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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摩卡塔所记中国历史风俗事物考

张绪山
欧亚学研究

塞奥费拉克图斯·西摩卡塔（Theophylactus Simocatta）是7世纪初期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家，他的著作《历史》中有一段关于“桃花石”国的记载，涉及中国历史风俗事物，被认为是“马可波罗之前欧洲文献中保存的对中国最密切的一瞥”。[1]但史料本身显示，西摩卡塔本人对于这个国家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在西摩卡塔之后很长时期，后人也不理解其所指。法国学者德经（J. Deguignes）首先证明“桃花石”即中国；克拉普罗特（Klaproth）在不了解德经观点的情况下得出同样的结论。[2]后逐渐被学者所接受。19世纪末叶以后，这段记载更受到众多中西关系史研究者的注意，裕尔、[3]沙畹、[4]伯希和、[5]张星烺、[6]P. A. Boodbery、[7]H.W. Haussig、[8]H. Miyakawa/Zama和A. Kollautz/ I. B Freibury [9]等人都做过详略不等的研究，或就其中的某一点做过考察，但其中涉及的一些历史事实，似尚未被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给予恰如其分的探究，相关事物仍有诸多幽晦不明之处，这段重要的历史资料所包含的丰富内容，未能完全显露其独有的意义。本文对这段文字加以考释，希望对于理解这一时期的中西交流，尤其是中国与拜占庭帝国的交流有所裨益，或能引起同好者进一步研究的兴趣。浅陋舛误之处，尚希学界博识同人有以教正。

一、西摩卡塔中国知识的来源

对于西摩卡塔的生平，人们所知甚少。根据现在的研究，他大约于580年以后出生在埃及的亚力山大里亚，父母为政府部门的官员。他在亚力山大里亚完成早期的学业。西摩卡塔所处的时代，基督教在欧洲已经取得精神上的主导地位，但在当时的亚力山大里亚，亚里士多德学术传统并未完全消失。亚力山大里亚和君士坦丁堡、尼西比仍然是当时重要的学术中心。二十多岁时他可能到达了君士坦丁堡，在那里学习法律。610年，拜占庭帝国的一代雄主希拉克略（Heraclius, 610-641）发动兵变，推翻依靠兵变夺取毛利斯（Maurice, 582-602）皇帝权位的福卡斯（Phocas, 602-610），此时西摩卡塔可能已在其手下供职。希拉克略为毛利斯皇帝举行迟到的葬礼时，西摩卡塔为毛利斯及其家族写了一篇颂辞。自此时起至641年，这段时间是西摩卡塔事业的辉煌时期。此间他可能担任过谘议官（referendarii）——此职由书记员和执事官等八位官员组成，充当皇帝的司法助手和重要的传令官。随后还可能担任过君士坦丁堡的城市长官及主薄官（antigrapheus），还有可能在君士坦丁堡主教塞尔儒斯（Sergius）麾下任职，在他的鼓励下从事历史写作。641年西摩卡塔出任希拉克略政府的帝国法官（theios dikastes）。[10]他在620-630年间完成了平生最重要的著作《历史》。[11]这部著作记述毛利斯皇帝执政时期拜占庭帝国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关“桃花石”（中国）的记载见于他的这部著作中。

西摩卡塔生活的6世纪末至7世纪上半叶，正是拜占庭帝国的强盛时期。自6世纪初叶以后，拜占庭帝国的版图囊括了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亚美尼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等广大地区。在7世纪中叶以前的数世纪，尤其是此前国力强盛的这一个半世纪中，拜占庭帝国同先前的罗马帝国一样，对东方奢侈品特别是中国的丝绸充满强烈的渴求，但萨珊波斯像从前的安息王朝一样，牢牢控制着横贯其境的丝绸之路，保持着丝绸贸易的垄断权。波斯帝国利用这种垄断地位，迫使拜占庭帝国在两国关系中让步，拜占庭帝国自然不甘就范，6世纪初叶锡兰（今斯里兰卡）发展成为重要的丝绸市场时，[12]拜占庭帝国试图借助它在红海地区的盟友埃塞俄比亚人和希米亚提人，从锡兰市场上得到丝绸，但波斯牢牢控制着锡兰丝绸市场和海上交通，拜占庭帝国始终无法如愿。[13]在海路和陆路两个方面均受制于波斯的情况下，拜占庭帝国试图从其他路线绕过波斯到达东方丝源。

6世纪中叶，突厥崛起于中亚。552年突厥首领阿史那土门率部众击灭奴役它一个世纪的柔然，建立突厥汗国。突厥汗国自建立之日起即分为两部：东部（或称北部）以额尔浑为中心，由土门统辖，拥可汗称号；西部以伊犁河即所谓乌孙故地为中心，由土门之弟室点密（562-576）统领，拥叶护称号。560年前后，西突厥在室点密统领下，与波斯联盟，消灭了其西部的嚈哒，将其领土瓜分，西突厥占有了阿姆河以北的嚈哒旧土，以阿母河为界与波斯为邻。[14]西突厥所掌有的中亚领土正处在东西交通的枢纽地带，无论是横贯波斯的传统的丝绸之路，还是贯穿欧亚大陆的草原之路都经过这一地区。强大的突厥草原帝国迅速向西扩张，势力及于里海北岸，沿黑海、里海和咸海北岸到达东方的欧亚草原之路重新活跃起来。

突厥兴起的这个时期正值中原的南北朝末年。此时的中原南北分立，梁、陈苟安于南，元魏分东、西于北。东魏与西魏、北齐与北周彼此争雄，征战不断；突厥有机可乘，插手中原事务，威迫中国北部。551年，土门可汗向西魏求婚，魏以长乐公主妻之；552年，土门发兵进攻柔然（蠕蠕），柔然大败，其首领阿那环自杀，其子庵罗晨逃往北齐。同年突厥遣使中国，请求诛灭逃奔长安的柔然余众，文帝不敢违抗突厥意志，收柔然君臣千余人交付突厥使者，使杀之于青门外。568年，周武帝娶木杆可汗之女阿史那氏为后，每年赠给突厥缯絮锦彩十万匹。齐与周为争霸需要，对突厥曲尽结交之能事，结果形成“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民西虞，恐周交之厚”的局面。[15]“自俟斤以来，其（突厥）国渐强，有凌轹中夏志。朝廷既与之和亲，岁给缯锦彩十万段。突厥在京师者，又待以优礼。衣锦食肉者，常以千数。齐人惧其寇掠，亦倾其府库以给之，”[16]以致“竭生民之力，供其来往；倾府库之财，弃之沙漠。”突厥从中原的分裂状态中获得巨大利益。581年隋文帝统一北方后转而谋求统一江南，无暇顾及北方的突厥，对突厥仍采取守势。突厥趁机以“贡献”为名威迫隋朝进行贸易。《隋书·突厥传》记载，隋高祖开皇八年（588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贡马万匹，羊二万口，驼、牛五百头，寻遣使请缘边置市，与中国贸易。诏许之。”突厥尤其是它统治下的粟特人从这种贸易获得了极大的好处。

粟特人是河中地区（Transoxania）善于经商的民族，《旧唐书·西域传》说他们“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傍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早在突厥统治中亚之前很久，他们就已在中亚到中国腹地之间的广大地区建立了广泛的商业组织网。《高僧传》二集，卷34：“释道仙，原在本国（康国）以游贾为业，梁（502-557）周（557-581）之际往来吴蜀、江海上下，集积珠宝，故其所获赀材，乃满两船，直钱数十万贯。”在突厥统治下，粟特这个古老商业民族长期形成的经商传统益见扩张。粟特人经营活动范围西抵黑海沿岸，东达内蒙古草原乃至长江流域。[17]他们依靠西突厥提供的政治后盾，通过与中原地区的商贸活动积聚了大量丝绢，遂使丝绢销售成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粟特人想通过突厥可汗的威望打开波斯市场。突厥可汗应粟特人的请求，两次派遣突厥-粟特使团前往波斯，但从一开始波斯就坚决抵制突厥-粟特人的如意算盘。为了显示不需要来自突厥的生丝，波斯王收购突厥使团带来的全部生丝，当其面全部焚毁。突厥可汗第二次派出使团时，波斯人将突厥-粟特使团成员大部鸩杀。两次行动未果后，粟特人建议突厥可汗直接与拜占庭帝国进行交易。568年末，突厥-粟特使团在粟特首领马尼亚赫（Maniach）率领下，携带珍贵的丝绸礼品和突厥可汗的书信，通过沿南俄草原和高加索山区到达了君士坦丁堡，受到查士丁二世（565-578）的接见。突厥-粟特使团向查士丁二世呈献以“斯基泰文字”写成的国书，皇帝厚待使者，详细询问突厥的风土人情及其在中亚的征服活动，突厥使者据实以答。二者经过谈判后结成反波斯的联盟。为了回应西突厥的通使，拜占庭皇帝派遣西里西亚人蔡马库斯（Zemarchus）于569年8月随马尼亚赫回访西突厥。突厥可汗在丝绸装饰的气派非凡的汗帐内接见拜占庭使者，盛情款待。此后，室点密遣蔡马库斯自怛逻斯回国，并派遣突厥人塔格马及马尼亚赫之子（此时马尼亚赫已死）随蔡马库斯往访君士坦丁堡。拜占庭使团于571年秋返回君士坦丁堡。此后拜占庭和突厥间又互派过多次使节。蔡马库斯和塔格马之后，突厥与拜占庭之间又有几次通使：西突厥派遣阿南卡斯特（Anankhastes）出使拜占庭，而拜占庭向西突厥派遣了优提齐乌斯（Eutychius），瓦伦丁（Valentinus）、赫罗第安（Heroias）和西里亚人保罗（Paul）等人。576年瓦伦丁第二次率使团出使西突厥，将此前居留君士坦丁堡的106名突厥人一并携回。拜占庭使团的这次出使，因拜占庭帝国收留被突厥击败而西逃的阿瓦尔人而受到极不友好的对待，随后突厥人进攻拜占庭在克里米亚东部的重要据点博斯普鲁斯城，两国联盟破裂。[18]但是，拜占庭帝国与突厥人的联系似未完全消失。原因是，576年以后西突厥势力仍然在向西扩展，高加索以北及克里米亚均为西突厥势力范围，而拜占庭帝国与这一地区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突厥和拜占庭双方在夹击波斯方面双方仍有共同利益， 626-628年希拉可略对波斯的战争得到西突厥统属的可萨部的参与和援助。可萨部的统治中心在伏尔加河畔的阿斯特拉罕（Astrakhan），其势力及于黑海东岸。[19]

突厥的崛起及其与周边地区的活跃的交往，使中亚地区成为欧亚大陆各文明的交汇地。据中国史书载，“何（国）或曰屈霜尼迦，曰贵霜尼，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城左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突厥、婆罗门，西波斯、拂菻等君王。”[20]屈霜尼迦在撒马尔罕附近，婆罗门指印度，拂菻即拜占庭帝国。很显然，中亚已成为中国、印度、波斯和拜占庭几大文明之交汇中心，而撒马尔罕地区已成为周边国家消息的集散地，周边国家可以借助于与突厥-粟特人广泛的联系获得远方国家的消息。如当时经营西域的隋朝官员已经获知通达拜占庭帝国的道路，是“从伊吾，经蒲类、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21]也了解到拜占庭帝国以东诸民族的相对位置：“拂菻东有恩屈（Ugurs），阿兰（Alans），北褥九离（Baskirs），伏嗢昏（Bulgars）等。”[22]对拜占庭帝国了解的增多，甚至使隋炀帝萌发了与拜占庭帝国直接通聘的念头。“隋炀帝时，遣裴矩通西域诸国，独天竺拂菻不至，为恨。”[23]有人推测此时中亚的交通形势：“一位在君士坦丁堡呆过几年的突厥使者，也许在下次出使时被派往中国，而来自印度和中国的佛教徒，也许会在突厥可汗的汗帐里，与拜占庭的基督教徒或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徒讨论宗教问题。”[24]以当时东西交流的频繁程度论，这样的设想并不为过。由于突厥同时与周边几个主要文明保持着频繁交往，外交技巧娴熟的拜占庭外交人员自然可以从突厥人那里获得有关突厥人和中亚其他各族的消息。突厥所获得的有关中原王朝的消息，成为西摩卡塔《历史》中有关中国记载的知识来源。

西摩卡塔《历史》的主题有两个，一是拜占庭帝国在东部边境上与波斯的冲突和战争，一是在巴尔干半岛上对抗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入侵的战争。在涉及当时频繁冲击帝国边境的阿瓦尔人时，他把笔触转向了阿瓦尔人的故乡中亚地区，提到了突厥崛起后中亚地区政治形势的变动，也提到了与中亚形势变化有关的“桃花石”（希腊文作Ταυγάστ，拉丁文转为Taugast）国的知识。他在叙述同时期拜占庭帝国多瑙河边境发生的相关事件时，将这些知识插入其叙述中，写道：“我们既已提到高加索及北方的斯基泰人，那么就让我们中断一下我们的历史叙述，记载一下这个时期这些重要民族的大事。这一年夏天到来以后，东方的突厥著名大汗遣使于毛利斯皇帝，呈国书以叙述其武功。”接着叙述了可汗领导突厥人在中亚开疆拓土的活动和经过，以及与突厥有关系的“桃花石”国的情况。

在他的记载中，“桃花石”是一个国家的名称，同时又是一座城市的名称。“桃花石是著名的城市，距突厥一千五百哩，与印度为邻，居住在桃花石的蛮人，为人数极众而极勇敢的民族，世界诸国几乎无与其匹。”阿瓦尔人被突厥击败后，有一部分逃到桃花石。接着，他又有一段关于桃花石国的较详细叙述：[25]

“①桃花石国的统治者称作（Ταϊσαν，Taisan，在希腊语中意为‘上帝之子’。②桃花石国从不受王位纷争之扰，因家族血统为他们提供了选取君主的办法。③桃花石国盛行雕像崇拜（θρησεία αγάλματα），但有公正的法律，生活充满中庸的智慧。有一种风习类似法律，禁止男人佩戴金饰，虽然他们从规模巨大、利润丰厚的商业活动中获得大量金银财富。④一条大河将桃花石国土划分为二，这条大河过去是彼此争战的两个大国家间的边界，其一国衣服尚黑，另一国尚红，但在今日毛里斯（Maurice）皇帝君临罗马时，黑衣国跨过大河攻击红衣国，取得胜利，一统全国。⑤据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在征服巴克特里亚人和粟特人，烧杀十二万人之后，建筑了桃花石城。⑥“在桃花石城，国王的皇后妃子们乘金车出入，以一头牛挽车，饰以昂贵的黄金、珠宝，极为奢华，牛的笼头也以镀金装饰。当朝临政的君主有700名妃子。桃花石国显贵们的妻妾乘坐银车。国王死，妃嫔剃发衣黑致哀终生；法律规定她们永远不得离开国王的墓陵。⑦“据说，亚历山大在桃花石城几里外建筑第二座城市，异邦人称之为库姆丹（Khubdan）。库姆丹城有两条大河流横贯其中，大河两岸垂柏依依。⑧“桃花石人拥象甚多；与印度的商贸交往频繁。据说他们是印度人，因生活在北方，肤色为白。⑨生产赛里斯丝线的蚕虫在这个民族中到处可见；它们已经历许多代的变化，色彩斑斓。这些异邦人非常热衷于驯养这种动物的技艺。但是，我们的叙述不要脱离正题太远了……。”[26]

据西摩卡塔自述，他对突厥和“桃花石”国的知识来自598年突厥可汗致毛利斯皇帝的国书，[27]但我们将看到，这些知识并非一件国书所应容纳，也不是国书所能承载。整个记载显示，西摩卡塔书中的内容并非来自一个渠道。他很有可能利用了7世纪20-30年代在君士坦丁堡可以得到的30-60年前保存下来的官方档案，包括他的前辈弥南德（Menander the Guardsman）对拜占庭-突厥外交活动的记载。[28]换言之，西摩卡塔记载的内容，一部分可能取自外交使节的国书；另一部分则可能取自拜占庭朝廷对突厥-粟特人的询问记录。如果考虑到106名突厥人在君士坦丁堡的长期居留，以及拜占庭外交人员的善于刺探情报，这种情况是不难理解的。西摩卡塔之所以对突厥人及中亚历史事件产生兴趣，则可能因源于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于626-628年间联合突厥可萨部对波斯的进攻行动。[29]可能是这次联合行动促使他转向利用君士坦丁堡官方保存的有关中亚突厥人及相关民族的材料。[30]

二、“桃花石”称号的起源及流变

西摩卡塔的中国记载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无过于Ταυγάστ（“桃花石”）一名。在历史上，希腊-罗马世界对中国的称呼有两个：沿海路向东探索接近中国南部时，多称中国为“秦”、“秦奈”、“支那”（Sin, Chin, Sinae, China）；沿横贯伊朗高原的丝绸之路接近中国北部时，则多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但在6世纪初叶以后，除了传统的“赛里斯”这一名称外，希腊-罗马世界又以另外的两个名称指称中国：一是6世纪初期一位出生于埃及的希腊人科斯马斯提供的“秦尼斯坦”(Tzίnista，英文作Tzinista)。[31]二是西摩卡塔记载中出现的这个新名称Ταυγάστ。“桃花石”作为中国的一个称谓出现于域外文字中，这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例证。

关于Ταυγάστ（Taugast）一名的起源，长期以来在中外学者中却是众说纷纭。早期的法国汉学家德经提出“大魏”（Ta-göei）说，认为此名来自南北朝时代鲜卑拓跋部在我国北方建立政权的元魏；[32]此说牵强过分，不惟Taugast与“大魏”对音困难，而且没有证据证明外族确以此名称呼中国，但至今仍有人接受。[33]德国汉学家夏德（F. Hirth）提出“唐家”说，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则发挥之，引申为“唐家子”，二者均认为指中国的唐王朝。[34]此说虽论证详博，但迂曲难通之处在于，西摩卡塔所用资料是在唐朝建立以前获得，后来名称自无见闻于前代之理。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P. Pelliot）采纳了德经观点后加以引申，于1912年在《通报》上发表文章，提出“拓跋”说，认为“当386至556年之间，中国北部为一种来自蒙古的外国皇朝所据，这就是中国载籍中的元魏。其都城先前久在山西，后迁河南，可是中国载籍尚保存此朝的土姓，而译写其音曰拓跋（Thak-bat）。这个译名，我们很难说它在何限度中代表鲜卑语的原名。汉语古音固较现代语言为丰富，可是缺乏颚音收声（昔有k, t, p, 而无č收声），除开这些音声欠缺，同迷惑不定诸点外，我曾考究桃化石原来的根据，或者就是拓拔，其对音虽不精确，而有可能。就历史方面言之，元魏占领中国北部，而在中亚以土姓著名，遂使中亚的人概名中国为拓拔，犹之后来占据元魏旧壤的辽朝，种名契丹，中亚的人又以此名名中国的情形一样，这也是意中必有之事。”[35]日本学者白鸟库吉亦力倡此说。[36]由于伯希和与白鸟库吉二人在东西洋学术界的权威地位，这一观点从者众多，俨然不可动摇之定论。[37]但细审之，似亦不无罅漏。拓跋鲜卑族入主中国北部后迅即汉化，王朝之名亦采用汉化之“魏”，其本族名称“拓跋”实无扬名于他族之可能。

中国学者中，清末洪钧《元史译文证补·西域补传上》考曰：“多桑书，字音如曰‘唐咯氏’，义不可解。……及注《西游记》，有谓汉人为桃化石一语，循是以求，乃悟即契丹之‘大贺氏’。蒙古称中国为契丹，今俄罗斯尚然……是知契丹盛时，仍沿大贺氏之旧称，故临国亦以氏称之。”但正如张星烺所指出，洪氏“大贺氏”说，其弊在未见西摩卡塔和突厥及阿拉伯作家的记载，眼光只是以《长春真人西游记》为限。[38]梁园东在1944年发表的文章中认为，Tabγač是由突厥文“天”（Tangri）转化而来，其义为“司天者”，以Tabγač称中国是以中国皇帝的称号指称中国。[39]1983年章巽发表文章提出“大汗”说，认为草原民族以自己习惯的称号“汗”称呼中国皇帝，并加“大”以为尊称，久之“大汗”便成为中国的统称。[40]这些观点基本上是从皇族名称或外族对中原皇帝的称号上求索“桃化石”的起源。

岑仲勉对此问题的研究尤多用力，设想之丰富过于他人。他在1935年撰文时，以“敦煌”比定“桃化石”，[41]十几年后又放弃此说，提出“太岳”、“檮杌”、“焦穫”诸说，但由于方向偏颇，未中鹄的。不过，他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却值得重视，他说：“据我所见，匈奴实亦涂兰族类（非蒙古族）之一，在战国末叶已出现，征诸上古习惯，他们对我国应有专名，并不随我国的朝代改革而转变。唯其如此，则六朝之初，北族似应沿用匈奴往日之称谓以称我国，不至另起炉灶，犹之匈奴灭亡以后数百年，隋、唐人文字仍常称突厥为‘匈奴’。相互比观，情实自见。换句话说，‘桃花石’这个名称极可能传自上古，突厥人不过相承着使用。”[42]这实在是饶有启发性的真知灼见。循此思路再作推演，我认为“桃化石”最可能的比对者应为“大汉”。

实际上，张星烺早年已经提出这种见解，他说：“吾谓陶格司（即桃化石——引者）恐为大汉二自之专音。今代日本人读大汉二字为大伊干（Daigan），日人之汉字读音，多学自隋唐时代。汉朝虽亡，而以后之人，仍称本国为汉土。法显、玄奘之纪行书可覆视也。”[43]但十分可惜的是，他未能就此更加详证，故其观点几近湮没不彰。

从语音上，希腊语Ταυγάστ尾部的“τ”，除非与其他韵母构成一个独立音节，一般不发音，因此Ταυγάστ的读音应为Ταυγάς，这也可由突厥碑铭中Tabγač得到印证。阿拉伯、波斯和西亚作家著作中的写法稍异：Tabgač、Tabghaj、Tamgama、Tamghaj、Tooghaj、Tamghj、Timghaj等，[44]但读音基本无大异。这些名词的词根为Tauga，而s, č , j等为词根辅助音。[45]希腊语中的“γ”对应于拉丁语族的“g”。“拓跋”的古代读音为T’ak bwat，中古读音为T’ak buat。比较Tau-ga、Tab-ga、Tab-γα、Tab-gha、Tam-ga、Tam-gha 等可知，Tau、Tab、Tam、Tan相对于“拓”、“大”都有通转的可能，但以“大”更为通便，而以bwat或buat对ga、γα、gha则不相应。在诸多亚洲语言，如突厥语、波斯语和印度西北俗语中，g / gh / h 之间的互转是通例，如突厥语Jabgu译为汉语作“叶护”；波斯语muγ汉文作“穆护”；[46]印度西北俗语lahu转为laghu; ogha转为oha; samga转为samgha; goduma 转为ghoduma，[47]都是显著的例证，因此han（或gan，“汉”之中古读音为gan）与ga，γα，gha之间的互转，仅在于韵尾的些微变化，而这种差别甚小的韵尾转变实在是太普遍也太简易了。

从历史方面，中国之见闻于外族无疑早于两汉，但就中国与北方及中亚民族之关系论，两汉时期最为频繁，影响亦为最大。汉代张骞西域凿空，致有中原朝廷与西域各国之外交行动达到空前规模，《史记·大宛列传》称，“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使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屋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后汉班超经营西域三十余年，击退匈奴在西域的势力，更使汉威响震西域，声名远被。两汉时期中原王朝的外交往中，与匈奴的交往尤为频繁。在这些交往中，汉臣很早就已惯于自称“大汉”，其例甚多。如明帝派郑众再次出使匈奴时，郑众上书表示不愿出使：“臣前奉使不为匈奴拜，单于恚恨，故遣兵围臣。今复衔命，必见陵折。臣诚不忍持大汉节对毡裘独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将有损大汉之强。”（《后汉书·郑众传》）。又如，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超上书汉廷请兵定西域：“昔魏绛列国大夫，尚能合辑诸戎，况臣奉大汉之威，而无鈆习一割之用乎？”（《后汉书》卷四七）西晋石崇《王明君辞》：“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文选》廿七）都是显著的例证。

由于与汉朝的频繁交往，“大汉”也成为匈奴对中原政权的称呼，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单于遣使致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今欲与大汉恺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蘖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北齐文宣帝高洋以太子文弱，曰：“太子得汉家性质，不似我。”（《北齐书》卷五）可见两汉以降北方游牧民族均以匈奴旧称“大汉”以呼中原政权。[48]朱彧《萍州可谈》卷一：“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崇宁间（1102-1106）臣僚上言，边俗指中国为汉唐，形于书文，乞并改为宋，……诏从之。”胡三省曰：“汉时匈奴谓中国人为秦人。至唐及国朝（宋），则谓中国为汉，如汉人汉儿之类，皆习故而言。”（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下）。

外族以“大汉”称中国的显著的例证，还见于波斯国书中。518/519年波斯王居和多与北魏通使，上书贡物云：“大国天子，天之所生，愿日出处，常为汉中天子，波斯王居和多，千万敬拜。”[49]波斯国书乃汉译，原文应为“大汉”。此例说明，即使鲜卑拓跋部统治中国北方（386-556）时期，中亚、西亚民族仍以“大汉”相称。见诸记载的“汉家”、“汉”、“汉人”、“汉儿”之类名称，实即“大汉”的汉译。两汉以后的两个多世纪中国北部诸小王朝势小力微，鲜有机缘扬名于外，鲜卑族拓跋“魏”与中亚之交往只不过恢复两汉之影响而已。

“桃花石”一名见诸域外文字，就目前所知，以西摩卡塔为最早。以理度之，西摩卡塔的Ταυγάστ之名来自突厥人，此名之为突厥人使用当在此前，但就历史遗留的文字资料而论，更早期的突厥文字证据并未流传下来。8世纪以后，“桃花石”以Tabγač的形式频繁出现于突厥碑铭中，作为一个民族名称使用，同时又作修饰词和限定词使用，如“Tabγač的可汗”、“Tabγač的民众”、“Tabγač的官衔”等，但它指称中原政权，是没有疑问的。[50]西摩卡塔时代之后，中亚及西亚民族也以Tabγač或Tabghāj之类的名称指示中国。高昌回鹘时期别失八里僧人详古舍利都统（Sïngqu säli tutong）将汉文《大唐三藏法师传》和《金光明最胜王经》译为回鹘文时，将中国径直译为twqač 或tvγač，汉文为twqač（tvγač）文。twqač 或tvγač显为突厥文的t(a)bqač或t(a)bγač，意为“汉地”或“中原”，所以冯家昇整理研究这两份材料时，毫不迟疑地将它们还原为“桃花石”。他认定此回鹘文写本完成于北宋年间。[51]

“桃花石”一名经突厥民族的中介进入到中亚突厥国家以后，仍保留着以“桃花石”指示中原王朝的习惯。11世纪喀喇汗王朝学者马合木·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中写道：“桃花石（Tavghaq）——此乃摩秦的名称。摩秦距离契丹有四个月路程。秦本来分为三部：上秦在东，是为桃花石，中秦为契丹，下秦为巴尔罕，而巴尔罕就是喀什噶尔。但在今日，桃花石被称为摩秦，契丹被称为秦。”[52]在这里，上秦、中秦和下秦分别对应宋朝、辽朝、黑汗王朝，且他明确指出上秦即桃花石，所以桃花石乃指中原的宋王朝。喀什噶尔被称为“下秦”，包括在“秦”的地理概念中，反映着新疆地区在历史上与中原内地的联系，[53]同时也说明，作为学者的马合木·喀什噶里是在严格意义上使用代表中原王朝的“桃花石”这一名称的。

中亚地区存在的这种区分还有其他证据。1218年，成吉思汗派遣使团到花拉子模，花拉子模苏丹马哈迈德（Mahomed）在布哈拉接待成吉思汗的使团，他夜间派人召来成吉思汗使团中花拉子模籍的使者，探询成吉思汗是否真的征服了“桃花石”？[54]花拉子模苏丹所要了解的是蒙古南征的战况，他口中的“桃花石”是蒙古人兵锋所指的中原地区。1221年邱处机奉成吉思汗之命前往中亚，路过阿马利克（Almalic），看到当地“农者亦决渠灌田，土人惟以瓶取水，载而归。及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他并了解到：“桃花石，谓汉人也”。邱处机提供的这个事实，再次证实中亚人是以“桃花石”指称中原王朝。不过，这位博学的道教长老只知其意为“汉人”，并未追根溯源，追究到更遥远的“大汉”称谓上。

另一方面，这个称谓在使用过程中意义逐渐发生演变：突厥民族在以“桃花石”称呼中原王朝的同时，也将“桃花石”称谓用到自身之上。黄时鉴从宋代文献中检出两条材料，可以作为可靠的证据。这两条材料涉及宋时黑汗王朝治下的于阗国贡献美玉的表文，见于宋人蔡絛的《铁围山丛谈》和张世南的《游宦纪闻》。

《铁围山丛谈》记表文：

“太上始意作定命宝也，乃诏于阗国上美玉。一日，絛赴朝请，在殿阁侍班。王内相安中因言，近于阗国上表，命译者释之，将为答诏，其表大有欢也。同班诸公喜，皆迫询曰，甚愿闻之。王内相因诵曰：‘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国）中絛贯主阿舅黑汗王，表上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四天下、四天下絛贯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时要那玉，自家煞是用心，只被难得似你那赤寸底，我已令人寻讨，如是得似你那赤寸底，我便送去也。’于是一坐为咍。吾因曰：裕陵实录已载于阗国表文，大略同此，特文胜者，疑经史官手润色故尔。”

《游宦纪闻》卷五记表文：

“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国、五百国絛贯主师子黑汗王，表上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四天下、四天下絛贯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时要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力，只为难得似你尺寸底，自家已令人两河寻访，才得似你尺寸底，便奉上也。”

两处记载大致相同，均指同一事件。黄时鉴认为，表中“絛贯主”即希腊语Ταυγάστ、突厥语Tabγač（或作tabghač）。据《宋书·舆服志》及《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于阗遣使献玉发生在政和七年（1117年），又据《宋史·于阗传》，元丰四年（1081年）黑汗王“遣部领阿辛上表称‘于阗国偻儸有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书与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主汉家阿舅大官家’，大略云……”。此表文中的“汉家阿舅大官家”与政和七年表文中的“絛贯主阿舅大官家”相对应，可知“汉家”和“絛贯主”实为同一名称，即Tabγač；所不同的是，前者为意译，后者是音译。《宋史·于阗传》记为“汉家”，乃是史家润色的结果。[55]

比照《铁围山丛谈》和《游宦纪闻》两处记载，蔡絛记载中“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国）中絛贯主阿舅黑汗王”对应于张世南记载中“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国、五百国絛贯主师子黑汗王”，而以“絛贯主师子黑汗王”为确。[56]如此，则可知于阗国王称宋朝皇帝为“絛贯主阿舅大官家”的同时，也自称“絛贯主师子黑汗王”。这里的“絛贯主”显然不可再解为“大汉”。同样，这个名称也见于10-13世纪间中亚黑汗王朝的钱币上，形成“苏来曼卡得尔Tabghāj 可汗”、“Tabghāj布格拉汗”、“克雷奇Tabghāj汗”等词语。[57]中亚史名家巴尔托里德也注意到，黑汗王朝时期“一些伊斯兰教徒的汗把他们自己称做中国汗（突厥语为Tabgach-khan 或Tamghach-khan），虽然他们的领地从未包括中国或中国接壤的地方”，但他认为这只是“保留了草原传统和伊斯兰时期以前传统的某些残迹”的结果。[58]这一看法证明他忽略了这个语词在辗转使用过程中的演变而未得要领。实际上，这里的Tabghāj显然已在词义上发生了变化，不能再解为原来狭义的“大汉”了。“大汉”称谓在历史上所代表的显赫声势，中原文化优越地位，以及它在西域开拓史上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唐帝国所代表的中原王朝长期保持的超迈前代的强大国势和对外方面的赫赫武功，重新张扬了“大汉”称谓的巨大影响力，使这个称谓已经演化为一种符号，表达“威望崇高的、地位高贵的、传统悠久的”等意义。因此，西域各国君王使用“Tabghāj汗”名称，所表达的应是“伟大的汗”、“尊贵的汗”、“古国之汗”或“伟大而古老传统的汗”等含义，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古国和大汗”。[59]17世纪克里米亚诸汗仍自称Tāt 与Tawγāč（Tawγāj）的大皇帝。Tāt指非突厥部落，而Tawγāč则是中世纪发展起来的Tawγāč称号在突厥人和蒙古人中的延续和滥用。[60]

三、桃花石国内的战争

西摩卡塔中国知识中最重要的内容，无疑是关于桃花石国内部战事的记载：“桃花石国的统治者称作Ταϊσαν（Taisan），在希腊语中意为‘上帝之子’。…… 桃花石国土被一大河划分为二，这条大河过去是彼此争战的两大国的边界。这两个民族彼此以衣服的不同见异，一为黑，一为红，但在今日毛里斯皇帝君临罗马时，黑衣族跨过大河攻击红衣族，并取得胜利，一统全国。”

首先是Ταϊσαν（Taisan）的比对问题，有学者认为即“天子”之意，[61]但对音并不完全吻合；有学者认为即唐朝一代英主“太宗”，[62]但西摩卡塔写作时代早于太宗之时，此论与史实扞格不通。从译音角度，希腊语Ταϊσαν的第一个音节对应“太”，第二个音节“σαν”的声母“σ”对应拉丁语族的“s”, 又可转为“sh”音；希腊语中没有与拉丁语族的ang（æŋ）对应的韵母，而以“αν”代之。因此，希腊语Ταϊσαν可还原为Tai shang 即“太上”。

从历史角度，“太上”是“太上皇”的简称，秦始皇称皇帝以后，追尊其父庄襄王为“太上皇”，汉高祖刘邦尊其父太公为“太上皇”。但此类称呼均为荣誉，并无实际权力。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许多皇帝让位于其子而自称“太上皇”，但仍掌握要政。如北魏献文帝拓拔弘于皇兴四年（471）禅位于其子，称“太上皇”，在这个位置上活到476年；北齐武成帝高湛于河清三年（565年）让位于其子，称“太上皇”，以“太上皇”身份继续秉政至569年；齐后主高纬于隆化二年（577年）亡国前不久让位于其子，称“太上皇”；后周宣帝宇文赟于大象二年（579年）让位于其子，称“天元皇帝”，行“太上皇”故事。开皇六年（586年）有隋高祖杨坚拒绝称“太上皇”事。《隋书》卷一《高祖纪》：“三月己未，洛阳男子高德上书，请上为太上皇，传位皇太子。上曰：‘朕承天命，抚育苍生，日旰孜孜，犹恐不逮。岂学近代帝王，事不师古，传位于子，自求逸乐者哉！”杨坚拒绝让位称太上皇，是否为恋栈贪权，姑且不论，但他所谓“近代帝王，事不师古，传位于子”，说明南北朝末期诸皇帝行“内禅”称“太上皇”为常见之事。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九年（626年）也有让位称太上皇事，说明“内禅”之风在唐初犹盛。

南北朝各朝以及隋代、唐初，“太上”演为一普遍性称号。《北齐书》卷九记载，（齐）成武皇后胡氏“自成武崩后，数出诣佛寺，又与沙门昙献通。布金钱于献席下……乃置百僧于内殿，讬以听讲，日夜与昙献寝处。以献为昭玄统。僧徒遥指太后以弄昙献，乃至谓之为太上者。”可见，“太上”为社会各色人所熟知，为显然之事实。与秦汉时代“太上皇”仅为荣誉称号不同，南北朝时期的“太上皇”多半逊位传其子后仍执国务大权特别是外交大权。前引《铁围山丛谈》曾记载，宋徽宗在“太上”位上曾下诏于阗令献美玉，说明迟至宋代“太上”名下的逊位皇帝仍然如此。故中原皇帝以这个称号为突厥所熟悉，并被突厥使节传播于拜占庭史家，实属自然之事。[63]

西摩卡塔所记分割桃花石国土为二的大河指哪条大河？相互攻伐的两国指哪两国？英国著名东方学家亨利·裕尔认为；“这里的大河即长江；定都西安的隋王朝和定都南京的陈王朝以长江相隔。589年隋朝渡过长江时，在拜占庭帝国方面正是毛里斯皇帝（582-602）在位之际。陈朝皇帝投井自杀，其祖墓被挖，尸体被抛入长江，如塞奥菲拉克图斯所述，隋朝一统全国。隋朝都城所在的陕西境内，人民着衣黑色”。[64]法国著名东方学家戈岱司接受这种观点。[65]白鸟库吉亦认为“黑衣国指北朝，陕西一带华人穿黑衣，见之于Hajji Mahomed的记录。赤衣国指南朝。所记黑衣国击平赤衣国民，统一全国，即指隋朝降陈，合并全国。”[66]张星烺认为“所言中央之大河，即长江也。北为隋，南为陈。陈国上下，惟风流词藻是务，陈叔宝淫纵放荡。隋文帝开皇八年，暴陈主二十恶，遣高颍、杨素、韩擒虎、贺若弼等分道渡江。九年正月（公元589年）陷建康，虏陈叔宝，中国一统。当时隋兵制衣或尚黑，陈兵尚红，故有黑衣国及红衣国之传说。”[67]显然，中外学者都将西摩卡塔的这段记载解读为589年隋灭陈朝的战争。[68]

然而，传统上的这种观点大可置疑。自古以来，中国南北方的普通百姓的服装在样式上或有区别，但在颜色上并无整体性的区别，换言之，普通民众衣红或衣黑者各地都有，并无显著差异。很显然，西摩卡塔所谓区分国家的服装颜色，并非普通民众的着装，“黑衣”和“红衣”不是后世学者所认为的普通民众衣装的颜色。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之为政多遵阴阳五行，官服、旌旗、戎装往往呈现整体变化，因此，西摩卡塔所谓黑红颜色之别，应指官员或军队的统一着装；由于记载涉及到战争，显然应指军队的着装。张星烺推断“当时隋兵制衣或尚黑”已触及到问题的核心，但他说隋兵为尚黑衣之制，却不准确，缺乏充分史实依据。《隋书》一《高祖纪》：“（开皇元年，581年）六月癸未，昭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为火色。其郊及社庙，依服冕之仪，而朝会之服，旗帜牺牲，尽令尚赤。戎服以黄。”是隋朝军队旗帜尚赤，制衣尚黄。此外还有一间接证据，《隋书》卷二十三《五行下》：589年隋灭陈前夕，陈后主“梦黄衣人围城。后主恶之，绕城橘树，尽伐去之。隋高祖受禅之后，上下通服黄衣。未几隋师攻围之应也。”显然，陈后主梦中的“黄衣人”乃指隋朝军队，隋灭陈之战不符合西摩卡塔关于“黑衣国灭红衣国”的记载。

与此记载相当的是后周灭北齐。《魏书·礼仪志四》天赐二年（405年）：“王公后子车旒、麾盖、信幡及散官构服，一皆纯黑。”魏分东西以后，戎服有别。《北齐书》卷二《神武下》：“（武定）四年（546年）八月癸巳，神武（高欢）将西伐，自邺会兵于晋阳。……自东、西魏构兵，邺下每先有黄、黑蚁阵斗，占者以为黄者东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间以此候胜负。是时，黄蚁尽死。九月，神武围玉壁以挑西师，不敢应。……顿军五旬，城不拔，死者七万人，聚为一冢。”《御览》卷九四七引《古今五行记》：“东魏孝静帝武定四年，邺下有黄蚁与黑蚁斗。黄，东魏戎衣也，黑，西魏戎衣也。”是西魏戎衣尚黑，东魏戎衣尚黄。北周代西魏后，继承了西魏军队的颜色。《隋书》卷二十三《五行下》：“齐文宣帝（550-552），尚宴于东山，投杯赫怒，下诏西伐（指伐西魏），极陈甲兵之盛。既而泣谓群臣曰：‘黑衣非我所制。’卒不行。”又，《隋书》卷二十三《五行下》：“后周建德五年（576年），黑龙坠于亳州而死。龙，君之象。黑，周所尚色。坠而死，不详之甚。”此为间接证据。直接的证据见于《周书》卷三《孝闵帝纪》：孝闵帝元年（557年），“百官奏议云：‘帝王之兴，罔弗改正朔，明受之于天，革命视听也……今魏历告终，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实当行录，正用夏时，式遵圣道，惟文王诞玄气之祥，有黑水之谶，服色宜乌’，制曰可。”又《北齐书·安德王延宗传》：576年北周军队围攻晋阳时，“周军围晋阳，望之如黑云四合。”后周戎衣尚黑，与五行图谶有关，《广弘明集》卷五：“周祖已前，有忌黑者，云有黑人，次膺天位，周太祖初承俗谶，‘我名黑泰，可以当之’，既入关中，改为黑皂，朝章野服，咸悉从之。”《隋书》卷一二《礼仪志》载，后周警卫之制：“凡大驾则尽行，中驾及露寝则半之，小驾半中驾，常行军旅则衣色尚乌。”可知后周军队为黑色，可无疑。

北齐军队衣制尚红，也可推知。《北齐书》卷一《神武上》：“孝昌元年（525年），（高欢）从（尔朱）荣 徙据并州，抵扬邑人庞苍鹰，止团焦中。每从外归，主人遥闻行响动地。苍鹰母数见团焦赤气赫然属天。又苍鹰尝夜欲入，有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触王！’言迄不见。始以为异，密觇之，唯见赤蛇蟠床上，乃益警异。”是以赤色附会北齐君主。《隋书》卷二十三《五行下》：“后周建德六年（577年），阳武有兽三，状如水牛，一黄，一赤，一黑。与黑者斗久之，黄者自傍触之，黑者死，黄赤俱入于河。……黑者，周之所尚色。……后数载，周果灭而隋有天下，旗帜尚赤，戎服以黄。”此时北周、北齐相争，而杨坚势力虎视北周政权；隋“戎服以黄”，北周戎服尚黑已如前述，则赤色喻北齐戎服，可无疑。同书还有一证据：“（齐）后主时，有桑门，貌若狂人，见乌则向之作礼，见沙门则殴辱之。乌，周色也。未几，齐为周所吞，灭除佛法。”由此可断言，“黑衣国克服红衣国”之说，实指北周统一北齐；分划两国而为其边界的大河，应为黄河而非长江。

学者们将“黑克红”认定为隋灭陈之战事，可能是因为西摩卡塔记载中称此战事发生“今日毛里斯皇帝君临罗马时”，造成编年记载上的时代错乱；而这种错误之所以发生，则是因为这些消息经突厥人向西传播过程中纪年标准的转换：577年周灭齐的战争发生在突厥达头可汗（576-603）初年，而达头可汗与毛利斯皇帝（582-602）为同时人；西摩卡塔以拜占庭皇帝为纪年，只能将“黑克红”之战事归于毛利斯皇帝秉政时，即582-602年间。[69]突厥与北朝关系极为密切，北周灭北齐这样的历史事件经突厥传播到拜占庭，顺理成章。不过，如果考虑到西突厥可汗在598年尚有遣使拜占庭之举，则589年隋灭陈而统一全帝国的事件也有可能为突厥人所传播，因此，将中国北方统一的大事件与中国南北方的统一事件混为一谈，而形成黑衣国攻击红衣过“取得胜利，一统全国”之说，对于遥远的拜占庭史家而言，并非不可能之事。

四、桃花石国的相关风俗与传说

西摩卡塔史书所载中国风俗颇为斑驳，囊括南北朝至隋代中原诸王朝之各风俗事物。如风俗之一是：“桃花石国从不受王位纷争之拢，因权威在国君家族中世袭。”此显指中原王朝的世袭制度，中原各代虽有王朝之兴亡更替，但某一王朝一旦建立，则为一家一姓之天下，皇位传递依血统进行。以中国人的观点看来，此属妇孺皆知之常识，西摩卡塔提到这一点颇似怪异，但参之以拜占庭帝国的历史特点及他本人这一时期的所经历，则不难理解。拜占庭帝国从建立之日起，就以一系列的宫廷政变而闻名。孟德斯鸠在研究罗马帝国历史时慨叹，“希腊（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不外是一连串的叛变、骚乱和背信弃义的行为而已。”[70]黑格尔也说，拜占庭帝国的历史“所昭示给我们的，乃是一幕幕各将领举兵造反，各皇帝被他们所迫或者中了廷臣的阴谋而致废黜去位，后妃或者和皇子篡杀、或者毒毙他们的君父……”[71]西摩卡塔所生活时代的政治动荡，最典型地体现了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看法：602年领兵住守多瑙河下游防线的福卡斯（Phocas）发动兵变，杀害毛利斯皇帝；610年北非总督希拉克略又处死福卡斯夺取皇位。这两次重大事变均为西摩卡塔所亲历，不能不对他的心灵产生影响。对于他这样身处统治阶层而对政治十分敏感的史官来说，与母邦政制迥异的他邦异族的政治风俗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其情形颇类似于近代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思想家惊讶和赞赏中国的贤人政治制度，也很类同于今日熟悉母邦政治体制的政治人士敏感和惊讶于外邦的新异政制。

西摩卡塔史书的中国风俗之二：“桃花石国盛行偶像崇拜，但有公正的法律，生活充满中庸的智慧。法律禁止男人佩戴金饰，虽然他们从规模巨大、利润丰厚的商业活动中获得大量金银财富。”这里的所谓“偶像崇拜”，是指佛教在中国的泛滥。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特别是4世纪以后，在中国境内的南北方都得到迅速发展。东晋有佛寺1768所，刘宋有佛寺1913所，南齐有2015所，萧梁有2846所，侯景之乱后的陈朝有1232所。至南北朝末年，僧尼势力已蔚为大观。北齐有僧尼二百万众，寺三万所，周境内有寺一万所，僧尼一百万众。《通典》卷七《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577年北齐亡时有20，006，880人，北周大象年间（580-581）有9，009，604人，僧尼人数占北方人口的十分之一。[72]佛教盛行是南北朝时代的一大特色。

所谓桃花石国公正的法律和人民的哲性生活态度，是西方民族对以农耕为主的中原民族文明生活的基本认识，此前早已有类似的记载，如5世纪阿美尼亚人摩西（Moses Chorene）赞扬中国人为“富足文明之民族，性喜和平，可称为和平之友、生活之友。”[73] 所谓桃花石国法律禁止男人佩戴金饰也符合中原实际。如南朝法令规定，纯金银器物为皇室禁物，为皇帝和后妃专用，王公大臣也不得使用；三品以下官员不得使用珍珠翡翠校饰器物；六品以下官员不得穿着绫、锦等衣物，不得以金校饰器物；八品以下官员不得穿着罗、纨、绮、毂等。[74]而所谓桃花石国人“从规模巨大、利润丰厚的商业活动中获得大量金银财富”报道，应系粟特人所提供。早在6世纪前期，杨衒之就在《洛阳伽蓝记》卷3中记载西域人到达洛阳经商的情况：“西夷来附者，处之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矣。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南北朝末期，中原内地与西域交通重新开放，善于经商的粟特民族将活动范围拓展到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南北朝及隋代京都大邑的商业繁荣，他们是不能没有深刻印象的。在一个商业民族看来，中原王朝的强大定然与商业繁荣密不可分。

西摩卡塔记载中桃花石国的风俗之三，涉及到上流社会盛行的一些习惯：“在桃花石城，国王的皇后妃子们乘金车出入，以牛挽车，以极昂贵的黄金、珠宝装饰，极为奢华，甚至牛的笼头也以镀金装饰。当朝临政的君主与700名妃子过夜。桃花石国显贵们的妻妾乘坐银车。国王死，妃嫔剃发衣黑致哀，终其余生；习惯上她们永不离开国王的墓。”

在以上诸内容中，“以牛挽车”指的是汉代以来的中国风习。汉武对匈奴大规模用兵，致使中原马匹短缺，《史记·五宗史家》：“其后诸侯贫者，或乘牛车也”，《汉书·食货志》称“天子不能具纯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晋以后至南北朝乘牛车已成时髦，王公贵族竞相为之，并非完全是因为缺马。《后汉书·单超传》说单超家豪贵，虽“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魏略》：“孙宾硕乘犊车过市。”《三国志·鲁肃传》载，鲁肃对孙权说自己投降曹操，“独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犊车即牛车。晋武帝尝与汝南王亮“追锋车，皂轮犊车”。王衍为人所迫击，引王导乘牛车逃走，“在车中揽镜自照，谓导曰：尔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晋书·舆服志》：“古之贵者不乘牛车，汉武帝推恩之末诸侯寡弱，贫者至乘牛车，其后稍见贵之。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遂以为常乘。”《世说新语》载石崇王恺赛牛事：“石季伦牛形状气力不胜王恺牛，而与恺出游，极晚发，争入洛城，崇牛数十步后，迅若飞禽，恺牛绝走不能及。”南北朝时乘牛车之风仍盛，《宋书·陈显达传》：“当时快牛，称陈世子青牛，王三郎乌牛，吕文显折角牛。”《南史》卷二十三《王琨传》：南齐高帝卒，王琨闻讯，牛不在宅，乃步行入宫，朝士认为他“宜待车，有损国望。”《魏书》卷九一《晁崇传》：北魏天兴五年，发生牛瘟，舆驾所乘巨犗数百头死亡。可见魏室舆驾用牛之多。《隋书·礼仪四》：北齐皇帝纳后时以牛车迎娶。《北齐书·琅玡王俨传》载：御史中丞出行，“王公皆遥住车，去牛，顿轭于地，以待中丞过。”是王公大臣皆乘牛车。《旧唐书·舆服志》：“魏晋以降，迄于隋代，朝士又驾牛车，历代经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言也。”可知牛车之使用于上流社会，乃一普遍现象。[75]

当时牛车之不同装饰，可于出土壁画见之。嘉峪关魏晋壁画中有牛车，两辕一牛，车盖为卷篷式；[76]北齐娄睿墓出土壁画中的牛车张卷通幰，赤轮华毂，金饰诸末；[77]北魏元邵墓出土陶牛车，车轮毂及两侧挡板涂朱，象征车主人的身份。[78]历史文献多及王公贵族男性成员，但我们知道，上流社会的女性依其出身门第和配偶的官阶享受男性贵族的待遇，是中国历朝的惯例。《隋书》卷二十二《五行上》载：“武平（齐高纬）七年（576年），穆后将如晋阳，向北宫辞胡太后。至宫内门，所乘七宝车无故陷入于地，牛没四足。是岁齐灭，后被虏于长安。”是皇后乘牛车之证据。穆后牛车为何装饰，不得而知。但牛车形制装饰随身份而定，可以推知。陆云在《牛责季友》借牛之口诉说一般人的愿望：“今子之滞，年时云暮。而冕不易物，车不改度。子何不使玄貂左弭、华蝉右顾，令牛朝服青轩，夕驾轺辂，望紫微而风行，践兰图而安步？”[79]后来的记录也可补正。《明皇杂录》：“玄宗将幸清华宫，贵妃姊妹竞饰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费数百万贯，既而甚重，牛不能引。”贵妃姊妹之牛车华饰当非首创，似有先例可循。如此，则其状与西摩卡塔所述桃花石城后妃乘金车出入之形状完全相同。

据《齐书》卷七，齐末帝高纬（565-576）有嫔妃500人，多时达700人。齐武成帝（高湛）“（河清四年，565年）三月戊子，……有神见于后园万寿堂前山穴中，其体壮大，不辨其面，两齿绝白，长出于唇，帝直宿嫔御以下七百人咸见焉。帝又梦之。”（又见《北史》卷8）如此，则西摩卡塔所谓桃花石国君主有700嫔妃之说，也不无事实依据。北齐与突厥交往频繁，北齐宫廷之习俗经突厥之中介传诸拜占庭，无足为怪。

北魏以降盛行的后妃为尼风尚是这一历史阶段的独特现象。以皇后削发为尼事，计有：北魏孝文帝废后冯氏，宣武帝皇后高氏、灵皇后胡氏，孝明帝皇后胡氏；西魏文帝文皇后乙弗氏，恭帝皇后若干氏，孝庄皇后尔朱氏；北齐文宣皇后李祖娥，后主皇后斛律氏；北周孝闵皇后元胡摩，武帝皇后李娥姿，宣帝皇后朱满月、陈月仪、元禾尚、尉迟炽繁；隋灭陈后，陈后主皇后沈氏为隋炀帝所收，炀帝被杀后，也出家为尼。后妃为尼归依佛门，原因不一，大致不外乎皇帝过世、国家倾覆或失宠于国君，或者家世不幸受政治牵连等，[80]西摩卡塔所谓“国王死，妃嫔剃发衣黑致哀，终其余生”，当指妃嫔削发出家为尼事；但他称妃嫔们“习惯上她们永不离开国王的墓”，则稍有不实，若理解为终生不离寺院，则与历史事实相去不远。

西摩卡塔把亚历山大传说与中国联系、混杂在一起：“据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在征服巴克特里亚人和粟特人，烧杀十二万人之后，建筑了桃花石城。”“据说亚历山大在桃花石城几里外建筑第二座城市，蛮人称之为库姆丹（Χουβδάν, Khubdan）。库姆丹城有两条大河流横贯其中，两岸垂柏依依。”这虽属奇思异想，但也饶有意味。西摩卡塔明言“据说”，表明有关亚历山大的传说内容并非取自突厥使节的国书，有可能得自驻留君士坦丁堡的突厥人或粟特人。

库姆丹（Khubdan）一名向中亚的传播似应归功于粟特人。粟特人从相当早的时期就开始以“库姆丹”一名称呼长安。早在四世纪初叶，此名称已见于粟特人信中。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遗址中发现一组粟特文信件，据考证是凉州（姑臧）地区的粟特商人于312-313年前后写给撒马尔罕的家乡人的，其中就有“库姆丹”一名，作 xwmt’n，其所指即“长安”。[81]同样，2003年6-10月，西安市北郊大明宫乡井上村发掘的北周史君墓粟特文汉文题铭中，也有粟特文“库姆丹”（xwmt’n）一名，也是指“长安”。据汉文题铭，粟特人史君于大象元年（579年）死于长安家中，[82]时间上正是西突厥与拜占庭帝国交往频繁时期过后不久。明天启年间（1623-1625）西安发现的781年的景教碑的叙利亚文中，景教徒也是以Khumdan（或Khubdan）指西安。这些事实表明，在西摩卡塔时代的前后两个世纪中，库姆丹（Khumdan）是中亚和西亚民族对长安的称呼。不过，关于这个名称的起源，现在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83]虽有可能起源于“咸阳”的古音转化，但要彻底解决，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84]

西摩卡塔称亚历山大建立桃花石城和库姆丹城，这种怪诞的说法表明他本人不仅对这个“桃花石”国的历史并无真正的了解，对于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也是蒙昧不清。第一，西摩卡塔在记载中称桃花石“距突厥一千五百哩”，不管我们认定突厥汗庭是在阿尔泰山还是天山，以此为基点衡量，都不准确，同时他又称“桃花石”“与印度为邻”，则更是把“桃花石”置于中亚地区了。而所谓桃花石人“是印度人，因生活在北方，肤色为白色”云云，则更是将桃花石人与嚈哒人混为一谈了。我们知道，嚈哒人亦称“白匈奴“，肤色较白，其统辖领域在印度之北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有学者认为，西摩卡塔笔下有两个“桃花石”：一指中国，另一个则在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85]其实不然，在西摩卡塔的头脑中，“桃花石”竟在何处，是根本不清楚的。

第二，西摩卡塔将“桃花石”错置于中亚，还可由记载中的另一内容得到印证：“桃花石人拥象甚多；与印度的商贸交往甚为频繁。”其实，无论在中国还是印度的文献中，“拥象甚多”的国家应是印度，包括印度北部及中亚地区。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人就知道印度为产象之国。《史记·大宛列传》：“其（印度）人民乘象以战”；《汉书·西域传》：“罽宾国……出封牛、水牛、象……”；《洛阳伽蓝记》卷三载，509年，印度犍陀罗国王向中国贡象。印度文献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如东晋时印度人迦留陀迦所译《佛说十二经》有：“东有晋天子，人民炽盛； 南有天竺国天子，土地多名象，西有大秦国天子，土地饶金银璧玉； 西北有月支天子，土地多好马。”而在希腊文献方面，6世纪初叶拜占庭作家科斯马斯在游历了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后，曾对印度北部的多象做过记载。他提到印度北部的白匈奴（White Huns）即嚈哒人，作战时曾使用一千头战象；还记载印度诸王都驯养大象，每人驯养600-500头不等，锡兰王出高价向印度王购买大象；印度大陆诸王驯养野外捕获的大象，利用它们作战，还用于观赏，等等。[86] 所谓桃花石“与印度的商贸交往甚为频繁”，应是中亚地区和印度交往的实情。

第三，虽然他提到“生产赛里斯丝线的蚕虫在这个民族中到处可见；它们已经历许多代的变化，色彩斑斓。这些异邦人非常热衷于驯养这种动物的技艺”，但却没有将它与此前希腊、罗马作家频繁提及的“赛里斯”（Seres）联系起来。这也证明他不了解桃花石这个国家的确切地理位置。

由于西摩卡塔在地理位置上存在错误，他将亚力山大与“桃花石”和“库姆丹”联系起来这一事实就不难理解了。马其顿亚力山大在公元前4世纪末对亚洲的远征，不仅将希腊文明带到中亚，而且也把中亚的知识带回了希腊化世界。亚力山大在中亚建筑大量城市是希腊-罗马世界所熟知的历史事实。对后世的希腊罗马人而言，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亚力山大和中亚以及有关中亚的事物，似乎有某种不可割断的联系，[87]这种联系很容易引起丰富联想：当他们与来自中亚的突厥-粟特人接触，并获知富有浪漫色彩的“桃花石”的消息时，可能不由自主地将亚力山大及其相关事物与这些消息联系起来；而咸阳（长安）建城时间（公元前349年）和亚力山大征服中亚（329）为同一时代，在客观上也容易导致地理概念混乱的拜占庭人产生这种误解；[88]不过，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显然不能排除。粟特文的亚历山大传奇的存在证明，亚历山大传奇在中亚地区的流传已相当悠久的历史，[89]因此也有可能是熟悉亚历山大传奇的粟特人故意向拜占庭人传播这种错误信息。以亚历山大遗产而自豪的希腊人自然乐于接受。[90]

总之，西摩卡塔对桃花石国的知识，对于当时中国历史风俗事物的很多事实，确如有的学者所说，“有着异常准确的叙述”，[91]但他对这个国家的地理概念却是错误的。这一事实说明，这个时期的欧洲在基督教统治业已全面确立的情况下，即使文明程度最高的拜占庭帝国，理性的探索精神已经衰落，当时的地理知识已不足以廓清如此遥远民族的地理；从商业角度，拜占庭人从突厥-粟特人那里源源得到来自中国的生丝后，可能没有更多兴趣探索如此遥远的国家的地理位置，况且，拜占庭帝国已经在552年左右得到中国的育蚕术，虽然产量尚不能供给国家所需，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丝绸供给上的压力，了解中国作为丝源之国的强烈愿望有所减弱。而在另一方面，粟特人在西突厥汗国与拜占庭帝国交往中扮演关键角色，作为精明的商人，他们也不愿意将真实的交通地理告诉它的拜占庭商客，因此，他们向拜占庭人传达当时中国发生的政治事件和风俗事物时，可能有意避开了地理细节的介绍。大概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西摩卡塔地理概念的混乱。

[1] G.F.Hudson, Europe and China, London 1931, p.127。

[2] Klaproth，Mention de la Chine donnée par Théophylacte Simocatta, Journal Asiatique, viii (1826), pp. 227-230.

[3] H.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London 1915, pp. 29-34.

[4]沙畹，《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2004年，第220-225页。

[5] P. Pelliot, L’origine du nom de Chine, T’oung P’ao, 13 (1912), p.732；译文《支那名称之起源》，见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一卷一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6-48页。

[6]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2003年，第190-195页。

[7] P. A. Boodberg, Marginalia to the Historie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3, 1938, pp.223-224.

[8] H.W. Haussig，Theophylakts exkurs über die Skythischen völker, Byzantion 23 (1953), pp. 275-436.

[9] H. Miyakawa/Zama and A.Kollautz/Freibury I. B: Ein Document zum fernhandel Zwischen Byzanz und China zur zeit Theophylakts, 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 77 (1984), pp. 6-19.

[10]T. Simocatta,The History of Theophylactus Simocatta: An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Michael and Mary Whitby,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86. pp. xiii-xvii; M. Whitby, The Emperor Maurice and His Historian: Theophylactus Simocatta on Persian and Balkan Warfare,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88, pp. 28-33.

[11]西摩卡塔的著作还有：《自然问题》（Questiones Physicae）、《伦理通信》（Ethical Epistles）、《论生命定限》（On Predestined Terms of Life）。《自然问题》以柏拉图式的对话体讨论所谓的自然奇象，不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伦理通信》以虚拟的书信体讨论历史和神话人物对伦理主题的见解；第三部著作则是讨论人的生命时限是否为定数的神学问题。见Theophylactus Simocatta, The History of Theophylactus Simocatta，pp. xiv-xv.

[12] Cosmas Indicopleustes, Topographie Chrétienne, vol. III, ed. and Trans.by W. Wolska-Conus, Paris 1973, pp. 345-347; The Christian Topography of Cosmas, an Egyptian Monk, trans. by J.W. McCrindle, London 1897, pp. 365-366.

[13]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I, xx, 9-12 ed. by H. B. Dewing, vol. I, London 1958; G. F. Hourani, Arab Seafaring in the Indian Ocean in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Tim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1, p. 44.

[14]余太山:《嚈哒史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第103-113页。

[15]《隋书》卷84《突厥传》。

[16]《周书》卷50《突厥传》。

[17] S. N. C. Lieu, Manichaeism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nd Medieval China,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86-187.

[18]Menander,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Introduction Essay, Texts, Translation and Historiographical Notes, byR. C. Blockley, Liverpool 1985, pp. 111-127, 171-179；Siméon Vailhé, Projet d’alliance Turco-byzantine au VIe siècle, Ėchos d’orient, 12 (1909), pp. 206-214.

[19]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26-231页。

[20]《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

[21]《隋书》卷六七《裴矩传》。

[22]《隋书》卷八四《铁勒传》；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165-181页。

[23]《旧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天竺国》。

[24] D. Sinor, The Historical Role of the Turk Empir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Paris 1953, vol. 1, no. 2, p. 433.

[25] T. Simocatta, The History of Theophylactus Simocatta, pp. 191-192; H.W. Haussig，Theophylakts exkurs über die Skythischen völker, pp. 285-286.

[26]为使各要点明晰，我们以数字加以标示。

[27] M. Whitby, The Emperor Maurice and His Historian，p. 315断为595年，似误。J. Bury,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vol. II, Amsterdam, 1966, p. 136以下；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20页。

[28] 张绪山：《6-7世纪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的交往》，《世界历史》2002年第1期。

[29]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27-229页。

[30] M. Whitby, The Emperor Maurice and His Historian, pp. 316-317。

[31]科斯马斯是5世纪末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人，青年时代曾游历过印度西部海岸和锡兰（斯里兰卡），晚年出家为修士，著《基督教世界风土志》，以“秦尼斯达”（Tzίnista，英文作Tzinista，第11卷）和“秦尼扎”（Tzίnitza，英文作Tzinitza，第2卷）称中国。Tzinista一名来自中亚语言，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从中亚发现的公元初期的一封粟特文书中，有Cynstn一词，即“秦尼斯坦”；Cynstn是Činastān（即Cina国）的一种写法，粟特文stan不带“a”，西安景教碑叙利亚文部分作Tzinistan。具体考证参见张绪山：《拜占庭作家科斯马斯中国闻纪释证》，《中国学术》，2002年第1期，第68-71页

[32]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p. 33.

[33]如I. M. Frank & D. M.Brownstone,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1986, p. 163.

[34]桑原骘藏：《蒲寿庚考》，中华书局1954年，第103-109页。

[35]伯希和：《支那名称之起源》，见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一卷一编，第36-48页。

[36] K. Shiratori, On the Countries Ta-chin and Fu-lin, Shigaku-Zasshi, vol. xv (1904)；译文见《大秦国及拂菻国考》，《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一辑，王古鲁译，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43-47页。

[37]如Boodberg, Marginalia, pp. 238-241; 克里亚什托尔内：《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11页；吴志根：《关于“桃花石”》，《江海论坛》1979年，第2期，第84-85页；张广达：《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2页。

[38]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193页。

[39]梁园东：《“桃花石”为“天子”，“桃花石汗”为“天可汗”说》，《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4期，第48-54页。

[40]章巽：《桃花石与回纥国》，《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2期，第39-43页。

[41]岑仲勉：《释桃花石》，《东方杂志》第三十三卷廿一号。

[42]岑仲勉：《桃花石之新释》，《突厥集史》下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1049页。

[43]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192页。

[44]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pp. 33-34. 至于Timghaj中的Ti与其他形式中的Ta实无重大区别，如西突厥可汗Dizaboul 在阿拉伯人的记载中又作Sindjibou，突厥官名Jabgu又作Djibghu，可知i与a可互转。见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00-201页。

[45]张绪山：《6-7世纪中国和拜占庭帝国关系史》（Η Κίνας καί τον Βυζάντιο, Ιστρικογεογραφικά，Αθήνα, 1998），第68-70页。芮传明认为，在古突厥语中，一个名词加上后缀“č”便生成一个新词，表示“敬爱的”、“可爱的”之类的意思，故Tabγač便是“尊敬的大汉王朝”之意。此又可备一说。《Tabγač语源新考》，《学术集林》卷十，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263页。

[46]劳费尔：《中国伊朗编》， 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61页。

[47]林梅村：《犹太入华考》，《西域文明》，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86页。

[48]汉代以后，中原王朝自称“大汉”和域外民族称中原政权为“大汉”的例证很多，见芮传明：《Tabγač语源新考》，《学术集林》卷十，第259-260页。

[49]《魏书》卷102《西域传》。

[50]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33页。

[51]冯家昇：《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考古学专号》丙种第一号，收入《冯家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第376-379页。

[52]张广达：《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西域史地丛稿初编》，第70页。

[53]如盛唐时期，由于唐朝向中亚的扩展，阿拉伯和亚美尼亚作家有时以“秦”（Sin）之名称费尔干纳。一位阿拉伯诗人提到征服河中地区的屈底波，被葬于秦国领土，但其他证据证明是指费尔干纳。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pp. 219-20。

[54]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p. 33；多桑：《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92页；

[55]黄时鉴：《“絛贯主“考》，《东西交流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4-38页。

[56]黄时鉴：《“絛贯主“考》，上引书，第36页。

[57]蒋其祥：《新疆阿图什县喀喇汗王朝钱币窖藏清理简报》，《文物》1985年，第12期，第26-32页。

[58]巴尔托里德：《中亚简史》，耿世民译，中华书局2005年，第24页。

[59]蒋其祥：《试论“桃花石”一词在喀喇汗朝时期使用的特点和意义》，《新疆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第22页。

[60] P.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I, Paris 1959, p. 274.

[61] Klaproth，Mention de la Chine donnée par Théophylacte Simocatta, p. 229；白鸟库吉：《大秦国及拂菻国考》，《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一辑，第43页。

[62]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p. 33-34；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193页。

[63] Boodberg, Marginalia, pp. 235-238.

[64]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p. 30, n. 2.

[65]戈岱司:《希腊拉丁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2001年，第31-32页。

[66]白鸟库吉：《大秦国及拂菻国考》，《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一辑，第43-44页。

[67]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193页。

[68] Hudson, Europe and China, p. 127；内田吟风：《柔然（蠕蠕）与阿瓦尔同族论的发展》，《中外关系史译丛》，第2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76页；梁园东：《“桃化石”为“天子”，“桃化石汗”为“天可汗”说》，第48页；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65年，第298页。

[69] Boodberg, Marginalia，p. 231.

[70]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19页。

[71]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351页。

[72]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34-537页。

[73]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pp. 93, 203.

[74]《宋史》卷一八《礼志五》。

[75]参见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中国书店2001年，第140-148页；刘增贵：《汉隋之间的车驾制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第2分（1993年），第410-421页。

[76]《文物》1972年，第12期，第26页，图17。

[77]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北齐娄睿墓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4期，第1-23页。

[78]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全集·雕塑卷》第3卷《魏晋南北朝雕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图110。

[79]陆云：《陆云集》卷六，中华书局1988年，第123页。

[80]陈怀宇：《中古时代后妃为尼史实考》，《华林》，第二卷，中华书局2002年，第133-147页。

[81] W. B. Henning,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xii (1948), part 3-4, pp. 601-616.

[82]吉田丰：《西安新出史君墓志的粟特文部分考释》，《粟特人在中国》（《法国汉学》第十辑），中华书局2005年，第26-29页。

[83]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pp. 31, 108；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 第224页；岑仲勉:《外语称中国的两个名词》，《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第282-285页。

[84] Boodberg, Marginalia, pp. 241-242; W. B. Henning,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p. 608.

[85] H. W. Haussig, Theophylakts exkurs über die Skythischen völker, pp. 389-390.

[86]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pp. 230-231.

[87] Boulnois, The Silk Road, pp. 161-163; B. Laufer, The Diamond: A Study in Chinese and Hellenistic Folklore, Chicago 1915; J. A. Boyle, The Alexander Legend in Central Asia, Folklore 85, London 1974, pp. 217-228.

[88] Boodberg, Marginalia, p. 242.

[89] Boulnois, The Silk Road, p. 162.

[90] I. M. Frank & D. M. Brownstone,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p. 164.

[91] Hudson, Europe and China, p. 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