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不可 2007-4-24 07:09
《旧五代史新辑会证》——陈尚君先生新著发布会侧记zt
朱老师总有说不完的话,每次都要拖堂好久,今天却要提前下课,说是赶去参加陈尚君的新著发布会。陈尚君先生的《旧五代史新辑会证》,无论其人其书,我都颇感兴趣,关注了好久。遂亦尾随而去。
入复旦之初,就听谙熟掌故的学长讲过一则故事,说是朱东润先生拍着轻年陈尚君的肩膀,跟他说:“复旦必将以你为骄傲。”此后一直留心陈先生的学术,果然不凡处甚夥。虽然,但当听到一个从中文系转过来的师弟告诉我,陈先生享有辑佚学“乾嘉之后第一人”的盛誉后,仍不免有些惊疑。当时的心情有点复杂,当前学风之浮躁,水准之低下,无需赘述,不谙典故而每称著述创新,学无根底而大言挥发己见,此辈诚不值一提,即便在勤恳为学的严肃学者中间,以陈先生扎实的功底,无论才、学、识,皆可高人一筹,为人为文,确勘学界楷模。但“乾嘉”二字,在向学者心目中又是何等分量?岂可随意攀附?将一名当代中年学者与“乾嘉”联系在一起,说实话,一下子还真难接受。亦或许是我对陈先生的学术了解太少。其实很多象我一样的青年学子,都非常期待当今学界能有这样一个上继乾嘉的人物,领袖群伦,开导风气,涤荡污秽,但真被告知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却又不敢直截了当地相信。或许,也是对学界失望多年的正常反映吧。
但,陈尚君……就这样在将信将疑中期待。特意找来《全唐诗补编》,细读一过,辨析之清,裁断之明,确乎不刊,精湛之功力时见于细微处。后来关于重辑《旧五代史》有关消息间有传出,在高度关注之余,就一直在期待这部书的问世。
直到今天,朱老师说他已提前两日拿到了《旧五代史新辑会证》样书,并仔细看了几本(注:朱老师因患眼疾,正在住院接受治疗)。他说,真难想象,现在还有人能做出这样的学问,上比清人,辑佚、辨伪、考据,不但毫无愧色,且颇多新意。过了一会,又叹了一口气,说到,陈尚君比我小许多,不知我们这些人中,有多少文字是值得流传的。这话亦不必强做诠释,此中意味,知者心照。
朱老师点评人物,往往神采激昂,声容并茂,而这次的叙述,语气之平和,异乎寻常,却是我在这里五年所听到的,他最诚恳、最高度地赞扬一个人。
下课后跟着来到发布会现场,发现平时乐憨、威猛的陈尚君,今天有点不一样,系着领带,站在嘉宾签到处旁,与前后来到的专家一一握手,面貌形容,到有几分象略带羞涩的新郎。
坐下之后才知道,除了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同时发布的还有另一部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文补编》。两部书,二十年板凳,二十年勤苦,二十年心血。
不多时秦绍德来,主动跑前跑后与已就座的老先生们握手问好。
专家讨论,裘老年高德昭,率先发言,说事先有人问他京派、海派的问题,他说目前看来,京派、海派已经不具备地域意义了,上海的学者中,有标准的京派做法,而北京的学者中,亦不乏海货。允称的论。裘老言简意赅,但“标准京派”的四字评价,够分量个吧。
接下去是朱老师。朱老师是史家,故从专业角度可以讲很多。谈到《册府元龟》材料不说明出处,要从其中分辨出何者出自《旧五代史》,何者出自《实录》或其他,诚属不易。陈尚君敢用《册府元龟》,首称大胆,而辨析考证不烦精微,又足见其小心。朱老师毫不掩饰地说,他很想挑几个毛病出来,但十册书,他仔细读了四册,居然挑不出一个错误,除了两处疑有讹字外。结论是,《旧五代史新辑会证》,此后不但是研治五代十国者首选参考书,亦为史家必备书目。言下之意,这样的书才堪称为传世之作了。我猜到会的其他专家,听了这些话后,会有几分惊讶,向以善于挑刺而少假青眼著称的朱先生,居然会在公开场合讲这番话。
王水照先生也谈了不少。听他讲到《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七百万字,无一字无来历时,我突然想,应该让那么多做学问喜抒胸臆的听到这句话。
孙猛教授说,《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应该成为我们的第“二十六史”。
……曹旭教授迟到了,是因为接到了父亲的病危通知,但他还是抽出时间赶来了,特来对陈尚君先生的二十年勤苦及其成就,致一分敬意。……
这样的场面,这样的反响,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还能期望怎样更高的荣誉呢?而背后的甘苦,除了他本人知道外,同行们也应该有所体会吧。其实,读书人的要求向来都不高的吧,有时候只是需要努力付出之后的一份肯定。
当时,我在想,二十年的不容易,换来的这份荣誉,面对这样的场合,陈尚君会不会哭?朱老师要赶回医院吃药打针,中途退场,陪着他一起出来。后来,一位坚持到会议结束的朋友告诉我,最后,陈尚君真的哭了,他的夫人也哭了。我们都能理解。
深宵清凉,思绪无端,感慨前后,迷茫者多。若以此为勉,或可有计于将来,故为一记。
9月23日凌晨
特别声明:转自日月光华bbs国学版 作者:puxuezhe
[ 本帖最后由 无不可 于 2007-4-24 07:15 编辑 ]
无不可 2007-4-24 07:09
古籍整理的新典型 历史研究的新资源
2006-04-29 作者:葛兆光
本人认为,陈尚君辑纂《旧五代史新辑会证》是近年来古籍整理与研究方面,少有的典范性出版物,也是历史研究界应当关注的新资料书,值得郑重推荐。理由如下:
一,五代时期,是一个值得重新研究的重要时期,而由于历史复杂和资料纷乱,尚有很大的缺陷。陈尚君辑纂的《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将成为重新研究五代时期历史和社会变迁的重要资料,相信可以成为学术界重新研究唐宋之间历史变化的一个契机。
在中国历史上,唐宋变革问题虽在1910年代即已经成为重要研究领域,但目前仍是国际包括欧美、日韩等中国研究中的热门话题。有意思的是,无论是过去日本的内藤湖南、宫崎市定,还是现在美国的郝若贝(RobertHartwell)、包弼德(Peter Bol),都没有特别地去讨论唐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五代十国时期(907-960)。其实,这一时期恰恰是唐宋之间重要的过渡环节,所谓“华夷”问题随着异族入主和大量迁徙,比唐代更加令人紧张,所谓“正统”问题随着地域分治和政权更替,也日益成为问题,武人与文人之间的地位升降和权力关系,也由于唐代科举制度和藩镇割据问题,而成为政治生活中需要关注的大关节,至于唐代的各种政治和经济制度,虽已开始“走出中古”,但要经由五代这个过渡期才到宋代“进入近世”。因此,五代这一转换期也是相当重要的,传统所谓“宋承唐制”也好,现代所谓“唐型文化转为宋型文化”也好,都需要注意和研究五代这个时期,因为过去讨论过宋代很多重大的、有近世意味的历史变化,都是宋代人对唐代特别是五代十国时期政治、社会和经济危机的回应,比如“释兵权”策略、“祖宗家法”之提出、“一道德同风俗”之努力、《正统论》和《中国论》之出现,以及士大夫地位上升而引起的社会流动、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引起的君权与相权之变化等等。过去,虽然有清辑《旧五代史》和欧阳修《新五代史》以及《南唐书》《五代会要》等等,但是仍有史料纷乱复杂之问题,尤其是《旧五代史》,清人辑本虽经整理成为二十四史之一,出版了校点本,但自陈垣已经有重新整理之议,这次陈尚君的新辑会证本,不仅搜罗殆尽,比旧辑本多出了许多篇幅,即所谓“重辑本纪一,新增列传六十”,而且更正了旧辑本的很多错讹,为重新系统地研究五代历史提供了极大的助益。
二,古籍整理,是一个相当艰苦而细致的工作,尤其是像《旧五代史新辑会证》这样大规模地重新辑佚与校证一部清人已辑佚并经今人校点整理,并名列二十四史的历史文献,是一个相当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这部重新辑纂并校正的文献,将会成为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依据。
以个人之力辑录大型古书,是相当费力而且旷日持久的事情,过去虽有清代人如严可均、徐松等等,但现在愿意并且全力从事此事的学者越来越少,陈尚君是当前少有的这样的学者,他长年来以补辑、考证为事业,已经有《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这两大工程完成,这是相当值得称道的。这部新辑纂的《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也是他十年努力的结果,特别提出的是,过去清代人辑录《旧五代史》时,尚有未散佚的《永乐大典》等为基本依据,因此较为容易,而陈尚君重新辑纂此书时,《永乐大典》已经大部亡佚,仅存八百余卷,不足原本二十分之一,因此,不得不从更多的传世文献中,重新去爬梳钩辑,才能超越其上,这需要广博的文献知识和历史知识,更需要巨大的耐心和细心。他继承陈垣先生的做法,把原来的《旧五代史》打散重新编次整理,并充分使用了《册府元龟》《太平御览》《五代会要》《资治通鉴考异》及《注》、《新五代史》等大型文献以及各种零散资料,一一考证校订,进行了非常艰辛的工作。不仅重新补《梁太祖纪》,重新补辑六十篇人物传记,删去了误收之传,还广泛使用各种资料,进行了精心校勘,更正旧辑之错误。更加值得提出的是,他特别是仿照《三国志》裴注之例,尽量收集五代文献,散在各正文之下,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文献资料,这是一个相当好的创新体例,现代学术尤其是历史研究,越来越讲究史料的齐备,陈氏新辑本仿照裴氏旧例,自创辑纂正文之外加以辑录资料的方式,这为古籍整理提供了新的典型,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源。
三,此书由本来并不是专门出版古籍的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社在编辑过程中,也相当细心,不仅按照古籍出版的规则,以竖排繁体字出版,而且校、注的格式,也非常规范,装帧大方朴素,加之校勘非常细致,错、讹、缺、漏的现象极少,应当说是近年来少有的好的古籍整理著作。
无不可 2007-4-24 07:11
天下几人能及君
——《旧五代史新辑会证》读后
■朱维铮
《旧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的辑逸书,现在的通行本是清代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时,邵晋涵从《永乐大典》和《册府元龟》等书中辑出,不是原书。这个辑本曾得到梁启超的高度评价,但其工作疏忽而漏辑
文献、因政治忌讳而任意篡改原文等问题非常严重。抗战以前,史学大师陈垣就曾提出重新校订此书的设想,近二十年间,海峡两岸也有许多学者作此倡议,但因所涉文献极其浩博繁杂,此项工作始终没有完成。陈尚君教授从1994年接受出版社约稿,历时11年,方得完成。全书约320万字,内容方面有很大增加和修订,据不完全的统计,共重新辑录纪、传、志53篇,新增列传60篇,删去清人误收者9篇,增补逸文数万字,改动、补订、删除、乙正史文近万处,适当调整了原书的编次,同时附录了该书据以编修的五代实录的遗文达100多万字。
陈尚君教授辑纂的《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堪称近年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硕果。
日前陈麦青先生将这十巨册征求意见稿扛到我的病榻前,令我一见便吃惊,没想到尚君先生十年磨一剑,竟磨出了这样一把“巨阙”。虽然眼疾在等候开刀,我还是用一只眼,急切地读了。但只匆匆紬绎四册,却已令我钦佩,以为尚君先生的“新辑会证”,无论辑佚、补阙、排纂、还是会校、辨伪、考证,成绩都超过了清代四库馆臣邵晋涵。
18世纪中叶以后,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经史子集四部佚书计三百七十五种,其中史部四十一种。而邵晋涵(二云)纂辑的《旧五代史》,向来被认为是《永乐大典》辑佚书中所费功夫最繁难的一种。原因如梁启超所说,此书久佚,散在《大典》各条,“篇第凌乱,搜集既备,佐以他书,苦心排比,乃克成编。”于是邵辑百五十卷,即被清廷列入“正史”,为二十四史之一。那以后,由于《大典》仍深藏秘府,先遭家贼(内阁中书、翰詹官员之类)不断盗窃,继遭外寇(八国联军)哄抢,因而《旧五代史》想重辑重校也难,后人虽有增益,止于补缀而已。
所以我首先佩服尚君先生的勇气。上世纪不断有名家提出《旧五代史》应该重辑重校,唯他下决心全面地付诸实施,而且一做十年,可谓能耐寂寞。我又佩服尚君先生的眼光。因为《永乐大典》固然未必属于“古今最拙劣之类书”,但当年在明成祖淫威下从事斯编的学人,抄撮时随意摘录删节,致使邵晋涵不得不遍索两宋群书,给《大典》各条补阙。尚君先生更将文本的搜集范围扩大到史部以外,征引其他诸书,包括笔记小说之类,这很不容易。我也佩服尚君先生的方法,能将清代汉学的音训考辨辑校等方法综合运用,并汲取清末民初学者借用西方近代逻辑发展的所谓科学史这一科学的方法,在“新辑会证”中运用得颇为自如。
“关键是充分利用《册府元龟》”,这是《新辑会证》的突出特点。上世纪学者们早就提出,对于考订晚唐五代的历史,《册府元龟》应属最大的资源。问题是它引录史料不注出处,虽然其中大量摘引薛史,但薛史本身就主要依据五代列朝实录改撰而成。因此要用《册府元龟》保存的材料,恢复《旧五代史》的文本旧貌,最大难题就是辨别其中的实录与非实录,后者可能摘自薛史。在缺乏本校依据的现在,主要依赖他校,辅以理校,从矛盾的历史陈述中间,清理出薛史的本文遗存,无疑十分困难,稍不慎便可能张冠李戴。以往学者常说重辑《旧五代史》,应该利用《册府元龟》,思路不错,真做起来,成果不是零散,便陷于推测。一个原因,似在历史与文献二者的研究双不足。
尚君先生重视前人思路,但我紬绎《新辑会证》几个主要部分,发现他利用《册府元龟》,的确“充分”。表征就是他的文本考证,重心放在力求厘清《册府元龟》五代史料中的实录与非实录。排除其中直接抄撮的五代列朝实录,又对非出自实录的材料可能来源,进行缜密的考证,力求辨认哪些条目袭自薛史本文。他的分析和判断,或许仍可商酌,但全书正文4500余页,给我的总体印象,是言必有据,征而后信,并坚持疑以传疑,避免武断。
正因如此,作为中国史学史的从业者,以前我常对清代考史名著有微词,常对南江一派自命浙东史学嫡传的论著有批评,但粗读陈尚君教授这部《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第一印象就极佳,以为总体成就超越了邵晋涵纂辑的《旧五代史》。
我不以为经史考证今必胜昔,更不以为清代汉学的经史考证已达顶峰。但近三十年海内的传统典籍整理,量多质次,而且每况愈下。近年国家耗巨资资助的清史典籍出版物,部部谬误百出乃至千出。这使我更感到陈尚君教授沉潜敬业精神,在海内中年人文学者中可谓凤毛麟角,并敢说他的这部巨帙,至少在此后一世,将无人可能超胜。
陈尚君教授将他的这部宏编,作为“复旦大学百年华诞志庆”的献礼,表明近年复旦校方,对于人文学科的“纯学术研究”,已有了解的同情,并给予物力的、心力的支持。而复旦大学出版社,十年如一日,从各个方面为人文社会诸学科的著编译书提供条件,从组稿到出版,都着眼“文质彬彬”,所出好书日多,在这部《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可谓再见成效。
无不可 2007-4-24 07:16
富而不夸 博而不炫——陈尚君教授《旧五代史新辑会证》读后
■骆玉明
在本书的《前言》里,尚君兄说到:“我最初发现《册府元龟》存有相当数量的《旧五代史》逸文,仅准备写几篇文章,最多写一本补订的小书,由于骆玉明教授的建议而改变初衷。”我想我没有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十多年前,尚君感觉到重辑《旧五代史》是一件可为之事,但做起来工作量太大,令人望而生畏。我与尚君是多年老友,深知他在大规模清理混杂文献方面的能力几乎无人可比,当时就对他说:“不如彻底重来,做成了当传世不朽。”尚君做得辛苦时便埋怨我:“因为你一句话,苦了我一辈子。”但唐诗里有一句“自是桃花贪结子”,功过都不在我。现在这个大桃子放在这里,是否当得“传世不朽”四个字呢?我想我就不必说了,让别人说吧。
《旧五代史新辑会证》这部书,有很多可说的地方,我想特别说的是它有一种大气。这话草草地说,大概有三点。
第一点是既尊重前人,又坚持己见。这话说起来容易,做到却并不容易。前不久尚君给我带来一本港台学者的专著,问我读了感觉怎么样,我说功夫还是有的,就是见小。怎么见小呢?就是说前人的成就总是减损一点,说自己的成就总是夸大一点,这就不舒服,像摆小摊的。尚君的书里,对前人做的事总是充分加以肯定,即使看起来可以批评指责的地方,亦想到如此做法应有主事人的考虑或苦衷。但这又并不意味着对前人尤其名家钜子的盲从。众所周知,重辑《旧五代史》的想法出于陈垣,而陈垣先生是不折不扣的大师级人物。陈先生对重辑《旧五代史》有一套设想,提出了实施的方针,但尚君在展开自己的工作时,发现陈垣先生的方案行不通,便放弃了自起一副炉灶。这里谈不上是否尊重陈垣先生的问题,因为做事要从事实出发,不能从名家或大师的意见出发。不管对近代大师还是对乾嘉钜子,尚君都是如此。因为见人之长,所以能广泛汲取;因为坚持己见,所以能做成新的格局。
第二点是对文献作穷尽性的清理。这作为抽象的学术原则,很多人也会认同,但实际做到的人少之又少。因为一般人首先是未必真正懂得彻底清理文献源流的重要;就是懂得了,也读不了那么多书,或者读了也记不住;再往下说,以上条件都有了,还有能不能吃这个苦的问题。尚君兄则不仅博闻强识,而且别人认为苦的事情他觉得很快乐,因而能够做到这一点。在做《旧五代史新辑会证》这本书的时候,尚君多次同我谈起他的操作方法,简而言之,就是把每一天的事情都搞清楚。具体做起来,是以《册府元龟》为基干,将它和《五代会要》、《资治通鉴》、两《唐书》、《宋史》、新旧《五代史》等种种史料复印后重新按时间与人排列,然后将唐末、五代、宋代其他各种著作中的相关资料全部依附在这一张大网之下,如此做到了将五代史料分拆到每一天每个人,史实之排比分析,文字之比读校核,因此可以做得尽可能地彻底。我们读这部著作,会感到它纠正前人讹误的新发现或巨或细,处处皆是。因为发现很多,尚君在许多地方已不愿铺陈罗列,如附录史料,常是诸书汇校后只列出最终结果,可谓富而不夸,博而不炫。这是与作者的工作方法分不开的。其实乾嘉学派中人做史学考据还无法达到如此规模,因为他们没有今人的条件。这话反过来说,就是今人既然条件更好了,就应该把事情做得更好。
第三点是自创体例。《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将辑逸、汇校、会证集为一体,这种体式是过没有过的。它不但提供了一个比清辑本更为接近原始面貌的《旧五代史》文本,而且通过广泛征引各种史料,对所涉史实提供了各种异说、旁证,或足以纠谬,或值得并存,或形成补充。这里尤其重要的是对《册府元龟》所存《五代实录》的录存。《册府元龟》的材料不注明出处,一般人不敢轻易使用。陈垣先生提出“据《册府元龟》重辑《旧五代史》”,因为尚未大规模展开,所以也没有发现这可能存在问题。尚君为辨别《册府元龟》中相关史料何者出于《旧五代史》何者出于《五代实录》化了极大的力气,当他发现《五代实录》文字无法辑取为《旧五代史》的内容时大概很难过,当他发现可以自创一种体例,将原本是前源文献的《五代实录》散附于重辑的《旧五代史》之下时,一定又很兴奋。因为这不是一个劳动成果不致浪费的问题,而是造就了一种史学价值更高的历史文献。就像没有裴注的《三国志》是不可想象的,将来“新辑会证”本《旧五代史》一定会取代清辑本,成为最普通最常用的历史文本。
最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一书,是由陈尚君教授整理而成。这是二十四史之一的《旧五代史》的最新辑本。
《旧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的辑逸书,现在的通行本是清代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时,邵晋涵从《永乐大典》和《册府元龟》等书中辑出,不是原书。这个辑本曾得到梁启超的高度评价,但其工作疏忽而漏辑文献、因政治忌讳而任意篡改原文等问题非常严重。抗战以前,史学大师陈垣就曾提出重新校订此书的设想,近二十年间,海峡两岸也有许多学者作此倡议,但因所涉文献极其浩博繁杂,此项工作始终没有完成。陈尚君教授从1994年接受出版社约稿,历时十一年,方得完成。全书约320万字,内容方面有很大增加和修订,据不完全的统计,共重新辑录纪、传、志53篇,新增列传60篇,删去清人误收者9篇,增补逸文数万字,改动、补订、删除、乙正史文近万处,适当调整了原书的编次,同时附录了该书据以编修的五代实录的遗文达100多万字。本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肯定,许多专家认为此书的学术价值,一是提供了这部正史的相对完整可靠的文本;是清代二十四史定型后的一个新文本,二是对五代时期的纷繁史事作了全面的清理;三是提供了五代实录为主的大量第一手历史文献,揭示了该书编撰时所依据和删除文献的基本面貌,开创了正史注本的一种新范例。
无不可 2007-4-24 07:17
陈尚君,1952年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专治唐宋文学和古典文献学,于唐代文学文献的搜集和考订、唐宋作家生平和著作研究,用力较多,近年亦从事历史文献学和石刻文献学研究。
《旧五代史新辑会证》(12册),陈尚君辑纂,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380.00元
无不可 2007-4-24 07:20
中古文史之学的金字塔---评陈尚君教授《旧五代史新辑会证》
【作者】余欣
日本学界评价在学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著作时,往往会使用“金字塔”这样的最高赞誉之辞。金字塔,尽管经历了四千余年的风雨沧桑,依旧巍然屹立,而且据说石块与石块之间吻合得天衣无缝,至今连张纸也插不进,以之来象征博大而缜密的巨著,的确是恰如其分。近读陈尚君教授《旧五代史新辑会证》,觉得惟有用此词形容,才能表达我深受震撼和感动的阅读体验。
以个人之力,撰成如此鸿篇巨制,固然令人惊叹。不过,我觉得本书最值得称道之处,并不仅止于此,而在于它创造了一种新的古籍整理范式,在方法论上具有重要意义。陈尚君先生从《三国志》裴注得到启发,在重新辑录的同时,广泛搜集五代史料,散入注中,并详加考证,从而将辑佚、校雠、考辨、订补融为一体,在最大限度地提供更接近原始面貌的文本的同时,还把本书编纂时所依据和舍弃的文献,全部原原本本地奉献出来。
在这一创新体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册府元龟》的处理。在二十四史里面,问题最复杂的恐怕就是《旧五代史》了。作为正史中唯一的辑佚书,自问世以来,学界就感到不满意。治史者在肯定邵晋涵的业绩的同时,一直思虑重新加以董理。20世纪30年代,陈垣先生提出“以《册府》校《薛史》”的设想,制定出具体的校理程序,并付诸实施(参看《以〈册府〉校〈薛史〉计划》、《〈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为〈册府〉错简事复傅沅叔先生》、《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旧五代史〉辑本引书卷数多误例》,以上诸文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82年)。可惜这个计划没有完成。但这一思路,为以后的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正如陈尚君教授反复强调的那样,“关键是充分利用《册府元龟》”。凡治中古史者,莫不知《册府》之重要性,但往往只是从中刺取史料而已,鲜见有人对《册府》下过条分缕析的功夫,至于将《册府》和《旧五代史》的逐条比对,弄清楚“每一天发生的事情”,那更是难以想象的。虽然清辑本和中华书局点校本都已取《册府》参校,但挂一漏万,很不彻底。所以,文革刚结束,梁太济先生就发表论文,主张“必须将《册府》五代部分与辑本进行一次全面而细致的校勘。此项工作并不轻而易举,但却很值得一作,因为这不仅对于尽量恢复《薛史》一书的原貌,而且对于肃清清代文字狱的流毒,都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薛史〉“辑本因避讳而改动的字”,为什么“一般不再改回”?》,收入《唐宋历史文献研究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然而真正实施起来,其难度之大足以令人望而却步。最大的障碍在于《册府》虽然保存的五代文献极其丰富,但引用时一律不注出处,何者出自《旧五代史》原文,何者源自五代实录,如何确立鉴别、弃取的准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基底性问题”。有想法者不乏其人,但知难而进、锲而不舍者,惟有陈尚君先生一人。他力图找出为学者普遍接受的原则,可以为《册府元龟》多数文献的归属指示方向,经过多年探寻,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凡是以人名为序编次者,出自《旧五代史》者约占十之六七,而以年月时序编次者,则大多出自五代实录。应该说这条规律,堪称解开《册府》引《薛史》之谜的金钥匙。他又对具体的史料作了细致的分析,总结出五类不同情形的区分标准,从而为实际操作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这些原则的确立,牵涉到全书的架构,可谓荦荦大端。但陈尚君先生绝不是用这些条条框框去套取史料,而是建立在逐条考辨的基础上,慎重取舍。尽管如此,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辑注的方法与体例仍恐怕是本书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但正如朱维铮先生所言:“他的分析和判断,或许仍可商酌,但全书正文4500余页,给我的总体印象,是言必有据,征而后信,并坚持疑以传疑,避免武断。”(《天下几人能及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读后》,《中华读书报》2006年4月19日)
第二点令人感佩之处是本书的采撷之丰。陈尚君先生自称,从不划定自己的治学领域。阮元论江藩曰:“淹贯经史,博通群籍,旁及九流、二氏之书,无不综览。”这句话用在陈尚君先生身上,也是非常妥贴的。从书中所列参考文献,我们可以看到,举凡史部之正史、编年、杂史、霸史、诏令奏议、地理、传记、金石、目录,子部之法家、类书、杂家、小说、谱录、艺术、释道,集部之总集、别集、诗话,以及今人论著、考古报告,林林总总,无不囊括于征引范围之列。我认为正是这种对于淹贯博通的境界的自觉追求,才能使他对于史料保持高度敏感性和鉴赏力,慧目如炬,披沙拣金,卓然有成。试以卷一三四《王审知传》为例。除据《永乐大典》、《通历》、《册府元龟》重加辑录外,还引录了《资治通鉴考异》、《旧五代史考异》、《五代史补》、《旧唐书》、《新五代史》、《五国故事》、《玉壶清话》诸书,尤其是对传统金石著述和新出墓志的熟悉,使得《关中金石略》、《福建金石略》、《唐代墓志铭汇编》、《考古》、《文物》、《文史》中的相关材料被全部钩稽出来,网罗遗逸,订讹规过,可谓是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其深厚的学术积累由此可见一斑。
让人服膺的第三点是考辨之精。若只是罗列众说,不加按断,徒以宏富矜夸,亦非良史。本书不仅辑校原文,且详考史事,如其书名所昭示,会证是也。亦举一例,卷一五《韩建传》考李巨川之死云:
《旧五代史考异》卷一:案《北梦琐言》:韩建曰:“某不识字,凡朝廷章奏、邻封书檄,皆巨川为之。”因斩之。《通鉴》所采,即本于《北梦琐言》,与《薛史》同。《新唐书•李巨川传》云:“巨川诣军门纳款,因言当世利害。全忠属官敬翔以文翰事左右,疑巨川用则全忠待己或衰,乃诡说曰:‘巨川诚奇才,顾不利主人,若何!’是日,全忠杀之。”是巨川之死,亦由于敬翔之谮,不仅为韩建所卖也。
类似的精审考证,全书比比皆是,显示了陈尚君先生超拔的史识。所以此书不能仅仅以资料汇编看待,而应当作一部史学作品来读。
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云:“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是知史文有阙,其来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补其遗逸者哉?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史通•采撰》)此非陈尚君先生之谓欤!
【原载】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7年 第2期
无不可 2007-4-24 07:25
披沙拣金 凭己力新辑五代史 集腋成裘 融心血成果泽学林
记者 余传诗
2005-10-21 13:50:27 来源:中华读书报2005.10.12
数百年来一直遗漏残缺的五代史,经由复旦大学学者陈尚君11载披沙拣金的努力,终于在世人面前首次展露全貌,陈尚君的研究成果《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作为二十四史之一的《旧五代史》的最新辑本,为此后的五代史研究提供了最完备的五代文献。
五代是唐朝士族社会向宋朝市民社会发生巨变的关键时刻,它在中国史学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五代史的编修与研究一直先天不足。《旧五代史》由宋太祖于开宝六年(公元973年)下诏编修,全书一百五十卷,是记录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这部史书在明代时亡佚。
现在的通行本《旧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的辑逸书,是清代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时,邵晋涵从《永乐大典》和《册府元龟》等书中辑出,不是原书。这个辑本曾得到梁启超的高度评价,但其中疏忽而漏辑文献、因政治忌讳而任意篡改原文等问题非常严重。抗战以前,史学大师陈垣就曾提出重新校订此书的设想,近二十年间,海峡两岸也有许多学者作此倡议,但因所涉文献极其浩荡繁杂,此项工作始终没有完成。陈尚君教授从1994年接受出版社约稿,历时十一年方得完成。全书约320万字,内容方面有很大增加和修订,据不完全统计,共重新辑录纪、传、志53篇,新增列传60篇,删去清人误收者9篇,增补逸文数万字,改动、补订、删除、乙正史文近万处,适当调整了原书的编次,同时附录了该书据以编修的五代实录的遗文达100多万字。该书的学术价值,一是提供了这部正史的相对完整可靠的文本,是清代二十四史定型后的一个新文本;二是对五代时期的纷繁史事作了全面的清理;三是提供了五代实录为主的大量第一手历史文献,揭示了该书编撰时所依据和删除文献的基本面貌,开创了正史注本的一种新范例。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名学者葛兆光高度评价这一成果,他说:“唐、宋变革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转折时期,我们常常会忽略唐宋中间的一个时代:五代十国。过去的《旧五代史》并不完全,缺失遗漏了很多东西。”“陈尚君教授所做的工作,就是给历史研究者‘打捞’出了唐、宋之间湮没、缺失的历史。”
今年53岁的陈尚君是已故著名学者朱东润的门生,他说,为了重辑《旧五代史》,在复旦大学的大力支持下,他在11年时间里基本不参加学术活动,不回复朋友来信,在海内外搜集、梳理各类古籍,引用到的古籍达400多种。“在五代史近100年时间里,我可以排出每天发生的事情。”从这一细节,我们或许可以窥见陈尚君研究工作的严谨与扎实。
在300万字的重辑《旧五代史》之前,陈尚君已整理出120万字的《全唐诗补编》、500余万字的《全唐文》。《全唐文补编》由中华书局今年8月出版。清代嘉庆年间编成的《全唐文》收集全部唐代文章于一书,共得20025篇。清末陆心源最早为此书补遗,所作《唐文拾遗》、《唐文续拾》二书,共补录3000多篇。20世纪唐代新出文献数量极其丰富,造成了海内外唐代文史研究的全新局面。此前仅有石刻墓志得到了系统整理,《唐代墓志汇编》等收录了以墓志为主的唐代文章约5500篇。陈尚君教授的新书则是首次对存世典籍和新发现文献中的唐代文章作了全面清理和校订,采辑范围遍及四部群书、敦煌遗书、石刻文献、海外汉籍、佛道两藏等方面,在上述诸书以外,辑得唐人文章约7000篇,涉及作家约2600多人,全书400万字。《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全唐文补编》两部新著虽涉及的领域不同,但都体现出作者在现代学术理念的观照下,继承传统文史考据之学的才、学、识。
《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即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社长贺圣遂教授认为,在学术气氛浮躁的环境下,陈尚君11年埋首古籍的精神尤其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