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西夏史》 作者：李蔚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正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所指出：“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在10 至13 世纪期间，先后与宋、辽、金鼎立，统治近200 年的西夏王朝，曾经组织领导其境内的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事生产斗争和军事斗争，开展同周边邻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发展了社会经济和文化，为开发祖国的大西北，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的兴起、发展和衰亡的历史，是我国历史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是一面镜子。学习研究西夏史，不仅可以使我们全面去了解、掌握我国古代史的发展规律，而且还为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提供有益的借鉴。其历史的和现实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我对西夏史的学习和研究，是从1981 年开始的。这一年的8 月，我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参加西夏研究学术讨论会，会上聆听了有关专家的高论，参观了西夏皇陵和宁夏博物馆珍藏的西夏文物，从而对西夏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我一面学习西夏文，搜集有关史料，给本科生、研究生讲授西夏史和辽宋西夏金元史史料学，一面对西夏史的一些问题展开研究，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不仅发表了20 余篇文章，而且还编出了西夏史讲义。可谓教研相长，相得益彰。本书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吸收有关专家的一些科研成果编撰而成的。
如众所知，由于元人修辽、宋、西夏、金史时，不给西夏写分量可观的纪传体专史，致使西夏公私史料湮灭亡佚，现存的足资佐证的关键性的史料，不仅贫乏而且分散，从而给撰写该朝历史带来一定的困难，加之本人地处西北边陲，学术情报闭塞，功力不深，水平有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在撰写的过程中，为了使我能够比较全面了解国内外研究西夏学的概况，甘肃省图书馆高士荣同志在百忙中按照图书分类法编了《西夏史文献目录》；孟凡秀、蔡华等同志及时手抄写了书稿；人民出版社张秀平同志提出过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校系有关领导给予不少热情的鼓励和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李蔚
1994年5月于兰州大学历史系 第一章总论
一、12世纪前后的中国概况
12 世纪前后的中国境内，与西夏同时并存的民族政权，在其东南地区有宋、北部地区有蒙古诸部，东北地区有辽，西部地区有高昌等小国，其南部地区有吐蕃和大理。
下面就这些民族政权林立的概况作一简要的叙述。
公元960 年（建隆元年）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闹剧，夺取了后周政权。接着，在后周初步统一的基础[柴荣去世前，已夺取后蜀的秦（今甘肃天水市）、凤（今陕西凤县东北）、成（今甘肃成县）、阶（今甘肃武都东）四州和南唐的14 州60 县]之上，采用“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在将近20 年（960—779 年）的时间里，先后于960年平泽州（今山西晋城县）李筠和扬州李重进，962 年（建隆三年）平荆南（南平），964 年（乾德二年）平后蜀，971 年（开宝四年）平南汉，975 年（开宝八年）平南唐，979 年（太平兴国四年）平北汉，从而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完成了统一，结束了自中唐以来的方镇长期割据混战的局面。
北宋时期的统治地盘，“东南际海，西尽巴楚，北极三关（指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东西（宽）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长）万一千六百二十里。”①有关专家据此推算，北宋疆域大体上为250 万平方公里。②北宋在相当范围内进行统一后，随即强化了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从而使农业、手工业、商业，在唐代的基础之上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农业方面，宋代垦田数量大体上在700万顷至750 万顷之间，为汉唐的2 倍。手工业方面，唐代矿冶有186 所，北宋增至271 处，同时产量也有提高，唐中叶，铜的产量为60 万斤，宋仁宗、英宗时增加为697 万斤，比唐增加了近12 倍。商业方面，唐代旧的城市厢坊制度（居民居住区与贸易区严格分开）已被打破，而代之以新的厢坊制度，工商业者面街而居，随地经营，标志着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包括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日益积累尖锐起来。北宋仁宗时，由于土地兼并严重，赋税不均，大量的自耕农破产，从而促使阶级矛盾激化，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处处蜂起”，“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如一伙” ③。
在阶级矛盾激化的同时，民族矛盾也日益发展。仁宗时，元昊称帝建国，与辽结成联盟，不断侵宋，使宋在军事上连续失利。加上国家财政出现赤字，国库空虚，积贫积弱之势，日趋严重。所谓“民力殚竭，国用乏匮”， ④“中夏之弱，自古未有”，⑤正是这种积贫积弱形势的写照。
①《宋史》卷85，《地理志》。
②袁震：《宋代的户口》附表三，《历史研究》1957 年第3 期。
③《欧阳文忠公文集·奏议集》卷4，《再论置兵御贼札子》。
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丙戌。（以下简称长编）。
⑤《长编》卷131，庆历元年二月丙戌。
北宋统治者在内忧外患日益严重，国家处于“体弱势危，可忧可惧”①的情况下，虽然先后推行过“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但都以失败而告终。这种局势，发展至徽、钦之时，随着统治者的腐朽，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更加激化，北宋王朝犹如一幢将倾的大厦，摇摇欲坠，岌岌可危，终于在女真兵马的沉重打击下寿终正寝了。
辽是契丹族耶律氏建立的国家。其统治地盘，“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②辽自耶律阿保机建国后，三传至穆宗耶律述律（951—969 年），明显开始了它的封建化，至道宗耶律洪基（1055—1101 年）统治时期，大体上完成了封建化。这从以下几个方面清楚地看出：从生产关系看，社会上存在着地主与农民两大阶级对立。一方面，农民的土地被封建地主所占有；另方面，农民逐渐变为农奴，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从政治制度看，统治者采用汉制，加强了中央集权，各种封建的典章制度日益完备。从社会经济看，畜牧业逐渐衰落，农业逐渐取得支配地位。统治者完全采用封建的剥削方式，凭借着政治权力强迫各族劳动人民，按照耕地交纳租税，交纳布帛、房钱、农器钱以及其他杂税，并从事各种无偿劳役。而从事畜牧业者则要给统治者供应军马，交纳丁口和牲口税。这一封建化过程的完成，是契丹族发展史上的界碑，对于我国北部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疑起了加速和促进的作用，其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随着辽王朝的封建化和国力的增强，宋辽之间也多次发生了激烈的较量。公元1004 年（宋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辽圣宗为了缓和国内矛盾，转移人民视线，以及掠夺更多财富以巩固其统治，主动挥师南下侵宋，结果宋胜辽败。在宋军打了胜仗的情况下，双方签订了和约，史称“澶渊之盟”。按照和约规定，宋每年要给辽赠纳绢10 万匹，银10万两。这对改善辽国的财政状况，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澶渊之盟”签订后，辽宋关系形成了暂时的稳定局面。辽统治者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比较重视采纳中原地区进步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从而加速了农业和文化的发展，缩小了宋辽之间经济和文化的差距。
但到12 世纪初期，随着辽封建化的加深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其统治者也日趋腐朽，他们对各族劳动人民进行着残酷的剥削和奴役（如垄断土地，检括户口，等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民族起义不断，加之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从而使辽王朝的统治迅速走向崩溃的深渊，至天祚帝时，终于经不住内忧（民族起义）、外患（宋金联合攻辽）的夹击而灭亡了。
高昌在回鹘（今维族）人迁去之前，早已进入了封建社会，其农业基础较好，回鹘人迁去之后，他们进一步发展了农业，开始过着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
由回鹘人所建立的高昌，其最高统治者称亦都护，又称阿萨兰（意① 《长编》，卷142，庆历三年七月辛亥。
② 《辽史》卷37，《地理志》4.为幸福之王），推行封建中央集权统治，首都喀喇和卓（今新疆吐鲁番东），其极盛时的统治地盘，“南距于阗，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路涉、雪山、葱岭，皆数千里。”①境内有汉、回鹘、南突厥、北突厥、大众慰、小众慰等民族。有的经营农业，有的经营畜牧业。无论农业、畜牧业均颇发达。农业方面，盛产五谷、棉花、葡萄、蚕桑等等。
水利灌溉也颇发达。“有水，源出金岭，导之周围国城，以灌田园，作水磴”①。畜牧业方面，其“地多马，王及王后、太子各养马，放牧平川中，弥亘百余里，以毛色分别为群，莫知其数”。②手工业产冶金、琢玉、丝棉纺织及酿酒技术，均达到了相当水平。
自10 世纪至12 世纪期间，高昌的使节和商人，络绎往来于辽、宋之间。他们用马匹、药物、香料，交换宋、辽的金银和各种产品。辽在上京（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设有“回鹘营”，作为回鹘人的住宿区。宋在秦凤路设“市易司”，专门管理包括高昌在内的西北少数民族贸易。市易司的收入，每年达2000 万贯以上。
高昌地处东西陆路交通要冲，当时波斯、印度、阿拉伯及东罗马商品，通过高昌转输到中原地区，从而促进了中原王朝同这些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中转站的积极作用。
吐蕃于唐咸平年间（869—877 年）所爆发的奴隶和各族人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吐蕃统治阶级，结束了吐蕃奴隶主的统治，并进入了封建农奴制时期。
12 世纪的吐蕃，虽然已经进入了封建农奴制时期，但其发展极为缓慢，政治上处于四分五裂。封建主割据一方，称王称霸。吐蕃本部有拉萨阿里、亚泽及雅龙觉阿四个王系对立。在今青海东部至今甘肃甘南一带的汉藏地区，还建立了唃厮罗地方割据政权。
唃厮罗（996—1065 年），出身于吐蕃赞普之后，他所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所控制的地区，据零星史料记载，大约东至秦州，北临夏国，西过青海，南界蛮夷①。用沈括的话来说：“有汉陇西、南安、金城三郡之地，东西二千余里”。②具体地说，大致包括宋代的熙州（今甘肃临洮）、河州（今甘肃临夏西南）、洮州（今甘肃临潭）、岷州（今甘肃岷县）、湟州（今青海乐都）、廓州（今青海尖扎北）、叠州（今甘肃迭部）、宕州（今甘肃岩昌县）和积石军（今青海贵德县）。其政治中心则在青唐（今青海西宁市）。居民以经营农业为主，“居板屋”，兼营畜牧，“以毡为幕”。盛行佛教。如青唐城，广建佛祠，“城中之屋，佛舍居半”。③在唃厮罗统治期间，无论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均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农业。经由青唐城北的湟水两岸，土壤肥沃，水利灌溉发达，生产① 《宋史》卷480，《高昌国》。
① 《宋史》卷490，《高昌国》。
② 《宋史》卷490，《高昌国》。
① 张方平：《乐全集》卷22；杨仲良：《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0.② 沈括：《梦溪笔谈》卷25，《杂志》2.③ 李远：《青唐录》，见陶宗仪《说郛》卷35.粮食较多。如青唐城（今青海省西宁市）一处的粮食积蓄，就可供1 万军队十年之用，反映了河湟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
畜牧业。出产马、牦牛、羊等，其中以马的产量最多。宋每年需马量最高时为4 万余匹，最低时为2 万余匹。这些马匹几乎全部都依赖吐蕃各部落供给。
手工业。境内有专门制造各种手工业产品的行业，如铁甲制造业、铜器制造业、银器制造业和采盐业，等等。这些手工业除了能生产一般农牧民所需要的日用品外，还能制造质量较高的贡品，如铁甲、铜印、银枪、银装椅等。
商业。唃厮罗统治时期商业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城市商业的繁荣。如唃厮罗政权的首府——青唐城里，就居住着“四方往来贾贩之人数百家”。①“厮罗居鄯州，西有临谷城通青海，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卖，以故富强”。②除青唐之外，邈川、喀啰（今青海乐都东北）、嘉木卓（今青海乐都东北）等地，也都有一定规模的商业城市。
10 至12 世纪，吐蕃与宋、回鹘的关系十分友好。吐蕃与宋的朝贡贸易十分突出。大中祥符九年（1016 年），唃厮罗一次送给北宋马达582匹。自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 年）至哲宗元符元年（1098 年）91 年中，唃厮罗共向宋进贡39 次。进贡的物品有马、金、银、珍珠、玉石、象牙、犏牛、乳香、硇砂、银枪、铁甲、铜印、银装交椅等十余种，但其中主要贡品为马匹。③同时，吐蕃与回鹘贸易也很频繁，回鹘商人到青唐鄯州（今青海乐都）贸易的很多。
公元937 年（后晋天福二年）白族继南诏之后所建立的大理国，是我国西南边疆的封建国家。其统治地盘以洱海四周地区为中心，统治着八府、四郡、三十七部。统治者段思平，虽然继承了南诏的一切制度，但同南诏相比，其社会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农业方面，注意兴修水利，开辟了许多梯田。手工业方面，制铁、制毡、织绫等手工业相当发达，所制的剑锋利精美。
大理同宋王朝不仅在政治上保持着友好关系，而且在经济上进行着频繁的贸易。大理以刀、甲胄、弓箭、披毡、药材等交换宋的手工业产品。由于朝贡是一种变相的官方贸易，有利可图，“进奉实利于贾贩”。
①因此，他们经常向宋朝贡。如公元1076 年（宋熙宁九年），“遣使贡金装碧玕山、氇罽、刀剑、犀皮甲鞍辔”。②政和七年二月，“至京师，贡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黄细毡、碧玕山诸物”。③在大理向宋输出的物品中，尤以马为大宗。大理每年向宋供给数以千计的马，宋金战争爆发后，大理的马成了宋朝军用马匹的重要来源之一。
大理和宋的文化联系也很密切。汉文成为大理的通用文字，汉文书籍在大理广为流行，宋曾赠送给大理很多儒家经典和其他书籍。
① 李远：《青唐录》，见陶宋仪《说郛》卷35.
② 《宋史》卷492，《吐蕃传》。
③ 以上进贡次数、物品，散见于《宋会要辑稿》、《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
① 《宋会要辑稿》第197 册，《蕃夷》4 至59.② 《宋史》卷488，《大理国》。
③ 《宋史》卷488《大理国》。
大理佛教十分盛行，寺庙遍布全国，有“妙香国”之称。
元宪宗蒙哥三年（1253 年），大理被忽必烈所灭，不久，建立云南行省，省下设路府州县。
以上是12 世纪前后中国境内民族政权林立的简要概况。这一简要概况说明：
第一，有宋一代是我国封建生产方式向边疆扩展时期，12 世纪前后中国境内林立的民族政权，尽管其政治、经济、文化在宋朝的影响下，水平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他们均已进入了封建制阶段，并且根据各自的国情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第二，封建经济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其基本特征的。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又是以一家一户（或一帐）为单位的分散的小农经济为其基础的。而小农经济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封闭性和保守性。上述民族政权，虽然它们之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经济文化联系（诸如朝贡贸易、在边境设立榷场、和市等等），但这些交往和联系，并不足以影响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占的支配统治地位。这种以小农经济为其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正是12世纪前后中国民族政权林立割据的经济方面的原因。
第三，在上述民族林立的割据政权中，以宋朝的疆域最大，封建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真可谓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文化繁荣昌盛，在众多的民族政权中，处于执牛耳的地位。在唐末以来，分裂割据日益缩小，大统一的趋势日臻成熟的情况下，赵宋统治者本应在全国范围内完成更大规模的统一，但由于赵宋王朝社会矛盾的积累和发展，积贫积弱之势早在真宗之时即已形成，顾此失彼的内忧外患，严重削弱了赵宋统治者的实力，无力进一步彻底消灭当时中国境内的割据势力，相反，经过激烈的民族冲突和较量，出现了辽、宋、夏、金的新的割据均势，这种均势，大体上维持了300 余年，最后被元朝统治者所打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大统一。
西夏正是在上述的历史条件下，称帝建国的。① 二、西夏的国名及其立国长久的原因
“大夏”——这是元昊立国时的自称。为什么要国号“大夏”呢？
因为赫连勃勃，曾于东晋末年所谓“五胡乱华”之时，在今宁夏一带建立过大夏国，并自称大夏天王，元昊国号大夏，显然与此有关。
“西夏”——这是宋朝对它的称呼。为什么称大夏为西夏呢？因为西夏在宋朝的西北方，习惯上称之为“西夏”。从西夏同宋辽官方的往来文书看，他们之间还有以下一些自称和互称。如西夏自称“西朝”，称宋为“东朝”，或“南朝”，称辽为“北边”，辽则称宋为“南朝”，宋有时称辽为“北朝”①。这种称呼，显然是为突出三国鼎立的地理方位。
“白上国”（■）——西夏语音译为“痝■领”，也译作邦泥定。
白上国是义译。在西夏文碑铭、经典和诗歌里，经常出现“白上国”或① 参阅拙作：《关于元昊若干问题的探讨》，载《宁夏大学学报》1996 年第1 期。
① 田况：《儒林公议》。
白上大夏国”（■）或“大白上国”（■）之称。为什么称“白上”？
中外史学界学者曾对此展开过热烈的争论，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其一，“白上”指的是白河之上。所谓白河，即四川、甘肃两省交界的白水，也叫白龙江。白河上指其上流。《西夏赋》云：“黔首石城漠水边，赤面父冢白河上”。“赤面父”，即“猕猴种”。因党项羌自称“猕猴种”，其发源地当在白河之上，故称“白上国”②。
其二，“白上国”即“尚白国”。因为汉文的“上”与“尚”相通，“白上”就是“尚白”，即崇尚白的颜色。西夏统治者为什么要崇尚白的颜色呢？因为尚白是我国古代一些少数民族的固有的风俗习惯。不仅党项族尚白，就是与西夏为邻的一些少数民族，诸如女真、蒙古、吐蕃以及中亚的一些民族也都崇尚白的颜色，“以白为好”。同时“尚白” 。
还为了适应当时立国的政治需要（对外摆出一副独立自主的姿态），以及随着党项统治者的日益汉化，很自然地会采取汉族的五行学说。由于西夏在宋西边，西方属金，金为白色，金为五行之首，故曰白上③。上述两种意见，各持一端，虽然都已讲了一番道理，但因其未能举出较多的具有说服力的史料加以佐证，谁也无法说服对方，因此，该问题仍然是一个有待于发掘新的史料做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番”、“番国”——党项人自称。如西夏《凉州碑》中凡提及党项人多称“番”。骨勒茂才《番汉合时掌中珠》也称番。
“梅那国”——如榆林窟15 窟墨书西夏文题记云：“梅那国番天子国王大臣官律菩萨，当为修福”。这里的“梅那国”可能是藏族对党项族的称呼。
至于“唐兀”、“唐古特”，那是后来蒙古人对党项人的称呼。
西夏立国，如果自1038 年（宋宝元元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景宗元昊正式称帝建国算起，至1227 年（宋理宗宝庆三年，夏宝义二年）
末主睍（音贤）被蒙古所灭，首尾190 年。如果上溯至唐末拓跋思恭因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唐僖宗封为靖难军节度使，建立夏州地方政权的公元881 年（唐僖宗中和元年），则其立国为347 年。如果将它同辽、宋、金的立国时间作一比较，辽立国为210 年（916—1125 年），宋立国为320 年（960—1279 年），金立国为120 年（1115—1234 年）。即比辽长137 年，北宋长27 年，比金长227 年。
西夏立国为什么如此长久呢？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原因。
地形险要，宜农宜牧的地理环境，以及经济基本上自给自足，是西夏赖以立国，并能长期生存下去的物质条件。
宋人蔡襄在谈到西夏的险要地形时指出：“西虏之地亦多险隘”。①西夏境内北有阴山与狼山，西有贺兰山，西南有祁连山，东南有六盘山，黄河自西南向东北流，直贯其中，首都兴庆府（今银川市）更是依山带河，形势雄固，至于靠近宋朝边境的横山，“延袤千里……其城垒皆控险，足以守御。”②西夏境内的河西走廊和黄河河套的一些地区，如甘州（今甘肃张掖）、凉州（今甘肃武威）以及兴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灵州（今宁夏宁武西南）等地，宜农宜牧，水利素称发达。为西夏的粮仓和良马的产地，是西夏赖以立国重要经济区域之一。
② 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计有前苏联学者聂历山和我国学者罗福成，等等。
③ 持有这种观点的有王静如、吴天墀诸先生。
① 《蔡忠惠公文集》卷19，《论不利攻战》。
西夏统治阶级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胆选拔人才，注意培养人才，从而扩大了统治基础，加强了国家对外职能。这是西夏立国长久的又一重要原因。
对人才的尊重、选拔和重用，突出表现在景宗元昊之时。元昊除了十分重视在其统治境内延揽人材之外，还特别注意招揽重用宋朝投奔过来的失意知识分子、文臣武将。对于这些投奔西夏的宋人，“或授以将帅，或任之公卿，推诚不疑，倚为谋主”①，对于在战争中被俘的宋朝降官降将，不但不杀，相反，加以礼遇和重用。“执却蕃官，获吾将帅，多礼而不杀”。②同时，在使用人才时，注意赏罚分明，量才录用，将被用者放在恰当的位置。“昊贼据河南，列郡而行赏罚，善于用人，此中国之患也”。③在尊重知识，重用人才的同时，西夏统治者还特别注意通过兴建学校培养人才。元昊时创建蕃学，乾顺时创建“国学”（汉学），仁孝时进一步在全国各州县设立学校，尤其重视小学幼儿教育。由于西夏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从而培养了大批人才，缩小了汉族同党项族在文教方面的差距，从整体上提高了西夏国家的文化水平。
西夏统治阶级不断在上层建筑领域内进行改革，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是西夏立国长久的根本原因。
在西夏统治者中有许多富有革新精神和务实精神的人。如景宗元昊，“更祖宗之成规，邈中朝之建置”，①建国之前即着手在官制、兵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西夏中期的仁宗仁孝，进一步对中央官制和礼乐等进行革新，从而使西夏的政治、经济和文教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作为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羌同汉及其他少数民族，共同开发西北的爱国主义精神，奋发图强的进取精神，以及境内其他各族的友好相处，是西夏立国长久的又一重要原因。
由于西夏是个小国，人力、物力，同辽、宋、金相比，处于劣势，加上对外战争频繁，因此，经常处于高度警惕的临战状态，庄重自强，奋发进取，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化劣势为优势，由弱小变为强大。这种情况，正如北宋史学家王称所指出：“大抵国大有所持而不戒，故其强易弱；国小则无所恃而常惧。
军民之势犹一家也，相恤相救，谋虑日深，故其弱为难犯，此其所以为‘中国’之患欤？”②一语道破了西夏立国长久的原因。
民族政权林立，辽、宋、金在不同时期，互相攻伐，抵消实力，尤其是西夏的邻邦宋朝，貌似强大，实则虚弱，内外交困，穷于应付，是西夏立国长久的外部原因。
① 《长编》卷124，仁宗宝元二年九月。
② 赵汝愚：《诸臣奏议》卷332，《边防门·欧阳修上仁宗论庙筭三事》。
③ 《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月戊辰。
① 《西夏书事》卷18.② 王称：《东都事略》卷128，附录6，《西夏》2.
西夏立国时，在当时祖国的大地上虽然存着众多的民族政权，但是举足轻重的，足以互相抗衡的为辽、宋、金和西夏，在辽、宋、金鼎足而立的时期里，北宋在1004 年（真宗景德元年）“澶渊之盟”以前，同辽发生过多次战争，金在太祖阿骨打时，发动了大规模的对辽战争，此后，金对宋进行了长达110 年之久的战争。这些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其结果是吃掉了大辽，灭亡了北宋，削弱了南宋和金，这对西夏进一步发展、壮大和巩固，无疑是一个外部的有利条件。
此外，西夏统治者善于根据自己的实力及辽、宋、金的强弱形势，决定联合谁，孤立谁，打击谁。正如金史作者所指出：“（西夏）立国二百余年，抗衡辽、金、宋三国，偭（音面，背离）乡（倾向）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焉”。①即使对待已经确定的敌国，也往往是战争与和谈两手交替使用。如继迁、元昊统治期间，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联辽抗宋，推行“远交近攻”之策，但联辽的结果，只能得到政治上的声援，经济上捞不到好处，故有时又讨好宋朝，希望能得到它的“岁赐”。正如宋人李纲所指出：“夏人狡狯多诈而善谋。强则叛乱，弱则请和；叛则利于虏掠，侵犯边境；和则岁赐金缯，若固有之；以故数十年西鄙用师，叛服不常，莫能得其要领”②。
总之，西夏统治者利用外力但不完全依赖外力，采取战争与和谈两手交替使用的灵活外交路线，对于延长西夏的寿命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③ 三、西夏的疆域及其境内民族的分布
西夏的疆域有一个逐步发展、扩大和巩固的历史过程。具体来说，它经历了六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第一个时期，自唐末拓跋思恭建立夏州地方割据政权，到宋初李继捧归宋。在这期间，夏州统治者僻居一隅，仅有夏、银、绥、宥等四州，而且这数州之地，还因为李继捧献于宋而一度化为乌有。
第二个时期，为李继迁统治时期。李继迁叛宋自立后，经过20 年的惨淡经营，终于迫使宋真宗归还银、夏、绥、宥等州故土，同时伺机用武力夺取了宋朝的一些地区，使重建的夏州地方政权统治地盘有所扩大。其具体疆界为：“东薄银、夏，西并灵、盐，南趋鄜、延，北抵丰、会，迤逦平夏，幅员千里”①。也就是说，占有黄河套的大部分地区。
第三个时期，为李德明统治时期。德明继位之后，在对宋、辽保持友好的同时，竭尽全力经营河西，先后用武力夺取了甘州、凉州，“扩疆数千里”②。使夏州地方政权的势力范围扩大为银、夏、绥、宥、灵、盐、甘、凉八州之地。此时西夏的统治地盘，“其地东西二十五驿，南北十驿，自河以东北十有二驿而达契丹之境”。③同继迁时期的疆域相比，扩大了几倍，为元昊的立国奠定了基础。
① 《金史》卷134，《西夏传赞》。
② 戴锡章：《西夏纪》卷28，跋文引李纲话。
① 《长编》卷123，宝元二年六月乙亥。
② 《长编》卷159，庆历三年正月乙卯。
第四个时期，为景宗元昊时期。在这时期里，由于元昊彻底统一了河西，使疆域扩大为20 个州。据李焘所载：
“赵元昊既悉有夏、银、绥、静、宥、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而洪、定、威、怀、龙，皆即旧堡镇，伪号州，仍居兴州，阻河，依贺兰山为固”。①《宋史·夏国传》所记与此大同小异，仅在威龙二州之间少一怀州。这反映了西夏疆域的初步奠定。
第五个时期为崇宗乾顺统治时期。乾顺利用宋金战争激烈的大好时机，先后用武力攻占了宋朝的震威城、西安州、定边军、府州、西宁州等地，同时，通过外交途径，迫使金朝把陕西北部地区，以及青海东部地区的乐州、积石、廓州等地，割让给西夏，从而把西夏疆域扩大到建国以来从未达到的规模。清人吴广成在评论乾顺开扩疆土时指出：“乾顺当绍圣乖方，靖康厄运。始则谋生豕突，继则利享渔人，不特义合、葭芦侵疆尽复，而西宁、湟、鄯亦入版图。盖摧坚者难为功，拉朽者易为力也。”②概括地阐述了乾顺善于抓住有利时机开疆扩土的实况。
第六个时期为仁宗仁孝统治时期。这是西夏疆域的最后奠定时期。
这时西夏比较稳定地统治着22 州，面积约2 万余里。其具体分布的情况是：
“河南之州九：曰灵、曰洪、曰宥、曰银、曰夏、曰石、曰盐、曰南威、曰会。河西之州九：曰兴、曰定、曰怀、曰永、曰凉、曰甘、曰肃、曰瓜、曰沙。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宁、曰乐、曰廓、曰积石”。①22 州大体上包括今天的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和内蒙古的部分地区。以上是西夏比较牢固地长期占领的基本地区。
此外，西夏还实际领有静州、胜州、龙州、韦州、西安州、府州等地。据吴天墀先生考证，至少实际领有32 州②，但究竟实际领有多少州，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西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西夏统治的疆域内，其主要民族的分布情况如下：
党项（也叫党项羌）：是西夏境内人数最多的民族。该民族大体上分布于今甘肃、陕西北部、宁夏全部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在黄河河套内）一带。西夏皇族——鲜卑拓跋部，就是凭借着党项人的力量而建立政权的。
汉族：分散在西夏境内，主要居住在城市及其近郊。
吐蕃：即藏族。主要分布在凉州（今甘肃武威）、洮州（今甘肃临潭）、河州（今甘肃临夏）、兰州、叠州（今甘肃迭部）、宕州（今甘肃宕昌）到宗哥（今西宁市以东大小峡一带）、青唐（今青海西宁市）等地。
③ 曾巩：《隆平集》卷20，《西夏传》。
① 《长编》卷120，仁宗景■四年十二月。
② 《西夏书事》卷35.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吴天墀：《西夏史稿》附录二，《西夏州名表》。
此外，在宋夏两国交界的一些地区，诸如仪州（今甘肃省华亭县）、渭州（今甘肃平凉）、泾州（今甘肃泾县）、原州（今宁夏固原）、环州（今甘肃环县）、庆州（今甘肃庆阳）、秦州（今甘肃天水）以及河套内无定河流域的银州、夏州等地，均有吐蕃居民分布。同时，这一带的吐蕃有生户与熟户之分。即所谓“接连汉界，入州城者谓之熟户，居深山僻远，横过寇掠者谓之生户”。①回鹘：即维吾儿族。主要居住在甘肃省西北部的甘州（今甘肃张掖）、瓜州（今甘肃敦煌）一带。其人口仅次于党项羌。
此外，在今内蒙古河套地区的黄河沿线，还有鞑靼、吐谷浑（当时叫吐浑或者退浑）和契丹人，他们也都是西夏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大家庭里的重要成员。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指出：“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做过贡献。”
居住在西夏境内的各民族，他们长期友好相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开发着祖国的西北地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四、西夏历史发展的段落划分及其社会性质
西夏史如果从唐末拓跋思恭建立夏州地方割据政权算起，到末主■被蒙古所灭为止，首尾347 年（881 年—1227 年）。如果将这347 年划分一下发展阶段的话，那么，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大的段落和八个小的阶段。
第一个发展段落，自公元881 年（唐僖宗中和元年）至1032 年（宋仁宗明道元年，夏显道二年），首尾152 年，大体上经历了第九世纪末，第十世纪，第十一世纪初期，总计一个半世纪。这是党项拓跋部建立夏州地方割据政权，“虽未称国，而王其土”②的时期。这个大的段落，又可分为两个小的阶段。第一个小阶段，自881 年至982 年（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首尾102 年。即自拓跋思恭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据有夏、银、绥、宥四州，至李继捧将四州八县之地奉献给宋太宗，从而中断了夏州地方政权。在这期间夏州地方政权的统治者尽量利用军阀之间的割据混战，从中渔利，进一步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实力。
第二个小阶段，自公元982 年至1031 年，首尾50 年。这是李继迁重建夏州地方政权，与德明初步统一河西时期。在这个阶段里，李继迁背宋自立，联辽抗宋，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迫使宋朝统治者归还了四州八县之地。其子德明继立，一方面同宋友好，保境息民，发展社会经济；另方面竭尽全力初步统一河西，从而为元昊进一步建立西夏国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个发展阶段，自公元1032 年（宋天圣九年，夏显道二年）——1086 年（宋哲宗元祐元年，夏天安礼定元年），首尾55 年。大体上经历了11 世纪中期和后期，约半个多世纪。这是西夏国家建立和巩固时期。
① 《宋史》卷264，《宋棋传》。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也是宋夏战争最频繁的时期。这个大的段落，也可以分为两个小的发展阶段。第一个小阶段，自公元1032 年至1048 年（宋仁宗庆历八年，夏天授礼法延祚11 年）。首尾17 年。这是景宗元昊创建西夏国家的时期，也是西夏封建制确立的时期。在这期间，元昊首先用武力彻底统一了河西，接着称帝建国，确立典章制度，确定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同时进行侵宋抗辽战争，并获得胜利。
第二个小阶段，自公元1048 年至1086 年首尾39 年。这是西夏国家的巩固时期。在这期间，西夏国家经历了外戚专政（没藏氏擅权与梁氏擅权）和对外战争（辽夏战争与宋夏战争）的严峻考验，统治者采取了诸如加强皇权、增官职，重用汉人等一系列措施，从而使西夏国家得到了巩固。
第三个发展段落，自公元1086 年至1206 年（宋宁宗开禧二年，夏襄宗应天元年）首尾121 年。约当11 世纪末期，12 世纪、13 世纪初期。
这是西夏国家的繁荣昌盛时期，也是西夏封建生产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时期。这个大的段落，可分为两个小发展阶段。第一个小阶段，自公元1086 年至1139 年（宋绍兴九年，夏大德五年）首尾54 年。这是西夏政治经济文化得到较大的发展并进入初步繁荣时期。在这个阶段里，崇宗乾顺适应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改变过去“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为“尚文重法”的方针。他内兴改革，外抗宋朝侵扰，利用辽金、宋金之间的矛盾，开疆扩土，将西夏的疆域扩大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第二个小阶段，自公元1139 年至1193 年（宋光宗绍熙四年，夏乾祐二十四年），首尾55 年。在这个阶段里，由于国内比较安定，加上仁孝继续推行“尚文重法”的路线，对内实行改革，发展生产，振兴文教，励行节约，及时粉碎外戚任得敬分裂夏国的阴谋，对外同宋金保持友好关系，从而使封建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使西夏国家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
第四个发展段落，自公元1193 年至1227 年（宋宝庆三年，夏宝义二年）首尾35 年。约当13 世纪初期。这是西夏社会矛盾日益积累加深，西夏国家走向衰亡时期。这个段落可分为两个小阶段。第一个小阶段，自公元1193 年至1205 年（宋开禧元年，夏元庆十二年），首尾13 年。
这是西夏由盛转衰的阶段。在这段时间里，桓宗纯祐一方面继续推行崇宗乾顺既定的立国方针，对内安国养民，对外附金和宋。但此时的西夏面临着蒙古入侵的严重威胁，同时西夏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开始激化，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停滞不前，这些，说明西夏国家开始走下坡路，“夏叶中衰，于是乎始”。①第二个小阶段，自公元1206 年（宋开禧二年，夏襄宗应天元年）至1227 年（宋宝庆三年，夏宝义二年）首尾22 年。这是西夏国家走向灭亡的时期。这个阶段经历了襄宗安全（5 年），神宗遵顼（13 年），献宗德旺（3 年），末主睍（1 年）的统治。在这个阶段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更加激化（突出地表现在联合谁打击谁的问题上意见分歧，斗争尖锐、激烈，以及皇位更替频繁，每隔5 年更换一个）。从襄宗安全开始，执① 《西夏书事》卷42.行了一条附蒙侵金的错误的对外路线。侵金的结果，元气大伤，终于在蒙古强大的军事进攻面前，节节败退而寿终正寝了。①关于西夏的社会性质，主要有下列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西夏没有经过奴隶制，而是从氏族公社制直接过渡到封建制。持有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党项内迁后，其社会便开始了由氏族公社制向私有制的过渡阶段，即向部落联盟过渡。宋初，自继迁至元昊建国，为党项社会由氏族公社所有制向封建所有制转化的时期。元昊建国后，西夏已过渡到封建制。②
第二种意见认为西夏社会是从氏族公社制经过奴隶制而发展到封建制。但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在党项社会何时进入氏族制奴隶制和封建制的问题上仍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党项羌自公元6 世纪前后已处于氏族制走向瓦解的原始社会末期；自7 世纪70 年代内迁后，在定居内地的300 年中，党项社会已进入了以家长奴隶制为特征的奴隶制社会。
同时也积累了封建制因素。自五代、宋初，尤其从继迁开始，加快了封建化的步伐。元昊建国标志着西夏进入封建制阶段。同时，西夏封建制又可细分为领主制（即采邑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大体上自李继迁到元昊建国完成为领主制阶段，元昊之后至仁宗仁孝时期为地主制阶段。①另一种意见认为，一直到宋朝时期党项族才由氏族部落制逐步发展为奴隶制，并进而建立了党项奴隶主国家，元昊建国是“产生于氏族公社废墟上的奴隶主国家”。一直到崇宗乾顺和仁宗仁孝时期，西夏社会才完成了“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化，”②封建制在夏国占据统治地位。
关于西夏的社会性质，我赞同西夏未经过奴隶制阶段，而是由原始公社制直接转变为封建制的观点。
西夏社会的发展，就其性质而言，大体上以元昊称帝建国为界碑。
元昊建国前的党项社会为原始氏族公社制，建国以后为封建制。就其建国前的社会而言，又可分为内徙前的与内迁后的党项社会。
内徙前的党项社会：自公元6 世纪末至7 世纪初期（隋及唐初），党项社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这一时期的党项羌人居住在今青海省东南部的草原上。他们过着“牧养■牛、羊”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这时的党项社会，土地为公社集体所有，男子由于在生产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而成为公社里的主要成员，妇女在生产中起次要作用而降为从属的地位，父权制明显取代了母权制。男子地位的提高与妇女地位的下降，突出表现在婚姻问题上盛行收继婚制，“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妇”③。这种婚姻制度的盛行，表明妇女可以作为家族或家庭的私有财产，由具有家长权力地位的男性及其子弟去继承，说明当时党项社会处于原始氏族公社末期。这一时期，在党项羌居住的地区内，随着畜牧业的发达，人口的增加，产生了许多大小部落，“其中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这些部落各有地分，“不相统一”①，“习尚武，无法令、赋役”，②“各为生业”③，也就是说这些部落尚未形成部落联盟，产生阶级，过着相当原始而落后的生活。
① 参阅拙作：《试论西夏的历史分期》——兼谈西夏立国方针的转变。《甘肃社会科学》1992 年5 期。
② 金宝祥：《西夏的建国和封建化》，载甘肃师大学报副刊《历史教学与研究》，1959 年第5 期。
① 吴天墀：《西夏史稿》增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139—165 页。
② 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 册，书前《说明》，及正文第四章。
③ 《旧唐书》卷298，《党项传》。
内迁后的党项社会：自7 世纪中叶到元昊立国之前。这是党项社会由原始氏族公社制向封建制的转变的时期。7 世纪中叶以来，党项羌由于受到吐蕃的侵扰，先后迁到了今甘肃陇东、陕北横山以及夏州以北、河套一带居住。这一带为汉人长期休养生息之地，也是中原王朝统治过的地区。党项羌人与当地汉人杂居，采用汉人先进的生产技术，金属生产工具及水利灌溉设施，从而提高了生产力，加速了党项社会的发展。
这一时期，一方面作为重要生产资料的土地，仍然保存了公社集体所有制的形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在那里，财产仅仅是为公社的财产而存在，单独的成员本身只是一块特殊土地的占有者，或是继承的，或是不继承的，因为财产的每一小部分都不属于任何一个单独的成员，而属于作为公社的直接成员的个人”。④
无论畜牧业或农业均是被约束在公社内部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进行小生产；另方面，作为社会生产的负担者依然是公社的广大成员。公社成员的个体家庭往往定期分有小块土地，有少量的私有财物。在公社内，除了具有自由身份的个体农，牧民之外，还存在着为数不多的奴隶，他们主要从事家内劳动。由于奴隶数量较少和主要用于家内劳动，这就决定了党项社会的生产关系不大可能转变为奴隶制。
在党项内迁后的近300 年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畜牧业的发达以及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国内外贸易也有所发展。以对外贸易为例，他们以“善马劲羊”及其副产品，去换取汉族人民的谷物、绢帛、武器、旗帜、铜铁、生产工具和其他日用品。自唐至五代党项同中原王朝的马贸易十分频繁。后唐明宗时，下令于沿边“置场市马”，在成交的马贸易中，以“党项马最多”。除沿边榷场贸易外，一些党项“大姓之强者”，①还通过朝贡的方式同中原王朝进行贸易，以便从中捞到好处。
那些党项“大姓之强者”，为了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贪欲，在积极开展内外贸易的同时，还强化以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军事组织，对外进行武装掠夺。他们把掠夺当做一种原始劳动，和对外贸易的补充形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②在频繁的对外掠夺中，广大的农、牧民为了避免外来掠夺战争所带来的灾难，不得不依附于那些拥有军事实力的“大姓之强者”，受其庇护，在其占有的土地上进行放牧和耕作，供其役使和剥削，从而同部落大姓之间建立了封建隶属关系。这种在“行将崩溃的氏族公社的躯壳之内所孕育的封建依附关系”①，发展至李继迁、李德明时，随着私有制的发展，阶级对立的加深和部落联盟的建立，便逐步成为社会的主要关系。因此，自继迁重建夏州地方政权，中经德明到元昊建国之前，是西夏社会自原始公社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即封建制的萌芽时期。
①
② 《新唐书》卷221，《党项传》。
③ 《隋书》卷83，《西域·党项传》。
④ 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第11 页，马克思原注，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
① 《旧五代史》卷138，《党项传》。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162 页。
就其建国后的社会性质而言，又可分为封建制的确立与巩固时期，和封建制的进一步发展时期。
封建制的确立与巩固时期：公元1038 年元昊称帝建国，国号大夏。
夏国的建立，标志着西夏封建制的正式形成与确立。
为什么说元昊称帝建国标志着西夏封建制的形成与确立呢？
第一，从生产关系看，党项部落贵族占有土地和牲畜。这些部落贵族同牧民之间的关系，是封建性的隶属关系和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如前所述，早在继迁重建夏州地方政权前后即已存在和发展。这些部落贵族对于汉人和“熟户”所采用的剥削方式是“计口赋粟”②，或者征取贡赋（牲畜），即剥削方式完全是封建性的。
第二，从上层建筑看，在诸如官制、礼乐等很多方面模仿唐宋。史载：“其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典则唐也。”③这种政治形式完全是为了适应当时的封建生产关系而设置的。
第三，为了适应封建经济的需要，西夏统治者积极推行儒家学说，不遗余力地实行汉化。
西夏封建制之所以迅速形成，除了有它自身发展的内在原因（是为主），还与其外界环境对它的影响分不开的。西夏自李继迁叛朱自立至元昊立国之时，其新的占领地区，如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西南）、盐州（今宁夏盐池县北）以及河西走廊的许多州县，均为汉族聚居之地，早已盛行封建制。党项人既已进入该地居住，必然要在多方面受到先进汉人的影响，加速封建化的进程。因为占领后的社会性质总是要受占领对象约束的。
此外，西夏的邻国诸如北面的契丹，西部的回鹘，西南的吐蕃，东南的北宋，都早已是封建制的国家，西夏处在这些国家的包围之中，受其影响则是很自然的事。
但元昊建立的国家，就其社会实质而言，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宗法封建领主制的国家。其所以如此，这是因为：第一，元昊所建立的封建统治，是以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形态为其基础的。封建领主各有一份领地。而领地制的形成与原始社会末期部落林立的历史条件是密不可分的。元昊称帝建国时，出于“兴法建礼”，即建立新的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将大大小小的部落贵族，纳入封建的尊卑有别的隶属关系之中。
这些部落首领，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便占有使用氏族公社的部分土地，并习以为常地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成为既得利益者，新的最高统治者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不能不承认他们对土地的占有，使之合法化，对① 金宝祥：《西夏的建国和封建化》，载《甘肃师大学报》副刊《历史教学与研究》，1959 年第5 期。
② 《宋史》卷491，《党项传》。
③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于那些缺少土地的部落首领，则让他们用部落村社的名义，重新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畜群，役使部落属民进行生产。这样，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便转变为占有一定领地的封建领主。与此同时，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仍然残存着。
其二，以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兵制仍然被保存下来。这是一种以帐为单位的征兵制。所征之兵由各部落首领管带，“各将其种落兵，谓之一溜”。①这说明元昊称帝建国后虽然封建制已经形成确立，但属于比较低级的宗法封建领主制，它保存了残存着原始氏族制时期的许多落后的东西。
封建制进一步发展时期：自崇宗乾顺开始至西夏灭亡，为地主制取代了领主制的时期。为什么说自崇宗乾顺开始领主制已经发展成了地主制呢？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一）封建等级制进一步得到加强。这突出表现在乾顺、仁孝时对后妃的册封和大力推行封王制度。如乾顺时封庶弟察哥为晋王，宗室子弟仁忠为濮王，等等。仁孝时期的“官阶封号表”，所列封号名称为七个等级，说明西夏后期封建等级森严，统治者对于封建等级制度的规定十分完备。
（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加强。如众所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是封建皇权同封建领主分裂割据势力长期进行斗争的结果。因此，中央集权的加强，意味着领主制的衰落和地主制的兴起。在君权的支持和庇护下，地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将更加巩固，力量日益壮大，并最终取代封建领主。
（三）自乾顺开始，于宋夏沿边之地，大规模地兴城筑寨以设防，在军事上采用阵地战同宋对垒。这种军事上的变化，与西夏社会已由领主制过渡到地主制，出现新的政治、经济形势，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五、西夏的历史特点
西夏历史的特点之一，是政治上采用蕃汉联合统治。所谓“蕃汉联合统治”，指的是以皇族鲜卑拓跋氏为核心，党项羌上层为主体，联合吐蕃上层，回鹘上层以及汉族地主阶级，共同治理西夏国家，剥削奴役着各族广大劳动人民。这种联合统治充分暴露了西夏国家的阶级压迫实质。
西夏的联合统治，并非自立国开始，而是早在李继迁重建夏州政权之时，即已初见端倪。公元982 年（宋雍熙三年）二月，李继迁袭踞银州（今陕西省米脂县西北80 里），在“蕃族附者日众”的情况下，为了团结蕃部首领共同抗宋，于是“设官授职，以定尊卑，预署酋豪，各领州郡”。①其联合统治的机构设有都知蕃落使、左、右都押牙、刺史等官职，由11 人组成，其中汉姓3 人，党项羌姓4 人，鲜卑拓跋姓2 人。这种蕃汉联合统治的特点是以蕃为主，以汉为辅，以及实授与预署并行，但以实授为主。
李德明时期的蕃汉联合统治，明显有所发展。其统治机构所设之官，① 《西夏纪》卷8.① 《西夏书事》卷4.除了继续设有都知蕃落使、左、右都押牙、刺史等之外，还新设有行军左司马、右司马指挥使、都知兵马使、孔目官、牙校，等等②。总人数仍为11 人，但以汉为主（其中汉姓8 人，蕃姓3 人）；取消预署，均为实授。
西夏的蕃汉联合统治发展到景宗元昊之时已初具规模。从其所设官制的情况看，大致有如下特点：（一）模仿宋朝官制（如中央机构仿宋设二十四司）、参照吐蕃官制（如设监军司等）结合本国国情设立官职；（二）采用一套官职，两种官称；（三）中央机构中元昊任命12 人，仍以汉人为主（汉占其七，蕃占其五）；（四）从中央到地方凡主兵马者均为党项人。表明西夏统治者认识到军事的重要性，把军队当做他们的命根子。
景宗元昊以后的蕃汉联合统治，就基本特征和性质而言，大体上没有什么变化，但就其官制的发展看，同元昊时期相比，则有许多不同之处。如毅宗谅祚时新增了各部尚书、侍郎……等官，蕃号官称也增加了诸如昂摄，昂星……等新的内容，乾顺亲政后，仅用汉官官称，不用蕃号官称①，仁孝时期进一步将政府机构分为五品。即上品、中品、下品、末品、和不入品等，表明西夏蕃汉联合统治机构，经过多次补充，至此已臻完善和定型，进入了它的成熟时期。
西夏之所以产生蕃汉联合统治并非偶然，而是由下列两种因素所造成。第一，在西夏统治的疆域里，居住着党项、汉族、吐蕃、回鹘以及鞑靼、吐谷浑等族。这些族的统治者都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或者拥有一定数量的牧地和牲畜。这些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各自的经济利益，镇压农、牧民的反抗，都需要直接或间接（由其政治代表参加）参与政治，加入到蕃汉联合统治的各级政府中去，共同行使对被压迫阶级的统治权。
第二，作为西夏国家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鲜卑拓跋氏，无论其统治经验和文化水平都不如汉族地主阶级，加上立国前后的一段较长时期里人才缺乏，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有效地维持并巩固其统治，仅仅让党项羌、吐蕃、回鹘等族上层参与政权是不够的，而必须让汉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加入到各级政府中去，这就决定了西夏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只能是蕃汉联合统治。
西夏历史特点之二，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对外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依赖性。
“夏之境土，方二万余里”②，其比较稳定的长期存在的州郡为22州。这个疆域虽然只有北宋的1/2 强，但却是辽的2 倍①。（辽为万余里）
在这广阔的疆域里，各地经济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22 州大体上有三种经济状况。第一种为蕃汉集中居住的据点，如西夏都城、州、县治所及其附近地区，为唐末五代以来早已封建化的地区，其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如凉州无论畜牧业和农业都很发达，居住在那里的吐蕃部落，② 《西夏书事》卷8.① 参阅拙作：《西夏蕃官刍议》，1985 年《西北史地》第2 期。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 参阅《宋史·食货志》和《辽史·地理志》有关宋、辽疆域的记载。
“多是华人子孙，例会汉言，颇识文字”②。至于西夏都城——兴庆府的屏障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南），不仅农业发达，其文化水准也很高。
“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③。
第二种是靠近宋夏边界的蕃汉杂居的农牧地带。如西夏东面的横山，“多马宜稼……且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生”④。此外，西夏的天都山、马衔山一带，也属于这类地区。
第三种是一些土地贫瘠、人烟稀少，或者本来就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地区。如西夏河套的地斤泽、兴庆府西面的腾格里以及同蒙古接壤的广大北部地带，均属于这类地区。这类地区的居民主要靠从事游牧业和狩猎业维持生活，是西夏最落后的地区。
西夏经济除了呈现着发展不平衡性外，对外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依赖性。
早在西夏立国之前，夏州地方政权对中原王朝在经济上就存在着严重的依赖性。如周世宗显德元年（954 年）五月，府州防御使折德扆入朝，“彝殷恶其职与己埒，以兵塞路，不许通诏使”。世宗拟停止对夏州的贸易，并遣使持诏切责，“彝殷惶恐，撤兵谢罪”①。彝殷屈服于周世宗经济制裁的压力，说明夏州地方政权在经济上对中原王朝存在着怎样严重的依赖性。
西夏立国后，随着疆域的扩大，社会生产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的兴盛，这种依赖性多少有所减轻。宋司马光在评价西夏经济上依赖宋朝时指出：
“彼西人公则频遣使者商贩中国，私则与边鄙小民窃相交易，虽不获岁赐之物，公私无乏，所以得偃蹇自肆，数年之间似恭似慢，示不汲汲于事中国，由资用饶足，与事中国时无以异故也”②。
由于西夏同宋贸易获得好处，从而使其对宋的经济依赖性明显减轻，又由于经济上“资用饶足”，“公私无乏”，因而在政治上变成为“似恭似慢”，不卑不亢了。
建国后西夏在经济上的依赖性，虽然一度有所减弱，但由于西夏经济比较脆弱，水平不高，加上受到战争影响，因此这种依赖性不可避免地将会长期存在。并突出表现在对宋朝“岁赐”与“和市”之上。史载：“既绝岁赐，复禁和市，羌中穷困，一绢之直，至十余千。……
既通和市，复许入贡，使者一至，赐予不赀，贩易而归，获利无算；传闻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③。
绝“岁赐”、禁“和市”，西夏物价飞涨，生灵穷困，反之，“始有生理”，两相对照，说明了西夏对宋经济依赖的严重性。
西夏不仅在经济上对宋朝存在比较严重的依赖性，而且对金朝也存在着一定的依赖性。这主要表现在对金边境的榷场贸易之上。金先后于② 《长编》卷51，咸平五年三月癸亥。
③ 《西夏书事》卷7.④ 《宋史》卷335，《种谔传》。
① 《西夏书事》卷2.② 司马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50，《论西夏札子》。
③ 苏辙：《栾城集》卷39，《论西夏事状》。
兰州、保安、绥德、东胜、环州等地设置榷场，置场官管理①。西夏通过榷场、走私，以及夏使至金，“许带货与官商交易”②，从而获得必要的生活用品。
由于西夏在经济上对其邻国存在着依赖性，因此，在外交上不能不表现出一定的依附性。兹以元昊对宋朝的态度为例。宋末元初的史学家马端临云：“元昊倔强构逆，兵势甚锐，竭天下之力，不能稍挫其锋；然至绝其岁赐、互市，则不免衣皮食酪，几不能以为国，是以亟亟屈服”③。
元昊在对宋战争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之所以主动要求纳款称臣，“亟亟屈服”，固然原因颇多，但与西夏在经济上对宋存在着较大的依赖性有着很大的关系。
西夏历史特点之三，是民族矛盾经常处于主要地位，对外战争频繁。
西夏自1038 年元昊建国至1227 年末主睍灭亡，首尾190 年。在这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西夏同它的几个主要邻国——宋、辽、金、蒙均发生过大小不等的战争。另同吐蕃唃厮罗也多次兵戎相见。在同邻国的战争中，尤以宋夏战争时间最长，次数最多，其影响与后果也最大。
西夏自景宗元昊立国到崇宗乾顺同宋高宗缔结和约，历时91 年（1038—1128 年），双方和平共处仅26 年，其余75 年时间均处于交战状态。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总计战争15 次。其中比较著名规模较大的战役计有元昊时期的好水川之战，三川口之战，定川砦之战。惠宗秉常时期的灵武之战和永乐之战，以及徽宗时期宋夏争夺横山地区的斗争。
长达75 年的战争，归纳起来，大体上有如下特点：战争时断时续，中间呈间歇状态；其主要战场集中于今陕西北部、甘肃东部，以及宁夏南部地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但两国信使却照常往来，“朝贡”
与“回赐”也很少间断；较量的结果，互有胜负，势均力敌，谁也不能消灭对方。
除了对宋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外，至襄宗安全统治时期，夏金双方又发生了长达13 年（1210 年8 月—1223 年7 月）之久的战争。在13 年里，双方大小战争约25 次，其中规模较大的为4 次，平均每年2 次。
在夏金战争激烈进行的同时，蒙古成吉思汗也发动了旨在灭亡西夏的战争。蒙夏战争首尾23 年（1205 年3 月—1227 年7 月）先后爆发了8次重要战争，这些战争无一例外地均以蒙古的胜利而结束。
除了上述战争外，在景宗元昊和毅宗谅祚统治期间，还同辽发生过两次较大的战争，另同吐蕃唃厮罗5 次兵戎相见（元昊时2 次，谅祚时3次），前两次以西夏的大获全胜而告终，后3 次以西夏的失败而结束。
频繁的战争，给西夏及其邻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与影响。
首先，它破坏了西夏同其邻国人民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使其人民惨遭屠戮，流离失所。史载：“自元昊叛，河西之民迁徙以避兵，因留雄勇津，循河上下，① 《金史》卷50，《食货志》。
② 《西夏书事》卷38.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2，《古雍州案语》。
侨寓者众，公躬训谕安辑之，俾还故业”①。
说明元昊发动对宋战争，使本国人民不得安宁，饱尝颠沛流离之苦。至于宋朝人民，受害更大，死伤惨重。“关中之民，自经西事以来……亡失太半”①，说明战争给宋朝沿边人民带来的灾难超过西夏人民。
第二，使西夏及其邻国元气大伤。如西夏同金长期混战，元气大伤，由强变弱，最后因无力抵御蒙古的进攻而灭亡。蒙西战争的结果，使西夏“田野荒芜，民生涂炭”②，“耕织无时，财用并乏”③。
第三，阻碍了西夏同邻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如元昊对宋战争，虽然三战三胜，然“人畜死伤亦多，部落甚苦之；又岁失赐遗及沿边交易，颇贫之”④。既失宋朝“岁赐”，又“丧沿边交易”，使西夏本来就比较脆弱的社会经济，更加陷入困境。
总之，西夏对外战争频繁，在较长的时间里，破坏了其休养生息的安定环境，妨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消耗了国力，影响了西夏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尤其在它的初期和后期），使本来可以发展较快的社会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历史的进程。
西夏历史特点之四，是文化上的多源与儒学佛教的兴盛。
所谓文化上的多源，即西夏文化渊源于汉族、吐蕃、西域文化，即长期吸取这些文化的养料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但以吸收汉文化的养料为主。
西夏文化大量吸收汉文化，同汉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点为当时西夏人所公认。西夏仁宗时的党项人骨勒茂才在其《蕃汉合时掌中珠》一书的序言中指出：“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自备，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语言不通故也”。又云：“论末则殊，考本则同。”一语道破了西夏文化同汉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
西夏文化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西夏字、音乐、绘画、建筑、雕塑等方面。如西夏字的形体明显模仿汉字，以汉字为依据，参照党项民族语言的特点而造成，音乐深受唐宋影响，等等。
西夏文化受吐蕃文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佛教主要来源于中原，其次来源于吐蕃；军制的最小单位为“抄”，由“正丁”和“负赡”组成。这种“正丁”和“负赡”，来源于吐蕃的“组”和“仆役”①。至于监军司的设立，则与吐蕃王朝，“在（其）东北和极西境地区建立的军镇组织”②，十分类似；服饰：如元昊“衣白窄衫，毡冠红果顶，冠后垂① 《折继闵神道碑》，转引自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
①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38，《横山疏》。
② 《金史》卷134，《西夏传》。
③ 《西夏书事》卷41.④ 司马光：《涑水纪闻》。
① 参阅王忠：《论西夏的兴起》，载《历史研究》1962 年第5 期。
② （匈）乌瑞著、荣新江译：《KHKOM（军镇）：公元七至九世纪吐蕃帝国的行政单位》，《西北史地》1986 年第4 期。
红结绶”③，既受吐蕃赞普服饰的影响，同时也参考了回鹘可汗的服制。
西夏文化受西域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回鹘僧人翻译佛教经典之上。一些著名的回鹘僧人在元昊、秉常时期，先后负责主持佛经的大规模的翻译，对西夏文化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西夏统治者早在李继迁时，就注意吸收儒学有识之士为己用，至元昊时，除了注意搜罗儒学有识之士加以重用外，还将一些儒学著作翻译为西夏文，从中吸取对其统治有益的东西。西夏儒学经过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及崇宗乾顺的提倡，到仁宗仁孝之时已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乾顺、仁孝时大力振兴学校，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各种学校（包括小学、太学、内学，等等），同时注重发展科举制度。通过兴学，发展科举，遵孔读经，不仅为西夏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还为元朝统治者储备了很多人才。其人才之盛同辽金比较，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夏佛教的兴盛突出表现在广修寺庙和佛事活动的频繁之上。
西夏佛寺极为普遍，“名存异代唐渠古，云锁空山夏寺多”①。这是对首都——兴庆府（今银川市）水利发达、广建寺庙的生动写照。至于西夏全国各地所建寺庙，几乎到处都有。有的是对佛教旧址的修葺，有的则属新建。在众多的佛寺中，其中最著名的有兴州的戒台寺、高台寺、承天寺、凉州的护国寺、甘州的卧佛寺，等等。
西夏除了重修和新建了不少寺庙外，还重建和改建了不少石窟。据有关专家统计，西夏在占领瓜、沙后，对莫高、榆林两地石窟，大约重修和改建了70 余座。这些石窟为西夏各个时期各阶层的善男信女们顶礼膜拜，从事宗教活动的佛教圣地，对于宏扬佛法，宣传佛教的唯心主义思想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由于西夏统治者带头崇奉佛教，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老百姓信仰佛教，从事各种佛事活动者与日俱增。正如党项人骨勒茂才所记载：“亲戚大小，性气不同，或做佛法，修盖寺舍，诸佛菩萨，天神地p 祇，璎珞数珠……供养烧香……入定诵咒，行道求修”②。
这是对西夏老百姓信仰佛教的生动写照。我们从中看到了西夏百姓从事各项佛教活动的盛况①。 六、西夏的历史地位
西夏在我国古史中究竟应该占有怎样的历史地位？有一种观点持否定态度。如宋末元初著名的史学家马端临云：“河西之地，自唐中叶以后，一沦‘异域’顿化为龙荒沙漠之区，无复昔之殷富繁华矣。……虽骁悍如元昊，所有土地过于五凉，然不过与诸蕃部落，杂处于旱海不毛之地，兵革之利，财货之殷富，俱不能如曩时。是以北事辽，南事宋，仅足以自存”。②马氏不仅从经济上完全否定了西夏的历史地位，而且全盘否定了中唐以③ 《长编》卷115，景祐元年十月丁卯。
① 《嘉靖宁夏新志》卷7；李梦阳：《夏城漫兴》。
② 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
① 参阅拙作：《试论西夏的历史特点》，载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中国民族研究》第2 辑。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2，《古雍州案语》。
后所有统治过河西地区的一切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作用，这种带有严重民族偏见的评价，显然是不正确的。
与上述观点相反，当代一些史学工作者，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评价西夏的历史地位、程度不同地肯定它在历史上的作用和贡献。如王忠先生认为：“西夏的兴起并不完全是消极和反动的历史逆流。在祖国各族人民互相融合为一个民族大家庭的过程中，党项族作为一个历史的力量是有贡献的”③。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史学家对西夏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似乎都主张应当予以充分的肯定，但究竟应当从哪些方面去进行肯定，则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对于该问题，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肯定。
第一，夏所进行的局部统一，为祖国西北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文教的昌盛，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并为元朝的大统一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西夏自李继迁重建夏州政权之后，随着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其疆域也在不断扩展，至景宗元昊时领有22 州，方圆约2 万余里。至仁宗仁孝时至少实际领有32 州，方圆超过2 万余里。（详前）
西夏之所以能逐步统一西北大部地区并非偶然，而是“番汉杂处”
的西北各族经过近200 年的长期自然同化，不断冲突融合的结果。自唐末开始，一直到明初，为我国第三次民族大冲突大融合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总趋势是从分裂走向统一，而世居西土“恩信孚部落”的西夏王族——鲜卑拓跋部，利用党项羌的力量，凭借着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和较强的组织能力，顺应着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在这一带经济文化发展接近内地的基础之上，逐步消灭异己而最后完成的。
西夏的局部统一，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为元王朝的空前大统一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历史的实践表明，没有唐末五代的大动荡，大分化及其局部统一，就不可能有宋初的统一；同样，没有辽、宋、西夏、金的局部统一，及其又冲突又融合，以及漠北草原上的强大的蒙古部落，异军突起，去打破宋、西夏、金三足鼎立的割据均势，也就不可能有元朝的空前大统一。
第二，西夏的立国对祖国西北地区的开发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西夏对祖国西北地区的开发，突出表现在西夏农业的发展上。西夏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为兴州、灵州、凉州、肃州等地，其次为横山、天都山和马衔山一带。
西夏农业的成就概括地说，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即采用汉族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知识。其农业均为木柄铁器所构成，与宋农民所用生产工具并无二致；牛耕的普遍使用。其牛耕用二人抬杠，一人扶犁进行操作。与内地汉民完全一样；水利灌溉发达。西夏统治者，除了注意修复旧渠之外，还修了一些新渠，如“昊王渠”等；开垦荒地。
西夏开垦荒地，见于记载的多数在宋夏沿边毗邻之处，即用侵耕宋地的办法，去达到扩大耕地面积的目的。其侵耕之地计有宋河东路麟州（今③ 王忠：《论西夏的兴起》，载《历史研究》，1962 年第3 期。陕西省神木县北）屈野河及大理河东葭、芦境上一带。侵耕的结果，激化了宋夏矛盾；生产了大量粮食。由于水利的兴修，各地农田及时得到了灌溉，“岁无旱涝之虞”①，加上牛耕的普遍使用和采用汉人先进生产技术，因此，西夏生产了大批粮食。这些粮食除食用部分外，被储存于公私粮窖之中。西夏粮窖早在李继迁重建夏州政权之时即已见于记载，此后，随着农业的发展，这种粮窖越来越多。粮窖的增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夏农业的发展。
西夏农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和意义。首先，西夏农业的发展，使党项族从内迁前的逐水草而居，“不知稼穑”②，到建国前的逐步农耕化，以及建国后农业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这在党项族的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其次，由于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手工业商业的繁荣，从而增强了西夏的国力，使西夏有可能自立于民族之林。西夏与辽、宋、金之所以能够长期鼎立，原因固然很多，但与西夏农业的发展，经济上基本自给自足，有着很大的关系。
第三，通过公私贸易，加强了西北边疆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而丰富了边疆、内地各族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有利于宋夏边界的安宁。
宋夏的经济交流的主要途径和方式计有定期朝贡，在宋夏沿边之处设立固定的贸易机构——榷场，以及次一级的商场——“和市”，此外，还有“窃市”，即宋夏沿边军民的私下交易。
宋夏文化交流，自宋输入西夏的计有佛经、“九经”（指《书经》、《诗经》、《春秋》、《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宋历和时服，等等。自西夏输入宋的属于物质文明的计有神臂弓、夏人剑，等等。
宋夏经济文化交流对于宋夏双方起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
作用之一，给宋夏两国带来了物质上的好处。尤其对于比较落后的西夏来说，作用更大。正如范仲淹在其《答赵元昊书》中所指出：“大王之国，府用或阙，朝廷每岁必有物帛之厚赐，为大王助。……又马牛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有无交易，各得其所”①。
作用之二，是对于互通边情，维护宋夏边境安宁起了一定的作用。
如宋通过沿边互市，以缯锦换取蕃部马，可以“利戎落而通边情”，反之，如果取消互市，就会引起边境蕃部“猜阻不安”，很难维持边境安宁。
作用之三，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和丰富了宋夏人民的生活。正如宋臣苏辙指出：“既通和市，复许入贡，使者一至，赐予不赀，贩易而归，获利无算；传闻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①表明西夏人通过至宋首都及宋夏沿边和市，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获益良多。西夏人民获利如此，宋朝内地尤其是沿边人民得此经济交流好处，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隋书》卷83，《党项传》。
① 《范文正公文集》，卷9.① 苏辙：《栾城集》卷39，《论西夏事状》。
概可想见。
其历史作用之四，是西夏文教昌盛，不仅为西夏自身培养了大批文武人材，而且为元朝统治者储备了大量有用人才。西夏在文教方面富有成效的努力，对于提高西夏境内各族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西夏立国之前，主要通过礼贤下士，延揽人才，以及吸收宋朝投奔过来的失意知识分子，去建立其统治机构。如李继迁时既引“张浦为谋主”，又“纳灵州叛人郑美”②，授以指挥之职。立国之后，元昊除继续采用上述办法外，还开始设立蕃学与汉学，即通过兴办学校去培养人才。
乾顺时通过同时兴办蕃学、国学，为国家培养了更多人才。仁孝时，除了在中央和地方继续兴办学校外，还大力发展科举制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
由于西夏统治者建国伊始，就创建学校，振兴文教，尤其是经过乾顺、仁孝时期对文教事业的发展，因此，至西夏末期，人才辈出，不仅自身不乏人才，而且为元初蒙古统治者储备了不少人才。
西夏灭亡后，一批文化素养较高的西夏人，活跃在元代的历史舞台上，充当了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重要官员。这样的西夏人到底有多少？
据有的同志初步统计，见于记载的约有370 余人③，说明西夏人才之盛。
西夏知识分子活跃在元朝的历史舞台上，对于蒙古人的汉化，以及蒙汉文化的融合，起了加速和促进作用。这种历史作用正如陈登原先生所指出：“西夏人才，初虽有资于宋，其后亦卓然有所自己，并曾启迪金源，蒙汉文化混合，西夏与有力焉”①。
② 《西夏书事》卷6.③ 参阅汤开建：《元代西夏人物表》，载《甘肃民族研究》1986 年第1 期。
①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2 册，第407 页《西夏》。 第二章 党项拓跋部的兴起与夏州地方政权的割据
第一节党项拓跋部的兴起与内迁
一、党项的兴起
西夏是党项人于公元11—13 世纪期间建立的国家。党项是羌族的一支，因此，史书上也称之曰党项羌。“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①。羌族是我国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之一。它长期生息、繁衍、活动于我国的西部地区。早在远古时期，羌族与华夏族就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交往。在出土的殷商甲骨卜辞中就有关于羌族的记载。东汉时，羌族以西海郡（今青海海晏县西）为其活动中心，南到蜀郡（今四川雅安西）、广汉郡（今四川广汉县），西北接鄯善（今新疆鄯善县东南）、车师（今新疆吐鲁番县西）。其部落虽多（约150余），但各不相统属，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魏晋以后，羌族势衰，其中一部分被吐谷浑所征服，一部分臣属中原王朝，另一部分则逃入四川西部的深山野谷之中。“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野”②。
唐初，党项羌势力范围有所扩展。“东至松州（今四川省松潘县北），西接叶护（指西突厥领地，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界春桑（在今青海省南部果洛藏族自治州境内），北邻吐谷浑（其统治地盘在今青海省北部、甘肃省南部一带，活动中心地区则在青海湖附近），有地三千余里”①。他们按照自氏族分化出来的家族结为部落，并以家族的姓氏作为部落的名称。在众多的族姓中，比较显赫著名的计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米擒氏、拓跋氏等八个族姓。八大族姓中又以拓跋氏最强，在整个党项羌中起着领导的作用②。这时的党项羌各部落，仍然各自分立，不相统属。
公元584 年（隋文帝开皇四年），党项羌有千余家愿意归顺隋王朝。
公元585 年（开皇五年），其大首领拓跋宁丛率领部落请求定居旭州（今甘肃省临潭县境），文帝任他为大将军。
公元590 年（开皇十年），党项羌进攻会州（今茂汶羌族自治县境），被隋军打败，纷纷表示愿意降附③。公元623 年（唐高祖武德六年），党项羌派遣使者，请求内附，唐在其地设置维州（今四川理县）和恭州（今四川丹巴县东）。唐太宗统治期间，其社会环境比较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公元627 年（贞观元年），党项羌首领细封步赖率领部落归附唐朝，唐朝统治者在其居住境内设置轨州（今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松藩县境），由细封步赖担任州刺史。在细封步赖的带头下，其它党项羌首领也跟着响应，纷纷率部落归唐。唐在境内设置崌（ju 据，今四川茂汶羌① 《隋书》卷83，《党项传》。② 《旧唐书》卷198，《党项传》。① 《新五代史》卷74，《党项传》。② 《旧唐书》卷198，《党项传》，《新唐书·党项传》记载与此同。③ 《隋书》卷83，《党项传》。族自治县）、奉（今四川理县西北）、岩（今四川松潘西北）、远（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境）等四州，仍以其各部首领为州刺史。
公元631 年（贞观五年），太宗派遣使者“开其河曲地为六十州，内附者三十四万口”①。
党项羌大首领拓跋赤辞与吐谷浑王慕容伏允关系密切，结为姻亲。
公元634 年（贞观八年），吐谷浑叛唐，太宗派行军大总管李靖率军进攻吐谷浑，拓跋赤辞率军屯狼道峡（今甘肃迭部县境），协助浑王伏允作战。不久，赤辞战败于肃远山，伏允也因党项羌人民和家族厌战，兵败请降。唐政府于其居地，分设懿、嵯、麟、可等32 个羁縻州。这些羁縻州的位置大体上在松州西北一带的四川、青海和甘肃3 省的邻接地区。
唐政府任命这些归服的部落首领为都督刺史②。并以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李姓，都督府的治所设在松州。
二、党项的内迁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唐朝初年，早已进入西藏地区的羌族——■牛部和苏毗部，渐趋统一，并建立了吐蕃奴隶主政权。唐太宗时，吐蕃灭吐谷浑，势力更加强大。玄宗开元年间，吐蕃四出侵掠，散居于今甘肃南部和青海省境内的党项羌诸部，因为不堪吐蕃的掳掠和压榨，请求内徙，唐玄宗让他们迁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并把原来设在陇西地区的静边州都督府移置庆州，对他们妥善安置，任命拓跋守寂为右监门都督，封西平公。其原来聚居之地旋即被吐蕃占领，没有迁徙的党项羌人，接受吐蕃统治，并被改称为“弭药”①。
8 世纪中叶，唐王朝爆发了安史之乱，拓跋守寂出兵助唐平叛有功，被提升为容州刺史，领天柱军使。
公元764 年（代宗广德二年），河北副元帅朴固怀恩起兵反叛，并煽诱党项浑奴刺入寇作乱，朔方节度使郭子仪，鉴于散居灵（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盐（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和庆州一带的党项羌，其聚居之地与吐蕃邻接，并不断滋生骚乱，为了对他们进行隔离和拆散，于是表请将党项羌部落迁到银州（今陕西省米脂县）以北、夏州（今陕西靖边县境）以东地区，同时，将静边州都督府迁置银州境内。
代宗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及时召集党项羌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拓跋朝光、拓跋乞梅等入朝，厚加赏赐，让其安抚部众，及时迁徙。拓跋乞梅居庆州，因为庆州位于陇山（六盘山）以东，所以史书上将由他领导的党项羌部落叫做东山部。拓跋朝光居银州、夏州，因为夏州以北属于今内蒙伊克昭盟地区，“登城一望，则平沙漠漠无林阻”②，加上该地区是南北朝时赫连勃勃所建夏国的辖地，俗称平夏，所以由他领导的党项羌① 《唐会要》卷98，《党项羌》。② 《新唐书》卷43，《地理志·羁縻州》云：“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① 据新、旧《唐书·党项传》记载，吐蕃称未迁徙的党项羌人为“弥药”。另据《宋会要辑稿·蕃夷》6之1 记载，西夏建国后，吐蕃及于阗称西夏为“缅药”即（“弥药”），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弥药”一词的应用范围，已经扩大了。②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陕西上》，引《延绥镇志》。
部落也以地得名为平夏部。后来建立西夏国家的皇室显赫大姓——拓跋氏，就是出自这个平夏部。
除了东山部落、平夏部落之外，还有一批党项羌人迁到绥州（今陕西省绥德县）、延州（今陕西延安）一带居住。党项羌人第二次迁徙定居之后，由于吐蕃继续向东北侵扰，被迫于公元765 年（唐代宗永泰元年）以后，一度向东迁徙到石州（今山西省离石县，辖境在今山西三川河、湫水河流域），以便“依水草”而居，由于当地“永安城镇将阿史那思昧，扰其部落，求取驼马无厌”①，因此，他们又返回黄河西岸地区，即回到了银州、夏州一带。
党项羌徙居内地以后，“其所业无桑事”，专以畜牧为生，从其社会发展阶段看，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和阶级对立均已产生，因此，部落之间表现出喜好劫掠和战争。史载：“党项羌其类意气不等，因聚党为兵相伐，强者有其马、牛、羊、骆驼。其后支属更仇杀，辗转六、七十年，莫能禁”②。除互相攻掠外，他们还在唐朝统治者面前，互相指斥，将责任推给对方。“比者或有剽劫，必推南山（部落），南山有寇扰，亦指平夏（部落）。既相排斥，互说短长”③。唐朝统治者面对着各部落之间的矛盾斗争，不是以调解人的身份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是有意从中火上加油，制造矛盾，以便于他们进行分化统治。如在对待“南山党项”与“平夏党项”的矛盾问题上，有意识地贬责南山而抬褒平夏。如当时最高统治的诏令有云：
“南山党项为恶多年，化谕不悛，颇为边患。……平夏党项素闻为善，自旬月以来，发使安抚，尤其忠顺，一如指挥，更不猖狂，各守主业”④。
这种一褒一贬，对少数民族进行分化统治的办法，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惯用伎俩，是激化民族矛盾的一项重要原因。
唐朝统治者对党项羌在进行分化统治的同时，还加强了对党项羌人民的经济封锁和剥削。如公元787 年（贞元三年），一些地方官对“内附诸夷……竞致侵削，藉其蹄角齿毛之异，廉者半价而贾，贪者豪夺”①。
有的“或强市其牛马，不酬其直”②。有的边将“失于绥辑，因缘征敛，害及无辜”③。在唐的经济封锁和地方官的剥削压迫下，党项羌人民忍无可忍，被迫纷纷起义。唐文宗太和、开成（827—840 年）年间，灵州、盐州等地发生了党项羌部落起义，给统治者以较大的打击。唐朝统治者为了平息这些起义，曾多次派遣官吏，进行安抚。如唐武宗以侍御史崔君会、李鄠和郑贺分别为灵州、延州（今陕西延安市）、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北）等地安抚使，及时进行安抚。而对于那些安抚无效的起义，① 《唐会要》卷89，《党项羌》。② 《全唐文》卷737，沈亚之：《平夏》文。③ 《大唐诏令集》卷129，《洗雪平夏党项德音》。④ 《太唐诏令集》卷130，《平党项德音》。
① 《全唐文》卷649，元稹：《授王王琬银州刺史制》。
② 《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③ 《全唐文》卷700，李德裕：《赐党项敕书》。
则派大军围剿。如公元850 年（宣宗大中四年），“（党项）内掠邠、宁，诏凤翔李业、河东李栻讨之，羌乃破殄”④。
唐王朝与党项羌内迁前后的关系，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有时甚至兵戎相见，但从总体上和主流方面去看，仍然是友好的和密切的臣属关系。其所以如此，与唐王朝对党项羌所采取的总政策——怀柔、安抚，有着很大的关系。党项羌同唐王朝基本上保持着密切友好关系，这对党项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无疑起了加速的作用。 第二节 西夏拓跋氏的族源
在阐述了作为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的兴起、迁徙、定居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之后，紧接着有必要以一定的篇幅谈一下建立西夏王朝的拓跋氏的族源问题。
西夏皇族——拓跋氏究竟出自何族，是西夏史中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对于该问题，国内外学者曾经进行过比较深入的探讨和争论，但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西夏拓跋氏其族源出自鲜卑，另一种意见认为西夏拓跋氏与羌族同源。如果将两种意见加以比较，似乎第一种意见比较有说服力，因为它能找到较多的确凿根据。
首先，唐宋辽元明的有关记载，说明了西夏拓跋氏与拓跋鲜卑同出一族源。
唐人林宝早在元昊立国前200 年，就已指出：“孝文帝迁都洛阳，改为元氏。……开元后，右监门大将军西平公静边州都督拓跋守寂亦东北蕃也，孙乾晖银州刺史，侄澄岘今任银州刺史”①。
拓跋守寂是党项大首领拓跋思泰之子，与拓跋乾晖、拓跋澄岘均为西夏拓跋氏的成员，“东北蕃”意为鲜卑。说明西夏拓跋氏与鲜卑拓跋氏同出一源。说明元昊自称是元魏的后代，并非高攀冒认、伪造祖先历史，而是有所本和有据可寻。
宋人有关记载颇多。《宋史·宋琪传》云：“自银，夏至青、白两池，地惟沙碛，俗称平夏拓跋，盖番姓也。自麟、延以北，多土山柏林，谓之南山野利，盖羌族之号也”。
所谓“拓跋，盖番姓也”，“野利，羌族之号”，说明在宋琪眼里，平夏拓跋不是羌族，而是属于“东北蕃”，即出自鲜卑拓跋，而野利属于党项羌族之大姓，两者不容混淆，应该严格加以区分。
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也认为西夏拓跋氏与鲜卑拓跋氏同出一源，称西夏拓跋氏，出自“北番”。这一看法与唐人林宝，北宋宋琪完全相同。
《辽史·西夏外纪》云：“西夏，本魏拓跋氏后，其地则赫连国也”。
元人修《辽史》虽然参考的著作颇多，但其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史料却是耶律俨编修的《皇朝实录》。耶律俨是汉人，本姓李，赐姓耶律，在辽④ 《唐会要》卷98，《党项羌》。
① 《元和姓纂》卷10，《拓跋》。
朝官至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监修国史。地位很高的耶律俨，作为一代史官，对于辽的友邦西夏的历史，自然比较熟悉。既然《辽史·西夏外纪》的撰修，主要本于耶律俨的《皇朝实录》，那么，它的西夏拓跋氏“本魏拓跋氏后”的观点，当属可信。
元明两代均有关于西夏拓跋氏的记载。如《李世安墓志》云：“公西夏贺兰山于弥部人。”①《元史·李恒传》云：“其先姓於弥氏，唐末赐姓李，世为夏国主。”李世安、李恒均为西夏王族拓跋氏的后代。两条史料均提到“於弥”。何谓“於弥”？据王静如等先生的考证，“於弥”乃“嵬名”之异译②。何谓“嵬名”？宋代不少文献如李焘《长编》等，均认为是元昊所改西夏国姓。”自号嵬名称吾祖”。但欧阳修却认定元昊所改为“元氏”。“赵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恶之，遽改元曰：“康定”③。欧阳修为当时人记当时事，且德高望重，所言当有所本，应为可信。据此推之，“嵬名”一词，似应为“元”之西夏语音。
如果此推断可以成立，联系“嵬名”（於弥）姓氏，早在“唐本赐姓李”之前，即已存在（同时西夏赋亦可印证），那么，元昊并非改姓，而是恢复旧姓。如果我们再联系到位于今宁夏回乐县西北的贺兰山，历史上曾居住着鲜卑族和“於弥”部人①，那么，西夏拓跋氏出自元魏，源于拓跋鲜卑之说，则又是可信的。
其次，从西夏统治阶级的自述看，除元昊上表自称“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②，以及赍宋嫚书：“况元昊为众所推，盖循拓跋之远裔”③外，还有南院宣徽使罗世昌撰《夏国谱·序言》：“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固以旧姓为拓跋氏”④。一般的家族和部族，对于自己祖宗的族系，总是记忆犹新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西夏统治者的自述，宋、元、明的有关史实互相印证，有力地说明西夏皇族出自元魏拓跋鲜卑。
第三，拓跋鲜卑流为党项羌别部。前面已经提到党项羌内有8 个著名的部落，其中八部之一的拓跋部为党项羌中最强和最重要的一支。但这个拓跋部并非党项羌里原来就有的部落，而是外面迁徙进来的。正如明代宁夏的学者胡汝砺所指出：“夏本拓跋魏之后，流为党项别部”⑤。
那么，这个拓跋部又是怎样流进党项羌中来的呢？据有的史学工作者考证，其流入的过程大体是这样：拓跋鲜卑原居于我国东北额尔古纳河东南大兴安岭北段的大鲜卑山一带。公元1 世纪，拓跋鲜卑乘蒙古高原上的匈奴分裂成南北两部，势力衰颓之机，南下至今内蒙古呼伦贝尔湖一带。到2 世纪初期，辗转迁徙到今河套、阴山一带。公元3 世纪中叶，拓跋鲜卑中的一支，迁到了河西地区，并建立了南凉政权。公元414 年① 《吴文正公集》卷42.② 王静如：《西夏国名考》，载《西夏研究》第1 辑。③ 《归田录》卷1.① 《太平环宇记》卷36：“贺兰山在县（回乐县）西北，鲜卑之类多依山谷为民族”。
② 《宋史》卷285，《夏国传上》。
③ 《长编》卷125，宝元二年闰十二月。
④ 《金史》卷134，《西夏传》。
⑤ 《嘉靖宁夏新志》卷6，《拓跋夏考证》。
（晋义熙十年），西秦灭南凉，秃发（拓跋）鲜卑一分为二，先后归服于吐谷浑政权。此时，党项之名虽已出现，但只是属于吐谷浑政权中的一个部落。
隋末，吐谷浑在隋王朝的打击下，曾一度被逐出以青海湖为中心的驻牧地，以拓跋鲜卑为核心的党项诸部，乘吐谷浑势衰之机，向东迁徙，并吸收了宕昌、邓至、白狼等部羌人，形成了一个以拓跋鲜卑为核心的党项部落联盟。这时，吐谷浑乘隋末战乱，又重返青海湖驻牧地。但此时的吐谷浑和党项羌已成为各自为政，各有自己领地的政治实体。此后，党项羌各部在拓跋氏的领导下，同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发生关系，一步步发展成了西夏国家①。
第四，从拓跋部与羌族的关系看，自从拓跋部流进羌族之后，在此后领导群羌建立西夏国家的过程中，既有合作协调的一面，又有矛盾对立的一面。这突出表现在西夏统治者往往把皇族拓跋氏，同一般的“羌人”、“羌户”、“羌部”对立起来。如宋太宗“谓继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制诸部？’对曰：“羌人挚悍，但羁縻而已，非能制也’”②。
十分显然，如果西夏拓跋部与羌是同一族源，就不会产生这种对立状况。 第三节 夏州地方政权的建立与发展
一、夏州地方政权的建立
公元873 年（唐懿宗咸通十四年），或其稍前，拓跋思恭占据宥州（今陕西靖边县东）。唐开元二十六年曾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海勃湾一带建宥州，宝应后废，唐宪宗元和九年五月复置，距旧州城300里。元和十五年移治长泽，即今鄂托克旗东南城川古城。874 年（僖宗乾符元年），爆发了著名的黄巢大起义。880 年（广明元年），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建国号为大齐，年号金统，建立了农民政权。唐僖宗逃到四川，号召各道节度使出兵合围长安。881 年（中和元年），宥州刺史拓跋思恭，响应僖宗号召，亲自率领夏州党项和其它少数民族军队数万人与鄜、延节度使李孝昌相约会师鄜州（今陕西富县），共同镇压起义。同年四月，夏绥银节度诸葛爽投降黄巢，僖宗命思恭为左武卫将军，权知夏绥银留后。
拓跋思恭与陕西凤翔郑畋等四节度联军进攻长安（今陕西西安），死伤甚众。七月，思恭屯东渭桥（今陕西西安市东），黄巢派朱温、尚让迎击。八月，思恭遣弟思忠与战，死于阵中。思恭率军退至富平（今陕西富平县东北）。十一月，黄巢部将孟楷乘唐各节镇观望不前之机，率军袭击富平。思恭战败，退回夏州。十二月，思恭缮甲训兵，重整旗鼓，请求出兵再战，僖宗传令嘉奖，赐其军号曰定难，并催促他及早率军入见。
公元882 年（中和二年）正月，僖宗命宰相王铎兼中书令，充诸道行营都统，以思恭为京城南面收复都统、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四月，思恭再次出兵，受王铎节制。八月，思恭率领8000 精兵，不断对① 参阅汤开建：《关于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86 年第4 期。② 《宋史》卷285，《夏国传上》。起义军发起进攻，受到僖宗的进一步重用，晋升为京城四面收复都统，权知京兆尹事。
公元883 年（中和三年）四月，拓跋思恭随同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率兵攻进长安，黄巢退出长安。七月，唐僖宗以拓跋思恭镇压黄巢起义有功，任命他为夏州节度使，加太子太傅，晋爵夏国公，并且再一次赐姓李①。从此，夏州拓跋氏自称李氏，夏州地区也因此而获得了定难军称号，统辖银、夏、绥、宥四州，这个领地的范围，大体上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南部毛乌素沙漠南沿、长城线以北之地，无定河穿流其境。至此，雄据一方的夏州地方政权也就正式建立了。
二、五代时期夏州地方政权的发展
唐僖宗虽然借助方镇的力量，镇压了轰轰烈烈的唐末农民起义，但方镇割据的局面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激烈。
公元885 年（光启元年），中尉田令孜为了同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争夺盐铁之利，派邠宁节度使朱玫率领鄜州之兵同夏州拓跋思恭的军队会合，共同讨伐王重荣，双方大战于沙苑（今陕西大荔县南）和鄜州，夏兵战败。
公元886 年（光启二年），朱玫与王重荣、李克用等联兵犯长安，田令孜奉僖宗逃至凤翔（今陕西凤翔），四月，朱玫进逼凤翔，十月，百官奉襄王李熳即皇帝位，改元建贞。僖宗命山南诸镇及夏州兵讨伐，拓跋思恭率军至绥州（今陕西绥德县），闻李煴失败，回师夏州。
公元888 年（文德元年），拓跋思恭利用方镇混战之机，出兵攻占鄜、延，以弟思孝知留后，表请僖宗封其弟为鄜、坊、丹、瞿等州观察使，并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公元895 年（乾宁二年），拓跋思恭卒，其子仁祐早死，孙彝昌年幼，由其弟思谏为定难军节度使，此为拓跋氏世袭节度之始。同年三月，保大节度使李思孝请致仕，荐弟思敬自代。唐昭宗以思孝为太师，致仕，思敬为保大留后，旋授节度使，后徙武定军。
公元906 年（天祐二年）九月，静难节度使杨崇本率兵攻打夏州。
拓跋思谏请朱全忠发兵援救。全忠派遣匡国节度使刘知俊救援，大败杨崇本入侵之军。
公元907 年，唐末农民起义军叛徒朱温杀唐末帝李柷（zhù祝），自立为帝，国号梁，建都汴（今开封市），史称后梁。同年五月，朱温鉴于拓跋思谏表示愿意臣服，加封他为检校太尉兼侍中。公元908 年（后梁开平二年）十一月，思谏卒，由思恭孙彝昌继位。909 年（开平三年）二月，彝昌为其部将高宗益所杀，三月，夏州诸将杀高宗益，推举彝昌族父蕃部指挥使李仁福为留后，朱温授李仁福为检校司空、定难军节度使。
公元910 年（开平四年），盘踞河东的晋王李存勖，因不满意李氏投靠其敌人梁太祖朱温，与岐王李茂贞率兵合围夏州，朱温派兵援救，夏州围解。十二月，朱温为了笼络李仁福，给他加官晋爵，先授检校太保同平章事，后又进封为陇西郡王。公元922 年（龙德二年），晋王李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54.存勖攻梁，仁福献战马500 匹以示助梁。923 年（龙德三年）晋王李存勖灭后梁，称帝，国号唐，建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史称后唐。
后唐政府建立后，李仁福因曾助梁同李存勖作战，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派人到洛阳表示愿归顺后唐，后唐为了拉拢雄据夏州的李氏以为己用，册封李仁福为朔方王①。
公元933 年（后唐长兴四年）二月，仁福死，子彝超继为定难军节度使。
在仁福为定难军节度使期间，后唐统治者表面上对他表示重视和信任，实际上很不放心，既害怕他潜通契丹，又担心他吞并河朔和南侵关中。因此，一直等待时机将他消灭，现在仁福去逝，时机已到。唐明宗为了消灭这一隐患，决定采用“调虎离山”之计，发布了将彝超和彰武（治所在延州）节度使安从进对调的命令。即将彝超自夏州调到延州为延州留后，安从进自延州调至夏州为夏州留后。并以武力为后盾，派邠州节度使药彦稠率军5 万，前往接受夏州。彝超决心保卫夏州。他一面上书明宗，讲明不愿迁镇的理由，一面调集党项羌和所谓“诸胡”（西北各少数民族）骑兵万人守城抵御。夏州城为赫连勃勃所建大夏国的都城，城墙以“蒸土筑之”①，坚如铁石。彝超命“四面党项部落万余骑，薄其粮道”，使后唐军队“死者甚众”②。在唐兵厌战，粮运受阻，人民要求停止战争的情况下，明宗下令撤军，并授予彝超检校司徒、定难军节度使。彝超也因此继续称臣纳贡。
夏州统治者粉碎了后唐政府的吞并阴谋，这在拓跋部发展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第一，这次斗争的胜利表明，拓跋部与中原王朝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过去中原王朝动辄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强迫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就范的局面已被打破，经过这次较量，使夏州地方政权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看到了自己作为一种政治势力独立发展和进一步建立国家的可能性。
第二，使拓跋部首领对中原王朝的态度发生变化。过去对中原王朝俯首称臣、唯命是从，自此之后，开始“傲视中原，阴结叛臣”①，积极参加对中原王朝对抗的活动。从表象上看，与各中原王朝虽然仍旧称臣纳贡，但这只是一种表面文章。
第三，对于提高夏州李氏政权在党项羌和西北少数民族中的威望起了一定的作用。
公元935 年（后唐清泰二年）二月，李彝超卒，其弟李彝殷（后避宋太祖父弘殷名讳，改殷为兴）继掌夏州政权。
公元936 年，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女婿沙陀部人石敬瑭，勾结契丹，率军攻入洛阳，灭后唐称帝，国号晋，建都汴（今河南开封），史称后晋。石敬瑭为了笼络夏州统治者，授李彝殷为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出帝时又加彝殷为检校太师。
① 《新五代史》卷40，《李仁福传》。
① 《册府元龟》卷438，《将帅部·无功条》。
② 《旧五代史》卷132，《李彝超传》。
① 《册府元龟》卷166，《帝王部·招怀四》。
公元943 年（后晋天福八年），七月，绥州刺吏李彝敏与夏州衙内指挥拓跋崇斌密谋攻袭夏州，机密泄露，彝殷首先捕获拓跋崇斌，斩首示众，接着出兵进攻彝敏，彝敏逃至延州，出帝命捉送夏州，令彝殷斩之，同时任命李仁裕权知绥州州事，绥州之乱得以逐渐平息。
944 年（后晋开运元年）正月，晋出帝对其主子契丹称孙不称臣，对此契丹极为不满，大兴问罪之师。李彝殷率领蕃汉兵4 万余人，自麟州渡过黄河进攻契丹西境，为后晋牵制契丹效犬马之劳。
公元946 年（开运三年），后晋为契丹所灭。第二年石敬瑭部将太原节度使沙陀部人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国号汉，史称后汉。公元948年（后汉乾祐元年），隐帝为了笼络夏州统治者，授李彝殷为侍中。同年三月，护国节度使李守贞与永兴赵思绾、凤翔王景崇一同叛汉，派兵扼守潼关（今陕西潼关），称秦王。派人持蜡书重币至夏州，希望彝殷出兵相助，彝殷应其所请，出兵相助。隐帝派枢密使郭威率领大军，包围叛军，彝殷见大势已去，为了保存实力，下令撤军，返回夏州。
公元949 年（乾祐二年），后汉隐帝为了使夏州李氏为其所用，以静州（今陕西米脂县西）地划归李彝殷，并任命他为中书令。
公元951 年（后周广顺元年），后汉邺都留守郭威与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王殷，举兵攻入开封，杀死隐帝。郭威即帝位，国号周，建都汴，史称后周。同年，郭威加封彝殷为陇西郡王，954 年（显德元年）又封他为西平王，但彝殷对此不予理睬，反而遣使奉表归服北汉。955 年（显德二年），周世宗置永安军于府州（今陕西府谷县），以该州防御使折德扆（yi 音椅）为节度使，彝殷不满德扆与己并为藩镇，以兵塞路，不许通行。周世宗遣使责问，彝殷恐惧，被迫撤兵，公元957 年（显德四年）彝殷见后周势力日益强盛，于是又弃北汉而附后周。
自拓跋思恭被唐僖宗任命为夏州节度使，晋封夏国公，建立了名符其实的夏州地方政权以来，经过唐末五代，传至彝殷，历经六代，总计74 年（881—954 年）。在这期间夏州统治者一方面通过不断寻找新的靠山，同中央政府搞好关系，帮助中央政府“平叛”，以及利用方镇混战之机，看风使舵，帮助一方消灭另一方，从中渔利，从而不仅使自己站稳了脚跟，而且不断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力量的加强，此外，地盘也有所拓展，如增加了静州，等等）；另一方面，夏州统治者在自己管辖的范围之内，发展生产，征收赋税，任命官吏，俨然独立王国。这种情况正如后唐明宗所指出：“夏、银、绥、宥等州，最居边远，久属离乱，多染夷狄之风，少识朝廷之命。”①《宋史》作者在评论夏州统治者割据称雄时也指出：
“虽未称国而王其土久矣！”②/TITLE>这种评价，当为平允和中肯之论。 第四节 夏州地方政权的中断
一、北宋初期的夏州地方政权
① 《册府元龟》卷166，《景王部怀招第四》。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公元960 年（建隆元年）元旦，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军事政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国号宋，建都汴京（今开封市），史称北宋。同年正月，李彝殷听说赵匡胤已即皇帝位，派遣银州防御使李光■奉表入贺，同时为了讨好太祖，避匡胤父赵弘殷的讳，改殷为兴，太祖表示赞赏。
同年三月，北汉刘钧结联代北（今山西代县北）诸部兵马攻掠黄河以西地区，太祖命各节镇出兵，共同抵御，彝兴遣从弟彝玉率夏军抵达麟州，北汉率兵退出，彝兴派人向宋告捷。
公元962 年（建隆三年）四月，李彝兴得知宋太祖因进行统一战争，需要战马，遣使献良马300 匹，太祖为了嘉奖彝兴，命玉工制一玉带作礼品，并亲自打听彝兴的腰围尺寸。他召见夏使问道：“汝帅腰围几何？
使言：“彝兴腰腹甚大。’太祖曰：“汝帅真福人也’”③！玉带制成，遣使赠送，彝兴十分高兴。968 年四月，李彝兴献■牛一头于宋。
967 年（乾德五年）九月，李彝兴卒。太祖为了表示沉痛的哀悼，辍朝3 日，赠太师，追封夏王。命其子行军司马李光■权知州事。十月，又授光■检校太保，定难军节度使。
公元968 年（开宝元年）十月，夏州所属蕃部寇掠宋边境，宋通远军使董遵诲派军平息，李光■派遣使者表示谢意。公元970 年（开宝三年）九月，绥州刺史李光琇卒，羌族乘机作乱。李光琇之子李丕禄逮捕带头叛乱者，斩首示众，杀一儆百，余党散去。李光■命丕禄暂代知州事，并上奏朝廷，太祖命以李丕禄为绥州刺史。
公元972 年（开宝五年）三月，李光■得知赵匡胤采纳赵普“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①，解除方镇大将权力，用文臣代替武将的建议，内心惶恐不安，于是派遣使者入贡方物，并要求让他入朝觐见太祖，不许。
公元975 年（开宝八年）五月，北汉刘继元招诱夏州统治者一同攻宋，遭拒绝，于是恼羞成怒，派军1 万余人渡过黄河，进攻银州，未能攻下。光■奏知朝廷，八月，太祖调兵遣将分五道讨伐北汉。李光■出兵配合作战，先后攻占天朝、定朝两关，破吴堡寨（今陕西吴堡县北），斩首700 级，获牛羊铠甲数千，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公元976 年（太平兴国元年）十月，太祖赵匡胤死，太宗赵光义即位，因避光义讳，改光■为克■，太宗鉴于克■击北汉有功，加检校太尉。
公元978 年（太平兴国三年），五月，李克■卒，其子继筠袭定难军节度使之职，太宗为了表示哀悼，辍朝2 日，赠侍中。
公元979 年（太平兴国四年）三月，太宗亲率大军征讨北汉，继筠为了配合太宗，命银州刺史李克远、绥州刺史李克宪率领蕃汉军队渡过黄河，进入太原境内，以壮宋军声威。公元980 年（太平兴国五年）十月，李继筠卒，弟继捧继位。
自公元960 年至980 年期间，宋太祖一方面用武力消灭十国的割据势力；另一方面在同西北少数民族的地方割据政权诸如夏州李氏、府州③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长编》卷2，建隆二年七月。
折氏的相处中，充满着和平共处的友好气氛。如宋夏之间政治上互通贡使，军事上互相支援，因此，这个阶段的宋夏关系是良好的。这种良好关系的出现，原因固然颇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与宋太祖对西北少数民族政权，采取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正确的民族政策，有着很大的关系。
宋太祖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究竟推行了什么样的民族政策呢？简单地说，就是“皆因其酋豪，许之世袭”①。具体地说，就是以其为众所推的少数民族首领，统管其原来的州县，然后加官晋爵，让他们世代相沿袭。史载：“恤其家属，厚其爵禄，听其召募骁勇以为爪牙，凡军事悉听其便宜处置……”②。
说明这些“豪酋”政治上所享有的优厚待遇与内地将帅差别很大。这种内外有别的政策，大体上早在唐太宗之时就已推出，五代相袭，赵匡胤加以沿用。这已被上述北宋初年的宋夏关系发展的史实所证明。
二、李继捧献地归宋与太宗取消夏州地方政权
如众所知，宋太祖赵匡胤自爬上皇帝宝座之日起，即采用各种手段（包括使用武力）全力以赴地消灭方镇割据势力，但在消灭内地的方镇割据势力比较顺利，而在处理边疆地区如同夏州李氏地方政权时，却感到十分棘手。为什么感到棘手呢？因为第一，夏州政权是一个长期雄视一方的，在西北少数民族中具有较高威望的所谓“恩信孚部落”的具有地方和少数民族两重性质的割据势力，如果处理不好，必然要激化宋同党项之间的民族矛盾；第二，夏州地方政权割据一隅，经过唐末五代的发展、壮大，实力雄厚，如果使用武力，并不能稳操胜券；第三，找不到取消夏州地方政权的理由和藉口。因为夏州统治者“世笃忠贞，虽为西北之捍，可谓无负于宋者矣”①。
正当宋太宗对夏州地方政权感到棘手之时，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作为继承人却因其从父李克文反对而发生问题。“宗族携式，继捧不当承袭，请遣使谕令人觐”。公元982 年（太平兴国七年）五月，继捧亲率族人入朝，并“自陈诸父昆弟多相怨怼，愿留京师，遂献四州八县”②。
太宗当即表示接受，并亲自召见继捧于崇德殿，厚加赏赐，赐白金千两，帛千匹，钱百万。同时，授李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对其昆弟夏州蕃落指挥使李克信等12 人，一一加官晋爵。
同年九月，权知夏州李克文来朝，太宗设宴于崇德殿，任命他为澧州刺史，赏赐钱物很多。同时，太宗还派遣使者往谕绥州刺史李克宪，克宪随使者一同进入首都汴京，授单州刺史。此外，还赏赐李克文、克宪宅第于汴京，让他们永远离开夏州。太宗的上述种种措施表明他决心将割据300 年的夏州李氏地方政权，和平地加以取消。
但宋太宗不是去调解夏州统治者的内部矛盾，而是采用取消夏州地① 《宋史》卷318，《张方平传》。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建隆三年十二月甲辰。
① 《宋史》卷253，《论赞》。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太平兴国七年五月己酉。
方政权的这一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其所以错误，因为第一，这种做法，与宋太祖赵匡胤所制定的对待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既定方针——“因其酋豪，许之世袭”相矛盾，既然允许其世袭，怎么可以又随意加以取消呢？
第二，如前所述，夏州统治者“世有战功”，且无负于宋。在此情况下，赵宋统治者怎么可以乘人之危，取消其统治呢？这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何况继捧献地，并非真献，而是一面献地归宋，一面却暗中与继迁勾结反对宋朝，太宗不察真伪，而是贸然采取取消其统治的行动，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事实证明，太宗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它激化了民族矛盾，使党项族内一些具有野心的酋豪叛宋自立，“使中国（宋朝）有后顾之忧”①。
从此，北宋西北边防岁无宁日，一场由李继迁领导的，旷日持久的旨在恢复祖宗基业、重建夏州地方政权的斗争成为不可避免了。
第五节夏州地方政权的重建
一、李继迁背宋自立及其统一党项羌诸部
李继迁生于公元963 年（乾德元年）二月，其高祖李思忠在镇压黄巢起义中战殁，唐僖宗赠宥州刺史，曾祖李仁颜为唐银州防御使，祖父李彝景，父李光■于后晋、后周之际，相继袭任银州防御使之职。幼年的李继迁即“擅骑射”，长大成人后，“勇悍有智谋”②。有一次他率领十余骑上山打猎，实然一只猛虎出现在他面前，他当机立断地命令从骑退入林中，自己爬到一棵树上引弓射中虎眼，虎不久死去，李继迁也因此在党项羌里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公元974 年（开宝七年）李光■授继迁为管内都知蕃落使。李继捧入朝献地，宋政府派遣使者前往夏州发遣李氏族人赴京之时，李继迁与其弟李继冲均持反对态度。继迁与其谋士张浦及其族人商量对策。继迁道：“吾祖宗食兹土逾三百年，父兄子弟列居州郡，雄视一方。今诏宗族尽入京师，死生束缚之，李氏将不血食矣，奈何？”
继冲认为：“虎不可离于山，鱼不可脱于渊。请乘夏州不备，杀诏使，据绥、银，可以得志”。
张浦的意见与此相反。他说：“不然。夏州难起家庭，蕃部观望，克文兼知州事；尹宪以重兵屯境上，卒闻事起，朝发夕至；银州羌素不习战，何以御之？吾闻小屈则大伸，不若走避漠北，安立室家，联络豪右，卷甲重来，未为晚也”①。
经过辩论，继迁采纳了张浦的计谋。恰在这时，太宗派遣使者已至银州，于是继迁诈言乳母死，需葬于郊外，将所有兵器藏于丧车之中，与其家① 《宋史》卷258，《曹伟传》。
② 《长编》卷25，雍熙元年九月。
① 《西夏书事》卷3.族亲信数十人，逃至“善水草，便畜牧”②的地斤泽（离夏州东北300 里，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巴彦淖尔）。并以此为根据地，统一党项羌诸部，联辽抗宋，从而开始了他的漫长的旨在恢复祖宗基业的斗争。
如何统一党项羌诸部，使其形成拳头共同抗宋呢？当时摆在李继迁面前的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因素。其有利条件是“西人以李氏素著恩德”①。可以说李继迁所在的拓跋部在群羌中实力最强，威望最高，并且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同时，拓跋部所建立的夏州地方政权，一直得到中原王朝的承认，以及宋太宗错误地接受继捧献地，为李继迁找到反宋的藉口，等等。其不利条件是党项羌诸部“虽各有鞍甲，而无魁首统摄”②，“族帐分散，不相君长③。也就是说，党项羌内部还处于一种无统一领导的分散状态。同时，这些分散的党项羌部，鉴于宋朝的强大和继迁力量的弱小，在反宋与拥宋的问题上，往往徘徊观望，犹豫不决，首鼠两端。因此，要将他们统一到李继迁的旗帜之下，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李继迁在此历史背景下，为了尽快地统一党项羌诸部，果断地采取了如下对策和措施。
1.宣传祖宗功德，争取酋豪支持。李继迁在地斤泽树起反宋旗帜后，利用“戎人不忘李氏”④，“（李氏）世泽长存，人心思旧”，以及羌人“宗贵种”的心理状态，“出其祖彝兴像（应为思忠像），以示戎人，戎人皆拜泣”⑤，并对豪酋道：“‘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绝之，尔等不忘李氏，能从我兴复乎’！众曰：“诺’”⑥。
这种利用祖辈威望，宣传恢复祖业，以笼络人心的做法果然奏效，史称“族帐稍稍归附”⑦。
2.在经济上为党项族谋利益。西夏境内的盐州和灵州一带，盛产青盐和白盐。由于其质量优于宋朝解盐，因此，宋朝陕西沿边居民争相购买。李继迁叛宋自立后，宋政府为了从经济上制裁继迁，下令“沿边粮斛不许过河西，河西青盐不得过界贩鬻，犯者不以多少，处斩”①。盐禁数月，“西人大困，沿边熟户，无以资生”②。继迁为了迫使宋朝开禁，鼓励蕃族44 首领，引骑13000 人，入寇环州石昌镇，环州知州程德元企图用武力将他们赶走，但无济于事。“因诏弛盐禁，由是部族宁息”③。
表明李继迁率领党项羌最终获得了反经济封锁的胜利。
3.与酋豪联姻。雍熙初年，继迁为了同党项羌中的野利氏等大族建② 《西夏书事》卷4.① 《西夏书事》卷4.② 《宋史》卷264，《宋棋传》。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事本末》卷46，《水洛城》。
④ 《西夏书事》卷3.⑤ 《西夏书事》卷3.⑥ 《宋史》卷485《西夏传上》。
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雍熙元年九月。
① 《宋史》卷268，《王显传》。
② 《西夏书事》卷5.③ 《文献通考》卷334，《四裔考》。
立反宋联盟，主动向他们求婚，结果如愿以偿。“羌豪野利等族皆以女妻之”④。继迁通过联姻，壮大了自己的势力。“继迁复结婚于帐族之酋豪，凡数年，渐已强盛”⑤。
4.以武力征服不愿归顺的部落。灵州睡泥族首领岸逋不服继迁统治，“继迁以兵掠其七百余帐”⑥。居住于黄河以南的泥中族“旧皆内附，继迁诱之叛，不从，数以兵侵略。”该族首领名番俄，皆移尹遇，崔保罗等，因族帐屡遭摧毁，被迫“徙居黄河北避之”⑦。
由于继迁采取了上述行之有效的措施，达到了统一大部分党项羌的目的。史载：“西界蕃部不下数十万帐，始犹互相捍拒，及继迁/TITLE>兵势寝盛，自灵州北、河外镇戎军、环州至■子山、贺兰山、西陇山内外、黄河以东，诸族无不帖服。独睡泥族首领■逋不肯下……。”①这说明除了少数党项羌部落未能统一外，大体上以夏州为中心，东北到府州（今陕西府谷）、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北）一带，西南到环州（今甘肃环县）、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县）一带，西到黄河两岸的贺兰山下，北到黄河河套北端的绝大部分党项羌部落，基本上得到了统一。
二、加强组织管理机构，初步建立蕃汉联合统治以皇族鲜卑拓跋氏为核心，党项羌上层为主体，同时吸收其它民族上层参加的蕃汉联合统治，早在继迁袭据银州之后，即已开始。史载：“（继迁）称都知蕃落使、权知定难军留后；以张浦、（刘）
仁谦为左右都押牙，李大信、破丑重遇贵为蕃部指挥使，李光祐、李光允等为团练使；复署蕃酋折八军为并州刺史，折罗遇为代州刺史、嵬悉咩为麟州刺史，折御也为丰州刺史，弟延信为行军司马，其余除授有差”②。
这说明李继迁所建立的统治机构初步具有蕃汉联合统治的雏型，此后的西夏统治机构就是在此基础上不断补充、调整而逐步完善起来的。
在建立蕃汉联合统治的同时，李继迁还建置州城、创建军制、建立官制，以及重用儒学有识之士。史载：“迁贼包藏凶逆，招纳叛亡，建立州城，创置军额，有归明、归顺之号，且耕且战之基，仍闻潜设中官，全异羌夷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①。
这些，说明李继迁的反宋目的并非仅仅为了恢复祖宗基业，继续僻居一隅，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统治地盘，为创建西夏国家而开基立业。
“观此作为，志实非小”②。
④ 《西夏书事》卷4.⑤ 彭百川：《太平事迹统类》卷2.⑥ 《西夏书事》卷5.⑦ 《西夏书事》，卷6.① 《西夏书事》卷5.② 《西夏书事》卷4.① 《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二月丁卯。
② 同上。
三、发动旷日持久的对宋战争
李继迁对宋战争，自公元982 年至1003 年，首尾22 年，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自公元982 年（太平兴国七年）至986 年，首尾5 年。
即自李继迁奔地斤泽到降附辽朝。这是李继迁对宋战争的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李继迁在军事上处于守势。
公元982 年十一月，继迁利用地斤泽的有利地形，竖起反宋旗帜，积蓄力量，伺机发动对宋战争。由于这时的力量对比为宋强夏弱，因此，往往被动挨打。如公元984 年（雍熙元年），继迁遭到夏州知州尹宪和都巡检曹光实的偷袭，“斩首五百级，烧四百（《宋史·太宗本纪》作一千四百）余帐，获继迁母、妻及羊马器械万计，继迁仅以身免”③。公元986 年（雍熙二年）五月，李继迁与宋将王侁战于浊轮川（今陕西神木县北），大败，损失士卒5000，继而又遭遇到宋内客省使郭守文和夏州知事尹宪的合击，死的死、散的散，投降的投降，其兵力几乎丧失殆尽。为了重振旗鼓，积聚力量，继迁及时采取了两项对策：第一，联辽抗宋。继迁在对宋的斗争中连连失利，深感不借助外力，难以抗宋，他与其部下计议道：
“吾不能克复旧业，致兹丧败，兵力单弱，势不得安。北方耶律氏（指契丹）方强，吾将假其援助，以为后图”①。
公元987 年（雍熙三年）二月，继迁派张浦为使臣，“持重币至契丹请附”。②表示愿意称臣纳贡。辽圣宗耶律隆绪犹豫不决。西南招讨使韩德威建议道：
“河西中国右臂，向年府州折氏与银、夏共抗刘汉，致大军援应无功。今李氏来归，国之利也，宜从其请”③。
辽圣宗采纳了他的建议，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五州观察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李继迁为了进一步获得辽的支持，不久又亲自向辽请婚，辽“以王子帐耶律襄之女封义成公主，下嫁李继迁”③，并赠马3000 匹。继迁与辽结盟联姻，对西夏与辽都有好处。
对继迁来说，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慑力量。“及契丹妻以公主，羌部慑服，输牲畜者日众”④。对辽来说，“既得继迁，诸夷皆从”⑤。
第二，秘密联合李继捧共同反宋。李继捧献地归宋后，虽然已被加官晋爵，但其归宋并非本意。宋太宗为了使其更好地效忠宋王朝，曾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重新授李继捧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并赐名赵保忠，让他重返故地，以图继迁。继捧深感进退两难，于是派人暗中与李继迁相勾结。继迁为了达到与继捧联合反宋的目的，派人以投靠契③ 《长编》卷25，雍熙元年九月。
① 《西夏书事》卷4.② 同上。
③ 《辽史》卷12，《圣宗本纪》。
③ 《辽史》卷12，《圣宗本纪》。
④ 《西夏书事》卷4.⑤ 《辽史》卷82，《耶律德威传》。
丹，可以得到高官厚禄和永镇夏州为诱饵，鼓动继捧附辽反宋，继捧心动，表示愿意投靠契丹。契丹授他为推忠效顺启圣定难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侍中，封西平王，复本姓。李继捧附辽与继迁联手反宋，使继迁如虎添翼。在李继捧的秘密配合下，出兵攻占绥、银、庆、原（今甘肃镇原县）诸州，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虽然，这些被攻占的州县不久在宋军的强大反攻之下，得而复失，但却大大增强了李继迁的声势。
第二阶段：自公元987年（雍熙四年）至公元991年（淳化二年）首尾5 年。即自李继迁攻取夏州至降服于宋。这是继迁进行试探性进攻的阶段。
公元987 年（雍熙四年）二月，李继迁乘宋辽交兵的大好时机，出兵攻打夏州，知州安守忠率兵3 万出战，继迁于夏州西北的王庭镇（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设伏以待，“大败守忠兵，追及城门而止”①。
公元990 年（淳化元年）十月，李继迁又一次对夏州发起进攻，未能攻下，恰在这时，党项羌内部发生分裂，其部下指挥朗吉等，“潜相携■”②，即偷偷相约背离继迁。宋朝利用其内部不稳定，派重兵进行反击。继迁走投无路，请降于宋，宋授为银州观察使，赐姓名赵保吉。
第三阶段，自公元992 年（淳化三年），至995 年（至道元年），首尾4 年。即自攻占银州至袭击清远军。这是继迁发动更大规模战争进行准备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继迁虽然没有停止对宋朝的军事行动，如公元993 年（淳化四年）四月，继迁以李大信为蕃部指挥使，率军入寇庆州。公元995 年十二月引契丹兵攻府州，以及攻掠宋沿边诸州，但其主要精力用于发展农业生产，积粟练兵，为夺取宋朝西北的军事重镇——灵州做好准备工作。
第四阶段，自公元996 年（至道二年），至1002 年（咸平五年），首尾7 年。即自继迁开始围攻灵州，至灵州失守。这是继迁竭尽全力攻占灵州的阶段。
灵州之战：灵州位于兴庆府的南面，在黄河与浦洛河交汇之处。其地形险要，“大河抢流，群山环拱”①，“北控河朔，南引庆、谅，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②。灵州为宋朝咽喉，“西北要冲”③，“西陲巨屏”④，其地域辽阔，宜农宜牧。“灵武地方千里，表里山河，水深土厚，草木茂盛，真牧放耕战之地”⑤。灵州文化发达，人材辈出，“文臣武将，产于该地者代有其人”⑥。争夺灵州对于西夏和宋都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对继迁来说，如能攻占灵州，那么，他就可以“西取秦界之群蕃，① 《西夏书事》卷4.② 《西夏书事》，卷5.① 《嘉靖宁夏新志》卷3，《学校》。
② 《西夏书事》卷7.③ 《宋史》卷266，《李至传》。
④ 《宋史》，卷277，《刘综传》。
⑤ 《长编》卷44，咸平二年六月戌午。
⑥ 《嘉靖宁夏新志》卷3，《学校》。
北掠回鹘之健马，长驱南牧”⑦。对宋朝来说，如能守住灵州，“则足以张大国之威声，为中原之捍蔽”⑧。如果灵州失守，“则缘边诸郡皆不可保”⑨，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鉴于灵州的战略意义极端重要，宋朝政府为了守住该地，早就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其主要准备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以裴济为灵州知州兼都部署，让他在那里“谋缉八镇，兴屯田之利”①，积粟练兵，长期固守；自陕西关中等地运去大批粮食，如太宗命白守荣、马绍忠率领兵护送陕西刍粮，“分三番抵灵州”②；让大臣就灵州弃守的得失利弊展开辩论。史载：“今之议边事者不出三途：以灵武居绝塞之外，宜废弃之，以休中国飞挽之费，一也；轻议兴师，深入穷追，二也；厚之以恩，守之以信，姑息而羁縻之，三也”③。
但实际上大臣们发表的意见，并非只有上述三种。经过激烈的辩论，宋政府权衡利弊得失，最后决定“固守灵州”，推行“联蕃制夏”之策。
即联合凉州吐蕃、甘州回鹘，以及贺兰山的大凉、小凉和秦陇以西诸戎④等等，要求他们配合宋政府讨伐继迁；增兵灵州。如公元1001 年（咸平四年）以马步军都虞候王超为西面行营都部署，张凝为副都部署，率领步骑6 万，增援灵州⑤。
正当赵宋君臣在灵州弃守问题上犹豫不决，和采取一些防御措施、行动迟缓之时，李继迁早已抓住战机，当机立断，发动了一系列的旨在夺取灵州的战斗。
李继迁夺取灵州的战争前后计有三次。
第一次在公元996 年（太宗至道二年）。这一年的五月，李继迁率领1 万余人，进攻灵州。宋太宗为了守住灵州，“躬自谋度，未尝宁息”
①。他以李继隆为灵环十州都部署，并于同年九月，下令兵分五路，增援灵州。命李继隆出兵环州，范廷召出兵延州（今陕西延安市），王超出兵夏州，丁罕出兵庆州，张守恩出兵麟州，但进军的结果，因“请将失期，士卒困乏，相继引还”②。
宋朝五路出兵救援虽然未能成功，但由于灵州守将窦神宝临危不乱，坚守有方，“间出兵击贼，卒全其城”③。说明继迁首次攻取灵州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⑦ 《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二月丁卯。
⑧ 《宋史》卷205，《杨亿传》。
⑨ 《宋史》卷277，《刘综传》。
① 《宋史》卷308，《裴济传》。
② 《宋史》卷277，《宋太初传》。
③ 《长编》卷44，咸平二年六月戊午。
④ 参阅《宋会要辑稿》第195 册，《方域》21 之16.《宋史》卷6，《真宗本纪》。《长编》卷53，咸平五年十二月己巳。《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二月丁未。
⑤ 《长编》卷50，咸平四年闰12 月甲午。
① 《长编》卷40，至道二年9 月己卯。
② 《宋史》卷283，《夏竦传》。
③ 《长编》卷39，至道二年五月辛丑。
第二次是公元997 年（至道三年）。这一年的十月，李继迁再次进攻灵州，被合河都部署杨琼所击退。但这次战争仅见于《宋史·真宗本纪》，《宋史·杨琼传》、《宋史·夏国传》均不见于记载，可见其规模不大。
李继迁鉴于两次攻取灵州失利，于是决定暂时停止对灵州的进攻，而将他的主力用于扫清灵州外围的战斗，即夺取清远军与怀远城。
李继迁于公元1001 年（咸平四年）九月，攻占清远军，接着又于同年十月攻占怀远城。从而使灵州陷入孤立无援、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
第三次灵州之战，发生于公元1002 年（咸平五年）。这年三月，李继迁下令“大集蕃部”，包围灵州，并切断灵州粮道，灵州危在旦夕。
知州裴济亲写血书，十万火急，派人请求朝廷派兵增援，但“大军讫不至，城遂陷”①。知州裴济以身殉职。
继迁攻占灵州后，鉴于该地地形险要，决定改灵州为西平府，作为夏州地方政权的都城。
灵州之战之所以以夏胜宋败，原因之一，是宋军素质下降，缺乏破敌帅才。正如知代州柳开所指出：“今兵革虽众，不及太祖之时人人练习，谋臣猛将则又悬殊，是以比年西北屡遭侵扰，养育则月费甚广，征战则军捷未闻”②。
说明灵州之战，宋方之所以失败，与士兵缺乏训练，以及朝廷缺乏运筹帏幄的谋臣和决胜千里之外的猛将，有着很大的关系。
原因之二，灵州地理位置对宋军固守极端不利。知制诰杨亿上疏在评价灵州地利时指出：
“（灵州）盖朔方之敌墟，匈奴之旧壤。僻介西鄙，邈绝诸华，数百里之间，无有水草，烽火不相应，亭障不相望……”③。
这种无险可守，在地理上完全与外界隔绝的孤城，即使守将有三头六臂，也是无法长期固守下去的。
原因之三，是缺乏厚偿存恤以激励将士。正如李继和在奏疏中所指出：
“灵州孤垒、戍守最苦，望比他州尤加存恤。且守边之臣，内忧家属之窘匮，外忧奸邪之憎毁，忧家则思为不廉，忧身则思为退迹，思不廉则官局不治，思退迹则庶事无心，欲其奋不顾身，令出惟行，不可得已。良由尝未厚、恩未深也。尝厚则人无顾内之忧，恩深则士有效死之志”①。
如果能厚偿存恤，本可以激励灵州官兵奋勇抵抗，众志成城。但灵州粮道断绝，士兵连吃饭都成问题，在此情况下，要想守住灵州，只能是一种幻想。
灵州之战对于宋夏双方大体上有如下作用与影响。
第一，灵州之战是李继迁由弱变强的转折点。“灵州初临于赵保吉，① 《长编》卷51，咸平五年三月。
② 《长编》卷43，咸平元年十二月。
③ 《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二月。
① 《宋史》卷257，《李继和传》。
从此西夏遂成强敌”②。
第二，使一些党项羌人对宋怀有二心，时叛时服。“自灵武失守，绥银割弃，中国所得役属者不过河外诸小羌，余皆心怀去就，叛服不常”③。
第三，使宋沿边的一些熟户转向继迁。“今朔方陷没，所虑缘边蕃族中有从来二心者，因此转更扇惑熟户，改令向背，贼迁因而乘之，为患非浅”④。
第四，使宋退保环庆，设防关中。由于灵州失守，关中受到威胁，宋政府只好“益兵备关中”⑤，并于永兴军设正副都总管来统帅关中军队。
第五，使贡路断绝。如回鹘向宋朝贡，“路出灵州，交易于市”，但这条贡路却因继迁攻占灵州而中断。“自是数年，回鹘不复朝贡”⑥。
关于李继迁对宋战争的性质，史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意见认为“西夏的兴起有封建王朝内部地主阶级分裂割据的性质，也有民族起义和农牧民起义的性质。只承认前者必然要否定各族人民反民族压迫和反封建剥削的正义性。反之，过份强调后者，又将忽视少数民族地主阶级野心家制造分裂割据的罪恶”①；另一种意见认为“继迁的抗宋斗争有反对民族压迫的性质，是一场正义的战争”②。
我认为李继迁所进行的对宋战争纯粹是一场具有封建王朝内部统治阶级分裂割据性质的战争，并无正义之可言。
首先，李继迁所处的时代是原始公社制直接向封建制迅速过渡的时期。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其发动对宋战争的目的，决不是什么为了反对赵宋统治者的民族压迫而进行的自卫战争，而是代表党项封建农牧主贵族的利益，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战争。其具体目的有二：其一，为了“兴复故土”，“成霸王之业”。前者表现在向太宗上表：“乞取残破夏州，奉拓跋氏祭氏”③。后者表现在继迁攻占灵州之后，立即改州为府，作为夏州地方政权的都城，并以此为根据地，然后统一河西，向东发展，同宋争霸。“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王霸之业”④，表明李继迁对宋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扩大已经感觉不够的领土，同宋、辽争霸天下。其斗争实质是宋夏两个统治集团为争夺河套及河西走廊地区剥削权益而进行的斗争。
第二，区别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一个重要标准，要看它是掠夺性的战争还是非掠夺性的战争。“凡是掠夺性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凡是反掠夺性的战争都是正义的”①。在李继迁对宋的长期斗争中，我们② 《朔方道志》卷2，《舆地志·总论》。
③ 《西夏书事》卷7.④ 《长编》卷51，咸平五年三月癸亥。
⑤ 《宋史》卷324，《石普传》。
⑥ 《宋史》卷210，《段思恭传》。
① 王忠：《论西夏的兴起》，载《历史研究》1962 年第5 期。
② 徐庄：《试论李继迁的历史作用》，载《宁夏大学学报》1981 年第4 期。
③ 《长编》卷42，至道三年十二月甲寅。
④ 《西夏书事》卷7.① 毛泽东：《第二次帝国主义讲演提纲》，载《八路军军政杂志》1 卷9 期。
一方面看到了宋朝统治者血洗党项族帐的掠夺压迫情况。如环庆路部署张凝领兵自白豹镇入蕃界，“焚帐族二百余，斩首五千级，降九百余人，毁刍粮八万，获牛、羊、器甲二万”②；但另方面，李继迁对宋同样奉行了一条“寇掠”的错误政策。“灵州及通远军皆言赵保吉攻围诸堡寨，侵掠诸民，焚积聚”③。在近20 年中，继迁掳去宋朝沿边人口、牛羊以万计。既然李继迁所进行的战争是一场掠夺性的战争，当然谈不上有什么正义性，而是一场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性质的斗争。
第三，区别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还要看其对社会发展起过什么样的作用。“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④。李继迁领导的对宋战争，不仅使宋沿边人民损失惨重，而且还直接损害了党项人民的利益，对党项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馈饷劳扰，民不堪命”⑤，“蕃部被役者怨”⑥，“死亡创痍者相半”⑦，“银、夏州民衣食稍丰者并西徙。蕃落数年荐饥，道■相望，下多咨怨”⑧。这些，充分说明李继迁所领导的对宋战争，尽管对于恢复和巩固夏州地方政权，使党项族自立于民族之林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就其性质而言，则并不具有正义性，更谈不上是一场具有农牧民起义性质的战争。
四、发展社会经济
李继迁在积极用武力扩张已经不够的领土的同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李继迁统治时期，其社会经济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对农业生产的十分重视。李继迁在攻取灵州时，就注意“缮城浚濠，练兵积粟”①。他一面集中优势兵力围困灵州，一面命令士兵就地屯种。“择灵武山川之险而分据之，侵河外膏腴之地辟之”②。其具体的屯田情况是：
“（继迁）以五万骑攻城（指灵州城），城中兵不出战，据其山川险要，凡四旁膏腴之地，使部族万山等率蕃卒，驻榆林、大定间，为屯田计，垦辟耕耘，骚扰日甚”③。
据此可知，其屯田性质为军屯，目的在于长期围困灵州，并最终夺取灵州。
其次，对水利灌溉也很重视。灵州旧有秦家、汉延、唐律三渠，继迁鉴于“去岁（指公元1002 年）伤旱，禾麦不登”，下令修筑黄河堤坝，“引河水溉田，功毕而防决”④。
② 《长编》卷51，咸平五年正月丁酉。
③ 《长编》卷35，淳化五年正月甲寅。
④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138 页，人民出版社1952 年版。
⑤ 《西夏书事》卷1.⑥ 《西夏书事》，卷5.⑦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⑧ 《长编》卷54，咸平六年五月壬子。
① 《宋史》卷279，《周仁美传》。
② 《长编》卷44，咸平二年六月戊午。
③ 《西夏书事》卷7.④ 《长编》卷54，咸平六年五月壬子。
此外，李继迁为了满足其统治境内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物质生活的需要，在未经宋朝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于赤沙（今宁夏盐池县西北）、骆驼路（今陕西神木县北），“各置会贸易”⑤，这里的“会”是一种定期市场。赤沙、骆驼路（一作口）“为灵夏二州蕃族屯聚处”。
李继迁置“会”的作用有二：其一，可以引诱宋朝沿边熟户归服自己。
“于是归者日众，中国（宋朝）禁之不止”①；其二，对于加强宋夏经济文化交流，改善其境内各族人民的经济生活，无疑起了一定的作用。
五、攻占凉州
李继迁攻占灵州之后，声威大振，军事力量更加强大，不断向外扩展，宋真宗在此形势下，派张崇贵等与继迁议和，“割河西银、夏五州与之”②。至此，李继迁梦寐以求的恢复祖宗基业，重建夏州地方政权的宿愿，已完全实现。但恢复祖宗基业，并非李继迁的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是不断扩充疆土，建立西夏国家，与宋辽争霸。因此，继迁在攻占灵州后，旋即东攻麟州，未能攻下，于是回军西向，跨过黄河，越过贺兰山，向凉州进军，从而揭开了宋夏争夺河西走廊战争的序幕。
凉州即今甘肃武威县。唐时置凉州，五代时号称西凉府，宋因之。
凉州居住着吐蕃各部，其文化素养较高。“且西凉蕃部多华人子孙，倒会汉言，颇识文字”③。北宋统治者鉴于“蕃部族盛兵多”，其军事力量比较强大，为了“藉西凉为腹背攻制”④，早已与吐蕃六谷部首领潘罗支结成联盟，并派丁惟清为西凉知府，与吐蕃首领共同治理西凉，从而加强了对西凉的管理，使潘罗支成为李继迁的劲敌。
李继迁为了拔除这个钉子，比较顺利地一举攻下凉州，采用了声东击西的战略战术。即集中兵力于盐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北），扬言自骆驼口、车廂峡等路进攻宋朝的环州、庆州，而暗中却将他的军队开往凉州。正如宋真宗一针见血地指出：“此必攻略西蕃而声言入寇者也”①。这一着棋果然出奇制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公元1003 年（咸平六年）十一月，李继迁进攻西凉府，杀知府丁惟清，并改府为州。
李继迁攻占凉州，对于巩固夏州地方政权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正如吴广成所指出：“于是西夏势成而灵州永固矣。盖平夏以绥、宥为首，灵州为腹，西凉为尾。有灵州则绥宥之势张，得西凉则灵州之根固”②。
说明凉州也同灵州一样，对西夏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李继迁攻占凉州之后，不免志骄意满，丧失了应有的警惕。凉州吐蕃六谷族大首领潘罗支，联合者龙族，事先设下埋伏，然后伪装愿意归⑤ 《长编》卷51，咸平五年正月甲子。
① 《宋史》卷258，《曹玮传》。
② 司马光：《温国文正公集》卷38，《横山疏》。
③ 《长编》卷51，咸平五年三月癸亥。
④ 《宋会要辑稿》第195 册，《方域》21 之21.① 《长编》卷55，咸平六年十月癸未。
② 《西夏书事》卷7.降，并请继迁亲自前去受降，继迁与其谋士张浦等商议是否接受投降。
张浦认为潘罗支请降有诈。他道：“兵务慎重，贵审敌情，罗支倔强有年，未挫兵锋，遽尔降顺，诈也。不若乘其诡谋未集，一战擒之，诸蕃自伏。”
但继迁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反驳道：“我得凉州，彼势已促，力屈而降，何诈之有？况/TITLE>杀降不详，尔勿疑，以阻向化之心”①。
继迁推诚不疑，欣然前往，结果遭到伏兵的突然袭击，大败奔回，“至灵州界三十井死”。时为公元1004 年（景德元年）正月二日，终年42岁，庙号太祖，墓号裕陵。其统一河西的未竟事业，由其子德明、孙元昊相继完成。
六、对李继迁的评价
总之，继迁初步统一党项羌诸部，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以及发展商业贸易，对于巩固重建的夏州政权，使党项羌族自立于民族之林，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统治境内人民的生活，无疑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至于继迁代表党项农牧主的利益，为了满足他们对土地和财富的贪欲，不断对宋发动掠夺性的战争，既给宋朝沿边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党项人民带来了危害，因此，是应当否定的。当然，从总体上看，李继迁的一生还是功大于过，在西夏的历史上，仍然是一位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第六节 西夏立国基础的奠定
李德明为继迁妻野利氏所生，小字阿移，生于公元981 年（太宗太平兴国六年），卒于公元1032 年（仁宗明道元年），享年52 岁。史称德明“深沉有器度，多权谋”③，“精天文，通兵法”①。公元1004 年（真宗景德元年），德明嗣位，时年23 岁，称定难军留后。李德明在位虽然时间不算太长（仅29 年），但由于他执行了一条保境息民，发展生产，同辽、宋友好，以及统一河西的正确路线和方针，使西夏社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从而为西夏国家的建立进一步制造了条件。
一、与宋缔结和约，保境息民公元1005 年（真宗景德二年）春，宋政府在同李继迁长期进行战争后，决心改变对西夏实行“姑务羁縻，以缓战争”②的方针，即实行罢兵息民，以财货爵禄笼络西夏统治者，并主动向德明提出了媾和条件：“许德明以定难军节度、西平王；赐金帛缗钱四万、茶二万斤（按此数有误。据吴天墀先生《西夏史稿》增订本408 页—409 页的① 《西夏书事》卷7.② 参阅拙作：《论李继迁》，载《西北民族研究》1994 年第1 期。③ 《西夏书事》卷8.① 《西夏书事》，卷9.② 《长编》卷63，景德三年五月庚申。
分析与考证，准确的数字应是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茶二万斤）；给内地节度俸；听回图往来；放青盐禁，凡五事。而令德明纳灵州土疆，止居平夏；遣子弟入宿卫；送略去官吏；尽散蕃汉兵及质口；封境之上有侵扰者禀朝旨，凡七事。”
即宋保证做到封德明为王，给他金帛缗钱等五项，同时要求德明做到归还灵州，遣子弟宿卫等七条，作为交换条件。这些条件德明同意其中大部分，“惟以子弟人质及纳灵州为难”，因为德明不同意归还灵州和以子弟入质，因此，真宗也就取消了向西夏开放青盐的禁令。“故亦禁如旧”③。经过多次讨价还价，最后求同存异，于公元1006 年（景德三年）九月，正式签订了和约。
这个和约的签订并非偶然，从西夏方面看，德明之所以同意签订和约，原因有三：第一，与夏州政权因李继迁长期对宋战争而陷入困境有着直接的关系。“贼境艰窘，惟劫掠以济，又藉夏、银、宥州民之丁壮徙于河外，众益咨怨，常不聊生”①；第二，与继迁临终遗嘱有关。“李继迁兵败，为潘罗支射伤，自度孤危且死，嘱其子德明必归宋曰：“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继迁卒，德明纳款”②。说明同宋和解是继迁临终前就已商议好的既定方针。德明同意签订和约，只不过是对那个既定方针的贯彻执行，即所谓“表守遗言，誓修职贡”③罢了；第三，与宋辽签订了“澶渊之盟”有关。由于“澶渊之盟”的订立，使西夏暂时失去了政治上的声援。如果德明继续对宋战争，将会使自己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由是西夏失牵制之谋，随亦内附”④。
从宋朝方面看，这个和约的条款，虽然是宋方主动提出，但并非一帆风顺。如知镇戎军曹玮就曾提出反对意见。曹玮上疏云：“继迁擅河南地二十年，边不解甲，使中国西顾而忧。今方其国危子弱，不即擒灭，后更盛强难制。愿假臣精兵，出不意，捕德明送阙下，复以河南为郡县，时不可失”。
只因“朝廷方欲以恩致德明，寝其书不报”⑤。也就是说，当时宋真宗已经定下了同西夏和解的决心才算作罢。因此，这个和约的签订，是宋主和派战胜主战派的产物。
景德二年的和约，是宋夏之间缔结的第一个和约。这个和约给夏州地方政权带来了一个相对的和平环境，它对医治李继迁所造成的战争创伤，巩固夏州政权，以及发展社会经济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同宋缔结和约后，德明为了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巩固夏州政权，一方面接受宋朝对他的加官晋爵，当一名“不侵不叛之臣”①。如公元1006年（景德三年）十月，“宋以赵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封西平王，给俸③ 《宋史》卷466，《张崇贵传》。
① 《长编》卷55，咸平六年九月壬辰。
② 《宋史》卷282，《向敏中传》。
③ 《西夏书事》卷11.④ 《宋史》卷281，《论赞》。
⑤ 《长编》卷63，景德三年五月辛亥。
① 司马光：《温国文正公集》卷38，《横山疏》。
如内地”②。德明欣然接受；另方面，德明一刻也没有忘记主动向辽讨封，同辽继续保持联盟关系。“辽夏遣金吾卫上将军肖孝诚赍玉册金印，册为尚书令、大夏国王”③。同宋缔结和约，接受其册封，可以通过朝贡贸易等途径，得到大量经济上的好处，而同辽继续结成联盟，接受辽的册封，不仅可以得到辽的政治上的声援，增加对宋讨价还价的砝码，而且对于消除其统治境内少数民族因继迁之死而产生的观望、惊疑之心，也起了一定的安定作用。史载：“德明嗣职期年，未膺封册，蕃族多怀观望。行军司马赵保守言：“国家疆宇虽廓，自西凉扰乱，先王（继迁）被害，蕃人惊疑，若不假北朝（辽）威令慑之，恐人心未易靖也。’德明遂遣保宁献方物契丹，以请册封。契丹主曰：“此吾甥也，封册当时至。待保宁加礼回’”①。
表明德明主动讨封，完全是为了适应其内外形势的需要。
德明在接受宋辽册封的同时，为了稳定其内部，还加强了他的统治机构，尤其注重对军事指挥机构的健全。史载：“以左都押牙张浦兼行军左司马，绥州刺史赵保宁兼右司马，指挥使贺承珍兼左都押牙。刘仁勖为右都押牙，破丑重遇贵为都知蕃落使，白文寿、贺守文都知兵马使，何宪、白文赞为孔目官，郝贵、王旻等为牙校；复以李继瑗为夏州防御使，李延信为银州防御使，其余升赏有差”②。
从这份对官吏任命、安置的名单看，不仅可以看出德明对人才的重视和重用，而且还能看出其苦心经营的具有蕃汉联合统治性质的夏州地方政权，在继迁的基础之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二、西攻回鹘，南击吐蕃李德明在其统治期间，一方面十分注意其内部的安定，搞好同宋辽的关系；另方面，为了扩大其已经感觉不够的领土，还竭尽全力西攻回鹘，南击吐蕃，为夺取河西走廊地区而“经谋不息”③回鹘又称回纥，即今天维吾尔族的前身。北宋初年，回鹘可分为甘州、沙州、西州数种，其中以甘州回鹘地近西夏。甘州（今甘肃张掖市北）回鹘是河西地区的主要割据势力，其族分布范围较广，并有一支精锐的军队。“本国东至黄河，西至雪山，有小郡数百，甲马甚精习”①。
境内水草丰美，宜农宜牧，除盛产良马外，还产玉器、镔铁、剑甲、琉璃器等，早为继迁、德明所垂涎和觊觎。
德明为了夺取甘州，先后五次调兵遣将，简要战况如下：公元1008 年（大中祥符元年）三月，德明命张浦率领骑兵数千攻打甘州，其可汗夜落纥（一作隔）出兵抵御，张浦不能取胜。同年三月，②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③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西夏书事》卷8.② 《西夏书事》卷8.③ 《长编》卷139，庆历三年正月乙卯。
① 《宋史》卷490，《回鹘传》。
又命万子等军主率领本族之兵，准备偷袭甘州，不料中了回鹘的埋伏，死伤惨重，惟万子军主落荒遁走。
公元1009 年（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德明再派张浦率领精锐骑兵2万攻打甘州，可汗夜落纥亲自率军抵御，双方相持近半月，甘州守将翟符守荣乘夜突然袭击，张浦大败而回。同年十二月，德明亲自攻打甘州，因白天见恒星，占卜不吉，大惧而还。
公元1028 年（天圣六年）五月，德明派其子元昊“独引兵袭破回鹘夜落隔可汗王，夺甘州”②。
由于“甘州城为边徼重地”，形势险要。“东据黄河，西阻弱水，南跨青海，北控居延”，因此，德明取之，如虎添翼。“今德明得之，恃其形势，制驭西蕃，灵夏之右臂成矣”③。
在德明攻下甘州后，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东）王贤顺，深感西夏势力强大，于公元1030 年（天圣八年）主动“以千骑降于夏”④。
南去吐蕃，占领凉州（今甘肃武威）是德明征服河西的又一重大军事行动。
公元1004 年（宋景德元年），凉州吐蕃六谷部首领潘罗支，用假投降的妙计，使继迁中箭身死。不久，潘罗支也被党项部落迷般嘱部和日逋吉罗丹部所谋杀。潘罗支死后，吐蕃大首令折逋游龙钵等率部归服德明，但六谷部首领厮铎督（潘罗支弟）继续与德明对抗，在这种形势下，一场夏州统治者与厮铎督争夺凉州的战争便成为不可避免了。德明出兵攻打凉州，首尾三次，战况如下：公元1007 年（宋景德四年）九月，德明亲自率兵屯境上，准备攻打凉州，结果由于甘州回鹘增援凉州，厮铎督早已严阵以待，只好收兵作罢。
公元1011 年（大中祥符四年）九月，德明派军校苏守信率军攻打西蕃乞当族，厮铎督会合吐蕃各族共同抵御，苏守信大败而还。
公元1016 年（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甘州回鹘可汗夜落隔、派兵攻占凉州，掳掠吐蕃族帐100 余，斩首300 级，并夺走了很多马匹。
公元1032 年（明道元年）九月，德明命元昊攻打凉州，“回鹘势孤，不能拒，遂拔其城”。①至此，德明从回鹘手中最终夺取了凉州。
德明攻占凉州比夺取甘州的战略意义似乎更大。清人吴广成指出：“西凉南界横山，西通西域，东距河西，土宜三种，善水草……
德明立国兴、灵，不得西凉，则酒泉、敦煌诸郡势不能通，故其毕世经营，精神全注于此”②。
德明对甘州、凉州的用兵，首尾26 年（公元1007—1032 年），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它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首先，夺取甘凉，便可“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精兵”，从而大大加强了夏州政权的军事实力；其次，夺取甘、凉，降服瓜州王贤顺，从而扩大了统治② 《宋会要辑稿》第190 册，《方域》8 之29.③ 《西夏书事》，卷11.④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西夏书事》卷10.② 《西夏书事》卷11.地盘，初步征服了河西，为其子元昊进一步彻底统一河西，称帝建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发展社会经济
自德明与宋议和到元昊称帝建国前的30 多年里，由于西夏有一个相对的和平环境，加上德明对经济问题比较重视，因此，西夏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首先，德明时期的西夏农业同继迁时期相比，有了较大的发展。仁宗时，范仲淹在其著名的《答赵元昊书》中指出：“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忝云合”①。
说明德明时期，西夏农业生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农耕化的道路上大大迈进了一步。
其次，通过向宋朝朝贡，一方面可以得到大量回赐，同时利用朝贡之便大搞贸易活动。“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②。在德明统治期间，“贡献之使，岁时不绝”③”自公元1005 年（真宗景德二年），至公元1029（仁宗天圣七年）15 年间，进贡十次（其中景德三年四次，景德四年二次）。其贡品主要是马，其次为骆驼；宋朝回赐主要为器币，其次为袭衣、金带等最高统治者生活用品①。
德明所遣贡使，除在宋首都开封公开进行正当贸易之外，还非法贩卖私物，逃避税收。“赵德明进奉人挟带私物，规免市征，望行条约”②这些贡使一入宋境，便在其来往路上，以马同当地老百姓进行贸易。
“夏进奉使入边，辄鬻其所乘马，边人以价值贱，争市之，于是使者带马日多”③。这种未经许可的贸易，对当地居民的骚扰时有发生。“夏州贡使，在道市物颇扰民，真宗诏所在有司严示约束”④。
除朝贡是一种变相贸易外，在宋沿边离西夏较近之处，还设有固定的贸易场所，叫做榷场。如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 年），保安军榷场刚一建立，德明便迫不及待地“请许蕃民赴保安军榷场贸易，从之”⑤。
反映了西夏同宋发展贸易的迫切性。
除了公开进行榷场贸易外，德明还派人于宋夏边境偷偷贩卖违禁品。如公元1009 年（大中祥符二年），“德明多遣人赍违禁物，窃市于边”⑥。当时宋朝规定的违禁品计有青盐、铜铁、钱币、粮食、书籍，等等。
德明不仅大力鼓励支持西夏人同宋进行公开的和非法的贸易，而且① 《长编》卷130，庆历元年正月。
② 《宋史》卷186，《食货志·互市舶法》。
③ 《西夏书事》卷11.① 参阅《宋会要辑稿》第199 册。《蕃夷》七之六。《长编》卷65.《宋史》卷485.《夏国传上》。《西夏书事》卷10、11.② 《长编》卷83，大中祥符七年十一月乙未。
③ 《西夏书事》卷10.④ 同上书，卷9.⑤ 《宋史》卷186，《食货志·互市舶法》。
⑥ 《长编》卷71，大中祥符三年三月己卯。
对于途经西夏境内的西域和各国东来的贡使和商人，进行勒索和邀劫。
如“回鹘土产，珠玉为最。帛有兜罗绵、毛氎（die 迭）、狨（同绒róng）
锦、注丝、熟绫、斜褐；药有腽肭（wònō袜纳）脐、硇砂；香有乳香、安息、笃耨。其人善造宾铁刀、乌金银器。或为商贩，市于‘中国’（宋朝）、契丹之处。往来必由夏界，夏国将吏率十中取一，择其上品，贾人苦之”①。这种恶劣的勒索行径，迫使西域商人取道青唐（今青海西宁市），大食贡使改行海道，从而对河西走廊的中西交通，起了终止和破坏的作用。
德明时期宋夏贸易的兴盛，起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首先，通过贸易，积聚“赀财无算”②，为进一步建立西夏国家，创造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其次，通过贸易，实行了经济文化交流，对于提高党项民族乃至整个西夏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对于西夏的汉化（即封建化），无疑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大修宫室，营建新都，立元昊为太子李德明用武力开疆扩土，初步统一了河西，又利用其统治境内比较安定，发展了社会经济，在此大好形势下，德明开始讲究排场，注重享乐，名义上虽然还没有当皇帝，但实际上却在尽力将自己装扮成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的形像。
李德明早在公元1008 年（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为了迎接安置宋朝使者，开始修建驿馆，于“绥、夏各建馆舍，恭伺王人”③。两年之后，即公元1010 年（大中祥符三年），在契丹册封他为夏国王的情况下，德明役民夫数万于傲子山（在今延川西），大修宫室，“绵亘二十余里，颇极壮丽”①。公元1019 年（天禧二年）十月，德明鉴于怀远镇（原属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形势险要，“怀远西北有贺兰山之固，黄河绕其东南，西平（灵州）为其障蔽”②，于是派贺承珍督役民夫，筑城徙居，大建门阙、宫殿、宗庙、官署等等，改称兴州，并以此为都城。怀远城的修建，为此后西夏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比较优越的地理条件。
李德明在大修宫室，营建新都的同时，“大赦国中”③并于公元1028年（天圣六年）以元昊“气识英迈，诸蕃詟服”，册立为太子。立元昊生母卫慕氏为后。同时为元昊向辽请婚，辽兴宗以宗室之女封为公主，下嫁元昊。并给其父继迁上尊号曰太祖应运法天神智仁至道广德光孝皇帝，庙号武宗。公元1013 年（大中祥符六年），李德明出行延州境北的■子山时，“大辇方舆，卤簿仪卫”，俨然中原帝王气派，即使宋朝使者到来，也毫无顾忌。史载：“朝廷使至，则撤宫殿题榜，置于庑下，使輶始出钱馆，已更① 《西夏书事》卷15.② 《西夏书事》卷11.③ 《西夏书事》卷9.① 同上。
② 《西夏书事》卷10.③ 《西夏书事》卷5.赭袍，鸣鞭鞘鼓，吹导还宫，殊无畏避”④。这些，充分说明李德明虽然名义上还没有称帝，但在实际上已经过了皇帝的瘾。
公元1032 年（明道元年），十月，德明卒，葬于嘉陵。元昊称帝后，追谥其为光圣皇帝，庙号太宗，妣卫慕氏曰惠慈敦爱皇后。
五、对李德明的评价
德明生当西夏由原始公社制直接向封建制激剧过渡时期，在西夏人民饱受战争灾难的形势下，坚决同宋议和，休兵息民，努力发展农业生产，争取同宋开展各种渠道的贸易，从而发展了西夏的社会经济，积聚了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同时也多少改善了西夏人的生活。至于夺取甘州、凉州，初步统一河西，不仅扩大了统治地盘，而且由于获得了吐蕃健马和回鹘精兵，从而壮大了军事力量。这些，对于党项族自立于民族之林，把夏州地方政权进一步发展成为西夏国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清人吴广成在评价李德明时指出：
“德明当西凉大创之后，诸戎叛涣之初，……表守遗言，誓修职贡，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羊、缯帛，彼此各受其利，塞垣之下有耕无战逾三十年，殆所谓识时务者耶。迨使俸赐既赡，兵力亦完，然后东战契丹，南扼苍耳，北城怀远，西拔甘、凉，粟支数年，地扩千里，夏国之业，实基于此。元昊虽雄，非藉德明燕翼，其遂夜郎自大乎？呜呼！虽曰偏据，亦云伟矣”①。
吴广成这段言简意赅的评语，对于作为西夏立国的奠基人——李德明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党项民族进步和西夏社会发展的措施所进行的赞扬，大体上不失为平允和中肯②。 第三章 西夏国家的建立
第一节“尚武重法”立国方针的确立
一、元昊其人
元昊生于公元1004 年（宋真宗景德元年）五月五日。其母为惠慈敦爱皇后卫慕氏。元昊小字嵬理，西夏语“惜为嵬，富贵为理”（据王静如先生的考证“理”应为“埋”）。因此，“嵬埋”二字，意即“珍惜富贵”。元昊长相英俊，身长5 尺有余，“圆面高准”，即圆圆的脸蛋，高高的鼻子。“性雄毅，多大略”，“晓浮图学，通蕃汉文”①。案上常置法律著作，供随时翻阅之用。对于流行的《野战歌》、《太乙金鉴诀》一类的兵书，更是手不释卷，潜心研读。元昊平时爱穿白色长袖衣，头戴黑冠，身佩弓矢。出门时乘骏马，前用两名旗手开道，后有侍卫步卒张青色伞盖相随。另有百余骑兵前后左右护卫、警戒，以防不测。
元昊24 岁时被立为太子。当太子时，就表现出野心勃勃。他劝其父德明背宋自立。德明告诫道：④ 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① 《西夏书事》卷11，《论赞》。
② 参阅拙作：《略论李德明》，载《兰州大学学报》1988 年第1 期。
①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
元昊不以为然，争辩道：“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①元昊父子的这番争论，意义重大。因为它牵涉到夏州地方政权向何处去的问题。当时摆在德明、元昊面前的有两条道路：一条是继续向宋称臣纳贡，仍旧割据一隅，维持夏州地方政权的半独立状态；另一条是叛宋自立，同宋辽争霸，扩大已经感觉不够的领土，走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尽管这种道路，风险很大，前途未卜，但是元昊还是大胆地选择了后者。
二、“尚武重法”方针的确立元昊在决定背宋自立，建立自己的国家之后，紧接着遇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采用什么样的立国方针去治理这个国家？在该问题上明显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当“用夏变夷”，即所谓“化民成俗，道在用夏变夷”，也就是说，应当变更党项民族固有的习俗，用中原王朝——唐宋治理国家的那一套办法去治理西夏国家。
但这种意见遭到了以“多学识、谙典故”的野利仁荣为代表的另一种意见的驳斥。在野利仁荣看来，西夏只能按照党项本民族的具体情况确定立国方针，而不能照搬中原王朝唐宋的那一套办法。具体地说，应当根据当时西夏的国情民情，采用“尚武重法”的方针。这个方针的内容，用野利仁荣的话去概括，就是“严以刑偿”，“以兵马为先务”，“教民以功利”②。这一立国方针得到了元昊的赞同和采用。
究竟元昊为什么要赞同并采用“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呢？具体地说，大体上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驾御酋豪的需要。如众所知，元昊代表党项农牧主贵族及其他各族上层的利益，所建立的蕃汉联合统治，是以党项酋豪显贵为其统治核心，及其所掌握的军队为其主要支柱的。这些部落“酋帅皆有地分，不相统摄”①。他们拥兵自雄，“各将种落之兵，谓之一溜”②。他们在各自的范围内长期过着自给自足，孤立闭塞的牧畜生活。这种闭塞落后的经济生活往往具有较大的保守性。随着党项社会经济的发展，党项农、牧主同广大农、牧民矛盾的加深，这些酋豪为了维护本身的阶级利益，他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最高统一体”的国家，拥戴一个“恩信孚部落”
的党项杰出人物，出任这个国家的至高无上的皇帝。元昊称帝建国后，向宋仁宗所上的奏疏和嫚书之所以喜形于色和出言不逊，“元昊为众所推，循拓跋之远裔，为帝图皇，有何不可”？③就是以那些党项酋豪的积极支持，撑腰打气为其背景的。
同时，作为西夏国家的皇帝——元昊，为了获得这些酋豪显贵的拥①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② 《西夏书事》卷16.① 《魏书》卷101，《宕昌传》。
② 《长编》卷132，庆历元年5 月甲戌。
③ 《长编》卷125，宝元二年闰十二月。
护和支持，往往千方百计地笼络他们，同他们联姻，将他们安插在中央和地方的要害部门，让他们掌握着各种权力。至于军事大权，自中央到地方几乎全部被这些酋豪显贵所掌握。
但这些长期盘据一方，政治上比较保守的拥兵自雄的酋豪，并非个个俯首听命，元昊为了驾御他们，让他们效忠于自己，不能不于“案上置法律”，“明号令，以兵法勒诸部”④，甚至同他们歃血“盟誓”。对于那些居心叵测胆敢抗命的酋豪，则严惩不贷。所谓元昊“峻诛杀，数诛诸部大人且尽”①；并非完全由于元昊生性多疑好杀，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代表传统保守势力的酋豪，同以元昊为代表的主张革新，“更祖宗之成规，邈中朝之建置”②，和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集团之间的尖锐而激烈的矛盾斗争。
总之，从驾御酋豪需要的角度去考察，元昊之所以赞同“尚武重法”
的立国方针，实质上是为了承认诸党项酋豪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合法地位。一方面，对于那些表示愿意效忠于自己的酋豪，尽量加以笼络和重用；另方面，对于那些怀有二心的酋豪，则绳之以法，甚至大开杀戒，以儆效尤。
第二，稳定其统治的需要。“国家表里山河，蕃汉杂处”③。元昊统治期间，其境内的民族约有七种（详总论），在这些民族中，尤其是河西走廊的吐蕃、回鹘族，虽然被元昊用武力征服，但其酋豪仍然怀有二心，时刻梦想着联宋复辟。史载：“自元昊取河西地，回鹘种落窜居山谷间，悉为役属。曹琮在秦川，欲诱之共图元昊，得西川旧贾，使谕意。于是，沙州镇国王子遣使入贡，奉书曰：“我本唐甥，天子实我舅也。自李氏取西凉，遂与汉隔，今愿率首领讨夏’。已而以兵攻沙州，不克”④。
这表明元昊虽然统一了河西，但因长期割据于此的回鹘、吐蕃势力，仍然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其酋豪居心叵测，局势很不稳定。在境内民族成分复杂，民风强悍的情况下，如果不实行“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那么，要想巩固其统治，是不大可能的。
第三，同宋辽抗衡争霸的需要。元昊立国时，四周民族政权林立。
其北有大辽，西有高昌、于阗、龟兹，南有吐蕃、大理，东有宋。尤其是宋，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军事和文化，均处于执牛耳的领先地位。元昊早在被立为太子之时，就树立了同宋辽争霸、逐鹿中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