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猪 2007-9-9 23:52
清初朝鲜国王入朝说
李花子
原刊《韩国学论文集》第十五辑，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2006年
前 言
清初朝鲜国王、世子的入朝问题，学界尚无专文论述。台湾学者李光涛在“清初征兵朝鲜始末”（《食货月刊》第十二卷第十册，1983）一文中，简略提到国王入朝和易立说对朝鲜国王履行城下之约起到威胁作用，可谓一针见血。本文试利用《朝鲜王朝实录》、《沈阳日记》、《沈阳状启》等基本史料，对国王“入朝说”传出后朝鲜的反应及对应策，“入朝说”对朝鲜国内政治的影响，尤其与朝鲜世子暴卒原因的关联性等，进行深入分析，重现清初与朝鲜关系的具体像，并探讨清初与朝鲜关系模式之形成及其原因。
一、国王入朝说对朝鲜的牵制作用
入关前，蒙古王公与清王室保持密切关系。蒙古各部为了巩固王权和防止邻近部落的侵袭，需要新兴的清王朝这块护牌，而清王朝为了笼络蒙古各部共同对付明朝，推行与蒙古的联姻政策，双方往来频繁。一些蒙古王亲自入朝接受册封之礼，同时娶清公主为妻；一些蒙古王入朝贡献驼、马、貂裘、铠甲等物，并设宴于清宫阙内；还有一些蒙古王随嫁女入朝举行婚礼后，不时入朝进参、设宴。[1]
朝鲜与清王朝的关系远没有这么亲近。朝鲜视明朝为中华，以小中华自居，视女真和蒙古等北方民族为夷狄，朝鲜与清王朝建立君臣关系实出于迫不得已，是丁丑年战败投降、接受城下之盟的结果。清王朝为了压服朝鲜，一向采取威压政策，迫使其按照盟约规定，纳人质、征兵、征粮、刷送逃人、入贡、输纳岁币，并彻底断绝与明朝的关系，使清王朝的征明战争无后顾之忧。在这种背景之下，朝鲜国王入朝说成为清廷制服朝鲜的一把利剑。
朝鲜国王入朝说，最早见于史料的是1638年6月。据《沈阳日记》[2]记载，清廷内负责朝鲜事务的龙骨大和马夫大到世子馆来见世子，指责朝鲜不按盟约行事，龙、马二人道：
贵国所为，不诚如刷送向、走回人及侍女选进事。乃城下所约，而至今无一事举行，是何道理也。凡事可从则从之，不可从则不从可也。而含糊口从，事事迁就，前后取败，实由于此。尚今如此不已，则世子东还，不亦难乎？或于诞节，送二大君来聘，以效诚款，可也。且既为一家，国王亦可往来无间。[3]
龙、马二人指责朝鲜在刷送逃人和选进侍女问题上不履行城下之约，警告朝鲜如此不已，则不但世子难以东还，还需以留在国内的二王子来聘或者国王入朝来表示诚意。后者为盟约所无内容，显然是以超过盟约范围的更高标准要求朝鲜，迫使其履行城下之约。不过，龙、马二人此番有关国王入朝的言论，没有在朝鲜引起任何反响。
国王入朝说再次被提起和在朝鲜引起一番议论是在一年以后。1639年6月，以户部参政马夫大为首的清使三人为册封朝鲜王妃和传达册封世子的诰敕来到朝鲜，马夫大向朝鲜内官言及此。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
昨日内官等往见敕使，则其言乃入朝事也。又以为向化刷送事不可不致意，而国王入朝面陈，则帝岂不释然。[4]
清使马夫大的意思是朝鲜刷送向化人即瓦尔喀人不力，国王入朝面陈则帝疑会悉泯。
其实，马夫大要求国王入朝面陈，并非刷送逃人一事，征兵失期是更大的罪过。按照城下之约（“丁丑条约”），清王朝“征明国时，朝鲜需派步骑、舟师援助”，[5]但朝鲜认为“与中朝有父子之义，一朝以兵刃相加，诚有所不忍”，[6]想方设法拖延征兵请求。1637年11月，朝鲜派左议政崔鸣吉请寝征兵。1638年1月，朝鲜右议政申景祯入沈时清廷要求以五千兵驻屯安州、义州间等待随时调遣，朝鲜仍无心调遣，6月，派左赞成献方物请求停止调兵，7月，清廷退回方物降敕严责朝鲜，令朝鲜世子直接移书于平安兵使调兵入送。8月23日是朝鲜调军入沈的最后期限，朝鲜不得已派林庆业为助防将率兵三百人到沈阳，同时传令义州、宣川、郭山、定州、嘉山等地的中军督率五邑军进驻凤凰城。但是，余部仍没有在清军西征的最后期限9月4日之前到达沈阳，清廷派户部参政马夫大到通远堡，将朝鲜军全部驱回。10月，国王派崔鸣吉请罪，此事才有所缓解，这就是朝鲜征兵失期之过。[7]
此次，马夫大为册封朝鲜王妃和传达册封世子诰敕出来，仍提朝鲜征兵失期之事，他向国王表示：“征兵后期，当有其罚，查官秋必出来”，又言水陆征兵且助粮饷之意，实际上，重点放在后者即要求朝鲜征兵、助粮。对此，国王回答：“步兵或可调送，马军决难应副。至于助粮，则岁恶民饥，计无所出，然当随力以助。”[8]
当内官回报国王入朝面陈一事时，朝鲜君臣非常担心。李时白言：“今闻此言，心胆俱裂。彼积年伺衅于中国而今又败归，故专意东方，夫岂徒受岁币而已也。”即清与明朝作战败北后欲专营朝鲜。领中枢府事李圣求表示：“虽一番入朝，或无他虑，而使之年年入朝，则何以处之？”朴潢建议：“所答之言，须置余地，决不可快许也。初言难从之意，次以难辞答之”，即不可轻许入朝事，要采用拖延术。领议政崔鸣吉再三强调：必须严秘此事，在清使回国之前“不可轻泄”，否则“人心必动”。[9]
清使回国后，朝鲜君臣再次齐议对策。李圣求指出：清“若驱一介之使，不意胁迫，则将若之何？”益宁府院君洪瑞凤指出：“若意外之变，生于十步之内，则智者不及谋矣。高丽忠惠王事可戒也。”高丽忠惠王被元朝“三立三废”，终被元使胁迫入京，被贬于揭阳地（山东）而死。曾在沈阳服侍过世子、大君的朴潢指出：“有人密传范文程之语，以为悔不于出城时易立其子云。”国王问其由，朴潢回答：“以征兵违误之故，有此言云矣。”国王表示：“易树之说，出于虚喝，不须深虑”，即清廷不会轻易废立朝鲜国王。升平府院君金鎏建议：“驻驾之所，则南汉、江都中决定一处，而预加料理”。至此，国王认识到入朝说也好，易立说也好，都是因朝鲜没有按清廷要求即时征兵、助粮。于是，国王言于众臣：“敕使在馆时，未及问军数，至今悔之。”国王进一步下令：伴送使到义州时向清使密问军兵实数。不久，伴送使李景曾向清使询问师期，清使回答：秋天正当用兵之时，“从速调发，整顿以待”。朝鲜一方面对清的征兵请求做出积极回应，另一方面，为了表达对清廷的忠诚，印出三田渡碑文（歌讼皇太极再造之恩功德碑）急急入送沈阳，此前朝鲜一直拖延此事。[10]
从1640年开始明清在辽西走廊的军事角逐日趋激烈，为了围攻锦州，清廷要求朝鲜派五千舟师，带十二朔粮和一万包贡米，到达辽西的大小凌河口。同年4月，朝鲜以林庆业为水师上将，派115只船装载粮饷，由清户部官洪尼喀、库礼等领航，启行。但是，朝鲜舟师出师不利，船只或遭风沉没，或触礁败毁，或被明军截获而去。6月，到达辽东盖州时，仅剩下52只船，大部分兵粮漂没于海中，领将、梢手淹死者达数百人。无奈，清廷留下朝鲜兵一千、厮卒五百，其余皆放回本国。同时，要求朝鲜输送衣粮、马匹等供应锦州战场上的朝鲜军。8月，朝鲜送15匹马到达凤城，守堡将嫌马匹太少，全部驱回。朝鲜不得已追送银六千两和一百匹马，以补不敷之数。[11]
另一方面，为了牵制朝鲜即时入送替戍军和粮饷，皇太极决意惩治朝鲜。同年10月，清廷派龙骨大等往义州，令朝鲜时任领议政、吏曹判书、都承旨等官到义州等候，向其诘问征兵和元孙入沈时（替换世子）异议之人，朝鲜不得已将反对征兵和入送元孙的前判书金尚宪、前持平曹汉英、学生蔡以恒，以及沈阳宰臣朴潢、都承旨申得渊等五臣送入沈阳，五臣随即被打入沈阳狱，此即“沈狱事件”。[12]与此同时，清廷派内院官查布海等到汉城，向国王责问如下罪过：“戊寅年（1638），违命不发骑兵，罪一。今年调发兵船，故意怠慢，不至汛地，罪一。命以马送船上兵丁，乃违旨不送，止以马十五匹送至边界，旋复带回，仍迟延送马日期，罪一。俘获之人逃还朝鲜，概不查送，罪一。瓦尔喀家属不尽行查出，罪一。无旨擅修城池，罪一。越境采参，罪一。命安州总兵柳琳为军帅，统兵征明赎罪，乃违命发往别处设防，罪一。不以大臣之适子亲弟为质，乃以族子及庶出之子与雇觅他人之子为质，罪一”等等。[13]
正当朝鲜上下惶恐不安时，国王入朝说再次从清译口中传出，前往义州的时任领议政洪瑞凤据西来状启（沈阳状启）报告：
郑译辈尝言他国王无不来朝，朝鲜国王不可不入朝等语，不胜惊愕。此辈岂不知此事之不见许也，直以至难之事发端，而必售其所大欲。臣等将明言“我朝事中原时本无此事，惟高丽时或有之，而前代之事，何必因循。况主上（国王）三年沉痼，不能出户，若有此举，必颠仆道路云。[14]
对此，国王下令：“以畏风不得开户，脚弱不善行步，决难运动之意答之，所谓古事，勿令提起可也。”[15]即不许提高丽王入元朝事，因为这反而会给对方某种心理暗示。
国王以病推拖入朝。同年10月，当查布海等入汉城时，国王称病未行郊迎之礼，清使探视国王病情时，“令宦扶掖行礼，不撤衾枕以见之。”同时，为了减轻清廷压力，朝鲜连续刷送逃人入沈，因为清廷所列诸罪状中，刷送逃人是最易做到和易见成效的。同年11月，押送京畿向化（瓦尔喀人）、逃汉（逃亡汉人）、走回人（朝鲜被掳人）等77人于沈阳。又，以向化30余人押送义州。又，刷送向化、逃汉、走回人600余人于沈阳。又，1641年1月，以江原、咸镜两道刷还人70余口解送沈阳。与此同时，朝鲜替戍军如期派往锦州，粮饷等一应供馈物质全部由朝鲜输送，这对于国力十分衰微的朝鲜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负担。直到1644年清军入关，六百名朝鲜军仍戍守锦州城。可见，朝鲜军队参加征明战争纯属造声势，其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一是为了瓦解明军士气，二是为了从军事上牵制朝鲜和消耗其国力。
二、朝鲜国王十年卧病和请求世子东归
丙子之役后，每当清使到朝鲜时，国王按照盟约规定行迎送之礼，1637年11月和1639年6月，清使为册封朝鲜国王和王妃到达汉城时，国王不但行郊迎之礼，还到清使馆迎接清使、行下马宴。[16]但是，1639年7月，国王入朝说传出后，情况发生了逆转。《朝鲜王朝实录》记载此后国王接见清使的状况如下：[17]
1、1639年9月，国王接见清使满月介于卧内。
2、同年11月，清使马夫达、吴多河、焦古老等到汉城颁敕，国王“接见于寝殿”，行茶礼而罢。清使将发，国王遣承旨具凤瑞及中使传谕病不能面别之意。
3、1640年10月，清使入京，国王病不能郊迎，接见于养和堂，仍受敕书。
4、1641年10月，清使入京，国王接见于便殿。
5、1642年12月，国王接见两博氏于养和堂。
6、1643年3月，清使入京，国王病不能郊迎，接见于养和堂，仍受敕见之。
7、同年9月，皇太极暴逝，于斯介、割斯介两博氏等以告哀使入京，国王接见于便殿上，览敕毕哭再拜。百官会于明政殿庭，行成服礼。博氏自南别宫来见之，国王以衰服接见于便殿。
8、同年10月，清使贱他马噶林、博氏郑命寿等入京，国王接见于便殿。清使传顺治帝即位诏敕。
9、1644年6月，清使破音所、豆音所两博氏赉敕书以来，国王接见于卧内。
10、1645年2月，世子还，清使偕入京。先是清使固要国王郊迎。国王方违豫，令远接使谕以病未能出郊，清使不许。又遣重臣以谕之，清使仍不许。清使到碧蹄，乃遣洛兴府院君金自点往谕之，清使传言于世子曰：“皇帝新得天下，移都北京，乃莫大之庆。国王礼当郊迎，而以病不行，事甚未妥。第以重臣、大臣相继来言，不得已从之”云。于是，国王扶掖而出迎于阙庭，都承旨、右副承旨奉敕书拆封于前。
11、同年闰6月，清使为吊祭朝鲜王世子入京，国王出接于养和堂，谓曰：“沉痼之中，遭此惨遭痛之丧，病卧数月，至废郊迎之礼，不胜惶恐。请于陋次略行拜敕之仪。”郑命寿以三使之意答曰：“病不能迎敕，其势固然矣。”国王就敕书前行一拜三叩头之礼，仍受敕。
12、同年12月，清使祈充格及郑命寿等赉册封世子敕书入京，国王接见于养和堂。
13、1647年2月，清使三人猝至，国王接见于养和堂。
14、同年8月，清使入京，国王接见于养和堂。
15、1648年3月，王世子迎清使于慕华馆。清使为查会宁、钟城犯越事出来。
16、1649年1月，清使入京。国王坐熙政堂接见清使。世子诣清使馆所，设下马宴而还。同年5月，国王（仁祖）去世。
由上可知，自1639年7月国王入朝说传出到1649年国王去世，近十年间，国王一直在病榻上，这些记录中不乏国王真正生病，这无需分辩真伪，即使是一个健康的人，为了应付一年数次清使之来，长年深居简出，身心难免会生出病来。这正如朝鲜臣下金堉所说（1643年8月）：“圣上（国王）遭不幸之运，焦劳生疾，志不舒展，独处宫中，气郁而不畅，血滞而不行，因而成胀，寒热进退，此其病源也。”[18]总之，这十年间，国王既没有行郊迎之礼，也没有到清使馆迎接清使和行上、下马宴，一概在便殿或卧内接见清使和行受敕礼。这一着非常成功，连国王自己都承认：“清人之要予入朝，自前汗（皇太极）时已然，而予以病为解，故彼不强之矣。”[19]
与此同时，朝鲜以国王生病为由请求归还世子。朝鲜请还世子有一个过程。早在1637年11月，左议政崔鸣吉以冬至使入往沈阳时，以世子、大君的母后周祭将至为由请求归还世子，遭到清廷拒绝。[20]之后，朝鲜借册封世子之机欲请还世子。1638年12月，马夫大向入侍世子的沈阳宰臣表示可以请封世子，宰臣趁机造声势，指出：按照明制册封世子前必须归还世子，明朝册封世子时不但国王和世子要亲行郊迎之礼，世子还要行告宗庙、谒圣、设科等礼。朝鲜借册封之机请还世子的企图被龙、马二人识破，1639年2月，朝鲜派奏请使请封世子，6月，清廷派马夫大到朝鲜颁布册封朝鲜王世子诰敕，但是，清廷没有立即出送世子。[21]
朝鲜请还世子的努力远不止此。1639年7、8月间，国王身体欠佳，朝鲜有意夸大事实，欲借机请还世子。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
备局启曰：“自上违豫日久，举国遑遑，况东宫（世子）、大君滞在异域，事当如何哉？国中大小事，沈（沈阳）中无不闻知，既有受针之举，继有诅咒之变，清国闻之亦必动心，不无万一许觐之望。柳达以针术见重清国，今若替以他医从速召来，则足为一助。且圣候卧患紧歇无常，以药房批答出于朝报，传示远近，且愿斟酌批下，使清国不得知其虚实，亦或一计也。”答曰：“依启辞施行。”[22]
国王生病的消息很快传入沈阳，引起清廷重视，一面派满月介往朝鲜详探虚实，以防朝鲜借机请还世子，一面在沈阳匆匆举行世子册封典礼，[23]如果国王病情确实危笃，准备立世子为王，以便稳住朝鲜。[24]崇德年间，清廷办理朝鲜国王、王妃的册礼无不参照明朝典制，唯独此次册封世子是个例外，采用了施与蒙古的前例。满月介到朝鲜后近距离观察国王针灸之处，确信国王的病并非虚言。[25]但是，清廷没有马上出送世子，龙马二将指出：“国王所患虽非易疗之病，而见满将（满月介），尚能起居拜跪”，[26]言外之意是国王病情还没有到危笃的程度，所以不能出送世子。
如上，朝鲜国内夸大国王病情的同时，世子在沈阳馆极力要求“觐省病亲”。[27]为了不使龙马二人起疑心，朝鲜连续派宣传官将国王的“药房日记”和“内局问安日记”送入沈阳。[28]龙马二人可谓老练，“以形迹自存，大加叱辱”，并指出：“满将（满月介）回国后，国王病候若有加重，则王子、大君在本国者，宜走送内官或宣传官来报，岂顺付于缓缓载卜入来之便？此不过世子欲自东还之计，必是诈也。”[29]
朝鲜仍不罢休。同年11月，马夫大等到朝鲜观察三田渡立碑情况，查毕准备回国时，朝鲜百官列于慕华馆道旁，“以上候未宁，东宫（世子）请还之意”言于清使。[30]第二年，1640年1月，朝鲜谢恩副使李景宪入往沈阳时，又私自面请于礼部官，备陈国王病情严重，请求以大君交替世子，“欲见世子于生前”。李景宪擅做主张提出以大君替换世子，致使尚在襁褓中的元孙冒送沈阳，这使国王非常恼怒，当李景宪回国时，国王下令将其囚禁义禁府，决杖定配到南阳地。[31]不过，李景宪的呈请还是起了作用，龙骨大表示：一旦朝鲜派人报告国王病势，“自此当有处置”。[32]朝鲜随即派遣宣传官洪有量，具文申报国王“病候弥留，诸医罔效”，“父子至情，出于天伦，病中思恋，理所难抑”，请求“特遣世子归视”。[33]几天后，皇太极降敕允许朝鲜以另一王子和元孙替换世子，敕书如下：
朕原以尔国反复不常，故质王二子为信，尔若能恪遵朕命，将瓦尔喀人户尽行刷送，逃亡者尽行缚还，凡有微调，不致稽还，纵不得亲身入觐，时遣汝子前来朝谒。如是，则忠悃克昭，疑怀自释，王之二子，朕有不令往来无间者乎？二子之不归，非朕不使之归，因尔自疑，以致朕疑耳。近又不候朕旨，擅修南汉、平壤，蓄积粮草。他处城池类此修缮者，略可知矣。…今闻王疾亟，深轸朕怀，仍允所请，遣世子之子，速令至凤凰城，朕亦即敕世子至凤凰城相会。俟世子归省，即来我国，彼此更换而还。朕亦并无他意，欲令诸子互相往来，共敦亲睦耳。慎勿背天而违朕命也。特谕。[34]
上述敕书除了指责朝鲜刷送瓦尔喀人不力，违误军期外，还指责朝鲜背盟擅自修筑江都、平壤诸城，蓄积粮草，正因为这些“反复不常”的行动，致使朝鲜二王子不能永归本国。敕书中，国王“纵不得亲身入觐，时遣汝子前来朝谒”，颇引人注意，表明清廷认可国王病不能入朝即不甚强求。同时表明，清廷内对国王入朝一事确有一番议论，单单这一点，就足够震慑朝鲜的，国王只有继续称病。
朝鲜世子和大君于1640年2-4月回国省亲，1643年12月-1644年2月第二次回国省亲。1643年10月，世子不久当东还的消息传来，这本是朝鲜君臣多年来的宿愿和莫大之庆，但是，消息传来国王却深感不安，他表示：
清人之要予入朝，自前汗（皇太极）时已然，而予以病为解，故彼不强之矣。今闻九王（多尔衮）年少刚腹，其意何可测也。前则待世子太薄，而今乃太厚云，予不能无疑焉。[35]
国王担心世子回国后反而让他本人入朝，特别对于摄政王多尔衮待世子太厚表示怀疑。这里不妨推想一下，国王是否担心一旦他本人入朝，年少刚腹的摄政王会易立世子为王？
1644年清朝入主中原后决定永还世子、大君。明朝已经灭亡，清朝不必担心朝鲜背盟潜通明朝，无需以人质牵制朝鲜。同年12月，摄政王多尔衮招世子、大君表示：“未得北京之前，两国不无疑阻。今则大事已定，彼此一以诚信相孚。且世子以东国储君，不可久居于此，今宜永还本国。”[36]
当朝鲜臣下万分欣喜的时候，国王仍表示怀疑，指出：
清国此举，果出于好意，而无别情耶？[37]
实际上，国王仍担心世子回国后让他本人入朝。清通官郑命守的下面一番话加重了国王的疑心。此前4月，清通官郑命守曾密言：清廷内“诸王会议国王入朝之事”，郑表示：“国王入朝，国中空虚，则逆变可畏”，诸王“遂寝其议”。[38]如此一来，对于国王来说，世子回国不是喜事，而是一种负担，他担心说不定自己连王位都保不住。
朝鲜世子回国仅两个月即暴卒，朝鲜王朝史官毫不隐晦世子有中毒而死的迹象，也不隐晦国王对世子在沈阳的殖利活动等颇不合意，以及世子回国后父子关系极不融洽等。学界据此推测，世子的亲清倾向，特别是与多尔衮的亲密关系，也许是解开世子暴卒之谜的一把钥匙。除此之外，如上所述，国王入朝说加重国王的危机感，无形中使王权受到威胁，使父子关系更加恶化，这也许是朝鲜世子暴卒的更直接的原因。
三、朝鲜世子的入朝问题
昭显世子去世后，国王颇属意于和世子一起留质清廷的凤林大君。因昭显世子的长子即元孙年龄太小，出于稳定朝鲜的目的，摄政王多尔衮也希望立凤林大君为世子。[39]于是，选定朝鲜新储君的问题迎刃而解。1645年8月，朝鲜派奏请使请封世子，11月，清朝派内院祈充格等封凤林大君为朝鲜王世子。[40]
此后，清廷仍希望世子或大君入朝。清朝虽定鼎北京，但是，平定中原的战事远没有结束，对朝鲜仍有所戒备。1647年2月，清朝派使查问朝鲜贡物品质下降和谢恩使规格不符的问题，此行，清使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护送世子或大君入朝。清使密谈世子入朝事，国王回答：
世子一年一朝，非不知不可废之礼，而道路辽远，人马难办。今又身有疾病，未能趁即入朝，深切未安。[41]
国王强调因道路辽远和世子有病延误了入朝，而对于将来世子是否入朝模棱两可，没有做出明确的答复。对此，清使回答：“世子入朝，非俺等所敢强请，惟在自此处之”，表明清使不甚强求世子入朝。[42]这主要取决于摄政王多尔衮的态度，此次清使出来时摄政王曾吩附：“世子、大君若皆托故不来，当等从速驰还。如其入来，汝等待其渡江而护来。”[43]到此时，清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已基本稳固，所以不强求世子入朝。朝鲜也做出让步，决定派大君入朝谢恩。此后，国王的第三子麟坪大君长年奔波在使行道路上，他以谢恩使六次入京，以陈奏使和进贺使各一次入京，直到1659年（顺治16）5月去世。[44]
1649年5月，历经“丁丑之变”百般磨难的朝鲜国王仁祖去世，王世子凤林大君继位，此即孝宗。孝宗上台伊始就起用宋时烈等山林，高举“北伐”大旗，这是仁祖生前绝不敢想像的事业，丙子之役以来长期积压在朝鲜人心底的反清情绪一时间爆发出来。
孝宗上台后也有册封王世子的问题。昭显世子的长子即元孙，在其父暴卒后被流放到济州岛。1649年2月，朝鲜立凤林大君之子为王世孙，1651年8月，朝鲜行世子册礼，同年11月行世子嫔册礼。[45]不过，朝鲜没有即刻向清朝请求册封世子。为了防止清朝干涉和提出婚媾要求，朝鲜早早定下储君并为其举行婚礼，但是，世子必竟年幼，举行嘉礼时只有十岁，所以没有提出册封请求。三年以后，1654年4月，清朝方面通过译官询问朝鲜使臣：“何不请封世子乎？”使臣回答：“世子年幼故也。”使臣回国后，朝鲜于同年9月派宁丰君李湜为首的奏请使，12月，清朝派使册封朝鲜王世子。[46]
清朝最后一次提世子、大君入朝是在1658年。朝鲜冬至使入往北京时，清官于应巨大言于使臣：“皇帝生子，太后经疫，云南、贵州皆已归顺，庆莫大焉。国王闻之，必以为喜。前头进贺使，不可循例差送。国王虽不能亲进，世子、大君中不可不一来。”对此，使臣回答：“世子尚未经痘疫，虽宫门之外，不敢出入。”于是，于应巨大不复强请。[47]同年麟坪大君去世，国王（孝宗）的兄弟全部离世，朝鲜没有了大君，此后，即使是谢恩使朝鲜也派不出大君。
结 论
朝鲜国王入朝问题没有载入城下之约，清朝方面也没有以文书的形式公开要求过，主要是通过负责朝鲜事务的官员、使臣及通官秘密传达，且不甚强求。这是因为，一，朝鲜世子、大君入质清廷，即使国王不入朝，也可以达到牵制朝鲜的目的。二，清廷认识道朝鲜反清情绪之高涨，一旦强迫国王入朝，有可能激起朝鲜民众的义愤和反抗，这对稳定朝鲜是不利的，所以多为秘密传达。
即便如此，国王入朝说不失为清廷制服朝鲜的一把利剑。这是因为，一，入朝说多发自朝鲜违误师期、兵粮漂没等得罪清廷之时，国王入朝意味着入朝谢罪，所以给朝鲜带来很大的压力。二，由于朝鲜世子入质清廷，使国王产生一旦他本人入朝，清廷有可能易立世子的危机感，无形中对王权构成威胁，1645年清朝遣还世子时，压在国王心头的这一块阴云仍没有祛除，国王十年称病的主要原因在此，朝鲜世子回国仅两个月暴卒，与此不无关系。另一方面，朝鲜不得不按清的要求征兵、征粮、捕送汉船、输纳岁币、刷送逃人，并彻底断绝与明朝的关系，成为清王朝最早的藩属国。
国与国之间外交关系的模式从来都是在互动中形成的，一方面清王朝满足于朝鲜断绝与明朝关系，与清王朝建立新的君臣关系，没有像元朝统治高丽那样更深地介入朝鲜；另一方面，朝鲜在诸如婚媾、国王入朝、世子入朝等问题上进行抵制，双方始终没能建立如清王朝与蒙古各部那样的亲密关系（如联姻政策等），这就使清代中朝关系较之以往任何时代都要松散。当然，朝鲜人的华夷观和反清情绪是阻碍朝鲜向清靠拢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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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沈阳状启》己卯年正月二十一日、八月一～三日，沈阳日记，戊寅六月、七月十六日、二十二日、二十五日、庚辰正月十六日。《清史资料》第二辑，“开国史料7”，台联国风出版社，1970年，下同。
[2] 朝鲜世子侍讲院以日记体记录朝鲜人质世子、大君在沈阳的日常活动情况，时间从1637年1月至1644年8月止。
[3] 《沈阳日记》戊寅六月五日。《清史资料》第二辑，“开国史料8”，台联国风出版社，1970年，下同。
[4] 《朝鲜仁祖实录》仁祖十七年七月丁巳。吴晗编：《朝鲜王朝实录抄中国史料》，景仁文化社，1982年，以下未标注的均出此本。
[5] 《清太宗实录》崇德二年正月戊辰。台湾华文书局，1969年。
[6] 《朝鲜仁祖实录》仁祖十五年三月己未。吴晗编：《朝鲜王朝实录抄中国史料》。
[7] 参见田川孝三：“关于沈狱问题”（上），《青丘学丛》第十七号，119-120页；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3-40页；《朝鲜仁祖实录》仁祖十六年正月～十月。
[8] 《朝鲜仁祖实录》仁祖十七年六月壬子。
[9] 《朝鲜仁祖实录》仁祖十七年七月丁巳。
[10] 《朝鲜仁祖实录》仁祖十七年七月己巳、壬午、癸未。
[11] 参见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第40-54页；《清太宗实录》崇德五年三月辛丑、六月戊辰、七月丙午、八月癸卯。
[12] 《朝鲜仁祖实录》仁祖十八年十月壬戌、乙丑、庚午、辛未、壬申、十一月甲申、乙酉、丙戌、甲午、壬寅、癸卯、十二月甲寅、丁巳、乙丑、丙寅，仁祖十九年正月丙申。
[13] 《清太宗实录》崇德五年十月壬戌。
[14] 《朝鲜仁祖实录》仁祖十八年十月壬申。
[15] 同上注。
[16] 《朝鲜仁祖实录》仁祖十五年十一月甲申、十七年六月辛亥、壬子。
[17] 《朝鲜仁祖实录》仁祖十七年九月辛巳、十一月丁丑、辛卯，十八年十月丙子，十九年十月丙寅，二十年十二月己巳，二十一年三月戊午、九月甲午、丁酉，二十二年六月丁巳，二十三年二月辛未、闰六月甲申、十二月丙午，二十五年二月丁亥、八月丁卯，二十六年三月己亥，二十七年正月己卯、庚辰、五月丙寅。
[18] 《朝鲜仁祖实录》仁祖二十一年八月己巳。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1969年。
[19] 《朝鲜仁祖实录》仁祖二十一年十月辛未。
[20] 《清太宗实录》崇德二年十一月庚午、辛巳。
[21] 《沈阳状启》戊寅十二月一日、己卯正月二十一日、二月十六日、二十五日、五月四日、十八日、二十九日、八月三日；沈阳日记，己卯三月十五日、十九日、二十五日、九月二十日、九月二十二日。
[22] 《朝鲜仁祖实录》仁祖十七年八月辛丑。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1969年。
[23] 《沈阳日记》己卯九月十四日、二十日、二十二日。
[24] 1639年沈阳宰臣申得渊密启：“近日密探事情，则皇帝有言曰：‘国王之病，果不能起居迎命，则是未免辱命也。病不能省事，则是传敕于空国也。若已向差（好转），则敕使当速发去。若或弥留，则必当姑待’云。” 《朝鲜仁祖实录》仁祖十七年十一月甲子。
[25] 《朝鲜仁祖实录》仁祖十七年九月乙亥、丁丑、己卯、庚辰、辛巳、癸未，十月乙酉。
[26] 《沈阳日记》己卯十月十一日。
[27] 《沈阳日记》十月十一日、十二日、十九日、二十七日。
[28] 《沈阳日记》十月二十八日、三十日、十一月一日、五日、十日。
[29] 《沈阳日记》十月十一日、十二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三十日、十一月一日。
[30] 《清太宗实录》崇德四年十一月己未，《朝鲜仁祖实录》仁祖十七年十一月辛卯。
[31] 《朝鲜仁祖实录》仁祖十八年正月己巳、闰正月戊子。
[32] 《朝鲜仁祖实录》仁祖十八年正月己巳。
[33] 《清太宗实录》崇德五年正月癸亥。
[34] 《清太宗实录》崇德五年正月甲子。
[35] 《朝鲜仁祖实录》仁祖二十一年十月己巳。
[36] 《朝鲜仁祖实录》仁祖二十二年十二月戊午。
[37] 《朝鲜仁祖实录》仁祖二十二年十二月庚申。
[38] 《朝鲜仁祖实录》仁祖二十二年四月辛巳。国史编纂委员会1969年影印。
[39] 《朝鲜仁祖实录》仁祖二十三年五月乙未、闰六月甲申。
[40] 《朝鲜仁祖实录》仁祖二十三年八月己亥、九月乙亥、十二月丙午。
[41] 《朝鲜仁祖实录》仁祖二十五年二月己亥。
[42] 同上注。
[43] 《朝鲜仁祖实录》仁祖二十五年三月甲辰。
[44] 《朝鲜仁祖实录》仁祖二十五年三月甲辰，《朝鲜孝宗实录》孝宗元年六月辛卯、十一月壬子、二年十一月丁酉、三年十二月庚戌、五年八月庚申、十月乙酉、六年三月丙戌、七年八月戊寅、九年八月己酉。CD-ROM国译《朝鲜王朝实录》，首尔SYSTEM株式会社，2003年。
[45] 《朝鲜仁祖实录》仁祖二十七年二月戊申，《朝鲜孝宗实录》孝宗二年八月癸酉、十一月乙未。CD-ROM国译《朝鲜王朝实录》。
[46] 《朝鲜孝宗实录》孝宗五年九月丙午；《同文汇考》卷一“封典”，十三～十五页，国史编纂委员会1978年影印。
[47] 《朝鲜孝宗实录》孝宗九年三月戊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