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邛”为氐羌系说
胡昌钰〔摘要〕当今学术界普遍认为“邛都夷”属濮系民族。但本文考证，“邛都夷”属濮系民族的理由还不充分。本文认为，“邛都夷”应为氐羌系民族。
〔关键词〕邛都夷；濮系民族；氐羌系民族
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邛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邛都县。……后复反叛。元鼎六年，汉兵自越巂郡伐之，以为越巂郡。”
邛都夷的活动范围大致与汉越巂郡辖地相同。
关于邛都夷属于何族系，古籍的记载确实使人莫衷一是。若将其归入氏羌族系，《史记·西南夷列传》却称其“魋髻、耕田、有邑聚”，并将邛与夜郎、滇等濮系民族并列。如果说它属于濮系民族，《华阳国志·蜀志》在定笮县下又称其为氐羌系“夷种”。
当今学术界普遍认为邛都夷属濮系民族，依据有如下三条：第一，《史记·西南夷列传》在谈到西南少数民族情况时，既然司马迁将夜郎、滇、邛都相并列，并指出他们的生活、生产方式相同，那他们的族系也可能相同。夜郎属于濮系民族，在学术界争论不大。滇为濮系，在古代已是一种较普遍的认识。所以邛都夷也应属于濮系民族。第二，持濮系说的学者认为，《华阳国志·蜀志》所载：“会无县……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冢不闭户，其穴多有碧珠，人不可取，取之不祥。”文中提到的濮人冢与大石墓的特征大体相符，大石墓可能就是濮人冢。第三，当地彝族称大石墓为“濮苏乌乌”的住房。“濮苏”即“濮人”，根据彝族说大石墓是濮人的住房借以印证大石墓为濮人冢。
看来把邛都夷归为濮系民族问题是不大的。然而细究其细、笔者认为邛都夷的族系归属问题还值得再探索，下面将自己的一点不同看法提出，以此就教于方家。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谈到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时是这样记叙的：“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髻、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曰崔，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马尨}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马尨}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据上可见，面对川西地区众多民族，既要便于记叙，又要突出重点，司马迁只好从东到西，从西而北分几个片区、筛选几个较大而具代表性的民族，以其为例，侧重于生活及生产方式对他们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记叙。至于他们的族系，仅于白马片区说“皆氐类也”。
川西地区，为我国著名的横断山系所在，南北走向的崇山峻岭形成多条南北向的河谷。加之南流的金沙江折而东注，于是在这些峻岭河谷中犹如开辟了若干交通走廊，所以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各民族迁徙、往来，碰撞、融合的地方。造成了该区域内种族繁多，各种族聚居区时进时退，犬牙交错的局面。随着环境的变异及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强，人们的风俗习惯，生产方式伴随时间的推移也在不断转变。这里提示我们：生活在同一区域内的民族不一定来自于同一族系。
“魋髻、耕田、有邑聚”也不是濮系民族独有的生活、生产方式。以蜀人为例，蜀的祖先是来自于川西高原的一支氐族〔1〕。《全汉文》卷53说：“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开明。是时人民魋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段渝先生在《玉垒浮云变古今——古代的蜀国》一书中说：“岷江上游地区的粗耕农业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已产生，大约兴起于五帝之际的蚕丛氏。”〔2〕约相当于夏代时期，蜀人循岷江南下成都平原。在他们辛勤的开拓下使平原成为“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海内经》)的富绕地方。可见源于氐的蜀人就其生活及生产方式而言亦为“椎髻、耕田、有邑聚”。
《华阳国志·蜀志》关于会无县有濮人冢的记载，也见于《寰宇记》。《寰宇记》卷八十说：“会无川在泸水之南，上有深岩，岩中多仙人葬，莫测其来，远望如窗牖之间，其棺内多碧珠，人取之多有不祥。”两书记的是同一件事，不同的是《寰宇记》较《华阳国志》记得更详细、说得更明白。它说濮人冢是在“深岩”“岩中”。《诗·小雅·十月之交》说：“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深”，有从上到下很高的含意。可见“深岩”即高岩为悬岩。《寰宇记》是说悬岩上有仙人葬。远远望去墓穴如同在半岩上开的窗……不言而喻，这种仙人葬实为崖葬的一种即是悬棺葬。悬棺葬分三种类型：第一种，在悬崖上凿孔插桩，将棺横置桩上。第二种，利用崖体自然裂隙，将棺木斜插其中。第三种，在崖壁上横向凿穴，置棺木于穴内。会无县的濮人冢应属是棺葬的第三种类型。
珙县有僰人悬棺。《史记》(正义)：“僰、蒲北反”。“僰”与“濮”为同音异字。“僰”、“濮”古通，说明《华阳国志·蜀志》所载的会无县的濮人冢是指悬棺葬，而非言大石墓。
彝族说大石墓是濮人居住的房屋，此说可能是一种地方传说。按现在多数学者的意见，彝的先民在魏晋时居于云南省的东北部。唐开元年间，南诏立国。随国力增强，彝的先民北渡金沙江溯美姑河抵今西昌一带，并在大、小凉山定居下来。当彝的先民来到越巂这片陌生的土地时，上距武帝元鼎六年因邛都夷复反、汉兵伐邛、诛邛君、继之大石墓逐渐消失，已有800多年，面对800多年前的文化遗存，彝人恐怕难以准确地给其定性。有可能因年代久远，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才有今天这种说法。事实证明，大石墓也不是居住遗存。
从另一方面看，邛都夷如属濮系民族，就应在濮人曾经活动过的区域内保留有邛人活动过的踪迹。
濮人历史久远，系参加武王伐纣的民族之一，西周时主要分布在江汉流域，自公元前8世纪以后，因楚武王“始开濮地而有之”(《史记·楚世家》)，开始大量向湖南、四川、云南、贵州迁徙，形成后世所谓的“百濮”。濮人活动过的地方甚广，在有关古藉及各地的地方志中关于濮人的记载也不少，其中却寻不到一点关于邛人的蛛丝马迹。
综上所述，邛都夷属濮系民族的依据还不够充分。
《后汉书·西羌传》说：“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道、灭狄獠戎。忍季父邛畏秦人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西南，出赐支河曲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后汉书》的这段记载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邛”源于羌，是羌人的分支，因畏“秦人之威”而南迁。当然邛人的南迁远非始于泰献公时，只不过这次南迁是有书为证而已。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冉{马尨}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众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六夷、七羌、九氐”说明汶山郡内民族繁多，决非冉、{马尨}两族。其中南下的邛人应包括在“六夷、七羌、九氐”之中。《元史·地理志》于云南诸路禄劝州易笼县注：“蛮语笼为成(城)。”高十余丈的“邛笼”应为邛人部族首领居住的石楼。
后邛人循岷江进入成都平原，《华阳国志·蜀志》有载：“(在)蜀曰邛”。又记临邛县“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实之”。秦汉时期的临邛县辖今邛崃、蒲江、大邑诸县。“临”有“降临”，“来到”之意。是说邛人很早以前就来到此地居住。临邛县的得名应该与邛人在此聚居有关。又载：“雅州邛崃山，本名邛笮山，故邛人、笮人界。”过去，我们多理解为“邛”在南、“笮”在北，邛崃山是两者间的分界。其实“邛”在今西昌一带。“笮”在今汉源一带。邛崃山即今之大相岭，大相岭位于荥经西，在汉源以北。也就是说“邛”、“笮”均在邛崃山之南。看来我们对此条记载的理解有误。“界”在此应理解为“范围”(《中华大字典》)。“邛崃山、故邛人、笮人界”可读为：邛崃山本为邛人、笮人活动栖息的区域。《汉书·地理志》载：严道有“邛崃山、邛水所出。”亦可证邛人曾在邛崃山区栖息。成都平原温暖湿润，四季分明，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邛人何以弃之而南居邛崃山区，想必自有难言之隐。最后邛人南下邛崃山来到今西昌一带立邦建国。邛人的政治中心，汉人称之为邛都。邛的属民，汉人称之为邛都夷。
邛源于羌。古居河、湟一带。后南下岷山而居。再循岷江进入成都平原，因某种特殊原因，西南入邛崃山区栖息。最后抵西昌一带立邦建国。至武帝元鼎六年，国破。邛人由北而南的迁徙路线是十分清楚的，所以说邛都夷应属羌系民族。
关于邛，笔者认为有些迹象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蚕丛与邛均起源于古羌人，他们同为椎髻，有别绝大多数氐羌系民族的编发或披发。章樵注引《蜀王本记》说蚕丛在岷山时“始居石室”。《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邛“累石为室”。蚕丛氏于夏代时期进入成都平原。《华阳国志·蜀志》说：“临邛县“本有邛民。”邛人是最早来到这里居住的民族。蚕丛氏西隐岷山，在邛崃山区有“青衣羌国”。《蜀志》又载：“邛崃山……故邛人、笮人界。”言邛崃山最早是邛人栖息的区域。当保子帝次青衣，“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崔”时，邛人也南迁到西昌一带活动。而时间都在春秋中期偏晚。以上种种巧合绝非偶然，想毕应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蚕丛与邛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秦汉时居于越崔一带的邛都夷是否为蚕丛氏后裔的一支，让我们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
〔参考文献〕
〔1〕童恩正．古代的巴蜀〔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2〕段渝．玉垒浮云变古今——古代的蜀国〔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220．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