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猪 2007-9-9 23:50
新疆阿布达里人渊源考
艾力·吾甫尔
欧亚学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根据国内外有关资料的记载和阿布达里人自传下来的传说对天山南部的阿布达里聚落进行了分析考证，指出阿布达里人的祖先是十世纪末十一世纪初从中亚及西亚来的伊斯兰志愿者。
【关键词】阿布达里人 嚈哒人 渊源
作为一个完全被维吾尔化的群体，阿布达里人（Abdallar）和他们所使用的“内部语言”及其起源，始终是历史学、语言学和社会人类学的一个难题。尽管阿布达里人在新疆南部地区[1]生活了一千年，但他们在内部交流中仍然使用着一种波斯语成份较高的，语法和句法完全维吾尔化的“杂语”。生活习俗方面也保持一种特殊的、封闭的生活习惯。可以肯定，阿布达里人是从中亚及伊朗地区迁来新疆的一个群体。然而他们迁到新疆的动因和年代，此前始终是难解的谜。
（一）
关于阿布达里人的记载，遗憾的是留下的只是一些飘忽在他们当中的传说。在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学述观点认为其祖先可能是嚈哒（Ephthalites）人。嚈哒也被称为“白匈奴”[2]。
本人对此种观点持怀疑态度并认为，历史上的嚈哒人与南疆地区的阿布达里人除了名称的称呼上有所语音相拟之处外没有任何血缘或源渊关系。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现要弄清嚈哒人的祖源及相关内容。
关于嚈哒人的起源及其种族特性，颇为隐晦而不易知。但当时的希腊史籍和罗马史籍，却常常即将他们称为匈奴人。且在印度方面，若干有关“可怕的匈奴人”之传说，也即发生于嚈哒入侵之时期，可见一当嚈哒人出现于世界历史舞台时，他们和匈奴之间即有密切的关系了。但我们又从许多方面获知，嚈哒是一群很特别的人民，他们和其馀大多数的匈奴族人有显著之差别。例如拜占庭的作家们，便曾审慎注意到这一点，他们称侵入欧洲的为匈奴人，对于嚈哒人则称之为白匈奴。当时的作家帕罗科匹斯（Procopirus）曾说：“嚈哒与匈奴同种，且沿用匈奴之名；但他们和吾人所习知的匈奴人实大不相同。在所有的匈奴人民之中，只有他们的皮肤是白色的，也只有他们的体态是正常的。”[3]
《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传》多引用《职贡图》的题记成书，故而可用该文的《滑国》一段文字补正：
“滑国者，车师之别种也。汉永建元年，八滑从班勇击北虏有功，勇上八滑为后部亲汉侯。自魏晋以来，不通中国。天监十五年，其王厌带夷栗拖始遣使献方物……”。既然《职贡图》及由《职贡图》节录而成的《梁书·诸夷传》中有关滑国的史实，都出自滑国使者之口，那么我们就完全有理由相信是真实的，滑国的使者决不会在重大而严肃的外交活动中信口胡言或数典忘祖。嚈哒人中必有不少是车师人，他们的祖先八滑曾随班超之子——西域长史班勇征讨过北匈奴，并且因功被封为后部亲汉侯。这部分滑国人无疑是车师后部人的后裔。“滑”的古音读作“gu”，上古并常有收口声r，将滑国的“滑”还原为车师语，当作“gur”。“车”字的古音一作“gu”早先“车师”又译为“故师”即是明证，因此，车师的原音当作“guz”。经过专家研究，车师人讲的是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该语种因分言不同，尾音r和z可以互相转化。古代的回鹘（Uigur）与乌古斯（Uguz）实际上是同族，但因居住在不同的分言区，族名出现了发音的差异。“滑”（gur）与车师或姑师（guz）也是如此。从语言进行比较和分析，嚈哒的祖源为车师后部人，也是讲得通的。[4]
哈密顿（Hamilton）在《九姓乌古斯和十姓回鹘考》一文中指出有关维吾尔族祖先的东罗马史料时云“……十姓回鹘人包括以下诸部：Ugur，Sabir，Bulgar，Kuturgur，Abar，Kasdimir，Saragur，bagrsiq，kuls，Abdal，Eptalit”。钱伯泉先生认为罗马文献中的“Abdal”汉文史料中的阿嘀，阿跌，既是回鹘内九姓的“阿勿嘀氏”，又被看作是外九部中的阿跌部落。Eptalit，这是东罗马，波斯等国记载的嚈哒。[5]就这样，罗马史料中的Abdal和Eptalit是不同的两个部落。前者是回鹘九姓的一个部落，后者是“高车别种”。
汉文史料提供了关于嚈哒人宗教方面的情况。宗云记载，在吐火罗斯坦，“不信佛法，多事外神。”他对犍陀罗的嚈哒人作出了几乎相同的评述，说他们好事鬼神。《梁书》（卷五十四）载有了重要证据：“[嚈哒]事天神，火神。每日则出户祀神而后食。”对中国的观察者来说，天神和火神显然是外神。对于这些宗教信仰的具体内容，我们没有证据，但是相当可能他们属于伊朗（或伊朗—印度）宗教范围。
虽然宗云说嚈哒人不信佛法，但是佛教组织在吐火罗斯坦和其他地区很繁荣。不过，在印度，嚈哒显示了对佛教组织的不宽容态度。或许可以假设，当地巨属人民的信仰—包括佛教—在嚈哒人中开始逐渐得到传播。各种形式的琐罗亚斯德教在中亚和阿富汗斯坦的北部及西部得以广泛传播，与佛教进行竞争。在阿富汗斯坦和吐火罗斯坦也有许多印度信仰的信徒。最后，摩尼教扎下了稳固的根子，基督教也得以传播。
汉文史料对上文提到的葬仪作了如下记载：“死者，富者累石为藏，贫者掘地而埋，随身诸物，皆置冢内。”另一种史料描写了第三种葬仪：“葬以木为郭。父母死，其子截一耳。”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时代费尔干纳采用各种墓葬结构，包括地面上的石头小屋，墓坑和木棺；因此可以假设这些汉文史料实际上是费尔干纳生活的描述。一妻多夫制是嚈哒最引人瞩目的社会风俗。兄弟共娶一妻，孩子被认为是属于长兄的。已婚女子头饰上“角”的数目表示她丈夫的数目。这种风俗在古代见诸于中亚塞克人的一个玛撒该塔伊人（Massagetae，希罗多德[Herodotus]，I，216）；在中世纪则见诸于阿富汗斯坦（根据比鲁尼的记载）；在当代则见诸于西藏人。[6]
五世纪中叶嚈哒人很明显地是在吐火罗斯坦进入历史舞台的。到这个世纪之末，他们已经占领了整个吐火罗斯坦，包括帕米尔和相当大一部分的阿富汗斯坦。同时，他们夺取了东突厥斯坦很大一部分。479年，他们征服了吐鲁番地区，497到509年之间，征服了哈喇沙尔和相当于今天乌鲁木齐地区。522年，在敦煌北面地区的柔然主婆罗门投嚈哒。早先，可能在五世纪后期，喀什噶尔与和田已经置于嚈哒人的强权之下，他们实际上征服了整个东突厥斯坦。正如木夏一雄正确地指出的那样，509年嚈哒人夺取了索格特（索格底亚那的首都），力量登峰造极，索格特从此停止向中国进贡。[7]
当嚈哒人开始侵入喀什加里亚及土耳其其坦南部时，他们的风俗习惯仍完全带游牧性质，其生活除抢劫掠外，即依赖于大群的畜产。他们居于毡幕之中，幕常东向。他们没有书写制度。他们已有一种原始的宗教制度，包括对于天及对于火的崇拜在内。他们视火为神圣之物，这一点，像许多其他的中亚人民一样，大概也受到来自伊兰区域的宗教影响力所致。不过这种来自伊兰的宗教影响力，并非属于严格的袄教教规，因为嚈哒人对于死者，仍加以葬埋，而不抛弃尸体。像许多其他的原始人民一样，嚈哒也自有其特殊之法制。他们的法典据称非常严厉；凡盗窃罪者即处以死刑。[8]
560到563年之际，突厥人给予嚈哒人以毁灭性的打击。索格特在长期中断与外界的政治联系之后，于564年恢复了这种联系，这个事实使我们能够更精确地确定这个年代：嚈哒人不再能够控制索格特，他们与突厥人在布哈拉的决定性战斗可能发生在563年。
那次战斗之后，嚈哒人征集的军队残部逃往南方，在那里，赤鄂衍那的统治者法甘尼什被选为国王。伊朗众王之王胡司洛一世（531-579年）知道这些情况后，挥军进逼，迫使法甘尼什接受属国地位。阿姆河（乌浒水）以北地区后来被判为突厥属地，向以南地区则归萨珊伊朗所有。据记载，突厥人向嚈哒人（显然吐火罗斯坦北部的嚈哒人）索取贡赋。也有记载说，和田，波斯和嚈哒人（即吐火罗斯坦的嚈哒人）于581年反叛突厥人。
以上资料中所谓嚈哒“是匈奴人之后裔”，“是高车别种”，风俗上“一妻多夫”，在宗教信仰方面是“不信佛法，多事外神”这一观点占主导地位。
（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欧洲探险家们和欧亚突厥学家和语言学家对新疆阿布达里人进行了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除语言、习俗外他们还记述和分析了有关阿布达里人渊源的传说。他们的有关记载也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
格纳德（F·Grenard）1893年在于阗访问了50个阿布达里家庭，在且末访问了七八户阿布达里人，他认为，这一群体与领近的突厥语族差异不大，有自己语言特色，语言中夹杂着波斯语成份，并将他们命名为“阿布达里人”，阿布达里人自称“艾努”（ainu），他们没有土地，多从事芦苇编织业，虽自称穆斯林，却与周围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们没有来往，绝无通婚先例。格纳德又认为：“他们是当地的吉卜赛人，在中国突厥斯坦生活的这些阿布达里人可能是8世纪自愿或强行加入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伊朗人后裔。由于后来受到逊尼派的排挤和压迫，他们转入秘密的地下活动，以得保留他们信奉的派别。”格纳德又说：“据阿布达里人反映，他们的祖先来源于伊拉克库法城，在阿里后裔伊玛目穆罕默德·海扎里率领下迁至中国突厥斯坦。在与卡菲尔的圣战中，一部分阿布达里人成了殉教者，另一部分聚集于喀什噶尔周围居住。”[9]
伯希和在其论文“帕依那普的阿布达里人”中写道：“据喀什噶尔的突厥人反映，这些阿布达里人是操突厥语的穆斯林，阿布达里人不是不同的族群，而是有别于本地人的游离的戴尔维什。”[10]
伯希和所提到的“有别于本地人的游离的戴尔维什”这一句很有价值，它说明该群体与苏菲信仰有密切关系。
伯希和在格纳德研究的基础上，认为阿布达里这一名称另有其义。在他访问了阿布达里人后认为，帕依那普的阿布达里人与且末、于阗阿布达里人不同的是，这里的400户阿布达里人与当地突厥人关系密切，亦有通婚现象。这些阿布达里人服务于当地突厥人，部分人从事种田，亦有人从商，这些游动的阿布达里人除了喀什噶尔突厥语之外，还通晓波斯语，柯尔克孜、印度语、克普恰克语、阿拉伯语。他们自称自己的祖先是在很多年前从伊朗和伊拉克的达尔维提地区迁来。伯希和没有对其他地区的阿布达里人从事研究，他与格纳德一致认为：“阿布达里人自称‘艾努’或‘格拉曼’，所操语言多数波斯语词汇组成。”[11]
伯希和在自己的访问当中也许受到了语言障碍把“无有通婚现象”而理解成“亦有通婚现象”。因为，在伯希和的访问一百年以后的2004年元月，本人在帕依那甫村（现喀什疏勒县汗艾里克镇谢赫村）进行的实地调查中发现他们仍然没有与外人通婚现象。
勒柯克（A. V. Lecoq）1906年到达和田。他通过当地的阿富汗生意人听说了阿布达里人这一群体，探访了以热扎毛拉为首的以着白衫、留长须著称阿布达里的聚落。他写道：中国重新拥有东突厥斯坦以后，将40户阿布达里人安置在玉龙喀什附近的塔木格勒。这些游离的阿布达里人以制作筛子，勺子、扫帚和卖艺为生，他们自称穆斯林，并保持自己的传统风习。然而，这些人与突厥人，阿富汗和印度的穆斯林不甚往来，通婚只限定在内部，吸烟，对兔子，蜥蜴等不洁净的动物没有禁忌。当地人认为他们不是真正的穆斯林。勒柯克研究认为这一群体与当地居民区别不大，其语言为突厥语，间有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混杂，他们并不象于阗人自称“艾努”，而是以“阿布达里人”自称。[12]
1906-1907年对新疆阿布达里人有研究的还有马达汉，卡尔罗，格斯达夫和斯坦因等。卡尔罗从人类学角度研究阿布达里人，他认为阿布达里人绝对不是蒙古人种，而可能是亚美尼亚—图兰混合人种。不论是格斯达夫，还是斯坦因都认为，这些从伊朗迁来的这一群体的语言是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一支，由于受当地维吾尔语的影响，其语言发生了很大变化。[13]马达汉在《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中对于他们的“语言”社会状况写道：“12月6日 塔木艾格勒村(Tamagil)…骑马走了四十五分钟的路之后，我们到了一个地域很广的阿布达尔人的移民区——塔木艾格勒村。农田管理得很好，庄稼长得葱葱郁郁。村里的住房建筑看上去很富足。在路边玩耍的孩子们，看来个个活泼可爱，比起维吾尔族孩子来更加爱吵吵嚷嚷。而大人们则显得抑郁，心事重重，眼神狡黠多疑。这个和田附近的阿布达尔人的定居区，是我们今天一天行程的终点。这个特殊的民族在穆斯林信徒中的处境，看来跟犹太人在基督徒中的地位很相似。由于伊玛目·侯赛因的死亡，他们被赶出家园，分散成一小股集团，迁到不同的穆斯林国家。他们受侯赛因咒语驱使，被迫以行乞为生。无论富人还是穷人，他们每年都必须把讨饭的布袋背在肩上一段时间，到各地流浪乞食。人们可以到处看到他们手拿打狗棒在那里行走。他们有的穿得很破，有的穿得很好，佩戴着值钱的首饰、戒指、念珠和带扣等等。阿布达尔人的“行乞”形象到处可见，所以很多人误把乞丐叫做阿布达尔。他们自己则很少承认属于阿布达尔族，似乎认为阿布达尔这个名字是对他们的侮辱。当阿布达尔人被问起是，他们就说是塔木艾格勒人，意思是他家住塔木艾格勒村。看来维吾尔人不怎么喜欢他们，部分原因是出于宗教信仰分歧（侯赛因去世的日子是穆斯林的哀悼日，却是阿布达尔人的欢庆日）；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行乞时会耍花招，诱使爱迷信的维吾尔人献出他们要的任何东西。…经商定，我准备在村长家里过夜，第二天拍摄一些阿布达尔人体型特征的照片，然后到库马提去选购有名的和田玉。”（请参见《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图59和图66，从他们的体型特征来看他们完全属于欧罗巴人种。本人在此地看到的情况也是如此）。“1月28日，帕依纳普村（Paynab）：临近帕依纳普村的时候，我怀着一股冲动的心情拐到那里，以便充实我在和阗和叶尔羌所收集到的人文学观察资料。…帕依纳普村的阿布达尔人，给人的印象，比海兰巴格和塔木艾格勒的阿布达尔人还穷得多。他们大多数人都承认是以行乞为主，他们大多数没有土地。即使有土地，也极少。可以明显看出他们受着穷困和饥饿的煎熬，个个面黄肌瘦、骨瘦如柴。他们是与其他居民分开住的，邻近村子里的人都看不起他们。他们不可能与外族通婚。村里共有40-50户人家，每户约4口。…他们强调只会讲维吾尔语，但邻村的人却说他们相互之间讲另外一种语言。他们这种隐瞒自己的语言和宗教的行为十分特别。”[14]
奥地利人提特兹和拉德斯塔特分别于1983年和1986年调查了阿布达里人聚落，并与喀什，和田的部分研究人员充分交流，收集了大量资料，出版了《新疆阿布达里人（艾努）人》一书（德文），对于阿布达里人的“语言”他们认为，第一，阿布达里人不是操两种语言的群体，其词法和句法是维吾尔语，词汇变化也与维吾尔语词汇变化相同，他们只是在与别人交流时，为了有别于其他群体而使用了某些不同词汇，夹杂着阿拉伯语、波斯语、俄语、蒙古语借词，“艾努”（阿布达里人）”是维吾尔族的一个分支，语言是否自成体系无从考究，他们是有意改变某些语言；第二，伊朗语借词是其基础，现代波斯语，少量塔吉克语和东伊朗语成分睦其次，阿布达里人认为他们是被伊朗逐出的一个群体；第三，以现代波斯语词汇为主，数词，亲属称谓，使用物品，行为语言在形式和意义上与现代维吾尔语有很大区别；第四，与其他伊朗语即萨雷库勒塔吉克语接近，据传其祖先最早在新疆传播伊斯兰教，从其语言上看，不能确认这个传说的真实性，在阿布达里人语言中没有古伊朗语的成分，他们可能是300年前迁入新疆的一个群体；第五，阿布达里人与吉卜赛人可能有渊源，有人称他们是“东亚的吉卜赛人”。若认为“艾努人”是从东伊朗迁来的，那么他们的语言就是东伊朗语。阿布达里人与吉卜赛人，伊朗伊萨尔人生活习俗相同，与乌兹别克斯坦等亚洲各地的吉卜赛人也很接近。阿布达里人迁入新疆以后从事切除男孩包皮这一职业，还从事职业有算卦，妖术，他们可能是吉卜赛人的一个分支，或是一个以乞讨为生的群体。“艾努”是他们自称（不完全是），其意“究人”，“乞丐”，“知识渊博之人”，“毛拉”等。其矛盾之处在于，他们使用的语言是新波斯语，有别于吉卜赛人使用的阿拉伯语；第六，阿布达里人语言中的阿拉伯词汇一部分通过波斯语，另一部分来自底层，可能也保留有塞语，吐火罗语词汇；第七，与阿富汗西部达尔迪克语接近，阿布达里人语言基础是现代波斯语，这反映在其传说当中，中世纪的波斯语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与土耳其底层所操语言接近，阿布达里人语言是一个很年轻的语言。[15]
目前为止，“艾努语”（阿布达里）被认为是起源于波斯语词汇与为维吾尔语法相结合的混合语。但是，与标准维吾尔语相比较，“阿布达里语”在音位、形态和句子结构等几方面都没有特殊之处。如果我们把艾努（阿布达里）语作为一种秘密语来考虑的话，或许可以认为，艾努语采用大量外来词的原因，是不让局外人知道他们所说的话意思。[16]。
从上可已外国学均人为阿布达里这一群体从伊朗、伊拉克或中亚的某个地区迁到新疆，但他们都没有断定该群体何时从何处什么原因迁居新疆的。
有关阿布达里人的两种传说广泛传播于喀什和和田两地的阿布达里人中。马达汉在自己的考察日记中也记录过相关传说。他写道：“…经过短短一段时间的交谈后，我请老人讲讲他所听到的有关他的族人的命运史。于是，毛拉闭着眼睛，沉思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热情洋溢地一口气讲述了下面的故事，讲述时还用手势加强语气。大约1300年前，阿布达尔人在一场战争之后，从土耳其的库法城迁移出来。这是亚兹特领导的阿布达尔人与伊玛目·侯赛因及其支持者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亚兹特是卡兹·马哈维·乌缅的儿子。乌缅是阿卜杜尔·马诺夫的儿子。亚兹特掘开了弗拉特河（幼发拉底河），赢得了这场战争。侯赛因和他的战士（共72人，40名骑兵，32名步兵）被洪水淹死。战场在科尔贝兰（应是卡尔巴拉）地区。侯赛因死后，新酋长阿巴穆斯林决定进行报复。他和他的众多的支持者成功地把亚兹特及其整个部族赶出他们居住的库法城。阿布达尔人被迫向东逃亡。他们分散成了一小股一小股集团，迁移到不同的地方。一小部分留在土耳其的阿斯卡兰城。其他部分分别迁到基瓦、梅尔维、伊拉克、沙米、摩苏里、哈马达尼，最远到了中国新疆各城市。在和田地区，阿布达尔人定居在城郊吉沃兹村（又称合尼村）和玉龙喀什村附近的塔木艾格勒村。这样，塔木艾格勒就成了他们部族的名字。在叶尔羌，阿布达尔人住在戈尔巴格街和近郊的贺兰堡村。喀什噶尔，阿布达尔人住在汗渠帕依纳普村。特里亚河河畔有个村子叫奥卡，那里也住有阿布达尔人。——老人讲完故事，又一次闭上了眼睛，坐在那里，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过了一会儿，他提出来要求离去。”[17]
马达汉记录下来的上述传说中的年代和有些地名值得怀疑。因为马达汉在新疆进行探险活动的1907和“大约1300年前”之一说法之间有607年的差距。公元607年伊斯兰教还没有诞生，但是在传说中提到的关于伊玛目·侯赛因的事件是真实的。库法成不应在土耳其境内应该在伊拉克境内。
生活在疏勒县汗艾里克（Han Erik—汗王之渠的音译）镇谢赫村的阿布达里人中流传着这样的传说：“距今一千年前，阿布达里人由赛义德·吾布里·帕塔里·哈孜率领，从达哈比德迁到喀什噶尔，参加了阿里·阿尔斯兰汗发动的针对和田异教徒的圣战，在一次战斗中赛义德身负重伤，由其七户亲信护送他回喀什噶尔，中途被一大河所阻，一行人准备做筏木以渡河，不料赛义德病重而亡，其随从只得就地埋葬了赛义德，因而守护坟地，一行人就此安家而居，当时，整个汗国忙于战争，无暇顾及这些人。他们不得以乞讨为生，后来逐渐迁徒此地自前线退下的伤兵，人口增多。这里虽处河岸，由于地势较高，无法利用河水务农（汗艾里克镇至今有古河道遗迹）。此后，汗王造渠引水至此，此地命名为‘帕亚尼阿甫’（Payan Ab--意水的下游，该词在口语中用作Paynap，这完全符合维吾尔语的造词规律），此渠亦命名为‘汗渠’（今日的汗艾里克由此而来）”。赛义德的随从每年做粥祭祀他的麻扎，后来许多维吾尔人迁到这里从事林果业，名称依旧保留“帕亚尼阿甫”原名。随着当地维吾尔人的增多，将维吾尔人聚居区命名“大帕亚尼阿甫”，赛义德后裔聚居区命名“谢赫帕亚尼阿甫”以示区别。“谢赫帕亚尼阿甫”逐渐成为新的地名。
和田市肖尔巴克乡合尼村的阿布达里人也有类似的传说，与汗艾里克相同的是这里也有一个麻扎，阿布达里人聚落在它的周围。洛浦县布亚乡塔米格里村（该村是阿布达里人最集中的乡村之一）玉赛因·艾山老人讲述的，其祖先的传说与上述传说稍有差异。据他讲，在喀喇汗朝时期,汗王由于受和田异教徒的进攻而向阿巴斯王朝求援。以帕塔里·哈孜为首的三千多志愿军援助了汗王，战争结束后，二千名志愿军返回，另一千人安居于此，他们虽是逊尼派穆斯林，直到现在他们仍受周围居民的排挤，理由是他们被认为是“不承认阿里的人”。据玉赛因·艾山说，他曾见过《帕塔里·哈孜传》一书，书中详细记载了这一段历史，他认为他们现在居住的村子的现名Tam Eghil应该是Tamghil。就此有一个传说：阿布达里人的祖先迁到这里后，一直生活在封闭状态中，不平等的待遇使他们对统治者一直不满，在某个统治者时期（老人对笔者不愿透露这个人的名字，但肯定他是一个穆斯林统治者），阿布达里人起而反抗，遭到镇压，许多人被杀，轻者脸上刺字发配他乡，被人们称为“脸上有字之人”，因此阿布达里人迁到此村，这里也被命名为“脸上刺字之村”简称“塔米格里村”。（塔米格Tamgha，维吾尔语图章之意）。后面的这个传说印证了勒柯克所记的“中国重新拥有东突厥斯坦以后，将40户阿布达里人安置在玉龙喀什附近的塔木格勒。”[18]
以上叙述中除了传说中的“为圣战而来的志愿者”，“不承认阿里的人”之外还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合尼村”这一地名。一百年以后传说中的基本内容没有变，仅对率领者和祖先的故土有所变化。格纳德记录下来的传奇人物阿里后裔伊玛目穆罕默德·海扎里从未到过新疆，而且他生活的年代连伊斯兰教都没有传入此地。自己的祖先或者把教派首领与先知家族连到一起是新疆伊斯兰教的另一个特点，在和田境内的四个伊玛目麻扎也是如此。但和田的阿布达里人也提到过库法之一地名。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阿布达里人的地理概念有所模糊，或对祖先的故土不感兴趣。我们把格纳德的记载和“不承认阿布达里人”联在一起，可以肯定，阿布达里人的祖先与“哈瓦利吉派”也有关系。因为在伊斯兰世界哈瓦利吉派是以“不承认阿里的人”而著称。
“哈瓦利吉(al-khawarij)”，阿拉伯语意为“出走者”，即指从伊斯兰教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队伍中分裂出来的一个派别。656年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被杀后，阿里被推选为第四任哈里发，奥斯曼的堂弟，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不承认阿里的哈里发地位，举兵反抗，657年双方在幼发拉底河畔的隋芳平原发生激战。穆阿维叶在面临失败的情况下，提出“以《古兰经》裁判”的停战议和要求。当时在阿里的营垒中主战派占少数，大部分人主张媾和，阿里本人也倾向和解，隧接受了穆阿维叶依经裁决的要求，由双方分别派出的公断人进行裁决。裁决的结果是罢免双方领导人所任的职务，把正统哈里发阿里置于和穆阿维叶同等地位。因此引起主战派的极端不满。当时约有1.2万人退出阿里人队伍出走，被称为哈瓦利吉派。658年，他们在库法附近的哈鲁拉村推举一虔诚的普通士兵阿卜杜拉·本·瓦哈布·拉西比为第一任哈里发，宣布不承认阿里和穆阿维叶在伊斯兰社会中的领袖地位。起初阿里为了对付穆阿维叶，曾亲自去哈鲁拉村说服该派归队，虽使很多人离开了哈瓦利吉派，但仍有约3000人坚持与阿里为敌。其后因哈瓦利吉派杀死支持阿里的麦达因总督和阿里的使者，迫使阿里率兵围歼，从而导致658年的纳赫拉万之战。结果哈瓦利吉派惨败，拉西比阵亡，阿里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纳赫拉之战后，哈瓦利吉派不但未屈服，反而激起他们复仇的精神，他们自称是唯一正确信仰安拉之道者，是最有资格享有伊斯兰社会领导权的派别。他们决心除掉阿里，穆阿维叶和阿慕尔·本·阿斯。661年派人暗杀了阿里，刺伤了穆阿维叶。此后该派的力量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他们以巴士拉以西的沼泽地为基地，分股采用游击战术，继续进行斗争。在伍麦叶王朝时期一度占领库法，叶麻麦，哈达拉毛和塔伊夫等地，其势力最大的曾扩展到波斯，伊拉克，阿拉伯半岛的希贾兹和也门地区，对当时的政治局势有相当影响，但终被镇压下去，散居各地。
回历344年（公元955年），萨图克·布格拉汗死（喀喇汗大汗），葬阿图什。长子巴依塔什（教名为穆萨·本·阿布都克力木）继位，称阿尔斯兰汗。仍驻喀什噶尔，其弟苏莱曼驻巴拉沙衮，据伊斯兰史学家伊本·阿提尔称，穆萨·阿尔斯兰汗统治时期，有20万帐突厥人皈依了伊斯兰教。960年穆萨·阿尔斯兰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穆萨·阿尔斯兰在位后即向他的统治地区推行了伊斯兰教，并且在一个苏菲派教士卡里马提的辅佐下得到了成功。之后，他以“圣战”名义向当时仍然笃信佛教的于阗地区发动战争。
喀喇汗王朝和于阗李氏王国的战争前后持续了几十年。于阗李氏王国方面在战争中得到吐蕃，甘洲回鹘和高昌回鹘方面的支援，喀喇汗王朝方面则得到萨曼王朝的支援，战争双方都倾全力以赴，多次在今英吉沙，疏勒，莎车之间的平原上激战。穆萨·阿尔斯兰时，于阗李氏王朝的佛教军队曾经一度攻克喀什噶尔，喀喇汗王朝的军队竭力反攻，在喀什噶尔进行过激烈的战斗，双方的伤亡惨重。大约在988年的战争中战线又转移到英吉沙，穆萨·阿尔斯兰汗之子阿布勒哈桑·阿里在战争中战死，战争的优势又转到于阗方面。直到11世纪初，喀喇汗的玉素甫·喀迪尔汗才最后将于阗的李氏王朝灭亡，把伊斯兰教传到今日的和田地区。[19]看来战争初期优势可能是在和田方面。察合台文手抄本《布格拉汗传》中也证明阿里·阿尔斯兰汗和玉素甫·喀迪尔汗攻打打于阗佛教徒的“圣战”时曾有过伊斯兰志愿者和伊玛目·纳斯尔丁，伊玛目·凯吾丁，伊玛目·赛义丁，伊玛目·穆义丁等四伊玛的支援。[20]
喀什和和田境内有许多伊斯兰志愿者有关的麻扎，民间中也流传着麻扎主人们相关的历史传说。马达汉在自己的考察日记当中也叙述过有些情况：“在第九到第十炮台之间，一群驯养的鸽子向骑者迎面飞来，鸽子群体之大，活像一片乌云。道路左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墓地，即伊玛目·莎吉尔陵墓，墓地里装点着木杆、牦牛尾巴，牛角、头盖骨和皮草之类的许多物品。在墓地近旁，有一座宽大的泥土房子。这仅仅是为鸽子和养鸽人建的。几乎每个过路人都为这座房子的美丽的居民带来一些大麦饲料。他们经常远远地飞起来迎接过路客。这里有一个故事，说最初的一对鸽子是从伊玛目·莎吉尔·帕扎赫的心脏里飞出来的。伊玛目·莎吉尔是在这里与和阗的异教徒——‘信奉佛教的人’进行的一场激烈的战斗中阵亡的。这是一场血腥的战斗，双方出动的战斗队伍非常庞大，以致倒毙的尸体无法分清谁是伊斯兰教徒、谁是异教徒。然而苍天能把他们分清楚，鸽子飞来指点众多阵亡的尸体。当地居民为了纪念这一英雄行为，自愿献金建造这座鸽子窝棚。”[21]
12月5日 斯甫斯亚村（Sipsia）
今天清晨，我们刚要离开约特干的时候，却成功地买到了两件发掘出的古文物。现在行走的方向是西北，但不久就转向西南。我们骑马离开玉兹巴什家走了四十五分钟后，就到了伊玛目·扎依努尔·阿尔蒂尼（Imam Zainul Aldini伊斯兰教圣人）麻扎。据老百姓传说，他是在宗教战争中先期阵亡的，并埋葬在这里的。再走一小段路，就是一大片名叫索米亚的墓地，赛义德·马胡拉纳赫·穆夫提（Said Mahullanah Mufti）和波瓦·卡姆巴尔（Bova Kambar）的陵墓就在那里。…我们沿着河岸走，经过一座麻扎，这是一位名叫霍扎·坤图（Hodsha Kuntu）的英雄在跟异教徒的战斗中阵亡和埋葬的地方。…在对岸（西边），我们到了一个大村子（约200户）名叫乌恰特，在村边的一个沙冈上有一座崇高的麻扎。在沙冈脚下是加拉鲁丁（Dshelaludin）陵墓，顶上是他的兄弟霍加·巴格达提麻扎。这两位亡的英雄都来自巴格达，曾与异较徒绰克塔拉希特部族（Tsokta Rashit）和诺克塔拉希特部族进行过战争。沙冈形成了一个相当宽广的台地。在南面偏东南的地方，有不少竖着的旗幡和胜利纪念碑，标志着谢依旦（Sheidan）的陵园。在南面和南偏东南方向，沙冈台地变成了丘陵山脉，丘陵山脉一直伸展到一座高山山脊的底部…喀拉喀什河的对岸是陡峭的沙脊，沙脊顶上可以看到霍加·卡科赫梅尔（Hodsha Kakhmer）的墓地麻扎。当我们回到玉孜巴什的家里是，午餐已差不多做好了。…我给这里的居民照了相。这个地方一般都相信，他们就是上面说的绰克塔拉希特和诺克塔拉希特部族的后裔。休息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出发向东走…。骑马走了一个半小时路之后，我们到了一个开阔的村子，名叫居买（意即“星期五”）的集市。村子的东面有一座闻名的麻扎，或者更确切地说，有两座麻扎，在那里埋葬着努扎伊·卡塞姆（Nuzai Kazem——穆罕默徳最亲近的后裔）和他的全部战士。在战士墓地的北边，有几个沙堆，据说那就是他们阵亡的堡垒遗址。[22]
根据以上资料我们可以假设阿布达里人的祖先为志愿喀喇汗王朝的圣战从中亚、西亚乃至伊朗地区来到新疆，战争结束后居住在喀什和和田两地。在这个新伊斯兰地区逐渐扎根保持自己原有的宗教派别的同时与本地的居民保持一定的距离，婚姻等方面一直保持“内婚”。分布地区的封闭而偏僻每一个居住点围绕一座马扎的情况也可以充分体现他们的“移民”史。
“怪地不怪天”是“阿布达里人”的人生哲学，在几个世纪的封闭状态下，被周围人排挤下，形成了独特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怪地不怪天”的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他们对生活充满信心，生命的珍贵超越乡土观念、忌讳自杀、乡土观念淡薄、若对居地不满，则在门前埋下高梁杆或以骆驼刺围成栅栏，随即弃乡而去，也有部分“阿布达里人”返回故里。他们的部落观念很强，季节性出外谋生，他们中的长老对外保密，凝聚力很强，长老掌控一切，厌烦束缚。一旦有外人进入他们的聚落，“阿布达里人”就会很快躲藏起来，所以此聚落村区必须是“阿布达里人”，否则无法开展工作。
“阿布达里人”比较服从长老的意愿，大小事宜都请教长老，婚丧嫁娶，远行前，与陌生人的集体利益关系交涉等社会关系上，必须征得长老同意。惧得罪长老，这将遭众人谴责，与外人交往注意保密，不征得长老同意不能与外人通报情况，（本人在和田和喀什两地进行田野调查时曾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忌揭短，对人格尊严集体维护，尤其是污蔑“阿布达里人”的言行公开集体抗议，不善耕作，也不喜欢这个行业，邻里相助之冈盛行，对外人不管不问，若陌生人到“帕依那普”，“阿布达里人”在不明其来意之前漠视对方，小孩们惊讶地对陌生人说：“哎！奇克来！”（意你这个傻瓜，来此何干？）。
“阿布达里人”的婚礼习俗独特，不与当地人通婚，理由是女儿嫁到别处，不论幸福与否，当地人的某些语言会伤害她们的感情，例如，当地人在驱赶诸如鸡、猫、狗时会有意无意地说：去，你这个要饭的鸡（猫、狗）！就如此类的口头禅会使这个女孩认为这是在骂她（因为当地人蔑称“阿布达里人”是乞丐），由此家庭纠纷增多。本人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面，主要的考虑可能是保持群体血统的纯洁性。
从前，“阿布达里人”男女结婚前必须由长老为女孩把脉，以确定她是否忠贞或婚后能否生育，若确定她不够忠贞或无生育的能力，那将是奇耻大辱，他们的生育观念很强。
订亲习惯也与当地人有所不同，不论女方经济状况如何，媒人只带四个馕的彩礼、婚礼当天，接受完客人的礼物方开始宴席，接亲时不会让新娘从火上跃过、新婚当晚，女方五、六个妇女去新房，但新娘的嫂子不会留下来，她会和前来的妇女们一道回去，与外地人不通婚，不包括外地的“阿布达里人”。
丧葬习俗按照伊斯兰传统进行，与当地人不同的是，和田的“阿布达里人”在按照伊斯兰教规清洗完尸体后，男由其父亲，女由其母亲再察看一遍尸体后方可下葬，一个月之内陌生男子不得入此屋。
此外，和田市肖尔巴克乡合尼村的地名也是我们提供有些信息。合尼村也是阿布达里人集中居住的乡村之一。根据本人在当地实地调查中获得的信息，“合尼”这一名称来源于喀喇汗王朝的土地制度中的国有土地。这种土地当时被称之为“合尼地（Heni yər）。这种国有土地主要包括喀喇汗王朝征服其他地区时没收的敌方国有土地和一些官员的土地，还有本国不属私人的土地。
很显然喀喇汗王朝军队征服于阗国以后，把阿布达里人祖先的一部分曾安置在被没收的于阗国的土地。因此，他们居住的该村命名为“合尼”村。以后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判乱者”被安置在现在的塔米格勒村。奥地利人提特兹和拉德斯塔特所提出的“他们可能是300年前迁入新疆的一个群体”这一观点不能成立。如果是这样他们的祖先会是在和桌时代迁到新疆的新移民。这不符合阿布达里人的传说。
结 论
从种族人类学、历史学，比较语言学，民俗学等多方面进行考察，阿布达里人的渊源为喀喇汗王朝时期为“圣战”而来的志愿者。嚈哒人与阿布达里人之间除了称谓上的有所相似之处外我们无法找到任何渊源关系。如果我们假设阿布达里人是嚈哒人后裔的话，那么他们与当地的维吾尔人同一个时期接受伊斯兰教。这样，他们的家传职业，也就是谋生之路的唯一善长割除包皮和季节性行丐也通过别人传到阿布达里的。我们可以勉强地否认他们关于祖先的传说，但是对他们的职业我们无能为力。因为，对每一位穆斯林男子必须履行的宗教教义——割除包皮，在整个维吾尔社会除了阿布达里人其他人从不从事这一职业。对一个新的伊斯兰化地区来说割除包皮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职业，这也许是那些志愿者留住新疆的另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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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他们主要集中居住在疏勒，莎车，巴楚，墨玉，和田市肖尔巴克乡，洛浦，于阗等地。
[2] 牛汝极《阿尔泰文明与人文西域》，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33页，见穆塔里甫·斯迪克《谢赫人与帕奇依木麻扎》，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维文版）1988年3期，又见穆塔里甫·斯迪克《嚈哒人及其语言》，《语言与翻译》（维文版）1985年2期。
[3]麦高文（美国）《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汉译本251页。
[4]钱伯泉《关于嚈哒族源问题的新探索》，《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1期11-12页。
[5]钱伯泉《维吾尔族的族源及其先民的西迁》，《西域研究》1996年3期，54页。
[6]《中亚文明史》118页，卷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版。
[7]《中亚文明史》，卷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版，112页。
[8]麦高文（美国）《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汉译本251页。
[9] F·Grenard“Le Turkestan et le Tibet”（“突厥斯坦与西藏”）Etude ethnographique et sociologique,Leroux ，Paris 1898。
[10] P·Pelliot“Les Abdal de painap”（“帕依那普的阿布达里人”）in Journal Asiatique，Dixieme Serie，tom，9，Paris1907,P115.
[11] P·Pelliot“Les Abdal de painap”（“帕依那普的阿布达里人”） in Journal Asiatique，Dixieme Serie，tom，9，Paris1907,P115。.
[12] Albert Von Lecoq“Die Abdal”(“阿布达里人”)，in：Baessler-Archiv Band 2，Leipzig/Berlin 1911,P221。
[13] Hilden Kaorlo：“The Abdals in Eastern Turkestan from an Anthropoligical Point of view”（“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东突厥斯坦的阿布达里人”in：“Journal of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vol36，1949，January pp 72-77。
[14]《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页100-101。
[15] Ö.Ladstätter,A.Tietze《Die Abdal (Äynu)in xinjiang》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Wien 1994, P90,91。
[16]林切，沙比提·肉孜，塔依尔汇，王建新《谢依赫勒词汇》），京都大学文学部言语学研究室，英—汉文，1999年3月，55页。参见，赵相如，阿西木·吐尔地《艾努语的数词》，《民族语文》1981，2期，穆塔里甫·斯迪克《嚈哒人及其语言》，《语言与翻译》1985年2期（维文版）。
[17]《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页78-79。
[18]以上两个传说由我本人在2004年元月十九日至二月十二日在和田市肖尔巴克乡合尼村、洛浦县布亚乡塔木艾格勒村和疏勒县汗艾里克镇帕依纳甫村进行田野调查时记录下来的。
[19]《维吾尔族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75-76页。
[20]《布格拉汗传》汉译本，33，48，52页。
[21]《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页70-71
[22]《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页76-77。有关绰克塔拉希特和诺克塔拉希特的相关信息请参见察合台文《布格拉汗传》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