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物考古述略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王朝。它立国西陲，拥兵五十万，与两宋辽金相抗衡，从公元1038年建国，到公元1227年被蒙古灭亡，长达190年，对开发西北贡献尤大，理应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在二十四史中，西夏仅以“传”附于宋、辽、金三史，而无西夏史，使人们对西夏的了解和认识受到很大限制，研究西夏曾被称为“绝学”。但是，近年来，“绝学”的感叹已渐成往事。有关西夏的论文频频发表，有份量的专著也不时出版，从而大大促进了西夏学的发展。我们注意到：其中最主要的一些成果，都与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有关。80年代以来出版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天盛改旧定新律令》（简称《律令》）、《文海研究》、《类林研究》等，本身就是出土文献的译释和研究。而《西夏文物研究》、《西夏佛教史略》、《西夏史稿》、《西夏学概论》、《西夏经济史》等几部西夏史著，无不充分利用考古新成果，从而使其内容更为充实。这些都显示了西夏考古在西夏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西夏文物，早在清代嘉庆年间就有发现。20世纪初，内蒙古黑城大量西夏文献的重大发现，对西夏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50年代以来，在西夏都城兴庆府（宁夏银川市），在西夏故地的宁夏、甘肃、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等广大地区，都有西夏遗迹、遗物发现。下文，分八个方面略陈如下。
一、 帝陵与墓葬
西夏陵墓的考古，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到目前为止，在宁夏贺兰、永宁，甘肃武威等地都有西夏墓葬发现，不言而喻，最为重要的当然是西夏陵。
西夏陵是埋葬西夏历代帝王的地方，位于银川市西郊贺兰山东麓。在约50平方公里的洪积扇地带，坐落着9座帝陵陵园，二百五十多座皇亲国戚的陪葬墓，其规模与北京明十三陵和河南巩县宋陵大体相当，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
西夏陵和明代以前的其他历代帝陵一样，地面建筑早已被毁，成为废墟。但其遗迹保存较好，布局清晰；高大突兀的塔式陵台，令人瞩目；经历了近千年风雨浸蚀、高达数米的夯土城墙，仍然奇迹般地屹立在那里。西夏陵的总体布局，从南向北分为四区，陪葬墓的分布以每座帝陵为中心，呈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西夏陵的考察和发掘，自1972年以来，断断续续，一直持续至今。先后发掘帝陵一座，陪葬墓4座，清理陵园遗址一处以及部分碑亭遗址、窑址和北部建筑遗址，出土了大量文物和建筑材料。
帝陵陵园呈纵向长方形，大体坐北朝南，由鹊台、碑亭、角台、月城、内外神城、门阙、献殿、陵台等遗迹组成，面积达十几万平方米；地宫为阶梯式墓道穹隆顶土洞墓，有主室和左右耳室，面积不大。陪葬墓有的仅存墓塚，有的有墓园，规模大小不等，封土有圆墩、圆柱、圆锥等不同形式；墓室为阶梯式墓道单室土洞墓；有的墓园规模很大，也有碑亭、献殿等建筑，当是重要贵胄之墓。墓塜的大小和墓园布局、规模的不同，反映了西夏森严的等级制度。陵墓地表砖瓦等建筑材料俯拾即是。经发掘出土的如绿色琉璃瓦当、滴水、花砖、鸱吻、套兽、脊兽，以及雕龙石柱、石刻螭首、莲花柱础，特别是国宝级文物、高1.52米的琉璃鸱吻（现已调中国国家博物馆），还有造型独特的屋脊蹲兽迦陵频伽、摩羯魚、吼狮等，无不反映了昔日陵园建筑的宏伟壮观和豪华景象。如果将西夏陵复原起来，其雕梁画栋，红墙碧瓦，在宏观上与中原帝王陵园有很多相似之处。
西夏陵出土文物，有的很有特色。如造型逼真、重达188公斤的鎏金铜牛，雕刻粗放的石马、石狗，造型奇特的力士碑座，深目高鼻、留八字胡的文臣头像，富有民族特色、纬线显花的工字绫，鋳造精工的葡萄纹金饰和鎏金银饰，众多的内容丰富的西夏文碑刻残片等，无不荡漾着西夏文明的霞光。
西夏陵“仿巩县宋陵而作”，但又有许多与中原陵园不同的特点，其中最主要的是陵台，它不在神城四周的中心，而是雄踞于陵园西北方；而其形制,也不是常见的圆形、覆斗形，实际上是一个多层（5—9层）的八角形密檐式塔，复原起来，有点像侗族的增冲鼓楼，十分壮观，是西夏陵最具特色的建筑。据《旧唐书•党项传》载：党项人居住的是用牛羊毛织成的帐篷，即“居有栋宇，其屋织犛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死后要“焚屍，名为火葬”。但在西夏陵看到的，却是传统的木结构大屋顶建筑，实行的是土葬，这显然是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
本世纪初，在西夏陵南约20公里处，发现了党项大族野利氏家族墓地，是西夏考古的最新发现。它位于永宁县闵宁村，有墓葬14座；封土与西夏陵陪葬墓相似，有的也有墓园，也为阶梯式墓道单室土洞墓。从出土汉文碑残片看，奉勅撰写碑文者，是李元昊重臣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张陟[ ]，为墓葬断代提供了确切依据，是现知唯一的西夏早期墓葬。在已发掘的8座中，两座有天井，这在西夏墓中是前所未有的，表明它受了唐代的影响。最具特色的出土文物是木俑，有武士、文臣、木鸡、木牛、木羊等；而头戴盔甲，做骑马状的武士，或许反映了西夏在战争中对骑兵的重视。墓中多有马、骆驼、绵羊等动物骨骼，有的为幼羊，说明当时党项人仍然保存着“衣皮毛，事畜牧”的传统习俗。在8座墓中，有5座为火葬墓，表明西夏早期盛行火葬[ ]。
武威是西夏要地，被称为“西夏辅郡”。早在清嘉庆年间，这里就有“西夏碑”、西夏钱币等重要文物发现，是除银川之外发现西夏墓葬最多的地方。从1977年到1998年的20多年中，6次发现西夏墓，多为西夏后期墓葬。其中，单人墓5座，双人墓2座。这些墓葬颇具特点：一是墓室较小，有木缘塔、棺状灵匣等装骨灰的葬具；二是出土有铜器、瓷器，而以木器较具特色，有桌、椅、酒壶、供器、笔架、衣架、小木塔、木宝瓶等。1977年西郊林场墓出土彩绘木板画29幅，绘有“蒿里老人”（可能是墓主人）、贵妇、男侍、女侍、童子、武士、星宿、家禽等[ ]。这些墓没有殉葬动物，从另一方面为研究西夏葬俗、服饰和社会习俗提供了难得的形象资料。
二、 城址与遗址
20世纪初，沙俄探险家Β•Π•柯兹洛夫，英国人斯坦因等，就在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进行考古发掘，并对古城做了考察。50年代以来，在宁夏先后发现了石咀山省嵬城、同心韦州城、海原西安城。在内蒙古发现了临河高油房古城，达拉特旗塔城塔村古城，鄂托克旗陶斯图古城，吉兰泰镇西勃图古城等。80年代，甘肃和内蒙古先后再次对黑城进行了调查和清理。
西夏古城多属军事性质，规模一般较小。内蒙古黑城遗址，有迭压在一起的早晚两座城址，大城是元亦集乃路城，其东北隅的小城是西夏黑水城。小城方形，边长约238米，有城门、瓮城、马面、角台等设施[ ]。这里以出土西夏文献而闻名海内外。（后文要谈到这是上世纪西夏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临河高油房古城，略呈方形，边长约900米，是西夏现存最大的城址。这里发现了西夏铁钱窖藏，还出土了少见的金器，有佛、莲花盏托、碗、环等，制作都很精致，而以魚形指剔、镂空人物耳饰为最。
贺兰山是西夏的“神山”、“圣山”，西夏统治者曾在山中大兴土木，景宗元昊“大役丁夫数万，在山之东营离宫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日与诸妃游宴其中。”[ ]调查发现，在贺兰山中部南起滚钟口，北迄大水口等近10条山沟中，皆有西夏遗址。或在山间高台，或在沟边台地，或在沟中较宽广的地方，只要有适合地形，皆有遗址可寻。这些遗址，面积大小不等，残破砖瓦、陶瓷残片随处可见，遗址前多有高低不等的石砌护壁，数万平方米的大型遗址，多被群众称为“皇城台子”；有的沟内还有陶瓷窑址。
位于银川西北约90公里的大水口遗址，群众称为“元昊宫”；在山口两侧，层层台地，依山势而建，皆有石砌护壁，高数十米，绵延十余里，规模宏大；有的地方尚见断垣残壁，有的台基、踏步、台阶尚存[ ]。拜寺沟从东向西依次有土关关、峡道、方塔区、南面台子等多处遗址；其中殿台子遗址在沟尽头贺兰山分水岭下，坐西面东，呈八字形，有六级台地，约五万平方米，地表散落建筑材料。琉璃瓦件多为白色瓷胎，质地坚硬，造型规整；砖的形制多样如花边砖、花卉砖、六边形莲花纹砖，都十分精美[ ]。
拜寺口双塔北侧大型塔群遗址，残留塔基62座，有方形、八角形、十字折角等形式，分布在11级平台上；有的塔基有塔心室，内装擦擦，有的基座上尚残留彩绘壁画和梵文咒语[ ]。这些遗址，为研究西夏建筑提供了全新的资料。
三、窑址和瓷器
中国是丝绸之国，也是瓷器之乡。但西夏瓷器如何，则鲜为人知。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宁夏、甘肃、青海和内蒙古西部地区，就有零星发现，多出土在墓葬、遗址、窖藏中。其中1975年灵武崇兴[ ]，1978年武威青嘴村[ ]，1979年青海互助[ ]，1982年武威塔儿湾[ ]，1983年湟中维新乡[ ]等地的瓷器窖藏，出土了不少精美瓷器，其中塔儿湾的白釉褐彩牡丹罐和白釉褐彩莲花瓶最具特色，为它处少见；豆绿釉瓮上有墨书西夏文“光定四年”题款，有的残次品还用墨书西夏文写明报废，这些都是有关西夏瓷的重要资料。而正式发掘并揭开西夏瓷面纱的，只有宁夏灵武窑和灵武窑附近的回民巷窑址。前者则是1984—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的，规模大，收获多：计发掘面积700平方米，发现西夏窑炉3座，清代窑炉1座，西夏作坊8座，元代作坊1座；出土瓷器、工具、窑具等3000余件及大量瓷片，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较大成果[ ]。后者是1997年，宁夏考古所又发掘了灵武窑附近的回民巷窑址，清理窑炉两座，灰坑3座，出土文物2000余件，对西夏瓷作了重要补充[ ]。据研究，灵武窑共分5期，1、2期为西夏中晚期，西夏后继续生产，直到清代；而回民巷窑略早于灵武窑，并废于西夏晚期。
灵武窑的西夏瓷器，以褐釉、青釉、白釉、黑釉为多，而以白釉瓷和剔刻花瓷最具特色。器物有碗、盘、盆、壶、瓶、罐、瓮、钵、釜、杯、盂、炉、灯等，还有文化用品、宗教用品、雕塑艺术品、建筑材料、兵器等，种类繁多，内涵丰富。装饰花纹有几何纹、动物纹，而以花卉纹为多；花卉纹中以牡丹花为主，还有莲、菊、梅、石榴等花，古朴华丽，别具特色。1、2期也即西夏中晚期的瓮、盆、碗、钵等器物，特别是扁壶、经瓶上，多为剔刻花。它是在施釉的胎体上剔刻掉部分釉面，使留下的釉形成主体纹饰，胎、釉色差对比强烈，宾主分明，疏密得当，有的又采用开光构图，给人以明快之感。这么多装饰精美的各色器物，反映了丰富多彩的西夏社会生活状况。
在这批器物中，有些器物与党项族的社会状况和生活习俗相关，如秃发俑头，是党项族特殊发式的形象资料；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在其建国前就发布过“秃发令”，规定“如三日不从令，许众杀之”[ ]。又如数量很大的纺轮，反映了党项族家庭毛纺织业的繁荣。最具特色的是器形偏圆上有系绳之耳，器表剔刻牡丹花纹，造型别致的扁壶，是骑马民族驰骋于草原沙海装水、装酒的最佳用具；这种扁壶，为国内其他窑址所罕见，是灵武窑独具特色的产品。需要说明的是，西夏瓷的生产工艺不是无根的，而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回民巷以黑、褐、青釉为主，“受陕西耀州窑影响较大”[ ]；而灵武窑的剔刻花瓷是磁州窑系的代表产品，白釉瓷又为定州窑系所长。西夏瓷是在河北、山西磁州窑系、定州窑系的影响下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受到陕西耀州窑的影响。
四、窖藏与钱币
西夏窖藏在甘肃、宁夏、内蒙古都有发现。1972年武威张义[ ]，1976年灵武横山[ ]， 1982年准格尔旗准格尔召[ ]，1985年伊金霍洛旗的白圪针、瓦尔吐沟、牛其圪台、陶家圪楞、根皮庙沟等[ ]处，1987年武威署东巷[ ]，都有西夏窖藏发现。这些窖藏出土了一批批瓷器、金银铜器、木器、文书等文物，有的十分重要。内蒙古两旗窖藏的铁器，品种繁多，内容丰富：生活用具有鍑、鍋、釜、火盘、鏊、铛、火撑、臼、杵、箅、勺、箕、熨斗、剪刀、刀、箍、锁、钓、马衔、马镫等，生产工具有钁、锹、铲、锄、镰、犁铧、犁镜、凿、锯、环等，还有兵器铁镞、刑具铁铐；而羊首铁灯则是西夏对羊崇拜的反映[ ]。灵武出土的银碗，器底墨书该碗重量的西夏文字，是少见的西夏计量文物。武威出土的文书有西夏文佛经、药方、汇款单，汉文布告、公文、请假条、欠条，还有竹笔、木简、木筷等，多为首次面世。而在署东巷出土的金钵、金钏、珠饰金链，做工细腻，件件精美；此外，还有十分重要的银锭22枚。这些珍稀文物，为研究西夏的物质文明和社会习俗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在西夏窖藏中，最多的是钱币窖藏。早在清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金石学家刘青园就在武威，发现了著名的凉州西夏钱币窖藏。其中有“西夏元德、天盛、乾佑、天庆、皇建、光定诸品”，还有“西夏梵字钱”，并在初尚龄《吉金所见录》中著录。在此之前，人们只知西夏有“天盛”钱，不知有其他钱；只知有“梵字钱”，不知所谓“梵字钱”就是西夏文钱。刘青园凉州西夏窖藏钱币的发现，不仅在钱谱中使西夏钱币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使人们认识到：西夏所铸钱币，不是只有“天盛”一种，而是还有更多的其他品种；过去钱谱中所载不知为何时、何国的“梵字钱”，经与“西夏碑”中的西夏字对照，才知是“西夏梵字钱”[ ]。刘青园说：这种钱南宋洪遵作《泉志》时，“即不之识，数百年后破此疑窦，亦快事也。”[ ]刘青园认识西夏文钱，解决了钱币学上一大问题，确为“快事”一件。这一史实，成为钱币史上的一段佳话。
我们对西夏钱币有更系统、更深入的认识，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事。据有关资料，迄今为止，在陕、甘、宁、内蒙古等地发现的西夏钱币窖藏，不少于30处，出土了数百万枚从汉代到辽金十几个朝代的120多种西夏时期使用的钱币。这些窖藏钱币，大都埋藏在深山荒漠，是蒙古灭夏战争中逃难的西夏百姓埋藏的，在入土前，正是西夏社会流通的货币，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西夏钱币的最大特点，是将本民族的文字铸造在自己流通的钱币上。现在发现的西夏文钱已有“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乾佑宝钱”、“天庆宝钱”。但我们同时发现，西夏钱币在形制上，与唐宋钱少有差别，如果不看钱文年号，是很难区分它是宋钱还是西夏钱的。在钱币制度上，宋朝流通年号钱，西夏无论是汉文钱还是西夏文钱，都是年号钱；西夏钱和宋钱一样，在字体上有篆、隶、行、真，也有对钱[ ]。在西夏钱币研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西夏虽然自己铸造钱币，但主要流通的却是北宋钱。据对贺兰山三处窖藏钱币分别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北宋钱竟达85%以上，而西夏钱则不足1.5%(其余为两汉、北朝、隋唐、五代、辽金的钱，唐“开元”钱数量也不少)。这说明宋夏关系密切，西夏在经济上对宋有一定的依赖性；也说明比之中原地区，西夏商品经济不够发达[ ]。
五、碑刻
西夏受汉族文化影响，遇事也多立碑记述。我们知道的西夏碑刻，有数量很大的西夏陵西夏文、汉文碑刻残片，有内蒙古乌海市发现的仁宗天盛七年（公元1155年）容州（？）参政知事残碑等[ ]。现存完整的西夏石碑仅存两方，一方是著名的武威“西夏碑”，全称是“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它是著名乾嘉派学者张澍于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发现的。该碑立于西夏崇宗天佑民安五年（公元1095年），是双字碑，碑阳为西夏文，碑阴为汉文，每面约一千八百多字，内容略同，是崇宗修饰宝塔和庙宇的纪功碑，涉及西夏的社会经济、民族宗教、官制民风、文化艺术等，内容十分丰富，为研究西夏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西夏碑”是最早发现、也是最重要的西夏文物之一，迄今为止，仍是唯一完整的西夏文字碑，1961年被公布为国保单位。
西夏文字在西夏称为“番字”、“番文”或“番书”，是西夏的法定文字，在西夏广为传播和使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被称为是西夏文化的“灵魂”。而敦煌所藏元代的速来蛮宁六体（有西夏字）刻石，北京居庸关云台元代的六体（有西夏字）陀罗尼刻经，及保定明代的两座西夏文石刻经幢，说明降及元明，留在河西地区和东移内地的一部分党项人，仍有人继续使用西夏文字。但是，西夏字笔画繁复，类若符篆，大约到明末，随着党项族的消亡，便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此后，随着社会的进步，西夏文字的重新认识，就成为世人关心的问题之一。“西夏碑”发现的重大价值之一，就是使人们重新认识了西夏文字，这在西夏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张澍在《书天佑民安碑后》一文中感叹地说：西夏字“或云元昊作之，未审其知，此碑自余发之，乃始见天壤，金石家又增一种奇书矣。”[ ]
我们注意到，这种别具特色的西夏文字，同汉字一样是方块字。张澍先生在发现“西夏碑”，拂去其上尘垢，第一次看到西夏字的印象是：“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生动地描绘了西夏文字和汉字共性的一面。西夏字是按照汉字的形体创制的，正如史金波先生所说：“无论在造字的原则上，在文字的结构上，乃至于具体的文字笔画、字体形态、书写规则方面，都未能摆脱汉字的影响。”[ ]西夏文字是在汉字的影响下创制的。
另一方是张掖的《黑水桥碑》，又称《黑河建桥敕碑》、《黑水河桥敕碑》、《西夏告黑水河诸神敕碑》。立于仁宗乾佑七年（公元1176年），也是双字碑，与“西夏碑”不同，碑阳是汉文，碑阴是藏文；碑文记载建桥之后，黑水河“水患顿息”，是因为山神水神等诸神，能“冥歆朕意，阴加护佑之所致”。这是西夏时期仅有的一方汉藏合文碑，也是西夏仅有的两方完碑之一。此时西夏文字流行已有一百四十年，碑文不用西夏文而用藏文，反映了西夏统治者对藏族的尊重[ ]。碑文虽然比较简单，却是研究西夏典章制度和民俗的重要资料。
六、官印和铜牌
官印，是古玺印的一种，是封建王朝各级机构、各部门长官行使权力的凭证。据西夏法典《律令》规定，西夏印章分“司印、官印”两级，司印是皇太子、中书、经略司、正统司等政府部门的印章；官印是三公、诸王、宰相等各级官员的印章。质地有纯金、纯银、铜镀银、铜四种。受唐宋文化影响，各依司位、官品等级大小、高低颁发，并规定了各等级印的质地、重量和大小尺寸[ ]。西夏官印大小与唐宋官印略同，所用字体也为唐宋九叠大篆。
现在所见西夏官印，皆为方形铜印，多为传世品，并见各家著录。1958年，内蒙古伊金霍洛旗首次出土一方。20世纪70年代以来，内蒙古东胜、准格尔旗，陕西横山，宁夏固原、同心、盐池，甘肃兰州、民乐，远及青海、四川都有出土和发现，加上民间收藏尚未报导者，估计约有一百五十多方。这些官印有六字印、四字印，而90%以上为“首领”二字印，个别二字为“工监”。印文为白文（阴文）九叠大篆。印背多左刻年款，右刻姓名，也有未刻者，或年款、姓名易位者；纽上刻西夏文“上”字。造型规整，屈曲平满，是古玺印的优秀制品之一。
对西夏官印的研究，是从背款文字开始的。罗振玉、王静如、罗福頤皆根据新的发现，也对西夏纪年的错误，进行了订正。印背所刻党项族首领姓氏，如嵬名、磨壁等，是研究西夏姓氏和民族学的新资料。比之年款、姓氏，更为重要的是对官印印文的认识。西夏官印印文，笔画重叠，盘旋曲折，字形诡谲，加上任意增减笔画，更是难以认识，直到20世纪70年代，黄振华从官印楷书西夏文背款上的“首领”、“大首领”受到启示，经过长期揣摩，始释出二字官印的西夏文印文为“首领”二字，从而揭开了西夏官印印文之谜[ ]。
西夏官印深受唐宋文化的影响，但还有显而易见的特点。与唐宋官印不同，背款不镌刻官职名称，而刻显示族帐世袭身份“首领”的名称，说明部落和族帐“首领”、“大首领”的重要地位，是保留固有民族传统在官印上的反映。唐宋官印皆用赤文（阳文），西夏官印独用白文（阴文）；宋代官印背刻年款，西夏官印除年款外还刻姓名；宋代官印纽上已无穿孔，西夏官印仍保留古代印纽穿孔的形制[ ]。这些特点，固然有西夏统治者有意强调其与宋制之不同，然而亦有实用的成分。西夏的军队，多由部落首领统率。官印纽上穿孔，仍是为了便于佩带，以适应其游动的生活[ ]。
西夏铜牌也是重要的文物之一，多为传世品。有三类：1、敕然马牌，圆形，套合式，合盖上鐫西夏文“敕然马牌”四字；与唐宋符牌一样，是传达紧急军令的信牌。2、守御牌，圆形，上有悬佩銎孔；正面阴刻西夏文“防御待命”四字，背面为佩带者西夏文人名；是执勤军人的名牌。3、宿卫牌，多为长方铲形，上有悬佩銎孔，正面文字多为“内宿待命”四字；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中有一件为“宫门后寝待命”六字牌；是宫内宿卫人员身份的证明。
此外还有：镀银铜牌，圆形，上覆带有銎孔的荷叶，牌上阴刻西夏文“唵嘛呢”三字。铜镜，圆形，环周阴刻西夏文“唵嘛呢叭迷吽” 六字真言。这与西夏崇奉佛教有关。
还有：小刀，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刀上有西夏文“夏智年”三字，刀柄有三角形小孔，可系带佩于腰间。西夏服饰有“垂蹀躞，佩解结锥、短刀、弓矢韣”。此小刀，或即夏人蹀躞带上所垂之短刀。
七、 建筑和石窟
中国古代建筑，如东汉的阙，北魏的塔，隋代的桥，唐代的佛寺尚有保存至今的，而与西夏同时的宋辽金有更多的建筑保存至今。西夏立国近两个世纪，在其境内兴建了许多宫殿、衙署、寺塔、驿舍、店铺、民居等。据载，景宗元昊除在贺兰山建有规模很大的“离宫”外，在都城兴庆府营造的“元昊宫”，也是“逶迤数里，亭榭台池，并极其盛。”[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除知银川承天寺，张掖卧佛寺等几处为明清重建的西夏建筑外，更不知还有什么西夏建筑。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工作，彻底改变了这种对西夏建筑无知的状况：最先发现贺兰山拜寺口双塔为“西夏原建”[ ]（1988年，被公布为国保单位），继而又发现同心韦州康济寺塔、贺兰潘昶宏佛塔、贺兰拜寺沟方塔等，也是西夏古塔[ ]。这几座古塔，在细部处理上各有特点，有的塔身上还有藏传佛教的影塑佛像，但其共同点是底层特高，有简单的叠涩出檐，砌砖用黄泥作浆等，这些都是唐代古塔的特点；而时间较早平面方形的拜寺沟方塔，更是受唐代影响的结果；诸塔多为八角形密檐式高层砖塔，也是辽金时期北方盛行的塔式。如果问西夏建筑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杂用唐宋”，兼而有之。
西夏石窟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还无从谈起。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五百多个石窟中，被“判明”为西夏的仅有七窟。西夏石窟的调查研究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的。当时有关专家从莫高、榆林两窟中，初步认定八十多个西夏窟，并分为早中晚三期。70年代以来，又在敦煌西千佛洞、安西东千佛洞、以及武威天梯山、张掖马蹄寺、酒泉文殊山、玉门昌马、肃北五个庙、内蒙古鄂托克旗百眼窑等地的石窟中，发现了西夏洞窟和壁画，从而大大丰富了西夏石窟的内容。但仍以莫高、榆林两窟的洞窟数量最多，壁画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系统。
80年代末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关专家将莫高、榆林两窟中的西夏洞窟作了调整，从西夏窟中划分出二十三个西夏时期的回鹘洞窟；将著名的过去认为是“西夏王”的供养画像，也改为“回鹘王”；使其更为科学，更符合历史实际[ ]。西夏石窟上承唐宋，下启元代，延续近两个世纪，在中国石窟艺术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石窟艺术的研究，包括石窟形制、造像风格，而以壁画内容最为丰富。著名敦煌学家段文杰先生，将西夏壁画分为“尊像画、经变画、供养人像和装饰图案”四类[ ]。其中有前代所无的新内容，如莫高窟中的回鹘王及其家属供养像，榆林窟中反映藏传佛教的五方佛曼陀罗、观音曼陀罗，大威德明王等，还有分布在诸石窟中的六幅“唐僧取经图”。在人物造型上，“一般面相长圆，腮部肥大，鼻梁长直且高，细眉柳眼，身材一般修长，表现出党项民族的面貌特征”[ ]。丰富了中国石窟艺术的内涵。
但是，由于物质生产和艺术的继承往往不受朝代更替的影响，从总体上说来中原文化对西夏石窟的影响更为浓烈，“莫高窟的西夏洞窟，因为大都是利用前代旧式加以修理，在洞窟形制上当然很少西夏时代特点。同时壁画和塑像的内容，也都承袭北宋格局。”连著名的60年代发现的西夏供养天女所穿的“褂衣”，也是“当时中原贵族妇女的礼服。造像风格也如宋代”[ ]。在壁画中，“唐僧取经图”虽属首次出现，但都是取材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壁画中的西夏建筑，早中期的“和宋代的差不多，只是色彩倾向于青绿”；晚期的其构图、设色、用线，“与唐宋壁画所示有很大的不同，却与内地宋、金建筑（如正定县隆兴寺）颇为符合”[ ]。这一情况，反映了西夏艺术家向现实学习，并反映现实的求实进取精神。
八、文献和印刷
1908年和1909年，沙俄探险家Β•Π•柯兹洛夫，在中国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进行了考古发掘。这两次发掘，尽管有中国蕃篱不固，受人凌辱的背景；尽管具有野蛮掠夺的性质，对城址造成极大破坏；但从它的结果上看，却是一次轰动世界学坛的考古重大发现。1909年，柯兹洛夫在一个被誉为“图书馆”的墓塔内，发现了大量的西夏文献，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这些文献经过俄罗斯学者近半个世纪的整理，已经编目的计有八千多个编号，大约有二千册，为宋夏金元时时期的珍贵印本、写本和绘画。其中西夏文文献占90%左右，汉文文献不足10%，还有藏、回鹘、波斯文等文字文献。大部分为佛经，也有世俗文献，加上未整理的，约有数千卷之多，在十五万页以上，绘画五百多幅[ ]。一次发现如此巨数的文献，这在世界考古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它与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遗书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黑城西夏文献的内容极为丰富，除佛经外，西夏文的：有译自汉文的儒典、有字典辞书、文学作品，有法律文献、历书、医书，还有咒文、图表等；汉文的，有道藏、儒典、史学著作、文学作品、历书、医书、占卜书、契约、账册、版画、纸币等；真是包罗万象，无奇不有。这些文献，涉及西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解读西夏文字提供了最为关键的资料，也为直接使用西夏文献研究西夏，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西夏文献宝库。因出版《西夏语文学》而获列宁文学奖的著名的俄罗斯老一代西夏学者N•A•聂斯克说：“刊布柯兹洛夫所获西夏文献，乃是具有头等意义的科学事业。”近几十年来，随着这批文献的逐渐刊布，吸引了许多国家的学者进行研究。西夏学成为世界上的一门显学，大概就从这时开始的。经过中外学者几十年的努力，不仅释读了六千个西夏字，基本上揭开了西夏文字之迷，而且出版了二、三十部以研究黑城文献为主的著作。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急起直追，后来居上，也取得显著的成绩，出版的著作有：字书辞书类的《番汉合时掌中珠》、《文海研究》、《同音研究》，军事法典类的《贞观玉镜将研究》，类书有《类林研究》、《圣立义海研究》，西夏法典有《天盛改旧定新律令》等。尤为可喜的是，1993年以来，中俄有关方面合作，对俄藏黑水城文献进行整理，并出版大型文献《俄藏黑水城文献》21卷。这些文献和研究成果的公开出版，充分显示了西夏学的研究成果，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人人可资利用的宝贵资料。
黑城出土的西夏文献，以及近几十年在宁夏、甘肃、内蒙古新发现的西夏文献，反映了西夏刻书印刷事业的状况[ ]。西夏政府设有“纸工院”、“刻字司”，统管西夏的造纸、刻书和印刷事业。西夏重儒兴佛，不时刊印儒家典籍和佛教经典，用西夏文印，也用汉文印；用雕版印，还用了最先进的活字印刷。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1989年在甘肃武威发现了西夏文佛经泥活字印本《维摩诘所说经》，在迄今未发现宋元时期汉文活字印本的情况下，这一发现尤其显得重要[ ]。1991年在宁夏贺兰县发现了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现存世界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纠正了长期以来认为木活字为元代王祯发明的说法，将木活字发明和使用的时间从元代提早到宋代。这一成果，在1996年得到文化部组织专家鉴定的确认[ ]。稍后，在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献和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中，也发现了六种西夏活字印本及若干种未能确定经名的活字残页[ ]。
这些活字印本，不仅具有重要的文物、文献价值，而且还是当前研究中国早期活字印刷技术唯一可据的实物资料。与西夏同时的辽金，因地处中原，印刷业也比较发达，但迄今未发现契丹文、女真文刻本，更未见其活字印本，这是西夏与辽、金最大的不同。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西夏无论是雕版，还是活字印刷，都是在宋朝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西夏刻书印刷事业的发展，促进了西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余 论
上述几个方面，无论是是陵园、遗址、窖藏、瓷窑、还是碑刻、钱币、古塔、石窟、印本等，固然有其鲜明的民族特点，但又处处事事可以看到中原文化、特别是唐宋文化的影响。之所以如此，是有其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党项族是在公元７世纪初，从青藏高原东北部经唐政府允许逐步迁徙到今陕北和河套一带的。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以汉族为主的农耕地区，人们过着封建社会的生活，并创造着封建文明。在数个世纪中，党项族与汉族相濡杂处，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可能不起变化。而党项贵族、特别是李氏贵族，他们虽为蕃镇势力，但又是唐、五代和宋朝的地方官员，朝贺礼仪，多用汉式，读书写字、公私文书尽用汉字，当然更多的接受了唐宋文化的影响。《宋史•夏国传》载：西夏“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曲，则唐也。”是唐宋文化对西夏文化影响的高度概括。
当然，还必须看到其他民族对西夏的影响，如藏族文化对西夏的影响就比较深，在内蒙古黑城和贺兰县拜寺口双塔、潘昶宏佛塔中，发现了藏传佛教的唐卡、版画、木雕佛像；在灵武窑的瓷器中，有喇嘛经常使用的如意轮、金刚杵；在西夏文佛经中有译自藏文的藏传佛教密典；在藏文文献中还有藏族高僧到西夏传教并被封为国师的记载等。如前述，在莫高窟和榆林窟的西夏洞窟中，不仅有藏传佛教内容的壁画，而且有回鹘洞窟，这不仅反映了藏传佛教和吐蕃文化对西夏的影响，而且反映了回鹘文化对西夏的影响。
然而，不争的事实是，吐蕃文化和回鹘文化对西夏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宗教方面，而唐宋文化对西夏的影响则广泛而深入的渗透到西夏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社会生活、物质文化等各个领域。当然，党项族不是汉族，也不是吐蕃和回鹘，不论中原文化、还是其他民族的文化对西夏的影响有多么强烈，都是被融入西夏文化中的，是西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党项族在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吸取外来文化的营养，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也为丰富多彩的华夏文化增添了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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