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斋 2006-7-31 07:48
古史重建与地域扩张问题
饶宗颐：古史重建与地域扩张问题
远东地区居民，大抵为汉藏语系及印欧伊兰语系。以种族言，前者为夷、越、戎、羌与诸夏构成。后者自昔统称曰胡。汉、胡对立，为汉唐记载常见。以宗教信仰言，后者即佛、祆、回诸教入华之媒介。百川汇合、万汇交融以形成今日中华民族文化之共同体。自红山文化发现以来，又知远古东胡琢制夷玉工艺之卓绝，其庙墓坛壝结合形态，具见天圆地方观念之悠远。女神形状与西亚更多类似。我如哈拉发（Halaf）女神肩上的●号，与甲骨巫字及周原所出白色西域人头部刻符一致，中外远古文化交流之迹，粲然可睹，非一般想像所及。地不爱宝，出土文物上之文字记录，若甲、金、简、帛等等。数量之富，与纸上文献资料，可相匹敌。以甲骨文而论，十万片文字，诚为古史之无尽宝藏，倘能细心寻究，有无数新知，正待我们探测，其事有同于开矿。略举其例：濮阳墓地之龙虎图案，足以推证卜辞之侑祭龙虎，非星象莫属。卜辞有河字而无江，实则●方乃江源之国（●即工字），以此证知●方应即蜀之邛方。从卜辞零碎资料，可以重构殷代之日书。凡此种种，皆余近年之新见，有待高明扬榷。余所以提倡三重史料，较王静安增加一种者，因文物之器物本身，与文物之文字记录，宜分别处理；而出土物品的文字记录，其为直接史料，价值更高，尤应强调它的重要性。
有些未来主义者，着眼于将来，热情去追求他所虚构的理想。其实，如果对过去没有充分清楚的认识，所得到的，徒然是空中楼阁。“未来”必须建筑在“过去”的基础之上，否则所有的虚拟假设，其目标与方向，往往是不正确的误导。反思过去史学界，从洋务运动以后，屡次出现这种过失，不免患了幼稚病。所有新旧之争，伪经疑古之争，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都是走了许多冤枉路。回头是岸，现在应该是纳入正轨的时候了。以前许多错误的学说：像认为古代只有龟卜而没有筮卦，易卦是从龟的形体演变而来；说五行思想要到汉代才正式发生，把古代某些制度演进的硕果，尽量推迟，使古籍上的许多美丽的记录完全无法理解而受到贬视。由于不必要的假设，把事物的年代推后，反而怀疑古书种种的可信性。国史是一条绵延不断的河流，又吸收汇合许多支流，蔚成大川。世界上没有其他像我们这样经过多民族融合而硕果仅存屹立不动的时空体制。西亚希腊已经过了无数次更易主人，历尽文化断层的沧桑。中国迄今还是那个老样子。中国科学智慧的早熟，如音乐音阶在六千年前已产生七孔笛，即其一例。近年大量丰收的出土文物，使古史景象完全改观。我们不能不正视历史的真实面貌。以前对于古史看法，是把时间尽量拉后，空间尽量缩小。现在，《古史辨》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能再接受那些误导的理论；对待历史，如何去溯源、决疑，不能够再凭主观去臆断，不必再留恋那种动辄“怀疑”的成见，应该去重新估定。
我们今后采取的途径有三：
一、尽量运用出土文物上的文字纪录，作为我所说的三重证据的主要依据。
二、充分利用各地区新出土的文物，详细考察其历史背景，作深入的探究。
三、在可能范围下，使用同时代的其他古国的事物进行比较研究，经过互相比勘之后，取得同样事物在不同空间的一种新的认识与理解。
现在，我们的视野扩大了，不再像以前只局促在本国的阃阈内，作同室操戈式的无谓争论；我们不能再像以前仅停滞在几本古书和纸上文献翻筋斗式地去任意作先后的安排，来武断事物出现的层次；或者只赤手空拳打几套玄学式的历史学的猜拳游戏。须知，地下层出不穷、浪翻鲸掣似地出现古物，正要求我们须更审慎地、冷静地去借重他们以比勘古书上种种纪录，归纳出符合古书记载原意的合理解释，而寻绎出有规律的历史条理。
我们要避免使用某一套外来的不切实际的理论去堆砌主观架构，作出不能惬心餍理的解说，这是懒惰学究的陈腐方法。我们亦要避免使用像“大胆假设”之类的口号先入为主地去作一些无的放矢的揣测工夫，这是一种浪费。总而言之，我们要实事求是，认真去认识历史。今天丰富的三重资料提供的宝贵纪录，使我们如走在山道上应接不暇，好像面对着满汉筵席让我们好好品尝，时代要求我们去辨味，去咀嚼。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东西——古史文物，已超过束晳时代汲冢所出的若干倍。古史的重建运动，正在等候我们参加，新的成果正待我们去共同努力。揭谛（go）!揭谛（go）!莎婆诃!刘起釪先生在他的《古史续辨》序言，劈头儿便谈到《古史辨》第八册的往事，我所拟的该书第八册目录，经于一九四○年在成都齐鲁大学的《责善》第1卷第3期披露，至今已经历了半个世纪。中间有些出版界人士要我照着该目录重新加以编印，我因为工作关系没有暇晷，其实主要是我的古史观有重大改变。
记起我在弱冠前后，尤其在中山大学的广东通志馆工作时候，馆藏方志千余种，占全国的第二位，那时候我深受顾先生的影响发奋潜心研究古史上的地理问题，曾经把古书所有与地名有关的记载抄录若干册，《楚辞地理考》即其中得以刊布的一种。古代地理研究的文字集中在《禹贡》一刊物，该刊亦印行过一次《古代地理专号》，我和钱先生讨论的文章亦发表在该期，我对顾老的古史中地域扩张论点，已有不同的看法，对钱宾四先生几篇讨论三苗、周初地理、楚辞地名诸论文，只是依据地名迁徙，作出推论，滥用同音假借来比附音义相近的地名，建立自己一套想像所及的“地名层垒”（层垒二字可能取自顾先生的层累造成的古史观）许多古史地名都给以重新搬家，于是西周建国改为由晋迁秦，楚的洞庭源溯不在湖南而在湖北，这些论点从表面看来，似是言之成理，但经不起推敲，完全出于错误的假设，我认为关于古史地域的尽量缩小，同名的古史地名可作任意易位，这二项不牢固的推理方法，这样连篇累牍的讨论是没有意思的，在我屡次比勘之下，觉得无法接受，只有失望，我决定放弃第八册的重编工作原因即在此，遂使《古史辨》仅留下七册，而没有第八册，这是我的罪过。顾先生把我带进古史研究的领域，还让我参加《古史辨》的编缉工作，结果我却交了白卷。
我的思想改变，我不敢为说是“入室操戈”，但真理在前，我是不敢回避的。古史记载出于后代许多增饰附会，王仲任记之虚增，是应该廓清的，这无疑是古史辨工作的最大贡献，但把古代文明过于低估（如钱先生说湘域古无文化之类），把古代空间缩得太小，反而离开史实，近期古物的出土，本身已作充分证明，应当重新论证，我的文集第一册开宗明义是讨论古史问题，现在加上副题，称曰《古史新辨》。我所采用的方法和依据资料，虽然与顾先生有些不同，可是为古史而哓哓置辨，这一宗旨老实说来，仍是循着顾先生的涂辙，是顾先生的工作的继承者。谨以此文敬献给顾老表示我对他的无限敬意。
1994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了一次有关牙璋的研讨会，此次会议的中心为南中国与邻近地区古文化交流，特别以彩陶和牙璋为焦点。把牙璋作为独立研究是古器物学的一桩大事。过去由于对文献的记载未能认真了解，牙璋的定名尚没有作最后的肯定。璋的使用，与告成功有点关系。《太平御览》宝部6引《吕氏春秋》曰：“成功用璋”。今本《吕览》无这一句。孙诒让《籀廎述林》引《酉阳杂俎》述九玉云：“安平用璧，兴事用圭，成功用璋。”（下略）这应是《吕览》的佚文，可以帮助对璋之用途的了解。幸而龙山文化遗址和三星堆遗物出了许多不同型态的带锄牙的玉璋，帮助我们作进一步的比较研究。又三星堆牙璋的图案，非常有趣，陈德安先生的文章作深入的剖析和解释，最特异的是山岳上山腰两侧的巨掌，陈文说是火正黎之手，但没有证据。我猜想必有其它意义。扬雄《河东赋》云：“河灵矍踢，掌华蹈襄。”薛综注张衡《西京赋》的“巨灵赑屃高掌远蹠”二句说道：“河之神以手擘于其上，足蹋离其下，手足之迹，于今尚在。”所以置牙璋于山侧，加上手掌，可能表示凹刃的璋即为开山的神秘工具，用掌来擘山，河东有巨灵的传说，意者古代蜀国亦有同然。用璋祭山之礼见于《南山经》，可能古代人们认为牙璋还有这种开山的作用。然乎否乎？谨贡愚见，以待扬榷。1991年12日我去越南参加远东学院九十周年的庆典，取得更多的成果。作为第一个发言，我介绍牙璋在国内外的分布，引起越南考古学界的兴趣，何文瑨教授亲自为我翻译成越语，促进了牙璋研究的交流活动，加上邓聪各位专家的努力，中国、日本、越南及美国等学者的支持，遂有那次的盛会。这次是以环绕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引起的各种问题的一企图际性研讨会，考古学家与古史学家携手热烈参加，踊跃提供论文共52篇，可说是香港学术界史无前例的一次会议，论文集赶得及在开幕前印出，也是了不起的贡献。
我们看文集中《中国、越南牙璋遗址位置分布》图表，国内外共22处。广东地区，以前林已奈夫记录一件即增城外红花林出土，杨式挺认为这是广东出土文物之最像牙璋者。又有东莞村头的牙璋。我现在要增加广东省揭阳市一件，合上共23处为分布图添上一地点。揭阳市在七十年代有一些石圭石璋出土，1973年该县仙桥公社山前村出土一石璋，灰色沙板岩，长28公分，宽56公分，厚约1公分，无阑，上端凹刃分，距下端75公分处有穿孔，通体磨光，现藏揭阳市博物馆。凹刃形状与石峁、三星堆的牙璋极为相近。
牙璋的分布，目前所知，以山东龙山文化临沂大范庄的发现及海阳司马台为最早，特别是无阑或小阑，形制古朴。次为陕西二里头文化的神木石峁，上有齿，面有刻纹。及偃师二里头的长达481厘米的大牙璋出土，带有成排的锄牙，成为典型的牙璋，证知夏代已有此类礼器。二里头文化边缘的郑州和三星堆牙璋的发达，说明商代远到西南地带此类瑞玉的普遍使用。广汉祭祀坑出土铜人作双手拱握羊角形凹刃牙璋跪地祈求状，知牙璋可以手执而不止于佩带。自香港大湾出土牙璋以后，引起大家的注目。其他福建漳哺、湖北黄陂、湖南石门各处零星发现的牙璋逐渐有人重新报道，而越南出土牙璋四件过去尚少报道，其最完整者锄牙成列，与二里头、郑州（杨石村）许昌（陈村）及三星堆之典型牙璋完全一致。由牙璋发现地点观察，东濒黄海，南至交州及闽、粤海隅，都有牙璋传播的足迹。
半世纪前顾颉刚先生创办《禹贡》半月刊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古史中地域的扩张》，认为时代愈后，历史传说对地域的知识愈加扩大。因此，《尧典》“宅南交”一类的记载乃是出于汉代人的观念。当日谈古史的人们无不受他的影响，把三代地域尽量缩小，因此谈殷代地理也只局限于大河南北。幸而频年以来考古事业的发展，令人看法完全改观，证明商代遗址的分布东至辽宁内蒙古，西及四川，南极湘赣。据彭邦炯初步统计，有181个县市（见《商史探微》180页。）。现今我们看牙璋的分布又推进一步，更远到南海和交趾了。可见《淮南子·泰族训》所称商人疆土：“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完全符合事实。顾先生过去的狭隘观念，应该重新检讨。我曾写过一篇《古代香药之路》，提出卜辞有地名郁方（《甲骨文合集》20624、5426片。），郁即是香草的郁鬯。东汉应劭《地理风俗记》说：“郁，香草也。百草之华煮以合酿黑黍，以降神者也；或说今郁金香是也。”郁方当为后来的郁林。乳香药主要产红海沿岸，由西南传入，广州南越文王墓及广西贵县已多有出土。贵县即汉时郁林郡治所在。殷代的郁方可能即此。如是说来，殷人势力已及于西南地区，牙璋从蜀地输入南越与雒越是没有困难的，何况蜀王子安阳王与尉佗屡有军事交涉，先时“蜀王子将兵三万讨雒王”（《水经注》引《交州外域记》。），经雅安西昌而建国于越南。蜀与雒越及南越尉佗当日构成三角对峙局面。种种迹象所启示，吾人对于古代南海与内地关系的理解，尚有待于深入探索。但牙璋的发现无疑是提供一重要物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