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西北史地之学概况简介
贾建飞王国维在一篇为沈曾植祝七十寿的序文中曾说：
“ 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 一变也。“ 顺康之世，天造草昧，学者多胜国遗老，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 多为致用之学。求之经史，得其本源，而实学以兴。雍乾以后，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道咸以降，途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治。
“ 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降之学新。”
这段话清楚地道出了清代学术三百年的衍变史。在经历了清初经世致用之学和乾嘉考据之学之后，道咸以降学术的发展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探讨富国强民之路，在学术上则表现为经世致用学风在遭受雍乾嘉时期文字狱的摧残之后重又复兴，而且表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一些特点，在研究的起因、目的、方向等方面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这突出表现在了域外地理学和西北史地之学的兴起和发展上，尤其是西北史地之学，更是在经历了清前期和中期学术的两种变化之后，充当起了道咸以降学术变化的领头羊，极为敏锐地反映出了即将来临的国家危机。
一、西北史地之学兴起之背景
从现代意义的历史研究来说，对我国西北史地之学的研究应是始于晚清的，即19世纪中叶。在很大程度上，它改变和突破了过去那种单一的记载历史的方法，给中国的历史研究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也使西北史地之学在此后能够得以蓬勃发展，成为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新的领域。而西北史地之学之所以能兴起于晚清，它是有着其特殊缘由的。
首先是晚清西北政治形势的变化。在清中期以前（尤其是康、雍、乾三朝时期），西北形势一直不稳，叛乱不断，直到18世纪下半叶方得以平息，巩固了清庭对西北边疆的统治。但是到了19世纪初，随着浩罕的兴起与清庭的腐败无能，西北形势复又紧张，而浩罕支持的张格尔叛乱便是其具体反映。在平定了以张格尔叛乱为主的和卓叛乱之后，尤其是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俄国逐渐成为了中国西北边疆最主要的威胁，不断通过武力手段蚕食着中国的领土；同时英国也不甘落后，通过英属印度也在向西藏与新疆进行着渗透与扩张。而双方在中亚尤其是在新疆所进行的这场志在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所谓的“ 大角 逐” 更使得中国西北地区陷入了长期的危机之中，给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和损失。到了60年代，新疆各族人民的起义一度使得清中央政府的统治陷入瘫痪，浩罕军官阿古柏遂趁虚而入，在很短的时间内占领了新疆的大部分。而俄国与英国为了本国的利益，纷纷拉拢阿古柏，企图使其为己所用，其中俄国还出兵占领了新疆伊犁，这样新疆的危机就日益严重，中央王朝的统治可以说已是名存实亡。针对这种情况，在清庭内部爆发了一场围绕新疆问题的争论，即以李鸿章为首的“ 海防” 派与以左宗棠为首的“ 塞防” 派之 争，海防派主张放弃新疆，而塞防派则坚决反对，竭力主张收复新疆。最终中央王朝决定平定阿古柏叛乱，收复新疆。阿古柏叛乱平定之后，清政府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斗争，最终收回了伊犁地区，新疆重又归于清中央政府统治。1884年，清中央政府在左宗棠、刘锦棠等人的建议下，作出在新疆设立新疆行省的决定，这样新疆就与国内其它省份一样实现了行政上的统一，这对于清庭稳固对新疆的统治和开发新疆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清政府此时已经趋于衰亡，对新疆的统治也日益薄弱，使得俄、英对新疆的觊觎之心并未停止，反而有愈演愈烈之迹象，因此西北的边疆危机可以说并未完全消除。而西北史地之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国家命运的一种思索和追求富国强民的一种学术上的努力，它完全是对变化中的国家形势的一种直观的反映，表现出了一些有识之士在国家面临的危机之前所作出的一种选择。如何秋涛所著的《朔方备乘》就是在沙俄加紧侵华的形势下所作的，反映出了一种强烈的反侵略的爱国情绪。
其次，晚清学风的转变也是西北史地之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清初，明王朝的灭亡使得许多学子文人们开始从自身进行反省，意识到了阳明王学的反动，经世学风开始兴起，并在康熙朝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随着雍、乾时期不断兴起的文字狱，这种经世之风逐渐陷入低潮，乾嘉考据学派逐渐成为了学术的主流。到了19世纪以后，由于统治集团日益腐败，外患日益严重，加之考据学本身极大地束缚了人们思想与学术的发展，考据学也逐渐衰弱，经世之学重新兴起。然而此时的经世之学与清初经世之学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它更加注重解决时代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提倡以学术经世来挽救社会与国家的危机，如龚自珍就提出“ 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 。反映在治史上， 更注重史论，以抒发对现实的看法和自己的政治主张，一些与现实政治、经济、军事等密切相关的历史课题成为了人们所关注的焦点和中心，而西北边疆所面临的危机自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西北史地之学遂成为这种经世学风的一种具体的反映。
再次，谪戍西疆的一些有识之士在晚清西北史地之学的兴起上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时一些遭流放新疆的文人官员往往将自己的亲身所历记录成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著述活动，对西北的史地加以研究考证，逐渐开晚清西北史地研究之先河。如嘉庆年间流放伊犁的洪亮吉，著有《伊犁日记》、《天山客话》、《万里荷戈记》和《百日赐还集》；嘉庆年间流放伊犁的祁韵士，著有《西陲总统事略》（即《新疆识略》）、《西陲要略》、《西域释地》、《万里行程记》及《西陲竹枝词》等，而祁韵士也成为了晚清西北史地之学的拓荒先驱和奠基人；嘉庆年间流放伊犁的徐松，著有《西陲总统事略》和《西域水道记》等。此外，林则徐等人在谪戍新疆期间也对西北史地有着一定的研究。可以说，晚清西北史地之学的产生和发展与这些谪戍之士的经历以及他们的著述是密不可分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著作对当时的许多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使许多人也走上了治西北史地之学的道路。如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就是在整理祁韵士的遗著过程中得到启发，希望补祁韵士《蒙古王公表》之遗缺而作。而且这些谪戍之士自己本身也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发展西北之学的作用，这其中尤以徐松最为显著。徐松从新疆回到京师后，由于正值张格尔叛乱和西北形势日益紧张，许多学者如张穆、沈?、龚自珍等就经常聚集在他的周围，探讨西北时局，大家“ 剧谈西北边外地理，以为笑乐” ，他的住所无形 中就成为了西北边疆史地之学的研究中心，同时也形成了共同治学的风气与风格。其中有一首诗就描绘了这种场景：“ 酒光烛影方熊熊，议论飙发开我蒙， 忽然四座寂无语，天倪道昧相冲融。纸窗夜半明华月，开门飞满一天雪” 。因 此这些人能够走上治西北史地之学的道路，徐松等人在其中无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晚清西北史地学的研究方法
总的来说，晚清西北史地之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
1、实地考察。晚清西北史地之学的一个明显不同于以往学术的特点就是实地考察的方法越来越为许多人所掌握和运用，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就是徐松。徐松在谪戍伊犁期间，在伊犁将军松筠的大力支持下，他翻越天山，游历南疆，长期周游于新疆各地，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完成了《西陲总统事略》的编撰工作，后道光帝钦赐为《新疆识略》。徐松还充分利用了在新疆流放的机会，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完成了其最具历史价值的巨著《西域水道记》的著述。此外，徐松还写有《汉书西域传补注》等，这些无不得力于其在新疆谪戍期间所进行的实地考察。对此，陈垣就说：“ 徐松生平著述最有价值者， 为 西域水道诸书，其得力全在七年之遣戍。” 能够归于这一类的还有祁韵士，他的著述也得益于在新疆谪戍期间的亲历。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谈到晚清西北边疆地理学研究时就曾经说过：“ 此类边徼地理之著作， 虽由考 古引其端，而末流乃不专于考古。盖缘古典中可凭籍之资料较少，而兹学首倡之人如祁鹤皋、徐星伯辈，所记载又往往得自亲历也。” 魏源对唐代地理学家 贾耽的“ 地理之学，百闻不如一见” 也极为重视，而且他自己在1830年也曾准备随杨芳出关，参加对浩罕、安集延入侵的反击，并考察西北边疆地理，但到了嘉峪关后因事而返。清末陶保廉的《辛峁侍行记》也是实地考察的一个成果，记载了他在赴新疆途中的所见所闻，对沿途的城镇沿革、山川道路、古籍名胜、人物风俗等均有记述。可以说在晚清研究西北边疆地理的学者中，除了极个别的如沈?外，都是非常重视“ 目验得之” 的实地考察方法的。而这种 研究方法的更新也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促进了晚清西北史地之学的繁荣。
2、考据与文献整理。虽然在19世纪后，乾嘉考据学派开始衰败，但其影响却依然深远，学者们一般都精通考据之学，尤其是考据之法依然为许多人所使用，这深深地表现在了晚清西北史地之学的研究之中。在西北边疆危机日益严重时，经世学风开始复兴，许多文人学子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西北，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引起人们对时事和国家的关心，达到经世强国之目的。但由于受条件的限制，许多人并不能象徐松和祁韵士那样亲历西北去进行实地考察，加之受传统学风之影响，他们便又将目光转向故纸堆中，但这次他们已不同于乾嘉考据学派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更具有经世的意义。这突出表现在了对蒙元史的研究整理编撰以及对古文献中涉及西域部分的考证等，以至带动起了重修元史的热潮。如龚自珍的《蒙古图志》，张穆的《蒙古游牧记》，魏源的《元史新编》，李文田的《元秘史注》，沈曾植的《佛国记校注》，《元秘史补注》和《蒙古源流笺证》，何秋涛的《圣武亲征录》校本，丁谦的《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元秘史地理考证》，《元圣武亲征录地理考证》，《元经世大典图》，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曾廉的《元书》等。而洪钧之书首开“ 用西 方之资料，以证中国之事实” ，更是在方法上有了重大的突破，对后世治学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
三、晚清西北史地学的主要著作
晚清西北史地之学的著作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对自己所见所闻的记载，或是根据自己所见所闻对以往文献记载的一种补注，以祁韵士的《万里行程记》，徐松的《汉书西域传补注》，《西域水道记》，陶保廉的《辛峁侍行记》等为代表。第二，文献考证整理之著述，以程恩泽的《国策地名考》，李光廷的《汉西域图考》，徐松的《元史西北地理考》，《西夏地理考》，沈?的《西游记金山以东释》，李文田的《元秘史注》和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等为代表。第三，在这一时期也涌现出了一些政论性的著作，著者希望通过著书来表达自己的政见，如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就是针对当时国家国力衰弱，民不聊生，而西域发展缓慢且国防空虚等严重的现实问题而作的。他在文章中提出了在西域置行省，从内地大规模向西域移民实边，发展内地与西域的贸易，开发西域并巩固国防等诸多措施。而沈?的《新疆私议》则是对在张格尔叛乱期间在清庭中出现的一股放弃西疆的论调的一种反驳，他提出了巩固西部国防的思想和主张，并提出要慎重处理民族关系，主张安定新疆局面，稳定对新疆的统治等。这些政论行著作的出现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无疑都是有着其积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的。第四，一些新的著述的出现。这主要是由于不满以往文献记载的错误或是遗漏，因此许多学者开始了重新编撰或是著述的工作，这其中尤以对蒙元史的编著为要，如张穆的《蒙古游牧记》，龚自珍的《蒙古图志》，魏源的《元史新编》，曾廉的《元书》，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屠寄的《蒙兀尔史记》等。
可以说，晚清西北史地之学的成果是多方面的，著述的大量涌现表明西北史地之学已经成为了当时的一种风气，发展成为了一门针对性很强的专门学术，同时也初步形成了一个有着共同学术和治学风格的西北史地学派。
附晚清西北史地之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著述：
洪亮吉：《伊犁日记》，《天山客话》。
祁韵士：《西陲总统事略》，《西域释地》，《西陲要略》，《蒙古王公表》，《皇朝藩部要略》，《万里行程记》，参与编撰《西域同文志》。
徐松：《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元史西北地理考》，《西夏地理考》。
张穆：《蒙古游牧记》，《昆仑异同考》，《北魏地形志》，《游牧记》，《元裔表》，《外藩碑目》。
龚自珍：《蒙古图志》（书未成而遭火毁，残存《拟进上蒙古图志表文》等10篇），《一统志》，《西域置行省议》，《北路安插议》。
魏源：《圣武记》，《元史新编》。
沈?：《西游记金山以东释》，《六镇释》，《新疆私议》。
何秋涛：《朔方备乘》，《圣武亲征录》校本。
丁谦：《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元秘史地理考证》，《元圣武亲征录地理考证》，《元经世大典图》。
沈曾植：《佛国记校注》，《元秘史补注》，《蒙古源流笺证》。
俞正燮：《驻?大臣原始》（《癸巳类稿》卷八）。
程恩泽：《国策地名考》。
李光廷：《汉西域图考》。
李文田：《元秘史注》。
洪钧：《元史译文证补》。
陶保廉：《辛峁侍行记》。
曾廉：《元书》。
屠寄：《蒙兀尔史记》。
另外，清朝各级官员也组织学者编撰了一些与西域有关的史地文献，如：乾隆时期的《皇舆西域图志》52卷，《新疆图志》160卷（王树楠、袁大化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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