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猪 2007-9-9 23:33
汉于阗吐蕃文献所见“龙家”考
黄盛璋
一、问题出现的症结及解决途径
(一)“龙家”在正史中唯一记载为《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回鹘传》下：
又有别族号龙家，其俗与回纥小异。
只有此14字，他皆来说，但《新五代史》于回鹘部独提“龙家”，至少说明龙家在回鹘统治地区的重要地位，《新五代史》之回鹘为甘州回鹘，但龙家并不是回鹘别族，中和四年(884年)甘州回鹘开始攻打甘州，尚未进入，还只能在“甘州左右捉道打劫”，而在回鹘进入甘州建立政权之前，龙家就已进占甘州，自称“龙家”，称其王为“龙王”，而与回鹘争夺以甘州为中心的河西政权，除敦煌归义汉文书外，记载最早最详细的为于阗文书，特别是记甘州回鹘争夺甘州经过几篇《甘州使臣向于阗王庭的报告》，P. 2471、Ch. 00269、P. 2790与 P. 2786中称为 dumta、dumvi、dumvam就是龙家的“龙”之对音，后加-ta、-va和-vi 都是复数,单数为dum或du，就是龙家的“龙”对音，前三篇我已撰文疏证，考证其年代为 866、888年，[1] P. 2786也写成多年，有些疑难，尚待最后定夺。
(二)贝利最初以为dum可能为焉耆龙姓，即龙家，初在焉耆，后向东发展进入河西，但后来意见改变，认为dum是指外国借入字du ng或dong，他根据石泰安文藏文有don(董部落)，又写作ldom，认为与dum相同，董部落与安多的Nam人，孙波(Sumpa)有联系，通称为弭药(Mi-nyag)，弭药原在青海西宁一带，后来才到达甘州地区，但并未进驻甘州。《于阗语文献》卷七为贝利最后总结，第四篇为dum，列举于阗文书中关于dum例证，提出Dum可能有两个种族：其一在北部属焉耆的王室汉语叫做“龙”部落，例如在焉耆的东面的哈密出现 “龙部落”(按指《沙州地志》伊州下所记)，它的古字体带有dl-或Ld-，因此于阗语 dum也可能表示dlum这个名字，其二在南面的甘州和沙州之间，于阗文的Dum 都可能是藏文献中的ldon gdon、hdon (17页)，按即don/董部落。
(三)我于1979年《试论所谓“吐火罗语”及其有关的历史地理和民族问题》，提交中亚协会成立会议，1985年《西域史论丛》才予以发表，其中我专门讨论“龙家”，但尚未及底，1994～1995年在台湾诸大学为研究生开设历史地理学与中外交通史两个讲座，适值1995年3月台湾在中正大学召开《全国敦煌学研讨会》，我被邀请，因将多年积稿《龙家考》改写为《敦煌汉文与于阗文书中之龙家及其相关问题》交该会印发讨论，1995年夏回国后又加以修订，交《西域研究》于1996年1期发表，详细论证汉文书的龙家，与于阗文书dum为龙家，介绍贝利对dum先后改变的观点，认为他原来的龙家说正确，后来二次改变的看法是向后倒退一步，于阗文dum就是龙家，决定性证据就是于阗文 P. 2898第9行“du是Solimi城人”，而Solimi/唆里迷就是焉耆，已有定论，所以dum就是焉耆城人，也就是“龙家”即龙部落“龙”的音译。焉耆王姓龙，住在焉耆城就是王族，“龙家”就是王族部落，不是一般焉耆人，所以特称“龙家”，其王称龙王，就是灭亡后，率王族东迁河西的焉耆王，贝利198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于阗语文献》卷7，为贝利多年研究于阗文书总结性的著作，1984～85年我在剑桥大学Clare Hall研究生学院被选客座院士期间，数次拜访，承他送我一本，我答应回国后译为中文，初稿已译近二十年，但我所译各书都要作《译文证补》，前后十年不断证补，有些问题太难，如Gara，贝利在《Dum篇》中提出Dum 的背景就是于阗文的Gara、大Gara(Tlaudd-gara), 我以为二者无关，而是羌族，但尚未找到Gara证据，其他还有数篇不论语言与语源问题都未能完全解决，但第四篇Dum我已作了《译文证补》，并带到台湾讲学，据以写出上文最初对吐蕃文书，上述就是我《dum译文证补》主要论点，防戍都，我是找到ldom /董不是龙家，于阗文《甘州使臣报告》中的dum、dumta与汉文书S. 389中和四年《肃州防戍都上张怀深状》所说甘州城的龙家完全一致，时间相同，绝对不是don/董部落，但是只有于阗与汉文对证，缺乏吐蕃文书验证，必须找到吐蕃文书真正的龙家才能结案。
(四) 我一直注意P. t. 1089 《申请官吏位阶状》中 lung dor，认为就是吐蕃文书与龙家，和汉文书唯一与于阗文书dum对应，解为龙家而非dom /董部之最佳证据，连兜訾城边都不沾，如何能成为证据，反过来反评顾说“无据激起我义愤，而最大问题还是在误人子弟”，但自1955年拉露发表译文后，成为国际藏学一个讨论重点，国内外都有专家专文研究讨论，但都不认为是龙家或与龙家有什么关系，1995年我带到台湾讲学写成初稿，至今10年，一直想将多年积稿《再论汉、藏、于阗文书的龙家、唆里迷与焉耆源流问题新探》写定，因牵涉语文、历史、地理问题较多，未能全都查明、解决，先解吐蕃文书中的龙家是最关键的，《申请官阶状》我看到最晚一篇就是杨铭论文，最后收于他1997年台湾出版《吐蕃统治敦煌研究》，以后国内我没有见有专论，1995年回国后忙于《绿洲研究》，他皆放下，未及查国外，即使有研究论文，不会用汉、藏、于阗三种语文进行历史地理对比研究，尤其汉史的龙家国外还未见专人、专文研究，而这是唯一可以相互验证，当前主要存在的是藏文问题，而要 “毕其功于一役”，把所有龙家问题一次或一篇论文中讨论解决是不现实的，所以决定先将吐蕃文书中龙家问题，特别以P. t. 1089号Lung dor作为重点，而与汉文、于阗文书相互结合，扫除它前后的障碍，开辟前进道路，而后在此铺奠基础上进一步讨论解决其他更多更大的难题，清除许多纠葛，就将事半功倍，所以先将此文“抛砖引玉”以求教于海内外方家，并请烈火猛烧，烧不掉才能算真，不能排除其中有杂质，或有残缺错误，作为创建“东学新学”中民族历史地理考古学一个新内容、新成果标志之一，最后都要补正。
二、汉史、文书的龙家的来龙去脉
(一)S. 376敦煌写本光启《沙州地志》：“龙部落本焉耆，今甘、肃、伊州各有首领，其人轻锐，健战斗，皆禀皇化”。最后记：“光启元年(865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大庆因灵州安慰使嗣大夫等来州，于嗣使边写此文讫”。除此条称“龙部落”外，其他文书皆称“龙家”，如此，“家”相当于部落，但非一般部落，有特定含义“家”，指的是焉耆王家部族，现已确证龙家是其自称，特称为“家”，表示为王家部族，“龙部落”则为汉人所称，这就是我的新解。对于P. t. 1189中的Lung dor，至今不能解拔的钉子将是唯一可能的藏、汉对应词，详留后文论证。
(二)焉耆王姓龙，现已确知龙家是因焉耆灭亡后，部落分散，“龙家”或“龙部落”就是焉耆王族部落，最早由焉耆王为首的率领，向东迁徙进入河西，最后占据甘州作为根本基地，称为龙王，就是表龙家之王。敦煌遗书P. 3328号背有河西诗人武涉上《焉祈(耆)王诗》，开首即称“天生殊异焉耆王，壮志年过四十强，威名远振三边外，忠孝双全四海扬”，最后有“谁怜没落离家子，急苦愁容今若此，倘谁方烦出沆泥，他时赐节门阑事”，陆庆夫《焉耆王到河西龙家》考证较详，但尚未指出河西龙家就是焉耆王为首，率领王家部族的龙部落自称龙家迁徙河西。我从焉耆找到龙家之“家”的来源着落，此诗未标年代与地方，但抄在同一号卷一篇题为《天台五义分门图》佛教文书背，注文有“翻译帝代”，下有小字从后汉刘氏排到唐朝三藏，故可肯定为唐抄本。[2]究为唐何年代，不论正背文书与诗都无交代，无法决知。关键是焉耆何时？为谁？与如何被灭？陆文下文为此作了大量考证，但焉耆灭亡，汉史失记，对此几无所知。《新五代史》称“龙家为回鹘别族”，于龙家部族与其来龙去脉两皆无知，开口就错，所以仅利用汉文书无法确定，诸多不能解决，问题找不到具体时间、经过答案，必须利用于阗、吐蕃文书与汉文书结合，才是根本出路。
(三) 我在上引1979年拙文提出是被回鹘灭亡，但不是一般认为840年回鹘西迁，而是在其前，并根据《九姓回鹘可汗碑》汉文与粟特文对比研究，证知就是在这次回鹘与吐蕃战争，粟特文碑19行回鹘可汗曾完全地消灭了“吐蕃强劲的军队和四吐火罗的军队”，我在1979年文就已详细考定“四吐火罗”即回鹘所称吐火罗/Toxri皆指焉耆，不包括龟兹、粟特文碑与汉文碑对比，此处相应部分为：
15行 “□北庭半收半围之次，可汗亲统大军，讨灭元凶，却复城邑……遂□□□□媚碛，凡诸行人及于畜产(下缺) 崩后，腾里野合俱禄毗伽可汗嗣位。
16行 □□、胄(有)、遗弃，复(后)吐蕃大军攻围龟兹，天可汗领兵救援，吐蕃落荒奔入于术，四面合围，一时扑灭，尸骨臭秽，非人□□，□□京观，败没余烬。
17行 □□□百姓与狂冠合从，有亏职贡，天可汉躬总师旅，大败贼兵，奔逐至真珠河，浮掠人民万万有余，骆马畜乘，不可胜计，余众来归(下缺)
18行 □□□自知罪咎哀请诉。天可祈其至诚，赦其罪戾，遂与其王，令百姓复业，自兹已降，王自朝觐，进奉方物，与左右厢踏实力(下缺)
19行 军将供奉官并皆亲睹，至于贼境，长躯横入，自将数骑，发号施令，劲敌毕催，追奔逐北，直至大败，杀万人有余(下缺)
20行 □□□□□攻伐葛禄、吐蕃，搴旗斩馘，追奔逐北，西至拔贺那国，俘获人民及其畜产，叶护为不受教令，离其土壤(下缺)
凡地名或族名前加数字的原皆指部族联盟总体，进而用以表所住之地名，原非表语言之名，此由三葛逻禄，三咽颊九乌古斯等，后面皆为族名，对此我和通行观点大不相同，回鹘译经称“四 Kasan ”指龟兹，而“四Toxri” 只表焉耆，故灭四Toxri/吐火罗就是灭焉耆，不包括龟兹与地和人，故焉耆之亡，就是此次。
(1)据《新唐书·地理志》于术守捉城在焉耆西七十里，是焉耆军事重镇。吐蕃大军在此为回鹘歼灭，尸积成山，剩下仅为“败没余烬”，生还不多，已无任何兵力防阻，焉耆最早就是这次为回鹘所灭铁定。
(2)《通鉴》卷235载贞元元年(805年)“十一月回鹘怀信可汗卒，遣鸿胪少卿孙果临吊，册其嗣为腾里野合俱禄毗伽可汗”，应即碑文15行，最后可汗之名，死年有元和三年(808年)与六年(811年)两说，由保义可汗嗣位。《全唐文》卷681载长庆元年(821年)《祭回鹘可汗文》称 “登里罗(汨)没密施合毗伽保义可汗”并称赞他“抚有九姓，制临一方，气吞诸戎，名播上国”。碑文16行所记战功最大的可汗，就是在他即位不久，扑灭吐蕃大军，遂亡焉耆。另据摩尼教《赞美诗集》(Mahrnamag)集前序言有《听发愿文》，是摩尼教徒向回鹘君主及其家族、大臣，达官贵人祈愿。列举了回鹘可汗以下王子与王女们。首先是裕勒斯拜特节，大臣有Tudug (都督)inal illtarganieraki等突厥官号ugasi，各级回鹘官吏，与中邦国别失八里(panzkanix)、中国城(cinanekanoiy)、焉耆和龟兹等地高官、贵族职官或姓名。88行有Arkcig Xvatav/“焉耆王”，下属官吏有两个冠有Uyghur/ 回鹘、显示高贵的出身，必为回鹘贵族，充分证明：自北庭、高昌、焉耆，直到龟兹皆为回鹘领地，据森安孝夫考证，此赞美诗集可汗“受腾里罗汨没密施合，毗加回鹘可汗”为保义可汗（808～821年），这些地方就是回鹘自北庭出发与吐蕃进行二次大战役所获得的领土战胜品，焉耆已直接为回鹘控制之地，所以焉耆灭亡肯定就在此时。九姓回鹘可汗碑，森安孝夫、程朔洛都定为保义可汗，哈密顿订为保义或昭礼可汗，未能取决于一，后者在位为821～824年，仅有四年，与汉文碑所记多次战功不合，P. t. 1089 两个吐蕃大臣皆见于821年《唐蕃会盟碑》，故年代不是821年就是833年，而Lung dor/龙家已在凉州，相当于千户部落，故可肯定保义可汗为是，而非昭礼可汗。龟兹、于术之战即在其即位不久。而粟特文碑之马年，程朔洛定为814年，而汉文、粟特两碑文对应，必作于同时，如此龟兹于术之战可定为810年(取整数)，亦即焉耆亡年，此时焉耆不仅已全改宗摩尼教，达官、大吏、贵族也多为回鹘人，政权、政府已全为回鹘可汗控制，人民可以改宗摩尼教，但焉耆王至少不能改佛教而宗摩尼，唯一就是出亡。《上焉耆王》诗已是为地下物证，是引Mahrnamag 第88行的“焉耆王”应为回鹘可汗所立，下属官吏有两个冠以“回鹘”的职官，以显示回鹘贵族身分，也是焉耆灭亡证据。荣新江《龙家考》收于《中亚学刊》四集，出版时我正在台湾任教，拙文已早交敦煌学会，印发会上讨论，1995年春先在台湾付印，我回国后荣文尚未发行，直到1996年我才收到，他将焉耆灭亡定在840年回鹘西迁后，851年庞特勒居焉耆，至于《赞美诗》，他认为焉耆王尚在，焉耆未亡，定为九世纪后半期，从而和拙文考订为九世纪初约810年不同，原因就在这里。
(3)《宋史·外国传》已无焉耆传，而有《龟兹传》，但已变为回鹘：“龟兹本回鹘别种，其国王自称师子王，或称西州回鹘，称西州龟兹，又称龟兹回鹘”，这也可作为焉耆为回鹘统治后，不仅佛教改为摩尼教，王统必变为回鹘。《赞美诗》之“焉耆王”/arkci Xvatav,至少用回鹘官号Xvatav 低于可汗，这也是为回鹘所立的证据，不能作为王统仍属焉耆，与焉耆未灭之证。焉耆被灭之后，本地人民大多仍当留于本地，出亡者主要为焉耆王家贵族，称为“龙家”，龙家之王就是龙王，所以 “家”，应表王家之“家”，而前加“龙”字表为王族龙姓部族，汉人称为“龙部落”，而“龙家”为其自称，这也是“家”表为王家部落，含有特定意义证明。
(四)我早考证过以下几个问题。首先，焉耆原为河西祈连山一个支脉之山地名，《汉书·匈奴传》元封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逾焉耆山千余里”，《史记·匈奴传》、《骠骑将军传》、《汉书·霍去病传》都作焉支山，但荀悦《前汉纪》也作“焉耆山”，同《汉书·匈奴传》，而“焉”右加邑旁，表明它是城邑山因地方得名，据贝利说焉耆原义为堡垒，也证明山因城名，表原为大月氏在焉耆山地之军事基地，这就不是单文派证孤，或以误字为解。“焉耆、焉支”同名异写，其山为祈连山一支，“一名删丹山，在山丹东南五十里”，见《括地志》，属甘州，我早已考证，焉耆之名就是大月氏西迁，至焉耆绿洲建国，而带去为同名，焉耆亡后，王率领龙家，最后到甘州，作为根据地称为龙王，都不是毫无原因，而是有一定历史渊源关系。
其次，真正吐火罗语属于东伊朗语系，1957年法国考古队已在阿富汗吐火罗故地，贵霜王朝统治中心(Surkh-kotal)发现，与玄奘所记睹货逻语“字源二十五言转而相生……自左向右”，书以横读完全符合，1961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南境铁尔梅茨(Termez )与阿富汗西南(Dashti-i-nawar)也都发现，先后使用于贵霜王朝1～2与3～4世纪，直到7世纪中，玄奘经吐火罗故国，记仍用真吐火罗语，而与同时的龟兹、焉耆语对别为二，(前者既是真吐火罗语，后者就不是真的吐火罗语)，最早发现研究的美国马立克，与前苏联研究者都证明就是玄奘所记真吐火罗语，而称新疆库车焉耆发现所谓“吐火罗语”是冒牌的。德国H. Hamback先后解读并出版专著，最后建议定名为“真正的吐火罗语”。西方至今对此一直争论不休，作为中国研究者在此必须讲明一个铁证事实：628年玄奘先经阿耆尼(焉耆)、屈支(龟兹)，亲被二国王郊迎，“延入供养”，《大唐西域记》称阿耆尼国“文字取则印度，微有增损……王，其国人也，勇而寡略，好自称伐，尤其住龟兹较久，时为凌山云路来开，淹停六十余日”。《大唐西域传》称“王，屈支种也，智谋寡味，迫于强臣” ，屈支王就是龟兹文签发通行证之swarnate苏伐叠，即两唐书贞观二十一年降唐之，玄奘也说“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亦如阿耆尼国用词，而由屈支西行六百余里至跋禄迦国，也说……文字取则同屈支国，语言少异”，皆同一语系，属印欧语西支，而和他随后所经“睹货逻国故地”真正讲属东伊朗语、吐火罗语，语系不同。但是回鹘称七八世纪时焉耆、库车抄写佛经的语文为吐火罗语。十世纪回鹘译本《玄奘传》用Toxri对译“睹货逻国”，证明吐火罗语之名不误，成为难解之迷。按我研究，吐火罗人所灭的大夏，最后为大月氏所灭。作为大夏统治者，但大月氏没有文字，逐渐同化本地的吐火罗人。后来本地贵霜翕侯丘就却统一大夏，建立贵霜王朝，代替大月氏。《后汉书》说：“而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两汉史籍与汉简却皆称贵霜为大月氏。实际上建立贵霜王朝后，大月氏早已同化于本地吐火罗，名存实亡，但仍皆称为月氏。《新唐书·西域传》说：“大夏即吐火罗也”。“大夏”兼有(Takharo）/吐火罗对音与Bactria 之地。“大夏”唯一是对吐火罗(Takharo），古汉语对译胡语，都只用两个字。以上之音节皆被省去，这是汉胡对译的规律，所以尾音-ro被省去，而译为“大夏”，上引《新唐书·西域传》兼包音地，完全落实。其地本名一直称为Bactria, 汉史称为“大夏”。绝对不是对译Bactria，唯一就是对译Takharo/吐火罗，无可他解。约前140年为吐火罗等四塞族灭后，就被称为吐火罗斯坦。公元前130年大月氏所灭吐火罗被汉史称为“大夏”，情况完全符合。
其三，回鹘所称印欧语西支焉耆、龟兹语为“吐火罗语（Toxri）”，实际上是大月氏语，而和玄奘所见东伊朗语真正吐火罗语，是根本不同两种语言。凡此皆为玄奘亲自听闻确分为二种不同语言，而他对于印度语言极为精审。《大唐西域记》又是在印度17年后回长安后亲述记录。而现在任何语言学家即使最大天才也只能是将1000多年前无法听到的地下死语言文字，加以分析推测之说，且不说语言学水平，其真实性无法能和玄奘相比并论。我们相信只能是记玄奘当时直接记录，而不能相信，1000多年后的语言学家根据听不到，早消亡。而又非常残缺不全的死文字研究推证的结论，这就是最基本原因。而真的只能一个，我们只能相信，玄奘经历吐火罗十多个故国的，并用这些回家所说吐火罗语。交谈研究，就是唯一真，而龟兹、焉耆的语言是印欧语西支，不是真吐火罗语，至于为什么被回鹘人称为吐火罗语，我们完全可以交代清楚，焉耆王率龙家自焉耆经伊州、沙州、肃州，最后到甘州，占据以为根本基地，建立政权自称龙王，所率部族称为龙家。应和焉耆山地是焉耆最早故在此故地有关系，这个龙王第一代就是焉耆王。武涉《上焉耆王》诗，就是上给他的。而中和四年占据甘州的龙王相差数十年，只能是他的下代。
大月氏自河西祈连山西迁伊犁河流域，不是一次就到，而是先后分三次，第一次是在楼兰海与楼兰绿洲上游牧，汉文帝四年冒顿单于与文帝书说：“……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而以楼兰居首，所以月氏只能在楼兰绿洲上，而为匈奴追杀于此，否则匈奴根本听不到而记下这个胡语楼兰之名与音，更无法能定楼兰为首及的二十六国。第二次迁自楼兰绿洲，沿塔里木河“赶牲畜，逐水草”，而至焉耆与龟兹绿洲上。二国皆为月氏西迁于此游牧一个时期，再向西迁，分别留下部族所建，焉耆之名就是月氏自河西祁连山带去，以为国名。《西天路竟》正称焉耆为“月氏”，可以作为二重证据，所以我提出所谓“吐火罗语”就是“月氏语”。它是属于印欧语西支Kantam 组，而斯脱拉波《地理志》所记灭亡大夏的吐火罗等四族明确为塞人来自中亚两河间地的四部，为东伊朗族语系属于印欧语系东支Centum组而和西支Ketum组明确分立，这和大夏故地发现的吐火罗语完全符合。而和新疆焉耆、龟兹语属于印欧西支，根本不能合二为一，而当今都将之“一锅煮”，是不能成立的根本所在。
(4)河西是焉耆故地，焉耆灭亡，所以焉耆王率王家部族“龙家”向东迁徙入居河西，但是在840年回鹘西迁之前，这和焉耆被灭于9世纪初的时间恰相紧接，也可作为焉耆亡年的旁证，上引光启《沙州地志》说：“龙部落本焉耆人，今甘、肃、伊州各有首领”，是光启元年以前龙家已进到甘州，各有首领，但总的首领就是龙王，最早应从伊州进入沙州，该志伊州下：
我唐始置伊州，宝应中陷吐蕃，大中四年(850年)张议潮收复，因沙州四十户居之，羌龙杂处，今约一千三百人。
大中二年张议潮收复沙瓜二州，三年攻占甘、肃二州，四年收复伊州。同时沙州恢复唐乡里坊制度，废除吐蕃部落编制，今各户申报户口(有邻馆藏文书51)，沙州迁四十户至伊州就是在此时。因伊州成为张议潮所属，而伊州人少，自沙州徙四十户于伊州，如不是全为羌族，就是全为龙家，从而“羌、龙”才杂处。伊州初无羌族，四十家可能皆为沙州羌族，大中十年伊州的纳职县的回鹘与吐谷浑来犯沙州、伊州。六月，张议潮率军征讨，予以惩罚。西迁安西的庞特勤在安西焉耆称可汗。回鹘使入贡，至灵州，与唐使安西的使臣臣相，一同还朝，十一月唐派王端章等元使庞特勤为怀建可汗在伊州被回鹘所劫。但《位阶表》没有回鹘部族的位置，而龙家至少在凉州已成相当于千户长部族。这充分证明在840年回鹘西迁前，有人把焉耆灭亡，与庞特勤居焉在耆称可汗联系为一现确证错误，占据伊州纳职县的回鹘应即乌介可汗所率南下十三部之余部，不属西迁之庞特勤，故抢劫其册封玺印信物，但也未进河西。否则不能杂处，上引张议潮收复河西诸州时五大部族，文书都再强调了音不同，龙家必操焉耆语即所吐火罗甲，龙家是其自称Lung 是汉语龙，固长期龙姓汉化已，但dor不是汉语，古今藏语如确没有，那就只能为焉耆语。
(三) P.t.1189《审定沙州蕃汉各族官吏位阶状》中的Lung dor
敦煌吐蕃文书P. t. l089为长约100厘米，宽31厘米的长卷，写有古藏文84行，保存基本完好，是吐蕃统治河陇后期对河西地区蕃、汉各族的官职级位与实际隶属、统治关系最为具体详细的记述，也是反映蕃汉各族之间彼此官阶高低与大小强弱关系的一件极其重要的官文书，因而也是研究吐蕃时期河西地区民族历史地理的第一手史料。1955年，经法国拉露(Marelle Lalou)译注刊布，此后经日本山口瑞凤、我国王尧、陈践和杨铭教授解释、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不少问题已逐步获得明确，以至解决，但也留下不少难题，其中之一就是第40行的Lung dor。各家先后提出几种说法，解释各异，有的相差很大，甚至相反。我于1979年撰文认为回鹘灭焉耆后，王族部众向东迁徙河西故地，自称龙家，最后占据甘州建立独立政权称为龙王。[3]吐蕃退出甘州后与回鹘争夺以甘州为中心根据地的河西天下，即于阗文《甘州使臣报告》中dum、dumta，贝利最初亦同意龙家说，但后以为河西之dum应为藏族dom/董部落。单靠于阗一种文书，比例对等为1：1，不能定夺，关键必须在吐蕃文书找到龙家证据，成为1：2，才能最后解决，从而不得不注意P. t. 1089中Lung dor，对此我已研究了20年，最后确认它是解决吐蕃文献中唯一能解决龙家出路的决定性证据。但在拉露公布与转写译注后，各国学者都不认为该文献和龙家有什么关系？吐蕃文书Lung与dor究竟表示什么？各有各说，至今仍成为悬案。关键就在各家除汉文外，都只依靠利用一种吐蕃文书，本身材料有限，证据缺乏，只用同一种文书，最后山穷水尽，还是难以找到出路。过去我也只限于利用于阗文书，一对一，难以定论。至少要1对2，即于阗文与汉文书外必须再加有争议的吐蕃文书证据，以为最后取决，成为二至三重证据，才能定于一。这是近若干年来经实践总结而不断形成的指导思想与理论、方法、道路。此文和另一姐妹篇《甘州回鹘可汗两篇吐蕃文书对勘于阗文与汉文书及其重大价值》，都是十多年利用于阗文书讨论龙家与甘州回鹘，而未能彻底解决的旧论题，即因单文孤证，难以服人，所以一直未敢“抛砖”。近年决意于过去于阗文书汉文书互证外，发愤再从吐蕃文书，包括甘州回鹘可汗所用吐蕃文书与汉文贡表，相互结合验证，尽可能将龙家牵涉的汉、于阗、吐蕃、回鹘四个方面的历史、文书，统一分析研究，从而初步揭出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的新路和开辟领域。目前还正在进行途中，今后将一直往下走到底，兹将 P. t. 1089后附《姑臧军团的官吏序的序列与位阶》自39至41行吐蕃原文转写，下加汉文对译，列举如下：
bod sum gyi stong pon
吐蕃 孙波之 千户 长
mthong khyab dong ra shavi stong pon
通 颊 与 阿柴 千户 长
rtse rje zhang pa
节 儿 红铜告身者
gsang gi pho nya
机密 之 使 者
gsang giyi ge pa vhring po
机密 书记 者 中
gsang yi ge pa chungnu
机密 书记 者 小
spyi good
都护 (总管)
bod sum gyi stong cung
吐蕃 孙波 之 千户长 小
rgya drugi lo tsa pa
汉 突厥 通译 者
lung dor gyi dmag po
龙 家 之 将 军
Langs pa sna la gtogs pa
红铜 告 身 官吏 者
rtsis spyan
事务 都护
mthong khyab dang va zhavi stong Cung
通 颊 与 吐谷浑(阿柴) 千户长 小
各家对Lung dor讨论研究结果如下：
(1)1955年法国藏学名家拉露于《亚洲学报》发表《公元八世纪大蕃官吏呈请状》，首先将P. t. 1089正式刊布转写译注以便利用，但于Lung dor无解，亡友张毅（笔名汶江）教授将拉露此文译汉，并对吐蕃中央与地方官制有所讨论，但也末解Lung dor究为何意，[4]成为一大难题。
(2)1980年日本山口瑞凤发表《沙州汉人为吐蕃编成二军团的年代与姑藏(mkhartsan)军团之位置》，将此文书重新译为日文，与此同时，他在《敦煌之历史》中《吐蕃支配时代》一章也予以节引，第一次将Lung dor注为“小部族国?将军”(210页)，已隐约看见Lung为小部族或国家的曙光，但下加?号，说明不知究为何一部族或国家，而仅提出一种的推测，1981年发表《沙州汉人及通颊为吐蕃编成军团之时期》，改为“遗弃地区”(117页)，释Lung为遗弃，dor为地区。遗废地区已经废弃，如何能又成为政区单位？即使Lung吐蕃文有“遗弃”之意也不能适用于此处，至于dor释为地区，至少吐蕃文找不到任何根据，纯属想当然。
(3)王尧与陈践教授参考山口氏著作，将P. t. 1089重新用汉文译注。[5]但于此官称未用山口说，而译为“陇道将军”，看来不同意Lung dot为小部族国和遗弃地区，而将“Lung”音译为地名“陇”，dor为政区“道”，如下文指出，吐蕃地名之“陇”，如陇州/Long cu、山对译为Long；但Lung不是Long,首先不能释“陇”，dor为“道”更难成立，不论吐蕃或唐地方政区制度只能表一级政区，根本不适用于此处，地位不合。
(4)1990年荣新江教授《通颊考》将36～43行即“凉州官阶位列”收入，此处照抄原文Lung doh gyi dong pon后加 “小部将军”，未予讨论。[6]上引各说，荣文一个字也不用，说明他不以然，但他自己也提不出新的解释，所以照抄原文，至于后加“小部”，则因Lung dor位阶较后，但是吐蕃文本身并无“小部”之意，实亦为“添足”，未足为训。
(5)1993年杨铭除将此文书用汉文译注，并详细分析研究，后来居上，[7]是迄今为止总结各家译注与其研究成果，有所前进，对于此官称译为“遗弃地区的将军”，除后加“将军”外，仍据山口藏文意译，将Lung译为“遗弃”，dor为“地区”。上已指出遗弃地区已废不能再用为地方政区，后加将军更讲不通。
总起来说，地名之陇，吐蕃文书“陇山、陇州”皆作“Long”，如《吐蕃大事记》“Long shan/ 陇山”，P. t. 1113《陇州道节度总管府告牒》“陇州”作Longcu，但Lung不是Long，释“陇”应予排除。至于道，唐代分为十道作为第一级政区，如河西道、陇右道，以道统州。以州统县，吐蕃进占河西、陇右两地区后，按吐蕃进军次第与管辖制度，先后设~Khrom，按唐制，称为节度使衙有：
(1)青海(676年)；
(2)廓州(Gogchu rma-gron，乌瑞说rma为黄河， Grom=khrom称为军政府，rma Grom为河源，今前加Gogchu应为廓州，704、755年)；
(3)雅邈川(dhyar mo thang，唐译鄯州节度使，在今乐都即宋邈川)；
(4)姑藏(mkhar tsan，凉州758年)；
(5)瓜州(kwa cu khrom)；
(6)河州大使(仅见唐译名，高于五节度使末见吐蕃原文，当不在五节度使内)，而以陇州节度大使以统领之，称为德论(bde blon，意为福相)或德论会议(bde blon vdun fsa)，唐人称为“东道节度”、“东军宰相大论”等。可能设在河州。唐译德论为“东道”，故“道”是最大政区，不能用于此处，dor不是来自汉文“道”，吐蕃文也找不到为“道”任何根据，但不是用汉音表政区的道，则全可肯定。
按此文书是为审定蕃、汉各族职官位阶，所以依官职位阶与其领属关系而分先后列举的。先列职官名称，次分位、阶大小，包括其领属关系。吐蕃官吏位、阶，皆居各官之首，次为吐蕃部落如孙波等，再下次为其他民族，包括汉人。凡前不加族名的，大抵皆为吐蕃人之官，吐蕃人以外，都必须前加族属之名、位次区别，文书已明确交代，“去年鼠年”，姑藏军政区(mkhar-tsan khrom)的官吏对位列(gral)、官阶(thabs)的意见不一致之事，将军(dmag pon)向大尚论(zhong blon Ched po)，结赞(blon rgya tsan)和论、腊卓(blon rlegs sgra)等等，提出呈请。经过集会讨论作出了决定，吐蕃和孙波(bod sum)之千户长(stong bon)之下为通颊(mthsng khyab)与吐谷浑(va zha)的千户长，在其下为节儿红铜告身者(rtse rje Eangs)[pa])，其下为吐蕃。孙波的小千户长与通颊、吐谷浑之小千户长，在其以下为红铜告身的无官职者(zhang pa sug stong)和带大虎肩章者(stag gi can pa)等等。
据上表部族序列，第—、二等为吐蕃(bod)与孙波(Sum)，三、四等为通颊(mthong khyab])与吐谷浑(阿柴va zha)，吐蕃与孙波之小千户长之下，为“汉(rgya)、突厥语通译(drugi ovtsa pa)”，五、六等可能是汉人与突厥人，但这里仅为其通译者的官位，还需要其他证据。凉州军政节度府区汉人末编为部落，至于drugi/突厥主要诸部，也未编为部落，故皆未设千户长或小千户长。840年回鹘西迁，“一支投吐蕃，吐蕃散之甘州”，而可汗牙部十三姓并未西迁，而是奉乌介特勒(勤)为可汗南下，但此支后来分为数支，分别为天德军石雄、振武军刘沔、幽州节度使张仲武所破，“余众西奔、归于吐蕃，吐蕃处之甘州”，《旧五代史回鹘传》、《五代会要》所记皆同；《新五代史回鹘传》更明确说：“又为石雄、张仲武所破，其余众西徙，役属吐蕃，是时吐蕃已陷河西、陇右，乃以回鹘散处之”，即分散于河西各处，但以甘州境内为最多，只是不在甘州城中，且未形成大部。至于甘州回鹘直到中和四年(884年)七月才出现在甘州左右(城外) “捉道打劫”，和上述二次之西投吐蕃之回鹘都没有直接关系，所以龙家才能在这里称龙王，吐蕃撒出后，更独占据甘州城。《位阶状》不仅反映甘州回鹘尚未成立，回鹘部族少而分散，此时在吐蕃统治下没有什么地位，唯一就是Lung rje虽居最后，但已成为河西部族之一，有官位级别，这是此文书最有价值之处，尤其对于吐蕃文书有无龙家，官位高低部族大小，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证据，首先问题是不是龙家，如果是，证据为何？Lung与dor如何解释？下文先论证解决Lung是龙部落，其王就是“龙王”，在吐蕃文书的证据，为进一步解决《位阶状》“Lung dor”铺奠基础，扫除前进障碍。
四、P.t.1263《蕃汉对译词表》的“龙王”
伯希和从敦煌石室搜去的P. t. 1263，共10行，每行上用吐蕃文表汉语方位、家畜、十二月、族名与国名、王号、野兽的词，下用汉字对应于下，第八行最后，王号为“Lung rje /龙王”，证明吐蕃文书有龙王为龙部族之王。石泰安1951年《弭药与西夏》已将Lung rje /龙王与龙家联系，但Lung rje是“龙王”还不是龙家，而汉文书S. 389《肃州防戍都状》中“龙王”石泰安不知道，不能利用，还不能直接决定吐蕃文书有无“龙家”。而伯希和1961年在《西藏古代史》又提出《词表》中Lung对应“龙字”有些新颖，他按吐蕃译佛教名词的龙作klu，应于lu,前加k为klu，而疑是Lung，但他不知《词表》的年代、作者与其使用目的为何，所疑皆为有多余，它是被《张淮深碑》利用，写在背面，首先不是吐蕃统治河西时吐蕃人所写，而是张议潮推翻吐蕃后，建立河西归义军政权，沙州官吏为翻译吐蕃文书所作为参考用，实为汉人所写。伯希和没有查明P. t. 1263 年代与作者，就提出对“龙”应为Klu，而用Lung对龙可疑，如此Lung是不是“龙”就有问题，首先年代最为关键，其次作者为谁？都必须查明落实，予以彻底解决，否则伯希和被国际视为汉学与亚洲学的历史语言一等权威，所提并非毫无根据，不能等闲置之。森安孝夫与荣新江先后虽都有考订，但皆粗略，限于表面，尚未及底，有待深入《词表》内部各层，揭出可以看到的真象。兹将P. t. 1263 全抄如下，再进一步讨论它的具体绝对年代。
1. //lho/byang/ /shar/ /nub/ / ha si b yang ngos/ / rta/ rnga mo/ /
南·北 · 东 西 · 河西 一 路 ·马· 骆驼 ·
2. ba lang/lug/dpyid sla ra ba/ /dbyar sla’bring po / /
牛 ·羊 · 正月 · 二月
3. dpyid sla tha cungs/ / dbyar sla ra ba /dbyar sla’bring p o
三月 · 四月 · 五月
4. dbyar sla tha cungs / /ston sla ra ba / ston sla’ bring po
六月 · 七月 · 八月
5. ston slat ha cungs / /dgun sla ra ba’ /dgun sla’ bring po
九月 · 十月 · 十一月
6. dgun sla tha cungs
十二月
7. rgya / bod /sog po / ’a zha /drug u / /rgya rje /dru gu rgyal po
汉· 特蕃·胡 · 退浑 回鹘 汉 天子·回鹘 王
8. bod gyi btsan po / / ’a zha rje / lung rje
吐蕃 天子 · 退浑 王 · 龙 王
9. ’brug /se ’ / stag/g-yag /sbrul /phag / spyang hu
龙·师子· 大虫 ·牦牛· 蛇 · 猪 · 狼 ·
10. rkyang / sha ba / sol /tsi / ri bong /gcig sod
野马 · 鹿 · 黄羊·野狐 · 土(兔)子· 一个打得
日本藤枝晃最早成功地将此文书与S. 6161、S. 3329、S. 6973 缀合为《张淮深碑》即利用此件与其他文书废纸抄成，中有“恩被三朝”，即宣、懿、僖三宗。将“汉”，与“汉天子”分别居于国名与王号之首，必为归义军取代吐蕃统治河西时代；在“汉天子”后为回鹘王，且在“吐蕃天子”之前，必在甘州回鹘强盛；btsan po系用汉“赞普”拼音，但又不译为“赞普”，而译为“天子”，“龙”也是不用吐蕃文Klu，而用汉字音Lung，所译必为汉人，不是吐蕃人，而将伯希和提出的颖难与Lu是否为“龙”问题一扫而光；ha si byang ngos/“河西一路”，见于P. t. 1284(4)《河西节度曹太保上狮子于阗王》。我在此前已将之考定为曹议金上于阗王李圣天书，约925年前后，只能用于归义军文书，但具体年代究为张氏或为曹氏归义军，至少还要考证落实。[8]
(1)森安孝夫1977年《藏语史料中出现之北方民族》，据正面所写《张淮深碑》，与回鹘之名最早出现年代考订上限为788年，下限为九世纪后半期。按《词表》中“回鹘王”明为甘州回鹘可汗，与788年唐允将漠北回纥改为回鹘，年代相差很远，地区更是两个，时与地皆不相同，不能直接联系用于断代，上限只能以册封甘州回鹘最早可汗，由于不知碑文抄写年代，定下限为九世纪后半期，也是不能为据的。
(2)荣新江《龙家考》定为归义军初期，是按《张淮深碑》利用《词表》与其他几件文书的废纸拼接后写上的，《词表》比《张淮深碑》早。荣文认为“碑文应写于僖宗末年或更后”，所以定为归义军初期，但是荣文已指出，“如果这是抄件，则年代更晚”。荣新江将碑文考定为僧统悟真所撰。[9]中和二年五月十二日立于沙州归义军节度使衙。890年提张淮深全家为张淮鼎杀害，取代后，碑必被毁不存，碑文既是利用几件文书废纸，无疑是后来抄文，不可能是原稿，但是为何人何时抄写，更不可知，这两个都不能决知，实在无法作为定代证据。如此，荣文定为归义军初期，实难以为据，具体年代必须另求证据。
我们提出下列四项作为具体断代依据：
(1)“河西一道” 最早见于莫高窟159号主窟题衔：“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除吐蕃，收复河西一道行图”，“河西道”来自唐旧道，而封为归义军辖地，官称就是“河西节度使”， P. t. 1284(3)为曹议金军上于阗王书，正自称“河西一道节度使”，确证张氏、曹氏皆用，但限于河西归义军时期，但是不能定为归义军初期，而要有具体年代决定证据。
(2)回鹘王已居于“吐蕃天子”之上，仅次于“汉天子”，这个“回鹘王”最早只能为第一代甘州回鹘可汗，现已查明唐昭宗光化初(898～899年)册封甘州回鹘第一代可汗为天睦可汗，见于S 8444《甘州回鹘与唐朝贡交易文书》和杨钜《翰林学士院旧规》卷一《蕃书并使纸及汉书函事例》。后者载“回鹘天睦可汗书头云，‘皇帝敬问回鹘天睦可汗外外甥’尾云(略) ”，土肥义和考订约编述于天复四年(1904年)左右，实则《旧规》事例皆在东迁洛阳以前与天睦可汗，我考证为天复二年，不是四年，已至10世纪初头，但《词表》“回鹘王”仅在汉天子之下，吐蕃天子之上，而取代吐蕃，已为河西最大国与国王，肯定不是张怀深晚期的甘州回鹘第一代天睦可汗，还没达到这一地位，至少是第二代，因而可以确定在10世纪前期，不是山口文“九世纪后期”，或荣文“归义军初期”。
(3)据S. 2589与S. 389《肃州防戍都上张淮深》两状，中和四年(884年)十月回鹘还在“甘州左右，捉道掠劫”。十二月九日龙家因“无粮用”，退出甘州城，向肃州“逐粮居住”。甘州成为空城，回鹘垂手而得，而于阗文P. 2741、Ch. 00269、P. 2790等三篇《甘州使臣报告》与之紧接，拙文定为886年与888年，沙州张怀深还派军队带2000仲云人、200达旦人进驻甘州三天，而后南去甘州属县山丹，证明仍属归义军。毗伽可汗与其妻二女被杀，扶立太子狄银，虽非出沙州军直接，但《报告》交代杀可汗的一些人都逃到沙州，有的还掌权，886年正处于混乱与混杀中，回鹘在甘州政权尚未稳固建立，次年甘州回鹘遣使沙州。P. 2937《酒司状》“每月日”甘州回鹘一人，每月准供酒□□(雍)，未蒙判凭，不敢不申，伏请处分，丁未年十一月 日 曹文晟，准细供，六日，准深”。这是张淮深亲批，细供就是上等招待，于末年就是光启三年(887年)紧接上《甘州使臣报告》之后，所以汗就是“扶立太子”狄银，回鹘使者只有一人，反映政权部落联盟正在进行之中，必为此事而来沙州，有求于张淮深，沙州派军率南山2000人、达旦200人进驻甘州，导致毗伽河汗被杀，扶立狄银，唯一可能就是张淮深之时，互证《甘州使臣报告》所说绝不能为张承奉。以上列举各项，就是为确证《词表》，回鹘王在汉天子之下，吐蕃天子之上。不属张淮深，唯一在张承奉911年之时。
(4)直到889年，S. 5139《凉州节院押衙刘少晏状》称“经年余以外，甘州回鹘兵强马装(壮)，不放凉州使人拜奉沙州”，此时凉州还属归义军，所以刘少晏向张淮深要兵要粮，次年二月二十二日，张淮深即死于非命。而甘州回鹘第一次被册封天睦可汗致沙州仆射张淮深书，即P. t. 1082已被我论证就是889年，当时回鹘正在甘州被毁坏的废墟上，建立宫殿，请求张淮深派建筑工匠，以至管理人员，甘州政权刚刚建立，相当穷困，有求于归义军，地位低于沙州。甘州回鹘对抗沙州归义军，而日居上风，是在张承奉时代。S. 3905《金光明寺造窟上梁文》：“猃狁狼心犯塞，焚烧香阁摧残”，即901年七月后为甘州回鹘进攻沙州并焚毁之。902～903年又来攻打沙州，以后又不断攻打，911年围攻敦煌，迫张承奉为城下之盟，“可汗是父，天子(张承奉)是子”，《词表》肯定就是在911年前后，而曹氏归义军时，925年于阗文《使河西记》，民族虽列有du 即龙家，但为归义军下属部落，地位低下，为归义军养马，招待除一次送马为细供外，皆为次料。越往后地位越低。榆林窟17号，门楣题“龙家一十四人”皆为造窟者同于平民，所以《词表》不是曹氏归义军时所作，但又不是张淮深归义军，唯一就是其后张承奉911年前后。
《词表》用lung rje对应龙王，证明吐蕃文书不仅有龙王，而且确以Lung 对”龙”部落之名。《位阶状》Lung dor至少lung为龙家之“龙”，已解决一半，至于不用表地区部族之sed，而用dor，所表官阶，在通颊与吐谷浑(阿柴)小千户长之上。Lung dor应为千户，所以只能为龙家，但不是一般，而是具有特殊含义的王家部落。所以dor就是汉称“家”的对应词，下文再进一步予以论证落实。
五、《位阶状》Lung dor 为龙家论证落实
《位阶状》“Lung dor gyi dmag pon/龙家之将军”，lung就是“龙”的对音，龙家为其自称，S. 389《中和四年肃州防戍都呈归义军节度使状》，记其龙王衷私发遣僧一人，于凉州温末首令(领)边充使该文书称：“我龙家共回鹘和定，我龙家便和回鹘为一家，讨你温末”，确证龙家为其自称，他称之龙家皆根据其自称。现在所见除《沙州地志》仅一次称“龙部落”外，其余数十见全皆称为“龙家”，无一称“龙部落”。吐蕃文“部落”称为Sed，而dor山口初称为族、国，而后又改为地区，而为王尧、陈践和杨铭所采纳。P. t. 1263《蕃汉对译词表》第8行末“Lung rje”，汉对译为“龙王”，Lung为龙家之“龙”对译，完全落实。龙家有王，必有其统治部族、军队，管属地面，“Lung dor之将军”实际就是《词表》之“Lung rje/龙王”，但《位阶状》作为吐蕃所属官吏、部族，按《位阶状》排序，当然不能用“王”，而用“将军”。至于《位阶状》不用sed而用dor，即不是一般部落之称，河西唐人几乎全称为龙家，一般不称为部落。当含有特定意义时，有家族之意，与国家连称，家小于国。河西也有于地区之后加家者，如“肃州家”，并有邦王 (邦侯)，如P. t、1l89就是《肃州(sugcu)邦王(dbang po)》，司徒(si-to)河北ha pe(河西北道) tser to、(节度)thyen the i’ wong(天大王)，有人认为肃州家就是“龙家”。荣新江不同意此说，我曾多次研究P. t. 1l89，对此文献，乌瑞、山口、王尧、陈践理解各异，有些字句，甚至可以说“相差十万八千里”，不得不查验原文，参法、中、日译，重译为中文证补。开头两行，上书者和受书者的职官称谓，就各有不同。目前并不能完全排除肃州家和肃州的邦王(邦候)就是龙家与龙王。“dbang po”用的是吐蕃官称见于《圣光寺功德颂》颂文(Do Khams dbang po多康邦候)。P. t. 1188 dbang lbon dbang 就是邦国之意，肃州家的家也就dbang(邦)，相当于龙家之家，只是本族之名现尚不知为何字。
龙部落本焉耆人，所用为“吐火罗语甲”，dor也有可能为吐火罗语自称之名，据我研究，龙家主要为焉耆王族贵族组成。最早由焉耆王率领，向东迁徒进入河西吐蕃统治之下，而称龙王。龙家之 “家”和王家之家必有一定关系。其留在焉耆故土未迁，受西州回鹘统治者，大抵为平民，称为“唆里迷”(So1imi)。虽皆为焉耆人，但尚有区别。于阗人首先予以分别出来，而这个秘密一直不为人所知。虽当代于阗文大师贝利教授亦未窥出此秘，而不承认河西dum为龙家，而认为藏族dom/董部落。在此所以要讲这些，就是因dor这个词各家都没有译出或译对。如果是吐蕃语，应该交代究竟是什么意思，但现在古今藏语都找不到它的用法，不能翻译解释，很可能不是吐蕃语，而是新疆焉耆语，即“吐火罗语甲”的词。关于语言问题有待以后研究解决，但它是汉称家的对应词是肯定的。我反复从各方面考查Lng dor译为“龙家”，有多方面证据，互证落实。Lung确表龙部落，dor只能是家，与Lung合一为Lung dor，别无任何词能与部族Lung /龙结合为一族称，表示位阶，所以唯一就是龙家。
Lung dor定为龙家，下面可以论定在吐蕃统治下的民族地位、官阶大小、以及部众多少。
(1) Lung dor gyi dmag po /龙家之将军，官位阶在第三、四等通颊，吐谷浑千户之下，但在通颊小千户之上，所以龙家应在五、六等汉、突厥之下，列第七等，而在lh bal南山即仲云之上，这只是就在凉州军政区考察的，因为甘州是龙家的大本营龙王，也是在此称龙王的，仲云在此人数不多，不能与龙家比。而瓜州节度府军政区内瓜、沙地区一直为仲云的大本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位阶状》后列沙州官吏带领衔申诉中，南山部落内有万户长和千户长，可见其部众之多，大概仅次于汉人。但吐蕃方面任命的小将校等(dmag pon chung) 反位在他们之上，所以他们不满意，向上奏请。其后决定他们也位居小将校之上，但是吐蕃的小将校等又申请撤消，又翻过来仍位居他们之上，最后只好闹到高于瓜州军政节度区之上的德论(bde blon)、德论等上奏之后，好不容易才从节度得到呈请的撒消审议，沙州官吏的位次与官阶以后就应这样执行了。说明在瓜州节度使军政区南山部落之人多、部大。吐蕃任命之小将校据下文仅为小千户长，然而却居于南山部族千户之上，此当出于瓜州军政节度区的长官将军(即唐人称之为节度使)的决定，南山部落不服，以致翻来复去。德论诸大臣也不敢作主，上奏请吐蕃中央政府，仍然依吐蕃小将校呈请，撒消审议，照旧执行，南山部族的要求仍被否定。这个《位阶状》就是沙州官吏的诉请。一是汉官对吐蕃官位阶之争，二是南山部族官对吐蕃位阶之争。吐蕃委任一些小官以统治汉人和南山部族，所以都位居两者的高官之上，以致引起后者强烈反抗。凉州军政节度区内虽然也有位阶之争，但远不像沙州方面之激烈。由瓜州将军提出审处，上报大论同意批下，即作为决定执行，此状首先附凉州官文位价表以为范例，所以把各个部族的官吏位阶都开列出来。沙州主要只列汉官与蕃官，所以争论最大，问题最多，比较棘手。其次为南山部族，但主要只有吐蕃任命的小千户长而位居南山部族千户长之上，沙州肯定还有其他部落，也当有龙家，但都未列出。因都不存争论，有些部落不一定还存在部落组织形式，有些虽有但部众不多，无须派官设吏，不存在与吐蕃官位阶之争。南山部族设有万户长，其部众之多可以想见。Ch. 00269于阗文《使臣奏稿》，归义军张氏平甘州回鹘内部各部纷争，一下就带领三千仲云人。此时沙州仲云胜兵少说也有一万，所以吐蕃统治时南山部落设有万户长完全符合事实的。瓜、沙州虽有龙家，不可能和南山族相比，但是在凉州节度府军政区内，从上表列可以看出，南山部族远在龙家之后，居于倒数第6位。南山部族之小将校。据下文吐蕃派至南山部族同名之将校，实为小千户长，所以居于通颊与吐谷浑之小千户长之下，其部众多少，大致可以惟知。
(2)“龙家之将军”，吐蕃dmag po有大有小，由它在吐蕃、孙波小千户长之下，通颊、吐谷浑小千户长之上，可以断定为千户长。部众一定比凉州通颊、吐谷浑都多。但千户长仅表位阶，不是真正之千户数，但也要有一个数量的框架、范围、比例之限。只是在五大节度府军政管区内，具体数量、比例皆可有不同，材料不够，在此也不能多说。只是有一点必须指出，《位阶状》部落长官多用千户大、中、小为官称，只有“Lung dor”称为将军，而其前后也皆用千户长，我以为就是因龙家的长官就是龙王，而《位阶状》作为吐蕃官吏是不能用“王”的，所以只能用没有明显区别的dmag po来表示 “Lung dor之将军”实际就是《词表》之“Lung rje/龙王”的另一表示。如此，Lung即龙部落，dor为汉称“家”的对应词，dmag po即表示“龙王”，从而为拙文提供最后一个佳证，彻底拔除这一难拔的钉子。
六、《位阶状》具体年代再验证
《位阶状》具体年代对龙家形成与在河西经历过程与发展都属关键问题。上引各家已有讨论和存在问题辨证如下：
1. 拉露最早将P. t. 1189定为公元700～799年之间据文书中龙尚论之一，论、结赞(blon rgyal tsan)就是松德赞时期(755～797年)的尚、结赞洛朗(zhang rgyal mtshan lha snang)。
2. 山口瑞风指出，吐蕃王族外威系统职官称“尚”(zhang)，与非外威系称“论”(ldon)，不能混用，拉露说不能成立，他另据823年《唐蕃会盟碑》有“宰相同平章事论结替也热”，还原为吐蕃文就是文书中”论结赞。而文书明称“去年鼠年”，他先定为832年(壬子)，后改为820年(庚子)。
3、杨铭补充《会盟碑》悉诺热合乾亦见于文书，从而与823年会《会盟碑》同一时期，更为二重证据。
以上所定年代都限于文书本身，及吐蕃官吏，有关汉人军团编制的年代，其它未能利用。现确定Lung dor为“龙家”必在焉耆灭亡后，焉耆王率王族部众进入河西，如此就为《位阶状》绝对年代上限增加一个上限证据。反过来说，P. t. 1089 年代也为焉耆灭绝对灭亡年代提供证据。而这二个年代都不够准确，还需要加以论证使更精确。如此《位阶状》具体年代论证落实，就具有两方面重要意义，验证如下：
(1)回鹘灭亡焉耆是在保义可汗(808～821年)继位初年。解围龟兹与歼灭大量吐蕃于术，而灭焉耆。上文取成数定为810年。如《位阶状》定为820年只有10年，龙家已在凉州建立相当千户长的位阶。龙家由焉耆东迁河西，经历伊、沙、肃、瓜、甘州，各设首领，最后才到河西最南凉州，南界就是黄河。10年可能达不到，也形不成，所以定为833年，最为合适。
(2)由于P. t. 1088论结赞，与论悉诺热合乾，皆见于823年《唐蕃会盟碑》。文书的子(鼠)年不是820年(壬子)，就是832年(庚子)。山口研究沙州汉人吐蕃编为二军的年代决定为820年，而为杨铭肯定，文书绝对年代就是821年。是有吐蕃文书P. t. 1078《悉董萨部落土地纠纷诉状》推断沙州汉人二军团编立年代约在820年一个的依据。所以山口放弃833年说而取820年说。杨铭的论证成立。但汉人二军团编立对《位阶状》年代虽有关系，但不能作为证据决定。P. t. 1113文书称“王与论冲热辰午春于陇州会议，交与德论盖有通达数印(的文书)，决定置一新通颊军千户”。据山口考证，命令签收发人论、结热的活动年限为815～835年，而他签发的号一件同具“辰年”的文书P. t. 1085中已见有“沙州汉人二军部落”。公元820年以后到835年的吐蕃占领时期仅有一个“甲辰”，即824年。故这个新通颊军千户的编成应在824年。但P. t. 1189在“吐蕃、孙波之千户长”后，已有“通颊与阿柴之千户长”，山口与杨铭解释是通颊军部落是一种军事的警备部队，多用于巡逻守卫等。它与吐蕃的亚规军事千户是有区别的。在敦煌地区可能主要由寺户杂户组成，即P. t. 1189通颊之千户长是军部千户。而824年成立新通颊军千户则是亚规军事千户。荣新江《通颊考》也是把P. t. 1189订为820年，而P. t. 1113沙州立一个新通颊千户(军部落)订为824年，似乎已成共识。我以为通颊复杂，很多问题并未搞清楚，如《位阶状》为820年，不仅已有通颊千户长，而且其下还有通颊小千户长。824年又成立新通颊千户长，原文皆同，并无军部落，乃是荣文于824年文书后加，不无增字释经以就己意之嫌。我以为两者应该就是一个。未出四年又成立一个新的，应是不大可能的。分为两种不同性质是缺乏根据的，如此，《位阶状》的通颊千户长就是824年成立的。
所以《位阶状》应在824年后的833年，而且正和《位阶状》龙家已在凉州形成相当于千户长位阶所需时间相合。而在820年，只经历10年，是不可能的。所以本文定《位阶状》为834年，如此不仅确定《位阶状》最为精确的绝对年代，也能解决不过四年后成立两个通颊千户长，并分为正规军与亚规军部落两种不同的人为制造的矛盾。另一方面又为焉耆灭亡与东迁河西最后到凉州的绝对年代提供证据。焉耆王率王族部落特称龙家，东迁河西绝对是在840年回鹘西迁与南投吐蕃之前，至迟833年前已经历伊、沙、瓜、肃、甘州。而在最南的凉州建立相当于千户长的“龙家之将军”位阶，但在820年就是太早，只经历10年不可能实现。
总 结
一、“龙部落本焉耆人”(光启抄本《沙州地志》)“龙家”是其自称“家”，按汉称相当于“部落”。但为何自称“家”，则因有特殊含义，而非一般部落，它是焉耆为回鹘所灭，改宗摩尼教。一直奉佛教为国教的焉耆，人民可改宗，王与王室亲族，唯一退路就是出亡。而由焉耆王为首率领东迁最早故地河西各州，故特自称龙家，其王称“龙王”，最早就是出亡焉耆王流落河西。现由S. 3328 武涉《上焉祈(耆)王诗》找到人证物证，完全落实。
二、回鹘灭焉耆之时，就是焉耆王率王室亲族出亡形成龙家之年。过去都以为840年回鹘西迁，一支投安西，而856年庞特勒(勤)确“居焉耆，称叶护”，被唐州封为可汗，定焉耆亡在10世纪后期。但我早在1979年拙文考证《九姓回鹘可汗碑》汉文与粟文互证。回鹘保义可汗(808～921)初年，解围龟兹，追击吐蕃与焉耆西七十里于术，歼灭吐蕃与四吐火罗(即摩尼赞美诗所称焉耆)联军，绝对年代就是810年左右，先经20年先后，复考究，最后由吐蕃文书，《沙州番汉各族位阶状》Lung dor/龙家绝对年代为833年予以定死，焉耆王为首率领王家部落东迁，也即龙家形成之年。
三、焉耆王率龙家东迁河西是在吐蕃统治河西后期，不仅唐中央王朝官私对此皆无只字，直到五代亦几无所知，唯一《旧五代史·回鹘传》后附龙家作为别部，仅14字，其时已同此于回鹘，根本不知其来龙去脉。汉文书大抵皆为吐蕃统治以后河西归义军时期，其次为于阗文书吐蕃统治结束后，甘州回鹘龙家与龙家斗争情况，具有重要价值。但当代于阗文开山大师贝利初认为dum为龙家，后有不同意见，最后以为北部哈密(伊州)，可以有为焉耆王族龙家在，南部河西沙州、甘州的dum 为藏族dom/董部落。最关键就是龙家进入河西最早为吐蕃统治时期。如果在吐蕃文书中找不到或不能解决确定，于阗文书dum/龙家最终还是悬案。所以不能成为二十年来我的寻查落实对象，现在吐蕃文书中找到Lung rje/龙王，与Lung dor/龙家对应。
(一)《蕃汉译名词表》Lung rje对应龙王：
1. 确定吐蕃有龙部落即Lung对应龙，王为龙王。
2. 以“汉”与“汉天子”，分别居国名与王名之首，又称吐蕃赞普为吐蕃天子，必为归义军汉官所造。
3. 回鹘天子在汉天子之下，吐蕃天子之上，取代先前吐蕃地位，成为河西最大之国与国王，应在911年张承奉认“可汗是父，天子是子”之时。
(二)P. t. 1188《位阶表》Lung dor各家都不认为是部落，或与龙家有何关系，现由：
1. 《位阶状》本身已确定Lung dor必为吐蕃外的部族，Lung就是龙家，由《词表》解决。
2. 《位阶状》“Lung dor之将军”，在通颊小千户长之上，相当于千户长，dor与lung 结合为一，除对应龙家以外，实在无任何其他词可以配合，dor对应汉称“家”也是唯一的。
3. 《位阶状》两个吐蕃大臣见于823年《唐蕃会盟表》，故“去年子年”不是820年(壬子)，就是833年(庚子)，山口等定为820年，但距810年焉耆灭亡只有10年，而《位阶表》“龙家之将军”已在凉州形成相当于千户长位阶，而由焉耆经伊、沙、瓜、肃、甘州，皆各有首领，不仅有通鉴千户长，也有小千户长，824年又立了一个千户长，似无可能，而到最南的凉州，10年太少，更形不成，而824年吐蕃在沙州设立新通颊一个千户长，《位阶状》有通颊千户长，也有小千户长，如定为820年、824年再立一个通陕颊千户长，就有三个是不可能的，解为正规军与亚规军部落两种不同，缺乏证据，所以定为833年。
四、于阗文书 P. 2741、Ch. 00269二件《甘州使臣报告》所记甘州回鹘与龙家斗争情况，与中和四年(884年)《肃州防戍都上张淮深》两状时间紧接，几无空隙，只能定为886年，并与S. 5139《凉州节院押衙州少晏状》互证时间史实、经过皆可落实，只是后署乙酉(925年)必为己酉(889年)之误。邓文宽已找到四篇历书，“己”因形近而误抄为“乙”，至少有千例，更关键的是状文所讲之事，绝对不是乙酉，而是己酉否则全皆“牛头不对马嘴”，证据如下：
1. “经年余以外，甘州回鹘兵强马装(壮)，不放凉州使人拜奉沙州”，只能为己酉 (889年)张淮深死前一年，如为乙酉(925年)，张议潮所立凉州节度使院早已不存，改由天平军后裔赵超为留后，不属沙州归义军，何需拜奉沙州？
2. 刘少晏是张议潮咸通四年，“递牒便统筹(兼)兵马”，即为节院押衙，如至乙酉，已有62年，即使尚存也不能任事，何况节院早已不存在，只有至己酉为26年才有可能，而向张淮深状要兵要粮，铁定就是己酉。
3. 状文还说甘州回鹘，“三五年来乱计作三朋”，与P. 2741、Ch. 00296于阗《甘州使臣报告》甘州动乱分为三处，如合符节，自886年上推三年正为886年，即二《甘州使臣报告》之年，也就是铁定不移。
4. 登里回鹘可汗就是于阗《使臣报告》的太子狄银被扶立为可汗。886年还是小孩子，经历三年已经成为大人，回鹘甘州政权已经巩固，由他亲掌。而开始强盛，与《刘少晏状》全合，状称与吐蕃攻打凉州，信中正称吐蕃使者，将于孟秋（七月）出军攻打凉州，所以确定与《刘少晏状》同为889年，次年2月22日张淮深死于非命，不能提前和后退，889年也是唯一的。
[1] 黄盛璋：《关于甘州回鹘的四篇于阗语文书疏证》，《新疆文物》1989年第1期，第1～33页。
[2] 参见杨富学：《西域敦煌宗教论稿·敦煌写本〈天台五义分门图〉校录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98页。
[3] 黄盛璋：《论所谓吐火罗语及其有关的历史地理和民族问题》，《西域史论丛》第1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
[4] 汶江：《吐蕃官制考—敦煌藏文卷子P. t. 1089号研究》，《西藏研究》1987年第3期。
[5] 王尧、陈践：《吐蕃职官考信录》，《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
[6] 荣新江：《通颊考》，《文史》33辑，中华书局，1990年，第119～144页。
[7] 杨铭：《关于敦煌藏文文书〈吐蕃官吏呈请状〉的研究》，《马长寿纪念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63～386页。
[8] 黄盛璋：《关于沙州曹氏和于阗交往的诸藏文文书及相关问题》，《敦煌研究》1992年第1期，第35～43页。
[9] 荣新江：《龙家考》，《中亚学刊》第4辑，1995年，第144～1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