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廷彦:赵岐《孟子章句》政治思想管窥
汉人《孟子》注，现在仅存赵歧的《孟子章句》。１９６３年春，我向蒙文通老师请教公羊学方面的若干疑问，并就何休公羊注提出肤浅的看法。蒙老师希望我对赵注《孟子》作同样的研究；因而，我在拙稿《评春秋公羊解诂》（《上海图书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表示也要联系东汉末的政治形势来剖析《孟子章句》。赵岐与何休相似，也遭受过宦官的严重迫害。他生于东汉中期安帝时，卒于曹操当政的建安六年（２０１），年九十余。三十多岁时，他“有重疾，卧蓐七年”，后来遭逢“主荒政谬”、“纲纪大乱”的桓灵之世，仕途坎坷。永寿年间（１５５一１５７），他曾因京兆尹延笃之召为功曹，因故得罪了宦官唐衡之兄唐眩。延熹元年（１５８），以“宽仁”著称的延笃罢官，唐眩继任京兆尹；赵岐惧祸亡命于外，“江淮海岱靡所不历”，家属宗亲都被杀害，幸得安邱大地主孙嵩的收容，藏匿于复壁之中历数年之久。延熹七年，唐衡死，赵岐虽得被赦，但不久又遭党锢十余年。据赵岐自述，正是在那长年累月的“心剿形瘵”、“精神遐漂”之中，他只好“系志于翰墨”，“述己所闻，征以经传”，为《孟子》作章句，假以排遣忧思（《孟子题辞》）。
尽管赵岐在失意时自称为“逸民”，但他始终热衷于政治活动。中平元年（１８４）黄巾起义爆发后，灵帝大赦党人；赵岐受征为议郎。献帝时，他“复拜议郎，稍迁太仆，最后官至太常。在这段时期内，他以“安上救民之策”，先后劝说袁绍、曹操、公孙瓒、董承、刘表“共奖王室”。显然，赵岐并非不问世事的儒生，而是敢于发表政治主张，积极参与政治的人物。
《孟子》七篇畅谈政治上的是非得失。非常关心封建王朝兴衰存亡的赵岐认为“帝王公侯遵之，则可以致隆平、颂清庙；卿大夫蹈之，则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厉操者仪之，则可以崇高节、抗浮云”。这是他对《孟子》主要宗旨的认识。鉴于“孟子以来五百余载，传之者亦已众多”，而“今诸解者往往摭取而说之，其说又多乖异不同”，需要一个“寤疑辩惑”的本子，以供初学者阅读，为此，他编著了这本章句。
在赵岐之前，早在东汉前期，程曾已著《孟子章句》。与赵岐同时或稍后注《孟子》的，则有刘熙和高诱。著名的太学生领袖刘陶“作七曜论，匡老子，反韩非，复孟轲”，也是宣扬《孟子》的。治《孟子》为当时的显学，似可断言。在政治极端黑暗腐败的年代，士大夫把《孟子》视为救世之良方，并非偶然。
孟子说：“未有义而后其君者”，“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梁惠王》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赵注：“义者尊尊，人无行义而忽后其君者”；“舍生取义，义之大者”。坚决反对外戚梁冀专政，因而遭到诬害的李固，发挥孟子思想说：“义路闭则利门开，利门开则义路闭”；临刑前声称：“不顾死亡，志欲扶持王室，固身已矣，于义得矣！”（《后汉书·李固传》）表示履行了孟子的遗训。他的言行，对于此伏彼起不断与外戚宦官斗争的大批士人，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孟子说：贵戚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万章》下）。赵注：“亲近贵戚，或遭殃祸。”本初元年（１４６），梁冀毒杀质帝而立桓帝。皇帝被外戚废弃，甚至被杀，岂仅“易位”而已，不能不使赵岐为之震惊，于是极而言之为“遭殃祸”。孟子说：“与谗谄面谈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又云：“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告子》下）赵注：“与邪恶居，欲使国治，岂可得乎？”“凡庸之君，骄慢荒怠，国常以此亡也。”赵岐这些话，非常切合桓帝和灵帝的情况。生逢其时的士人，如何正确对待这样的皇帝，是必须慎重作出抉择的大问题。
孟子说：“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离娄》上）赵注：“人臣之道，当进君于善，言吾君不肖不能行善，因不谏正，此为贼其君也。”这就是说：臣下对于君主的罪恶过失，只能谏正；责怪君主不肖，是大逆不道。然而，谏而不听又当如何？孟子说：“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公孙丑》下）赵注：“谏正君不见纳者，当致仕而去”，再无其他良策。
孟子褒扬伊尹忠于商朝，谓“太甲颠覆汤之典型，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万章》上）。汉代的公羊家认为放太甲的伊尹和逐君存郑的祭仲都是“知权”的贤人。《春秋公羊解诂》说伊尹“前虽有逐君之负，后有安天下之功”（桓公十一年）。《孟子》也重权，一则曰：“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离娄》下），再则曰：“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尽心》上）赵注：“权者，反经而善也。当以道援天下，权时之宜，拯世以道，道之指也”；“执中而不知权，犹一介之人，不得时变也。所以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然而，孟子和赵岐都未明确指出伊尹放太甲为知权；孟子所强调的是：“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尽心》上）赵注：“人臣秉忠志，志若伊尹，欲宁殷国则可放恶而不即立君，宿留冀改而复之；如无伊尹之忠，见闲乘利，篡心乃生，何可放也？”
“谏”无效，“放”不可，采取“伐”的办法是否可以呢？
孟子引《汤誓》：“时日害丧，予及汝皆亡。”赵注：“桀为无道，百姓皆欲与汤共伐之。无道之君，众怨神怒，则国灭祀绝。”（《梁惠王》上）孟子云：“残贼之人，谓之一夫”，称赞武王伐纣是“诛一夫”，而非弑君（《梁惠王》下）；又云：“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离娄》下）赵注：“纣以崇恶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论之”；“失其民之心则天下畔之，箪食壶浆以迎武王之师是也。”东汉王朝在桓灵时期确实到了众怨神怒的地步。徐穉不禁惊叹“大树将颠”。（《后汉书·徐穉传》）孟子云：“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万章》上）郭太针对东汉的实际情况，明白地指出：“汉室灭矣”，“天之所废，不可支也。”（《后汉书·郭太传》）在这种情况下，孟子“诛一夫”的言论，能否成为农民起义和其他反王朝势力的舆论支持呢？
孟子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赵注：“贤者不遭遇，独治其身以立于世间，不失其操也。”孟子以孔子尝为“委吏”、“乘田”和颜渊居陋巷为例，说明圣贤安于贫贱（《万章》下、《离娄》下）。赵注：“国无道则圣人居乘田，量时安卑”；“当乱世安陋巷者，不用于世，穷而乐道也”。
不仅如此，孟子还说：“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梁惠王》下）。赵注：“不责己仁义不自修，而责上之不用己，此非君子之道也”；“谗邪构贤，贤者归天，不尤人也。”甚至在遭到迫害时，也只能责怪自己。孟子云：“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离娄》下）。赵注：“横逆者以暴虐之道来加我也，君子反自思省；君子常行仁行礼，如有一朝横来之患，非己愆也，故君子归天，不以为患也。”这种逆来顺受的态度，对于一再罹难的赵岐，可以有一定的宽慰作用。
《抱朴子·自叙》云：“汉末俗弊，朋党分部。”赵岐虽然也卷入党锢的漩涡，但似反对朋党比周，又反对孔孟所谓乡愿。他在注释“国君进贤”一章时，强调“选大臣防比周之誉，核乡愿之徒”；“恶直丑正实繁有徒，防其朋党以毁忠正”（《梁惠王》下）；而在解释乡愿“阉然媚于世”时指出：“乡愿之人能匿蔽其恶，无德而人以为有德，故曰德之贼也。”（《尽心》下）
孟子云：“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不由其道而仕者，与钻穴隙之类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赵注：“男子之道，当以义匡君。从君顺指，安得为大丈夫”；“苟容干禄，逾墙之女，人之所贱”；“得志行正，与民共之，不得志隐居，守道不回也”。
这一系列论点，对于忠于王朝，坚决与操纵朝政的外戚、宦官不懈地进行斗争的大批士人，包括赵岐本人在内，无异是精神上的支持和行动的指针。
以上所述，都属于士大夫如何“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厉操”的准则。至于帝王公侯如何“致隆平”，赵岐认为孟子所谓“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用不足”，抓住了“为政之要”，“圣人以三者为急也”（《尽心》下）。赵岐又就孟子详细回答“滕文公问为国”，强调“尊贤师知，采人之善，善之至也；修学校，劝礼义，敕民事，正经界，均井田，赋什一，则为国之大本也”（《滕文公》上）。
诸葛亮云：“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出师表》）孟子大声疾呼尊贤，正是东汉末年士人的共同意愿，赵岐“善之至也”的话，并非随口说的。
最后应该指出：《孟子》因有民贵君轻的言论，不利于君主专制，列为经书的时间较晚。然而，总的说来，正如赵岐所表彰，它颇有助于维护封建王朝。《孟子章句》虽是激于东汉晚期的形势而作，有明显的时代烙印；由于整个封建时代，政治经济制度以至伦理道德，并无根本的变革，赵岐所鼓吹的孟子的政治思想，对于后世的封建统治者，都是有所裨益的，这部章句因而得以长期流传。朱熹的《孟子集注》，对于赵注也“不甚掊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现在研究《孟子》不能抛开赵注而不予重视。拙稿仅作初步的探索，谈不上深入细致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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