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猪 2007-9-10 00:38
金代“山后”与“山后诸部族”考
李艳玲
原刊《古船》，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
【内容提要】金代“山后”一词与五代、辽、北宋时期的“山后”具有不同的涵义，其“山后”之“山”虽承袭辽、北宋，仍指太行山北段及军都山，但山后范围扩大至金代的整个西京路。而分布于山后的女真、契丹、奚、党项、乌古、敌烈、鞑靼等部族被统称为“山后诸部族”，其对金朝统治的确立与稳固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山后 金代 部族 西京路
“山后”一词频繁出现于有关金代历史的文献记载中，并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地理坐标，但目前对这一概念的界定还存在分歧。对于其“山”的所指，吴宏岐认为是指太行山，[1]而刘浦江明确提出是以燕山为界，[2]冯继钦认为是太行山、军都山、燕山。[3]关于“山后”的具体范围，刘浦江与吴宏岐都认为大体包括金代整个西京路的范围，但都没有进行详细的论证。所以本文试图考证出金代“山后”中“山”的所指，从而确定出“山后”的具体范围及活动于此的“山后诸部族”的构成，这有助于我们了解金代的民族组成与分布及山后在金代具有的战略意义。
一 “山后”的范围
金代之前，“山后”之称在有关五代历史的记载中早已经出现，辽代承之。刘浦江认为辽代“山后”指阴山以北。[4]但李攸《宋朝事实》卷20在提到石敬瑭割幽云十六州时称：“割代北应、朔、寰、云、蔚及范阳山前幽、蓟、瀛、莫、涿、易、檀、顺及山后儒、妫、新、武十六州以与之”，被称为山后的儒、妫、新、武等州都在军都山西北，显然“山后”最初是指军都山西北。《辽史》卷11《圣宗本纪》：统和四年（986年）八月“以北大王蒲奴宁为山后五州都管”，十一月又诏其居于奉圣州，为“山西五州公事”，证明在辽代山后与山西的内涵相同。[5]北宋雍熙北伐中杨继业攻陷云、应、朔、寰，田重进攻占蔚州等地之事，《辽史》卷83《耶律斜轸传》记载为“继业陷山西诸郡”，由辽代“山西”与“山后”同义，可知辽朝的“山后五州”是指云、应、朔、蔚、奉圣五州，五州辖区都在太行山北段以西及军都山西北，因此，辽代“山后”是指太行山北段和军都山以西地区。《武溪集》卷18《契丹官仪》：“胡人司会之官，虽于燕京置三司使，唯掌燕、蓟、涿、易、檀、顺等州钱帛耳。……山后置转运使，云、应等州属焉。”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辽对五代时的州有所调整，将寰州并入朔州，改武州为归化州，妫州为可汗州，新州为奉圣州，而且归化州、可汗州、儒州等合并为奉圣州，州治为奉圣州。所以，辽代的山后所指，实际上包括五代时的山后及代北。由此可以断定，辽代的山前、山后是以太行山北段、军都山而不是以阴山为界来划分的。
金朝建立，“山后”这一地理坐标明显承袭辽、北宋，这主要反映在有关金初的文献记载中。在宋金合力灭辽过程中，北宋要求得到的领土中就包括“山后云、寰、应、朔、蔚、妫、儒、新、武”等州，[6]而这正是辽朝“山后五州”所管辖的地域。但金朝只交割给北宋燕京六州二十四县，北宋遣使金朝乞金交割蔚、应州及飞狐、灵丘两县，金朝国相完颜宗翰对此笑云：“尔尚欲两州两县耶？山前、山后我家地，尚复奚论？”[7]在双方的交涉中使用相同的概念，证明金人对“山后”一词内涵的理解最初是承袭了辽与北宋。
文献记载中多次提到金军南攻宋朝时，都元帅府的诸将领常“会于山后避暑议事”。[8]其中在天会八年（1130年）夏，“兀室见国主，回至云中，与粘罕、余睹往白水泊避暑。白水泊在云中之上，乃昔辽主避暑之地也。窝里嗢之望国崖避暑。望国崖在儒州望云县北”。[9]太宗、熙宗也曾于望国崖（又称凉陉）住夏。[10]白水泊即今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的黄旗海，望国崖在今河北沽源县境内，这都属于当时辽朝“山后”的奉圣州辖境，在金代仍被称为“山后”。进一步说明金代的“山后”之“山”与辽、北宋同样是指太行山北段及军都山。刘浦江、吴宏岐、冯继钦等说法恐怕存在一定问题。
金代在继承辽、北宋的“山后”概念时，也同样沿用了辽代的“山西”概念，将“山后”与“山西”通用，但金代“山西”一词又有着广义、狭义之分。[11]辽代“山后（西）”包括云、应、朔、蔚、奉圣五州，而金代山后（西）的范围明显扩大。文献记载金军将领完颜阇母、娄室追击辽天祚帝，招降天德、云内、宁边、东胜等州后，“山西城邑诸部虽降，人心未固，辽主保阴山”；[12]又天辅七年（1123年）春天祚帝“略山后地”，[13]“率诸军出夹山，下渔阳岭，取天德、东胜、宁边、云内等州。南下武州”。[14]这说明辽朝的天德军、云内、东胜、宁边等州也被囊括进金代“山后”的范围，“山后”西界已与西夏相接。“山后”的北部也直至金朝的边界，与蒙古各部相邻。正隆五年（1160年）海陵王欲征契丹军侵南宋，耨碗温敦思忠劝道：“山后契丹诸部恐未可尽起”，[15]但海陵王不听，“使牌印燥合、杨葛尽征西北路契丹丁壮”，[16]表明整个西北招讨司都属于山后的范围。契丹萨八、斡窝反叛与金斗争失败后“西走山后。完颜思敬以新马三千备追袭。彦敬屯于夏国两界间”，[17]说明以太行山北段、军都山为界，自西北招讨司的桓州、抚州开始，直至与西夏交界的云内州、东胜、宁边等州，即整个西京路都纳入了金代山后的范围。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属于山后范围的军都山西北部的奉圣州及西北招讨司所辖地区，在金章宗时也被称为“山北”。因为在金人的概念里军都山也是燕山的一部分，与燕山主脉同样被看作是东西走向，所以军都山西北及燕山北部被称为“山北”。如明昌四年（1193年），章宗欲赴金莲川避夏时说：“朕欲巡幸山后，无他，不禁暑热故也。”[18]金莲川为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和河北沽源县之间的滦河南岸，[19]其所在的滦河上游与西北路边堡相临近。梁襄则上疏谏阻：“本朝与辽室异，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之临潢……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岂可舍燕而之山北乎”。[20]可知，军都山西北及燕山北部的金朝统辖地域都属于“山北”的范围。那么也就不能如刘浦江所说金代“山后”、“山北”为同一概念。两者所指的山不同，地理范围的指向也不一样。山北包括临潢，所指范围向东北延伸，而山后则侧重于西部。
二 “山后诸部族”
明确“山后”的地理范围后，我们可以说“山后诸部族”是指分布于金西京路的各部族，而不单指辽末随天祚帝由契丹内地退守阴山而留于此的契丹部民。[21]《金史·地理志》在西京路所辖州县后面，列有部族节度使、各乣及群牧所的名称。但《金史》关于西京部族节度使的记载多有讹误，[22]并且有些已无从考证。不过通过排比有关金朝史实的记载，我们还能对“山后诸部族”的构成进行粗略的勾勒。
张博泉、冯继钦、李涵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在金代山后地区广泛分布着女真、契丹和奚等族，尤其是西南、西北两招讨司内契丹和奚族的分布比较集中。[23]
山后地区也分布着党项部族。史载“天祚之众大溃，……乃亟走小斛碌帐”，[24]才引起金将完颜宗翰对小斛碌的讨伐，《三朝北盟会编》卷99引范仲熊《北记》记载天会四年（1126年）宗翰南下攻宋的部队中即有小斛碌，证明该族在受到宗翰的讨伐后投降了金朝。小斛禄又译作小勃律、小骨碌、小胡虏、小葫芦、小鞠禄。而《辽史》卷30、卷70记为“党项小斛禄”，《西夏书事》卷34中为：“小鞠禄，党项族。”说明小骨碌属于党项族。关于其聚居地，《三朝北盟会编》记录为“天德、云中间一族帐。”[25]另外该书同卷21所收童贯上贺耶律氏灭亡表中有“契丹旧酋……南来朔武对境小骨碌处藏泊”。都可以证明其分布在朔、武两州。
《金史·地理志》西京路条中提到了唐古部族，吴僧哥即为“西南路唐古乙剌乣上沙燕部落人。”[26]说明唐古部族在西南诏讨司所辖地区有所分布。但学界关于唐古部的族属意见不一，蔡美彪认为唐古为西北诸族的泛称；汤开建断定辽、金时代的“唐古（括）”即指党项。[27]张博泉先生在论述女真部族时提到“唐古，亦作唐括”，[28]由此将唐古归入女真部族的一支，不涉及与党项的关系。从《金史》中唐古、唐括频繁的出现来看，二者似乎并不指同一部族。
天祚帝被金兵追击西逃时，耶律棠古“谒于倒塌岭，为上流涕，上慰止之，复拜乌古部节度使。及至部，敌烈以五千人来攻，棠古率家奴击破之。”[29]对此，北宋国信使赵良嗣呈递给金太祖的国书中载有“契丹旧主见在天德军迤北夹山一带藏泊。”[30]夹山是指位于今呼和浩特市西北的阴山支脉，说明乌古、敌烈部分布在今呼和浩特市西北大青山北坡的广阔地域，这里在金代属丰州。天祚帝被俘后，乌古、敌烈除一部分随耶律大石西征外，其主体部分投降金朝，隶属于西南路招讨司，后来成为汪古部的组成部分。
分布在阴山地区的鞑靼部族也占有重要地位，天祚帝曾“驱鞑靼众三万人骑，乘粘罕（完颜宗翰）归国山后虚空，直抵云中府袭击。”[31]金将完颜斡离不在《移牒》中云“达打毛和尖并助亡辽，犯我行阵”。[32]史愿《亡辽录》则对此记载为天祚：“又得阴山鞑靼毛割石兵，自谓天助，谋出兵收复燕、云。”[33]则鞑靼又称达打，也分布在阴山附近。辽帝被俘后，鞑靼部族随之投降了金朝。
综上，金代的“山后诸部族”至少包括女真、契丹、奚、党项、唐古、迭剌、乌古、敌烈、鞑靼等族。当然，这仅是目前根据文献记载可以考知的部分，“山后诸部族”远不止这些。正因为山后地区分布着如此众多的部族，其中的一些族属也难以考察清楚，所以当时人便以“山后诸部族”统称。
因金西京路处于蒙古草原、西夏与宋等势力的环峙之下，在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中，“山后诸部族”的向背就显然非常重要。在金初灭辽的战争中，天祚帝之所以能够遁入夹山、苟延残喘，就是因为“山后诸部族”仍认同于辽政权，天祚帝甚至曾试图依靠这些部族的力量复兴。金初的统治者也对此表示忧虑，如天辅七年（1123年），金朝统治者就担心因“山西诸部族近西北二边，且辽主未获，恐阴相结诱”。[34]随着“山后诸部族”相继降金，天祚帝的政权迅速瓦解，耶律大石也无法在当地立足而不得不西迁。金朝之所以能在攻宋的战役中迅速获胜，也与“山后诸部族”的支持密切相关。《三朝北盟会编》卷99引范仲熊《北记》：“丙午岁（1126年）十一月，粘罕陷怀州，杀霍安国，范仲熊贷命令往郑州养济。途中与燕人同行，因问：‘此中来者是几国人？共有多少兵马？’其番人答言：‘此中随国相来者，有鞑靼家、有奚家、有黑水家、有小葫芦家、有契丹家、有党项家、有黠戛斯家、有火石家、有回鹘家、有室韦家、有汉儿家，共不得见数目”，完颜宗翰的部队中已包括鞑靼、小葫芦、党项等“山后诸部族”。金朝统治确立后，山后的两招讨司处于边境地区，其中也是由奚、契丹等诸部族在此轮番戍守、屯田，密切关注着西夏及日渐强大的蒙古诸部的动向，对稳定金代西部及西北的边疆发挥着重要作用。
山后诸部族与山后的汉人错综杂居，增加了各民族之间的接触机会，从而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过程。随着山后地区民族融合的完成，到元代时，“山后诸部族”的称呼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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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宏岐：《金元时期所谓的“山前”、“山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2期。
[2]刘浦江：《金代捺钵研究》，《文史》（第50辑），中华书局2000年版。
[3]冯继钦：《金代契丹人分布研究》，《北方文物》，1990年第2期。
[4]刘浦江：《金代捺钵研究》，《文史》（第50辑），中华书局2000年版。
[5]参见安介生：《“山西”源流新探——兼考辽金时期山西路》，《晋阳学刊》，1997年第2期。
[6]《三朝北盟会编》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7]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3《太宗文烈皇帝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页。
[8]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4《太宗文烈皇帝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8页。
[9]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6《太宗文烈皇帝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2页。
[10]参见刘浦江：《金代捺钵研究》，《文史》第50辑，中华书局2000年版。
[11] 参见安介生：《“山西”源流新探——兼考辽金时期山西路》，《晋阳学刊》，1997年第2期。
[12]《金史》卷2《太祖阿骨打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7页。
[13]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建炎元年正月条，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1页。
[14] 《辽史》卷29《天祚皇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49页。但《辽史》记作“保大四年”，即1124年。
[15]《金史》卷84《耨碗温敦思忠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83页。
[16]《金史》卷133《移剌窝斡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49页。
[17]《金史》卷84《白彦敬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91页。
[18]《金史》卷95《董师中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15页。
[19]见贾敬颜：《王恽〈开平纪行〉疏证稿》，《元史论丛》（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20]《金史》卷96《梁襄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36页。
[21]程妮娜：《金代政治制度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页。
[22]转引李逸友：《金西北路三方铜印考释》，载《辽金史论集》（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3]见张博泉：《金史论稿》（第一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45——349页；冯继钦：《金代契丹人分布研究》，《北方文物》，1990年第2期；《金代奚族初探》，《求是学刊》，1986年第2期；李涵、张星久：《金代奚族的演变》，《武汉大学学报》，1986年第6期。
[24]《三朝北盟会编》卷21引《北征纪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4页。
[25]《三朝北盟会编》卷21引《北征纪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6页。
[26]《金史》卷122《吴僧哥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57页。
[27]汤开建：《契丹境内党项部落的分布》，《宁夏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
[28]张博泉：《金史论稿》（第一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66页。
[29]《辽史》卷100《耶律棠古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27——1428页。
[30]《三朝北盟会编》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4页。
[31]《三朝北盟会编》卷21引《茅斋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3页。
[32]《三朝北盟会编》卷2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14页。
[33]《三朝北盟会编》卷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页。
[34]《金史》卷46《食货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