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斋 2006-7-31 07:13
《崔东壁遗书》和二十世纪初中日两国的“疑古”思潮
李庆:《崔东壁遗书》和二十世纪初中日两国的“疑古”思潮
一
二十世纪初，中国和日本的中国史学界，都出现了一股强烈的“疑古”思潮。
在日本，以那珂通世（一八五一—一九○八）为发端，对《蒙古秘史》加以研究，撰写新型的《东洋史》，开启了二十世纪日本汉学界“疑古”思潮的新潮头。
稍后，一九○九年，白鸟库吉（一八六五—一九四三）在《东洋时报》（八月，一三一号）上，发表《支那古传说的研究》，提出了他那著名的尧舜禹抹煞论，否认尧舜禹的存在，掀起了轩然大波。
所谓的“尧舜禹否定论”，一九○八年前后，白鸟库吉在东京帝大讲学时，就已经提出，而正式见之于文字，是一九○九年八月。在这篇文章和以后发表的有关文字中，白鸟库吉否定尧舜禹的实际存在，认为这三者，是根据天地人的“三才”思想，由儒家同时又是天文学者这样的人士编造出来的，有关他们的记载，不是历史，而是神话传说。
白鸟库吉此论一出，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论争，被称为是继重野成齐等人之后的“第二抹煞论”。（关于重野成齐的“抹煞论”，是指对日本历史上所说的“儿岛高德”这一人物存在的否定。参见五井直弘《近代日本和东洋史学》四六页及第二章，一九七六年版；桥本增吉《先秦时代》，载日本历史教育研究会编《明治以来历史学的发达》，一九三三年版，四一二—四一三页）一九一○年林泰辅（一八五四—一九二二）发表《关于尧舜禹抹煞论》（《东亚研究》1—1，该杂志系由《汉学》改名而来。），对白鸟库吉之说进行了反驳，但未能成为主流。之后，围绕着对古代天文的理解和认识，新城新藏和饭岛忠夫以及桥本增吉等展开了相当激烈的论争，使日本的汉学界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有较深入的开展。
白鸟库吉的后学津田左右吉（一八七三—一九六一），在二十—四十年代，继承发展了白鸟库吉的疑古思想。
一九二○年，他的《天皇考》在《东洋学报》发表。以后，就把相当的精力转移到了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上来。是年，著《上代支那人的宗教思想》。一九二五年，发表《儒教成立史的一个侧面》。一九二七年九月，《道家思想及其展开》作为《东洋文库论丛第八》出版。一九三二年八月，《儒教的实践道德》在《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十三号》上刊出。一九三四年九月，《左传思想史的研究》作为《东洋文库论丛第十一》出版。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支那思想和日本》作为《岩波新书》出版。
他对中国的古代的代表性经典《论语》《左传》《老子》等进行了专题的论述，使日本的对中国研究的“疑古”思潮得到“实证”性研究的支持。而他所采用的辨正方法，我们可以看到，和《考信录》有相同之处。（关于这一点，容另文论述）此后，这一思潮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都在日本汉学界中占有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
在中国，一般说来，史学界的“疑古”思潮，被认为是以顾颉刚的《古史辨》为代表的。“大禹是条虫”的惊世之语，曾使无数敬奉“先圣”者听得目瞪口呆。（参见《古史辨自序》，一九八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以下俱同，不另注明。）从他和其他学者倡导的辨证“伪书”和理念出发，中国的学术界也一度“疑古”成风。梁启超的疑《老子》，和张煦在《申报自由谈》上打下了一段时间的官司；陆侃如疑《楚辞》，直到五十年代，仍为学界话题；李镜池疑《易传》，也是争论得不可开交；扩展开去的疑诸子（《庄子》、《管子》、《尹文子》、《列子》等等），疑史传（《史记》的篇目等），疑经书（今古文《尚书》，《左传》真伪和成书年代等问题的提出等等），进而发展到对所有古籍真伪的理性审视。这几乎成了中国学术界主要的研究潮流之一。在一些对于“理论”不太感兴趣的学者中，“辨伪”几成了主要的研究目标。
中日两国“疑古”思潮产生的原因、发展和流变，主要观点的正确与否，对两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对此思潮的评价等等，说来话长，都还有待研究，此处暂不论。
笔者觉得有意思的是，两国“疑古”思潮的发轫者，都对崔述的《崔东壁遗书》有相当的兴趣。
那珂通世于一九○三年四月以降，校点出版了清代崔述的《崔东壁遗书》，顾颉刚在一九三六年也整理出版了崔述的《崔东壁遗书》。可见《崔东壁遗书》和他们的思想，有相当的关系。在此，想通过新发现的一些资料，对《崔东壁遗书》在两国的流布情况，略加考究，对两国“疑古”思潮产生和发展的关联，作一点探讨。
其实，王元化先生在此以前就曾注意到这一点，但未进一步论述。此文的写作，乃是受王先生之命，这也是应该先加以说明的。
二
如上所述，《崔东壁遗书》在二十世纪被重新提起，是由于那珂通世的校点出版和提倡。
《崔东壁遗书》是怎样的一部书，在此以前，流布情况如何，那珂通世又是如何会校点出版《崔东壁遗书》的呢？
崔述的生平和思想，在有清一代，并未引起世人的很大重视。现存最早的他的传略，是他的弟子陈履和所撰《敕授文林郎福建罗源县知县崔东壁先生行略》（见陈履和死后道光四年刊《崔东壁先生遗书》后所附）。
唐鉴的《国朝（清）学案小识》卷十四、李元度辑的《国朝（清）先正事略》卷三十六、张维屏的《国朝（清）诗人徵略》二编卷三十五有他的传略。咸丰三年的《大名府续志》的“文苑传”中也有关于他的记事。（但这是在崔述成了大家关注的人物后，研究者才进而发掘出来的。参见日本藤井良雄所作《关于崔述的文学思想》，载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中国文学论集》，第七号，一九七八年）此后，闵尔昌辑的《碑传集补》卷三十九，清史馆的《清史列传》卷六十八，赵尔巽等的《清史稿》“儒林三”中也有他的传记。但阅后可知，或是照编陈氏《行略》，或是稍加改造，多不出《行略》的大要。
崔述的主要学术著作《考信录》，据查，仅有《畿辅丛书》中收录。他的诗集《知非集》抄本的发现，是在三十年代的事（此事下文再说），他的诗作虽在清代也曾被选入一些地方总集（如陶梁编的《国朝畿辅诗传》，道光十九年刊），但总的说来，影响是有限的。
这样一个人，这样一本书，为何在二十世初，会引起那珂通世的注意的呢？
那珂通世在一九○二年日本《史学杂志》第十三编第七号上发表的《考信录解题》，有较为明白的说明。曰：那是因为《考信录》“精密地调查上古、唐虞、三代、孔孟的事实”，是崔述花了四十余年时间写就的考究历代谬误之作。“读经史百家之书，鉴定其新古，甄别其真伪，我国人虽望竟其业，幸赖此书，得省其劳。东壁所斥者，为俗传，为伪古书，为圣人之道。圣人之道，暂且不论，对古书古传再加研究的话，对于我们了解西邻古代开化的真相，就可事半功倍。”中国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研究，在日本就“何须待‘百年之久’”便可超越。也就是说，此书的批判精神，严密的理性思辨，可以被日本的汉学界学习、借鉴。那珂通世认为，它对于日本的汉学研究，可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那么，那珂通世具体是怎样得到这本书的呢？
据三宅米吉所撰《文学博士那珂通世君传》（载故那珂博士功绩纪念会编《那珂通世遗书》，一九二三年刊，非卖品）：“此书先是狩野直喜氏赠君，君一读之，深喜著者议论之高明精确，进而求其完备之书，遂熟读校定之。”（见第五章）可知，他是得自狩野直喜。顺便说一下，那珂校点刊刻的底本，是陈履和的道光年间刻本。
狩野直喜是日本近代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是日本近代汉学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又是怎样得到此书的呢？
和狩野关系密切的内藤湖南，在所著《支那史学史》中，透露了一些消息。他这样说道：“他（崔述）在日本有信徒，那大多是由于《国朝先正事略》中较详细地记载了崔述之事，摘录了他的学说的概要，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之故。从德川时代就有热心的信徒，他的书在日本有很多抄本。据我所知，内藤耻叟先生（庆按：即内藤正直。又号碧海。一八二五—一九○二。曾主东京帝国大学讲席，是白鸟库吉等的老师辈）等，通过《先正事略》而知《考信录》，求其书，早就读过。狩野博士在北京得《崔东壁遗书》残本以示那珂博士，那珂博士遂得其完本出版。那珂博士专推崇崔述之说。最近，引起了中国的学者注意，新近的崇拜者非常多。”（《内藤湖南全集》一一卷，一九六九年版，三九三—三九四页）
狩野直喜一九○○年前后，作为日本文部省的留学人员在中国。他和文廷式、陈毅、俞樾等文人有相当的联系。从这些情况推测，他或是直接从中国的书肆中或个人处购得，或是得自中国的朋友。
这样，日本刊刻《东壁遗书》的来龙去脉，可以说比较清楚了。
三
话再回到中国。
顾颉刚又是如何会刊布《崔东壁遗书》的呢？
这和胡适以及日本对此书的刊行有相当的的关系。要了解这一点，《古史辨》第一册中，有一些资料，可以说明问题：一九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顾颉刚在《告拟作〈伪书考〉跋文书》（这是给胡适的信）中说：“清代人辩证古史真伪的，我知道有两大种而都没有看过。一是崔述的《东壁遗书》，一是林春溥的《竹柏山房丛书》，先生那里有么？”
胡适在同月十八日的回信——《告拟作〈伪书考〉长序书》中说：“崔述的《东壁遗书》我没有，林春溥的《竹柏山房丛书》我有全部。”“崔氏书有日本人那珂通世的新式圈点校印本，可惜此时不易得了。我已托人寻去。”
由以上材料可知：1在此以前，顾颉刚尚未读过《东壁遗书》。对此书的关心，是在他们考虑对“伪书”考订的过程中产生的；2胡适已知日本有此刻本。
那么，胡适又是如何得知日本有此刻书呢？笔者推测，当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来自国内刊物或学界。比如，一九○五年，《东方杂志》第二卷第七期，有霾照的《崔东壁学术发微》。刘师培在一九○七年《国粹学报》第三卷第九期上，发表《崔述传》。这或是中国二十世纪关于崔述的最早的介绍。联系到刘氏之妻何震在日本留学和他们与日本学界的联系，此文的写作，或是受到日本出版《东壁遗书》的刺激，也是可以想像的。
二是从日本来中国留学访问的学者。当时，胡适和日本学界有直接联系，比如下面要谈到的青木正儿、诸桥辙次等。
又，胡适在《告得《东壁遗书》书》（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四日给顾颉刚的信）中说：“近日得崔述的《东壁遗书》（还不是全书，乃是《畿辅丛书》本，只有十四种，但《考信录》已全）觉得他的《考信录》有全部翻刻的价值，故我决计将此书单行，作为《国故丛书》的一种。”又说：“但他太信经，仍不彻底。我们还须进一步着力。”次日，顾颉刚在覆信中表示，可以担当此书的“标点”的任务。（见《论伪史及〈辨伪丛刊〉书》）二十八日，胡适在给顾颉刚的回信——《自述古史观书》中说：“《考信录》在清代算一大
奇书，你肯任标点，那是极好的了。”“《考信录》甚多使人失望处，你看了便知。但古今来没有第二个人能比他的大胆和辣手的了。以后你的《伪史考》即可继此而起，把他的判断再细细判断一回。”可见，顾颉刚决定整理《东壁遗书》，是出自胡适的提倡。此外，他们的“疑古”辨伪思想，在《东壁遗书》找到了很大的共鸣。当然，对《东壁遗书》也还有一定的不满。
进一步值得注意的是，胡适这时就很想得到日本的刻本。最近发现的胡适的一些材料，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张小刚氏整理的胡适一九二一年二月四日致日本青木正儿信（按，此信原件现存青木正儿的后人处。张氏曾在《吉林大学学报》一九九四年第六期刊出。此信和其他信件，将收入笔者主持编撰的《东瀛遗墨》一书中）：“又有一事奉托。我想叫我的学生们‘整理’（这是我们新流行的一个字，例如‘整理国故’）崔述的《东壁遗书》，预备出一个‘新式标点’的本子。听说日本文学会曾出了一部《东壁遗书》的‘点读加引号’的本子，校刻的很好。不知此本还可以求得吗？我寄上日币二十圆，请你费神托旧书店去替我找一部。假如不够，请你告我。如有余，请暂收存。”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九日致日本青木正儿信又曰：“《东壁遗书》的事，我盼你不要过于急急寻找。你的热心和厚意是我十分感谢的。”据此可见，胡适在考虑整理出版《东壁遗书》时，和日本刊布此书有相当的系，则是非常明白的了。
胡适这里所说的“学生们”，又是指什么人呢？
从《古史辨》的有关通信中，已可见到顾颉刚当时和胡适过往甚密。又，据笔者发现的胡适和日本诸桥辙次在一九二○年九至十月到一九二一年春天之间的笔谈记录谈到的顾颉刚的情况：“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办事，常来吾家。”可知，顾颉刚当为他所说的“学生们”中的一人。那么，此书当时对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的思想，又有什么影响呢？
据顾颉刚的《古史辨自序》，讲到自己受《东壁遗书》的影响的情况：“崔述的《东壁遗书》整理古代史实，削百家谬妄，这是我以前读《先正事略》时知道的。但这部书没见过。十年（一九二一年）一月中，适之先生买到了，送给我看，我读了大痛快。”可见，他读《东壁遗书》，实得自胡适。
在《古史辨》第一册的史编所载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又说：“崔述的《考信录》确是一部极伟大又极细密的著作，我是望尘莫及的。我自知要好好的读十几年书，才可追得上他。”同时，提出了对崔书的不满。根本上，也就是崔氏“相信经书即是信史”。这当是他当时读了《考信录》后的真实感想。正是在此基点上，他在此信中提出了可以称为中国“古史辨”派学者纲领性的观点“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见解。
此后，一九二三年四月，胡适在《国学季刊》上发表了《科学的古史家崔述》（第一、二章），对崔述的生平进行进一步的探索，遗憾的是，又没有写完，就因《国学季刊》的停刊而中断。《东壁遗书》在一九二四年由上海古书流通处据清道光年间的陈履和本影印出版。一九三六年，由顾颉刚整理，东亚图书馆排印出版。除了对《考信录》的校订以外，还收录了许多佚文，附有《校刊记》等，是为最完备的本子。这可以说就是中国二十世纪前半叶刊布《东壁遗书》的大致情况。
四
由于胡适和顾颉刚对《东壁遗书》的提倡，在中国，一时成为学界的关注点。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曰：崔东壁的《考信录》“经书以外只字不信。《论语》《左传》，尚择而后从，《史记》以下，更不必论。彼用此种极严正态度以治古史，于是自汉以来古史之云雾拨开十之八九。其书为好博的汉学家所不喜，然考证方法之严密犀利，实不让戴、钱、段、王，可谓豪杰之士也。”（见复旦大学出版社整理本四一七页），这一部分的内容，为梁氏一九二三—一九二五年，在清华、南开大学的讲义稿，这一部分曾在一九二四年《东方杂志》的二十一卷十五号上刊载过，梁氏的这方面的研究，也和胡适有关（见《清代学术概论自序》），当反映二十年代北京学界的一种倾向。对于崔东壁，已多加重视了。一九二八年，刘汝霖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了《崔东壁先生年谱》。
一九二九年，姚绍华先是在《大夏季刊》第二期刊出《崔东壁年谱》，后在一九三一年收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史学丛书》中。一九三一年，洪煨莲（业）先生，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中，发现了崔述诗集《知非集》的抄本（见《跋崔东壁知非集》，载《洪业论学集》，北京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版），又在一九三四年《燕京大学史学年报》二卷一期上，刊出《崔东壁荍田剩笔之残稿》，表现了对探寻崔氏遗稿的热情。（这些遗文都收入顾颉刚一九三六年的整理本中。）
一九三三年，罗博伦在《厦大周刊》十三卷八期上，发表《崔东壁评传》。一九四○年孙海波在《中和》杂志第一卷四期，发表《崔东壁学记》，曰：“至一九○三年，日本学者那珂通世始将《考信录》之书，标点排印，然后中土人士，乃有诵其书者，于是始而疑传记，继而疑经，其终也则先秦典籍，皆一一疑辨之，至于谓古书几无一不伪者，则又由推崇东壁学说之过也。”（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一九七八年存粹社编，香港二四三页）对崔述的评价就趋平和了。
或许由于中国对崔述和《东壁遗书》较为注重，反过来，使日本的一些学者也对此进行了探讨。如，冈崎文夫有《崔东壁的禅让考》。（见《支那学》四卷四十三号）又比如小仓芳彦，在介绍“古史辨”派时，也谈到过崔述。（见小仓芳彦《抗日战争下的中国知识人——顾颉刚和日本》（筑摩书房，一九八七年））
但对《崔东壁遗书》本身的评价、日本的学者倒渐渐有较为冷静的态度了。比如，狩野本人认为：“崔述的意见中，有非常有意思的内容，今天平静地考虑他的价值的话，毕竟在中国，经典是决不可怀疑的，他脱出这种惯习，以完全自由的立场，对经典进行根本性的批判，应该说，在学术的进步上有不可没的功绩。但是另一方面，他虽有见识，但读书尚少，因此，对过去的学说，破坏者多，建设者少。还有，为了究明古代的历史和思想，文字学的研究是必要的，对此，不仅是从书本上，而且考古学的研究也是必要的。他在这方面有不足。这些不能不说是他的短处。”（见《中国哲学史》六○八页，一九五三年，岩波书店版）内藤也认为：崔述有《考信录》三十六卷，“其最初有《考信录提要》二卷，上卷为释例，其中大体为研究法的原则。实可见此人头脑清晰，最可参考。”在引述了具体的内容后，又说：“但崔述的研究法，由于是以现在的常识去推考古代的神话，故判断时有失当之处。”（《支那史学史》，见《内藤湖南全集》十一卷，三八九、三九二页。筑摩书房，一九六九年版）
近年，由于崔东壁又在汉学界被人提起，日本也有一些研究者，如藤井良雄、村山吉广等，发表了有关的研究论文。限于篇幅，在此就不一一介绍了。
近五十年后的一九八二年，顾颉刚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见影印本《古史辨》）又一次谈到崔述和《东壁遗书》：“要是没有陈履和一生勤勤恳恳地忠于表彰他的老师的著作，崔氏虽研究了一世的古代史，也不会发生这样大的影响的。然而，后来第一个接受他的思想的却不是中国人，而是作《支那通史》的日本学家那珂通世，在他的国内断句重印了。”并在此文中，再次重申自己受到该书的影响：“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樵）、姚（际恒）、崔（述）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这或可作为二十世纪《崔东壁遗书》在中日两国流布和影响的一个简要的小结吧。
五
二十世纪初开始，《崔东壁遗书》在中国和日本的这一流布的现象，可以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呢？
首先，《崔东壁遗书》尤其是《考信录》在中国和日本的学界，一度成为大家重视的焦点，对于两国的近代“疑古”思潮的展开，对于要求把一切都放到“理性的审判台”上加以审视的科学精神的发展，对于打破传统迷信的束缚，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其次，说明现代中日两国“疑古”思潮的起源，不仅仅只来自于西方思想。比如，中国由胡适带入的实用主义，日本由德国史学家里斯导入的实证史学理念。它也从中国的古代的优秀的理性和批判精神中，吸取了养料。
再次，从《崔东壁遗书》在两国本世纪最初受到的关注，渐渐地学者对它本身也采取了冷静审视的态度，而“疑古”思潮的一些缺陷，在历史的展开过程中，也渐渐显现出来（比如对《老子》一书的成书时期的看法）。这说明，在历史的展开过程中，一切理论和学说都会受到实践的审判。支持学说的，归根到底，还是它自身的真正的科学性，而不是喧哗一时的所谓的“舆论”。
最后，此书在中日两国流布，还说明两国的学术思潮不是孤立的。两国的中国古史研究，相互间有着互动的影响关系。不仅对此书，对于敦煌文献、甲骨文，对于历史分期的讨论，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甚至对一些具体的对象，如对章学诚《文史通义》等的研究上，我们也都可以看到类似的“互动”和影响。所以，对于两国的学术史的研究，我们决不能仅缩在狭窄的小圈子中，而应放开眼界，从更广阔的世界角度来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当然，这都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注；文中日文引文，俱由笔者直接从原文译出）
（原刊《学术集林》卷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