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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战在野－－晚唐五代十国北宋的瞬间碰撞（残唐）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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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3]作者：经常吃中药[/size]

[size=3]前言 诸葛亮预言《马前课》[/size]
　　
　　
　　《马前课》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几部预言之一，相传是三国年间诸葛亮于军中闲暇时所写，用以预测天下大事。
　　从字面上讲，就是在出兵之前，在马前面占卜一课，即起卦的意思。
　　
　　这部预言非常简洁明了，只有十四课，每一课预言一个历史时代，而且每一课都按顺序排列。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很多预言书文字隐诲,比较难破译，这部预言则非常好破译。每一个历史时代过去后，人们回头一看就会发现诸葛亮的预言惊人地准确。
　　
　　因为它讲历史大事，有的时候一个朝代可能有很多大事，有的朝代大事要少一些，不规律。
　　
　　
　　《马前课》
　　第五课　○○○●●●　下中
　　五十年中　其数有八
　　小人道长　生灵荼毒
　　
　　这一课是预言唐朝末年藩镇割据演变来的五代大乱。
　　
　　公元907年，军阀朱温篡夺皇位，建立后梁，为中国带来无限荣光的大唐王朝，终于步履蹒跚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从朱温篡唐到赵匡胤于公元960年黄袍加身、建立宋朝之间有五十多年的时间，故曰"五十年中”。
　　在这"五十年中”，中原地区先后有朱温建立的后梁（907年-923年）；李存勖建立的后唐（923年-936年）；石敬瑭建立的后晋(936年-946年）；刘知远建立的后汉（946年-979年）（后汉950年以后只局限在太原一带）；郭威建立的后周（951年-960年）这5个短命王朝，被称为"五代”。
　　
　　"五代”共有8个姓氏（家族）的人当上了皇帝：后梁皇帝姓朱；后唐比较复杂，庄宗李存勖是唐朝将领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死于兵变后，全族被屠，李克用的一个义子李嗣源就当上了皇帝。明宗李嗣源死后由他的儿子李从厚继承皇位。不久，李从厚的义兄李从珂起兵杀掉了李从厚，自己当上了皇帝。这样一来，李存勖、李嗣源、李从珂虽然都姓李，可实质上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算下来后唐就有三个李姓家族的人当皇帝；后晋皇帝姓石；后汉皇帝姓刘；后周也复杂，因为后周开国皇帝郭威全家都被后汉皇帝所杀，郭威只得将柴荣收为养子，改姓为郭，后周实质上就是郭、柴二姓。这就恰好应了"其数有八”这句话。
　　
　　五代都是短命王朝，5个朝代加一起才53年（公元907到公元960年），很多大臣都是今日依这个皇上、明天附那位皇上，朝秦暮楚,心口不一。古时那种大臣忠心无二、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忠义少人推崇。
　　最著名的要算冯道了，他是后唐开国元老。石敬塘灭了后唐，冯道毫不犹豫，立刻就投奔了后晋。不久契丹大军压境而来，攻入开封，擒了后晋皇帝，冯道又去归附契丹。刘知远建立后汉，冯道南下入了后汉，后来又去了后周，东奔西走，乐此不疲。
　　由于五代的皇帝很多是昏君，所以国运都不长。特别是石敬瑭为称帝向契丹国(辽国)割让燕云十六州的土地作为报酬，还称契丹皇帝为"父”，自称为"儿” ，人称"儿皇帝”；后汉的皇帝也要依靠契丹，称"侄皇帝”。故曰"小人道长”。
　　
　　五代大乱，兵连祸结，其结果自然是"生灵荼毒”。
　　
　　证曰：阳阳阳阴阴阴在卦为否
　　解曰：五代八姓共五十三年
　　
　　这是一个短暂的时代,这是一个繁杂的时代,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这是一个铁血的时代,这是龙战在野,逐鹿天下的时代!

[ 本帖最后由 无不可 于 2007-4-23 09:33 编辑 ]

[size=3]十五年来无一治，虚名天子老奔波
　　 ----童昏皇帝李儇的穷途末路[/size]
　　
　　
　　
　　
　　1994年正月,一个月黑风高,万籁俱寂的夜晚。
　　一伙黑衣人肩挑背扛着大批物件悄悄摸进了陕西乾县乾陵乡鸡子堆村。
　　忙碌了片刻之后,他们身旁传出了几声巨响。
　　不少在家休息的村民听到了响声。时值春节,村民们还以为是邻居在放燃鞭炮以示庆贺,并不以为意。
　　第二天,早起的村民来到屋外,这才大吃一惊--村头靖陵的陵台一夜之间让炸药炸了一个竖井下去，看来昨夜村里遇到盗墓贼了。
　　村民们发现盗洞颇具规模，赶紧向有关部门报告。特事特办,不久上级就决定对靖陵进行抢救性发掘。
　　通过盗墓贼，考古部门发掘了建国以来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唐代皇帝陵墓。
　　
　　陕西关中的6个县内，自西而东绵延100余公里。分布着大唐19帝18陵(唐代共21帝,昭宗李晔和陵和哀帝李祝温陵分别在河南渑池和山东菏泽),几乎与渭水大汉九陵成平行一线。
　　这些气势恢宏的帝陵依此是:乾县唐高宗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唐僖宗的靖陵，礼泉县唐太宗的昭陵、唐肃宗的建陵，泾阳县唐德宗的崇陵、唐宣宗的贞陵，三原县唐高祖的献陵、唐敬宗的庄陵、唐武宗的端陵，富平县唐中宗的定陵、唐代宗的元陵、唐顺宗的丰陵、唐文宗的章陵、唐懿宗的简陵，蒲城县唐睿宗的桥陵、唐玄宗的泰陵、唐宪宗的景陵、唐文宗的光陵。
　　据宋敏求《长安志》记载，昭陵和贞陵周围一百二十里；乾陵周围八十里；泰陵周围七十六里；定、桥、建、元、崇、丰、景、光、庄、章、端、简、靖等13陵周围四十里；献陵周围二十里。清代陕西巡抚毕沅曾对18陵进行整修，并树立题碑。
　　
　　令人遗憾的是，“关中十八陵”除乾陵幸免于难外，据史学界和考古学界专家的考证，都遭受过不同程度的盗掘。谁盗掘了“关中十八陵”呢?
　　
　　据历史记载，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是朱砒盗陵说。
　　唐德宗曾在一份诏书中说过：“朱砒反易天常，盗窃名器，暴犯陵寝。” 若朱砒不曾盗陵，德宗断不会如此愤然。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和专门记录朱砒之乱的《奉天录》在叙述朱砒进攻奉天城时，也说：“斩乾陵松柏，以夜继昼”，“据乾陵作乐，下瞰城中，词多侮慢。” 朱砒本为唐臣，径原兵变、德宗出走奉天后，即自称为帝，走上了反唐的道路。不过亦有学者提出了异议：如果说朱砒曾盗过唐陵，只能在他称帝以后才有可能。但分析朱砒称帝以后的情况，他不可能挖掘唐陵。因为朱砒缺乏盗陵的动机。大多数盗陵者皆为财宝而来，而朱砒既踞京师，府库之宝亦可取之不尽，何必有求于皇陵呢? 朱砒称帝不久，即督师西进，与唐军交战于奉天，不久兵败而逃归长安，根本无盗陵的时机。所以德宗“盗窃名器”之言是朱砒自称皇帝而言的；至于“暴犯陵寝”仅仅是指朱砒砍伐乾陵的树木、移帐陵寝的不敬行为而已。所以，朱砒盗陵不可信。
　　　　
　　二是黄巢盗陵说。
　　理由是义军领袖黄巢在退出长安城后，高骈在写给唐僖宗的奏章中，曾说到“伞则园陵开毁”。反对者认为高骈的奏章是他在丢兵权的情况下命门客顾云代笔所写的，其实他们都在淮南，对关中之事并不十分了解。僖宗曾指责他“指陈过当”。故高骈之言，恐有失言之处。新旧《唐书》僖宗记、黄巢传和《资治通鉴》中都没有黄巢盗陵之说。如果黄巢当时真的盗了唐陵，那唐僖宗在镇压了起义军后，必定要下令予以修复。可事实上僖宗只下了一道《处长奉太庙制》，并没有颁发修复陵寝的诏书。可见，说黄巢盗了唐陵，亦无真凭实据。
　　　　
　　三是温韬盗陵说。
　　《旧五代史·温韬传》载：“唐诸陵在境者悉发。” 《资治通鉴》“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唐帝诸陵发之殆遍。” 《新五代史·温韬传》载：“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惟乾陵风雨不可发。” 史载，温韬年轻时聚众为盗，占据华原后改名李彦韬，被任命为义胜军节度使，统耀、鼎二州。曾降于后梁，又降于后唐；后唐大臣郭崇韬说他是劫陵贼，要求将他处死，有的学者从分析温韬的辖地入手，认为如果说温韬盗了唐陵，只是部分而已，并不是全部。据《宋会要》记载，北宋建立后，太祖赵匡胤决定修复前代帝王陵寝。为此，诏令州县检查历代帝王陵寝的存废情况，结果得知有28座帝王陵墓在动乱中被盗，其中有“关中十八陵”中的12座。即献陵、端陵、昭陵、定陵、建陵、元陵、崇陵、丰陵、章陵、贞陵、简陵、靖陵。这个结果应该说是较可靠的。又据考证，自从太祖大规模修复诸帝陵寝后，保护帝王陵墓的诏书屡著于令典，而盗掘唐陵的却只字不见于史书记载。
　　
　　到日前为止，“关中十八陵”中献、端、昭、定、建、元、崇、未、章、贞、简、靖12座皇陵已被盗，而乾、庄、桥、泰、景、光6座唐陵未曾被盗。
　　
　　根据考古文物部门的资金和技术状况,现阶段对于古代陵寝的基本方针是就地保护,在各个方面条件成熟以前,能不挖的坚决不挖。可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机遇,大家的内心还是充满着兴奋。
　　通过相关资料,技术人员知道僖宗的靖陵早已被盗，随葬物品不会太多。但考古不是盗墓,并不以出土文物的多寡来衡量工作的价值。而是通过系统详细的整理归纳相关资料信息为第一要点。
　　同估计的相仿,靖陵打开后发现被盗多次破坏严重,器物所剩无几。因国力虚弱不仅形制上不符唐代帝王最少应该是三室的陵墓建制,仅是单室;就连墓内壁画都漫糙剥落辨识不清。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堂堂大唐皇帝竟寒酸到连石棺座都置办不起，而是用乾陵陪葬的豆卢钦望和杨再思两人的墓碑来代替。
　　
　　乾陵位处乾县城北的梁山上,与其东边十数里外的靖陵是连谷相接。
　　乾陵有陪葬墓17座。
　　计有太子墓二(章怀、懿德)，王墓三(泽王上金、许王素节、彬王守礼)，公主墓四(义阳、新都、安兴、永泰)，大臣墓八(王及善、薛元超、杨再思、刘审礼、豆卢钦望、刘仁轨、李谨行、高侃)。
　　
　　豆卢钦望、杨再思《旧唐书》皆有传。
　　
　　豆卢氏原为鲜卑族慕容氏的一支，后燕慕容苌降北魏，授长乐郡守，赐姓豆卢（鲜卑语为“归顺”之意），魏太和初皇帝下诏，令豆卢氏改为卢氏。钦望祖父豆卢宽为隋文帝外孙，封芮国公。唐高祖平定关中时豆卢宽从龙有功，诏命用魏太和诏，去“豆”姓“卢”，太宗时迁礼部尚书、左卫大将军、芮国公，死后陪葬昭陵，并“复其旧姓”。贵为两朝公爵，连自己姓什么都做不了主，是为一叹。钦望本人曾在武后和中宗两朝为相，官拜左仆射。前后绵延十余年,活了八十多岁。死后陪葬乾陵，盖棺论定的评语是“独谨其身，不能有所匡正，以此获讥于代”。
　　《资治通鉴》中记载了他一个“二杆子”的馊主意。“则天朝，豆卢钦望为丞相，请辍京官九品以上两月俸以赡军，转帖百司，令拜表。群臣俱赴拜表，而不知事由。拾遗王求礼谓钦望曰：“群官见帖即赴，竟不知拜何所由。既以辍俸供军，而明公禄厚俸优，辍之可也。卑官贫迫，奈何不使其知而欺夺之，岂国之柄耶！” 钦望形色而拒之。”
　　无论动机是公忠体国还是献媚邀宠，豆卢钦望也忒不厚道了，武则天大概也觉得有些不靠谱而且事情闹大了不好看而没有采纳。豆卢先生失望而归,不久便赍志而没。
　　
　　物以类聚,再说说杨再思。
　　几年时间就从小小的县官爬到了户部尚书、中书令的位置，杨再思做官的学问就是讨好上司，他说：“只要能讨好上司，多下贱的事情都会干。”
　　在他已经是宰相之后，武则天男宠张昌宗的哥哥张同休在宴会上嘲笑他，他反而故做倡优状，讨对方的欢心。他的下人都看不下去了，他却对下人说：“出一点丑就可以荣华富贵，我何乐而不为呢？” 他还谄媚地对张昌宗说：“不是昌宗像莲华，而是莲花像昌宗。”
　　
　　溜须拍马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如此。
　　精诚所致,金石为开。
　　两百年后,两人在乾陵前的墓碑因为质地坚固,做工精细竟然被工部官员看中,拖去为大唐皇帝垫了背，总算天道好还，阿谀奉承的结果最终是为后辈天子做了一件实事。
　　
　　言归正传,文章就从帝国风雨飘摇,长安辉煌不再,皇气黯然的唐僖宗开始说起。

主与奴
　　
　　
　　
　　大唐,中国历史上最灿烂辉煌的朝代。
　　
　　长安,唐朝的首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本朝第一大城市。
　　
　　鸟瞰长安城，全城分为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
　　宫城居北，为皇宫所在，包括太极宫、东宫、掖庭宫；南五门，承天门居中：北三门，以玄武门分左右。
　　皇城居城南，为各官衙所在，北面无墙，与宫城以横街相对；其间南北七街、东西五街，中央各署分列其间；南面正门取法天象号曰“朱雀”，与“玄武”对称。朱雀门出一大街直趋外郭城，宽一百二十步，纵九里又一百五十五步，可称名副其实的“天街”。
　　外郭城位于皇城、宫城的东、南、西三面，为官民住宅及市肆所在，共有东西大街二十五条，街面宽广，两侧均有整齐水沟。此二十五条大街分全城为两市、一百零八坊里，以朱雀大街为界，东半五十四坊及东市属万年县，西半五十四坊及西市属长安县。
　　
　　白居易有诗道“百千家如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真是形象无比。
　　
　　在长安城的最西北角，南临兴宁坊、西靠长乐坊，东北两面紧毗外城城墙的地方，有一大片华丽的宅宇，殿楼逶迤，飞檐相接，独自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坊区。这就是本朝诸亲王居住的地方--十六宅。
　　除了册为太子的皇子入居东宫，其他的皇子几乎都住在这里，若非危难时期受命出镇或领衔外任，自本朝玄宗皇帝先天年间起，皇子例不出阁。他们的屋第虽不在一处，但却十分集中，大家可以不出坊里就相互往来。久而久之，“十六宅”便成为本朝诸王的代名词。
　　“十六宅”起于何时，倒也很难详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不是一天建成的，而且一年年也有所变化，最终成为长安城中一块极有分量的地方。
　　
　　其原因也是一目了然：数十年来，“十六宅”接连出了好几位天子。
　　
　　照理，东宫的太子本是合法的继承人，原本是轮不到十六宅里的诸王的。可是本朝的储位问题玄宗以降一直模糊不明，尤其是敬宗之后,几代天子竟都不享天年--以至不是没留下嫡脉，便是皇子冲幼。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国家社稷的考虑，由宫里做主，皇位便常常改由天子的兄弟继承。
　　所以，“十六宅”便有戏了！
　　
　　第一个是文宗皇帝，他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被神策军从十六宅中迎到了大明宫，首开“十六宅”诸王入居大宝的先例。
　　接下来是他的弟弟武宗皇帝，被仇士良率数千禁军迎为天子。
　　再接下来是皇太叔宣宗皇帝和他的长子懿宗皇帝。
　　
　　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七月十六日深夜，神策军的马蹄声又一次激荡在寂静的十六宅旁。
　　
　　懿宗皇帝的第五子李俨被神策军左右中尉刘行深、韩文约迎入宫中,改名李儇(音暄)，立为皇太子。此时的懿宗已是神智不清,病重弥留。
　　三日后,即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七月二十日，李儇于懿宗柩前即位。他就是后来庙号为“僖宗”的本朝第二十一任皇帝，即位之时，年仅十二岁! 在本朝历史上，可是破天荒的了。

唐朝的全盛时期是公元七世纪初到八世纪末一百五十余年间，它的辉煌曾经如日中天，照亮了整个世界。可惜，这一轮灿烂的太阳并没有闪耀出持久的光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安史之乱后，“藩镇”,“朋党”,“宦官”如同三座巨大的山峦压的本朝喘不过气来。
　　
　　首先是“藩镇”。
　　藩是“保卫”之意，镇是指军镇。“藩镇”意为保卫军镇自身安全。藩镇也称“道”，道的长官为观察使，雄藩重镇又兼节度使，一般的则兼都团练使或防御使以掌军事。道在名义上是监察区，但实际上已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行政实体。
　　肃、代两朝以来，各地节度使都拥兵自重，不受朝廷节制，几成独立政权。尤其在东方形成了几个强劲的藩镇，互相连衡盘结以自固，给中央集权以极大的威胁。河朔三镇首当其冲。其一是魏博镇；二是成德镇；三是卢龙镇。
　　而位居本朝的第一方镇淮南则是服从中央政府，天下财赋，半出于斯，对维系国家安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镇海地处浙西，亦是南方的重镇，同样肩负着天下财赋的重责，朝廷对它也是相当的重视。
　　史家张国刚在《唐代藩镇研究》中就把藩镇根据其功能和地域特点划分为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等不同类型。
　　
　　其次是“朋党”。
　　古有定论：为私利而勾结意趣相投者，称为“朋党”。
　　朋党的划分，与人的思想、地位、学识、性格有关，更重要的是与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有关。朋党中的成员之间多是亲属、师生、朋友的关系。这样造成后果就是，各个朋党在相争之时，根本不会考虑对方在所讨论的事情、所提出的观点或解决的方法是否正确。而是一味的否定对方，肯定己方，不辨是非，不讲原则。党派之间的是非争斗，自然也就影响到本朝的安稳和皇帝的地位。这对国家而言，百害而无一利。
　　党争，是中国古代官场的顽症、痼疾。本朝概莫能外。
　　本朝最著名的朋党之争就是“牛李党争”，这场党争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之久，使本已不和谐的政治局面，更平添了几分混乱纷繁。
　　
　　

最致命的当是“宦官”。
　　宦，仆隶也。“宦官”，原就是指宫内侍奉之官。起初并不都是阉者，后汉时宦官开始全部用刑余之人，不复杂间它士，后世遂以“宦官”称宫中为皇帝仆役之阉人。
　　士人蔑视之，或称“宦竖”、“阉宦”。
　　粗略统计一下，中国历代关于宦官的称谓竟达数十种之多，这在古代职官称谓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如此众多的称谓，大致可被分为两大类：
　　
　　一是以其生理特征而称。
　　从生理上说，宦官是被阉割的男人，因而就有“阉人”、“奄人”、“腐人”、“腐夫”等称谓。
　　男子去势曰阉，故有“阉人”之称。
　　阉，本作奄，《周礼·天官冢宰》郑氏注曰：“奄，精气闭藏者，今谓之宦人。” 后因奄人多承担看守宫门之类的职役，故“奄”加“门”而为“阉”字。所以《说文解字》云：“阉， 门竖也，宫中奄昏闭门者。”
　　“腐人”是由腐刑而得名的，也可称为“腐夫”。
　　腐刑是古人对宫刑的另一种称呼。
　　对于“腐”字，古人有两种解释：一是指人在宫刑后身体腐臭不堪，所谓“宫刑，其创腐臭，故曰腐也”；二是指腐木不生实，所谓“腐，宫刑也。丈夫割势，不能复生子，如腐木不生实。” 事实上，由于宫刑后性器被阉割，泌尿系统致残，神经中枢紊乱,宦官们遇到惊吓便会下意识地尿裤子，因而他们身上常常腥臭熏人，让人恶心。
　　
　　二是以其常任职役而称。
　　从常任职役说，宦官是宫廷中专供使令的近侍小臣或仆役，其职役相当复杂琐碎，因而这类称谓也最多。常见于史载的，如有寺人、宦官、太监、黄门、司宫、中官、中人、中使、中贵、中涓、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等。
　　寺人是宦官的早期称谓。曾有人望文生义地认为“寺人”之得名，是因阉割后的男人，已如寺院中斩断情缘的苦行僧一般，故而以“寺”名之。其实，寺人的称谓早在西周时代即已出现，此时佛教尚未在天竺产生，更无僧人，因而也不可能存在两者类比得名的情形。究其根由，古代“寺”、“侍”两字相通，《诗经·秦风》郑氏笺云：“寺，又音侍，本亦作侍字。” 所以，寺人是因其内廷侍奉的职掌而得名的，“云寺之言侍者，欲取亲近侍御之义，此奄人也。”
　　宦官是古代官方文书中对宫廷阉臣的正规称谓，历代正史为阉人作传，多称“宦官传”或“宦者传”。从“宦”的字义分析，本应包括臣隶及仕官在内，通常人们所言宦海、宦途、宦游，其实仍旧是由“官”而言的。
　　宦官或宦者成为宫中阉人的专称，大约是秦汉之后的事。
　　太监本是古代职官的名称，晚至唐宋时期，朝廷中仍有太监官职的设置，所任者并非都是阉人。
　　以“太监”作为宫中阉人的通称，是明清时代的事情。
　　明代在宫廷中设置了由宦官所领的二十四衙门，各设掌印太监，是宫廷中的上层宦官。此后，太监逐渐成为宫中阉人带有尊敬色彩的通称。
　　
　　人们还由汉代宫廷阉宦的官服以貂尾和“铛”为冠首饰物，而将宦官称为貂铛。据《汉官仪》云：“中常侍，秦官也。汉兴，或用士人，银铛左貂；光武以后，专用宦者，右貂金铛。” 汉宫侍中、中常侍，加黄金当附蝉，貂尾为饰。侍中作为朝廷的普通官员多插左貂，由宦官担任的中常侍则插右貂，用赤黑色貂尾。从中也可看出，宫中宦者的服饰与普通官员是略有区别的。
　　
　　在本朝体制下，皇帝享有一夫多妻的合法权利，正妻称“后”，次妻有妃、嫔、美人等各种称呼。
　　皇帝为了保持世系血统的纯正，为了满足独占的欲望，视宫中女性为禁脔，绝不容许他人染指，这就必须制定严格的宫禁制度，宦官的出现势所必然。
　　从皇帝的角度看，这一局面的优长是多方面的：首先，宦官作为阉人，已经不是真正的男人，已经不可能与内廷女性发生性爱关系，这可以对后宫三千犹不得足，恨不得天下女子皆为我有的君主有满足和安全感；其次，内廷中既需要粗重使役，也需要警卫，宫中女性对此显然不适宜。宦官尽管失去了性能力，但其作为男性的气力还在，使用他们就可以断绝内宫女性与外廷一切可能出现的联系；再次，君主对内需要隔绝与监视宫廷女性，对外需要监督群臣，但君主确实又需要沟通宫禁内外，以保证权力的畅通。在上下臣工基本都是男性的前提下，使用女子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而使用宦官则可有效地避免其与朝臣发生过分亲密的关系。
　　可以说宦官制度是基于维护夫权制婚姻制度需要而出现的，并为适应最高统治者力图维护其家族血缘关系的纯正性需要而逐步完善的。
　　
　　高大的城墙包围着的皇宫坐北朝南，以一条南北贯穿的中轴线使众多宫殿有序地对称排列起来，从而表现出古人观念中的均衡秩序。
　　皇宫以南北纵向分为外廷和内廷两部分。
　　外廷是皇帝举行大典、接见群臣和处理朝政的地方。它由若干个大型宫殿组成，其中最大的一座通常位于中轴线上，是皇帝举行即位、大赦、节庆等大典的地方，在整个皇宫中规制最高，象征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在其东西两侧，则是官员办公的低矮房屋。
　　由此沿中轴线北行，就进入内廷宫殿区。坐落在中轴线上的宫殿是皇帝上朝前和退朝后日常生活的地方。在其东侧是皇太子生活、读书的地方，称为“东宫”；西侧是皇后、皇太后以及嫔妃们的居住区。古人认为，东象征着春天，属阳性，故为太子宫；西象征着秋天，属阴性，故为后妃宫。皇帝、皇子与后妃的生活起居都由宫女与宦官照料，因而内廷也成为宦官们生活与劳作的地方，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里几乎就是宦官们生活的整个世界，因为他们通常是不允许跨出内廷的。每当夜幕降临，内廷中上自王公大臣下至贱夫杂役便会通通离去，宫门随之关闭，整个宫禁之内除了皇帝自家人之外，再没有一个真正的男人。
　　
　　本朝宦官主要是侍奉皇帝及其家族成员，承担宫廷内有关衣食住行以及洒扫庭除等方面的使令杂役。诸如掌管宫内及苑囿的守护、陈设、洒扫、坐更以及巡察火烛、晨昏启闭；收藏皇家实录圣训，收贮赏用器物，收贮古玩书画，收藏御宝和勋臣黄册；稽察大小臣工出入宫廷，呈报值宿卫名单，传宣谕旨，引带召对人员，并承接题奏事件；铺陈寝宫帏幔，侍候御用冠袍带履，随侍执伞执炉，供奉香烛，承应传取，承应请轿，近御随侍；伺候宸翰及收掌文房书籍、笔墨物件；司掌上用膳馐及各宫馔品，司掌节令宴席随侍，引领御医各宫请脉及煎制药饵；司掌畜养鹰鹞、猎犬、鸡鹅及其他禽兽，浇培花树饲养仙鹤池鱼；司掌运水添缸，安设熟火，运送木柴煤炭，宫内烧炕，带领造办处内外工匠造办宫中所需一切物件；司掌皇太后、皇后、妃嫔、皇子、公主的生活起居及一应杂务；司掌祭神省牲以及充道士奉诵经忏，充僧者喇嘛以修佛事，如此等等。
　　宫中宦官所掌可谓是包含了油盐酱醋茶、吃喝拉撒睡等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皇上及宫中太后、妃嫔的一举一动都离不开宦官的侍奉，而侍奉皇上及后妃也是宦官最主要的职责。侍奉皇帝及其家人为其第一要务。
　　
　　本朝立国之初，也确是如此。
　　
　　起先宦官常员所设，主要就是一个“内侍省”。
　　内侍者，宫内侍奉之人也。内侍省位于宫城西南角，紧邻皇帝的大内太极宫，以及后宫妃嫔的掖庭宫，以方便皇帝后妃的使唤。
　　所属机构有掖廷、宫闱、奚官、内仆、内府、内坊六局。
　　其中，掖廷局，掌管皇宫女工、宫人名籍，设令两人、丞三人，还有教授宫人书法、笔算的博士十二人等。宫闱局，掌管侍奉宫闱、宫廷钥匙，也设令两人、丞三人，掌管宫门钥匙的阍人二十名，掌管伞扇的宦官十六人。奚官局，掌管奚隶工役、宫官品命、医药丧葬。设令两人、丞三人，令史、书吏、典事、药童若干。内仆局，掌管后宫嫔妃车马交通。设令两人、丞三人，书令史两人、书吏四人，驾驶马夫两百人。内府局，管理皇宫珍宝及灯烛、汤沐、张设等事，设令两人、丞三人，书令史、书吏、典史、典事若干。内坊局，主管东宫事务及宫人粮禀，地位高于其他五局。
　　内侍省，囊括了皇后中宫和太子东宫的内廷事务，同时自唐以后袭用宦人。
　　
　　太宗皇帝为限制宦官之权，曾立制规定内侍省不置三品官，以此本省最高官“内侍”不过为“从四品上”，防范不可谓不力。
　　重臣魏征--本朝最著名官员的一个观点，可以说是代表了朝臣对宦官的普遍看法。
　　他对太宗说：“阉竖地位虽微，但是狎近左右，时有言语，易为人主所信，若出谮言，为患更深。圣上明鉴，可以无虑，然为子孙万世计，不可不杜绝其源！”
　　
　　宦官既为皇帝所驱役，又为世人所不齿，心中惨怛，发之于外，必有慷慨偏激之举。天子和朝臣虽定下了许多防范的措施。然而宦者既为天子所必需，就注定了那些规矩是挡不住的。
　　
　　中宗时，宦官达到三千余人，其中超授品级以上员外官者千余人。到玄宗朝，宦官仅“品官黄衣已上三千人”，有官秩的宦官约为中宗时的三倍。
　　
　　量变终于成为质变。
　　
　　宦官走上了权力的舞台。
      
      宦官监军制度，是宦官势力走向膨胀的第一步。
　　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大将高仙芝率军征讨，玄宗派宦官边令诚监军，唐代宦官监军由此开始。
　　安史之乱后，朝廷派出了大量的宦官到各地藩镇监军。不久，在藩镇设立常设监军机构，即监军院或监军使院，以监军使为长官，下设监军副使、判官、小使等僚属。
　　到了德宗年间，在中央设令监军使，由宦官担任，统领各地监军使，监军制度从地方到中央都建立起来。
　　为了加强监军使在军中的地位，监军使还在军中挑选精兵，建立自己的亲信部队，和藩镇分庭抗礼。宦官监军使的权力，最初只是监察军事，后来逐渐扩展到地方事务的各个方面，逐渐和藩镇节度使平起平坐，宦官势力渗透到地方各个角落。
　　
　　神策军中尉制度，是宦官势力恶性膨胀的第二步，也是关键的一步。
　　神策军始建于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始作俑者是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当时只是一戍边部队。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宦官鱼朝恩利用平定吐蕃之际掌管神策军，自此以后正式由宦官掌控。
　　神策军最初只是分左右两厢，到德宗贞元年间开始扩充为左右神策军、左右神威军、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十支，其中羽林、龙武、神武三军在宪宗年间也归为宦官统领。不过，这十支禁军部队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是神策军，设神策中尉两人统领，常年的兵员在十万人左右，而且军饷充足，担任镇守京畿的重任，号称天子护军。
　　安史之乱后，藩镇林立，外重内轻的局面一直让李唐王朝难以应对，以神策军为首的禁军系统实际上成了他们惟一的一支可以依靠的核心力量。而自德宗后，宦官完全掌握神策军为首的禁军，实际上等于把住了李唐王朝的命脉。
　　
　　宦官对军队的渗透逐渐深入，由掌握以神策军为首的禁军系统开始，并且伴随着蚕食原来的外朝禁卫系统，这是唐代宦官势力恶性膨胀得以长期延续的根源所在。
　　
　　看看唐代的兵制即明。
　　唐初，建立府兵制，在全国设634府，其中在关中京畿地区261府。兵员大部分来自小农。
　　府兵制的基础是均田制。府兵的日常开支，都是来自小农上交的赋税，府兵制的推行离不开均田制。
　　府兵分为内府和外府两种，内府为中郎将府，名为“亲卫”、“勋卫”、“翊卫”。亲卫辖一府，勋卫和翊卫各辖两府。内府的士兵全由官宦子弟担任，承担宿卫宫禁和正殿各门的重任，驻扎在长安太极宫前的朱雀门，其位置在宫城南边，所以被称为“南衙禁军”。
　　在南衙禁军驻扎地的北面，还驻扎着一支军队，因为在宫廷禁地，又位于南衙的北面，所以被称为“北衙禁军”。
　　这支军队最初分左右屯营，归南衙禁军统领。到了高宗年间，扩编统一组成左右羽林军，此时北衙禁军才正式脱离南衙禁军，成为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
　　北衙禁军的士兵，主要亦是内府府兵，即是官宦子弟。
　　嗣圣元年(公元684年),武则天借助北衙羽林军废黜了唐中宗。
　　景龙元年(公元707年),武三思集团的叛乱也是被羽林军所镇压的。
　　自从武则天后，北衙禁军的地位日益重要，势力也迅速膨胀。
　　玄宗时，北衙禁军增加了左右龙武军；肃宗时设立左右神武军，加上原来的左右羽林军，被称为北衙六军。
　　安史之乱后，南衙禁军规模不断缩小。与此同时，北衙禁军由于来源于官宦子弟，是一支“父死子继”的职业化军队，财源充足。同时，由于驻扎在宫廷禁地，还不时从京畿地区的府兵中抽调士兵补充进来，所以北衙禁军在中唐以后就大大膨胀。到了德宗年间，加上增设的左右神策军、左右神威军，并以左右神策军为核心，以宦官为统帅的北衙禁军成为唐中央朝廷惟一一支可以依赖的武装力量，宦官对军队的渗透基本完成。
　　
　　窃夺了中央禁军系统的指挥权后，宦官集团进一步巩固了对该系统的统治地位。
　　
　　左右神策军中尉一职，由宦官担任，左右神策军中尉副使同样也是由宦官担任。原来的北衙六军，设“六军辟仗使”一职，就是六军的监军使，由宦官担任。左右神威军，设中护军为统帅，还是由宦官出任。这样，北衙禁军系统的统帅，全部来自宦官，使其完全置于宦官集团的控制下。
　　
　　在北衙禁军完全落入宦官之手后，宦官集团利用手中权势，大大扩展其实力。
　　
　　北衙禁军的主力部队是骑兵，因此宦官集团大肆向马政系统渗透。和宦官窃夺禁军系统一样，这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
　　唐代的马政，分为以“监”、“牧”为名的国家养马场系统，以“闲”、“厩”为名的皇家御马系统。
　　北衙禁军的马匹，都来源于皇家御马。监、牧系统，每年都要选送良马给皇家闲、厩系统，以保证皇室有大量优良的马匹可以选用。
　　武则天时，设立“飞龙”六厩，让宦官出任飞龙使，专管皇室御马。
　　飞龙厩中饲养、训练马匹的人员，被称为“飞龙小儿”，他们骑术高超、胆艺过人，实际上成为宦官直接控制的一支精锐武装。宦官通过出任飞龙使，掌握了闲、厩系统，使北衙禁军的马匹来源有了保证，又控制了一支武装力量，间接地壮大了宦官的军事力量。
　　
　　唐初，设立军器监负责管理兵器制造，由外朝官吏主管。
　　玄宗时，设立弓箭库，由宦官主管，大宦官吐突承璀、彭献忠都主管过弓箭库。
　　肃宗年间，军器监设大使一员、副使两员，都由宦官出任。
　　由此可见，中唐以后，宦官的权力之手，已经深入到了军队的兵器制造、保管、装备等环节。
　　唐代宦官对军队的掌控，已经到了无所不入的地步。
　　
　　至于南衙十六卫。
　　唐承隋制，设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合称“十六卫”。
　　十六卫尽管兵权并不甚重，但因其官品较高，也成为宦官极力争取的对象及常见的升转之阶。不过北衙（宫城）的神策禁军兴起后，南衙诸卫基本上都成了闲司，既无权，亦无兵，只有左右金吾卫仍然担任昼夜警巡之职，是京城除了左右神策军之外惟一的军事力量。
　　
　　宦官势力恶性膨胀第三步，枢密使制的确立。
　　枢密使制，始于宪宗。“宪宗元和中，始置枢密使二人。” 首任者是刘光琦和梁守谦。枢密使初设之际，职权范围受到一定限制，其职责是“承受表奏、出纳王言”，说白了也就是承“上”启“下”，“上”是皇帝，“下”是宰相，这个职务的性质就决定了它能兼达两头，既可以乱帝听以削挠相权，又可预宰相共参政事。这样一来逐渐侵夺了宰相职权。晚唐时期，权阉多以枢密使身份执掌机密并参与国政重大决策，甚至与神策军中尉一道，决定君主的废立。有鉴于此，两枢密使与两神策军中尉号为“内四贵”，同为宦官长期把持之职位。
　　
　　监军使制、神策中尉制、枢密使制，加上原有的内侍省，唐代的宦官在取得军权的同时，进而获得了政事权。
　　
　　内朝体系真正完备起来。
　　
　　随着宦官专权以及对外朝官僚权力的不断侵夺，朝臣官僚体系与宦官集团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出现了所谓“南衙北司之争”。
　　南衙，习指宫禁以南的朝官官署；北司，指宫禁以北的宦官官署。
　　南衙与北司之争，自中唐后一直至唐末，北司宦官系统在争斗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在唐代内朝体系逐步确立过程中，皇帝借助宦官，分散了外朝宰相的庞大权力，在外朝和内廷之间，保持了一个相对的平衡。但是，物极必反，在完善内廷系统中，宦官掌握了中央禁卫军队，参与了高级官僚的任免，使得宦官的势力得到前所未有的膨胀，这种膨胀连皇帝甚至也无法控制。清代王夫之所言“军之生死，国之安危，毫厘千里之差九天九地之略皆系焉”，恐怕这是德宗委托给宦官禁军大权时万万没有料到的。

      中唐以后，在位君主已多为宦官拥立。自穆宗至昭宗，除去中间的敬宗，穆、文、武、宣、懿、僖、昭七帝皆为宦官所立。
　　穆宗为宦官吐突承璀所拥立;敬宗被宦官刘克明弑杀后宦官王守澄、梁守谦拥立了文宗;宦官仇士良迎立了武宗;左神策军中尉马元贽策立宣宗;宣宗后懿宗为左神策军中尉王宗实策立;僖宗为左右神策军中尉所立;昭宗为权阉杨复恭所立。
　　
　　由于宦官掌握中央禁军，所以能够在皇帝的册立中起决定作用，是时宦官的威权已在君主之上，在位君主亦须倚仗宦官权势才能维持皇位，因而对宦官极其畏惧。
　　文宗在甘露之变后，曾被权阉仇士良当面历数过错而俯首听责。
　　昭宗时，权阉杨复恭因拥立昭宗即位，甚至敢责骂昭宗为“负心门生天子”。
　　
　　唐代后期宦官的骄横恣肆，可谓前无古人、来者难追。
　　
　　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的情况下，皇帝与宦官的主奴关系是按法令和伦理规范实现的，也有例外的时候，就是主弱奴强，即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宦官擅权。
　　
　　本朝的宦官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掌握了天子。变成了决定大唐命运的真正主宰。
　　
　　“家奴”早已不是家奴，“主子”也早已不是主子了!

黄金甲 百花杀
　　
　　
　　
　　从距离唐朝数百年的大汉武帝时代开始，食盐这种基本民生用品就一直垄断在国家手里，由官府所专卖。
　　
　　唐朝的盐税是政府收入的重要进项，盐禁甚重。
　　本朝法律规定，走私食盐一石者，即处死刑。就是说，一条人命还不到二百斤食盐!
　　
　　一个国家用如此令人畏惧的刑罚垄断自己的人民消费一种生活必需品时，导致的后果必定包含而又不限于如下数种：官方强迫提供质次价高的恶劣产品与交易方式和有效地培养起了一个专门从事食盐走私的行业。
　　
　　当时走私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职业。制作精良的私盐价格在大多数时候只有粗糙的官盐价格的一半甚至更低。而且即便在这种情形下，私盐销售仍然有利可图。由此可见官府垄断经营的恶劣程度。
　　
　　黄巢也是活跃在这种制度之下的一个私盐贩子。


作者：经常吃中药　回复日期：2006-11-20　18:37:23　   
　　曹州冤句人(今山东曹县北)黄巢是个数辈贩盐走私的富家子。
　　
　　曾屡考进士，但屡次未得中。
　　
　　简单说来，本朝的考试制度有两种，一曰“常科”，一曰“制科”。
　　
　　“常科”或称“岁举”，每年定期举行，乡贡州（府）选，最后集中到长安，统一由礼部主试，故也称“礼部试”，主要有六科，以“进士”一科最为重要，所试科目为诗赋。通过常科考试后只能取得“出身”，要想获得官职，尚须经吏部衡量选拔，通过“身、言、书、判”四方面的考察。
　　“制科”或称“制举”，则是由皇帝委任策试官命试，科目不定，大到国家大政方针，小到朝野一事，均可策问，由被试者答以策文，以供皇帝“亲览”、朝廷参考。制科考试天子往往亲临，故又称“廷试”或“殿试”，对策高第，皆可授官。
　　因为考科目多是现实问题的缘故，与“常科”相比，“制举”与政治的联系就更为紧密。应试者往往通过对策表达对时政的看法。天子与主试官有时也引导举人申述政见，以发现人才、体察舆情。特别是一个名为“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的制举科目，最有“应诏直言”的特色。
　　
　　本朝“常科”与“制举”并重，合称“科、举”，是士人进身的必由之路。其中科目繁多，但比较起来，还是“常科”中的“进士”一科最为显要，一旦得中进士，那简直就是一件光耀无比的事情，此后释褐入仕、出将入相，都指日可待。后人所谓“簪绂望之继世，草泽望之起家”之语，就是指的进士科。士子一生荣辱，寄乎其中。
　　
　　本朝“进士试”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不糊名，也就是阅卷者（主试官）可以知道这是某人的卷子；二是试诗赋，亦即考试内容以写诗作赋为主。由此，整个过程便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情形：
　　
　　首先是可以公开推荐；其次是考试重才艺不重实学，举子们平日的声誉重于临场的发挥。
　　
　　主试者称为“知贡举”，就是“特命主掌贡举考试”的意思，一般以朝廷名望大臣担任。与知贡举者关系密切的人，可以公开为他推荐才人，这也是朝廷出于不拘一格广泛选拔人才的考虑。而举子们为了证明自己的才华，往往提早很多时间，向公卿大夫投献诗文，以博得他们的赏识和引荐，同时营造声誉，期望来年中进士。所以每年的秋天，都有近万举子云集长安，奔走于名公贵仕之间，希望他们向主司推荐。有时，甚至在考试之前直接向主考献诗，陈诉衷情。
　　
　　这是应试的技巧，也是必由之路。否则，起于泥涂、升腾云空的一腔抱负，就有可能成为泡影。
　　
　　知贡举者拥有生杀大权，而每年却只有极少数人能登进士第，因此，一旦得中，及第者必对知贡举者感恩终身。时人把主试称为“座主”，把当年进士称为“门生”，“座主”之于“门生”，不啻于恩重父母、义同再造，这种关系可非同小可！
　　
　　于是，进士一科的种种弊端遂由是而生。试诗赋，重声名，使浮文艳词大行其道，举子们轻德重艺，蔓衍成俗，越来越脱离现实。而“座主”、“门生”，受命公朝，拜恩私室，开请托胁迫之路，扇奔竞冒进之风，也使得公平原则大受破坏。
　　
　　进士科之考试、放榜、宴集，早已形成定例。
　　考试结束后，一般是在二月出榜。
　　榜出之日，黎明五更，禁鼓敲过，举子可到礼部南院东墙下看榜。
　　击鼓唱名，便见分晓。
　　新晋进士则先赴主司处拜谢座主，然后群谒宰相，接下去便是大大小小的宴会了。
　　宴集名目繁多，但最热闹的就是“曲江宴”，亦即“曲江大会”。
　　
　　曲江位于京城长安的东南角，占地近十二顷，碧波荡漾，烟光明媚，尤其是春天，花卉茂盛，是其时著名的游赏之地。而新进士的曲江游宴，更是一年中曲江景色的主要内容。
　　到那一时，进士们泛舟听乐，纵酒颠呼，热闹非凡。公卿大家倾城纵观，甚至专门来挑选东床快婿。有时，天子还亲临曲江之畔的紫云楼，垂帘观赏。
　　时人有诗道“柳絮李花留不得，随风处处逐歌声”、“倾国妖姬云鬓重，薄徒公子雪衫轻”，真是得意者的无上欢聚。由此，京城薄游豪侈之风大长，而进士辈交结朋比的习气也得以盛而不衰。
　　
　　但凡生活舒适,境遇顺利的人往往心高气傲，然而本身却极易受到伤害。在接连不断的挫折打击面前，这种心态往往会转化成一种偏激，变得妒忌、孤僻乃至奸诈，最后为了满足自尊和达到某种心理平衡，甚至会不惜一切手段。
　　黄巢的潜意识里屡试不第已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痛!
　　同时本朝与前朝一样，采取的是“重农轻商”之策略，这是因为商业不发达，自然就不会产生政治以外的势力，只要粮食问题得到了解决，统一和稳定也就不会受到破坏。
　　作为商人的后代，如果不能博取功名，就注定不能有所作为。
　　
　　黄巢的失意决定了他今后的道路。
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以来,中原各地接连不断发生水旱天灾，荒田千里，不收一粒粮食，饿蚹盈地,哀鸿遍野。
　　僖宗即位后，天子的淫靡和朝政的腐败,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
　　
　　当然也有大胆的明白人。
　　
　　乾符元年(公元874年)正月，翰林学士卢携在一封奏疏中特别指出了关东地区的严重情形。
　　根据这份报告，去年自虢州到海州的广大范围内遭受了一次旱灾，使本就连年不稔的情况雪上加霜；可是州县催逼徭税，却未曾少息，百姓虽拆屋伐木，卖妻鬻子，亦难能供奉府库。
　　卢携最后在疏中委婉地对天子说：
　　
　　“朝廷倘不抚存，百姓就实无生计了。”
　　
　　但是,说了也没有用。
　　
　　这年的十二月，大战之后的徐州又传来消息：“群盗寇掠，州县不能禁。”
　　这自然也是百姓无以为生，入山为盗的结果。
　　在黄河中下游尤其是长江以南的广袤地方，因为没有强大的割据势力，所以种种力量没有可能形成“地方--中央”的对抗来表示不满，众多“食不裹腹,衣不遮体”的百姓便往往采用“盗贼”的方式以谋身。他们之中开始还多是一些亡命之徒，所做的一切也就是啸聚山林，打家劫舍。但他们不久后就发现，这也许就是一种解决生存问题的最好方式。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这条道路，团伙规模也就越来越大。当这种事情在整个大唐帝国普遍开花时，这些人就不单单是“流寇”而已了。
　　
　　祸不单行。
　　关东在大旱之后，又逢水患，随之又带来了严重的蝗灾，使人震惊的是，当蝗虫遮天蔽日，从中原向西蔓延到关中时，京兆尹还向皇帝上奏章说：“蝗虫飞到京畿之后，拒绝吃田里的稼禾，都抱着荆棘树，自动饿死。” 宰相马上率领文武百官，上殿拜贺，歌颂皇帝英明圣德,千秋万代。
　　
　　继续地横征暴敛，继续地“敛之无道”。
　　
　　没有人能够被无休无止地索取，大唐的庶民不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
　　
　　黄河下游的农民终于被一步步推到了绝境。
　　
　　一首“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的歌谣适逢其时的出现了。
　　
　　此种手段，从秦朝末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时就在使用，到千年后的大唐以及大唐以后千年的今天，仍然被人们甚至连手法模式都丝毫不变地在广泛使用着。
　　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其越用越烂却常用长鲜之功效，着实令人目瞪口呆。
　　中国历史一再证明该方式之屡试不爽，在人心浮动之际，其功效远胜过任何堂皇说教千万倍。
　　
　　一时之间，人心大骚。
　　
　　黄巢的机会来了。
　　
　　精明强悍的私盐贩子,濮州人(今河南濮阳东)王仙芝率先在长垣(今河南长垣)聚众起兵。
　　数月之后，黄巢登高一呼,率数千人起兵响应王仙芝。
　　这两位私盐贩子联手奏响了帝国崩溃的序曲,敲响了大唐王朝的丧钟。

由于道州府县欺瞒上级,加之各地拥兵的节度使为求自保,坐视观望,起义军发展迅速。
　　
　　一开始不知道实情的朝廷并不把此当回事,毕竟本朝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太多了。
　　乾符二年(公元875年)才以平卢节度使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追讨义军。
　　
　　乾符三年(公元876年)岁末。在率众横行陈、许、襄、邓数州后，王仙芝、黄巢等人挥师杀向富甲一方的江淮重镇--蕲州(今湖北蕲春)。
　　
　　号众三十万的大军声势浩大,一时之间震惊宇内,朝廷这才明晓事态的严重。
　　
　　僖宗自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七月即位到现在，先后有刘瞻、崔彦昭、郑畋、卢携、王铎、豆卢瑑、崔沆、郑从谠等人入相。
　　本朝的相位无定员、无常制。少则二人,多则七八人,武则天时期甚至达到十数人。
　　这其中，刘瞻早死，崔彦昭不日离任，在朝中主掌政务、并还能做点事情的主要就是郑畋、卢携、王铎和豆卢瑑四人。
　　然而这四位宰相，在对待黄巢的态度上，分歧相当严重。
　　郑畋主抚，卢携主镇。王铎、豆卢瑑则是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
　　
　　行进途中,义军攻陷了汝州,活捉刺史王镣。其是王铎的从父兄弟。而蕲州刺史裴渥正好又是王铎的门生。
　　
　　义军接连苦战,伤亡巨大。王仙芝渐渐有了厌战情绪。
　　王镣见状静极思动，毛遂自荐要去和裴渥谈招安。
　　长安城里的王铎接到门生和兄弟写来的信后，对比一下朝廷的精神:“敕赦王仙芝、尚君长罪，除官，以诏谕之”。
　　一拍即合。
　　
　　圣旨到了。
　　除王仙芝被册封了一个“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虚衔外,其他一起造反的兄弟包括黄巢都没谋得一官半职。
　　这又是本朝党争的恶果--卢携一班反对招安的宰执大臣们冠冕堂皇的理由起了效果。“先帝不赦庞勋,期年卒诛之。今仙芝小贼,非庞勋之比,赦罪除官,益长奸宄。”
　　
　　黄巢虽是不第的文人，好歹算个知识分子。他人生的最大梦想是入将拜相,封妻荫子。
　　眼见朝廷的赦令和封赏已与己无关,期望巨大的肥皂泡陡然破灭了。
　　
　　黄巢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升。
　　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对着王仙芝的脑袋打了一串组合拳,只打的这位“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是血流满面,狼狈不堪。
　　
　　见事不妙,王仙芝也只好翻脸。继续和朝廷对抗。
　　
　　既然黄巢和王仙芝起了冲突。
　　一山不能容二虎。
　　不久大军分兵二路:王仙芝、尚君长进掠陈州、蔡州；黄巢则北掠齐州、鲁州，并攻入郓州(今山东东平)杀唐朝节度使薛崇。
　　
　　不过王仙芝并没有血战到底的决心和能力,而是时时刻刻祈盼着朝廷的招安，可他侧后方的招讨使宋威就是不肯接受其投降。
　　
　　乾符五年(公元878年),在唐廷招讨副使杨复光说谕下，王仙芝、尚君长等人又一次向官军投降。
　　面对老熟人,宋威没有犹豫。
　　半路诱截尚君长却向朝廷报称“俘虏”是在战场上擒获的,除之。接着追击王仙芝到黄梅,杀数万人,斩之。
　　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消灭掉了王仙芝、尚君长这支义军。

宋威运用手段地杀降之举，让黄巢等人不寒而栗。
　　其时尚君长的弟弟尚让率其残部投奔黄巢，众人推黄巢为王，又号“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设置官属。
　　
　　最终,黄巢成为这一场空前暴动的领袖。
　　
　　“冲天大将军”率军兜兜转转,开始在河东、山东打起游击战。
　　不经意间,队伍聚集到了十多万人，黄巢不禁信心倍增。
　　
　　乾符五年(公元878年),引兵东征,渡过长江进入浙西,又开山路七百里，翻越崇山峻岭,一口气从浙江打到福建。
　　年底，黄巢攻占福州。
　　稍做休整,大军又沿着海岸线奔向岭南，围逼广州。

广州是市舶宝货所聚之地,繁华富庶。
　　
　　唐朝以前,前来中国的航海者一般都是以东京湾西侧的交州(今越南河内)附近地区作为停泊的港口。但是当唐朝建立之后,阿拉伯和东印度群岛的商人就纷纷将他们的商船驶向广州,甚至停泊在更北部的沿海港口。
　　南方的所有城市以及外国人聚居的所有乡镇,没有一处比得上广州巨大海港的繁荣昌盛。
　　大食人将广州称做“Khanfu”,而天竺人则将广州称做“China”。
　　当时的广州是位于亚热带原野边缘的一个边疆城镇,随时会受到讨厌的疾病的折磨,但是绿意葱笼的荔枝树、柑橘树和榕树，又将这莽莽荒原点缀得分外秀美动人。
　　在大唐治下,虽然广州只有二十万人口,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蛮族,但是这时的广州已经成了一座地地道道的汉族城市。
　　广州既是一座富庶的城市,也是一座非常容易毁损的城市,在广州城内大量密密层层的木屋周围,环绕着三层城墙。广州的木屋曾反复遭到火灾的扫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元和元年(806),这时的广州都督命令民众用瓦当来装修屋顶。
　　在这座异彩纷陈但又不堪一击的城市前面的海湾里,停泊着许许多多外国的商船,“有婆罗门、波斯、昆仑诸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这些肤色各异的外国人甘愿放弃北方的舒适生活,千里迢迢来到遥远南方的广州从事贸易活动并为此发了大财。同时广州城和岭南道的统治者得以具有了超乎寻常的崇高地位,“(广州)都督执六纛，一纛一军，威严不异于天子”。
　　本朝还在百多年前设立了“市舶使”这一官职。“唐置市舶使于广州以收商船之利，时以宦者为之。” 市舶使的职责是管理海关,掌管外来船舶的税收贸易等事务。
　　在广州这座情况复杂的城市里,设立市舶使是十分必要的,它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职,同时又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肥差。
　　
　　黄巢一见倾心,想割据占此,便上表求为天平节度使或广州节度使。
　　
　　黄巢在越秀山下休整,急切地等着朝廷的好消息。
　　朝廷一班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却搞了个既不中看又不中吃的闲官--“率府率”。
　　
　　反复的刺激之下,黄巢狂性大发,接到消息的当日就挥师攻陷了广州,杀节度使李迢。
　　为了解恨又任由部下杀掠。结果仅在广州经商的外商林邑人、爪哇人、僧伽罗人、大食人、波斯人和天竺人等就被屠掉十数万。
　　《剑桥中国隋唐史》是这么说的：“黄巢杀害了勇敢的李迢,并在暴怒之下洗劫广州,使这一大港口变成废墟。有的材料估计死者高达12万人,其中大多数是来自东南亚、印度、波斯和阿拉伯世界的外国商人,而当时广州全部人口约20万。许多中国人逃往福建。那时期来自西拉甫港的著名阿拉伯商人阿萨德详细叙述了广州遭到野蛮毁灭的情景。”
　　
　　黄巢所率军士大多是中原人，在岭南湿润躁热的气候下水土不服。
　　乾符六年(公元879年)年中,军中开始流传疫病,数日之间就病死近一半人马。手下不少人劝黄巢北归以图大事。
　　
　　从广州到中原,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
　　一条道路是由广州正北沿着浈水(现称北江)到达韶州,然后转向东北方向,翻越“梅岭”,入赣江流域。转入长江流域,此后沿着长江可以直抵著名的商业城市扬州,或者是到达京畿腹地。开元四年(公元716年),玄宗朝宰相,出生于南方暴发户家庭的张九龄发起修建了一条翻越梅岭的新的大道,使道路交通更为顺畅。
　　另外一条道路则非常古老,此时已少人问津。这条道路从广州取道西北方向,溯桂江而上,沿着桂江到达其源头所在地--即湘江的源头所在。从这里沿着湘江,可以进入本朝中部潮湿的低地地区,到达潭州(今湖南长沙)。
　　在唐朝很有可能可以从广州行船一路行驶到中国中部和北部的大系水道中。甚至可能一直抵达大唐的都城长安。
　　
　　晚唐诗人李群玉在他的两行诗中曾经提到过这两条道路：
　　曾泊桂江深岸雨,亦于梅岭阻归程。
　　
　　黄巢考虑再三,决定走第二条路。
　　于是,大军在桂州(今广西桂林)编制巨大的木筏,顺湘水而下,直抵潭州。一日即攻陷,尽杀唐朝守兵。行营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李系溃逃。尚让率军乘胜直逼江陵。
　　一时间旌旗蔽日,尘土遮天。

这时候朝廷庙堂之上在干什么呢?
　　还在那里喧哗鼓噪,上争下斗!
　　
　　王铎已被排挤,前一年兼任荆南节度使及诸道行营兵马都统,负责长江中游防御，但卢携还不肯放过，力主以镇海节度使高骈取而代之。
　　豆卢瑑唯唯诺诺,如坐针毡。
　　郑、卢二相,因靠山不同,势如水火。
　　半年前就曾发生过激烈的争执,之后终于在堂会上爆发,狠狠地干了一仗。
　　
　　郑畋曾对僖宗说：“巢贼之乱，本因岁饥。而国家久不用兵，士皆忘战。所在节将，又都闭门自守，不能抵御。” 郑畋既是大族出身，又进士及第，也是经过磨难才入居高位的。
　　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他还不失传统的理念，能够保持正确分析的能力。他的建议是“不如释咎包容，权降恩泽。其辈本因饥年利合，一遇岁丰，自然分崩离析。此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也！”
　　卢携不同意。他这时自恃手上有在浙西屡败黄巢,逼其锋芒,迫之转向浙江并南下福建、岭南的高骈。卢携道：“高骈将略无双，淮土兵甲甚锐，”“蕞尔纤寇，不足为虑。岂可对敌示怯而使四方诸军解体！” 卢携托大，皇上听信之。
　　
　　郑畋对地方大镇一贯不抱幻想，尤其对高骈这个处处考虑自身利益的人很有看法，他当然不能同意卢携的方针。郑畋在政事堂宰相会商草拟诏制时，忍不住讽刺卢携道：“高千里这个人迁延玩寇，其实无意灭贼。堂老靠他而用兵，吾辈当死无归宿了！” 高骈字千里。卢携听得大怒，忍不住拂衣而起。“咣当”一下，衣袖碰到砚台，墨汁沾了满身。他本碍着面子无法发作，见如此，不由恨恨地抓起砚台摔在地上。
　　
　　本朝宰相的合议之处政事堂，开元后也称“中书门下”，设在东内大明宫里的中书省。
　　若不是常朝之日，宰相们从丹凤门入宫，绕过含元殿，从朝堂廊下穿过观象门，左转进月华门，便可来到政事堂。
　　政事堂虽设在中书省，却是独立机构，通过一系列的制度与皇帝沟通，宰相们在这里以天子的名义议定天下大政。
　　
　　在帝国最高行政机关“政事堂会议”中发生此类事件，让少年天子大为震怒，“国家重臣相互诟骂，何以表仪天下！” 下令罢二人宰相。两人以丧失仪范而罢相，这也是本朝前所未有的事。
　　
　　但是朝廷用无可用。
　　风头一过,两人又官复原职。
坐镇江陵的王铎, 适时不理军情, 却为家事操碎了心: 他毗临战场, 带了一大群艳丽的姬妾, 却把正室夫人留在长安。正室夫人打翻了醋坛子, 带着几个婢女来到前线兴师问罪。王铎急得手足无措, 对幕僚们说: “你们看, 你们看, 黄巢北上, 夫人这时又南下, 这可如何是好? ” 一个幕僚打趣道: “夫人太厉害, 大人不如投降黄巢, 避避风头。” 一时哄堂大笑, 其中也包括王铎本人。
　　
　　长安城里还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朝廷上下仍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高官权宦还是时尚风气的先行者。此时社会上流行一种高帽子, 衬里是软木做的巾型,外面裹以乌纱。长安士人争起效仿, 到木匠那里去定货,只要说“为我占尚书头”或“为我占中尉头”, 木匠就知道做什么样的帽子了。不少升斗小民听后, 暗中腹诽: “砍头还是好事? ! 等着吧! 早晚有这么一天, 你们的脑袋会真的让人砍下来! ”


不久, 王铎北去襄阳。
　　繁华的江陵城被左右乱军“大掠江陵，焚荡殆尽”，城里的老百姓逃窜山谷避祸，适逢大雪天，不少人冻饿而死，僵尸遍野。
　　这是江陵城自南朝梁元帝焚书以来，又一次的浩劫，但这样的毁灭，在这样的一个大动乱的时代里，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汉魏以来，俨然为长江中游第一重镇的江陵，黯然失去了原有的历史地位。
　　
　　义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已是一片废墟的江陵城后并未停顿，继续北上攻打江汉重镇襄阳。
　　
　　见势不妙，朝廷任命高骈为淮南节度使，诸道行营都统，以山南东道行军司马刘巨容为节度使，以泾原节度使周宝为镇海节度使，协助高骈平寇。
　　高骈禁军世家出身, 早年在西南一带任职, 曾大破南诏的入侵。
　　乾符四年(公元877年)调到江南后，最初在征讨王仙芝部众时成绩显著，他也是后来执行朝廷围堵方针，迫使黄巢南窜岭南的最主要功臣。
　　上任之后，高骈传檄四方，募得淮南与诸道兵马近七万人，声威大振。
　　
　　黄巢自率大军直扑襄阳，却在荆门(今湖北荆门)从林地带钻进了新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和江西招讨使曹全晟的埋伏圈，大败而逃。一口气跑回江陵, 原先人马只剩下十之一、二, 不得不取消直取中原的计划, 只能与尚让一起渡江改道东进。
　　
　　假若刘巨容此刻穷追，黄巢等人必无生理。
　　可是一个分裂的政府赋予战局的影响则是所有的军事长官都觉得安全没有保障, 大都意存观望,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愿有功, 但求无过。
　　刘巨容说：“国家(朝廷)喜负人, 有急则抚存将士, 事宁则弃之, 或更得罪, 不若留贼以为富贵之资。”
　　一针见血。
　　
　　喘过气来的义军攻下鄂州(今湖北武昌)外城，不久队伍又聚集到了十多万人。
　　
　　这时僖宗把年号从乾符改成广明, 黄巢听说改元广明了, 十分高兴, 认为大唐的气数将尽, 因为广明这两字, 正好是“唐”字去了下体,填上了“黄家日月”(广字的繁体字为廣)。
　　
　　朝廷的实际操盘者, 大宦官田令孜也觉不妙, 狡兔三窟。田令孜做了两手准备, 一边全力剿逆; 万一不敌, 找好退路。
　　
　　蜀地又称巴蜀，来源于公元前316年秦置巴、蜀两郡。
　　秦时蜀郡守李冰开凿都江堰后，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号称“天府之国”。中唐以降, 称剑南东, 西川及山南西道为三川。自北宋分置益、梓、利、夔四州，始有“四川”之称。
　　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独特的地理形势使得其一向自成系统。
　　对朝廷来说，蜀地既是一个最后的根据地和稳固的堡垒，又是一个不易掌握的地方。
　　在生死存亡之际，它对于中央政府总是无私地敞开怀抱，毫不犹豫地成为全国的大后方；但在平时，这个四面环山的盆地之域又王令不行，贡赋不入，多多少少呈现着割据的状态。
　　
　　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三月，田令孜推荐心腹陈敬瑄, 杨师立, 牛勖, 罗元杲镇守三川。
　　这三川中, 剑南东川及山南西道是幸蜀的必经之地, 剑南西川则是幸蜀的目的地。
　　
　　同月, 面对朝廷各路大军的天下围攻，义军渐感不支。
　　黄巢使了一个缓兵之计, 上表请降。高骈以为黄巢坚持不了多久, 此时此刻岂能让外人分功, 便遣散了各地军马。这一来, 黄巢得计。五月, 大破高骈之众, 阵前斩杀高骈大将张璘。
　　
　　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七月, 黄巢大军从采石渡过长江, 围攻天长县(今安徽天长)和六和县(今江苏六合),进逼扬州。
　　
　　沿江防线的最主要将领淮南节度使高骈在这个节骨眼上放弃了抵抗，坚城不出。
　　
　　事出有因。
　　高骈从祖父南平王高崇文起三代为将, 胆略过人。但他有个最大的毛病, 就是喜欢装神弄鬼, 笃信左道旁门。
　　关键时刻，他所宠信的一个道者吕用之相劝道:“握兵观势，功高震主。”
　　高骈由是罢兵，“但命诸将严备，自保而已”。他还上表朝廷,夸大敌情, 说巢军有六十万屯于天长县，距他自己的守城扬州仅有五十里，因此无法出兵。
　　
　　高骈奏表到长安，一直热盼他平贼戡乱的朝廷大臣们大失所望, 引颈南望的天子和满朝文武一片哀叹。
　　朝廷下诏，严责其遣散诸道兵之不当，惹得高骈一气之下，干脆称病不战。
　　
　　黄巢在朝廷和各种势力的夹击下采取了一条飘忽不定的运动战略，如行云流水一般，席卷了整个大唐的半壁江山。黄巢成功地占据了富庶的南方使得他与朝廷形成了南北对抗的态势，转战四方又使义军的势力空前壮大。义军无意识地在经济和军事上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尽管朝廷在长江一带设立了最后防线，但已经无法抗拒这一业已燎原、弥漫全国的爆乱。
　　
　　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九月，黄巢乘胜渡淮，直指东都洛阳。
　　本朝的军事行动彻底失败。
　　
　　作为唐朝两大都城之一的洛阳，其地位仅仅次于长安，在全国位居第二；而就其人口而言，洛阳有一百多万人口，也是本朝的第二大城市。洛阳城有着使人景仰的千年以上的历史，在这一点上，它丝毫也不比长安逊色。
　　洛阳古城与它西面的长安城相比，无论规模还是历史都不相上下，但是洛阳还有某种更为温馨，更加高雅的精神生活气氛--洛阳曾经是武则天时代的“神都”。洛阳有宫殿、亭园和大批官员。洛阳还以它特有的新鲜的水果、美丽的花卉，带有彩色图案的锦缎、精美的丝绉布以及各式各样的陶瓷制品而著称于世。
　　
　　但朝廷已无扭转乾坤之力许久，眼下更是无所措手。
　　九月十七日，东都洛阳不战而降。
　　大唐王朝只剩下最后一道防御线--潼关了。

长安城里已然乱成一锅粥。
　　
　　僖宗也急了, 召集宰相议事。首相卢携此前患了重病, 卧床不起。郑畋被排挤至关陇当了凤翔节度使。郑从谠坐镇晋阳(今山西太原)北御沙陀, 到场的只有豆卢瑑、崔沆和内四贵。
　　日头升的老高了, 大家还没有好办法退敌。年少的僖宗不知不觉地流下眼泪, 话语也呜咽不清了。两个宰相同样是老泪纵横, 君臣相对而泣。
　　最后, 左神策军中尉田令孜推荐左军马将军张承范、右军马将军王师会以及左军马使赵珂三人率神策军守潼关。
　　
　　田令孜信誓旦旦地要守潼关，其实他早有意西逃蜀中。作为实握大权的宦官，他可不会选择玉石俱焚的道路，只要保住了天子，也就保住了自己的权益，这一点，连皇上本人都不无感觉。
　　
　　临时抱佛脚的僖宗急驰入左神策军营地, 亲自检阅将士。当场任命田令孜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等使, 飞龙使杨复恭为副使。
　　守城弓弩为先, 僖宗命令在两神策军中挑选弓弩手, 一共选出了二千八百人。
　　
　　十一月二十五日, 张承范率队出发了, 僖宗对这支部队寄托厚望, 亲自登上章信门楼送行。
　　
　　神策的军籍平素为长安富家子弟占有, 他们肥马轻裘, 刀明甲亮的狐假虎威，招摇过市。
　　听说要出征作战纷纷退缩。长安城里哭嚎之声, 震天动地, 清醒过后又纷纷临时出钱雇贫羸之人替代。
　　靠这些富家子弟组成的神策禁军，潼关哪里守得住？
　　
　　潼关雄险，易守难攻。
　　不足万人的守兵和临时拼凑的数千神策军组成的一万多乌合之众在潼关的防御却着重城楼，而忽视附近地形，因之让黄巢未战先胜。
　　
　　十二月初一，黄巢兵至潼关。
　　白旗漫山遍野, 无边无际, 举军一呼, 声振山河。
　　
　　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十二月初三，黄巢攻克潼关。
　　
　　十二月初四，朝廷下了制书, 一厢情愿地任命黄巢为天平节度使。僖宗明明知道潼关以东几乎都算是黄巢的天下, 事到如今, 黄巢还愿不愿意接受一个节度使, 谁也不知道。反正君臣都无退敌之策, 只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
　　
　　田令孜害怕僖宗怪罪自己守关不利，把一切败责推到当初力荐高骈御寇的宰相卢携身上。奄奄一息的卢携在一片指责声中绝望地饮毒自尽。

十二月初五，早朝仍然照常举行。
　　五更五点(现北京时间七点四十五分), 百官上朝, 分班站立。
　　僖宗登上御座, 金吾将军报过平安后, 通事舍人宣百官入殿。
　　僖宗升朝后宣布罢免卢携, 提升王徽, 裴澈为宰相。
　　田令孜害怕僖宗怪罪自己守关不利，把一切败责推到当初力荐高骈御寇的宰相卢携身上。奄奄一息的卢携在一片指责声中绝望地饮毒自尽。
　　散朝时分(现北京时间八点十五分), 潼关溃兵逃回长安, 带来消息说, 追兵不久即到。
　　
　　百官们刚刚散朝, 得到消息, 分路逃窜。田令孜闻讯, 来不及召集人马, 也来不及通知百官, 只带着五百神策兵护卫着僖宗从金光门狼狈出逃时，随行人员只有福、穆、泽、寿四王和几个嫔妃, 右神策军中尉西门匡范带了一队神策军断后。
　　
　　僖宗一行逃得太匆忙, 连马匹都没来得及找。
　　步行逃出长安城, 刚踏上咸阳道, 遇上了十几个沙野军骑兵, 这些骑兵认出僖宗, 纵马奔来, 高呼道: “黄巢为陛下除奸臣而已, 并无异意。陛下西去, 关中父老还有何指望? 望陛下回宫! ” 田令孜斥骂一声, 指挥神策军杀人夺马, 继续西奔。
　　马匹太少, 除了僖宗、皇妃和几个权宦有马外, 其余的都是步行, 连福、穆、泽、寿四王也不例外。
　　僖宗身强体壮, 爱好广泛, 自是纵马狂奔。可皇妃王爷们生长于宫禁, 平日里出门不舆即车, 那里遇过如此这班的跋涉, 人累了个半死, 可路跑的并不远。当天只跑到距离长安不过四十里的咸阳。以后是越跑越慢, 平均每天行程五六十里。
下午晡时(现北京时间十四点), 义军前锋入长安。
　　
　　唐朝的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文武数十人在灞上迎侯黄巢。
　　
　　黄巢乘金装肩舆入城，左右皆披发系红绸，身披锦绣，手持兵刃，团团簇拥。
　　甲骑如流，辎车千里，七年来的斗转星移，天翻地覆。
　　当年的落第书生，如今的乱世枭雄!
　　黄巢感慨万千地看着雄伟无朋的长安城, 心中不由浮现十数年前徘徊曲江，落魄帝都时写的那首小诗: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长安城, 我来了!
　　
　　
　　数十万大军入城之时，长安居民夹道观看。
　　黄巢没有直接入宫，先暂住在田令孜的大宅里面，等待手下人清宫。
　　
　　
　　大唐帝国处于存亡的边缘。
　　
　　直接覆灭这个奄奄一息帝国的机会，本来完全是属于黄巢的。可主要由农民组成的义军，像历史上大部分短视的造反者一样，在取得暂时的胜利后，便暴露出它的致命弱点。
　　
　　自身的利益取代了一切。
　　
　　黄巢大将、主要的军师尚让在入城时曾对百姓说：“黄王为生灵，不似李家朝廷不恤汝辈。” 然而进占长安后义军的所作所为，却将这句话击的粉碎。
　　没过几天，“各出大掠，焚市肆，杀人满街”，义军刹时暴露出掠夺的本性。
　　黄巢本人对主镇的卢携是狠之入骨, 将逝去不久的卢携从棺材中拖出, 碎尸示众。
　　迎接黄巢的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心怀恢复，只因家中收留了数百大臣，被义军发觉，便发大军包围攻击，把这些人全部杀掉。豆卢瑑、崔沆等大批高官身在其中。
　　黄巢还严惩皇族，大唐宗室留在长安者全部被处死。“黄巢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遗类。”
　　
　　长安城遭遇了地狱般的恐怖。
　　
　　黄巢根本没有想过，自己现在还仍然是“盗寇”而已，眼下最重要做的，就是“必也正名”，在政治和策略上倒转乾坤，让大唐昏庸的天子和流亡朝廷成为被谴责的对象。
　　因为人心的离失，是为政者最大的失败。
　　一旦旧的统治者被抛弃，新的政权才能得到真正的成立。
　　不破不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退一万步说，也应该立即乘胜西进，在肉体上彻底消灭苟延残喘的旧政权，不给他们有丝毫振作的机会。如此一来, 事情便会从容多了，至少可以争取时间来意识到上面所说的那个原则问题。
　　
　　平心而论，大部分的造反者并不是事先都有一套完整方略的，他们只能在实践中慢慢认识到而已。可黄巢和他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都没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在欲望面前迷失了方向。
　　
　　黄巢的错误是原则根本上的。
　　
　　“入城”之日，便是其失败之始。

黄巢之乱，韦庄正作为一青年士子在京城准备应举，目睹了义军烧杀抢掠的暴行。
　　韦庄是文豪韦应物的后人，也是个诗词俱佳的才子。
　　诗人用悲天悯人的情怀, 触目惊心的笔调, 数年后写下了唐朝诗歌艺术史上博大精深, 无与伦比的叙事长诗《秦妇吟》。
　　
　　
　　
　　中和癸卯春三月，洛阳城外花如雪。
　　东西南北路人绝，绿杨悄悄香尘灭。
　　路旁忽见如花人，独向绿杨阴下歇。
　　凤侧鸾欹鬓脚斜，红攒黛敛眉心折。
　　借问女郎何处来？含嚬欲语声先咽。
　　回头敛袂谢行人；丧乱漂沦何堪说！
　　三年陷贼留秦地，依稀记得秦中事。
　　君能为妾解金鞍，妾亦与君停玉趾。
　　前年庚子臈月五，正闭金笼教鹦鹉。
　　斜开鸾镜懒梳头，闲凭雕栏慵不语。
　　忽看门外起红尘，已见街中攂金鼓。
　　居人走出半仓惶，朝士归来尚疑误。
　　是时西面官军入，拟向潼关为警急；
　　皆言博野自相持，尽道贼军来未及。
　　须臾主父乘奔至，下马入门痴似醉。
　　适逢紫盖去蒙尘，已见白旗来匝地。
　　扶羸携幼竞相呼，上屋缘墙不知次，
　　南邻走入北邻藏，东邻走向西邻避；
　　北邻诸妇咸相凑，户外崩腾如走兽。
　　轰轰昆昆乾坤动，万马雷声从地涌。
　　火迸金星上九天，十二官街烟烘烔。
　　日轮西下寒光白，上帝无言空脉脉。
　　阴云晕气若重围，宦者流星如血色。
　　紫气潜随帝座移，妖光暗射台星拆。
　　家家流血如泉沸，处处寃声声动地。
　　舞伎歌姬尽暗损，孾儿稚女皆生弃。
　　东邻有女眉新画，倾国倾城不知价；
　　长戈拥得上戎车，回首香闺泪盈把。
　　旋抽金线学缝旗，才上雕鞍教走马。
　　有时马上见良人，不敢回眸空泪下。
　　西邻有女真仙子，一寸横波剪秋水，
　　妆成只对镜中春，年幼不知门外事。
　　一夫跳跃上金阶，斜袒半肩欲相耻。
　　牵衣不肯出朱门，红粉香脂刀下死。
　　南邻有女不记姓，昨日良媒新纳聘。
　　瑠瓈阶上不闻行，翡翠帘间空见影。
　　忽看庭际刀刃鸣，身首支离在俄顷。
　　仰天掩面哭一声，女弟女兄同入井。
　　北邻少妇行相促，旋拆云鬟拭眉绿。
　　已闻击托坏高门，不觉攀缘上重屋。
　　须臾四面火光来，欲下回梯梯又摧。
　　烟中大叫犹求救，梁上悬尸已作灰。
　　妾身幸得全刀锯，不敢踟蹰久回顾。
　　旋梳蝉鬓逐军行，强展蛾眉出门去。
　　万里从兹不得归，六亲自此无寻处。
　　一从陷贼经三载，终日惊忧心胆碎。
　　夜卧千重剑戟围，朝餐一味人肝脍。
　　鸳帏纵入岂成欢？宝货虽多非所爱。
　　蓬头垢面狵眉赤，几转横波看不得。
　　衣裳颠倒言语异，面上夸功雕作字。
　　柏台多士尽狐精，兰省诸郎皆鼠魅。
　　还将短髪戴华籫，不脱朝衣缠绣被；
　　翻持象笏作三公，倒佩金鱼为两史。
　　朝闻奏对入朝堂，暮见喧呼来酒市。
　　一朝五鼓人惊起，呼啸喧争如窃语。
　　夜来探马入皇城，昨日官军收赤水；
　　赤水去城一百里，朝若来兮暮应至。
　　凶徒马上暗吞声，女伴闺中潜生喜。
　　皆言寃愤此时销，必谓妖徒今日死，
　　逡巡走马传声急，又道官军全陈入；
　　大彭小彭相顾忧，二郎四郎抱鞍泣。
　　沉沉数日无消息，必谓军前已衔璧；
　　簸旗掉剑却来归，又道官军悉败绩。
　　四面从兹多厄束，一斗黄金一升粟。
　　尚让厨中食木皮，黄巢机上刲人肉。
　　东南断绝无粮道，沟壑渐平人渐少。
　　六军门外倚僵尸，七架营中填饿殍。
　　长安寂寂金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
　　采樵斫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
　　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
　　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
　　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
　　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来时晓出城东陌，城外风烟如塞色。
　　路旁时见游奕军，坡下寂无迎送客。
　　霸陵东望人烟绝，树鏁骊山金翠灭。
　　大道俱成棘子林，行人夜宿墙匡月。
　　明朝晓至三峯路，百万人家无一户。
　　破落田园但有蒿，催残竹树皆无主。
　　路旁试问金天神，金天无语愁于人。
　　庙前古柏有残枿，殿上金炉生暗尘。
　　一从狂宼陷中国，天地晦冥风雨黑；
　　案前神水呪不成，壁上阴兵驱不得。
　　闲日徒歆奠飨思，危时不助神通力。
　　我今愧恧拙为神，且向山中深避匿；
　　寰中箫管不曾闻，筵上牺牲无处觅。
　　旋教魇鬼傍乡村，诛剥生灵过朝夕。
　　妾闻此语愁更愁，天遣时灾非自由。
　　神在山中犹避难，何须责望东诸侯！
　　前年又出扬震关，举头云际见荆山。
　　如从地府到人间，顿觉时清天地闲。
　　陕州主帅忠且贞，不动干戈唯守城。
　　蒲津主帅能戢兵，千里晏然无戈声。
　　朝携宝货无人问，夜插金钗唯独行。
　　明朝又过新安东，路上乞浆逢一翁。
　　苍苍面带苔藓色，隐隐身藏蓬荻中。
　　问翁本是何乡曲？底是寒天霜露宿？
　　老翁蹔起欲陈辞，却坐支颐仰天哭。
　　乡园本贯东畿县，岁岁耕桑临近甸；
　　岁种良田二百壥，年输户税三千万。
　　小姑惯织褐絁袍，中妇能炊红忝饭。
　　千度仓兮万丝箱，黄巢过后犹残半。
　　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
　　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风吹白虎。
　　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
　　家财既尽骨肉离，今日垂年一身苦。
　　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万家，
　　朝饥山上寻蓬子，夜宿霜中卧荻花！
　　妾闻此父伤心语，竟日阑干泪如雨。
　　出门惟见乱枭鸣，更欲东奔何处所？
　　仍闻汴路舟车绝，又道彭门自相杀；
　　野色徒销战士魂，河津半是寃人血。
　　适闻有客金陵至，见说江南风景异。
　　自从大宼犯中原，戎马不曾生四鄙，
　　诛锄窃盗若神功，惠爱生灵如赤子。
　　城壕固謢教金汤，赋税如云送军垒。
　　奈何四海尽滔滔，湛然一境平如砥。
　　避难徒为阙下人，怀安却羡江南鬼。
　　愿君举棹东复东，咏此长歌献相公。
　　
　　
　　
　　这首七言古诗全长238句，1666字，分为两大部分: 前半部分146句，1022字，写黄巢义军攻占长安，主人公秦妇被掠为新贵眷属的经过，后半部分92句，644字，写秦妇逃出长安，东奔洛阳沿途所见所感，从叙事诗应具备的艺术特色着眼，编织了深情委婉既现实又离奇的故事情节；使用许多具有音乐旋律美的佳句铺排人物，集中体现了唐代诗歌宏大优美的神韵。
　　
　　这首诗虽因内容复杂而横遭非难，可艺术成就却极高。刚一写成就引起非凡的轰动效应，许多人家都将诗句刺在幛子上，“流于人间，疏于屏壁” “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 韦庄因此被称为“秦妇吟秀才”。
　　但韦庄在此诗里写了黄巢入长安时一班公卿的狼狈情景，如“天街踏尽公卿骨”之类的句子让那些贵族们觉得很没面子，还写了官军趁乱骚扰人民的情状--后来韦庄入蜀为相, 而前蜀皇帝王建正是当年入长安的官军杨复光部将领。所以后来韦庄讳言此诗，又想法使之消灭，并在《家诫》内特别嘱咐家人“不许垂《秦妇吟》幛子”，即使他的弟弟韦蔼为他编辑《浣花集》时也未将此诗收入。以至此首不朽的长诗后竟失传!
　　所幸千多年后的清朝光绪末年，学者斯坦因、伯希和在我国甘肃敦煌千佛洞窃取古物时，先后发现了这诗的残抄本。一九二四年王国维据巴黎图书馆所藏天复五年(公元905年)张龟写本和伦敦博物馆所藏贞明五年(公元919年)安友盛写本，加以校订，才恢复了原诗的完整面貌。
　　
　　
　　流血盈城之时，黄巢在含元殿称帝，国号大齐，改元金统。
　　立妻曹氏为大齐皇后。以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赵璋兼侍中, 崔璆、杨希古并同平章事。 这都是宰执大臣，即所谓“四相”。以孟楷、盖洪为左右仆射、知左右军事, 费传古为枢密使。这是军事指挥中枢。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等人为翰林学士，王璠为京兆尹，许建、米实、刘瑭、朱温、张全、彭攒、李逵等为诸将军游弈使，又选骁勇形体魁梧者五百人，作为护卫亲军，以外甥林言为军使。
　　
　　此时此刻的长安, 在黄巢大军的淫威下瑟瑟颤抖, 不可终日。

僖宗入蜀避难, 兴元是途中的必经之地。只有到了兴元, 才算摆脱了义军的威胁。
　　当时从长安至兴元, 有三条路可供选择。
　　一条是驼谷路, 全长六百二十多里, 路程最短, 但特别难走;
　　一条是斜谷路, 全长九百多里;
　　一条是驿路, 全长一千二百多里, 路程最长, 却最易行。
　　田令孜忙于逃命, 选择了路程最短的驼谷路。
　　驼谷路高低不平, 荆棘丛生。田令孜骑着马, 挥着马鞭, 前后飞驰, 督促大家快跑。
　　僖宗精通骑术, 坐骑又是几匹马中最好的, 倒没受多少苦。不过几个嫔妃就可怜了, 虽然死死地抱住马鞍, 还是在马上东摇西晃, 好像随时随地就能掉下来。最惨的还是福、穆、泽、寿四王, 头发披散下来, 不仅鞋跑没了, 脚也划破了, 在小宦官的扶掖下, 嘴角泛着白沫, 磕磕绊绊地往前走。

田令孜是心急如焚。
　　按照他的判断, 黄巢十二月三日下潼关, 五日入长安, 每日行军速度约百里。而自己这点人马, 每天撑死了也就走六十里, 黄巢入长安后, 旋即派出一万铁骑尾追, 后果将不堪设想。田令孜还担心在路上耽搁过久, 士兵们没吃没喝, 容易引起哗变。当年, 玄宗西幸, 马嵬之变就是前车之鉴。如今, 世人都将这场大乱归咎于宦官专权。一旦兵变, 自己首当其冲, 决难幸免。
　　田令孜只有盼望着出现奇迹, 希望不仅是自己跑的更快一些, 最重要的是希望黄巢入长安后乐昏了头, 忙于称国号, 改正朔, 易文物, 迷酒色, 而忘了唐帝才好。
　　
　　田令孜脑子里想着, 嘴里吆喝着, 手里的马鞭也不闲着, 哪个士兵或宦官的脚步稍一停滞, 他上去就是几鞭子。
　　
　　就在田令孜胡思乱想, 越想越怕之时, 他突然发现寿王李杰在行进的队伍中停了下来, 走到路边的一块大石上卧下, 大口地喘着粗气。负责搀扶寿王的两个小宦官也在旁边停下来喘息。
　　田令孜打马过去, 两个小宦官见他过来, 赶紧去扶李杰起来。
　　田令孜喝令李杰跟上队伍, 李杰哀求道: “ 小王脚痛, 烦劳军容使为我找匹马吧! ”
　　田令孜挥手就是一鞭, 击在李杰背上, 喝道: “ 深山老林, 哪来的马? 快走! ”
　　李杰恨恨地瞪了田令孜一眼, 一句话也没再说, 在小宦官的扶掖下, 跌跌撞撞向前走去。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田令孜作威作福已久, 万万没有想到这一鞭子打出来的竟是他年身亡家破的结果!

经过四日苦不堪言的奔波, 僖宗一行到达驼谷关, 此地距离长安已有二百五十里路之遥。
　　凤翔节度使郑畋闻讯, 提前赶到此地参谒。并请僖宗移驾凤翔。
　　僖宗见到郑畋, 眼泪就下来了。
　　郑畋也落泪了, 说道: “将相误陛下, 致使陛下流落到这种地步。臣实是罪人, 请陛下责罚。”
　　僖宗道: “这不是卿的过错。朕不愿与大盗距离太近, 先到兴元住一段, 再征兵收复故京。爱卿东捍贼锋, 西抚诸藩, 纠合诸道, 责任不轻! 努力建功吧! ”
　　郑畋请示道: “陛下此去, 山川阻隔, 道路梗涩, 奏报难通, 请允许老臣相机行事。”
　　僖宗道: “只要对国家社稷有利, 爱卿尽管去办。”
　　
　　十二月初九，僖宗一行来到洋州兴道县婿水镇。
　　小镇不大, 却很有名气, 相传仙人唐公昉曾在此地隐居修炼, 后来全家得道升天, 只有女婿未能升天, 从此, 人们称境内的一条河流为婿水。
　　
　　兴元在望, 加之始终没有发现追兵的影子, 僖宗确信黄巢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未派兵尾追, 遂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放下了悬在半空中的心。
　　僖宗在婿水休整了一日, 好好养了养精神。又令人乘快马给陈敬瑄、杨师立、牛勖送信, 告诉他们京城已经失守, 皇帝暂时往兴元避难, 如果形势继续恶化, 就迁都成都, 让他们提前做好准备。
　　
　　十二月二十三日, 僖宗到达兴元, 即刻下令全国诸道兵马一齐出动, 收复京城。

经济的崩溃和吏治的败坏，使得朝廷的实力再也不像从前了。由于官军的寡弱，所以平乱剿贼必须大力依赖地方势力。而天子和帝国威望早已大跌，先前那种勤王扶政的正统观念在人们心中越来越淡薄，天子登高一呼，四方之师云集的局面尽管存在，可性质已发生了变化。崛起的藩镇大多出身于盗寇和地方军将，其地方割据的本性是与身俱来的，因而在国家危难时期对朝廷的忠实程度上便有很大的折扣，即使是世受皇恩的官宦出身之辈，在这种分崩离析的关头，也免不了心怀异志，更遑论那些地方军将和割据藩镇了。
　　
　　危难时刻, 郑畋尽现男儿本色。
　　广明二年(公元881年)初，以凤翔节度使兼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的身份，留守京畿抵抗黄巢。
　　三月初三，郑畋即在凤翔大破黄巢大将林言、尚让、王璠所部。唐军这一仗的胜利主要是因义军的轻敌所致，黄巢手下的三将轻视郑畋是文人出身，以为他不会用兵，在进军过程中竟毫无戒备，既无行伍，复又鼓行而进，犯了兵家大忌，结果被郑畋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伤亡万计。
　　郑畋在危急关头独立不屈，并有如此作为，实在是很不简单。
　　儒者之勇，不啻于百万雄师!
　　
　　尚让军败回京，见尚书省墙上有人写诗讽刺义军，恼羞成怒，把宫内余存的省官和门卒皆挖眼倒吊加以酷杀，并搜城中会写诗的人，共杀三千余人。凡会写字者，尚让也下令皆充贱役劳改。
　　
　　此役过后, 唐军声势大振。
　　京畿及京西的唐军都集结在了郑畋麾下, 逼近长安; 而京东观望的诸侯们迅速出兵抄了义军的后路; 投靠黄巢的诸侯们则纷纷反水了。
　　
　　广明二年(公元881年)正月二十八日，僖宗到达成都, 开始了他的陪都岁月。
　　
　　七月十日，僖宗改元中和, 大赦天下。
　　
　　黄巢在具体的行动策略上犯过许多错误，基本的一条: 每到一地，都是旋得旋弃，这在起义初期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是可取的，大规模的游击战略可以避敌锋芒，在各个击破中壮大自身力量。然而当势力强盛后再不考虑建立根据地，却是重大的失策。当年的安禄山和朱泚也都占领了长安，可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后方，进可攻退可守，显得游刃有余，即使名不正言不顺，也坚持了很长时间。黄巢转战大半个中国，结果连这一点都未做到，以至于几十万大军龟缩在京畿一小块狭窄的地带, 困守长安，内无粮草之给，外无兵马之援，时间一长，处于被动。
　　
　　中和二年(公元882年)初，唐军包围长安城。
　　黄巢手中只剩下长安、同州(今陕西大荔)和华州(今陕西华县)三座大城。
　　长安有黄巢亲自坐镇, 同华则由大将朱温、李华把守。
　　同华与河中相邻, 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一通猛攻, 朱温接连吃了几个败仗。众心分离，士气衰落。眼见义军来日无多，朱温协同州向朝廷投降，被封为右金吾大将军，赐名全忠。
　　
　　唐军形势稍有好转, 本部就不时发生内讧: 武宁军大将时溥杀主支详, 自任节度使; 郑畋遭到副手凤翔行军司马李昌言的背叛, 只好交出兵权, 黯然西去成都当朝官去了。
　　
　　胶着之间，义武军节度使王处存等人曾一度攻入长安城，市民喜迎官军，黄巢军大骇奔逃。可领头冲入长安城的数将想专功，不报围城的其它几道友军，只顾自己在城内大掠。义军知悉情况后，回马反攻，唐军士兵由于抢的东西多，跑不快，反被杀掉十之八九。王处存只得收拾残兵又败出城去。
　　黄巢怒极长安市民欢迎唐军的举动，“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
　　
　　中和三年(公元883年)三月，沙陀李克用进屯沙苑，大败黄巢之弟黄揆，并进一步与河中、易定、忠武三道唐军合兵，与尚让率领的十五万义军主力大战于梁田陂(今陕西渭南)。
　　激战一天，义军一败涂地, “贼众大败，俘斩数万，伏尸三十里”。
　　
　　四月八日, 黄巢主力经过一场恶战再败。兵败食尽，惶急之下，义军烧毁长安大部分宫室，向外奔逃而去。

黄巢虽然从长安败出，元气犹存。他派前锋孟楷率万余义军猛攻蔡州(今河南汝南)，蔡州节度使秦宗权出战不胜，立时向黄巢称臣。堂堂一个节度使，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竟然与败走长安的义军“连兵而进”。可见当时大唐王朝的威信之衰，人心思乱，依强附势。
　　孟楷击降蔡州后，志骄意满，东向急击陈州(今河南淮阳)。陈州刺史赵犨早有准备，先示之以弱，小退连连，伺义军骄急，一举击袭，把万余黄巢前锋军队几乎杀个精光，并擒斩孟楷。
　　黄巢闻爱将被斩，急怒攻心，指挥手下所有部队屯于溵水，与秦宗权合兵，“掘堑五重，百道攻之”，下定决心要拿下陈州为孟楷报仇。
　　赵犨存必死之心，“数引锐兵开门出击贼，破之”。黄巢益怒，在州城北面扎下主营，“立宫室百司，为持久之计”。
　　
　　由于几年里征战连连，百姓无法耕田生产，民间没有多少粮食积储，黄巢大军想抢粮也抢不到。但这难不倒这群“起义军”，他们四处搜索，倒不是搜粮，而是搜掠能见到的百姓，然后成百上千地押回，生生抛入刚刚制成的特大石磨中，“糜骨皮于臼”，然后连皮夹骨带肉烤煮作为军粮，“日食数千人”, 并把这种人肉军粮制造生动形象地命名为“舂磨寨”。
　　
　　义军先是就近掠人来杀吃，周围的人吃光后，就“纵兵四掠，自河南、许、唐、邓、显、郑、汴、曹、徐等数十州，咸被其毒。” 唐将朱全忠(朱温)、周岌、时溥等人畏惧义军强盛，只能龟缩不出，任凭义军抢掠百姓回去作军粮。
　　
　　有了这么多“好干粮”，义军个个是精神俊爽，豪情冲天。
　　
　　黄巢围困陈州近十个月，吃了数十万人，但仍然攻不下近在咫尺的坚城高墙。
　　
　　不久，唐军诸道继进，在陈州附近的西华(今天河南境内)大败义军将领黄思邺。黄巢闻讯，内心始惧，退军故阳里(今淮阳北部)。
　　陈州之围至此解除。
　　
　　黄巢从陈州撤围后，又遇夏日大雨，军营皆为大水漂冲毁坏，只得引兵向汴州方向奔进，屠尉氏县城后，尚让率五千精锐兵士直逼大梁(今河南开封)。
　　
　　朱全忠慌忙向李克用求援。沙陀人接到告急信后迅速率军从许州(今河南许昌)出发，在中牟(今河南开封西)北满渡追击黄巢，乘义军半渡而击之，击杀一万多人，“贼众溃”。
　　黄巢最后一点家底也用完了。
　　义军部将深感大势已去，骁将尚让率众向唐将时溥投降。
　　
　　再说黄巢。这位“皇帝”一路逃跑，到了瑕丘(今山东兖州), 被昔日的铁杆心腹、如今的唐将尚让追上，只剩千余残兵的黄巢边打边退, 又败一场。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大凡变节将领追杀老主子，肯定要比真正的敌人还要凶狠。
　　尚让熟悉黄巢战法，自然一打即胜。
　　
　　中和四年(公元884年)六月十七日，为数寥寥的一行人逃到泰山附近的狼虎谷躲藏，追兵近在身后。
　　眼见不济，黄巢万念俱灰，嘱其外甥林言动手，林言不忍，黄巢遂拔剑自刎。
　　
　　黄巢义军折腾近十年，终于到这告一段落。
　　
　　自乾符二年(公元875年)起事至今，前后正好十年。

中和四年(公元884年)七月二十四日午，僖宗兴奋地登上成都罗城的正南门楼--大玄门。
　　这天, 感化节度使时溥送到了黄巢及其家人的首级, 同时解到的还有黄巢的一大群姬妾。
　　送来的首级盛在木匣中, 五官萎缩, 血肉模糊, 加之时日已久, 形近干枯。
　　僖宗只是瞥了一眼, 不敢多看。转身去瞧那些姬妾, 经过长途跋涉, 这些少妇形容憔悴, 满面风尘, 但细细看来, 妇人们身姿绰约, 面容姣好。
　　僖宗了解到这些妇人多是黄巢从世家大族中掳掠来的, 便让小宦官去问: “你们都是朝廷勋贵人家的子女，家族代受国恩，你和你们的身体一样纯洁, 此次为何屈身从贼呢? ” 为首的一名妇人不卑不亢地答道：“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大军之众不能弹压，以致宗祧失守, 播迁巴、蜀, 今陛下以不能拒贼之罪苛责一群弱女子，又以何词责备公卿将帅? ” 僖宗闻之, 哑口无言, 遂不再讯问，命令斩首示众。
　　
　　
　　黄巢虽被平灭，僖宗仍旧在成都逗留，不敢马上返都长安。
　　因为，秦宗权兵势转盛，纵兵大掠，其手下大将陈彦、秦诰、孙儒等人连陷东都洛阳以及数十州郡，“所至屠翦焚荡，殆无孑遗，其残暴又甚于(黄)巢。”
　　黄巢部队吃人还是因为断粮才吃，秦宗权军卒干脆就以人肉为军粮，每次打仗出发前均屠戮数千平民，把尸体用盐腌上，用粮车驮运，跟随部队一起行进。吃得若不够，再杀再腌，只要有百姓，秦宗权部队就不缺“粮食”。“极目千里，无复烟火”。
　　可恶又可悲的是，这些蔡州贼寇，从前是真正的“官军”，摇身一变，比义军更加凶暴残淫。
　　　　　　
　　一直到中和五年(公元885年)元月，僖宗才从成都启程, 取道凤翔回京。
　　
　　三月二十二日, 终于回到了阔别四年之久的故都长安。
　　
　　僖宗回到京城, 一眼望去, 满目凄凉。昔日人烟辐凑, 繁华富丽的故都, 映入眼帘的全是残垣断壁和荆棘杂草。昔日车水马龙的神雀大街上, 光天化日里居然能看见狐狸、野兔一闪即逝的身影。
　　
　　是时鹿门先生唐彦谦, 登上宫城附近的安国寺阁, 愁肠满腹地写了如下诗句:
　　
　　
　　
　　千门万户鞠蒿藜，断烬遗垣一望迷。
　　惆怅建章鸳瓦尽，夜来空见玉绳低。
　　
　　
　　
　　僖宗面对此情此景, 闷闷不乐, 黯然神伤。
　　但回京毕竟是件喜庆的事情。
　　三月二十四日, 僖宗大赦天下, 改元光启, 取意于光大先业, 重启太平。
　　
　　可是前刚去狼, 后又来虎。树欲静而风不止。一场大的风暴又在悄然逼近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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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昏天子
　　
　　
　　
　　
　　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三月, 佞佛好经的懿宗派出专使赴凤翔法门寺迎请佛骨。
　　朝臣们中的多人上疏反对这种劳民伤财, 华而不实的举动, 甚至有的大臣上疏, 说宪宗就是因为迎立佛骨而英年早逝。
　　懿宗却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拒绝接受规劝的态度, 说道: “朕此番迎请佛骨, 今生得以亲睹, 死亦无撼! ”
　　
　　好的不灵, 坏的灵。
　　
　　应了大臣那句好似不经意间的诅咒, 四月迎到佛骨, 七月懿宗就步了宪宗的后尘, 一命呜呼了!

懿宗共有八个儿子, 即长子魏王李佾，次子凉王李健，三子蜀王李佶，四子威王李侃，五子普王李俨，六子吉王李保，七子寿王李杰，八子睦王李倚。
　　但以上诸子无一是从郓王邸岁月就相伴, 在懿宗即位以后一直受宠爱的郭淑妃所生, 所以懿宗未曾册立太子, 诸子只有长幼之别, 无嫡庶之分。

懿宗没有立太子, 倒使宫廷斗争平淡化了。
　　
　　懿宗是六月病倒的, 至七月, 病势愈发严重。
　　懿宗知道来日不多, 想安排身后之事, 可寝宫所在的咸宁殿与外界的联系已被宦官阻断了, 连宰辅都见不到皇帝, 此时的懿宗成了任人摆布的傀儡。
　　
　　左右神策军中尉刘行深、韩文约待懿宗处于弥留之际, 矫诏立普王李俨为皇太子, 说他“孝敬温恭，宽和博厚，日新令德，天假英姿，言皆中规，动必由礼。” 并代皇帝临时处置朝廷政事。
　　为了确保李俨的皇太子地位不受威胁, 刘行深、韩文约二人还一不做, 二不休地杀了李俨的四个兄长。
　　当时李俨年仅十二岁, 在本朝宦官拥立的皇帝中, 是唯一的孩童。
　　一般而言, 宦官们倾向于拥立长君。理由很简单, 宦官势力的依附性太强, 独立性太弱。李俨被立为帝, 显示朝廷宦官的权力急剧膨胀, 自认为发展到能够自立的地步, 而不必像以往那样“举动依人”了。
　　
　　两天后, 懿宗在咸宁殿去世, 皇太子李俨改名李儇, 即皇帝位。
　　这就是僖宗。
　　
　　次年, 僖宗改元, 是为乾符元年。
　　
　　刘行深、韩文约弑长立幼, 为僖宗登上大宝立了首功, 照老规矩, 自然是加官进爵, 重重封赏: 即位之日就位列国公，并由他们在宫中执行政务。成为名副其实的定策国老。可惜好景不常有, 好花不常在, 两人只风光了不长时间, 就戴着国老的高帽子相继荣归故里了, 左右神策军中尉的宝座也被新人抢去了。真是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
左神策军中尉的位子是众人瞩目的焦点, 历来由权势最大的宦官来坐。
　　左神策军中尉实际上就是所有宦官的领袖。
　　这次取代刘行深的宦官, 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后生晚辈--田令孜。
　　
　　田令孜, 四川人，本姓陈，原名已佚。
　　懿宗时随从义父田某进入内侍省为宦者，他认识字，有谋略，依靠家族的力量, 一步一步向上爬。还在僖宗当晋王时就烧冷灶, 开始压宝, 侍候晋王，共同进退, 曲意奉承, 不离半步, 饥则调羹进食, 寒则举裘加衣, 日则形影不离, 夜则鼻息相闻。后来, 晋王已经离不开这个和蔼可亲, 善解人意的宦官了, 亲昵地称呼田为“阿父”。懿宗驾崩前, 田令孜已做到了小马坊使, 跻身于权宦行列, 僖宗继位后更是立时提拔田令孜为枢密使。
　　田令孜当上枢密使后, 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势, 家族的力量, 利用宫廷中各大家族错综复杂的利弊矛盾, 勾心斗角, 党同伐异, 很快地就排挤掉了刘行深和韩文约, 并取而代之。
　　
　　田令孜首先排挤掉韩文约, 当上右神策军中尉。乾符元年(公元874年)冬, 韩文约告病致仕。
　　刘行深势力最大, 田令孜花的功夫也最多。乾符四年(公元877年)三月, 刘行深挂着一大串花花绿绿, 冠冕堂皇的头衔回乡养老, 田令孜大获全胜。
　　
　　田令孜在这场争斗中, 主要的联盟是杨氏, 西门氏两大家族。而田令孜得手后, 又与西门氏联手, 将杨氏家族打压下去。
　　方法之高超, 手段之利落, 充分显示了田令孜在宫廷斗争中的才能, 令人叹为观止。
　　
　　杨氏家族是唐朝最大的宦官家族之一。宦官完全掌握禁军是从德宗开始的，杨氏家族的成员杨志廉在德宗贞元年间就当上了左神策军中尉。杨志廉的儿子杨钦义, 在宣宗朝也任左神策军中尉。杨钦义有三子: 杨玄翼、杨玄价、杨玄实，杨玄翼在懿宗朝担任枢密使。杨玄价同朝任左神策军中尉。僖宗朝杨氏家族最有势力的是杨复恭和杨复光。前者是杨玄翼之子, 后者是杨玄价之子。五代以降, 养父养子, 相继相承, 先后活跃于权力核心，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号称“世为权家”。其中以“守”字排行的杨氏第五代养子，仅史书所载且能名职对应者即有数十人之多，如杨守立任天威军使，杨守信任商州防御史，杨守贞任龙剑节度使，杨守亮任兴元节度使，杨守宗任忠武节度使，杨守忠任洋州节度使等等。其他有姓名无职务或有职务难考姓名者更难以计数，《旧唐书·杨复光传》称其养子以“守”为名者数十人，皆为牧守将帅；《新唐书·杨复恭传》更称其养子六百人，监诸道军，天下威势，举归其门。
　　
　　田氏家族在宫廷内外的影响力远远不及杨氏家族。田令孜依靠自身和皇帝的亲密关系, 运用合纵连横之术, 成功地利用了杨氏家族的力量, 将刘行深和韩文约赶下台去。之后, 田令孜当上了左神策军中尉。作为利益交换, 杨玄实当上了右神策军中尉, 杨复恭当上了枢密使。杨氏家族在“内四贵”中占了两席，一时间风头无双。但田令孜不愿分享权力, 又担心杨氏家族坐大。不久便抬高西门家族来制衡杨氏家族, 并逐步削弱杨家的势力。几年之后, 右神策军中尉换成了西门匡范, 杨复恭也从枢密使改任飞龙使。田令孜这一过河拆桥, 卸磨杀驴的手段让杨家大为光火。于是杨复恭集中家族全部力量对田令孜事事摯肘, 处处做对。可惜为时已晚, 势不如人, 计低一筹, 诸事时落下锋。
　　
　　西门家族在晚唐内廷中的影响亦是非同小可。家族中人西门去奢、西门珍都担任过凤翔监军, 西门季玄、西门思恭都担任过右神策军中尉。西门家族在右神策军中的势力是盘根错节, 枝繁叶茂, 正因为西门家族的势力主要在右神策军, 对左神策军中尉一职可取可舍, 田令孜才决定联合西门家族制约杨家。
　　
　　自此, 左神策军中尉一职被田令孜牢牢地掌握在手中。
　　因为左神策军负责宫城东半部的守卫, 右神策军负责宫城西半部的守卫, 加之两军主帅的姓中各有东、西二字(田令孜本姓陈), 于是东军、西军的称谓在社会上不胫而走, 妇孺皆知。

文宗朝权阉仇士良在位间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余年; 坏事做尽, 却恩礼不衰。
　　士良之老，中人举送还第，闲间把自己的迷龙术传授给了徒子徒孙：“诸君善事天子，能听老夫语乎？”“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阇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 宦官们听后个个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拜而再拜。
　　
　　这套迷龙术在内廷中广为流传, 而田令孜完全继承了仇士良的衣钵, 并把其运用的是炉火纯青。

少年继位的僖宗不安心在宫中，一味贪玩，政事则懵然不知, 全都委付给田令孜处置。还常回十六宅与诸王戏耍，爱斗鹅，有时掷压在一头鹅上的赌注竟达50万钱。
　　
　　祖辈们尚武豪迈的秉性，体格饮食上胡汉混合的优势, 让小皇帝学什么会什么, 时间不长, 居然成了样样精通的大玩家。
　　史书上罗列了一大堆僖宗所长的技艺: 骑术、箭法、击剑、舞槊、音律、蒲博、蹴鞠、斗鸡等等。每一样都达到世间一流的水准。
　　僖宗尤喜击鞠, 每次都拉了宫中内侍陪他玩耍，动辄就是几十人，直闹到大家精疲力竭方才罢休。
　　击鞠从起源上说比蹴鞠略晚，类似于现时的马球运动，即在马上持棍击球。这项运动在汉代宫中及城市里就已常见，但所击的球最初是皮革制成，因而称“鞠”，后来才渐渐演化成中间掏空，外涂朱漆的木制球，击球的鞠杖也是木制的，杖头呈月牙状。
　　击鞠在本朝成为“风俗相尚”的大众化体育活动。不仅在宫城及禁苑里建有打球的场地，而且在长安及地方郡县的空地上也往往修建有球场。晚唐文人李廓的“长安少年行”一诗，描写当时的京城少年爱好打球、打猎，其中有“长拢出猎马，数换打球衣”等句。本朝大文豪韩愈诗云：“汴泗交流郡城角，筑场千步平如削。短垣三面缭逶迤，击鼓腾腾树赤旗。” 所说的则是汴梁(今河南开封)的情形。从中既可印证击鞠运动并不限于京城，也可看出当时的球场大概有千步方圆，地面平整，三面用矮墙围绕着，另一面建殿、亭、台之类供助威观赏之用。诗中的“赤旗”是指球门处，一般丈余高下，多用彩绸装饰。
　　击鞠比赛在本朝非常普遍，但人数并不固定。
　　唐人有许多描绘击鞠的诗词歌赋，展现了比赛者高超的技艺。如“俯身迎未落，回辔逐旁流”；“俯身仰击复旁击，难于古人左右射”。大意是说，击球手能俯身迎击空中还没落地的球，也能忽然勒转马头去追逐两旁地面上滚着的球，还能用球棍朝上迎击空中飞来的球，这比古人左右开弓射箭还难。
　　僖宗曾自得地对陪侍击鞠的宦官石野猪说：“朕若是应试击鞠的进士，必定能中状元。” 石野猪整日服侍僖宗, 和皇帝说话很随便, 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答道：“要是尧、舜、禹、汤这样的圣人做礼部侍郎主持考试，陛下免不了落第的下场。” 语含讥讽诮谏之意, 僖宗无言以对，也不以为意, 只是笑笑而已。

僖宗被宦官们用声色犬马包围着, 丝毫不晓世事, 终日以嘻戏为业。宦官们也极力搜刮财货以供宫廷挥霍, 小皇帝自以为四海之内, 皆是朕物, 身边尽是银山金矿, 锦丛绣海, 于是不把金钱当回事, 大手大脚, 变着花样的使钱: 单赐与伶人、伎女的赏钱, 动辄逾万。
　　两三年间, 国库就被掏空了。
　　
　　负责财政的兵部侍郎、判度支杨严用尽了方法筹措款项, 甚至不惜饮鸩止渴: 向商人借贷钱粮、向官吏出售告身, 不一而足。直致在忧惧困扰中死去。
　　
　　田令孜为了更好地使用迷龙术, 除了督促地方官员多进贡外, 还决定在京城多动脑筋。
　　
　　作为本朝第一大都市的长安城, 纳税人口将近二百万人。与长安的人口数量相适应，居住在长安的外来居民数量也相当庞大。长安城外来居民的成份主要是北方人和西方人，即突厥人、回鹘人、吐火罗人和粟特人等。
　　商人们集中在两市交易货物。
　　华商多在皇城东南, 兴庆宫西南, 占地两坊的东市交易; 胡商则多在皇城西南, 同样占有两坊之地的西市交易。
　　在田令孜的进策下, 僖宗下诏, 登记两市商人的货物, 按率收缴, 充实宫库。执行时有宦官在现场监视, 商人如有不满, 便被捆绑起来, 送到京兆府, 乱棍打死。
　　一时之间, 人心惶惶。

不知不觉间, 田令孜已经完全控制了僖宗。不禁在皇帝面前也端起了架子。
　　每次和僖宗见面, 田令孜都会准备两盘食物: 一盘是时令果蔬, 另一盘则是不断变化的点心。田令孜坐在小皇帝对面, 一边说着前代旧闻轶事, 各地景色风光; 一边和皇帝共同消灭这些吃食。至于政事, 他是不会谈的, 自己处理就行了, 当然小皇帝也不会问的。吃完了食物, 君臣之间的谈话也告一段落。田令孜漱洗一番, 供手告辞。下次见面, 依旧是两盘吃食, 一晌闲聊。

在田令孜的眼中, 僖宗还算不上是摆设, 充其量就是个木偶, 任由自己操纵。
　　可悲的是, 僖宗不但甘当木偶, 而且还当的是心满意足, 以至于史家说其年幼无知, 易被蒙骗蛊惑, 称其为“童昏”。
　　
　　把僖宗变成傀儡, 玩弄于股掌之中, 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田令孜的欲望即是获取金钱, 最大限度的金钱。
　　田令孜赚钱的主要手段就是鬻爵卖官。不论是谁, 有无案身功名, 只要出的起价钱, 下到县丞、衙役, 上至宰相、节度使, 不必告知僖宗, 也不必等待吏部的诏赦, 只要田令孜一句话, 自是手到擒来。

僖宗一朝, 通过田令孜的捷径当上宰辅的不在少数, 卢携就是其中一个。
　　
　　卢携, 字子升。相貌丑陋, 五音不全。每每自称己名“携”时, 旁人都误认为是说“惠”。是个天生的大舌头。
　　
　　与他同日拜相, 却又争斗不休的郑畋的靠山则是西门家族。
　　郑畋, 字台文。其父郑亚与晚唐权宦西门思恭交情甚笃。临终前, 托与其子。西门思恭当上了右神策军中尉后, 将郑畋带回京城当做儿子般地抚养。
　　
　　有意思的是, 卢携和郑畋都是本朝著名文人李翱的外甥。两人在处理政事上意见不一, 见解相左的根本原因是靠山不同。
　　内廷有矛盾, 必然反映到外廷, 作为宦官在外廷的代言人, 两人有时也不得不为各自的后台老板说话。

除了宰相、节度使这类高官, 一般小官的升迁, 田令孜也要大小通杀, 捞上一笔。
　　在他看来, 麻雀再小也是肉。可谓是“有杀错, 无放过”。
　　
　　江陵(今湖北荆州)有个商人, 名唤郭七郎, 因做买卖积攒下万贯家财。可是富而不贵, 当时商人被视为贱民: 不仅不许骑马, 连衣黄都没有资格。
　　本朝服饰, 以散官品阶为准。三品以上衣紫; 四、五品衣绯; 六、七品衣绿; 八、九品衣青; 平民衣黄。
　　郭七郎于乾符初年至京城收数, 闻知田中尉明码实价, 悬格卖官。以商人敏锐的眼光知道这是桩一本万利的好买卖, 遂花了数百万钱标到了横州(今广西横县)刺史一职。
　　一介白丁当上了刺史, 自会扬眉吐气, 要衣锦还乡。岂料山川依旧, 物是人非, 由于爆发了王、黄起义, 郭家已在兵火中一橼不存。郭七郎只好打点行装, 赶赴横州上任, 指望在横州重建家园。孰料行到永州, 泊舟树下, 夜半狂风陡起, 将树刮倒, 舟沉水中, 家财、告身(本朝授官的凭信)荡然无存。如此乱世, 郭七郎进退维谷, 生活艰难, 只好拿了根竹竿做的长梢, 每日替往来行旅撑船度日, 到死都是个梢工。知道情节的永州人戏称其为“捉梢郭使君”。

无独有偶, 趣事成双。
　　
　　李德全之父是田令孜的亲信, 所以李德全也随侍田中尉左右。小伙子口若悬河, 能说会道, 深得主子欢心。以至文武百官多走李德全的门路去巴结田令孜。数年之间, 李德全受贿千万钱, 官居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右仆射, 财势双收。然田令孜失势后, 李德全也就成了丧家之犬, 一无所有, 沿街乞讨为生。后来, 发挥嘴甜舌蜜的优势让一个李姓喂马的老卒认了他做侄儿。老卒死后, 李德全又断了活路, 便冒认老卒为父, 继承了其喂马的工作。知道内情的人都叫他“看马李仆射”。

这样的社会, 这样的官员, 黎民百姓还有何活路, 怎能不造反? !
　　
　　即使这样, 田令孜还不满足, 还想敛财; 直到黄巢义军杀回中原, 僖宗还在犯浑, 还想捞钱。两人一合计: 借贷富户和胡商的财货以充经费支出。明为借贷, 实则有借无还。
　　这时, 在前线负责镇压义军的主将高骈急忙发回奏折: 天下盗贼蜂起, 都是因为饥寒交迫造成的。而今仅富户、胡商未反。
　　言外之意, 难道你们连这些人都想逼反? !
　　僖宗这才收敛些锋芒。

随着战局的变化, 田令孜开始为自己找退路: 推荐心腹陈敬瑄, 杨师立, 牛勖, 罗元杲镇守三川。本朝称剑南东, 西川及山南西道为三川, 以西川为重。镇西川者皆是威望素著的国家重臣。如今田令孜把自己的亲属心腹推荐出来, 昏庸的僖宗非但无异议, 还别出心裁地要把颁布官职搞成一场游戏: 古有三军选帅勇者夺之, 今日天子拜将则是球场一博, 艺高者赏之!
　　
在一个阳光灿烂, 天气晴和的日子。
　　左神策军在球场立好球门, 球门上悬挂赏格。诸将罗列场外, 僖宗提缰进入球场, 诸将拜地行礼, 僖宗纵马驰近讲武榭, 翻身下马, 登上讲武榭, 靠在御座里。诸将走到台下, 再次行礼, 然后牵着坐骑在球场边待命。稍顷, 一个神策军将领走上前来, 宣布今日比赛的赏格: 第一筹即得西川节度使。
　　木球摆放在场中, 诸将等到令下后齐齐策马抢球, 抢到球再将其打过球门就是赢家。
　　一时间, 球场上是马嘶人喊, 热闹非常, 不过场上击鞠的诸将心中有数: 三川主将的位置早就被田中尉选好了。这场比赛, 无非是做做样子给皇帝看, 博其一笑尔。
　　汗流浃背之下, 结果出来了: 陈敬瑄夺得第一筹, 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杨师立、牛勖分任剑南东川节度使、山南西道节度使。

数月后, 黄巢义军攻入长安。僖宗率数百人抄小路逃到群山环抱的兴元。
　　陈敬瑄闻讯, 派出三千兵马来迎驾, 敬请僖宗临幸成都。
　　四川是田令孜的故乡, 田令孜安排僖宗避难的最后目的地也是成都。田令孜为了牢牢把握大权, 荣达后一直留居京城, 始终感觉是锦衣夜行。如今皇帝落难了, 田令孜反而有了些许快意, 这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左神策军中尉衣锦还乡的好日子。
　　在田令孜的不停劝慰下, 僖宗在兴元未做过多停留, 便起驾赴成都。


成都是西川节度使的治所。
　　秦朝时设立县治。汉朝时在此设立锦官, 以管理名闻天下的蜀锦业, 故后人又称成都为锦官城。三国时蜀汉皇帝刘备在此建都。
　　本朝中叶以后, 成都繁花似锦, 在中原以外的诸城中, 排行第二, 俗称“扬一益二”。
　　
　　陈敬瑄是田令孜的二哥, 卖饼出身, 熟知下层人民疾苦, 所以当上西川节度使后, 兢兢业业, 恩威并用, 倒也没出什么大的纰漏。
　　田令孜就不同了, 到了成都后, 为了在老家炫耀一番, 更加地飞扬跋扈, 在场面上甚至连僖宗都不放在眼里了。

成都虽然富丽, 毕竟比不了京城的繁华。僖宗常常登楼北望, 常常迎风泪垂。
　　
　　中和元年(公元881年), 僖宗二十岁了。经过一段流亡生活的砾炼, 已经开始关注政事, 学着驾驭地方藩镇了。
　　而田令孜在老家则一边作威作福, 一边密切相关蜀外的局势。
　　
　　此时, 前线主帅郑畋被部下夺去大权, 被迫回到行朝担任宰相。前线诸军一时群龙无首, 无法协同作战了。首相王铎上次败绩, 再次主动请缨, 勇气可嘉。被僖宗委以都都统, 意即都统的都统。西门家族的西门思恭任都都监, 成了总监军。

在围剿黄巢义军的过程中, 表现不凡的除了诸侯、儒臣外, 就是宦官了。
　　原因很简单: 宦官的权力是皇权的一部分, 皇权缩小了, 宦官的权力及影响也随之缩小。所以, 大小宦官为剿灭义军是不遗余力。其中最出色的是杨复恭的从弟杨复光。
　　杨复光善抚众, 能将兵, 颇有决断。麾下铁骑如风, 猛将如云。尤以牙将鹿晏弘、晋晖、王建、韩建、张造、李师泰等八人担任都将的忠武八都军最为骁勇。这八人皆是许州人, 久经战阵, 所向无敌。原为蔡州节度使秦宗权属下, 后归顺杨复光, 惟其马首是瞻。其中王建, 时人称之为“贼王八”, 却是后来开创前蜀的一代雄主。

杨氏家族百年来培育出的势力不容小视--不仅在内廷呼风唤雨, 在地方上也和不少节度使有着或多或少的交情。相比之下, 田令孜只能算个暴发户, 虽然在朝廷上威风凛凛, 但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却是微乎其微。在镇剿义军的关键时刻, 田令孜不得不对杨复光另眼相看, 随着从弟的战功越来越大, 杨复恭在朝内的地位也越来越高, 不仅重新当上了枢密使, 而且也敢和田令孜争执几句, 一论高下。而田令孜知道自己的弱点, 为此, 在一些枝节小事上, 时常让杨复恭三分。
　　
　　中和三年(公元883年)初, 田令孜了解到收复京城只在数月之间, 为了讨好杨复光, 将收复京城的大功让杨复光一人独占, 特地把王铎撤了职, 又召西门思恭回朝任右神策军中尉, 任命杨复光总督诸军。此举一箭双雕, 不但讨好了杨复光, 还借以表明南衙百官在镇乱中出力甚少, 功劳都是北司的。田令孜也不忘抬高自己, 适时将建议僖宗幸蜀、散财犒军等行为当作大功, 授意宰相、藩镇们上表, 敦促僖宗加赏。
　　僖宗终于认识到田令孜的本来面目, 开始为自己的处境担忧, 由于宫中的宦官都是田令孜的耳目, 僖宗不敢流露出对阿父的不满, 只能在无人时默默地流泪。田令孜遇见过几回, 以为皇帝又在思念故都了, 并不以为意, 还随口安慰了僖宗两句。
　　面对田令孜的追赏, 僖宗那敢不依, 可能赐给阿父的官爵都已封赐完了, 这次封什么好呢?
　　田令孜在成都时, 招募了大批新军, 共五十四都, 分为神策十军。
　　僖宗思来想去, 绞尽脑汁, 决定加封田令孜为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十二卫即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 隶属南衙十二卫。僖宗幸蜀, 十二卫早已散亡殆尽, 名存实亡了, 以此加赏田令孜, 也不过是个顺水人情罢了。

中和三年(公元883年)四月八日, 经过一场恶战, 唐军收复京城。
　　对田令孜而言, 最大的喜讯并不是收复故都, 而是杨复光之死。
　　中和三年(公元883年)七月, 杨复光卒于河中, 时年四十二岁。
　　杨复光一死, 田令孜便无所顾忌, 再也不能容忍杨复恭在自己面前指手画脚了。杨复恭倒也识相: 杨复光的死讯刚传到成都, 便从枢密使的宝座上退下来, 重新去做他的飞龙使, 不久又称疾, 回到蓝田的杨宅休养去了。
　　田令孜再接再励, 策反忠武八都军。
　　中和四年(公元884年)十一月, 八都将中的五位: 王建、韩建、张造、晋晖、李师泰率领五都奔赴成都。田令孜计谋得逞, 十分高兴, 旋即认了五人为义子, 赏赐巨万, 官拜诸卫将军, 让他们各领本部, 号称“随驾五都”。

中和五年(公元885年)三月二十二日, 僖宗在“随驾五都”的护卫下回到了阔别四年之久的长安。
　　故都数经兵火, 形同废墟。
　　
　　三月二十四日, 僖宗大赦天下, 改元光启, 取意于光大先业, 重启太平。
　　
　　改个年号容易, 想重启太平却是难上加难。
　　帝国诸道早已被地方诸侯瓜分殆尽, 仍奉朝廷号令的不过河西、岭南、山南、剑南四道数十州而已。其中河西久被异族隔绝、岭南山高水远, 只是遥奉正朔、山南则刚被逆臣秦宗权霸占, 所以朝廷真正可以依仗的, 仅仅是京畿四围和剑南三川了。

朝廷在成都时, 靠着陈敬瑄的搜刮和诸道的进奉, 还维持的下去。但回到了京城, 财政立时枯竭, 入不敷出: 剑南三川物力已尽, 河南、河北、江淮各专租赋, 库入仅京畿、同、华、凤翔等州租税; 而朝廷南衙北司大小官员过万, 加之田令孜在川招募的大批新军, 计有五十四都, 每都千人。文武百官还可商量, 可禁军是用金钱招募的, 早因赏赐不多而怨言四起, 一旦粮饷不继, 便有哗散的危险。
　　
　　田令孜担心军队解体, 千方百计地筹措钱粮, 却四处碰壁。万般无奈之下, 打起了河中解县、安邑两大盐池的主意。
　　
　　河中有解县、安邑两大盐池。旧隶度支, 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 置榷盐使, 卖盐钱收归国有。中和年间, 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趁乱占取。当时, 收复京城是头等大事, 而河中地处要道, 又距离京城最近, 王重荣无论倒向哪边, 都会影响全局, 朝廷处于用人之际, 为了拉拢这位自封的地方诸侯, 经过多次交涉, 只好妥协: 王重荣每年上缴三千车食盐以供国用, 其余的都归河中所有。
　　
　　如今, 天下既定。田令孜自持还能对付得了王重荣, 便决定收回两池盐权。
　　光启元年(公元885年)四月, 田令孜奏过僖宗, 亲自出马兼任两池榷盐使, 准备用卖盐的钱养活禁军, 暂解燃眉之急。

河中土地贫瘠, 物产匮乏, 占据两池后, 用度才日渐宽裕。王重荣如何肯将这到嘴的肥肉再吐出来, 况且河中位处要冲, 四战之地, 急需招兵买马, 扩充实力, 谁都知道: 有枪就有一切, 但枪是要靠钱来装备的! 于是多次上表解析利弊, 恳请朝廷收回成命。
　　
　　是时, 田令孜认识到自己在地方上的影响甚微, 有意加强控制地方藩镇, 为此派出大批养儿义子奔赴各地去拉拢地方诸侯, 有不依附田中尉者, 允许义子们相机行事, 加以铲除。
　　田令孜看到王重荣抗命, 就派养子田匡佑出使河中, 以图说服王重荣大局为重, 交出两池。
　　
　　王重荣对田匡佑的到来是蛇鼠两端, 满怀戒备。
　　王重荣世隶左神策军, 与杨氏家族颇有交情, 但又知道田令孜力能遮天, 所以并不愿与其直接发生冲突。考虑再三, 决定隆重迎接田匡佑, 探探风声, 先礼后兵。
　　王重荣召集大小将佐, 设下丰盛的酒宴, 款待田匡佑。谁知田匡佑既不识相, 又不懂味, 认为有义父撑腰, 丝毫不把王重荣放在眼里。在酒席上是举止倨傲, 言谈不逊, 河中将佐皆有怒色。王重荣行武出身, 脾气火爆, 当场发飙: 当着田匡佑的面, 历数田令孜的丑行恶为, 责备田匡佑粗鲁无礼, 目中无人。河中将佐手按兵刃, 只待主帅一声令下, 便将田匡佑拖出营外乱刀剁了。幸好河东监军在旁作陪, 连忙好言劝解; 田匡佑早吓得是面无人色, 哆哆唆唆地慌忙道歉, 前倨后恭, 装完大爷扮孙子, 这才魂不守摄地得以全身而退。

田匡佑窜回长安后, 哭哭涕涕, 添油加醋地说了王重荣一大堆坏话, 撺捒义父与河中动武。田令孜深知朝廷实力, 不到万不得已, 决不会动武。不能用武, 就得智取, 可任凭田中尉使尽权术, 仍一无所获, 无奈之下, 田令孜决定付诸武力。
　　
　　田令孜首先拉拢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李昌言弟, 兄终弟继), 与此同时和宣武节度使朱温通气; 但因王重荣与李克用交好, 田令孜对用武仍无把握, 未曾用兵, 早早准备好了退路: 九月, 在自己的不断劝说下, 僖宗任命陈敬瑄为三川及峡内诸州都指挥, 制置等使, 将三川及荆南部分州县控制起来。
　　
　　朱玫、李昌符内有田令孜鼓劲, 外有朱温加油, 飞快地入朝觐见天子, 指陈利害, 规划方略, 力劝僖宗出兵, 并一再保证: 邠宁、凤翔两镇兵马誓为禁军当先锋、打头阵。
　　这次僖宗表现地极为淡定, 根本不理睬朱玫、李昌符的表白, 并向田令孜交底--宁可解散部分禁军, 裁减开支, 也不想动武。僖宗在朝堂上质问田令孜: “尔等口口声声出兵必捷, 非但收回盐池, 还可重振庙堂之尊。却有几分算度? ! 王重荣久经战阵, 虎狼之师, 如再联手李克用, 后果不堪设想, 尔等思之, 巢贼都非李克用对手, 况乎朱、李, 朕可不想再到成都去了! ” 一席话, 说得田令孜是哑口无言。

果然不出僖宗所料, 王重荣得知田令孜厉兵秣马后, 赶紧向李克用求援; 李克用得信, 决定拉王重荣一把, 上表朝廷: “朱玫、李昌符与朱温相表里, 想灭臣, 臣不得不自救, 已募集蕃、汉兵十五万, 定于明年渡过黄河, 西讨二镇。臣出师不近京城, 不扰京城百姓, 诛灭二镇后, 臣挥师东下, 找朱温一战, 定雪前耻。”
　　僖宗大惊, 接连不断地派出使者到河东去解释、传谕, 频繁到载着使者的车辆都道路相望。
　　
　　朱玫见僖宗如此小心, 便数次派人潜入京城, 东边烧些许粮草、西边宰几个宦官, 再放出风声: 李克用所为。
　　不久, 千奇百怪的谣言满城激荡, 京师震恐。即便如此, 僖宗还是不同意出兵。
　　田令孜按捺不住, 矫诏命令朱玫、李昌符掌军, 攻打王重荣。王重荣一边发兵抵抗, 一边向李克用告急。
　　
　　光启元年(公元885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两军决战。朱玫、李昌符大败, 领着残兵败将退回本镇, 溃军过处, 鸡犬皆空。王重荣、李克用趁胜进逼长安。
　　二十五日夜, 田令孜得到消息, 连夜架着僖宗西奔凤翔。
　　自从黄巢东突后, 长安府舍民居败者十之六七, 后经数年修缮, 仅完一二, 此次僖宗再度逃亡, 长安城又一次遭到乱军洗劫, 建筑物群已是荡然无存。

李克用闻知僖宗出逃, 不敢造次, 与王重荣回兵河中, 两人联名上表：志在清君侧而已，绝无谋反之心，敬请圣上大驾还宫。表中还不失时机地罗列了田令孜一大串罪过，请皇帝诛杀田令孜以谢天下。
　　
　　僖宗对阿父的所作所为是深恶痛绝，早就想摆脱他的控制。接到李、王二人的联名表，僖宗多少有了点笑容。为了尽快返回长安，僖宗不顾田令孜的反对，重新启用与李、王都有不错交情的杨复恭为枢密使，派杨氏家族中人出使河中。　　　　　　　
　　
　　田令孜明显感到僖宗不好摆布了，但他仍然幻想着能够挟持僖宗到成都去避避风头。
　　
　　光启二年(公元886年)正月初八, 田令孜请僖宗移驾兴元，防止王重荣、李克用进犯。
　　僖宗对此不屑一顾, 毫不迟疑地拒绝了建议。僖宗看来, 李、王联军已退回河中, 以这样的借口让朕移驾, 简直是可笑之极! 还把朕当作孩童吗? 难道朕是个二, 还看不透你的如意算盘: 先去兴元，再到成都, 乖乖听你哥俩的摆布, 任凭你们作威作福!
　　田令孜万没想到僖宗的态度如此冷淡, 不禁有些恼羞成怒。但田令孜并不甘就此罢手, 坐观时局变化。
　　此时的朝廷上下都将两次迁涉归咎于己, 田令孜已成千夫所指的孤家寡人; 在政坛上处于孤立、被动局面, 老对头杨复恭更是卷土重来, 气势如虹, 必将抓住自己的痛脚狠狠出手; 朱玫、李昌符这两个软脚蟹则见势不妙, 转向去讨好王重荣了。
　　田令孜反复思量, 决定孤注一掷, 冒次大大的风险--劫持僖宗去成都!

当天夜里, 大雪纷飞, 寒气逼人。田令孜引领着义子王建为首的“随驾五都”闯入行宫, 慌言有外兵来犯, 不待睡的迷迷呼呼的僖宗反映过来, 几个义子干儿过去, 把僖宗从暖嚯嚯的被窝里请起, 连扶带拉, 簇拥上马。在“随驾五都”的保护下, 连夜向凤翔西南六十五里处的宝鸡驰去。其时从驾的宦官、卫士仅数百人, 宰相和官员都在睡梦中, 浑然不知。
　　
　　天子行幸, 每到一地宿营时, 护驾将士在最外围警备, 近臣及值班官员们的位所也与宫中无异。是以行宫之内亦称禁中。
　　
　　田令孜劫持天子时, 翰林学士承旨杜让能正在禁中值宿, 闻变大惊, 情急之下提足狂奔, 步行追赶, 一口气跑了十几里。正当上气不接下气, 准备休息一会时, 天无绝人之路, 居然在路旁捡到一匹无主之马! 但其身上无鞍无勒, 杜让能急中生智, 解下腰间玉带套住马颈, 翻身跨上无鞍马背, 双手控制好方向, 策马向前赶路。
　　僖宗前脚刚到宝鸡, 杜让能后脚就追来了, 他是当天惟一在僖宗身边的朝臣。翌日, 太子少保孔纬等人赶到。除此以外, 再没有朝臣来了。

僖宗到了宝鸡, 才整明白外兵来犯不过是田令孜一手导演的闹剧, 气急败坏, 破口大骂, 死活不肯往前走了, 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刀架在脖子上了也不走。田令孜这下傻眼了, 只好陪驾宝鸡, 等僖宗火气消退再启程。
　　僖宗根本没有消气的意思。
　　正月十日, 即到达宝鸡后的第三天, 僖宗见文武百官还没来见驾, 就任命孔纬为御史大夫, 回凤翔召官员速来, 待大家到齐后商议去留事项。
　　
　　御史台乃天子耳目，是帝国中央政府的监察机关，是要害重地。设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及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
　　按照本朝官制，御史大夫本是御史台长官，秩正三品。后因官重位崇，自安史之乱后官不常设，副职御史中丞得以成为实际上的宪台之长。
　　御史中丞成为御史台长官，负责纠举官吏过失，官品是“正五品上”，又是可在宰相之后赴阙听对的“次对官”，有一定的权力。
　　侍御史以下又称“三院御史”，分主下属机构台院、殿院和察院，监察御史为三院御史最下一级，主要职责是纠举官吏过失，巡按监视州县。虽然品位不高，职任却很重，属于可以分日朝参皇帝的“供奉官”。
　　
　　僖宗将这个近乎荣誉头衔的官职封给孔纬, 既是对其忠心事主的奖赏: 太子少保是虚衔, 中看不中吃, 并无实际权力，相当于荣誉职务，和现在的政协、纪委是一个调调。御史大夫就不同了, 是实授。上通天廷, 权力极大。还有助于完成集合官员的任务: 御史台专掌纠察弹劾、绳束奖赏, 百官焉敢支吾? !
　　
　　孔纬却没能完成使命。

首先宰相不从命。
　　首相萧遘是南梁武帝后裔, 本朝萧家出了好几位宰相: 玄宗朝宰相萧嵩、德宗朝宰相萧复、懿宗朝宰相萧寘, 都是其先人。萧遘相貌出众、志操不群, 自诩晚唐明相李德裕。“曲江宴”后, 同年们都戏称其为“李太尉”。僖宗幸蜀, 擢升他为宰相。朝堂之上文武百官莫不以田令孜神色行事, 惟有萧遘按原则处事, 凡事不能屈礼忍让。
　　萧遘痛恨田令孜专权弄祸, 导致圣上两次出奔, 寰宇荡动, 决定以武力将天子从田令孜手中夺回来。他先与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取得一致, 然后召邠宁节度使朱玫引兵来凤翔, 准备联兵迎驾。朱玫、李昌符眼见百官皆怨田令孜, 十分后悔当初错估形势, 成其工具; 又惧王重荣、李克用复仇, 转而与王、李和好。
　　正月十三日, 朱玫引兵五千来到凤翔, 与萧遘、李昌符商议前堵后追之策。
　　孔纬回到凤翔, 即刻去找宰相, 想宣诏召集百官赶赴宝鸡。萧遘因田令孜之故, 不想去。如果见到孔纬, 听过诏书而不行, 就有欺君妄上之嫌, 萧遘久居官场, 稔熟典章, 干脆托病不见。
　　
　　文武百官也不从命。
　　年前的出逃, 田令孜就是采取突然行动, 半夜奉着僖宗西奔。弄得僖宗有心通知百官, 也没有时间等待人员聚集。官员们对僖宗是越来越失望, 都认为田令孜一日不除, 百官就得多当一日摆设。人人是心若死水, 情如寒冰, 宁可待在凤翔, 而无兴趣从驾。
　　孔纬命御史台官吏催促百官动身, 官员们都以无袍无笏, 无法行动相搪塞。
　　
　　孔纬本是满怀希望而来, 没想到一连碰了好几个钉子。无奈之下, 只好召集御史台的御史们, 希望下属跟他一起走。
　　御史台下辖三院: 台院设侍御史六人; 殿院设殿中侍御史九人; 察院设监察御史十五人。
　　三院御史到齐后, 孔纬不禁悲从中来, 泪随声坠, 恳请诸位同仁赴召。
　　御史们商量了片刻, 还是迟疑不决。
　　孔纬拂衣而起, 愤然撇下同僚们, 径直去找李昌符, 请他派兵护送去宝鸡。
　　李昌符感其忠心事主、只身来去, 是条汉子, 赠了孔纬一笔程仪, 又调派一队骑兵护送。

孔纬虽未完成使命, 却察觉到了朱玫、李昌符的意图, 回到宝鸡, 立即向僖宗汇报, 建议早日前往兴元。僖宗闻讯面如土色, 又是泪水长流、一言不发。于是杜让能让禁军中最出色的将领杨晟驻扎潘氏, 负责断后。潘氏在宝鸡与凤翔府治雍县之间。部署甫定, 邠宁、凤翔两镇兵马就打过来了, 杨晟寡不敌众, 不久即退出潘氏。田令孜见乱军靠近, 而僖宗仍不肯走, 焦急万分, 又布置了两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在宝鸡和石鼻寨; 石鼻寨在宝鸡西南三十里处, 地势险要。第二道防线设在大散关; 大散关位于宝鸡西南、凤州梁泉县松陵堡南的大散岭上, 易守难攻, 是兵家必争之地。然后晓以厉害、软硬兼施, 终于护卫着僖宗离开了宝鸡。
　　
　　宝鸡百姓得知消息, 满城大乱, 军民杂糅，锋镝纵横，山路狭隘, 栈道仅能容人, 僖宗一行步伐十分缓慢。
　　僖宗听到身后的战鼓声, 不时回头眺望: 只见后卫部队在东北方向和邠宁、凤翔军拼命博杀的场面, 在隆冬斜阳的余辉下, 反射出点点金光! 绚烂夺目!

田令孜收到消息, 还有几支凤翔军的机动小分队已抄近路赶到前方, 正在放火烧毁栈道。田令孜命令一支禁军速去杀敌灭火, 又命义子王建、晋晖为清道斩斫使，领五百精兵, 手持长剑利刃开路, 遇到行动犹豫迟缓者, 无论军民, 一刀砍了, 接着一脚踹出栈道。有了这群如狼似虎的狂野猛男, 乘舆乃得前。
　　在“随驾五都将”中, 僖宗对王建是青睐有加, 让他背负传国玉玺随侍身边。登上大散岭时, 发现一段丈余长的栈道被凤翔军小分队点着了，将摧折，僖宗心怯, 欲过又止。王建安慰几句, 扶掖僖宗自烟焰中跃过。
　　走过大散关, 已是子夜, 大家顾不得天寒, 露宿野外, 在一处敝风的阁板下, 僖宗枕着王建的大腿而寝。
　　一觉醒来，东方曙光已明; 面上残泪忧存。囫囵进过些食物, 僖宗解下御袍赐于王建, 嘉奖其护驾之功, 说道: “爱卿珍惜, 以其有朕泪痕故也, 勿忘时艰, 精忠报国。”

车驾才入大散关，朱玫已围宝鸡。石鼻寨禁军溃败，朱玫长驱直入攻打大散关，大散关易守难攻, 在杨晟的守卫下, 朱玫不克。不过在石鼻驿却意外地俘获了嗣襄王李煴，此人是肃宗之玄孙，襄王李僙之曾孙, 有疾，行动不便, 未能跟随僖宗，留遵涂驿，为乱所得。朱玫知道李煴的身份后, 脑中灵光突现, 便留下大将王行瑜继续追击僖宗, 自己与俱还凤翔。
　　朱玫脑中灵光突现, 想的是嗣襄王也是正牌的李氏子孙, 何不乘天下对僖宗失望之际, 改立李煴为帝, 而自己独揽大权呢? !
　　回到凤翔, 朱玫便紧锣密鼓地计划另组朝廷。为了让官员们彻底丧失对僖宗的信任: 二月, 朱玫联同王重荣、李昌符上表请诛田令孜，以“安慰群臣”; 三月, 宰相萧遘率群臣上言“令孜专国煽祸，惑小人计，交乱群帅”，也要求诛杀田令孜。此际, 僖宗正在田令孜的护卫下, 在山道羊肠上跋山涉水, 哪有闲功夫答理奏章。况且, 俗话说过河拆桥、卸磨杀驴, 而今河也没过、磨也没卸, 怎么可能会拆桥、杀驴? ! 诛杀田令孜根本是与虎谋皮嘛!


僖宗入大散关后，马不停蹄地向山南西道治所兴元行进。
　　三月十七日, 到达兴元后不久, 僖宗开始处理政事。十九日, 任命了两位新宰相, 即在这次出逃途中表现出色的孔纬和杜让能。“随驾五都”, 其中一都由王建率领, 戍守兴元西南二百余里外的三泉, 修复栈道, 为入蜀做好准备。另外数都由晋晖、张造率领, 驻屯兴元东北的城固县附近, 防备乱军。
　　
　　朱玫也没闲着, 自认准备就绪后, 开始了行动。他找到以正直著称的宰相萧遘试图说服他, 萧遘已知朱玫这些天的动作, 认为僖宗并无大错, 要怪只能怪田令孜。朱玫一介武夫, 懂啥国家大策, 其首谋废立, 定是别有企图。不由后悔自己一时激忿, 引了此人迎驾。萧遘坚决反对废立, 反而劝朱玫归镇。话不投机, 朱玫悻悻而出。
　　
　　但是箭在弦上, 岂能不发? !
　　光启二年(公元886年)四月三日, 在朱玫的胁迫下, 百官被迫拥戴李煴权制军国事, 为正式称帝作准备。萧遘三缄其口, 形于言色, 对朱玫拥立李煴持消极态度, 令朱玫大为不满。
　　四月六日, 李煴受册。任命郑昌图为宰相, 将度支、盐铁、户部三司事务全权交其负责; 朱玫兼任左、右神策十军使, 率领百官奉李煴返回京城长安。

消息传到山南, 僖宗君臣呆若木鸡。
　　田令孜知道百官藩镇都把枪口对准了自己, 自己的当权已成为小朝廷生存困难的主要原因。为了挽回危局, 只好主动让贤, 推荐杨复恭为左神策军中尉、观军容使, 自己甘心作个西川监军使。不过田令孜没有立即赴任, 而是留在山南, 时刻准备着有朝一日时局好转再重掌大权。可是覆水难收! 大权一去, 万事皆衰。
　　僖宗怨恨这位阿父自不必言, 杨复恭更是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 上任伊始, 就把田令孜的五个随驾义子、昔日从弟手下的忠武都将赶出朝堂, 将禁军首领都换成自己或杨复光的义子。因为气愤五人忘恩负义、卖主求荣、坏了自己的大事, 所以大加贬斥--王建任利州刺史，韩建任华州刺史、张造任万州刺史、晋晖任集州刺史、李师泰任忠州刺史。利、华、万、集、忠不是偏远小州, 就是残穷破败, 了无人气。
　　僖宗到底长大了, 惧怕杨复恭上位后, 权势过盛, 成为田令孜第二, 就不动声色地做了点手脚, 提拔刘氏家族的刘季述为右神策军中尉。当年, 田令孜联合杨氏家族、西门家族排挤刘行深, 与刘家结下仇怨。如今提拔刘季述明处是排斥田令孜, 暗里则有牵制杨复恭的作用。

五月, 朱玫自封为侍中、宰相, 诸道盐铁、转运等使, 大权独揽。其他三位宰相: 萧遘被加衔太子太保、裴澈判度支、郑昌图判户部。
　　
　　朱玫的所作所为, 惹恼了李昌符。本来两人是同谋拥立嗣襄王, 嗣襄王还京后, 朱玫却权归一人, 只给了李昌符几个挂名的头衔。典型的打完斋不要和尚。李昌符一怒之下, 拒不受封, 又向兴元拜表称臣。
　　僖宗君臣见事情有了转机, 连忙下诏, 加封李昌符检校司徒。
　　朱玫则对盟友的背叛不以为然, 其手下大将王行瑜领五万精兵追击僖宗, 连战连捷, 击溃了杨晟, 夺取了大散关。接着王行瑜屯军凤州, 与杨晟拉锯兴州, 兴州若得, 僖宗君臣的生死尽在掌中, 李昌符又奈我何? !
　　
　　萧遘不愿忍受朱玫的淫威, 请求归老田园。朱玫因其处处与己作对, 早看不顺眼, 一口应允。萧遘暂时脱离了是非之地, 可最终还是没能逃过宿命的杀身之祸。李煴之乱后, 执直耿忠的孔纬追念自己奉诏召百官赴行时萧遘避而不见的态度, 弹劾萧遘既无大臣风仪; 在李煴之乱中又不能尽忠效节, 而是左右逢源、依委其间。僖宗下诏, 赐萧遘自尽。萧遘仰天长叹, 饮药自尽!

不知不觉, 僖宗君臣在兴元已有月余, 由于诸道贡粮多运往长安, 粮草即将不继, 一时, 人心惶惶。僖宗除了拿手的抹眼泪外, 是束手无策。
　　杜让能经过算计, 献策: 解铃还需系铃人。这场祸端, 根源在王重容, 如其洗心革面、归顺朝廷, 事情就好办了。杨中尉从弟杨复光曾总督诸军, 与王重容同破巢贼、收复京师, 交情甚笃。陛下不妨派遣重臣去河中, 运用君臣之义、沙场之交,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兴许可让王重容回心转意, 大唐社稷也可转危为安。
　　僖宗没其他办法, 死马当作活马医吧! 派遣右谏议大夫携带自己的亲笔诏书出使河中, 宣谕王重容。
　　
　　一封诏书抵十万雄兵!
　　王重容再次上表称臣,并献上十万匹绢, 聊解僖宗君臣的用度之需。

王重容这边重拥僖宗, 李克用也打破了沉默, 宣布力挺圣上。
　　五月二十日, 嗣襄王遣使太原宣诏: 圣人路行半途, 六军变扰, 苍皇晏驾, 吾为藩镇所推, 今已受册。李克用已知一切都是朱玫一人做的好事, 勃然大怒。心思: 你一个小小的邠宁节度使, 兵单将寡, 实力不济, 居然也敢挟天子以令诸侯? ! 对老子指手画脚、发号施令, 真是岂有此理! 况且僖宗为人还行, 对己先征召入关, 后赏功河东节度使, 不然只怕现在还身在鞑靼、寄人篱下; 没准风餐露宿、终老大漠。其时一旁的大将盖寓也说道: “銮舆播迁, 天下之人都归咎于公, 今不诛朱枚, 废黜李煴, 无以洗刷污点, 回报圣恩! ” 李克用闻言, 烧诏书、囚使者, 传檄四邻各道: 朱玫欺骗藩方, 宣扬圣上晏驾, 河东道已点蕃、汉精兵三万进讨凶逆, 移文贵道同起义军, 共立大功。
　　
　　僖宗闻讯大喜, 迅速作出部署。
　　六月, 杨守亮被任命为金商节度、京畿制置使, 率两万禁军出金州, 与王重容、李克用合击京城。
　　杨守亮, 杨复光养子。本姓訾, 名亮, 膀大腰圆, 绰号“一丈黑”。原是王仙芝部将, 后归服杨复光, 并成其养子, 改名杨守亮。其弟訾信则被杨复恭收为养子, 改名杨守信。兄弟二人跟随杨复光转战南北, 曾为收复长安立下不少功勋。
　　
　　西线的杨晟终于没能顶住王行瑜持续不断地进攻, 放弃兴州, 转保剑南东川的文州。
　　僖宗作出反应, 派禁军将领李茂贞驻屯大唐峰, 与杨晟互成犄角之势、遥相呼应。
　　李茂贞, 本名宋文通, 原是凤翔军的普通士兵, 在与黄巢义军作战过程中, 立下战功, 被当时的节度使郑畋赏识、一步步提拔为将领, 后进入禁军效力。
　　
　　时局慢慢交形易势, 运道转向朝廷一边了。
　　
　　九月, 邠宁军几经挫折、接连大败, 士气低落。而各路禁军配合默契、乘胜追击, 重夺兴州、进逼凤州, 频频主动出击。
　　
　　朱玫没把西线战事的胜负得失放在心上, 而是领着文武百官上劝进表, 劝嗣襄王李煴正式称帝。
　　这当然是装装样子, 走走过场。
　　十月, 李煴即皇帝位，改元建贞, 遥尊僖宗为太上元皇圣帝。

田令孜待在山南不走, 日子也不好过。手中的权力一点点被僖宗和杨复恭夺去; 外界的形势对己也是越来越不利: 在王重容、李克用的支持下, 朝廷逐渐有了生气; 西线战事的胜利, 又给朝廷增强了信心。看着自己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成为孤家寡人, 田令孜坐不住了, 要求去西川赴任。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杨复恭可不会轻易放过他。但大局当前, 自相残杀, 是为不妥。田令孜如今已是瓮中鳖、网中鱼, 等收复京城后再慢慢收拾他不迟。
　　田令孜老奸巨滑, 对杨复恭的心思怎会不知。知道此时不走, 以后想走也走不了了。于是上表僖宗, 不提赴任之事, 而是不停地叙述自己这些年来伺候僖宗的种种情景, 表示因年老体弱, 欲到成都寻医觅药。
　　这封奏表写的是凄凉悲怯、哀惋动人, 果然不出所料打动了僖宗, 僖宗想起了阿父的种种好处, 这些年来服侍自己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心中恻然, 准许了。
　　田令孜快马加鞭, 星夜兼程, 逃回了成都老家。

杨复恭看见事态一片大好, 鼎中之水即将沸腾, 便又在鼎下添了一把干材--传檄关中: 得朱玫首级者, 邠宁节度使赏之。
　　
　　这一招真的厉害。
　　
　　王行瑜在西线打了几个败仗, 处境尴尬: 前进没有道路、后退不能交差, 心下焦躁: 在这有钱就是爹、有奶就是娘的年代, 与其坐等主子喝斥惩罚, 不如反戈一击, 弄个节度使当当。
　　于是和部下密议。这班争名逐利的赳赳武夫是一拍即合, 一致拥护王行瑜的决定。
　　
　　十二月三日, 王行瑜领兵悄然撤出凤州。
　　
　　十日, 王行瑜到了长安。
　　朱玫正在政事堂处理公事, 闻讯大怒, 即刻召见王行瑜。
　　王行瑜调遣部属分据要津, 只见自己入门就动手。
　　一见面, 朱玫就斥责王行瑜, 道: “尔无令归师, 想反? ! ”
　　王行瑜挑眉狞笑, 道: “吾不反, 仅杀反贼朱玫矣! ”
　　话音甫落, 部下已夺门而入, 逢人杀人、遇鬼杀鬼, 朱玫及其党羽数百人顷刻之间丧命。
　　京城大乱。分属各系的邠宁军开始还互为攻击, 后来失控, 变成刀枪对外, 开始肆无忌惮地焚掠市民。无数士人因房屋被烧、衣物被抢而饥寒毙命、积尸堵街。


裴澈、郑昌图率官员二百余人趁乱簇拥着李煴投奔河中。王重容虚与委蛇, 待李煴一行到来立即挥兵包围, 揪出李煴一刀砍了, 接着囚禁裴澈、郑昌图, 其余官员死者过半。王重荣将李煴的首级函送兴元, 呈给僖宗。
　　
　　李煴之乱平定后, 朝廷论功行赏。
　　
　　光启三年(公元887年)正月, 任命王行瑜为邠宁节度使、李茂贞为武定节度使、杨守亮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信为金商节度使。
　　杨守亮兄弟拥有位置重要的地盘, 自是杨复恭的刻意安排。
　　
　　奖善惩恶。
　　田令孜是僖宗流亡的罪魁祸首, 二月二十四日, 僖宗下诏削其一切官爵，发配端州(今广东肇庆)，但田令孜依托陈敬瑄, 并不去流放之地。山高皇帝远, 这则诏书犹如一纸空文, 朝廷也是无可奈何。
　　三月九日, 僖宗下诏赐萧遘自尽; 裴澈、郑昌图则押解到凤翔以东四十里的歧山, 当众斩首。
　　朝官有受李煴策封者, 刑部概以死罪。宰相杜让能据理力争, 此公紧随僖宗左右, 绝无叛主之嫌, 有了他的保护, 多数官员都幸免一死。

光启三年(公元887年)三月十八日，僖宗返京的队伍到达凤翔，凤翔节度使李昌符以等待长安宫室修缮完工为名，极力劝留僖宗。僖宗一想有理, 暂驻凤翔。
　　到了六月，杨复恭养子, 神策五十四都的天威都头杨守立与李昌符发生火拼，盛怒之下的李昌符茂然进攻僖宗行宫，兵败不敌, 出逃陇州(今陕西陇县)。
　　僖宗命尚未赴任的武定节度使、扈驾都将李茂贞追击。在李茂贞的围攻下, 七月，李昌符被斩。
　　事后封赏李茂贞为凤翔节度使。
李昌符死后, 僖宗并不急于返京。
　　如今的长安已是荡然空扩、一片狼藉。
　　
　　光启三年(公元887年), 僖宗是安卧凤翔, 静观天下诸侯兵戈纵横, 五湖四海狼烟弥漫。
　　各地诸道是战事连连, 人人想逐鹿中原, 个个求图霸天下。
　　
　　年初, 李克用丧父, 息戈一年, 河东暂宁。
　　
　　三月, 镇海节度使周宝被部下推翻。邻镇的淮南节度使高骈幸灾乐祸, 特意召开一次盛大的宴会来庆贺, 并派人给周宝送去一袋面粉, 说是怕他断粮, 没的饭吃, 摆明了是挖苦他。周宝恨恨地说道: “有吕用之在, 他日你也好过不了! ”
　　果不其然, 吕用之弄权, 不久引发淮南内乱, 高骈全家遇难。
　　杭州刺史钱镠闻知周宝失位, 开始盯上镇海, 后将周宝接到杭州奉养起来。
　　同年周宝去世, 原因不明, 一说钱镠杀之; 一说气愤而亡。
　　
　　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一生杀伐, 驰骋疆场, 叱咤风云, 却因统军绳法过甚, 而不恩威并施, 竟被牙将常行儒所杀，不得善终。王重荣之兄王重盈又杀常行儒, 控制住局面, 继任河中节度使。
　　
　　宣武军节度使朱温奋起于群雄之间。年中, 与秦宗权大战一场, 打得其是一蹶不振。其后, 四面出击: 东面, 攻打朱宣、朱瑾; 东南, 结怨感化节度使时溥; 西南, 继续打击秦宗权; 南面, 为了夺取淮南沃野而交恶杨行密、孙儒。
　　
　　蜀中也非净土, 王建被杨复恭排斥出朝, 流落东川, 皇命不理、圣谕不从。自此在三川来去攻守, 不被约束。
　　
　　地方诸侯打得热火朝天之际, 僖宗在凤翔安静祥和地渡过了人生最后一个春节。

光启四年(公元888年)初, 朝廷上下就开始讨论归京事宜: 一来宫室修复将完; 二来几番猛烈折腾，僖宗的身体彻底垮了。
　　
　　二月七日，僖宗病发, 华佗束手。大小官员决定不日启程还京。
　　二月二十一日, 病中的僖宗终于又一次回到长安，在拜谒太庙以后，二十二日, 举行大赦，改元“文德”。
　　三月三日，僖宗病危。六日，本朝历史上最年轻的皇帝在享尽了荣华富贵之乐也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后，告别了人世，年仅二十七岁。
　　留给兄弟昭宗的, 只有一座破败不堪的长安城。
　　
　　僖宗在位的这十五年，是帝国灾难深重的十五年，也是李家天下轰然崩溃的十五年。
　　王朝兴衰, 非仅人力; 天不假寿，也许幸事。
　　僖宗明白，无论如何, 祖宗的基业没有在他手上结束，算是他的造化。接下来的继任者，就不会再有这样好的运气了。
　　
　　
　　最后用蔡东藩先生宏篇巨著《中国历史通史演义》之《唐史演义》里的一首小诗结束本朝最后一位崩于长安、葬在关中的天子之往事。
　　
　　世衰总为主昏多, 丧乱相仍可若何?
　　十五年来无一治, 虚名天子老奔波。

断肠人在天涯
　　----父子皇帝昭宗李晔、哀帝李柷的末世不归路
　　
　　
　　
　　
　　
　　中国法制源远流长, 在数千年的制度构建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维护父权的制度体系。
　　
　　经过原始社会漫长的懵懂岁月, 大夏王朝的建立者们将奴隶制时代以习惯法为基本形态的法制作为治国的根本, 逐步推广起来完善自己的统治体制。
　　
　　到了商朝, 经历了从“兄终弟及制”即“兄死弟继，无弟子继，弟死兄子继的制度。第一继承人是弟，这主要是有利于统治秩序的维护，弟比兄子有更多的社会经验, 缺陷是经常引发社会争斗”，更改为“嫡长子继承制”的过程。从此嫡长子成为继承政治权力和物质财产的合体。
　　
　　西周时期沿袭了嫡长子继承制。正妻所生之子为嫡系，其他为庶出，正妻比之其他所生子女有明显不同的地位。
　　西周进一步完善了礼治，出现了“周公制礼”的情况。
　　礼中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孝”，即中国的传统礼法观念中强调的义务本位，正所谓“亲亲，尊尊”。西周时期还出现了明文的“不孝”罪，被认为是十分严重的罪行。《尚书》中记载周公曾经告诫康叔道：“元恶大敦，引为不孝不友”要“刑兹无赦”。西周时期规定“父子不得相诉，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不孝将动摇家族政治的根本，也就动摇了国家的根本，当然要大力惩治。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的大动荡时期，礼治开始衰落，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家族政治赖以存在的基础。
　　
　　秦朝时出现了“破坏婚姻家庭罪”, 其中包括了‘擅杀子，子不孝，子女控告父母，尊幼殴尊长’。秦简《法律问答》中“擅杀子，黥为城旦舂”。秦律中对继承人的确定有法定继承人和指定继承人两种，秦律中限制了子告父母的权利，把子告父母定为“非公室告”, 司法机关不得受理。
　　
　　大汉推行孝道，“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的确立进一步强化了家庭观念。
　　汉律中有不孝罪，无论什么情况下殴打父母皆处重刑: 殴死父母以枭首; 杀父母处腰斩; 甚至父母丧期，与人通奸者也处死刑。提倡同居共财，即不与父母祖父母分居析财。
　　继承法中两汉规定爵位的继承，基本沿袭嫡长子继承制，关于财产继承，主要是土地和其他财产，汉代开始出现诸子均分财产的情况，庶子女儿都有财产权。
　　
　　三国两晋南北朝在继承上严格方面惟有嫡长子继承权，服制定罪是其另一大特色，尊长杀伤卑幼关系越近则定罪越轻反之则越重，但幼犯尊长则恰好相反。重罪十条中开始出现不孝罪，隋朝则进一步把不孝放入了“十恶”中。
　　
　　大唐在继承权上继续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可作为本朝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却由于各种原因, “兄终弟及”很频繁: 中宗李显、睿宗李旦，穆宗李恒、宣宗李忱( 李忱并不是直接继承兄长的帝位, 而是袭侄儿李炎, 即李恒之子的位置 ), 特别是穆宗李恒之子敬宗李湛、文宗李昂、武宗李炎兄弟三人相继为君, 历朝仅见, 创造了大唐的一个奇迹。
　　
　　文德元年( 公元888年 )三月六日，僖宗在长安宫中的武德殿驾崩, 仅留下两个年幼的儿子。
　　
　　乱世立长君, 满朝官宦立时把眼光投向了僖宗的弟弟们身上。

宿命的抗争
　　
　　
　　
　　李唐皇室, 龙兴关陇( 今甘肃临洮或秦安 ), 自命西凉武昭王李暠之后, 母系突厥权贵。
　　按照人类遗传学观点, 夫妻双方基因差异越大后代的软硬件就可能越优异, 简言之异族通婚, 有利优生。
　　宗室成员用实际行动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本朝皇族后裔人数之多, 生命力之旺不仅前超汉魏, 后越宋明, 更惶论短暂的蒙元和那个封闭自守, 不肯融合以至末世三帝无一子嗣的满清朝廷了。
　　因为强大, 所以自信; 因为强大, 所以包容。
　　大唐的强大也体现在了本朝帝王拥有历史上人均子女最多的上面。

开创大唐基业的高祖李渊有四十一个子女, 需要指出的是其中的十七个儿子、十六个女儿总共三十三个子女都是李渊攻下长安, 五十一岁登基称帝后生下的( 临老入花丛, 李渊登基前还十分精明强悍, 登基后却有些昏庸糊涂, 可能和过分耽缅于女色不无关系 )。太宗李世民三十五个子女; 高宗李治因为专宠武则天, 所以仅十一个子女, 且后面子嗣皆为武则天一人所生; 中宗李显、睿宗李旦两兄弟分别有十二、十七个子女。
　　到了玄宗李隆基这一代, 由于其享国时间漫长, 从先天元年( 公元712年 )，到天宝十五年( 公元756年 )，共计四十五年，是所谓的“四纪为天子”( 古代十二年为一纪 ）。又年寿七十八岁, 所以子女数量最多。李隆基共有三十个儿子、二十九个女儿，在本朝皇帝中无出其右者。李隆基在两京（长安和洛阳）和华清宫修建了“十王宅”, 将皇帝族子弟集中在里面居住; 后来子孙渐多, 又在“十王宅”以外置“百孙院”，不仅有效控制了儿女们政治上的经营( 李唐宗室自天宝年间就不再被允许插手军政事务, 基本上退出了政治舞台 )，也足以说明他子嗣的兴旺。
　　肃宗李亨有二十一个子女; 代宗李豫三十八个子女; 德宗李适二十一个子女; 顺宗李诵三十八个子女( 一说三十四个子女 ); 宪宗李纯三十八个子女; 穆宗李恒十三个子女。
　　敬宗李湛、文宗李昂、武宗李炎皆短寿: 敬宗十六岁登基，十八岁被杀; 文宗十八岁即位，《旧唐书》、《新唐书》都说他“享寿三十三”，实际上连三十二岁还不到; 武宗二十七岁称帝，死的时候也只三十三岁。兄弟三人一共在位不到二十三年，命薄寿短，后嗣较少( 仅为八个、六个、十二个 )。
　　宣宗李忱二十二个子女; 懿宗李漼十六个子女; 到了僖宗李儇, 只有年幼的两双儿女。
僖宗在位时没有指定继承人。
　　满朝官宦虽然倾向于立长君--僖宗的弟弟, 但朝官和宦官推立的目标却不相同。
　　
　　僖宗李儇的父亲懿宗李漼共有八个儿子。左右神策军中尉刘行深、韩文约趁懿宗处于弥留之际, 矫诏立懿宗第五子普王李俨为皇太子, 为了确保李俨的皇太子地位不受威胁, 刘行深、韩文约二人还杀了李俨的四个兄长, 只剩下懿宗的第六子吉王李保、七子寿王李杰和八子睦王李倚。
　　
　　朝官认为吉王李保在诸王中年纪最大、也最贤明, 有意拥戴他为帝。
　　朝官有所为, 宦官必反其道而行之--针尖对麦芒、不论对错、无论黑白、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不然的话: 谈什么推举之功? 论什么定策国老?
　　宦官偏偏举荐寿王李杰。
　　
　　文德元年( 公元888年 )三月五日，僖宗弥留, 权势最大的宦官--左神策军中尉杨复恭请立寿王。
　　当日, 诏书颁发: 立寿王李杰为皇太弟, 监军国事。
　　右神策军中尉刘季述奉命把李杰迎到少阳院, 接受文武百官的参见。
　　六日, 僖宗驾崩。遗诏命皇太弟嗣位，改名为李敏。
　　八日, 又改名李晔, 即皇帝位。时年二十二岁, 是为昭宗。
昭宗李晔，咸通八年( 公元867年 )二月二十二日生于长安大明宫。在父亲懿宗李漼眼里, 这个皇七子地位非但不突出, 甚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子以母贵, 李杰( 李晔 )的母亲王氏不过是个出身微贱的宫女，偶得龙颜垂眷、春风一度, 产下麟儿。不久即撒手尘寰, 连个妃嫔的头衔都没得到。嫡尊庶卑, 李杰在兄弟们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五年后, 李杰被册封为寿王。开始在“十六宅”里接受严格的教育。
　　少年李杰处在一个优越的学习环境中，熟读诗书、博闻强记, 在文学、音乐等方面卓有成绩。李杰即位前，还曾随着皇兄僖宗颠沛川蜀，对“乱世重武”这类的话语是深有体会, 所以勤习枪棍, 箭法尤佳。
　　
　　李杰的妻子何氏, 剑南东川人, 敏捷多智、婉丽动人, 是个有才有貌的美人, 同样颇负才情的寿王曾填词不吝赞美其颜色:
　　
　　
　　其一云:
　　缥缈云间质，盈盈波上身。
　　袖罗斜举动埃尘，明艳不胜春!
　　
　　翠鬓晚妆烟重，寂寂阳台一梦。
　　冰眸莲脸见长新，巫峡更何人?
　　
　　
　　其二云:
　　蝶舞梨园雪，莺啼柳带烟。
　　小池残日艳阳天，苎萝山又山。
　　
　　青鸟不来愁绝，忍看鸳鸯双结。
　　春风一等少年心，闲情恨不禁。
　　
　　
　　昭宗即位后, 迅速册立何氏为淑妃, 倚为贤内助, 时常与之谈论军国大事。

昭宗高大威猛、身材魁梧、举止端庄、行为得体、眉宇间英气逼人，颇具帝王龙凤之相。
　　即位后，面对人心惶然、百废待兴的时局，昭宗清醒地认识到当务之急是稳定浮动的民心，取得朝野上下的大力支持。
　　
　　为了扭转历代奢靡的习俗，厉行节俭，昭宗曾经对杨复恭说道：“朕没有什么德行，能够登上皇位全靠爱卿的大力扶持，今后在生活上不应太奢华，应以节俭示天下。”懿宗和僖宗在世时，每天都要换一套新衣，还要求太常寺每天献一首新曲，到了昭宗时都免掉了, 同时还省去了一些不必要的开支。
　　
　　昭宗的志向在于恢复祖宗旧业，因而十分重视对人才的选拔。对于人才正如他自己所说，昼思“名实相符之士，艺文具美之人”，夜则“梦寐英贤”，他破格提拔了一批才能之人，想以此扭转僖宗以来朝廷号令不振、皇室地位日渐低落的局面。昭宗还为僖宗朝的一些无辜身死的官员平反、赠官，对僖宗朝受过田令孜迫害的官员加以优抚, 以此收拢人心。
　　
　　昭宗也注意到了宗教在政治上的作用，于是大力提倡道教，同时也重视儒学，以期扭转晚唐世俗崇佛的风气。
　　本朝为李氏宗庙，奉太上老君李聃为远祖，受上命而治天下，故以道教为国教。在儒、释、道三教之中，道教被列为三教之首。
　　道者，或玄或气，或丹鼎或符箓，皆以致学仙道、修达真性为旨归，故而服饵炼气以求长生，不免为其中之一流。本朝士人率性自然，不为世俗拘碍，好神仙方术，亦是言人人殊之理。
　　中唐以降，佛教渐渐占了上风，特别是懿宗时大肆佞佛，广造佛寺。很多人为了逃避赋税遁入空门，出家为僧成了一种社会时尚。昭宗为了扭转世风，便提倡道教，接纳方士。在推崇道教的同时，他没有忽视儒学的作用，对儒学予以大力支持。
　　
　　昭宗牛刀小试，收到了一定成效，朝臣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朝廷内外不由为有这样的君主而欢欣鼓舞，暮气沉沉的大唐帝国似乎也逐渐有了生机和活力。

史称昭宗“践阼之初, 中外忻忻”。
　　杨复恭扶立昭宗后，自以为立下了汗马功劳。没有他这个左神策军中尉的力排众议、鼎力支持, 新皇帝将是吉王李保或僖宗之子, 怎么也轮不到昭宗。杨复恭洋洋得意，在公开场合说自己是定策国老，视昭宗为门生天子。每次上殿面君, 都是坐轿入殿, 毫无人臣之礼。
　　
　　昭宗即位的时候已经二十二岁，比之僖宗登基时足足大了十岁，又曾在成都参于朝政, 处理事务, 不像杨复恭想象的那样容易控制。
　　昭宗从来没有像兄长僖宗依赖田令孜那样依赖杨复恭。
　　场面上，昭宗一再对杨复恭表示尊敬。却尽量回避与杨复恭等人的接触，政要国事都和宰相们商议, 采纳意见多听从宰相的。暗地里，昭宗经常与大臣们谈论限制宦官，提高君权的事情。
　　杨复恭没想到, 自己口中的“门生天子”压跟儿就没想理睬他, 并且还不动声色、抽丝剥茧般地分解削弱自己的权力。
　　
　　昭宗从记事起, 就耳闻目睹了宦官在宫廷内外的种种罪恶: 宦官不仅在廷外飞扬跋扈, 在宫内也是一手遮天。而最令昭宗耿耿于怀的是广明元年( 公元880年 ), 避难成都途中, 大宦官田令孜的一鞭之辱, 这次宦官引发的事件对昭宗的刺痛是刻骨铭心、永世难忘的。
　　昭宗认识到大唐的衰败和宦官专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宦官凭借手中的兵权，生杀废立皇帝有如儿戏: 顺宗、宪宗、敬宗皆死于宦官之手，而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乃至父兄懿宗和僖宗和自己都是由宦官扶立的。每每想到宦官误国欺君、馨竹难书的罪行, 昭宗深感此辈不除, 大唐中兴无望、社稷堪忧。
　　
　　经过对时局的具体分析, 昭宗初步制定出一套适应形势的统治方略: 一、解除宦官在朝中的权力, 提高皇帝的地位; 二、抑制藩镇, 恢复中央集权。

解除宦官的权力, 提高皇帝的地位是互为因果的。
　　政治无非就是一种平衡, 通过压迫或妥协来达到目标。
　　
　　中唐以降, 在朝廷的中枢体制中存在着四股势力: 宰相、翰林学士、神策军中尉、枢密使, 皇帝一般通过重用其中一部来控制政权。
　　在这四者中, 最有实力的要数宰相和神策军中尉。前者是政府官员的首脑、掌握着政府机关; 后者则控制着御林军、维系朝廷的安危。相比之下, 翰林学士、枢密使手中并无实权, 只是在决策中起一定的作用。然而, 中枢成员并没有固定的轻重次序, 四者都有过权力独专的时候, 他们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皇帝的态度。
　　
　　现在, 昭宗也要选择其中一个来辅佐自己治国安民。
　　神策军中尉和枢密使都是由宦官担任, 此二者是打压的对象, 是不可能重用的; 而翰林学士在晚唐才进入中枢, 目的是为了消弱相权, 可现在相权非但不能消弱, 反倒应该扶持。
　　
　　对象已是一目了然。
昭宗临朝初期, 即把宰相当成倚重的对象, 朝政皆与其商议。
　　文德元年( 公元888年 ), 朝中有四位宰相: 首相韦昭度、次相杜让能、孔纬、张浚。四人都是僖宗朝的宰相, 在昭宗朝继续留任。
　　
　　韦昭度, 京兆韦氏。韦氏在本朝是大族, 分为东眷、西眷、京兆、驸马房、勋公房、南皮公房、龙门公房、逍遥公房和小逍遥公房等九房。
　　俗语云: “城南韦杜、去天尺五。”
　　韦氏族群庞大, 个人又才华出众, 加之经营内廷有方, 成功上位。
　　
　　杜让能, 字群懿, 大唐开国元勋杜如晦七世孙。其父杜审权为懿宗朝宰相, 颇有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