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猪 2007-9-9 21:13
大运河城市群及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
作者：刘士林
一
中国大运河不仅有漫长的河道，无数的码头、船闸、桥梁、堤坝及沿岸的衙署、钞关、官仓、会馆、庙宇和驿站，同时也是一个独特的河流文明谱系与集群性的城市文化形态，由北京、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开封、洛阳、徐州、淮安、高邮、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等22个城市构成。它们不仅是一些联系松散的单体城市，而且借助运河文明在水文、商业、航运等方面的共通性，构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城市群，是中国古代纵贯南北的“主干大街”。
二
城市群是一个当代的概念，也被叫做都市群、都市带或都市连绵区。1961年，曾任牛津大学地理学学院主任的地理学家戈特曼（Jean Gottmann），发表了他的纪念碑式著作《都市群：美国城市化的东北部海岸》，在书中第一次提出了“都市群” 概念。都市群的英语为“megalopolis”，来自希腊语的“巨大城市”。城市群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大概是由于都市化的水平不够，所以在中国人们常用的是城市群。按照相关的研究，衡量城市群的标准主要有五条：一是区域内有比较密集的城市；二是有相当多的大城市，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的经济社会联系十分紧密；三是城市间有通畅便捷的交通走廊；四是人口达到相当的规模；五是属于国家的核心区域，并在国际联系中起到交往枢纽的作用。抛开一些历史的因素和发展阶段的差异，运河城市可以说已构成了一个古代中国的城市群。
这可以从几个方面看。第一，区域内有比较密集的城市。以京杭大运河为例，它的城市数量已经达到17座。而如果以中国大运河为例，城市的数量则扩展到24个。第二，运河城市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十分密切，而且其中也不乏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如明清时代江南的中心城市苏州，首先，它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特大城市”。苏州城市变化的主要趋势，是城市从府城内扩大到城厢附郭和郊区市镇。其次，以苏州大都市为中心，还形成了一种十分成熟、多层级的、可以辐射全国的古代市场经济体系，苏州不仅是江南区域市场，而且已具有全国市场的规模，它的经济辐射力已遍及全国各地，而全国各地的商品和商人都汇集到苏州来。第三，通畅便捷的交通走廊，因为大运河本身就是古代中国的一条“高速公路”，使核心城市之间的往来交通十分便捷。大运河是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如沈括《平山堂记》所说：“自淮南之西，大江之东，南至五岭蜀汉，十一路百州之迁徙贸易之人，往还皆出其下。舟车日夜灌输京师，居天下之十七。”尽管它与今天现代化的交通系统不能相比，但在当时已是人们可以利用的最便捷、效率最高的通道。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自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以后，南北贸易“以陆路不便，悉从水路。……自此迄于宣和不改。”（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五）第四，从人口规模与数量上看，不仅当时的苏州、杭州、扬州都是人口超过百万的“国际化大都市”，即使像临清这样如今已衰落的城市，在它的繁盛时期人口也超过了100万的规模。第五，运河城市作为国家核心区域无须论争。如张方平《论汴河》所说：“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大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有食则京师可立，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师，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通水利同言也。大众之命，惟汴河是赖。”当代也有学者指出：“唐宋汴河是维系唐宋王朝繁荣的支柱。唐代中叶，转运到长安的漕粮一般每年保持在四百万石左右，北宋时仅汴河就猛增至六七百万石的数字。唐宋两代通过汴河转运的漕粮到底有多少，难于用数字表达，每年航行在汴河上的船只成千上万，一般有六、七千只之多。从唐代中叶起，汴河就是维持唐王朝存在的生命线……是真正的交通大动脉和生命线。”（马正林：《唐宋运河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最后，大运河在当时也是重要的国际交往枢纽。如田余庆先生所说：“大运河的一端通过明州港以通海外诸国，另一段则从洛阳西出以衔接横贯亚洲内陆的‘丝绸之路’。可以说，大运河起着沟通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巨大作用。”（《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前言第6页。）
三
正是大运河提供的地理、交通、经济与文化联系，使运河两岸的城市自身不断做大做强的同时，也在日益深化的联系中发展为一个水平更高、规模更大的城市共同体。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像这样一个城市群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直接联系南北、在文化上横贯燕赵、齐鲁、吴越、河洛等区域文化的城市群，它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内部在人口、物质、信息、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交换与交流，这对于改变专制体制下日趋僵化与保守的社会与文化结构，使其在生态上呈现多样性，在实践中走向多元化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深入地了解，首先，中国古代社会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农业经济对自然条件与环境的高度依赖，二是社会的再生产主要以“乡土中国”为中心进行。运河文明与运河城市群则与此相反，如果说商贸性是运河文明的基本特点，那么城市经济与文化则是运河城市群的本质。这两种非农业的经济要素与文化特质一旦结合起来，必然在整体上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由于运河城市群涉及的地理、人口与文化空间巨大，使得这种影响得以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范围扩展，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其次，运河城市群还直接参与了中国古代城市的建构与发展。经济史学家曾将中国城市分为“开封型”与“苏杭型”，前者作为政治中心，基本上是北方大都市的象征，“工商业是贵族地主的附庸，没有成为独立的力量，封建性超过了商品性”，“充满了腐朽、没落、荒淫、腐败的一面”，后者作为经济中心，则多半以江南大都市为代表，其“工商业是面向全国的”，流露着“清新、活泼、开朗的气息”。（傅衣凌：《明清时代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8页。）这个划分也可以用来表明中国南北城市的差异。但在运河城市群中，频繁的交往与交流使两者的区别明显弱化，甚至出现了一体化的重要征兆，突破了北方政治型城市与江南经济型城市的界限。如明代朝鲜人崔溥在《漂海录》中就将山东临清与江南城市相提并论：“繁华丰阜，无异江南，临清尤为盛。”（转引自刘泽贵等：《独占鳌头看临清》，《平原晚报》2005年8月10日。）江南的生活方式正是沿着运河传播到北方城市的，如临清人喜欢使用竹器与马桶，至今还留下竹竿巷、箍桶巷这样的街名。当然，交流与影响总是双方面的，大运河也为江南城市向北方与中原学习提供了桥梁，如《隋书·地理志》谈三吴地区：“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数郡……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对“运河城市群”作仔细与全面的研究，可以改变许多以往形成的“观念”与“常识”，对于深入认识中国城市与中国文化是一把重要的钥匙。
作为人类文明中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不仅应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更要以运河城市群及其文化形态，深刻而全面地展示它固有的集群优势与重要地位。这不仅可直接增加世界文化遗产的丰富性与权威性，同时也是推动运河城市群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走向复兴与新生、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契机。而为大运河文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略尽绵薄之力，寄希望于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复兴与新生，则是我们研究大运河城市群及其影响的主旨与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