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习五代史的一些体会zt
行远自迩 积铢累寸——研习五代史的一些体会
杜文玉（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
我1951年出生，陕西渭南市人。1982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1985年在云南大学中国史助教班学习硕士研究生课程，次年结业。1988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职称，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教授，参加了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中国宋史研究会、陕西省历史学会等学术团体。主要著作有《唐代军事史》（下册）、《两唐书辞典》（副主编）、《隋唐文化史》（副主编）、《中国古代史基本问题》（合著）、《简明中国古代史》（副主编）、《中国古代史新论点》（合编）等，发表论文五十余篇。主要研究方向为唐、五代史，兼及宋史。
对五代十国时期历史的研究自古以来就不被重视，如欧阳修就认为五代时期是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的“乱世”，所谓“礼崩乐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基于这种认识，他在编撰《新五代史》时采取了和编撰《新唐书》截然不同的做法。在编撰《新唐书》时，他极为重视典章制度，详加记载，在撰《新五代史》时，由于他认为五代根本无礼乐制度可言，所以只写了《司天考》、《职方考》，其他典章制度一概不写。他在写给尹师鲁的信中说其撰史的目的在于“垂劝戒，示后世”。在修《新五代史》中，把褒贬义例放在首位，以孔子编《春秋》的笔法，作为自己立论的原则，对五代史进行评论褒贬。关于他的史学思想，笔者曾经撰写了《新五代史与欧阳修的史学思想》一文，指出了其过分地考虑史书的政治作用，一味强调“治史以治世”，以致于该书存在着除政治史外，其他方面的内容极少涉及的缺陷。
对五代史真正进行具有科学意义地研究，恐怕要从20世纪算起。在本世纪上半叶，我国学者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主要有陶希圣、戴振辉、聂家裕、吴云端、戴希震、钱穆等人，其中陶希圣的研究相对多一些，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其他人只是偶尔涉及，并未专力从事。与此同时，日本学者在这方面倾注的精力要更多一些，主要有日野开三郎、青山定雄、宫崎市定、中村治兵卫、小早川欣吾、冈崎精郎、河原正博等人。其中日野开三朗用力最多，涉及问题更为广泛，举凡五代时期的马政、商业、海上贸易、交通、地理、赋税、镇将、厅直军等方面，均有研究。统观这一时期的五代史研究，尚属起步阶段，研究课题的范围相对狭窄，研究深度尚嫌不够，一些重大问题还没有涉及，如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统一趋势、典章制度、手工业、文化、军事、科技、人物、宗教、人口等。即使涉及较多的经济问题，也多为考述性研究，缺乏宏观地、大视野地论述。
本世纪下半叶以来，对五代历史的研究无论参加人数，研究深度、广度都有较大地发展，一批中外学者对这一领域皆有涉猎，比较广泛地涉及到许多方面的专题，诸如五代的庄田、货币、商业、两税、杂税、水利、蚕盐、交通、茶、都市、财政、外贸、沿征、商税、佛教、官制、兵制、人物、藩镇、史学、灾害、文学、艺术、氏族世系、农民起义、民族关系、雕版印刷、官私工业、奴隶、战争、司法制度、阶级、社会改革、经济重心转移等。有关五代史的学术专著也在这时期陆续出版，60年代港台出版了林瑞翰的《五代史》、李唐的《五代十国》，70年代出版了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的《五代史》，80年代大陆出版了陶懋炳的《五代史略》，90年代出版了郑学檬的《五代十国研究》。这些专著的先后出版，改变了以往只将五代史作为隋唐史专著书尾点缀的状况，标志着五代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和其他断代史研究比较起来仍有一定的差距，轻视这一时期历史的思想并未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在历史教学和研究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不少人（包括一些历史学者）至今仍认为五代是唐末军阀割据、社会混乱的继续，看不到这一时期已经出现的由局部地区统一趋于全国统一的发展趋势，看不到社会经济有所恢复，部分地区（主要指南方）并有相当程度发展的形势，没有把这一段历史放到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史长河中去考察，忽视了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的巨大变化（如士族地主影响的消失，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减轻，势官地主变为以科举出身的人为主等）。雄德基先生指出：五代时期“表面上乱，实质是变”。这个精辟的论断，集中概括了五代历史的特点，说明这一时期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这一点还没有为更多的人所了解、所接受，至今仍受着宋代文人陈腐观念的错误影响。反映到学术研究上，目前，投入这一领域的人力仍嫌不足，许多方面还是空白或半空白，如五代社会史、科技史、文化史、思想史等，这种状况在上述有关五代史的专著中都有相当程度的反映。我从事唐五代史的学习和研究时间不长，只能如实地把自己研读历史的一些体会写出来，希望得到同行学人的指教。
第一，广泛收集史料，全面把握历史的各个层面。
我们这一代学人和老一辈学者比较起来，存在着治学基本功不扎实，知识面窄，理论水平不高等缺陷，对我们来说，治学的过程也是继续学习不断充实自己历史知识的过程。从这个角度出发，如果将自己研习面限制得过窄，势必影响知识的扩充和视野扩展。每个历史专题都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存在着种种联系和相互影响，如政治与经济、人口与环境、生产与赋税、社会与文化、农村与都市、地主与农民``````，无一专题不和其他历史现象存在着千丝万屡的联系。只有比较全面地把握历史的各个层面，才能掌握好专题与相关历史问题的联系，增加研究的深度。笔者在从事五代史研究之初就有一个愿望，希望通过自己对五代史各个专题的研究，经过若干年的积累，最终能写成一部具有独立见解的、能够涵容更多历史层面的五代史新著。
第二，注重实证，不迷信前人结论。
历史研究是一门实证性很强的学科，论从史出，言必有据。我在读史过程中，时常发现一些具体史实和前人结论不相吻合的现象，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30中说，自唐宣宗以后，“天下之无法”将近百年，直到后周建立，“始有制法之令焉”。赵翼则采取了更为彻底的态度，他在《廿二史札记》卷22中说：“五代乱世，本无刑章”。陶懋炳的《五代史略》也认为在周定《刑统》之前，基本是“无法可循”的状态。这些说法和《册府元龟》、《五代会要》等史籍的记载相矛盾。于是，我撰写了《五代立法与司法制度初探》一文。列举了五代各朝制定的法书，如《大梁新定格式律令》、《同光刑律统类》、《清泰编敕》、《天福编敕》、《广顺续编敕》、《大周刑统》等，这些法书的大多数直至宋初仍在沿用，其中以《大周刑统》的影响最大，《宋刑统》就是仿其体例编定的。这样就初步总结了五代立法的成就。与此同时，对五代的司法制度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和评述。针对当前史学界和法律界一些学者对五代刑法残酷的批评，我写了《五代刑法残酷说质疑》一文（《新华文摘》1992年第4期曾予摘登），重点考证了族诛、凌迟、文面、附加刑等刑名出现的时代，证明它们并非始于五代，因为持五代刑法残酷说皆认为这些刑名始见于五代，以此为主要论据证明五代刑法残酷。这些问题的澄清，便使得这种结论失去了重要根据。文章还考察了隋唐至明清刑法变化的基本轨迹，认为我国古代刑法由唐代的中典一变为重典应始于宋代，影响到元明清更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第三，不搞重复研究，努力填补五代史研究中的空白。我在研习五代史时，比较注意学术动态，对已刊出的论著随时做好索引工作。一方面是为了学习和借鉴别人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是为了检索方便，避免重复研究。目前，五代史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由于起步较晚，重视程度不够，加之投入这项工作的人数相对较少，因而还有许多方面的研究没有展开，留下不少待开发的处女地。努力发现和填补五代史研究上的空白，是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者的责任。比如，在五代人物的研究方面，目前仅限于周世宗、朱温、石敬塘、李后主、南唐烈祖、元宗、冯延巳、冯道、罗隐等数人，其他历史人物还未加涉及。我先后写了《论后唐庄宗李存勖》、《论宋齐丘》等文，前一文肯定了李存勖作为一个杰出军事家应有的地位，同时也指出了他晚年政治上的失败，所导致的历史悲剧；后一文全面评价了南唐宰相宋齐丘这位当时人目之为王猛、谢安式政治家的功过，肯定了他对南唐的建立和促进江淮地区社会生产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指出其晚年挑起朋党之争，削弱南唐国力的责任，分析了其死于非命的历史原因。五代的茶叶生产，上承唐朝，下启宋代，是我国茶叶生产史上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阶段，长期以来对这个问题缺乏研究。笔者不揣浅陋，写了《五代茶叶生产与贸易》一文，从茶叶栽培、焙制与产量、茶叶产区分布与茶政、茶叶的贸易等诸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五代人口问题也是一个研究的薄弱方面，有关部门人口史的论著皆以《册府元龟》卷486《邦计部·户籍》记载的后周显德五年（958年）简定的230万户，作为五代时期的户口数。其实这个数据很不可靠，而且还不包括北汉、淮南以及南方诸国的户口在内，根本不能反映五代时期全国的户口情况。为此，我撰写了《五代人口的数量与分布》，搜集了五代尤其是宋代史籍的有关资料，考证和推算出了后周末年全国户口数为318万，人口数为1964万。对当时的人口分布和密度也作了初步的研究。五代奴婢问题至今无人研究，我写了《唐朝与五代奴婢问题比较研究》，从奴婢使用范围、奴婢的分化、奴婢来源和数量的变化等四个方面，对五代奴婢阶层进行了较全面地分析与研究，和唐代奴婢状况进行了比较，指出了五代奴婢数量急剧减少并退出社会生产的客观事实，认为这是租佣关系发展、土地所有权转移加速、民营手工业发展、人身依附关系减轻的必然结果。在战争频繁的五代时期，后周与南唐争夺淮南战争没有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其实这是一场决定由谁最后统一中国的重要战争，即由北方统一南方，还是南方统一北方。笔者专文研究了这场战争的基本经过，指出了这种重要意义。
第四，不拾人牙慧，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观点。
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发现新资料固然是值得欣慰的事，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都那么幸运，大都还是要在现有的史籍中披沙拣金、排比整理，因此，研究方法、观察视角、分析能力等便显得更为重要。如五代马政，日本著名学者日野开三郎曾有系列文章专门研究，但是对马政与当时政治、军事的关系却极少涉及，为此笔者撰写了《论五代马政及其军事、政治的关系》一文，论述了中原王朝利用马匹作为政治工具调节中原与南方诸国的关系以及中央政府与藩镇之间争夺马匹的政治斗争，对于马政与军事的关系，则主要从骑兵部队在当时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和中原与契丹互相争夺马匹、竭力破坏和削弱对方监牧或牧场，力争军事优势的角度进行了论述。关于五代十国的货币问题，前人多从钱币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缺乏从整个社会经济的角度考察货币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我的《论五代货币经济的几个问题》一文，从钱币紧缺问题、币制紊乱问题和白银进入流通领域等三个方面，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五代各朝各国货币政策、货币与商品经济的关系、货币与矿冶业的关系、货币紧缺与白银进入流通领域等问题。提出了白银作为货币在我国应始于五代的新观点，对于通常认为始于两宋、南宋绍兴年间或金朝正大年间的传统观点来说，算是聊补一说吧。对于五代枢密（院）使，中外学者都曾作过研究，我的《论五代枢密使》一文，主要分析了枢密（院）使的性质和权力以及与皇权的关系。《晚唐五代都指挥使考》一文（刊出后，又被收入《中国八五科学技术成果选》一书），主要考证了晚唐五代时期出现的都指挥使这一军职设置的层次、职权及流变，并论述了牙军、亲军与侍卫亲军的关系，五代中央禁军构成与发展变化。关于佛教日本学者多有研究，我的《五代反佛制置及原因初探》一文，考察了五代各国限制佛教发展的政治以及这些政策出台的原因，同时还指出了其反佛行动的局限性和局限性产生的社会原因。
第五，开阔眼界，努力拓展研究领域。我在研究唐五代史的同时，还兼及宋史，这是受前辈学者的启发和一些日本学者的影响而作出的选择。研究宋史有助于更好地研究唐五代史，因为宋代制度基本是沿袭唐五代制度，陈寅恪先生说：唐朝“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欲要了解唐五代典章制度、经济、文化的充分发展和对后世的影响，不能不涉及宋史；欲要准确评估唐朝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的历史地位，也不能不研究后世历史（尤其是宋史）。对于宋人来说，唐五代史是近代史，这一时期的档案、资料在宋代还是相当丰富的，宋人研究、评论唐五代历史问题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重视吸取宋人对唐五代史问题的观点和看法，对我们现在的学者不无裨益和启发。这里指的不仅是欧阳修、司马光、范祖禹、马端临等史家的观点，而是指凡论及唐五代史的所有宋代文人的观点，都应予以尽力收集和整理。如曾巩的《唐论》、《书魏郑公传》、张唐英的《萧瑀论》、范仲淹的《唐狄梁公碑文》、崔鶠的《明皇论》、《杨嗣复论》、王安石《读江南录》、《读柳宗元传》、张耒《书五代郭崇韬卷后》``````，都有不少中肯的评论。当前有一种现象，就是由于不重视前人对历史研究的结论，把数百年前早已有的论点误以为自己的新观点，如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赞扬朱梁轻徭薄赋的观点，尹源在《唐说》中关于藩镇对维护唐朝统治，使其“久而不亡”的作用和“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的观点等，就是一例。从史料学的角度看，姑且不论宋人笔记小说中保存的大量唐五代史料，就是宋代史籍和宋人文集中也有不少此类史料，如《宋史》的“志”、“传”，《宋刑统》中收录的唐代和五代敕条，《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关五代史的资料，《宋会要辑稿》中的相关史料，尤其是篇幅浩繁的宋人文集，更值得很好地挖掘。
第六，重视研究方法的学习和借鉴。
我时常为自己学习和研究方法的陈旧单调而苦恼，近几年开始尝试借鉴其他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的一些方法来研究历史问题。如在研究五代人口数量时，采用了一些数学方法进行推算。在研究五代人口分布与密度时，由于要算出各国各地区的面积，采用了网点法从有关历史地图上进行了求算，都获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在历史研究中，时常由于每个研究者对史料分析方法、角度或者理解不同，往往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根本原因是缺少量或度的分析。马克思说：“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位。”这个论断对历史科学也是适用的。前苏联学者科瓦利琴撰写了一部名为《计量历史学》的著作，我读后获益匪浅，也开始尝试着使用书中介绍的一些方法研究历史问题。
以上所谈研习历史的体会，是比较粗浅的，不大成熟。之所以大胆说出来，主要是为了和广大中青年互相交流，同时也是为了征求大家批评意见。
[原载胡戟主编《唐研究纵横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混乱
但是精彩，这就是五代十国！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