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皇族后裔再考
西夏皇族后裔再考——《西夏李氏世谱》研究之二
李培业
摘 要 本文在《西夏皇族后裔考》的基础上,再进行深入研究。首先对最初提出的沙陀说的一篇文章,进行具体分析,指出其发生错误的原因,证明沙陀说是无知妄说,根本不能成立；其次利用清代文献更进一步证实西夏说;最后对所谓西夏皇族后裔已经斩尽杀绝之说,根据《元史》记载,进行了辨驳,给西夏说扫清了障碍。至此,全面考证了居 住在青海湟水流域的李氏确系西夏皇族后裔。
关键词 岳鼐 布宗派 李絜邦 李国经 中府李氏 毛李家
我在《西夏皇族后裔考》(以下称为“前文”)一文中,引用明代大量史料,证明青海湟水流域居住的李氏,系西夏皇族后裔,从而揭开了西夏皇族后裔失踪之谜。[1]在本文中我们将首先进一步分析李天俞重修家谱之误,以推翻沙陀说；其次引证清代文献,来进一步证明西夏说；最后对史学界流行的所谓西夏皇族已经斩尽杀绝的错误说法给以清理,从而为西夏说扫除障碍。
(一)
前文已对李天俞重修《李氏家谱》中伪立沙陀李晋王为始祖的错误,进行了分析,指出其错误根源,从而澄清了历史实事,恢复了西夏李氏的本来面目。在这里我们再具体地分析其中一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揭示其发生错误的真象,从而认识到沙陀说是为了某种需要而捏造出来的无知妄说,根本没有真实性。
李天俞重修《李氏家谱》(一六五七年)中共有五篇序文,即金城陈睿览《李氏宗谱序》、郑龙光《叙》、泾干岳鼐《李氏世谱序》、张伟绩《序》、李天俞《自序》。这几篇序文均立李克用为始祖,而岳鼐之序,视为谱系总论,历数自晋王至天俞各代事迹,系李氏家事源流之综述。为各门家谱广泛传抄,影响极大。至今坚持沙陀说者,仍以此为据。现我们把此文作一全面分析,指出其纰缪,找出其发生错误的根源,以彻底清除沙陀之谬说。
为了全面认识这篇文章错在何处,我们不妨引出其开头一大段:
“按李氏初祖朱邪,沙陀人。先世事唐,赐姓李。僖宗乾符五年,防御使段文楚推克用为留后。时河南盗起,沙陀兵马使李尽忠谋曰:今天下大乱,号令不行,此乃英雄立功名取富贵之秋也。振武节度使李国昌子克用。勇冠三军,若辅以举事,代北不足平也,黄巢作乱,进军前东渭桥,与巢军战于渭南,三战皆捷。黄巢力战不胜,焚宫室遁去。克用时年二十八,於诸将最少。而破黄巢复长安功第一,兵最强,诸将皆畏之。诏以为河东节度使,以复唐室之大功,进爵陇西王。又进表诛田令孜等,后加中书令,进爵晋王。上乃褒其忠款,复进表诛朱全忠 ,终为国患,不听,克用还晋阳。自兹肇迹王基,记载照然,难以殚述。后至李思恭,徙居西夏,递传于宋。定难后,李继捧入朝,献银、夏、绥、宥四州。宋太祖以继捧为节度使。及传至元,世长西夏,以武勋显白者甚众。其居西宁者曰赏哥,元祁王府官,生梅的古,古生管吉禄,为司马,管生南哥, 为西宁州同知都护使。”[2]
我们不难查出,关于李克用的事迹,全摘自明王世贞《历史钢鉴》卷四十四。而其中抄录尚有错误,如原文为“戊戌五年,大同军乱,杀防御使段文楚,推李克用为留后”。[3]而错抄为“防御使段文楚推克用为留后”,全乖原意。特别是他叙述完李克用历史后,接着写道:“后至李思恭,徙居西夏,递传于宋。”将沙陀李氏与西夏李氏联为一体,使西夏李氏成为沙陀李氏的后裔,显然是伪造历史。作者发生这样错误的原因,一方面固然其历史知识浅薄,见闻不广所致。若他读过司马光《资治通鉴》,则不致这样胡写。惜手头只有一部《历史钢鉴》,而其中未有“拓跋思恭,本党项羌也。纠合夷夏兵,会延节度使李孝昌於州,同盟讨贼( 黄巢)”的记载。[4]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他秉承李天俞意志,为了政治需要,想描绘出一幅“忠臣”的历史连环画,而不去深加研究,胡拉乱扯,造成千古大错,其不严肃的态度，突出地表现 在对李英碑文的窜改。李英碑文他是看过的,“世长西夏”以下一段,均引自碑文,就是明证 。但他却将前面的“其先出元魏,至唐拓跋思恭,以平黄巢功,赐姓李氏”改为“后至李思恭徙居西夏”。如果他是认真地考虑问题,则会发出一连串的疑问:沙陀是否出自元魏?朱邪、拓跋姓氏各异,怎会有血缘关系?李克用与拓跋思恭同时讨巢,而李克用年最少,怎能将拓跋思恭诡列为李克用后裔?如此等等,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是会想到这些问题的。可惜,岳鼐不是一个学问大家,只是一个舞文弄墨,专会为主人摇旗呐喊,作应酬文章的食客。他的文章不是为了追求历史的真实,而只是给主人歌功颂德,假装门面的粉饰画而已。
岳鼐上抄《历史钢鉴》,下抄李英碑文,中间胡乱凑合,拉在一起。所以他提出沙陀说是毫无根据的。李英碑文是根据其行状而写的,岳鼐之文根据什么呢?根据的只能是李天俞的主观意志,是为了继承世职美梦的需要,别无其它。青海地处边陲,图书资料缺乏,一般知识分子看不到《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便也不去深究底蕴,听信岳鼐的沙陀谬说,至今还有坚持不放的。造成这样不良的后果,岳鼐是应该负有历史责任的。
(二)
前文根据明代文献,证明青海湟水流域李氏系西夏皇族后裔,今更进一步用清代文献论证之。
李天俞重修《李氏家谱》,作为官谱,固为清代所修各门家谱所宗。但亦有很多清代家谱, 根据明代家谱原说,坚持西夏说,为西夏皇族后裔的历史增添了新的篇章,才不致使西夏说湮 没不彰,扼杀在李天俞手中。兹举其要者言之,并述其史料流传情况,以示有所据耳。
一、东府第六门各种家谱
东府第六门家谱,始修于明万历二十二年(一五九四年),为六门李云龙所修。云龙“赋性孤洁,虽才足济世,未游仕途”。[5]他於谱中明言李氏系西夏后裔,我已於前文引及。此谱世代相传,原存我家。一九六五年冬我回家探亲,尚于青海乐都马营乡古城村家中见到,惜毁于“文革”。云龙后继起续修六门家谱,代不乏人,他们都据云龙谱叙述族源,不盲从沙陀说,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资料。现仅将我所见到的几种分述于下:
（一）《李氏六门宗派》
系云龙孙李洁於康熙二十八年所创修。为黄布制成,长约四米,宽约三米,俗称“布宗派”，原藏石嘴李氏宗祠内,平时以轴卷起,清明祭祖,展开悬挂中庭,供人朝拜。至民国二十年,宗祠拆毁, 移藏石嘴我家楼上,年年春节,族人咸来祭拜。一九六六年夏,族人李鸿全以保护为名,从我家取走,至今下落不明,李鸿全已逝世,无从问津。
此宗派有白鹤■原序(一六八九年),后又有傅咏序(一七八七),均收入《西夏李氏世谱》中。傅序中云:“考李氏出元魏,本姓拓跋。至唐拓跋思恭，以平黄巢功,赐姓李氏,进封夏国公,子孙传袭, 此李氏著姓之鼻祖也。至宋则以继捧为节度使,元以武功显者甚众,其居西宁者曰赏哥。越至南哥,为西宁州同知,此始祖之衍派於河湟而承承继继之所由来也。[6]明确指出李氏系拓跋思恭之后而非朱邪赤心之后也。
（二）李絜邦纂修《李氏小宗家谱》
李絜邦(一七一一 ～ 一七八四年),六门长房人,居住乐都石嘴村。“李笠子也,年二十四入泮,乾隆壬午(一七六二年)所修家谱,至今犹存。叙事详明,议论切当,凡读者皆钦佩其文有余意焉。”[7]该谱由先父鸿仪公收藏有年,但我在他遗留下的家谱中却未发现。大概藏于乐都黑古城家,与家藏书籍一起,毁于“文革”。所可幸的是,我于先父遗留的资料卷中,发现了他于民国初年从絜邦谱中抄录的四十页资料。计有世系总序一篇(絜邦作)、序文三篇（有两篇是絜邦作）、碑文两篇（恰是我在前文中引的二、三两篇明代重要碑文）、疏一篇、记两篇。於此大致可窥见原谱梗概。他在序中说:“李氏出元魏,自唐以后,世居西夏。迄元,祖讳赏哥者,入居湟中,为祁王府官。”而且他将李南哥和李英碑文录于谱中,以作信史。须知,主张沙陀说的家谱,一般不录此两则碑文,以免使人们发现他们伪造历史的破绽。可见,李絜邦是坚信西夏说的。
（三）李国经纂修《东府六门四房谱》(一七七三)
李国经(一七三三 ～ 一七八四),号廷猷,六门四房人,居住乐都胜番沟四房庄,国子监生,司吏治,颇有见解,吴鼎新于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七年)任碾伯县知县,延为幕中宾。一切簿书,皆其赞襄。吴赴皋兰县,廷猷亦偕至,廷猷纂修家谱,吴鼎新为之序。[8]该谱世藏四房庄其后裔手中,李鸿仪不止一次地参阅该谱。民国十二年纂修《海东李氏家谱》,抄录该谱序文三篇。一九六○年又去抄录其中“列传”部分。惜一九六六年九月,徐家沙沟小学学生,在某教师带领下,闯入保存此家谱的李积发家,当众将家谱烧毁,西夏李氏重要历史文献,登时化为灰烬矣。
此谱有吴鼎新、傅咏、李国经所作三篇序文,均言及西夏,而国经之序独详,其中云:“考吾家世系之源流,系出元魏,本姓拓跋。唐中和元年,拓跋思恭以平黄巢功,赐姓李氏。历宋世居西夏,元初入居湟中,故聚宗於碾伯焉。”[9]此可为西夏说的又一证据。
对以上两部东府六门谱,申言李氏为西夏之后,立拓跋思恭为始祖,当时东府土司李国栋甚为不满,提出严厉批评,甚至带有威胁口吻说:“两府宗图,自明至今,犁然画一,所谓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者此也。……今闻吾下府族舍,若石嘴与四房庄,有谓称名不然者,是皆不按谱考证之过,自伤敦睦大道也。若吾也各在宗司,恪守祖职。读昭彰之谱牒,序有考之世次,何能随声附和,自贻怨恫於宗公耶?”[10]六门沿明代之谱牒,自有世系派次,与土司并不一致,而土司为了政治需要,不沿旧说,窜改族源,究竟是谁“贻怨恫於宗公”,不是很明显吗?於此可见,沙陀说为土司所宗,西夏说深深地扎根民间,是有深刻原因的。
二、中府家谱
中府为管吉录第三子监昝之后,世居乐都双塔沟。监昝之子鲁矢加,鲁矢加生子四,次子藏卜,世袭副千户,三子矢喇,世袭镇抚。至明末,子孙懦弱,未呈报袭职,清初,又未归服,故未依例承袭,降为平民。康熙时,东府土司视为家佃,敛役太过,剥削横加。中府后代不堪忍受,於乾隆间,控告土司於陕甘总督,要求愿归皇民。讼词中有“宁为皇家赤子,不为势毫奴隶” 之言,后遂与土司脱离关系。时有西府土司李承唐,於六门四房谱内批云:“其初为部落之民, 今不可载入谱内,以卑凌尊,以贱害贵。”经此批论,各门宗谱内,对千、镇两族,已载者删除其世系,新修者讳言其宗派,几致中府与土司同宗,湮没弗彰。[11]李鸿仪在研究家谱时发现李承唐批语,即于民国十六年亲去双塔沟调查,拜谒中府祖墓,发现碑文中有“世长西夏 ”字句。至此,李鸿仪认为三府祖墓碑文中均有西夏国主之裔的记载,而且碑文俱在明朝初年 ,则我李氏族源盖彰彰矣。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七日,我去双塔沟千户台调查,有八十三岁老人李万华对我言:“李鸿仪于民国十六年来我家 ,借去康熙时所修的老家谱一部,至今未还。我听说他的儿子在某大学任教,不知家谱还存在不存在?”当我说明我就是李鸿仪的儿子时,他惊喜若狂,询问及祖墓碑石,他说李鸿仪记载, 完全属实,石碑已於一九五八年大搞水利时,填于水库堤坝之底,今已不可复见。
李鸿仪于民国十二年纂修的《海东李氏家谱》内,既已列入中府世系,他并且深有感情地说:“兹于斯谱注入世系者,以明千户,镇抚等族之所出。方今世界大同,公言人类同出一祖,复欲破除种族之见,握手同堂,监昝祖虽为分派之至远者,溯厥原始,则出於一本。今不可以昔之积怨而存歧视之心,识者其以愚言为然乎?”[12]他同情中府李氏所遭遇的苦难,对当时土司的所作所为,甚为不满,其后他非常注意中府家谱,到处搜集资料,远至甘肃天祝自治县中府后裔家调查。一九八四年,我所藏的家谱公之于世后,天祝自治县中府后裔李恒芬复印来他藏的中府家谱,上有李鸿仪批字,可见他是参阅了所有现存的中府家谱的。最可贵的是他于一九五七年亲自写了一部中府家谱,现珍藏于双塔沟李氏家中,他引证中府原有家谱,指明我 祖系西夏李氏之后,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得到了中府后代的普遍赞仰。
李鸿仪所收集的中府家谱毁于“文革”,只抄潘毓麟《中府镇抚谱序》（一六九八年）和李长芳《重修家谱序》(一八七六年)两篇,存於资料卷内。其中李长芳序云:“李氏始祖赏哥,本姓拓跋,原籍幽朔。唐有拓跋思恭,以平黄巢功 ,昭宗皇帝赐姓李氏。子孙世长西夏,及元,赏哥以指挥同知职驻鄯州,此即肇基西宁之始祖也 。”双塔沟存有光绪乙亥年(一八七五)赵永贞撰《李氏家谱》,其中对赏哥的介绍是:“ 系西夏南平王李睍之子,聚族贺兰山。初镇朔方,嗣以金吾职守灵州,及元,以都指挥驻西宁州,为祁王府管, 子孙传袭,此即肇基西宁之始祖也。”中府因与土司有矛盾,依然遵从古制，坚持西夏说,从而证明了西夏说的正确性。
三、“毛李家”家谱
所谓“毛李家”,是指李英之弟李雄的后代,“都督昶祖, 有叔名雄,生子名永。无子,以养子瑾为子。当时都督祖与尚宝祖(李昶子,名■)居官京师,瑾为人奸险辩佞,又为祖辈所轻。因生事争业,诬词久控,蒙当事大宪判断离异,不得与享堂拜扫,其业在老鸦、白崖子、红牙咸、水磨沟慧隆寺等处。差徭随寺院应当。所谓毛者,当日土语言害也。”[13]于此可见，“毛李家”是一个带有诬蔑性字眼，难怪至今言及“毛李家”，谁也不愿意承认。土司对不听从他指挥的，往往以宗法处置，所以李瑾是否就是所言那样坏，尚是疑问。这一支李氏，虽然被土司逐出族外，常常受到族人的歧视，但是他们的后代，仍然不忘其宗。在清朝末年，其后裔所纂修的《段堡子李氏家谱序》（一八七八年）中，很详细地记载李氏历史，其中有 云：“有李氏一族，为湟中望族，世系浩繁，发脉甚远。自唐季夏国公拓跋思恭递至始祖赏哥，哥生梅的古，古生管吉录，录生子二：长子察汗贴木尔，次子南哥。贴木尔生观音保，保生三子：长曰文，次曰通，三曰月赟，俱少。从叔父会宁伯取而育之，养成后，升高阳伯。南哥生子二：长曰英，升会宁伯。……南哥次子雄，雄生永，永生二子：长曰瑾，次曰玲。瑾、玲生四子：曰绍、曰约、曰缤、曰综。……综缤之后，有居于白崖者，有居双塔沟者，有居段堡者。然居处虽分，寻其本源，溯厥由来，则不出缤综一派也。”
我们看到在李氏家族中，有中府和“毛李家”两支，受到土司排斥，独立于东、西二府之外，在清代降为平民，故其后代无需伪托沙陀，卖祖求荣，而实事求是地遵照祖谱旧志，立拓跋思恭为始祖，保持了民族气节，倒是值得令人敬佩的。
四、东、西府两位最后土司均抛弃沙陀说，申言自己为西夏皇族后裔
李承襄是东府最后一位土司，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年）承袭世职，民国十七年告休，卒于一九三七年。他早在清朝末年就对沙陀说产生怀疑，他在《捐募重立会宁伯碑叙》（一九○二年）中，一反世存土司家谱说法，而公然说道：“在明中叶，如我祖会宁、高阳二伯者，原其所自出之始祖，自唐季五代而后，窜于西夏，自立为夏国，与宋并峙，自号改元，至于宋末。元兴，其国亦亡于元，故谓与宋为终始。后封公为西宁州同知，积功累仁，作求世德，历四世而皆奉元代军政司马之爵，洎我四世祖南哥公，时大明初兴，南哥祖率众归附。迨我英祖，克断果决，继成父志，威镇青海，屏藩边塞，明宣帝敕授柱国会宁伯爵。”此序载于宣纸大本募捐簿内，后由李承襄赠与李鸿仪，作为撰写《西夏李氏世谱》（一九三七年）之用，现由我珍藏。此为清代西夏说的原物之一，甚为珍贵。
李鸿仪在一九一九年考入甘肃第一师范，因其品学兼优，且长于史学，在李氏家族中，声誉远播。东、西两土司均认为是李氏家族奇才而非常器重。当他写出第一部《海东李氏家谱》（一九二三年）时，李承襄非常赞同，亲为作序，其中有云：“不肖襄才智偏浅，忝袭祖职，闲尝遍阅吾族各门宗谱，所载详明，未有如石嘴六门宗谱之完善者也。民国十三年冬，舍侄鸿仪，手持新纂家谱一函，请余为之正误，并乞铃印以昭祖泽。余乃穷数日夜，毕览始 末，则知元魏之帝系，西夏之君传，元、明、清各朝世职之历履，本宗二十三门之分住，千、镇两族之原始，一一笔之於册，拾遗补缺，井井不紊。且也插入地图，俾后之阅者，考迁徙情形，了若观掌上纹矣。”充分肯定了西夏族源的正确性。他给《海东李氏家谱》每页上都盖了“碾伯县土官指挥同知”（满、汉两种文字）官印，以示尊重。
李沛霖是西府最后一位土司，光绪三十年袭世职，民国二十五年卒。他对《海东李氏世谱》也进行了审阅，并加盖了“西宁县土官指挥同知”（满汉、两种文）官印。
到了民国十六年，李鸿仪编出《李氏世系表》上自元魏、西夏，下至二十七门，甚为详备。李承襄、李沛霖均亲自审阅，签名盖章，表示完全赞同。此世系表，由族人油印，在乐 都广为流传（前文误写一九三五年作，今依油印本更正）。两土司签名原本，由我保存，“文革”中焚毁。油印本中校阅者名单中列有两土司之名，可为证明。
总之，在清代家谱中仍然保存着主张西夏皇族后裔的史料，并不因为李天俞的沙陀说一出，便会清一色地跟着他跑。尤为可贵的是他的嫡传后代也起而反对沙陀说，继承西夏说的正确说法 。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已经是皇冠落地、土司崩溃、民主高涨的时代，再不需要头顶“忠臣李晋王之后”这顶骗人的桂冠了。
（三）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著名西夏史学家李范文先生亲到寒舍访问，鉴阅我所藏的九部西夏李氏家谱（后又从堂弟处取回一部，现共十部），回去后，很快将消息公之于众。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宁夏日报》首先发表消息。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载《西夏皇族家谱面世》文章，同日《宁夏日报》周末版套色整版刊登李范文先生采访全文——《我是西夏皇裔》。十一月二十七日《光明日报》刊载《西夏亡后，皇族未绝》的报道，同日《银川晚报》套色头版全文刊载《西夏皇裔今尚在，千古之谜终揭开》的报道。以后各省大报、中央电视台、陕西电视台均作了报道。
西夏亡后，皇族未绝！使人们大为惊异。很快引起海内外西夏史学者关注，宁夏、青海史学工作者，尤为关切。四川羌族同胞、青海李氏后代视为一大喜事，奔走相告，振奋人心 。作者不断收到信函，询问详情。但是人们在惊喜之余，普遍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西夏皇族已被成吉思汗斩尽杀绝，其后裔何缘以生？
西夏皇族斩尽杀绝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且不说西夏灭亡后，其统治阶级中有一部分向元朝投降，仕官于元的就达六十人之多。[14]其中不乏皇族后裔。就是蒙古兵临中兴府城下，李睍出降后也未进行屠城，西夏皇室人员仍未受损失。请看《元史》记载：
“二十一年（一二二六年）冬十一月庚申，帝（成吉思汗）攻灵州，夏遣嵬名令公来援。丙寅帝渡河击，夏师败之。丁丑五星聚见西南，驻跸盐州川”。
“二十二年（一二二七年）六月……帝谓群臣曰：‘朕自去冬五星聚时，已尝许不杀掠，遽忘下诏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是月夏主李睍降。”
“秋七月壬午不豫，已丑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临崩谓左右曰：金精兵在潼关，…… ，破之必矣。言讫而崩，寿六十六。”[15]
从这些记载说明，在成吉思汗围攻西夏城中兴府之前就已布告中外，不再杀掠。李睍投降在成吉思汗死去之前，并未见杀。成吉思汗临死前的遗嘱并非杀掉李睍，而是如何消灭金人事。说“诸将遵遗命，取睍杀之”[16]，恐怕是成吉思汗部下假传圣旨，为了掩人耳目的。
西夏臣曲也怯律之子察汗，由成吉思汗扶养成人，随从成吉思汗东阵西战，屡立战功，死后追封河南王。他随从成吉思汗攻打甘州时，城破，成吉思汗“欲尽坑之”，察汗劝说“百姓无辜”，屠城未成。围攻中兴府时，“帝遣察汗入城谕以祸福，众方议降，会帝崩，诸将擒夏主杀之。复议屠中兴，察汗力谏止之。驰入安集遗民。”[17]
由以上史料所引，可知李睍是在成吉思汗下诏“不再杀掠”和察汗入城劝降后，才投降蒙古的。《西夏书事》云：“蒙古主卒，诸将恐为变，执睍杀之。”[18]原来成吉思汗的将领恐怕李睍听到成吉思汗的死讯而再次反抗，所以将他杀了，这并非成吉思汗的旨意。这些将领还想屠城，但经察汗力劝制止，才未能实现。如此说来，西夏皇族斩尽杀绝之说，纯属 妄言，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
成吉思汗在征服西夏时，遭到西夏人的强烈抵抗，伤亡甚多，激起了蒙古兵的仇恨，当西夏守将不降，坚持到底，城破后，才有屠城之举（如破肃州），但是对投降之将，一般不予杀害，亦未屠城。中兴府未遭屠城之厄，何谈西夏皇族斩尽杀绝？李范文先生说：“李氏 家谱不仅揭开了西夏皇裔今尚存的秘密，而且对成吉思汗的评价也值得重新考虑，西夏皇族后裔被成吉思汗斩尽杀绝之说，不复成立。”[19]有明一代，为了激起人们对元蒙的仇恨心理，一些文人尽量渲染蒙古兵的残暴，“书大杀，著蒙古暴也”。[20]所以言过其实。在今天，我们应该不带任何偏见，站在公正的立场，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西夏皇族被斩尽杀绝之说，可以休矣！
（初稿撰于一九九五年十月一日，一九九六年八月五日修订，为四川省阿坝州羌学学会成立大会论文）
参考文献
[1]李培业：《西夏皇族后裔考》（《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九五年第三期）。
[2]李天俞纂修《李氏家谱》（现藏青海省民和县文化馆）。
[3]王世贞：《历史钢鉴补注》卷４４（民国四年石印本）。
[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２５４，唐纪７０，第１７５７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5]李鸿仪：《李氏世系表》（一九二七年），第４１页。
[6]李鸿仪：《海东李氏家谱》（一九二三年）卷二，第１页。
[7]同[5]第５８页。
[8]吴鼎新：《李氏家谱序》（载《东府六门四房谱》（一七七三年），第１页）。
[9]同上第１１页。
[10]李国栋：《西府八门谱序》（载李凝霄纂修《李氏家谱》，一七五五年）。
[11]同[5]第３３页。
[12]同[6]卷三，第２２页。
[13]李朝英：《李氏家谱》（一八七六年）。
[14]李范文：《试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载李范文《西夏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15]宋濂：《元史》卷一，本纪第一。（《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 年）。
[16]戴锡章：《西夏记》，卷二十八，（罗矛昆校点《西夏记》，宁夏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
[17]《元史·察罕传》（同[15]第３４５页）。
[18]吴广成：《西夏书事》，卷４２，（龚世俊等《西夏书事校证》，甘肃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19]李范文：《西夏皇族后裔调查纪实》（载《宁夏文史》第十一辑，第６８页，现为本书代序）。
[20]同[18]第４９９页。
（原载：《西羌文化》一九九七年第一期）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