》前70回“直恁”并不伴随着“如此”或“这般”。前70回伴随着“如此”或“这般”时，一般是直接采用“直如此”“直这般”。香坂顺一指出“直恁”已有“竟然如此”“竟然这般”的意思，“恁如此”“恁这般”分明是两重指示。因此他推测那时“直”和“恁”的结合已通常化，“直恁”被理解为一个词。可以观察到的是“恁”这个词从唐宋时代开始使用，在元明时代占了优势，明代以后其使用渐渐减少，到了明末清初，其衰退的倾向更是十分明显。

    然而，“直恁”在《古本水浒传》的使用却是与《水浒》前70回一致，而且使用率也相当的高，共出现了6次。例：

    一头瘟畜生，好歹只吃得一顿肉，直恁推让。(《古本水浒传》第71回)

    栾廷玉须不是三头六臂，直恁惧怕他。(《古本水浒传》第77回)

    小张良这厮直恁厉害。(《古本水浒传》第104回)

    “直恁”这个词再一次显示《古本》后50回与《水浒》前70回个性词汇的一致性，也显示出《水浒传》和《古本水浒传》的写作年代。

    六、《古本水浒传》中的“错别字”

    不同的作者在使用词汇时，会有自己的个性特征。不同的作者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惯用字，这些字有时在另一些人来看，甚至会被认为是“错别字”。

    袁无涯《忠义水浒全书发凡》有一段话：

    一、订文音字，旧本亦具有功力，然淆讹舛驳处尚多。如首引一词，便有四谬。试以此刻对勘旧本，可知其余。至如“耐”之为“奈”，“躁”之为“燥”，犹云书错。若混“戴”作“带”，混“煞”作“杀”，混“�ァ蔽�“拴”；“冲”“�Α敝�无分，“迳”“竟”之莫辨，遂属义乖。如此者，更难枚举，今悉校改。其音缀字下，虽便寓目；然大小断续，通人所嫌，故总次回尾，以便翻查。回远者例观，音异者别出。若半字可读，俗义可通者，或用略焉。

    这段文字明说在万历袁无涯刻本之前有一种旧本，从《发凡》中，我们知道那是郭武定本；这旧本中有不少文字的使用是有“问题”的，而袁无涯在校勘时，作了一些修改，但也有一部份“俗义”可以相通的没有修改。查一查《古本水浒传》，这些有“问题”的用字竟然也出现，似乎是在说在天启年间所刊刻的那本《古本水浒传》，也是根据袁无涯《发凡》中所谓的旧本，就是郭武定本，一本比袁无涯刻本还早的版本所刊刻的。这些用字中，最明显的一个是混“戴”作“带”，《古本》里从不用头“戴”，只用头“带”。例：

    声如枭鸟，脸若瘟神，头带镔铁盔，身穿镔铁连环甲。(《古本水浒传》第75回)

    头带一顶青铜打就狮子聚宝盔。(《古本水浒传》第76回)

    又从背面转出一员头领，头带翅盔，身穿雁翎甲。(《古本水浒传》第77回)

    《古本》也从不用“迳”自，只用“竟”自。例：

    两眼一合，竟自傍著树根，朦胧睡去。(《古本水浒传》第73回)

    都远远地立著，胆小的竟走开去。(《古本水浒传》第80–回)

    徐宁不察，竟自听信。(《古本水浒传》第107回)

    《古本》也以“耐”之为“奈”，没有不“奈”，只有不“耐”。例：

    史进更自不耐。(《古本水浒传》第73回)

    陈达瞧得不耐。(《古本水浒传》第75回)

    邹渊听得不耐，就想发作。(《古本水浒传》第80回)

    此外，《古本》还以“躁”之为“燥”。例：

    李逵性又躁，力又大。(《古本水浒传》第89回)

    七哥的性子只是急躁。(《古本水浒传》第95回)

    又半晌，石秀焦躁道。(《古本水浒传》第99回)

    袁无涯所举的例子，有些字在今天都己经通用了。

    反观贯华堂本和容与堂本，有些“错别字”似乎已经被改了过来，但又改得不彻底，结果还馀留下“旧本”的痕迹。以“带”和“戴”来说，已经被改过来的有：

    头戴一顶铺霜耀日盔，上撒着一把青缨。(《水浒传》第12回)

    那阮小七头戴一顶遮日黑箬笠。(《水浒传》第14回)

    头戴青箬笠，身披绿蓑衣。(《水浒传》第18回)

    未被改过来的有：

    史进头带白范阳毡大帽，上撒一撮红缨。(《水浒传》第2回)

    只见一个大汉，头带白范阳毡笠儿。(《水浒传》第19回)

    头带俊莪冠，足蹑珍珠履。(《水浒传》第61回)

    值得注意的是：容与堂本后30回，完全没有头“带”，只剩下头“戴”。若以袁无涯所说的为准，《古本》所依据的刻本是比贯华堂本和容与堂本还要早的刻本。

    小结

    对于一部古书的真伪，其发现者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诚实，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的。《古本水浒传》的发现，在梅寄鹤那热情洋溢，一万多言的序文中，我们可以说他正是这样的一个人；梅寄鹤详详细细地提出发现这部古书时的人证物证、时间地点，全无作假的意思，也没半点心虚的口吻，并不像一般伪作者一样，尽量把发现的过程说得含糊不清。在对《古本》作出他自己的考证时，梅寄鹤也是有证有据，毫不马虎。而对于自己所不熟悉的版本学和印章木刻，他更是谦逊地承认自己不懂，不敢强解。《古本水浒传》是梅寄鹤所发现，不是他所伪作的是可信的。至于蒋祖钢，自1975年发现上海复旦大学所收录的梅寄鹤序言，他几经波折的找到此书，又仔细研究，明察暗访有关人仕，两度分别在1985和1996年促成此书的出版，20余年的功夫和努力，可见他也不是哗众取宠，为求成名之辈，而是一个治学态度严谨、诚实的学者。这两个人对这部古书所做出的贡献，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古本水浒传》后50回和《水浒传》前70回，不论在句末语气词、处置式和工具语、相同的方言、异形呼应形式、作者个性词汇等都高度统一，在许多时代性的词汇也高度一致。其中句末语气词、处置式和工具语、异形呼应形式这三者更是具有很强的语法性。根据《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一书，中国最早提出要全面探讨语法研究方法的一篇文章，是王力在1936年所发表的《中国文法学初探》，而王力真正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汉语发展史的《汉语史稿》则迟到1957到1958年间，才由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学术界对元明语言现象至今还是有不同的意见，这是中国语言学中相当薄弱的环节。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大规模的模仿一部元明古典文学而又不犯语法的错误，至今仍是困难重重，更不用说在1933年以前了。梅寄鹤倘若有比王力这等语言学大师还了不起的功力，即使《古本水浒传》真是他所伪作的，只要公开声明，也早就已成名了，何必大作文章，搞得自己里外不是人。

    从语言使用的分析，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推论《古本水浒传》后50回当成书在《金瓶梅词话》之前，也就是明中叶之前。就也证明梅寄鹤在他的序文中所说的，江阴梅芝春祖上所遗留下来的这部《古本水浒传》，是一部《水浒》的手抄本是可信的。同样的道理，这手抄本上梅屋散人的小记所写的也是可信的，小记明确地指出，这部手抄本是源于明朝天启年间的一个版本，是“施氏毕生心血”。

    《古本水浒传》不可能是梅寄鹤所伪作的，它与《水浒传》前70回应该是同一时代同一作者的作品，是在元末明初完稿的。

第二章、从社会与文艺的关系看《水浒传》的撰写



    社会与文艺的关系是一种互动关系，它们彼此之间可以互为主体和客体，一方面艺术是社会的产物，另一方面社会又是艺术的产物。《水浒传》这部中国古典名著，也当然是在这种互动关系中所产生的作品。早在明代便有人指出，如果民间没有发生的事，文人便无法写出如此生动的文章来。《明容与堂刻水浒传》卷首写道：“世上先有《水浒传》一部，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若夫姓某名某，不过劈空捏造，与实其事耳。如世上先有淫妇人，然后以杨雄之妻武松之嫂实之；世上先有马泊六，然后以王婆实之；世上先有家奴与主母通奸，然后以鲁俊义之贾氏李固实之。若管营，若差拨，若董超，若薛霸、若富安，若陆谦情况逼真，笑语欲活，非世上先有是事，即令文人面壁九年，呕血十石，亦何能至此哉？亦何能至此哉？”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导致元朝灭亡的是因为施耐庵《水浒传》的效果。《中国近代文论选》中一篇题名为《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中，有一段这么说：“谁谓元亡非亡于《水浒》？韩林儿，一《水浒》之产儿也；张士诚，一《水浒》之产儿也；陈友谅，一《水浒》之产儿也；明玉珍，一《水浒》之产儿也；而朱元璋尤其著者耳。不数十年，淮南豪杰并起而亡元族矣” 。

    《水浒传》即是发源于社会，借用文艺社会学，从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它，必然可以给我们对这部小说本身、它产生的年代背景以及作者都有进一步的认识。而在这方面，著名法国艺术史兼文艺批评家丹纳的代表作《艺术哲学》中的理论和方法，便是我们很好使用的工具。

    第一节、《水浒》写作的总体环境

    丹纳在其代表作《艺术哲学》中，开宗明义的指出：一件“艺术品不是孤立的”，“一件艺术品，无论是一幅画、一出悲剧、一座雕像，显而易见属于一个总体”。这个总体不单是指“一个艺术家的许多不同的作品”、同时也是指艺术家“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和“包括在一个更广大的总体之内，就是在它周围而趣味和它一致的社会。也就是说：一件作品是与①作家本身其他全部的作品、②当代与作家有相同信念看法的其他作家作品、③当代的社会是有密切的关连的，是相隶属的，是“一片和音”；“因为社会的习俗与时代精神对于群众和对于艺术家是相同的”。这也就是丹纳“三总体”的观念。《水浒传》写的是一部乱自上作，官逼民反，聚山起义的英雄传奇小说，通过它所塑造的英雄人物，通过英雄人物的性格发展史，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寄托作家的理想和愿望。这一部小说成书的年代，当时的政治与经济的局势，一定是一个特殊的“环境” 。当代有同样理想和愿望的其他作家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自然会反映出与《水浒》相和的信息来。

    一、《水浒》成书的年代

    学者们一般认为《水浒》成书于元末明初。徐一士在《与胡适之博士一席谈》中，提到《水浒传》成书的时代背景时指出：《水浒传》“书中名物称谓，言词习惯，不脱宋代之旧，而毫未杂以明代背景，谓仍以元人之说为近似。盖去宋未久，相沿多肖……明人小说，其文句风格亦无一似《水浒传》者。”徐一士的看法，胡适“颇以为然”，并且认为《水浒》的作者“或为元人，亦未可知”。近年来，不少的考证，也进一步引据各样的内证外证来说明这个论点。

    其一、明代不少书目、志书、说部序跋在提及《水浒传》时，都说这部书题署“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提及施耐庵时则多说他是“元”人，而提及罗贯中时则指他是“南宋时”或“洪武初”人。高儒《百川书志》便著录“《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郎瑛《七修类稿》称“《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而根据鲁迅所提及的版本，有①115回本《忠义水浒传》，前署“东都罗贯中编辑”，明崇祯末与《三国演义》合刻为《英雄谱》。②100回本《忠义水浒传》。前署“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即明嘉靖时武定侯郭勋家所传之本，“前有汪太函序，托名天都外臣者”，今未见。③100回本，有李贽序及批点，殆即出郭本，而改题为“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然今亦难得。④120回本《忠义水浒全书》，亦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与李贽序百回本同。首有楚人杨定见序，自云事李卓吾，因袁无涯之请而刻此传。一番解释看来，这个叫“施耐庵的本”起初也许叫《宋江》而不叫《水浒》，它当然是比《忠义水浒传》的原本更古老的另一部书。

    论到施耐庵和罗贯中时，明代的书目、志书、说部序跋有：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称“今世传街谈巷语，有所谓演义者……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周晖《金陵琐事》提到“宇宙内有五大部文章”时，便说“元有施耐庵《水浒传》”、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记载“钱塘罗贯中本著，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甚详”、清代周亮工在《因树屋书影》也写道“《水浒传》相传为洪武初越人罗贯中作。又传为元人施耐庵作”、天都外臣《水浒传序》述及“洪武初，越人罗氏……为此书共一百回”等等；都说施耐庵是元人，罗贯中是洪武初人。综合这些资料直接的字面意思来看：《水浒传》原是一部在元代由一个叫做施耐庵的钱塘人，将许多有关《水浒》英雄好汉的短篇故事加以收集，撰写成为一部可能叫做《宋江》的“施耐庵的本”；并在明洪武初年间，由另一个叫做罗贯中的杭州人，将这一部“施耐庵的本”加以纂修编次而成的；而经由罗贯中纂修后的那一部《水浒传》也应该是高儒、李贽等人所说《忠义水浒传》的原本。

    其二、中国古代刻书业有自己特殊的行业用语。刻刊者或以地区、机构作题记，或以人名堂号相标榜，有时一种用语甚至会成为刻书业者共有的风尚。因此，某些特殊用语可以作为判断刻书时代的依据之一。如儒家经典，从五代至明清，有国子监刊本，简称“监本”；明代有南、北两京，因而又有南北监本之别。又如通俗小说和戏曲，从明末至清初，在书题上以“京本”为号召的有《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鼎镌京本全像西游记》、《京本通俗按鉴全汉志传》等近20多种之多。“京本”是明末刻书业主要是福建书商特有的用语。高儒和郎瑛都提到“施耐庵的本”，“的本”一词有真本、原本之意，不见于宋代，在元代的使用比较常见。元初马致远《哨遍·张玉嵓草书》套曲云：“文锦遍挑满四围，通三昧，磨崖的本，画赞初碑。”这是至今所知元代最早使用“的本”一词的著作。在元代后期刻书业中，“的本”一词被普遍使用。如现存的元刻本《元刊杂剧三十种》中，题目有“的本”二字的就有《古杭新刊的本关大王单刀会》、《大都新关目的本地藏王证东窗事犯》等8种。可见在作品题目中加“的本”二字，是元代部分刻书业者的一种风尚。《忠义水浒传》题署为“施耐庵的本”，其用语与元人一致，决非偶然。“的本”一词旁证高儒、郎瑛等人所记述的《水浒传》是元代经由“施耐庵集撰”，明初再由“罗贯中纂修”定稿成书后流传下来的本子，是明代各种版本的原本。

    其三、《水浒传》楔子提及“江西信州”，内证《水浒》开始撰写的时间下限是在元至正末年。现存百回本《水浒传》楔子描写：“太尉洪信……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洪信……径投信州贵溪县来”、“洪信……来到江西信州”，多次提到“信州”和“江西信州”。按《水浒》该段所写的时代背景是北宋初年。《宋史》卷88《地理志》载:宋初置江南东西路，“东路”辖“州七”有“宣、徽、江、池、饶、信、太平”等州，宋“南渡后”仍设江南东西路”，“东路”改辖“州”复有“徽、池、饶、信、太平”诸州。信州在南北宋是隶属江南东路。《水浒传》楔子所写的“江西信州”，不可能写在南宋。要是《水浒》该段写在南宋，就不会写成“江西信州”，只会写成“江南东路信州”或“江东信州”。宋朝亡后，信州被元改称信州路。《明史》卷43《地理志》载：“元信州路，属江浙行省。”所以《水浒传》楔子所写的“江西信州”，又不可能写在元初中期。要是《水浒》该段写在元初中期，也不会写成“江西信州”，只会写成“江浙行省信州路”或“江浙信州路”。元末，陈友谅“尽有江西、湖广地”，朱元璋遣“胡大海捣信州牵其后”，信州遂改为隶属陈友谅所占有的江西。《水浒传》楔子所写的“江西信州”，应该是写在元末陈友谅“尽有江西”占信州以后。要是《水浒》该段不写在元末陈友谅占江西信州后，就不会写成“江西信州”。《明史》卷43继载：“太祖庚子年五月，(信州)为广信府”。信州再被吴改称广信府，时在元顺帝至正二十年。《水浒传》楔子所写的“江西信州”，无疑是写在元至正二十年陈友谅的“江西信州”被朱元璋改称“江西广信府”以前。要是《水浒》该段写在元至正二十年甚至明初以后，更不会写成“江西信州”，只会写成“江西布政使司广信府”或“江西广信府”。

    其四、《水浒传》中后部提及“总兵府”、“总兵”，内证《水浒》终止写作的时间下限是在明洪武初年。现存百回本《水浒传》第49回描写：栾延玉会见孙立，问起他的来意时，“孙立答道:‘总兵府行下文书，对调我来此……提防梁山泊强寇’”，“栾廷玉引孙立……对祝朝奉说道:‘……今奉总兵府对调他来镇守此间郓州。’”；第70回描写：一百零八将排座次，“梁山泊总兵都头领二员，呼保义宋江、玉麒麟卢俊义”、“总兵主将，山东豪杰宋公明”；不止一处提到“总兵府”、“总兵”。按《水浒》该二回写的时代背景是北宋末年。《历代职官表》卷57《总兵、副将表》载:“总兵之官始于明代，前此无闻焉”。《水浒传》第49回、70回所写的“总兵府”、“总兵”，一般不可能写在宋元之际。元末，总兵之称肇于郭子兴部。《明史》卷1《太祖本纪》载:“(至正)十五年春正月，(郭)子兴……遣张天佑等拔和州，檄太祖总其军，太祖……于是始出檄南面坐曰:‘奉命总诸公兵……’”，朱元璋当初自称总兵，分明乃其后设总兵官之滥觞，也是宋江在《水浒》内称“总兵”的由来。《水浒传》第49回、70回所写的“总兵府”和“总兵”，起码是写在元至正十五年朱元璋于和州称总兵以后。不过总兵之官成定制还是在明洪武初。《明史》卷2《太祖本纪》继载:“于显为总兵官备楼”在洪武六年、“吴祯为总兵官……巡海捕楼”在洪武七年、“杨仲为总兵官”讨五开蛮在洪武十一年，总兵之官成明朝定制正好是在洪武初年。《水浒传》第49回、70回所写“总兵府”和“总兵”，最迟一定写在洪武六、七年至洪武十一年明太祖多次任命总兵官之时。

    综合上述，《水浒传》确实成书于元末明初。动笔撰写时间的下限，当在元顺帝至正二十年前，搁笔终编的时间下限，当在明太祖洪武十一年前；正是中国处处有农民起义军，动荡不安的年代。

    二、元朝政治局势的梗概

    《水浒传》动笔撰写的时间是在元朝末年。元朝的统治一开始便是建立在不平等的阶级制度和民族压迫的基础上的。蒙古灭金初期，除劫掠财货、牲畜外，又到处掳掠人口，用作贵族的工匠或诸王将校的奴隶；并把一些州县分封给蒙古贵族，封地内的人民不得任意迁移。这时的汉族豪强地主也乘机建立军队以维护其封建统治，并很快投降了蒙古，成为统治者的帮凶。在蒙古统治者和汉族豪强地主的双重压迫下，人民负担极为沉重。元世祖统一中国后，又将全国人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等级，在法律、政治、经济上都规定了不同的待遇，以达到维护蒙古人的利益，和分化各族人民团结的目的。元朝规定各级地方行政长官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汉人只能担任副职。此外，又建立里甲制度，监视人民的行动。汉族人民不准收藏武器，被禁止打猎和练武。当时处在社会底层的是以汉族农民为主的各族劳动人民，而压迫在他们头上的是以蒙古贵族为主的各族上层分子。由于统治者的穷奢极侈和官吏的贪暴，人民生活陷入悲惨的境地。

    元朝另一个特点，是儒生在参预国家治理方面失去了宋金时那种优越的地位。直至中统、至元之初，儒学在北方，仍由于历经事变、丧乱而不甚发达，连《资治通鉴》也是很难见到的书籍。而这时候理学在南宋已经相当盛行了。南北的统一，为儒学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儒学著作之流入北方，达到“捆载”而至的地步。 “北方贤士大夫官辙南迈者，往往嗜古绩学，考索研稽，唯恐未逮”。儒学在元代以前早成为入仕从政所需要的专业训练。对大多数人来说，读书是为了做官；这对于古代中国的儒生，用丹纳的话来说，根本就是所谓的“种族”特性。元朝在太宗时代(1229-1241)虽曾一度开科取士，以经义、词赋、论三科为科举考试内容，可是受到当时保守派的蒙古权贵的反对，因而不得不中止。元世祖忽必烈时期(1260-1294)也曾大规模任用儒士，但是世祖之后，元朝的统治者却反对任用儒士，而选择由吏入仕的途径解决中低级官僚的来源问题。到了仁宗皇庆二年(1313)，科举考试恢复举行，但整个的考试制度，从程序到试题仍然充满了种族歧视：场数蒙古人和色目人比汉人和南人少一场；文章的字数比汉人和南人少；试题比汉人和南人容易；蒙古人和色目人若愿意选考汉人和南人的试题，中选后“加一等注授”等等。加上中选的人数不多，第一次考试，赐进士56人，后来虽有所增加，也不到一百人；汉人和南人的人口数目虽远超过蒙古人和色目人，但中选的人数却平均各占一半。种种的限制，使得儒生们能够考取功名十分困难，元人陈高曾经叹言：“年年去射策，临老犹儒冠”。《元史》里也有相似的记载：“诸生积分，有六年未及释褐者，翀至，皆使就试而官之”，“文雅而洁，年逾耳顺……然而再试再黜”。这种屡试不第的、进仕无门的情况並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大量的存在。江南平服后，甚至还公开拍卖官职，以至“南方郡县官属，指缺愿去者，半为贩缯屠狗之流、贪污粮糟之辈”。这就断绝了普天下读书人由儒学进身步入仕途的希望。因此，他们当中“有去以技术鸣者，有去而买贾取赢者，有去而结绶于刀笔、辇金于纵横者”。当然也总有一些迂腐夫子，“独匡坐蓬蒿环堵之中，愦然而已”。一部分儒生不甘寂寞，企图通过“游学”，结交名门，求得一官半职。尤其是南方读书人，“南士志于名爵者率往求乎北”。但他们当中大多数只能失望而归。儒生处在这样的境遇中，再加上元政府在赋税方面优遇儒户的规定经常不得贯彻，他们的社会地位不能不受到很大损害，以至当日戏台上竟有一官二吏、九儒十丐的谑语。纵观中国历史，儒生处境之差，莫过於元代矣！

    与此同时，在元政府高度残暴的压迫下，自元朝建国起，人民的反抗斗争便始终没有终止。虽然前仆后继的农民起义，相继遭到镇压而失败，但各族人民继续在各地以各种形式向元朝统治者展开不屈不挠的战斗。到了元朝末年，政治黑暗，统治阶级内部政局动荡腐败。元朝政府横征暴敛，土地高度集中，社会经济衰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元顺帝至正十一年，民间秘密团体白莲教领袖韩山童及其门徒刘福通，利用政府征发农夫15万人修治黄河，散布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同时暗地里凿一独眼石人，在其背上刻上“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埋在即将挖掘的黄陵岗附近的河道上。当民夫在施工中把这个石人掘出来的时候，人心大为震动。工程完毕后，除了少部份还乡外，大多数都集结在韩山童和刘福通的红巾之下，于五月占领颍州城，大起义自此正式爆发，不可收拾；同年八月，李二(芝麻李)起义于徐州；徐寿辉、邹普胜起义于蕲州(今湖北蕲春南)；十二月，王权(布王三)等起兵邓州(今河南邓县)，称“北琐红军”；至正十二年正月，孟海马占领襄阳，称“南琐红军”；二月，郭子兴等起义于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总而言之，颍州起义后，起义烈火迅速燃遍大江南北，起兵反元者“无虑千百计”。

    在一个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封建黑暗社会和在统治者残酷的压迫下的日子，爆发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大时代。

    三、元代其他作品的基调

    元朝的国家政策，使汉族知识份子分化成两派，一部分儒生投靠蒙古统治阶级。另一部份的知识份子则彷徨苦闷，前途茫茫，因为不甘心于才能的埋没，又不能不另谋生活出路，于是就和两宋以来社会上编写讲唱文艺团体结合起来，写出许多人民群众所喜爱的各种讲唱文艺的脚本，对元代文学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元朝所形成的“环境”，造成了当代独特的社会文化气氛。元代文学，不论诗歌、词曲、散文、小说、杂剧等，一般来讲都散发出一个共同的基调，都反映出同情民生疾苦，抗议民族压迫的情感。元代许多著名的作家，写下了许多血泪交织的作品，大量的歌颂被压迫人民的斗争，揭露社会的黑暗和统治者的残暴，反映了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以元代著名的元杂剧来说：如关汉卿的《窦娥冤》、《蝴蝶梦》、《鲁斋郎》、《望江亭》，李潜夫的《灰阑记》，郑廷玉的《看钱奴》，武汉臣的《老生儿》，秦简夫的《东堂老》，无名氏的《陈州粜米》等。都有力地控诉了权豪恶霸凭借权势，在政治上左右朝政，把持讼狱，残害贤良；贪官污吏以谋利营私为官箴，以敲骨吸髓为能事，昏庸愚蠢，滥施刑罚，残害无辜，草菅人命。此外，马致远的《汉宫秋》取材于历史上王昭君出塞和亲的故事，不拘泥于史实，进行了全新的艺术创作，使剧作成为金元、宋元之交的家国兴亡和民族情绪的曲折反映。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描写春秋时晋国臣民程婴、韩厥、公孙杵臼等人，为了保存赵氏孤儿，不惜自我牺牲，忍辱负重，前仆后继，赴汤蹈火，不屈不挠地同恶势力作殊死抗争。这一些作品，都是《水浒传》成书时的大前奏。

    元代也产生大量表现水浒故事的元杂剧，今连同仅存名目的在内，虽有36种，不过留下传本的却只有10种。其中可以肯定为元代作品的是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康进之的《梁山泊黑旋风负荆》，李文蔚的《同乐院燕青博鱼》，以及无名氏的《争报恩三虎下山》、《鲁智深喜赏黄花峪》和《大妇小妻还牢末》。另外还有4个，即《梁山五虎大劫牢》、《梁山七虎闹铜台》、《王矮虎大闹东平府》和《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作者姓氏已不可考，创作时间也很难肯定，大部份学者都认为是出自明人手笔，最多也只是泛指为元、明之际，即从元入明的人的剧作。而学者们所持的一个主要标准，是看作品是否洋溢浓厚的儒家思想和归顺朝庭的意识。这些传本，大多是直接采自民间传说的水浒故事，或者是金元话本所提供的素材。其中虽有几个和《水浒传》的内容可以挂上钩，不过具体情节与小说也略有出入；如《李逵负荆》，小说就把鲁智深改作柴进，酒家王林改为刘太公。值得注意的是，在前6种被肯定为元代的作品，都在暴露社会的黑暗和官场的腐败，多涉及到受害者的妻妾与人通奸而遭冤诬，而结局是受害者结合起来，投靠梁山好汉得胜的剧情，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元代人民的苦难和盼望，完全没有忠君爱国的封建伦理观念。譬如：《双献功》讲的是元朝社会的黑暗和不安，“谎子极多”、“杀人不偿命”、“入牢先吃三十杀威棍”等不合理的现象；同时又把希望放在英雄好汉李逵的身上。《李逵负荆》所要表达的是一种“替天行道”的崇高理想，而这种理想则需要有一个品质高贵的人才能做到，这个人便是李逵。《燕青博鱼》表现的是“善”与“恶”的矛盾对立，“恶”的一面总是採取主动来向“善”的一面讨便宜，欺侮“善”的人，若达不到目的，便不择手段，用各种阴谋诡计，甚至杀人放火。燕青是代表梁山好汉“善”的一方，他诚实、忠厚、英勇、知恩图报、嫉恶如仇，最后受害者的“善”的一方结合起来，共同向“恶”势力开战。《大劫牢》则描述了宋江“招贤”的手法，在“替天行道”的大前提下，以任何的手段来达到目的都是合理的。

    前6种元人水浒杂剧还有两个方面是很突出的。首先是宋江这个关键性的人物，元杂剧中显然是以他作为坚持起义的梁山首领来塑造的。在宋江的身上，并没有被贴上一心巴望招安的封建正统思想的标签，而是一贯地坚持“俺梁山聚集豪英，要替天行道公平”，“拔刀相助扶危困，骤马逢迎敢战争”，“舍性命大道上赶官军”的思想。在高文秀的《双献功》中，写宋江是于发配途中就被救上梁山做了头领，这和小说第35回书中所描绘的大相径庭。宋江的上场诗更是:“家住梁山泊，平生不种田。刀磨锋刃快，斧蘸月痕圆。强劫机谋广，潜偷胆力全。弟兄三十六，个个敢争先。风高敢放连天火，月黑提刀去杀人。”完全是一副造反头儿的本色，不光放火杀人，连“潜偷”的本事，都是齐备的。元杂剧里的宋江，道道地地是一个草莽英雄。在他的身上有的是绿林豪侠气，并没有醉心于功名富贵的奴颜媚骨，是诗人口中的“勇悍狂侠” 。其次是，这些元杂剧传本都没有挂上招安的尾巴，只是个别作者对某些起义农民存在着歧视与模糊的看法。如《燕青博鱼》中，就有像“则俺是梁山泊里的宋江，须不比帮源洞里的方腊”这样的曲词，把两支起义军对立起来看待，从而否定后者，这可能是受到南宋以来史书与某些笔记的影响，不过在元杂剧中也只是个别现象。

    元代所呈现的文学著作，绝大部份都在于揭露社会的黑暗，统治者的残暴，和歌颂被压迫人民的反叛精神，并不在于提倡忠君爱国。元人水浒杂剧更隐含一股鼓动被欺压者联合起来，向恶势力开战，替天行道的声音。

    四、《水浒传》中的造反与救民精神

    《水浒传》始动笔于元代，按丹纳三总体观念来看，自然也当具有元代其他作家的特色，也就是应该带有揭露社会的黑暗，歌颂被压迫者起来反叛恶势力的精神。而事实上，《水浒传》的确是这样的一部书，并且在鼓动受欺压者起而反之，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可以被视为是一部强调乱自上作，煽动农民百姓起来造反的书。然而，以容与堂本为准，《水浒》前70回半确实具有元代作品的特色，后29回半却又是另一件事。这也使得《水浒传》的主题思想，众说纷纭，一直有针锋相对的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它是农民革命的颂歌，有的则认为它是宣扬投降主义的作品。

    在前70回里，首先以高俅发迹为开端，写出乱自上作，人民起而反抗是因为社会的黑暗，统治者的残暴。其次它深刻地揭示了农民造反的社会根源，人民在贫困潦倒的生活压力下，铤而走险。以打鱼为生的阮氏三兄弟，过着极为贫困的生活，因此他们痛恨那些刮地皮的封建官吏，认为“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擅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老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所以吴用一说出劫生辰纲的谋划，他们立刻响应：“若是有识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再次，它显示了想单凭个人力量反抗，或只想做个顺民的无力感。小说描写了鲁智深、林冲、杨志、武松、宋江等人，有的英勇反抗，有的逆来顺受，都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只能招来恶势力更加残酷的对待。于是他们纷纷投身革命的洪流，汇成了千军万马，向残暴的统治者展开大规模的武装斗争。

    占据了梁山水泊这强大的根据地后，在宋江的领导下，众好汉统一行动，他们不再打家劫舍，而是打州劫县，更多地使用谋略；反贪官、反奸臣，也开始赈济百姓。宋江三打祝家庄，起因虽说是时迁偷杀吃了祝家店的报晓鸡，实际上是梁山好汉与地主庄园主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就是没有时迁偷鸡的事，宋江也迟早会因山寨的人马众多，钱粮短缺，而去攻打这个距离梁山泊太近，又与梁山泊为敌的祝家庄的。在攻下祝家庄后，宋江便表明：“我连日在此搅扰你们百姓，今日打破了祝家庄，与你村中除害，所有各家赐粮米一石，以表人心。”攻打高唐州是为了救柴进和李逵，实际上是与知府高廉作对，而高廉原是东京高太尉的叔伯兄弟，反高廉自然就是反贪官、反奸臣的含义。小说中特别强调“大小将校，离了高唐州，得胜回梁山泊，所过州县，丝毫无犯”的护民精神。三山聚义打青州，说的是救取孔明孔亮的叔叔，实际上又是一次为民除害，攻入青州时“宋江急急传令，休叫残杀百姓，且收仓库钱粮……，天明，计点在城百姓被火烧之家，给散粮米救济。”攻入东平府，也是“急传将令，不许杀害百姓、放火烧人房屋……便开了府库，尽数取了金银财帛，大开仓厫，装载粮米上车……将太守家私，俵散居民，仍给沿街告示，晓喻百姓：‘害民州官，已自杀戮。汝等良民，各安生理。’告示已罢，收拾回军。”及至天降石碣，梁山好汉排座次，山顶竖起“替天行道”杏黄大旗，梁山泊更是摆明立场要惩治贪官，赈济百姓，要对丑恶的统治势力给予重重的还击。《水浒传》前70回清楚的歌颂了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与元代其他的文学作品所反映的基调如出一辙。

    容与堂本后30回剧情急转直下，尽讲忠君爱国。先是宋江一时趁着酒兴，作《满江红》一词，命乐和高唱“望天王降诏早招安。”跟着又教训武松道：“众弟兄听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竭力施功，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而结果是“众皆称谢不已。”宋江更不是因为势单力薄，“大军一到，便受招安的”，而是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胜利中，走了妓女李师师的后门，主动乞求天子降诏招安的。在现行120回的《水浒全传》第91回中，一听说河北田虎作乱，宋江便与吴用等商议要“奏闻天子，我等情愿起兵去征进”，表现得积极主动。董平等在争战中，更张口闭口以“天兵”自居。攻下盖州，宋江一面“写表申奏朝廷”，请功邀赏，一面“尽将府库财帛金宝，解赴京师。”不再把这些不义之财“俵散百姓”，完全是忠臣良相的榜样。征方腊后回朝，燕青引用了著名的历史教训说：“主人岂不闻韩信立下十大功劳，只落得未央宫里斩首，彭越醢为肉酱，英布弓弦药酒？主公，你可寻思，祸到临头难走！”面对这种严重警告，卢俊义执迷不悟，宋江还得加上一个“更”字。结果，他们回朝被封为安抚使以后不久，便先后喝了御赐药酒，被毒死了。可怜宋江不但自己不悟，还临死搭上个垫背的，把最好的哥们儿李逵也招来，怕他重新啸聚山林，害了宋江一世清名，让他一同喝了药酒，中毒身亡了。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忠义，而是根本不值得赞扬的迂忠了。《水浒传》70回以后的篇幅，思想内容上与前70回的不谐调是有目共睹的，与元代其他的作品也是南辕北辙。从丹纳《艺术哲学》的理论来看，《水浒》70回前后，绝对不可能是同一个作者的手笔，也不会是同一时代的作品。

    再看《古本水浒传》，它对前70回的作者对梁山好汉们的反抗行动是完全赞同，热情地接纳，并且加以发扬，表现得有过之而无不及。请参看书中的例子：

    便叫刘通为主，将引十名能干头目，百名喽罗，把这一万金银沿途��散，那班百姓欢天喜地，都在背地里说道：“时世变到这样，官府假仁假义，却大半贪赃枉法，行恶虐民。杀人放火的强盗，反把金银施赠人，无怪天下要闹得不安！”从此梁山泊三字大名，民间叫得更响。(《古本水浒传》第86回)

    杨志又分付打开仓库，取出积储的钱米，散给满城穷苦百姓。家家感激，户户称扬，齐说梁山泊义士恁地好，倘得常年在此，我们反能过一点好日子。(《古本水浒传》第96回)

    宋江一一发放完毕，便行出城，只见家家门口焚香点烛，众百姓扶老携幼，挨肩叠背，挤满了大街小巷，都来看梁山泊义士宋公明。只听得大家叹气道：“我们刚得一日好日子过，可惜宋公明却又走了！”(《古本水浒传》第117回)

    做个简单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古本水浒传》的内容与思想，不单符合元代其他作家作品的精神，符合当代基层老百姓的心声，更是完全顺着《水浒传》前70回的发展来写。梁山泊英雄聚义在第70回刚刚达到了全书高潮，以后正可以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与官府作更大规模的斗争。《古本水浒传》也正是这样展开，《古本》后50回里，自始至终写起义队伍杀富济贫，与官军进行了大小数十次的战役，做了许多诸如计杀高衙内，大败纪安邦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真正做到了“替天行道”；朱笏山、狼嗥山等许多山寨也都归附梁山泊，起义队伍日益壮大。这些都是完全符合前70回的情节发展趋势及作者的创作意图的。《古本水浒传》是元代撰写《水浒传》前70回的作者的作品，完全符合丹纳的“三总体的观念”。

    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写到《水浒传》时说：“余偶阅一说序，称施某尝入市肆，紬阅故书，于敝楮中得宋张叔夜禽贼招语一通，备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润饰成此编。”这是明说施耐庵著《水浒传》的创作灵感，是从与张叔夜的史料有关的文献而来。根据《宋史·张叔夜传》提到宋江时指出：“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而《古本水浒传》就是在写宋江“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倘若《水浒传》只写到70回便终止，根本谈不上什么“转略十郡”，又若是按容与堂本的内容情节发展下去，虽然也有征辽、王、田和方腊的“转略十郡”，但却不是“官军莫敢撄其锋”，而是“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并且几乎与张叔夜搭不上关系。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的记载，旁证了《古本水浒传》是施耐庵接着前70回写下去的真本。

    第二节、战乱时代中的作品

    丹纳把“种族”、“环境”、“时代”作为文学艺术的生成和发展有三种基本动因。在提到种族时，他说：“一个民族永远留着他乡土的痕迹，而他定居的时候越愚昧越幼稚，身上的乡土的痕迹越深刻。”他举例说明：“法国人到波旁岛或玛蒂尼克岛上去殖民，英国人到北美洲和澳洲去殖民，随身带着武器，工具，艺术，工业，制度，观念，带着一种悠久而完整的文化，所以他们能保存已有的特征，抵抗新环境的影响。”丹纳把“种族”比喻为“种子”，在讲到“环境”时，他指出：“倘若同一植物的几颗种子，播在气候不同，土壤各别的地方，让他们各自去抽芽，长大，结果，繁殖；它们会适应各自的地域，生长出好几个变种；气候的差别越大，种类的变化越显著。”这也就是说，相同的种族，在不同的环境，会发展出“变种”的文学艺术来。

    中国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统治者采用后，儒家思想开始占据统治地位，强调道德仁义、忠君爱国的思想也开始溶进读书人的血液里。中国的知识份子，所谓的儒生，在某个程度上，也渐渐的成为了丹纳《艺术哲学》理论中的某个“种族”。他们有着相同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身上“永远留着他乡土的痕迹”。然而，在一个由异族统治下的不同“环境”，他们却也发展出既有儒家特色，又是“变种”的文艺作品来。《水浒传》，包括《古本》后50回，便可以说是这其中很特出的一部。

    一、起义军中的儒生

    金观涛在他《在历史的表象背后》一书中指出：“中国在历次大动乱时期，无论是在豪门世家竞相争雄的活动中，还是在农民起义队伍中，儒生都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阶层”。“每当改朝换代大动乱来临时，儒生阶层就会激烈地分化。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是保皇党”；第二类是“积极参加反对旧王朝的斗争，甚至加入农民起义军队伍”；但“更多的是第三类人，他们既不满于旧王朝的统治，觉得他气数已尽，又不愿轻易参加农民军，认为草寇终不能成大业，长期采取观望态度，暗中研究，分析形势，坐待时机。一旦他们认为有希望重建新王朝的‘真龙天子’出现，其人可能是豪门贵胄，也可能是农民起义的首领，他们就会主动前往投靠，共图大业。”金观涛列举了大量的佐证说明：这正是中国在历次大动乱后，很快又回到以儒学治国的大一统皇朝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元末战争中也不例外，如朱元璋早从渡江之初，在整饬军兵的同时，就非常留意“统治的方术，招纳儒士，参预谋议”。“攻下太平后，以李习知太平府事，陶安参幕府事。破集庆，得儒士夏惕、孙炎、杨宪等，都加以录用”。“攻下婺州后……又命知府王宗显开郡学，延聘名儒叶仪、宋濂等为经师，戴良为学正”。“名儒望族，丽水人叶深，龙泉人章溢，青田人刘基，原来都曾在元朝作官，参与镇压起义。朱元璋占据处州后……他们相继来到应天”。“刘基、宋濂等从此成为朱元璋在政治上的重要辅佐”。朱元璋尊礼有影响的名儒，收为己用，但他也同时在逐渐接受儒学的统治方术以维护封建秩序，从而使农民军起义之初的本色日益淡薄，逐渐向着重建封建王朝的方面转化了。

    在大动乱时期，儒生“为自己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典型——诸葛亮。诸葛亮自幼饱读兵书，琢磨带兵治国之术。在东汉灭亡，天下大乱之时，他隐居南阳，自称卧龙，虽足不出户，但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直至刘备找上门来，一而再，再而三，三顾茅庐才将他请出山。一旦参予世争，运筹帷幄，在入川后出任丞相，安邦定国。不管他有多大的军事政治才能，更为突出的是他没有个人政治野心”。儒家国家学说中，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儒生个个没有政治野心，一心只想当个好官，维护以皇帝老子为中心的大一统皇朝，叫大大小小的诸葛亮们可以施展自己的学识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不能畅通，加上蒙古人始终非我族类，在元末农民起义处处都是的年代，在逐渐发现“真龙天子”降世时，为着自己的“官”途着想，儒生们即或不加入起义军队，也不可能没有期待恢复汉人江山，改朝易主的心。《水浒》的作者施耐庵，在兴化、大丰、江阴一带有着许多民间传说，包括：施耐庵和张士诚部下卞元亨是表兄弟；施耐庵曾参加张士诚起义，在张士诚手下当过官；施耐庵与刘伯温是好朋友等等。但也有史料显示施耐庵在张士诚亲自到访请他出山时，“以母老、妻弱、子女婚嫁未毕辞之”。然而，不论施耐庵是否加入张士诚的起义军，这个期盼农民起义成功，改朝易主，又想一展自己的军事谋略才能的“诸葛亮”，却是从张叔夜禽贼招语获得灵感，全力收集水浒的故事，动笔撰写下这部乱自上作、官逼民反的钜著。各路起义军中为了制造本军主帅才是真龙天子，君权神授的各种传奇故事，像“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黄龙蟠铁砧”等等，是《水浒》成书的极佳素材。军中各个首领的巧取豪夺、智谋策略更是让《水浒》的作者有信手拈来，取之不尽，活生生，血淋淋，甚至可能是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现成第一手资料。

    二、《水浒传》中的血腥暴力

    《水浒传》既在农民起义的乱世战争中成书，这个特殊的“环境”和“时代”中特有的场面和气氛，也自然在《水浒》中出现，极其逼真，并且与众不同。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一书中这么写道：“金帝国和蒙古帝国崩溃时，凡在中国的女真人和蒙古人，几乎全部被中国人屠杀，连怀中的婴儿都被摔到石阶上，脑浆迸裂，作母亲的还没有哀号出声音，已死在乱刀之下，凶惨不忍卒睹。”凡细读《水浒传》的人，都会感到《水浒》中有一种特别的东西，让人惊心动魄，这种特别的东西是其他作品中难以感受得到的，是一股凶残冷酷，充满血腥味的《水浒》气。

    这股《水浒》气来自一种真实的残酷性。翻开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几乎没有一部作品以正面形式描写正面人物的残酷行为，但在《水浒传》中却比比皆是，这是一个“变种”文学的现象。正面人物的残酷行为可分为几类：第一类，是正面人物一般生活中的残酷行为，这类残酷成为在李逵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李逵喜欢打仗杀人，战斗中杀人一般也不算残酷，但李逵常常滥杀无辜。在江州劫法场时，李逵是“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渠，推倒颠翻的，不计其数”；只是为了请朱仝加入梁山，李逵又将一个四岁的小衙内的头“劈做两个半”；第40回中李逵吃黄文炳身上的肉，第42回中吃李鬼身上的肉，如同吃猪肉一般，让人看了不寒而栗。对其他好汉类似的描写也很多：清风山上的燕顺、郑天寿、王英爱剖人的心肝做醒酒汤、吃人肉；判官李立开人肉作坊，差点连宋江也杀了来吃；火船儿张横拦路抢劫；张青、孙二娘开黑店卖人肉包子等等。好汉们杀人抢劫、吃人肉等令人毛骨悚然的恶行在施耐庵的笔下，变成了小节，显得很自然，甚至理所当然。在古代甚至是近代的历史中，那些起义军里战功赫赫的将领中，几乎有不少人出身土匪，干过杀人越货的事。古代战争全靠一刀一枪的肉搏，“杀人不眨眼”，实际上是一位优秀战将不可缺少的品质。搜罗那些杀人不眨眼的人，控制和领导他们，常常成为一支起义军能否成功的关键，作者身处乱世，又期盼起义军能获胜，见到像李逵这样的凶汉，便会满心欢喜，虽有惧色，却毫无恶感。笔下英雄好汉身上的恶行，便算不得是什么，写得真实自然，甚至还有点可爱。

    第二类，是英雄报仇时的残酷行为。《水浒传》中英雄报仇心狠手辣，虽也痛快淋漓，却因伤及无辜，令处在和平盛世的人难以接受。武松在鸳鸯楼报仇时，不仅杀了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还杀了夫人、养娘玉兰、丫环、仆人，寻得一个杀一个，害人者被杀了，无辜者也被杀了。宋江报仇黄文炳时也是如此，“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把四、五十口尽都杀了，最后还将黄文炳的肉给烤了吃。这种极为残酷的报复行为，在《水浒》中多次出现，而且显得合情合理。这种正面人物残酷的报复手段，血淋淋的场面，是在起义乱世之中随时可见；明初的《辍耕录》中记载：元江浙省左丞相达识贴睦迩命苗军杨完者从张士诚手中抢回松江时，苗军破城而入后，“掠妇女，劫货财，残忍贪秽，惨不忍言”。“苗军恣肆检刮，截人耳鼻，城中女妇多为淫污。房舍间有存者，皆为焚毁，靡有孑遗。居民两遭锋镝，死者填街塞巷，水为不流”。起义军还击时自然也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否则便是对敌人仁慈，对自己残酷。作者既身在这样的世代其中，对这种事实耳濡目染，写了出来也自然超过其他的文人，使全书溢出令人窒息，充满暴力的《水浒》气。

    第三类，是因大局需要而发生的残酷行为。《水浒传》中，为了逼某些人才上梁山，经常实施一些残酷的计策。在第33回中，宋江为了逼反秦明，竟然派人冒充秦明将青州城外数百人家，火烧做白地，杀死男子妇人不计其数，并因此殃及了秦明妻小。后来宋江、吴用又用同样的手法逼反卢俊义，弄得卢俊义家破人亡。这种手法难以为世人接受，金圣叹便因此大骂宋江狡诈，用术数笼络人。不过在农民起义战争中，类似的反间计屡见不鲜。作为战争的一方必须广收人才，攻击对方，常常不择手段，否则难以生存，这些手法虽然残酷，但都为战争所必须，不是一般书生能理解的。只是由于作者处在这种残酷的时局中，所感触的，非一般文人所能明白，所写出来的作品便与一般文人有所不同。即使同样是写战争的题材，一般文人也无法将这种残酷的真实性气氛写进作品中。比如，罗贯中撰写的《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便是处处讲仁义，常常哭哭啼啼，历史上的刘备果真如此，岂能做一番大事业？

    《水浒传》第70回以后，作品明显的离开了原有残酷的战争背景。以容与本《水浒传》后30回为准，这里的宋江似乎一改前态，满口“忠君”，见了皇帝跪，见了奸臣也跪；为了杀一个小卒竟然滴泪；被送来的毒酒害杀了，不仅不思报仇，还为了顾全名节，竟将李逵也害死了。元末的张士诚也曾被朝廷招安，却不见他如此安份，至正二十三年，他逮着了机会，向朝廷施压，要朝廷封他为吴王，朝廷不准，向他征粮时，他也不给，并和元朝断绝了关系。不但如此，张士诚还逼迫元江浙省左丞相达识贴睦迩让位给其弟张士信，达识贴睦迩无奈，只得移居嘉兴，不久还被张士诚鸩杀。张士诚的作为或许为处在和平盛世的人所不耻，但常常却是处在战乱中枭雄的所作所为，和《水浒传》前70回的宋江有类似之处。反观后30回的宋江，行为却和罗贯中《三国演义》里的刘备雷同，如出一轨。难怪金圣叹要说《水浒传》70回后的文章是罗贯中“狗尾续貂”之作。

    不仅宋江大变，众英雄好汉的绿林之气也一夜间消失无踪。李逵再也不滥杀无辜；容与堂本第72回中，李逵从京城里打出城门，虽然满街是人，却未见他杀死一个百姓；第74回中，李逵在你挤我拥的泰安州中杀进杀出，竟也没有伤及一位平民；除战场外，李逵只杀死一对奸夫淫妇，而且是“问了备细，方才下手” ，变得很细心，很耐心了。其他将领更是文质彬彬；林冲见了不共戴天的高俅竟不吭一声；吴用、花荣见宋江等被害，不仅没有要复仇之心，还自缢身亡。《水浒》气、暴力感荡然无存。从社会与文艺的关系来看，《水浒传》前70回与后30回的作者，不可能是出自处在同一时代同一个人的手笔。

    《古本水浒传》却不是这样，在这里梁山纪律虽然严明，但好汉们依然满身凶悍的绿林味。李逵依然是鲁莽冲动，杀人时也依然是“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渠”。《古本》第110回写卢俊义携带燕青到天齐庙上香，李逵偷偷跟去，兵士在庙外“阻止闲人出入，李逵硬要入来，吃兵士打了几棍，惹得李逵性发，拔出双斧砍倒几人，冲进庙门，逢人便杀，如同咆哮猛虎，那里拦挡得住”，他“扑入官兵丛中，排头儿剁去，人头乱滚”，“几个惊倒地上的丫鬟仆妇，两个香火道人，一个小道童，一个清修长老，一斧两斧，尽都杀死。杀得殿中尸骸狼籍，血流满地，灯火凄迷。”这里的李逵依然是前70回的那个李逵。

    好汉们在《古本》里报仇雪恨的行为也越演越烈，鲜血淋漓，惊心动魄。第84回“报仇血洗富安庄”，众好汉是“不分皂白，逢人便杀，见屋就烧”，鲁智深更冲进富太公家，“将他全家男女老幼斩尽杀绝。”重现前70回中杀黄文炳一家的情形。第101回，杨雄、石秀报仇，在云家庄内“四下搜寻，无分男女，逢人便杀，直杀到厨房柴间为止。真个是尸横遍地，血流成河。”再演一次血溅鸳鸯楼。再者，《古本》后50回中，因为一百单八人尽都已上山，逼人入伙的情节已没有，但是宋江为取全局胜利而伤及无辜的计谋仍多次使用。如第78回，为骗取栾廷玉的信任，特意让两个小卒扮成燕顺、郑天寿，安排让杨志射杀而亡。第107回，宋江为破兖州，派人到附近村坊“劫掠放火，拉人充役”，搞得不少百姓无家可归，冻死城头。这些残酷而真实的描写与前70回如出一辙，使《古本》后50回也充满浓烈的《水浒》气，与前70回达成高度的一致。另外在113回中，戴宗生擒温太守，把他带到主将大帐中缴令，却被李逵紧傍着走，暗中割下太守头颅，待戴宗上帐报告完毕，“把太守向地上一掼，却待喝绑，只见腔子上没了首级，自家玷了半身血污。戴宗呆了，说不出话来”，“退下大帐，却见李逵站在那里，眼睛注视着地上，反背两手，不作一声。戴宗肚里明白，连忙走到李逵背后，只见一颗人头好好提在手中”，气得戴宗当胸揪住李逵要打。这一段写得活泼生动，把李逵写得既可爱好笑又让人心惊胆跳。这种血腥的玩笑恐怕是发生在战场的真人真事，显示出作者确实是身处战乱之中，对这些凶残血腥事件，耳濡目染，不仅处之泰然，更是把它当趣事，笑谈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