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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的风 发表于 2007-5-4 11:20

君主和布衣之间:李光地在康熙时代的活动及其对科学的影响

君主和布衣之间:李光地在康熙时代的活动及其对科学的影响
韩琦


摘 要

    本文力图综合社会、政治、学术、宗教诸因素,对清初理学名臣李光地在科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从科学社会史的角度进行新的探讨。作为研究案例,本文透过对1689年康熙南巡时在南京观星台发生的观测老人星事件的分析,来说明李光地失宠的诸多因素,并进而分析观星台事件和李光地对历算抱有浓厚兴趣、聘请梅文鼎传授数学之关系,其目的是为了赢得康熙的宠信。又结合李光地的为人、性格,分析他再次聘请梅文鼎的原因、在沟通康熙和梅文鼎之间所起的重要作用,以阐明清初科学活动的运作机制。由于李光地的邀请,梅文鼎在保定巡抚衙门所从事的历算教学活动,为康熙时代《律历渊源》的编纂,造就了大批人才。本文尝试对康熙时代的科学活动提供一个更为全面的背景分析。

    在清初政治史和学术史上,李光地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人物,学者已多有论述。在科学活动组织方面,李光地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他协调康熙皇帝和梅文鼎,在君主和布衣之间架起桥梁,以迎合当时天文历算研究之需要,但迄今对这一问题尚缺乏全面的分析和论述。本文试图综合社会、政治、学术、宗教诸因素,并考虑李光地的为人、性格,与康熙皇帝、梅文鼎等人的关系,对李光地在清初科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从科学社会史的角度进行新的探讨。

一、  康熙学习西学之开端

    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入了西方的科学与宗教。崇祯年间,在徐光启、李天经等人的组织下,编成了《崇祯历书》,但未及颁行,明朝就告灭亡。清兵进入北京之后,耶稣会士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 向清廷进呈《崇祯历书》(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从此,西方的历算著作为官方正式使用。17世纪60年代,杨光先挑起的反教案,是清初政治史、文化史、科学史上的重要事件,直接影响了西方宗教和科学在中国传播的进程。康熙在幼年时代,因杨光先和汤若望之间的历法之争而深受震动,在「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中,他提及了学习西方历算的原因:

康熙初年,因历法争讼,互为讦告,至于死者,不知其几。康熙七年,闰月颁历之后,钦天监再题,欲加十二月又闰,因而众论纷纷,人心不服,皆谓从古有历以来,未闻一岁中再闰,因而诸王九卿等再三考察,举朝无有知历者,朕目睹其事,心中痛恨,凡万几余暇,即专志于天文历法一十余载,所以略知其大概,不至于混乱也。

也就是说,历法之争直接导致了康熙学习西方科学。教案之后,康熙对西学非常关注,经常委派朝廷要员负责历算的考验测量工作。1672年,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F. Verbiest, 1623-1688)和杨燝南互相参告,康熙为此将熊赐履召至懋勤殿,谕之曰:「闻尔素通历法,故命尔同九卿科道等官,会看南怀仁、杨燝南等测验。治历明时,国家重务,尚其钦哉。」熊赐履则对曰:「臣章句小儒,从事于格物之学,故如步算占候之类,亦尝讲求其理,然不过粗知梗概,未能洞悉精微。今既承圣谕,敢不尽心看验,以副简命。」看来,熊赐履对历算之学有所了解,故康熙帝委以此重任。

    历法之争在清初反响极大,汉人士大夫对「历狱」的态度也颇为不同,并衍生出不少传说。梅文鼎在《中西算学通》自序中曾道出了当时中学、西学争论双方的情形:

读者每难卒业,又奉耶稣为教,与士大夫闻见龃龉。其学者又张皇过甚,无暇深考乎中算之源流,辄以世传浅术,谓古九章尽此,于是薄古法为不足观。而或者株守旧闻,遽斥西人为异学,两家之说遂成隔碍,此亦学者之过也。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为自己能明断西方科学和传统科学的优劣,平息争论,康熙向耶稣会士学习西方知识。1668年,康熙向耶稣会士询问西洋风俗,利类思(L. Buglio, 1606-1682)、安文思(G. de Magalhaes, 1610-1677)、南怀仁便编成《御览西方要记》,进呈康熙皇帝。南怀仁还向康熙介绍《穷理学》和其他科学知识。但由于康熙当时年纪还轻,国内尚未平定,还无暇集中精力学习西方科学。

    17世纪70年代,京师学术活动极为频繁。1678年,召征博学鸿儒,次年三月,在太和殿御试「璇玑玉衡赋」和「省耕诗」。康熙设立博学鸿词科,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了数十名学者,让汉人编修史书,以拉拢箝制汉族文人。「璇玑玉衡赋」竟然是试题之一,颇耐人寻味。璇玑、玉衡通常被看作中国古代的天文观测仪器,这使人联想到,康熙之目的可能是想借此考察汉人的科学修养,这与他的科学兴趣不无关系。此赋影响很大,当时入选的鸿儒,多把此赋收入自己的文集中。连没有参加考试的梅文鼎,也大约在1689年到北京之后,拟作长篇「璇玑玉衡赋」,充分体现了其渊博的天文学知识,此赋被争相传抄,一时洛阳纸贵。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此赋对推动历算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参加博学鸿词科的学者无人精通历算,可以想见,这次答卷很难令康熙满意。康熙崇尚朱子,又对历算(历算作为实学)颇为重视。清初理学名臣「精研性理,好治经学,而于历数亦多通晓。」究其原因,和康熙之提倡有重要关系。

二、  观星台事件和李光地失宠之关系

     李光地(1642—1718年),字晋卿,号厚庵,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1670年)中进士,同年选翰林院庶吉士,1672年授翰林院编修,1686年任掌院学士,1694年提督顺天学政,1698年授直隶巡抚,1703年任礼部尚书,1705年升文渊阁大学士,名声显赫一时。他曾陷入官场之争,虽为官时有升降,但他能投康熙皇帝之所好,致力于学术研究,凡《周易》、音韵及朱子之学, 皆有所好,曾奉旨编纂《朱子全书》、《周易折中》、《性理精义》诸书,提倡朱学,甚为得力。清初学术门户之争颇烈,如何在朱、王学说之间作出选择,以迎合时势之需,争论相当激烈。李光地在当时复杂的背景之下,实能揣摩康熙之心理,故深得康熙赏识,以至于康熙有「朕知之最真,知朕亦无过光地者!」之叹。

    1687年春,李光地疏乞终养,请假一年,临走前,康熙特意召见李光地,谈论历算,特别是关于西方天文学,这是康熙和李光地讨论西洋科学的首次记载:

(上)又问:「历法日月交蚀、五星留逆、凌犯,古人推得多错,其原安在?」奏曰:「历法不能不差,……即今历极精,然稍久亦当必差,所以要随时修正。」上曰:「古人七政各为度数,所以难于推算。今西洋人打几个团圈,大底三百六十,小底亦是三百六十,就能推算盈缩,这是他一点好处。」……上又问:「西洋历法果好么?」奏曰:「其法先行甚精密,臣所取者其言理几处明白晓畅,自汉以来历家所未发者。看来西洋人学甚荒唐,而谭历却精实切当,此乃本朝历数在躬受命之符也。皇上戡平祸乱,功德巍巍,臣不敢赞。即制度文为有两事,足跨前古。」上问:「何事?」奏曰:「历法其一也。又满州十二字头尽合古韵,得天地之元声,亦从来所未及。」

    李光地为政之余,除研习朱子外,还对历算颇有爱好,与康熙的问对很有关系。1689年,梅文鼎到达北京,不久李光地就把他聘入馆中,以梅文鼎为师,网罗爱好历算的学生,形成了清初研究历算的集体,为康熙时代蒙养斋开馆、《律历渊源》的编纂培养了一批人才。他为什么对天文历算抱以如此大的热情,个中缘由,值得深思。让我们先考察李光地和梅文鼎在1689年前后的一些活动。

    1670年李光地考中进士,后经清初理学名臣熊赐履(当时任掌院学士) 的推荐,得到重用。1686年,李光地升任掌院学士,这是通向大学士的重要职位。但是到了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五月,李光地却受到康熙批评,被调为通政使司通政使, 实权有所下降。为弄清李光地降职之经过,有必要回顾在此前后康熙和李光地的一些活动。令人颇感兴趣的是,李光地的调职,与1689年康熙南巡时在南京观星台的活动有一定关系。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康熙二十八年,李光地扈从康熙南巡,二月二十七日在南京,为观测天象,康熙在一班大臣的护拥下到达观星台,李光地也得以随侍。李光地曾生动地记载了康熙在观星台的活动:

己巳年(1689年),上南巡。……予随驾至南京,果见孝感(按:即熊赐履)日中而入,上屏退左右,与语至黄昏始出。上问孝感:「李某学问何如?」曰:「一字不识,皆剽窃他人议论乱说,总是一味欺诈。」上曰:「闻得他晓得天文历法。」曰:「一些不知,皇上试问他天上的星,一个也不认得。」孝感才出,上便卒然上观星台。……既登,予与京江(按:即张玉书)相攀步上,气喘欲绝。上颜色赤红,怒气问予云:「你识得星?」予奏曰:「不晓得,不过书本上的历法剿袭几句,也不知到深处,至星象全不认得。」上指参星问云:「这是甚么星?」答以参星。上云:「汝说不认得,如何又认得参星?」奏云:「经星能有几个,人人都晓得,至于天上星极多,别底实在不认得。」上又曰:「那是老人星?」予说:「据书本上说,老人星见,天下太平。」上云:「甚么相干,都是胡说,老人星在南,北京自然看不见,到这里自然看得见,若再到你们闽广,连南极星也看见,老人星那一日不在天上,如何说见则太平。」……上问淡人(即高士奇):「李某学问如何?」曰:「不相与,不知。」

  在中国古代,老人星的出现,被视为「仁寿之征」,故李光地奏称「老人星见,天下太平」,想借此讨好康熙,而事实适得其反,遭到了康熙的责备。 老人星即船底α Car,亮度为-0.86等,也可说是负一等星,据推算,1689年其赤纬为-52。33'57'', 因南京的地理纬度为32。, 故当时老人星出地平最高为5。26' 03 '',可以见到老人星;而北京的地理纬度约为40。,故老人星始终位于北京的地平线之下,不能观测到。上述对话中康熙说在闽广(即现在的福建、广东一带)连南极星也能见到,这反映他的天文常识仍不够深入。

    上述这段君臣对话表示康熙对李光地已抱有戒心,康熙想从他人口中探听李光地的为人,而熊赐履当时正因母丧在南京守制,故向熊氏打听。熊赐履可算是李光地的座师,而竟在康熙皇帝面前中伤李光地,说明师徒之间已交恶极深。李光地和熊赐履之间的恩怨,《榕村语录续集》亦有记载,称:「孝感(按:指熊赐履)气概亦笼罩人,似不可遽窥其底里,后频造求见,每往必有徐健庵(按:指徐乾学),及见时又不说及学问,及问所疑,又不答所问。」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熊赐履的不满。从中还可看出熊赐履和徐乾学关系非常密切。而徐乾学因向李光地递交陈梦雷的绝交书,很可能引起李光地的不快,俩人也可能为此积怨。

    康熙南巡时,适逢「天主堂远西天学士」法国耶稣会士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意大利耶稣会士毕嘉(G. Gabiani, 1623-1694)在南京。洪若翰是法国著名的天文学家,作为路易十四的「国王数学家」被派遣到中国,来华前即以擅长观测享誉法国,1688年2月到达北京后,曾受到康熙之接见,对洪若翰的成就,康熙已有所耳闻。在南京时,毕嘉和洪若翰还向康熙进献「方物、测量仪器」。

    此次南巡,康熙所到之处,屡次召见传教士。据《熙朝定案》记载,康熙在到观星台观测星象之前,已经派侍卫赵昌向洪若翰、毕嘉打听能否在南京见到老人星,他们就有关天文问题作了解答。《熙朝定案》云:

(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廿五日,由丹阳陆路至江宁。……廿七日,……侍卫赵又奉旨来堂问:「南极老人星,江宁可能见否?出广东地平几度?江宁几度?」等语,毕、洪一一讲述。侍卫赵即飞马复旨矣。毕、洪因匆遽回答,恐难以详悉,至晚戌初时分,观看天象,验老人星出入地平度数,详察明白,另具一册,于二十八日早送入行宫。

以上记载说明,康熙对「老人星」确切位置所知不多,故有询于洪若翰等人。《圣祖实录》也提及康熙观测老人星之事,以及和李光地的问对,而只字未提洪若翰。更有甚者,据实录所记,康熙懂得「老人星」在天空中的位置,这完全颠倒了前因后果。《圣祖实录》云:

(二月)乙丑(二十七日)上幸观星台。……上又披小星图,按方位指南方近地大星,谕诸臣曰:「此老人星也」。李光地奏曰:「据史传谓老人星见,天下仁寿之征」。上曰:「以北极度推之,江宁合见是星,此岂有隐现也?」

康熙在谈论老人星以外,还和大臣谈到了其他天文现象,如「荧惑退舍」、「五星联珠」,以及觜、参在天空位置的先后问题。清初历法改革,耶稣会士改变了传统的觜、参先后问题,但这个问题遭到了一些保守人士的反对,康熙再次提及这个问题,说明它仍然困扰着当时的许多学者,《康熙起居注》详细记述了此事,原文如下:

酉刻,上幸观星台,召部院诸臣前,上问:「汉臣中有晓知天文者否?」皆奏曰:「臣等未尝通晓。」上又问掌院学士李光地:「尔所识星宿几何?」光地奏曰:「二十八宿臣尚不能尽识。」上因令指其所知者。又问:「古历觜、参,今为参、觜,其理云何?」光地奏曰:「此理臣殊未能晓。」上曰:「此殆距星或有谬误。以观星台仪器测之,参宿至天中,确在觜宿之先。观于此,足证今历不谬矣。」……上又披小星图,案方位,指南方近地大星,谕诸臣曰:「此老人星也。」光地奏曰:「据史传谓,老人星见,天下仁寿之征。」上曰:「以北极度推之,江宁合见是星。此岂有隐现耶?」谕毕,回行宫。是日,上驻跸江宁府。

    康熙君临观星台,与李光地等人的问对,显示了自己的博学多识,康熙又借此对汉人进行批评。因此,观星台的君臣之对,康熙已有准备,不过是逢场作戏,并借此炫耀自己的博学,康熙的这种性格,还有多种表现,在此暂不论列。显而易见,李光地等汉族大臣的答复难以使康熙满意,而李光地绘声绘色记录这次问对,可见他所受到的心理打击,绝非寻常。同年五月,康熙回北京之后不久,就认为:「李光地等冒名道学,自谓通晓《易经》卦爻,而所作文字不堪殊甚,何以表率翰林?」康熙南巡回到北京之后,许多大臣都争向康熙献赋,以表祝贺,而李光地因没有进献,故康熙大为不满,于是将李光地调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对李光地来说,打击亦复不小。

    1676年,熊赐履曾因内阁票拟事致仕回籍,后寓居南京,在家闲居十余年,以藏书为乐事。1688年,以礼部尚书再次受到重用,之后一些汉人官员在康熙面前说熊赐履的好话。次年九月,康熙谈话间论及熊赐履、李光地等人,对汉人奉承拍马的作风深恶痛绝,甚至发出「汉人行径殊为可耻!」的感叹。康熙认为李光地所讲的不过是王阳明的「道学」,而认为熊赐履宣扬的是朱熹的学问,对李光地进行了批评。《康熙起居注》记载了大学士王熙的奏对:「道学之人当涵养性情,若各立门户,各持意见,互相陷害结仇,何云道学?」康熙则说:「意见若能持久,亦自不妨,但久之彼自变易其说耳。」康熙对汉官阳奉阴违的作法,已经不能容忍,同时也表现出康熙对汉族官员的防范心理。李光地在此之前,徘徊于朱、王之间,康熙二十八年五月,因受到康熙的批评而被撤消掌院学士,使得他在为学宗尚方面作出调整,一改先前的徘徊游移,转而笃信朱学。

    另一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当熊赐履在南京时,曾与毕嘉密切来往。1692年,康熙授意顾八代,发布了容许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宽容诏」(edict of toleration),熊赐履在其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此诏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有很大的保护作用,这也促使了一些文人(包括李光地)对西学的兴趣。

潘宥博 发表于 2008-4-8 22:32

连师徒亦如此,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opqr771 发表于 2008-12-13 18:47

如来佛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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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队队员进去后问如来佛我们什么时候可得世界冠军,如来佛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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