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桂走廊考古发现琐记
湘桂走廊是长江水系湘桂上游与珠江水系漓江上游最接近的地段，是中原内地通往岭南最便捷的孔道。这里很早就有人类劳动，生息。大约距今9000年前已开始了原始牲畜饲养和水稻种植，大约距今3000年前进入青铜时代，距今2300年前，一部分已纳入楚国版图，到公元前3世纪晚期，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进军岭南，就从这时打开岭南的大门。自此以后，中央王朝在这里设郡立县，直接统治，湘桂走廊的经济、政治、文化纳入全国统一范畴，逐渐与 内地一致。中原文化也借助这条通道，走出国门，与东南亚各国交往，既扩大它的影响，又 吸纳更广泛的外来优秀文化。本文是对湘桂走廊考古发现的简略陈述，提供给研究桂北文化现象历史渊源以参考。
一、新石器时代（距今1万~4000年）
到目前为止，在湘桂走廊发现年代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是桂林附近的洞穴遗址。桂林市南郊 李家塘村庙山南麓的庙岩遗址，发现椭圆 形烧坑1个，人骨2具，出土打制石器40余件，骨 器20余件，蚌器和夹砂陶片数件。经C14年代测定，距今1万~1.5万年。桂林南郊独山角麓的甑皮岩遗址，发现经过长期烧烤的贺 形火塘和储藏杂物的椭圆形灰坑。在文化层中发现密集埋葬的人骨架，有大量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包括石器、骨器、陶片和动物牙齿、骨骼 。埋葬方式采用头顶向上，曲肢蹲坐之势。经C14年代测定，距今7500~9000年，当时的人已会饲养猪，会烧制陶器，这在全国都是比较早的。
在距今7000~4000年前，在湘桂、灌江、漓江及其支流两岸的山坡上已陆续有人居住。他们用横截而呈长方形的石斧、石锛进行农耕，制造绳纹夹砂陶器，有的聚落人口较多。仅从19 65年~1966年的调查，在灌阳沿灌江流域就有26处，在全州的建江两岸有13处，兴安的漠川 两岸有11处。这些遗址一般前临江、后靠山，附近有广阔的田野和低矮的山陵作依托，既适于农耕，又可就近狩猎和采集，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全州县才湾乡万乡河北岸有1处卢 家桥遗址，保留文化层0.5米，出土石斧、石锛、石刀、石镞、陶纺轮和大量陶片。石器磨 制得相当精致，其三棱石镞，通体磨光，铤呈现圆锥形；石刀、石斧也极光滑圆润。类似的原始文化遗址在全州县安和乡建江东岸的显文塘也发现1处，出土梯形石锛通体精磨，棱角线十分整齐，左上角有对穿孔，偏身石镞，双面刃，在铤部有对穿孔，很精致。在建江上游 西岸的麻市马路口也采集到长方扁平的穿孔石铖。
灌阳的原始文化遗址以水车乡夏云村附近的五马山遗址为代表，这个遗址因为取土打砖而发现，1977年发掘200平方米，发现圆形灰坑和布局密集的柱洞，说明是当时居住遗址。出土 石器、陶片。石器有的通体磨光，有的只磨刃口，除一般长条形石骨、石锛、石凿之外，还 有石杵、石镞、石球、石环。石斧有的穿孔，石镞有三棱形的，有方柱形的，也有扁叶形的，后部都有铤，是很好的狩猎工具。陶器有的很粗，羼和碎方解石，有的则较细。可辨器形有釜、罐之类，都是侈口溜肩的圆底器。有7件饰竹节纹的泥质灰陶豆把，几件扁平如饼的陶纺轮，有中原内地的文化色彩。
1997年12月在资源县延东乡资江上游的晓锦村也发现1处原始文化遗址，已发现柱洞，采集到大量石器和陶器，磨制石器有斧、锛、凿、镞、矛，陶器有夹砂和泥质两种，有红陶、灰 陶和黑陶，能辨器形有纺轮、鼎足、罐、釜等，部分陶器有红色陶衣，与湖南地区大溪文化类形有相似之处。
二、先秦时期（距今3000~2200年）
在湘桂走廊曾零星发现商周时期的 青铜器。
1977年在兴安出土1件铜卣，盖已失，提梁作陶索形，置于左右脊上，器身两面饰浮雕式兽面纹，器底内有阴到“天父乙”三字铭文。造型、纹饰和铭文风格，都与黄河流域出土的商代晚期铜卣相似，推测应是中原地区传入的。976年在灌阳县红旗公社仁江大队钟山发现1件铜铙，干上饰乳钉纹和窃曲纹，钲周边饰圈中有小点的圈带纹，杖短而尖，篆间饰勾边雷纹，和湖南出土的有杖大铙十分相似，属南方铜铙发展序列中的晚期类型，年代约当西周早期。在灌阳新街发现1件铜戈，援作三角形，中脊起，断面呈菱形，中脊靠内有圆形穿孔，内作长方形。援两面饰对称的夔凤纹和斜角云 雷纹。这种铜戈和中原西周铜戈属同一类型，也接近四川出土的西周初期蜀式戈。上所见 夔凤纹具有早期楚器的装饰作风，可定为西周时期。
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除了零星发现之外，还有随贵族墓葬的成批出土。如恭城县嘉会乡秧家街金堆桥在1971年冬筑路就发现1座春秋时期的墓葬，出土鼎、尊、钟、 戈、戈、铖、剑、镞、斧、凿、柱形器等青铜器33件，包括烹饪器、酒器、乐器、兵器、生产工具和葬具等。这些铜器明显的分成两种风格，一种如大鼎、 、尊、钟、戈、铖、凿等，与中原内地春秋时代铜器相同或相似，特别是与楚式铜器接近；另一种如浅腹鼎、靴形铖、短剑、柱形器等，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反映了南北两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战国时期的墓葬在灌阳和兴安都曾发现过几处，这些墓葬都是竖穴土坑木椁墓，随葬深腹圜底蹄足鼎，细颈圆腹圜底绳纹罐等陶器。圆首圆茎上有二道凸箍的长铜剑，各方面与湖南的楚墓基本相同，说明楚的势力已深入湘桂走廊。1957年在安徽寿县出土1件楚杯王时期的鄂 君启金节，这件金节是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发给亲族鄂君启的符节，是一种通行凭证。符节记述了楚国当时的水陆交通主要沿线，其中有“自鄂往……上江、内湘、庚喋，庚阳"句，所谓“上江，内湘，庚喋，庚 阳”，就是沿长江南行，进入湘江，经过喋，经 过兆阳。从行文看，喋和兆阳都是湘江沿岸的城邑关戍所在地的地名。而从方位推断，兆阳很可能就是后来《汉书•地理志》记载的零陵郡下的“洮阳”县。郦道元《水经注》说，湘水“又东北过洮阳县东”，说明洮阳在湘水边。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洮阳废县，（全）州北三十五里，汉置县，以洮水经其南而名。”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3幅帛书地图，其中一幅是西汉初期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图的右下角在县级单位标志的方框内标有“桃阳”二字，而这个方位正好在今全州县西北、湘江西岸，与《水经注》和《读史方舆纪要》所载汉代洮阳县的位置相合。可见桃、洮二字是通假的。由此类推，鄂君启金节上的“兆阳丞印”，看来逃、洮也应与后来的桃阳、逃阳、洮阳相通。既然楚怀王时代 楚国鄂君的舟船可以通过洮阳，说明洮阳已是楚国的城邑关戍所在，附近必定是楚国直接 辖的范围，楚国的版图无疑已向南越过洮阳进入湘江上游，其实际控制地盘当会更远一些。
三、秦汉时期
（一）灵渠
据《淮南子•人间训》载，秦始皇“使尉屠雎发卒五十万为五军”，沿水陆五路进攻岭南少 数民族地区。由于岭南山区地形复杂，气候多变，秦军在进军途中遇到许多困难。越人占有熟悉的地形，殊死抵抗，至使来势汹汹的秦军“三年不解甲驰弩”，监御史禄“无以转饷” ，只好“以卒凿渠而粮道”。渠凿成，粮道通，再与越人战，才取得杀西瓯君译于宋的胜利 。秦监史禄所凿之渠就是今之灵渠，亦即兴安运河，它沟通了湘江和漓江，把五岭相隔的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接了起来。灵渠 的主要工程是由铧堤、天平、渠道、秦堤、陡门等部 分组成，由于巧妙的安排，使南来北往的舟船梯山航岭，成为古代一大奇观。
（二）秦城
秦城在兴安县溶江镇北，地当大溶江与灵渠汇合的三角洲上。经过历年调查，秦城遗址还保存4处，一处在马家渡南岸到大园村东北三里；三处在七里圩南端，有一座长方形土城，当 地称为“王城”，一处在通济村和太和堡之间，有一座近于正方形的土城；一处在水街北端，大溶江与灵渠汇合处北面，是又一土城。这几处城墙内外都有大量绳纹板瓦及其残片出土。秦城遗址自宋代以来就有记载，如周去非《岭外代答》说：“湘水之南，灵渠之口，大溶江小溶江之间，有遗堞存焉，名曰秦城。……北二十里有险曰严关，群山环之，鸟道微通，不可方轨。此秦城之遗迹也。地势之险，襟喉之会，水草之美，风气之佳，真宿兵之地。据此要地，以临南方，水已出渠，自是可以方舟而下；陆苗出关，自是可以成列而驰。进有建瓴之利势，退有重险之可蟠，宜百越之君委命下史也。”
1993年冬对秦城遗址中的七里圩“王城”进行钻探，发现城内文化堆积除局部地方表面有一 层灰色和灰黑色晚期文化堆积外，全城文化城积主要分两大层。文化堆积中普遍夹红色烧土 色块或碎末及小量草木灰烬。城墙面宽10米，用黄褐色泥土和褐色沙土夯筑而成。城墙夯土保存厚度约3米左右。护城壕环绕城墙一周，距离城墙5米左右，宽度在10~20米之间。壕距现成地面深约2.5米。城北垣偏东钻出城门1座，门道宽7米，长20米。钻出楼橹建筑6处；城拐角4处，北垣1处，东垣1处，都是泥土夯筑。城夯土建遗迹5处，均呈多边形，建筑年代早 晚不一。依据地层关系和钻孔所见文物，推断此城为秦到西汉始建，东汉加筑沿用，应属军 事性的城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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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洮阳故城在全州县永安乡大塘村梅潭屯背的城墙上，旧名改州滩。城址东、南、西三面临湘江，西南有一条小河流入湘江，西南有一条小河流入湘江，或称洮水。湘江北岸的陡壁石山地就是洮 阳旧址。洮阳是座山城，依山势而建，平面罄折，作多角形，正中有六边形台面，东西两翼 略低，类似城廊。东、西两边都有城门。凡转角处都比周围高，似为楼橹处。城内地面散布 大量绳纹简瓦、板瓦，篮纹、席纹、方格纹和米字纹组合的陶罐、陶残片，都是汉代及其以 前的遗物。城址东北面山坡上有东汉墓，说明此城在东汉以后已逐渐废弃。洮阳在战国时期 是楚国南境的城邑关戍所在，可能早已设县。到汉代则为零陵郡下一个县，《汉书•地理 志》上已有明确记载。《西汉初长沙国地形图》已标出了洮阳县的方位。从长沙、西汉前期 墓出土“洮阳长印”和“逃阳令印”的情况看，大约在文景时期，洮阳已从一个不足万户的 小县（设县长）发展到超过万户以上的大县（设县令）了。
（四）观阳故城
在灌阳县新街乡灌江西岸邓家村旁边的古城岗。《灌阳县志》称为“雀儿山”，当地老百姓叫“古城岗”，又叫“城池岭”，是一座依山傍水的山城。城墙墓址仍在，城址平面呈长方 形罄折，城门两座，一座东北向，一座西南向，门洞依稀可见。城址纵深约116米，宽180~2 80米不等。转角处有隆起的城堡式土台，城墙自山腰作台阶式向山顶延伸，最高点距灌江水 面约20米。城坦四周高耸，最高处高出附近地面8—10米。城垣内发现汉瓦层和汉代的以前的文化遗物。其中绳纹瓦片和云纹瓦当与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填土中的瓦片 和瓦当相似。此外还有方格纹、米字纹、席纹等印纹硬陶罐残片，篦纹、细弦纹陶残片，四 纹硬陶片等，出土过矩形有柄穿孔石铲，城内最高台地发现过铁矛10多件，在台地旁的坡地发现过木炭、红烧土胎圜底蹄足陶鼎、细弦纹硬陶、直颈圆腹圜底绳纹陶罐等。说明这里 是一座汉代城址，其上限年代也可能早于汉代，汉以后逐渐废弃。
灌阳古时称观阳。按《按书州郡光》载：“观阳，男相，吴立”，应是三国时期东吴所置县。由于长沙马王堆3号墓帛书地图的发现，在《西汉初期长沙国南部地图》的西部，相当于都庞岭以西的地方标出“观阳”县，说明观阳在西汉初年已经设县，证《宋书州郡志》所载不确。但在《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上都没有记载观阳县。究其原因，大概是观阳是在西汉末年被撤销并入零陵县，修《汉书地理志》时漏载了，《续汉书郡国志》是在《汉书地理志》的基础上写成的，跟着也就没有记载，到三国时期，东吴占 领此地，重新置观阳县，沈约对西汉郡县建置仅依据《汉书地理志》，见汉志没有记载，以为汉代没有设过县，故在《宋书州郡志》中直接这与上“吴立”，将观阳以前曾经设过 县的这段历史掩盖住了。观阳故城的发现可以恢复这段沿革史。
(五)汉代墓葬
汉墓在全州、兴安、灌阳、临桂都有大批发现，公布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的就有11处；全州县鲁塘乡大梅子坳左墓群、绍水镇龙田村的十份山墓群、绍水镇沿河村的沿河古墓群，凤凰乡的凤凰嘴古墓群、绍水镇塘口村到兴安县界首镇滩头村的双藻田古墓群、兴安县界首镇黄家屋背的界首古墓群，溶江镇大园村的石马坪古墓群、灌阳县新街乡丁塘村的西 塘古墓群、江西岸的古城岗古墓群、黄关乡的白沙村古墓群、临桂县五通镇的五通古墓群。
对石马坪古墓群、界首古墓群都发掘过。石马坪古工墓已发掘25座，其中长方形竖穴土坑墓12座，带斜坡墓道的土坑墓7座，砖室墓6座，出土文物300多件，包括铜器、铁器、陶器、琉璃器、滑石器和玉器，铜钱1000多枚。时代早的可能到秦，最晚到东晋，大部分是西汉晚 期和东汉时期的。铜钱中有王莽时期铸造和流通的“大泉五十”、“货泉”和“大布黄千” 钱。等20号墓是带斜坡墓道的长方形券顶砖室墓，随葬有陶器、青瓷器、铜器、铁器、玛瑙珠等，所用墓砖的侧连有几何形图案花纹，许多券顶砖印有“永平十六年作”或“十六年” 铭文，“永平”超过16年的，应是东汉明帝刘庄的年号，十六年即公元73年，是东汉前期。
界首古墓发掘了6座，其中土坑墓1座，砖室墓5座，出土的随葬品有铜釜、铁锯、铁削、陶罐、陶釜、陶甑、陶灶、陶子、青瓷碗、料珠和铜钱，时代为东汉至东晋。全州凤凰嘴古墓在1966年清理1座，出土器物有铜镜、银戒指、银镯、铁剪刀、铁环首刀、玛瑙珠、琉璃珠 、陶罐、陶釜、陶钵等。全州永岁乡上改州清理东汉墓1座，出土陶瓷器10多件。
四、三国晋南朝时期
这时期的幕葬在全州庙头、龙头、兴安界首、溶江、湘漓，灌阳黄关等地都有发现。1927年在开辟桂林至全州的公路时，在全州县城挖到过东晋穆帝司马聃时期的“永和”年号铭文的墓砖。(见《全县县志》)。1957年在兴安界首镇百里村附近清理了1座有“水和十一年”和 “升平四年”铭文砖的东晋墓。这座晋墓墓室呈长方凸字形，分甬道和正室两部分，通长5. 55米，正室与甬道之间砌有一道横砖作门槛，用青灰色砖砌筑。墓底砖右斜平铺，券顶，砖 的一面平印斜方格纹，侧边有的印几何形图案花纹，有一部分有铭文，“永和十一年太岁乙卯文”、“升平四年七月三日文”。永平、升和都是东晋穆帝司马聃的年号，永和十一年(3 55年)、升平四年(360年)都属东晋中叶。随葬品有陶壶、陶碗、银手镯等，可作东晋中叶墓 葬的断代标尺。
南朝墓在全州、兴安、临桂、桂林、永福都发现过。1938年修筑湘桂铁路时在桂林北郊观音 阁发现一座南朝墓，出土一些陶器和一块滑石地券。从滑石地券券文所知 ，此墓于宁泰始 六年(470年)下葬，墓主是始安郡始安县都乡都唐里人欧阳景熙。1962年在桂林尧山发现一 座南齐永明五年(487年)墓，随葬青瓷器和滑石器，也有一块地券，券文表明墓主是湘州始 安郡始安县都乡都唐里人秦僧媪。这两块地券对研究桂林的历史沿革很有价值。
五、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的墓葬在灌阳、全州、兴安都有零星发现，但规模较小。
灌阳大业七年墓1984年在灌阳县新街车头村画眉井山冲里挖了7座墓，都是长方形券顶砖室墓，其中有1座的墓砖侧边印有铭文：“隋大业七年六月黄元墓”，出土青瓷盘口壶、青瓷 碗、青瓷三足砚和铜壶等。大业七年即公元611年。全州贞观十二年墓1985年在全州县凤凰乡湘江西岸大毕头村西约1公里的麻子冲发，墓室由 甬道和主室构成，平面呈凸字形。有的墓砖模印铭文。有1种砖正面铭文是：“太岁戊戌贞观十二年六月廿日永州赵司仓参军之墓，息云骑尉造，留传后世子孙知”。有的砖在侧边印 铭文：“赵司仓参军，息云骑尉”，或为“越司仓参军息云骑尉等造”。从铭文可以知道， 墓主人是唐朝永州司仓参军。永州是唐代武德四年(621年)平萧铣后置的，领零陵、湘源、 祁阳、灌阳四县，司仓是中等州八品以下的低级官员，司仓参军分掌州司仓部门行政。墓是 由其享有云骑尉勋号的子女建造的。“贞观十二年六月廿日”就是赵司仓的死期。贞观十二 年是公元638年。随葬品有青瓷盘口壶、青瓷碗、青瓷碟、青瓷砚等。
兴安贞观十五年墓1987年发现于兴安肥护城乡红卫村明竹屯，墓室也由甬道和主室两部分组 成，平面呈凸字形，有种墓砖的纵侧面印有铭文：“贞观十五年卒丑月庚日”，横侧面印“ 唐家墓”3字。随葬品有青瓷碗、壶、砚和铜洗等。
在灌阳县黄关也曾发现唐墓，出土青瓷盘口壶、提梁壶(似虎子)、杯等，同出“列元通宝” 铜钱。
1976年在兴安县兴安镇漓滨街曾出土1面唐代铜镜，镜背内缘饰四神兽，外缘饰十二生肖间四瓣花，内外缘之间有铭文一周：“阿房照胆、仁寿悬宫，菱藏影内，月挂壹中，看形必写，望里如空，山魑敢出，冰质惭工，聊书玉篆，永镂青铜。”
1980年在陕西省兰田县杨家沟出土一批唐代金银器，其中有1件鸳鸯绶带纹银盘，盘底圈足 錾刻6字：“桂管臣李杆进”。1987年陕西省扶风县清理法门寺塔基，挖出一大批高档的金银品，其中有1件精美绝伦的流金银笼子，底部边缘也錾刻6字：“桂管臣李杆进”。据《新 书方镇表》载，唐高宗开耀之后(682年)到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年)间在岭南道有桂管经 略使。桂管领桂、梧、贺、连、柳、富、昭、蒙、严、环、融、古、思唐、龚等14州，治所 在桂州，即今桂林。李杆可能是桂管经略使，也可能是桂管经略使的下属。银盘、银笼子应是他一人同时进献给皇帝之物。桂管所辖的桂州始安郡进贡的土贡中有银一项，桂州银工很出名。李杆进奉的这两件银器和其他没有刻上铭文的银器，应是在桂州当地打造的，反映了 桂州民间手工作坊打制银器的高超技艺。
唐代，桂林已成为中国南方一个重要佛教活动中心，留下不少佛教遗迹。桂林田西山、骝马山、叠彩山都有大批摩崖佛造像，木龙洞石塔、舍利塔，都唐代佛塔的遗留。全州湘山寺也 是一处重要佛教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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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宋代宋代，湘桂走廊的陶瓷业十分发达。自1963年在兴安县严关发现宋代瓷窑遗址以来，陆续在全州、桂林、永福又发现多处，以湘江—漓江—洛清江连成一线，以烧青瓷为主。这些窑址，有的规模很大，烧造水平也较高，但在古代文献上没有记载，它们的发现， 填补了中国古代陶瓷工艺的地区空白，对研究广西唐宋时期的手工业经济和对外贸易，都有重要意义。
(一)蒋安岭窑
位于全州县水安乡东南6里湘江拐弯处的南北两岸。北岸分布于蒋安岭、汉泽源、黄家和水 尾江一带，以蒋安岭附近最集中，当地群众称为“细瓦窑”。南岸分布在瓦窑头、罗家湾、 鲁塘底村一带，当地群众称为“粗瓦窑”。1966年调查发现时还有废品堆40多处，从地面采 集的遗物来看，这处窑址曾烧造陶、瓷两种质地的产品，烧造时间延续较长，瓷器有碗、盘 、碟、高足杯、盏、瓶、罐、盒、壶、盂、罐、轴承等，胎质多紫砂，釉色多为灰青、青黄 褐、玳瑁釉。部分器物里有简单的印花或印款。印花品种主要是菊瓣、莲瓣纹。印款有捺印 的“夫”、“吉”、“大”、“九”、“太平”、“任”、“吉”、“愣胆”、“大吉”、 “王”、“供”、“唐”等字，还有“开元通宝”、“淳化元宝”、“咸平元宝”等唐宋铜 钱的捺印。陶器有罐、擂钵、灯盏等。窑具有印模、匣钵、垫饼、垫圈、垫柱等，有的垫饼上截印“唐”字或刻画“出”字款。从窑址所出器物类型、形制、釉色、印款看，其年代上 限可能至晚唐，下限可到清初，以宋代最为繁盛。在罗家湾有清乾隆年间的墓，已用钵砌墓 围，墓碑铭文已称该地为“瓦片山”，可见到清初此窑场已彻底废弃。
(二)严关窑
位于兴安县严关乡政府所在地背园经龙胆包到严关小学一带山坡，紧靠灵渠东岸，绵延1.5 公里。1956年发现， 后经数次勘查，1963年试掘过，1983年正式发掘两座。这和窑场主要烧造碗、盏、盘、碟、杯、壶、罐、砚等生活日用品，胎质较粗，类似紫砂，釉以青釉、月白釉为主，还有花釉、玳瑁釉。青釉以青为基调，有青黄、酱黄、姜黄等色泽。其中点彩、挂彩月白釉器和八青黄釉器及印花器等较有特色。装饰艺术以印花为主，亦有画花刻花。图案以双鱼戏水、婴戏荷花为题材，有牡丹、菊、莲等纹样。有的印“寿山福涨”款，有的书 “太平”、“府学”等字款。花纹布局、线条都较粗疏。从烧造工具看，其方法为明火叠烧 ，不用钵。器物以垫珠相间套叠，仰放，下承以垫柱。由于受热不匀，往往造成整串烧件烧结，并旁及周围烧件柱，出现粘釉搭烧现象，因此废品较金。严关窑的产品胎质精致，敲之 清脆有声，颇类似广州西村晚唐到五代窑产品，也类似陕西耀州窑青瓷风格，若以黑釉间有 玳瑁斑者来看，颇似四川邛窑和江西吉州窑技艺。在窑址附近灵渠岸边曾发现过一件有南宋 庆元年款的青瓷长方砚，在废品堆中发现过“癸末年孟夏终旬置造花头周三四记匠”款双鱼 印花陶模极“皇宋通宝”铜钱，可以推这处瓷窑的烧造年代为五代至南宋。
(三)窑里村窑
位于桂林北部星华窑里村附近。村的西、北和南面都是起伏的黄土冈峦，东面是一条宽约10 米的窑河。村北的浆岭、村西的凤凰岭，村南的歌坪岭，都有众多的窑包和废品堆。村内外有几处水塘，如刺塘、邹塘、莲塘、桥边塘、清水塘等，可能同当年取土烧瓷有关。此窑主 要烧制碗、盏、碟、杯、高足杯等民用品。釉色为青釉，有青中泛黄泛白，有的有玳瑁斑，纹饰主要为印花，也有画花。印花主要印在碗底，有双鱼，有婴戏荷花。以花卉为主的有缠 枝牡丹、缠枝荷花等，器底印字款的有“富”、“寿”、“用”、“田”，有的盏壁上印“ 寿山福海”四字。没有见到匣钵。可见也是采取明火叠烧。在这方面，同严关窑很相似，部分产品的形制、纹饰和釉色也与严关窑相同，其时代应属于宋代。
灵川县甘棠渡也有宋代瓷窑，曾出土过一件有“嘉定拾贰年捌月”字款的瓷款印模，对断定这类瓷窑的年代有重要意义。
(四)桂林宋墓
1954年在桂林北郊粮食公司仓库工地发掘五座宋墓。这些墓都是长方形砖室墓，墓顶盖大石 板，墓壁用砖砌筑，墓底铺砖，随葬品都有陶一对，铜钱若干，有的还有铜镜和其他用品。
有一座墓出了两面“湖州镜”，一面八瓣形，背面铸有“湖州”等字，另一面是六出葵瓣形 的，背面铭文是“湖州陆家炼铜照子”。早在1932年，兴安县城一座宋代砖塔出土这三面铜 镜，其中也有一面“湖州镜”，该镜镜背在钮的两侧各有一个长方形的印记，右侧印的是“ 炼铜照子每两壹佰元”，左侧印的是“旧住湖州陆家无比炼铜照子”。宋代湖州地处太湖之 滨，治所在今浙江的吴兴县，是我国宋代最著名的铸造铜镜中心。湖州镜在当时行销很广，北自内蒙，南到广东，都有发现，还远销到朝鲜、日本。湖州陆家是著名的铸镜世家。这种 名产品也通过湘桂走廊向更南的地方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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