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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钱鏐“保境安民”国策

李志庭 撰(杭州大学历史系)
《中国史研究》，1997/03，9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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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临安（今浙江临安）人钱鏐（公元８５２－９３２
年）建立的吴越国，是五代时期十国之一。从后梁开平元年
（公元９０７年）钱鏐被朱温封为吴越王开始，吴越国历三
代五王，到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９７８年）钱弘倜“纳
土”归宋，前后７０余年，是十国当中立国时间最长的国家
。吴越国以杭州为国都，兼有“十三州一军”之地，境域范
围相当今浙江省和苏南太湖流域，最盛时还包括福建的部分
地区。对于浙江和苏南太湖流域地区唐末以来社会经济的恢
复和发展，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历史学界，尤其是研究浙江
地方史的学者，多认为吴越国之所以国运长久，能在恢复、
发展唐末以来浙江及苏南太湖流域社会经济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主要是因为钱鏐及其继承者们贯彻执行了“保境安民”
的基本国策。笔者以为此说尚值得商榷。

一、“保境安民”的提出

　　“保境安民”一词是后起之说。不过，“保境安民”的
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之，只是提法不同而已。

　　早在西周初期，周公在《毋逸》中即提出：“能保施小
民，不侮鳏寡，故祖甲飨国三十三年。”（1）南北朝时期
，萧梁潼州刺史杨乾运兄子杨略也说过：“今侯景初平，宜
同心戮力，保国宁民，而兄弟寻戈，此自亡之道也。”（2）

　　五代时期，提出这一思想的统治者更多。例如，福建观
察使王潮，“遣僚佐巡州县，劝农桑，定租税，交好邻道，
保境息民，闽人安之。”（3）而唐李昪，当其臣下进谏出
兵北伐后晋时，他却说：“吾少长军旅，见兵之为民害深矣
。不忍复言。使彼民安，则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后来
“汉主遣使如唐，谋共取楚，分其地”，李昪也没有同意，
所以胡三省说：“史言唐主能保境息民。”（4）前蜀的王
建，在其武成二年（公元９１０年）的劝农诏中也说：“爰
念蒸民久罹干戈之苦，而不暇力于农桑之业。今国家渐宁，
民用休息，其郡守县令务在惠绥，无侵无扰，使我赤子乐于
南亩，而有《豳风》、《七月》之咏焉。”（5）

　　同样，钱鏐在后梁开平二年（公元９０８年）的《镇东
军墻隍神庙记》里也说过：“今则象轴焕新，龙纶远至，表
勋名于万代，昭灵感于千秋。固当永葆皇灵，长垂幽赞。卫
我藩室之地，遐请灾沴之源。保泰斯民，乂安吾土。烜矣赫
矣，永作辉华。”当然，与王潮、李升、王建等人相比较，
钱鏐在这里主要是祈求神灵的保佑。不过钱鏐另外也说过：
“余于二十四得功，由石镜镇百总，枕甲提戈，一心杀贼，
每战必克，大江以南十四州军，悉为保障，故由副使迁至国
王。……余固心存唐室，惟以顺天而不敢违者，实恐生民涂
炭，因负不臣之名。……十四州百姓，系吴越之根本。圣人
有言：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又云：恭则不悔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又云
：省刑罚，薄税敛。”（6）言辞之间亦包含着不兴兵举，
与民休养生息的意思。

　　由上述可见，避免兵举之事，保障地方安宁，与一方之
民以休养生息的时机，以期达到“富庶自成于国霸”（7）
，乃是五代十国时期不少割据政权的统治者们的共同思想。
作为既得利益者，在一时无法进一步拓展领地的情况下，这
确实是他们的愿望。

　　首先对钱鏐的思想和政策进行四个字的总结的是明朝末
年的史郑陈郑鄤。他在崇祯六年（公元１６３３年）写了一
篇悼念钱鏐的纪文，题为“保民享国”。文云：“时中原多
故，蜀王氏、吴杨氏、汉娄氏、闽王氏，皆窃大号，以龙衣
王册进王。王拒不纳，恪守臣节，保全境土。当五季战争之
场，而江以南，独得免于磷青白骨之苦，其福庇斯民甚厚。
唐庄宗长兴三年，三寝疾，抚文穆曰：将士推汝，宜善守之
。又曰：善事中国，无失大礼。”（8）

　　明确提出“保境安民”四个字的则是民国时期钱鏐三十
二世孙钱文选。他在１９２５年撰写的《重建表忠观正殿纪
略》中说：“王祖‘保境安民’，垂为世德。”同年，钱文
选在另一篇题为《重修西湖王祖祠纪》中又说：“时，济阳
卢督子嘉盛倡‘保境安民’之旨。”（9）这里所说的“济
阳卢督子嘉”即卢永祥（字子嘉）。卢永祥为北洋皖系军阀
，曾任淞沪护军使，１９１９年任浙江督军。为了对抗直奉
军阀的“武力统一”，卢永祥提出“联省自治”、“浙人治
浙”（卢虽为山东济阳人，但自认原籍浙江宁波，并设法取
得了进宁波卢姓族谱的资格），并在１９２０年７月１日指
责苏军犯境并宣布派兵去南翔防堵的通电中，又提出了“保
境安民”一词（10）。由于“保境安民”此说很适合当时一
部分政客和军人保护一方地盘的需要，也适合普通群众期望
社会安定、免受干戈之苦的心理要求，所以，一时之间，军
政上下，都大谈“保境安民”。钱文选所说“时，济阳卢督
子嘉盛倡‘保境安民’”，并追根溯源，提出钱鏐“‘保境
安民’，垂为世德”，正是当时形势之下人们思想的反映。

　　自此以后，史学界奉“保境安民”之说者渐众。近年来
又有学者将“保境安民”奉为吴越国的基本国策，并以“善
事中国”、“勿废臣礼”、“不兴兵举”为其基本内容，尽
管没有下过明确的定义。

二、关于“善事中国”、“勿废臣礼”

　　“善事中国”、“勿废臣礼”，语出钱鏐。《资治通鉴
》记载，后唐长兴三年（公元９３２年），钱鏐在其弥留之
际，嘱咐其子钱传瓘云：“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
之礼。”（11）《钱氏家乘》也记载说钱鏐“嘱曰：‘中国
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勿废臣礼’”。意思是说，不
管中原如何改朝换代，我吴越一概视为正朔，称臣纳贡，不
要卷入其争战。

　　钱鏐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例如，唐哀帝天祐四年（公元
９０７年）后梁代唐，并遣使赴钱塘宣谕，其时文武大臣力
谏钱鏐举兵讨伐朱温，钱鏐却说：“斯言罗隐早已言及，吾
亦筹之熟矣。奈兴兵征讨，必动干戈；且兼淮氛未靖，湖州
初平，吾若外讨，彼必乘虚滋扰，百姓必遭涂毒。古人有言
，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吾以有土有民为主，故不忍兴兵
杀戮耳。”（12）钱鏐还说：“余固心存唐室，惟以顺天而
不敢违者，实恐生民涂炭。因负不臣之名，而恭顺新朝。此
余心之隐痛也。”（13）可见钱鏐接受后梁进封，称臣纳贡
，只是一种韬略。李昪（徐知诰）就曾说过：“钱氏父子，
动以奉中国为辞。卒然犯之，其名不祥。”（14）钱鏐同时
也是为了远交而攻近敌，对付夙敌杨吴。这方面的例子不少
。就在接受后梁进封的第二年，钱鏐即“以淮寇终为臣患，
欲速平之。命景仁奉表至阙，面陈水陆之计，请与禁旅”
（15），策划共讨杨吴。同年九月，后梁以寇彦卿为东南面
行营都指挥使，率师攻打杨吴以援吴越。虽然后梁此次兵败
而归，但是它对吴越终究还是尽了职。１２年后的贞明五年
（公元９１９年）三月，后梁进攻吴国，“诏吴越王钱鏐大
举讨淮南。鏐以节度副大使传瓘为诸军都指挥使，帅战舰五
百艘，自东洲击吴”，大战狼山江（今江苏南通南狼山附近
长江）；接着又遣传瓘“将兵三万攻吴常州”。这是吴越国
与吴国之间最激烈的战争之一。但是，同年九月后梁再诏钱
鏐发兵征讨南汉刘岩称帝时，“鏐虽受命，竟不行”，“不
肯自毙其力以伐与国”了（16）。

　　钱鏐执行“善事中国”、“不废臣礼”也不是没有原则
的。例如钱鏐与后唐的关系一度曾相当紧张。那是天成四年
（公元９２９年），后唐明宗李亶听信枢密使安重晦等人的
挑拨，削夺了钱鏐的爵位。钱鏐毫不示弱，一方面上表申辩
，一方面针锋相对，扣留了后唐使者。其时，后唐出使闽地
的使者吏部郎中裴羽、右散骑常侍陆崇等遇海风飘流而至吴
越国境，被钱鏐“留于钱塘，经岁不得归”，以至陆崇病死
于吴越（17）。钱鏐与后唐的这一矛盾，最终还是以后唐诛
杀安重晦，赐钱鏐以“不名之礼”而告结束。

　　钱元瓘（传瓘）是接受钱鏐嘱咐、继续执行“善事中
国”、“勿废臣礼”的第一人。他一方面接受后唐的进封，
并尊后唐年号为吴越国年号，后晋取代后唐以后，又及时接
受后晋的进封和年号。但在另一方面，钱元瓘且又“遣使劝
进（李）昪，谓人望以归”（18），鼓励李昪称帝。后晋天
福二年（公元９３７年）李昪即大齐皇帝位，改元升元，钱
元瓘即遣将军袁韬致贺（19）。天福四年（公元９３９年）
李昪改大齐为大唐（史称“南唐”），钱元瓘又遣左卫上将
军沈韬文“如唐贺南郊”（20）。钱元瓘如此作为，至少在
名分上已将后晋降到了大齐（南唐）的地位。而其之所以如
此，当然还是出于吴越国的利益。或者认为石敬瑭仰仗契丹
所建立的政权终不可*，同时也是为了借此改变与淮南对立
的关系，所以投徐知诰之所好，劝进帝位。钱元瓘此举在改
善吴越与南唐的关系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天福六年
（公元９４１年）杭州丽春院大火延及内城，钱元瓘因受惊
吓而发狂疾，南唐群臣争劝李昪乘机出兵吴越，但是李昪却
说：“奈何利人之灾”（21），不但没有乘人之危，反而“
特命行人厚遣之金粟缯绮，车盖相望于道焉”（22），救助
吴越国。

　　钱元瓘的后继人钱弘佐对于“善事中国”、“勿废臣礼
”的理解甚至超脱了“夷夏之辨”，将“中国”的概念扩展
到了契丹。当辽朝耶律德光在会同十年（公元９４７年）正
月攻灭后晋的时候，一度奉辽朝为正朔，改用“会同”年号
。“钱塘大慈山甘露院牒称会同十年七月，有吴越国王押字
及镇东军节度使印文。盖是时吴越与契丹信史不绝，故吴越
奉其正朔在诸州镇之先。其改而从汉，则在八月受汉制之后
也”。“吴越甘露院牒之称会同十年，在天福十二年七月。
曷以不称开运与天福者，盖前此吴越与契丹通使不一而足，
至是既布诏州镇矣。而汉使未至，宁有不奉其正朔者。间读
《福州双石祠记》，有云会同十年从闽府承平，复封为安境
侯。时福州新附吴越，故亦称会同也。所疑者，契丹以是年
二月改元大同已，故《辽史》会同无十年，而吴越犹记十年
者何？盖契丹降赦则称会同，而改元则曰大同，改元之后不
三月而德光卒，故大同之号不行于南土，则吴越之称会同于
丁未七月也，又奚疑焉！”（23）五代时期，吴越国是南方
各国当中与契丹往来最密切的国家。这就是钱弘佐于“诸镇
州之先”奉辽朝为正朔，继续推行其远交而近攻策略的原因
。

　　吴越国在钱弘倜即位以后，先后奉后汉、后周及北宋为
正朔，始终贡奉不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仍然是远
交而近攻策略的继续。因为南唐自李璟即位以后，双方为争
夺福州而又结仇隙。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善事中国”、“
勿废臣礼”，不但可以北方中原“朝廷”的力量牵制南唐，
甚至可以直接取得援助。如后周广顺二年（公元９５２年）
，钱弘倜曾派遣使者间道至于后周，请其出师进攻南唐。接
踵而至的后周与南唐间连续几年的战争实始于此。所以南唐
指责吴越“负约”（24）。又如显德三年（公元９５６年）
后周世宗亲征南唐，诏吴越国分路进攻常州、宣州。丞相吴
程请命出击常州，另一位丞相元德昭反对，说：“唐，大国
，未可轻举也。若我入唐，而周师不至，能无虑乎？”吴程
又以“元丞相不欲出师”为辞，煽动将士殴打元德昭。钱弘
倜一方面命吴程率兵攻取常州，另一方面又“匿德昭府中”
，加以保护。后来吴程兵败而归，被“悉夺其官”（25）。
从钱弘倜对吴程、元德昭的不同态度，也说明其本人的主旨
也在于借后周之力以对付南唐。

　　总之，钱氏吴越“善事中国”、“勿废臣礼”，其真正
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对付吴国（南唐），是一种远交而近攻的
策略。

三、关于“不兴兵举”

　　说钱鏐“保境安民”国策者，大凡都以其“不兴兵举”
为最重要措施。

　　其实，在军阀混战、藩镇割据局面下，“不兴兵举”，
不但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上也行不通。毛泽东在《中国
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说得好：“战争──从有私有财产
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
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
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只有在“人类社会进
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才能没有战争
。战争是矛盾斗争双方的事情，不是单方面可以决定的。不
是钱鏐想“免动干戈”就可以免动干戈的。唐末五代的割据
军阀，有的本来就是封建军阀，有的是农民起义军的叛徒，
他们的割据政权正是在互相争战中建立起来的，不是在战争
中巩固、壮大自己，就是在战争中被削弱、消灭，“免动干
戈”是暂时，战争是永存的，钱鏐及其吴越国也不例外。

　　钱鏐，用他自己的话说：“十七而习兵，二十一投军，
……二十四得功，……垂五十余年，身经数百战”（26），
从阻击、镇压黄巢起义军在浙江的活动起家，成为割据两浙
的吴越国王。如果说刚刚投军时主要是为“生计所迫”的话
，那么后来就不同了。唐广明元年（公元８８０年）时，杭
州已建以董昌为主的八都之兵，钱鏐任都指挥使，唐朝诸道
行营都统、淮南节度使高骈召董昌、钱鏐至广陵（今江苏扬
州），共议破黄巢之策，钱鏐即说：“窃窥高公无讨贼之志
，苟从其行，功效不立，是同坐罪。宜以捍卫乡里为辞……
而归。”（27）反映了钱鏐已萌有割据之心。到了乾宁二年
（公元８９５年）董昌称帝，其割据两浙的计划已经形成。
董昌据越州（今浙江绍兴）称帝，给杭州钱鏐和扬州杨行密
是极大的震动。杨行密企图联络董昌以牵制钱鏐；钱鏐不愿
芒刺在背，企图借此兼并浙东。所以杨行密竭力为董昌开脱
罪责，钱鏐则务求除之而后快。尽管朝廷一而再地表示赦免
董昌，钱鏐最终还是斩杀了董昌。消灭董昌以后，钱鏐紧接
着“令两浙吏民上表，请以鏐兼领浙东。朝廷不得已，……
以鏐为镇海、威胜两军节度使”（28）。对于钱鏐的这一行
为，当时人们颇为反感。孙光宪《北梦琐言》即说：“钱尚
父始杀董昌，奄有两浙，得行其志，士人耻之。”（29）

　　这里还不妨一提钱鏐让贯休改诗的故事：

　　当钱鏐被授为镇海、威胜（后改镇东）两军节度使以后
，杭州灵隐寺僧贯休曾投诗祝贺：

贵逼身来不自由，龙骧凤翥势难收。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
莱子丝裳宫锦窄，谢公篇咏绮霞羞。
他时名上凌烟阁，岂羡当年万户侯。

　　钱鏐赞赏之余，要求将“十四州”改为“四十州”。贯
休云：“州亦难添，诗亦难改，闲云孤鹤，何不可飞！”
（30）遂离杭而去。

　　“十四州”和“四十州”之差，最明显不过地反映了钱
鏐企图割据东南的思想。公元９０８年钱鏐遣使诣后梁“面
陈水陆之计，请合禁旅”以攻吴（31）。此后，９１９年钱
鏐配合后梁进攻吴国，９４０年钱元瓘谋取建州（未果），
９４７年钱弘佐、钱弘倧谋取福州，９５２年钱弘倜遣使后
周，谋求共攻南唐，９５６年积极配合后周进攻南唐，等等
，都是钱鏐割据东南思想的继续。吴国的疆域，在贞明五年
（公元９１９年）后梁与吴越联合出兵进攻时，约有扬、楚
、泗、滁、和、光、黄、舒、蕲、庐、寿、濠、海、润、常
、升、宣、歙、池、饶、信、江、鄂、洪、抚、袁、吉、虔
等３０余州。如果能够一举消灭吴国（南唐），完全可圆钱
鏐“一剑霜寒四十州”之梦，这不能认为只是一种巧合。

　　综观整个吴越国历史，不但没有做到“不兴兵举”，而
且是兵戈不息。据９０７年钱鏐被封为吴越王起，至９６０
年北宋建立止，５４年当中，有战事的年分占２２年，几乎
每２．５年当中就有１年生战事，其中钱鏐时代１０年，钱
元瓘时代３年，钱弘佐２年，钱弘倧时代１年，钱弘倜时代
６年，贯穿吴越国历史始终。战争的性质，既有被迫反击、
平定内“乱”的，也有主动出击、配合中原王朝出击和援救
邻邦的。所谓吴越国“不兴兵举”，实与历史不符。

　　当然，如前所引，钱鏐在唐哀帝天祐四年（公元９０７
年）确实说过“不忍兴兵杀戮”的话。但是钱鏐此说只是拒
绝罗隐等人所谏出兵讨伐后梁朱温的遁词。即便如此，他也
把“淮氛未靖”列为头等重要的原因。另外，钱鏐还有一层
难于启齿的原因，那就是他曾在天祐元年（公元９０４年）
向唐昭宗“求封吴越王”，但是“唐帝不许”（32）。而后
梁却主动进封钱鏐为吴越王，这是正中下怀的事情，怎么可
能还会出兵讨伐呢？

　　此外，欧阳修“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
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足安乐”（33）
云云，亦常被人们引以为吴越国“不兴兵举”之证。其实欧
阳修此说主要是指钱弘倜“纳土”归宋一事，而且不过是宋
太宗褒奖钱弘倜“卿能保全一方，以归于我，不致血刃，深
为嘉也”（34）的翻版。再说钱弘倜“纳土”归宋，乃是大
势所趋。钱弘倜自己离杭之前已有预感，所以行前一一诀别
诸先王陵庙。到了宋都，则正如随从宰相崔仁冀所说：“今
已在人掌握中，去国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飞去耳”（35）
。除了“纳土”归宋，别无选择。所以也不足以说明吴越国
“不兴兵举”。

四、关于“安民”

　　“保境安民”，就“安民”而言，不但应该包含不兴兵
举、使“民”免受战争之苦，同时还应该包含轻徭薄赋，予
民休养生息。但是吴越国与其他诸国一样，也没有做到轻徭
薄赋。

　　欧阳修《新五代史吴越世家》云：吴越国“自鏐世常
重敛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鸡鱼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每笞
一人以责其负，则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负，唱
其多少，量为笞数；已，则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犹积数十
，多者至笞百余，人尤不堪其苦”。钱弘倜“纳土”归宋之
初，权知两浙诸州军事范旻，也大谈“倜在国日，徭赋繁苛
，凡薪粒、蔬果、箕帚之属，悉收算”之太过，建议宋太宗
“尽释不取，以蠲其弊”（36）。

　　吴越国首先是田税苛重。沈括《梦溪笔谈》卷九云：“
两浙田税亩三斗。钱氏国除，朝廷遣王方贽均两浙杂税，方
贽悉令亩出一斗。”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一亦有同样记载
，只是将“王方贽”作“王贽”。未详孰是。《十国春秋》
卷八七《江景防传》又云：“当五代之时，吴越以一隅捍四
方，费用无艺，其田赋市租山林川泽之税，悉加额数倍。宋
既平诸国，赋税恒仍旧籍以为断。忠懿王入朝，景防以侍从
，当上图籍，叹曰：‘民苦苛敛久矣，使有司仍其籍，民困
无已时，吾宁以身任之。’遂沉图籍于河。诣阙，自劾所以
亡失状。宋太宗大怒，欲诛之，已而谪沁水尉。遂屏居田里
以卒。”足见吴越国田税苛重。应该说吴越国从钱鏐开始就
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以致出现了“斗米十钱”
（37），“民间钱五十文，籴白米一石”（38），以及国有
“十年蓄积”（39）的景象。虽不及南汉博白是（今广西博
白）“斗米一、二钱”（40）及后蜀的“斗米三钱”（41）
，其成就也是相当显着的。但是吴越国人民的抗灾能力却很
低。一遇灾荒，不是鬻子卖女，便是就食他乡。究其原因，
主要就是赋税苛重，民无余资。

　　吴越国苛捐杂税繁多，“下至鸡鱼卵鷇，必家至而日
取”，“凡薪粒、蔬果、箕帚，悉收算”。此外，吴越国还
向民间征收一项称作“身丁钱”的人口税。僧文莹《湘山野
录》卷上云：“吴越旧式，民间尽算丁壮钱，以增赋舆。贫
匮之家，父母不能保守，或弃于襁褓，或卖为僮妾，至有提
携寄于释老者。”据陈师道《后山丛谈》记载：“吴越钱氏
，人成丁，岁赋钱三百六十，谓之‘丁身钱’。民有至老死
不冠者。”五代时期，南方吴、楚、闽、南汉等国都征收人
口税，但据清人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八一说，以吴越国为
最重。《资治通鉴》卷二八八记载，后汉乾祐二年（公元９
４９年），钱弘倜的臣僚“或请纠民遗丁以增赋，仍自掌其
事，弘倜仗之国门。国人皆悦”。说明吴越国自始至终都在
征收“身丁钱”。

　　吴越国的徭役也累年不断，人们为之怨声载道。吴越天
宝三年（公元９１０年），钱鏐“广杭州城，大修公馆，筑
子城”。人们不胜其苦，遂在城门贴出民谣云：“没了期，
没了期，修城财了又开池。”钱鏐见了，不但没有悔悟，反
而将民谣改为“没了期，没了期，春衣财罢又冬衣”（42）
，认为这是理所当然，钳制了人口。吴越国时期，除了几次
修建杭州城之外，还修建了余杭城、嘉兴城、睦州城、温州
子城、富阳东安城、常州福山城、萧山西陵城、松江城、苏
州城及福州东南夹城等。据皮光业《吴越国武肃王庙碑》说
，仅钱鏐时期所筑城垒就有５０来处。可见徭役之繁重。

　　繁重的赋税和徭役，带给了人民极大的灾难。所以《咸
淳临安志》卷五九说：吴越国其民虽“免于兵举之殃，而不
免于赋敛之毒，叫嚣呻吟者八十年”。“安民”二字，实际
上并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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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记》卷三三《鲁周公世家》引。
（2）
《周书》卷四四《杨乾运传》。
（3）
《资治通鉴》卷二五九。
（4）
《资治通鉴》卷二八二及胡三省注。
（5）（7）
《十国春秋》卷三六。
（6）
《钱氏家乘武肃王遗训》。《钱氏家乘》另有一篇《武肃
王八训》，也有“自固封疆，勤修贡奉。吾五十年理政钱唐
，无一日眈于三惑，孜孜矻矻，皆为百姓”等语。
（8）（9）（26）（37）
《钱氏家乘》。
（1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直皖战争》，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
８０年版，第１０５页。
（11）
《资治通鉴》卷二七七。
（12）（13）
《钱氏家乘》。
（14）
《十国春秋》卷一五《南唐烈祖本纪》引《钓矶立谈》。
（15）（31）
《十国春秋》卷二三《王景仁传》。
（16）
《资治通鉴》卷二七○及胡三省注。
（17）
《旧五代史》卷一二八《裴羽传》。
（18）
《新五代史》卷六二《南唐世家》。
（19）
《十国春秋》卷一五《南唐本纪》。
（20）
《十国春秋》卷七九《吴越世家》。
（21）
《资治通鉴》卷二八二。
（22）
钓矶闲客：《钓矶立谈》。
（23）
《十国春秋》卷八○吴任臣“按”及“论曰”。
（24）（25）
《资治通鉴》卷二九三。
（27）
《吴越备史》卷一。
（28）
《资治通鉴》卷二六○。
（29）
《北梦琐言》卷五。
（30）
《十国春秋》卷四七《贯休传》。
（32）
《资治通鉴》卷二六四。
（33）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有美堂记》。
（34）
《宋史》卷四八○《吴越钱氏世家》。
（35）
《十国春秋》卷八七《崔仁冀传》。
（36）
《宋史》卷二四九《范旻传》。
（38）
《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
（39）
《吴越备史》卷三。
（40）
《十国春秋》卷五九《南汉中宗本纪》。
（41）
《蜀檮杌》下。
（42）
《十国春秋》卷七八《吴越武肃王世家》下。

钱镠，字具美，小名“婆留”，出生于唐宣宗中元年（公元852年）卒于公元 932年，享年81岁。少善勇，喜任侠。唐乾符年间为石镜将董昌的部校，身经百战 平息藩镇，维护两浙安宁，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利经济繁荣。唐昭宗景福癸丑任 镇海节度使。他奉北方朝庭，居安思危，发展贸易，岁岁丰收，民得安乐，在混 战割据的局势下，吴越富庶甲于东南，说明钱镠是有一定历史功绩的。特别是他修筑捍海石塘、治理太湖，开凿灌溉渠道，疏浚西湖，整理鉴湖，建设苏州、杭州城，开拓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景，奠定了浙江粮仓——杭嘉湖平原的坚实基础。吴越国王钱镠的墓地在杭州临安的钱王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