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斋 2006-7-19 03:47
章学诚与--六经皆史说
一、 章学诚简介
章学诚是我国杰出的史学家，方志学家。他的史学理论不仅可与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相聘美，甚至许多方面还大大发展和超过了刘知己，其代表作《文史通义》被誉为我国封建社会史学理论的高峰。
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1738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书香门第。祖父嗜好读书，尤好历史。父亲章镳，乾隆七年（1742）中进士，后来到湖北应城任知县。为官清廉，正直，五年后罢官竟无回家的路资，只得留在应城教书为生。章学诚少时体弱多病，读书也很迟钝，"二十岁以前，性绝呆滞，读书不过二三百言，犹不能久识"，二十岁以后学习上有了显著的变化，虽然在经学上仍未有领会，但在历史上却显示了他的天才。"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夜所攻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几乎换了个人。二十三岁上京赶考，落选。两年后再考，再次落选。于是便入国子监学习。由于章学诚在学习上不愿为死板的所谓"举业文艺"束缚，喜欢发表个人见解，自然不合时宜。在国子监也不可能得到好评。但为了生活，他仍不得不去做他所不喜欢的工作，学写时文，修"国子监志"。在国子监的八年时间里，他仅有的收获便是认识了几个好友和恩师朱均，并协助父亲修了《天门县志》。同时，对科举仕途的失望更加坚定了对史学的爱好，也就在此时，有了撰写《文史通义》的想法。四十一岁终于考中进士，但此时的章学诚已经无心为官，一心向史学发展。章学诚的后期生活是在动荡不安，疲于奔走中度过，全家人生活基本上靠他替人修志和主讲书院来维持。先后编修了《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续资治通鉴》等志书，另外还撰写了一部目录学名著《校雠通义》，《文史通义》的写作一直进行。晚年的章学诚生活坎坷潦倒，壮志未遂，最后眼睛失明，代表作《文史通义》直到逝世也未能全部完成。他曾经悲叹："三十年来，苦饥谋食，辄以笔墨为生，往往为人撰述状志谱牒，辄叹寒女代人做嫁衣裳，而自身不获一试时服，尝欲自辑墟里遗闻逸献，勒为一书，以备遗之，窃与守一，尚才言之，而皆困于势不遑，且力不逮也。"然而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他仍为我们留下了如此宝贵的学术巨著。嘉庆六年（1801）章学诚在潦倒中悲惨辞世。
《文史通义》是章学诚对史学理论贡献最大的著作，是一步纵论文史品评古今学术的巨著。他系统展示了其经世致用，突出史意的史学理论，采用辩驳评论的形式，提出自己的观点。也为后代留下了许多独树一帜的命题，其中"六经皆史"说便是其经世致用史学理论的重要命题。
二、"六经皆史"说辨析
"六经皆史"说的提出
"六经皆史"说是章学诚经世致用史学思想的核心。在他的著作当中有详尽的阐明，系统的论述。虽然这一说法不是章学诚首创，但把它形成理论的无疑是章学诚。下面从三个方面说明。 第一，他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上》)。"学者崇奉六经，以谓圣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时，各守专官之掌故，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章"（《文史通义》内篇五《史释》）。"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章以传后世"，"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文史通义》内篇一《经解》）。"六艺皆周公之旧典，夫子无所事作"（《文史通义》内篇四《言公》）。可见六经不仅是上古国家的政典，而且隶属于国家相关的行政部门掌管，是掌故是历史，而不是圣人有意创作流传的。第二，古代"无经史之别，六艺皆掌之史官，不特《尚书》与《春秋》也"，（《章氏遗书》卷五《论修史籍考要略》）。"三代以前，《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非如后世尊奉《六经》，别为儒学一门而专称为载道之书者"（《文史通义》内篇二《原道》中）。第三，"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既然六经只是先王的旧典，孔子不过根据这些典章加以整理，那么当时也就不会有像后世那样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至于尊奉为经，只不过是孔门弟子所起，"儒家者流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由此可见，他论证了古代无私人著作，无经史之别，人们知道的只有史而不见有经，六经只不过是孔子对旧典的整理，而称为经则是后来的事。而且经的本义，也并非尊称，"当时诸子著书，往往分立经传，如撰《管子》者之分别经言墨子亦有《经篇》，韩非则有《储说》《经传》，盖亦因时立义，自以其说相经纬，非有所拟而僭其名也；经固尊称，其义亦取其综要，而非如后世之严也。……而儒者著书，始严经名，不敢触犯，则尊圣教而慎避其名，盖犹三代以后非人主不得称我为朕也"（《文史通义》内篇一《经解》）。这就说明，尊六艺奉为经是出于儒家者流，而经之尊称亦出于儒者之吹捧，这就很清楚得把六经得老底和来历一一揭了出来。
史的理解
"六经皆史"命题是由"六经"和"史"两个概念构成的 ,尤以"史"字为关键。然而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 ,出现了一些误解。在这些误解中 ,最为流行的一个 ,也许就是把"史"理解为史料。仓修良先生认为 ,"六经皆史"之"史"具有"史料"之史的含义 ,并补充说 :"史料本身就包含有史义 ,决不会有脱离史料的抽象史义。" 从一般的史学方法论的意义上说 ,过去所遗留的一切都有助于了解实际的历史过程 ,都将被史学家作为史料运用 ,六经亦不例外。但是 ,这只是现代史学家的观念 ,绝不能归之于章学诚。视"史"为史料的学者往往拈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一语作为佐证 ,实是对这句话有意或无意的"误读",.那么 ,这个"史"字是什么意思呢 ?这应以章氏自己的解释为依据。在《文史通义》一开篇 ,章氏即写道 :"六经 ,皆史也。古人不著书 ,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 ,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将这个论述化为逻辑推理 ,即是 :政典是史 ,六经是政典 ,故六经是史。可见 ,弄清"史"之含义须了解何为"政典"。王国维有篇文章叫《释史》,阐发很清楚，王国维说史字的篆文上面是一枝笔 ,下面是一只手 ,一只手里拿着一枝笔 ,就是个书记。章学诚谓政典是史 ,意在强调"若夫六经 ,皆先王得位行道 ,经纬世宙之迹 ,而非托于空言"(《易教上》),他注重政典的功用 ,而非"掌于史官"这一外在因素 。也有人将政典释为档案。在《史释》篇中 ,章氏指出 ,"周官府史之史 ,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 ,……无异议也",因为府史与其他五史"皆守掌故 ,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不过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府史与五史没有区别 ;事实上 ,无论从地位上还是从职能上来看 ,二者都存在重大差异。以地位而论 ,二者有"官"与"吏"之别 :"府史之史 ,庶人在官供书役者 ,今之所谓书吏是也 ;五史 ,则卿大夫为之 ,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 ,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 ,高下之隔 ,流别之判 ,如霄壤矣。以职能而论 ,其本质差别在于"卿士大夫 (五史 )能论其道 ,而府史仅守其法"，"史守掌故而不知择 ,犹府守库藏而不知计也。先王以谓太宰制国用 ,司会质岁之成 ,皆有调剂盈虚 ,均平秩序之义 ,非有道德贤能之选 ,不能任也 ,故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库藏者 ,出纳不敢自专 ,庶人在官 ,足以供使而不乏矣。然而卿士大夫讨论国计 ,得其远大 ;若问库藏之纤悉 ,必曰府也。五史以卿大夫之选 ,推论精微 ;史则守其文诰图籍章程故事 ,而不敢自专。然而问掌故之委析 ,必曰史也"。这些论述都说明 ,章氏把作为职官的"史"区分为两层 ,与此相应 ,他把史官所掌典籍也划分为两类 ,若用章氏自己的理论术语来说 ,即撰述和记注。他曾指出 ,"三代以上 ,记注有成法 ,而撰述无定名",也正因为"记注有成法 ,而后可以撰述无定名 ,以谓纤悉委备 ,有司具有成书 ,而吾特举其重且大者笔而著之 ,以示帝王经世之大略"(《书教上》)在章氏看来 ,记注的目的在于"欲往事之不忘",所以应该力求"纤悉委备",而这一点只有依靠完备的制度才能做到。府史的作用就在于谨守固有之章程 ,保存帝王经世行道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文书档案 ,"而不敢自专",即不能丝毫以己意损益之。当然 ,档案必须加以分类整理才便于保存和查阅 ,这种"整齐故事之业"亦须府史进行 ,章氏所谓、有司具有成书"之书 ,当即是府史整理的"比次之书"。然而 ,尽管"道"就在这些档案之中 ,但由于"史守掌故而不知择",这些档案的意义和功能还无法发挥出来 ,尚须由五史"推论精微",揭示出内含于其中的道。此即所谓"先王道法 ,非有二也 ,卿士大夫能论其道 ,而府史守其法"(《史释》)。这种道器合一的"典籍",才是具有无穷功用的"政典",才是章学诚心目中真正的"史","六经皆史"之"史"是指阐述先王之道的"撰述"。这一点章氏在《答客问上》中有明晰诠述 :"六经 ,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 ,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 ,盖曰 :'我欲托之空言 ,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明著'。然则典章事实 ,作者之所不敢忽 ,盖将即器而明道耳。其书足以明道矣 ,笾豆之事 ,则有司存 ,君子不以是为琐琐也。"可见史的正确理解应当是"政典"，是明道的"器"，当然在今天来说，政典也是史料的一种，但对于章学诚的本意，还没有这样的认识。
六经之地位
厘清了"史"之含义 ,对"六经皆史"命题存在的另一个严重误解就凸显出来。仓修良先生认为:"章学诚再三说明 ,'夫子述而不作','夫子未尝著述',《六经》只不过是他删订而已。故《六经》是选辑 ,是掌故 ,是记注 ,而不是著述。" 这种说法不符合章氏本意 ,上面已有论述。余英时先生也极重视"六经皆史"之说 ,认为此说"是整个清代学术史上 ,继'经学即理学'以后一项最大的突破",意义主要有如下几项 :一、首先要打破六经载道的见解。二、六经中所可见者 ,只是三代官师未分那一阶段中道的进程 ,三代以后的道 ,则不可能向六经中去寻找。三、六经已不足以尽道 ,而经学家从事考证训诂复不足以通经 ,则其去道之远 ,可以想见。四、六经既不足以尽道 ,遂进而有"文史不在道外"之说。五、六经既只是古史 ,则最多只能透露一些道在古代发展的消息。至于'事变之出于后者 ,六经不能言',三代以下之道 ,便只有求之于三代以后之历史了 。然而，纵观《文史通义》,章氏不仅没有贬低《六经》之意 ,反而通过系统化论述强调了《六经》的崇高地位。章氏认为 ,史之功用在于体现、弘扬"道",因而特著《原道》对"道"加以界定和阐述。他写道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固谆谆然命之乎 ?曰:天地之前 ,则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 ,斯有道矣 ,而未形也。三人居室 ,而道形矣 ,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 ,一室所不能容 ,部别班分 ,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 ,刑政礼乐之制 ,皆不得已而后起者也"。这段话可见他对道的理解已经接近进化论史观。但是 ,他又认为 ,道的显现和对道的认识到了一定时代就必然达到完备状态 ,在他看来 ,这个时代就是周公的时代，"自有天地 ,而至唐虞夏商 ,迹既多 ,而穷变通久之理亦大备。周公以天纵生知之圣 ,而适当积古流传 ,道法大备之时 ,是以经纶制作 ,集千古之大成。(《原道上》)这固然也是"时会使然 ,非周公之圣智能使之然也",但毕竟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 ,故曰 :"创制显庸之圣 ,千古所同也 ;集大成者 ,周公所独也"(《原道上》)。"周公既集群圣之成 ,则周公之外 ,更无所谓学也"(同上 )。孔子之圣 ,并非逊于周公 ,但他"生不得位 ,不能创制立法 ,以前民用"(《易教上》),故"表章六籍 ,存周公之旧典"以"明教于万世"(《原道中》),故亦可以一言而尽孔子 ,"曰学周公而已矣"(《原道上》)。前面说过,章氏心目中的"史"乃是据档案著成的体现"帝王经世之大略"的"撰述",而《六经》乃孔子深知"空言不可以教人",取以"明先王之道"之书 ,故可以说"古人不著书 ,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 ,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故可以说"若夫六经 ,皆先王得位行道 ,经纬世宙之迹 ,而非托于空言"(同上 ),故可以说"六经皆器也"(《原道中》)。 对于后代人来说 ,"不见先王 ,当据可守之器 ,而思不可见之道"(同上 ),只能诵读《六经》,因为"道体无所不该 ,六艺足以尽之"(《诗教上》)。总而言之 ,《六经》产生于道法大备的周公时代 ,又经孔子有选择的强调 ,故对后人来说 ,其价值固已崇高至极 ,无以复加。章氏指斥"儒家者流 ,尊奉孔子 ,若将私为儒者之宗师 ,则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极 ,岂有意于立儒道之极耶"(《原道中》)。此足可见孔子与《六经》在章氏心中地位之高。在《文史通义》中 ,章氏论及诸经的文字很多 ,都大加颂扬。如评《春秋》曰 :"史之大原 ,本乎《春秋》。《春秋》之义 ,昭乎笔削。笔削之义 ,不仅事具始末 ,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 ,固将纲纪天人 ,推明大道"(《答客问上》)。如果认为 ,在章氏心目中 ,《六经》是"记注"之书 ,或者认为 ,章氏要"打破六经载道的见解","大胆地把《六经》从神圣的宝座拉下来",这与章氏自己的议论不是大相龃龉吗 ?
"六经皆史"说的渊源
"六经皆史"说并非章学诚所首创。长期以来 ,学术界已关注到在章氏之前间接或直接提出过类似说法的许多学者 ,比较重要的有隋代王通 ,明王守仁、王世贞、胡应麟、李贽 ,清顾炎武、袁枚。王通《中说·王道篇》:"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 ,帝王之制备 ,故索焉而皆获 ;其述诗也 ,兴衰之由显 ,故究焉而皆得 ;其述春秋也 ,邪正之迹明 ,故考焉而皆当"。王守仁《传习录》卷上 :"以事言谓之史 ,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 ,道即事 ,春秋亦经 ,五经亦史。易是包羲氏之史 ,书是尧舜以下史 ,礼、乐是三代史 ,其事同 ,其道同 ;安有所谓异"。王世贞《艺苑卮言》:"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六经 ,史之言理者也 ;编年、本纪、志、表、书、世家、列传 ,史之正文也 ;叙、记、碑、碣、铭、述 ,史之变文也 ;训、诰、命、册、诏、令、教、礼、上书、封事、疏、表、启、笺、弹事、奏记、檄、露布、移、驳、谕、尺度 ,史之用也 ;论、辨、说、解、难、议 ,史之实也 ;颂、赞、铭、箴、哀、祭 ,史之华也"。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 :"夏商以前 ,经即史也 ,尚书、春秋是已。至汉而人不任经矣 ,于是乎作史继之。魏晋其业浸微 ,而其书浸盛 ,史遂析而别为经"。李贽《焚书·经史相为表里篇》:"春秋一经 ,春秋一时之史也 ;诗经、书经 ,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 ;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 ,史之所从来 ,为道屡迁 ,变易非常 ,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可也"。顾炎武《日知录》卷三 :"孟子曰 :其文则史 ,不独春秋也 ,六经皆然"。袁枚《随园文集》卷十 :"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 ,今之经 ,昔之史也 ;诗、易者 ,先王所存之言 ;礼、乐者 ,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以上各家 ,论述角度不同 ,目的也不同 ,与章氏议论之清晰、义蕴之丰厚相较 ,差异十分明显 ,然而与章氏之说也有相合之处。王通提及三史 ,认为一备帝王之制 ,一明邪正之迹 ,一显兴衰之由。这样分析有失偏颇，但将三者渗合 ,固可得出史为政典与史有明道之用两点 ,章氏在《方志立三书议》一文中曾援引此言。王守仁之言 ,与章氏所揭器道合一、即器明道之旨相吻合。王世贞区分诸籍 ,没有条理 ,与"六经皆史"似乎没有思想上的渊源 ,然而章氏所谓"盈天地间皆史也"则与其"天地间无非史而已"这样的话很相近。胡应麟之论太简略,却也直接揭示出"经即史也"。李贽之论显然受王守仁的影响 ,但主旨在于说明"为道屡迁 ,变易非常"。"六经皆史"之提法实际上从这开始。顾炎武之言在于论证《六经》乃经世之书 ,章氏之看法与此相同。袁枚与章氏同时代稍前 ,所言与章氏有相似处 有人认为章学诚是剽窃了袁枚的观点，其实二者并不全同 ,袁氏的看法接近于章氏所说的府史掌管的"掌故",而章氏的思考在此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当然我们也不能断定章氏丝毫没有受到先人的影响。我们探寻"六经皆史"说之渊源 ,亦应立足于学术史或思想史的广阔基础之上。至于更远的源头，钱钟书先生已注意到了此说与道家的关系 ,指出 :"《庄子·天运篇》记老子曰 :'夫六经 ,先王之陈迹也 ,岂其所以迹哉';《天道》篇记 ,桓公读圣人之书 ,轮扁谓书乃古人糟粕 ,道之精微 ,不可得传。《三国志·荀卿传》注引何劭为《荀粲传》,记粲谓 :'孔子言性与天道 ,不可得闻 ,六籍虽存 ,固圣人之糠秕'云云。是则以六经为存迹之书 ,乃道家之常言 ,六经皆史之旨 ,实肇端于此" 。更可注意者 ,是《庄子·天下》篇中的这段议论 :"古之人其备乎 ?配神明 ,醇天地 ,育万物 ,和天下 ,泽及百姓。明于本数 ,系于未度 ,六通四辟 ,小大精粗 ,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 ,旧法世传之史 ,尚多有之。其在诗、书、礼、乐者 ,邹鲁之士 ,绅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 ,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 ,圣贤不明 ,道德不一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悲夫 ,百家往而不反 ,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 ,不幸不见天地之纯 ,古人之大体 ,道术将为天下裂"。章学诚多次论述先秦学术之流变 ,实以此段议论为依归 ,如谓"诸子百家 ,不衷大道 ,其所以持之有故 ,而言之成理者 ,则以本原所出 ,皆不外于周官之典守 ,其支离而不合道者 ,师失官守 ,末流之学 ,各以私意恣其说尔 ,非于先王之道 ,全无所得 ,而自树一家之学也"(《易教下》),很明显有沿袭。在《原道下》中 ,章氏指斥了后儒分别门户--如陆学与朱学之弊 ,且以"庄生所谓百家往而不反 ,必不合矣 ,悲夫"作结语 ,可见《天下》篇中的话对他影响很大。《文史通义》是一部内容极为丰富的"论文集",所论问题很多 ,撰写时间不一 ,显得有些缺乏系统性和逻辑严密性。在把握书中的概念时 ,必须注意其论述的主题的层面和语境。比如使用最多的"史"字 ,其内涵和外延在全书中也不是统一的、固定不变的。若想真实地了解其含义 ,只能将其放到特定的范围中去把握，本文的诠释仅限于"六经皆史"之"史",并非章氏在各种场合所使用的"史"字的全部含义。
三、"六经皆史"的意义
"六经皆史"说作为章学诚经世致用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在当时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它不仅彻底转变了清初学者深恶痛绝的明人空疏学风，还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让历史研究伸到了被视为禁区的六经中去，同时史学的地位也大大提高，这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是具有巨大的作用。另外，在考据学占据统治地位的乾嘉年代，一般人都钻进故纸堆作训诂，一片死气腾腾，章学诚敢于突破这种风气，大谈六经皆史，倡导经世致用，对于整个学术界发展来说，也是有巨大推动作用。
附录
参考书目：
廖晓晴：《史林巨匠 章学诚与史著》 ；辽海出版社 1997年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 上海书店 1988年影印版
仓修良： 《章学诚与文史通义》 中华书局 1984年
裴努诚 朱维铮等： 《十大史学家》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
乔衍 : 《文史通义 :史笔与文心》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1 987年
钱钟书 :《谈艺录》 中华书局 1 98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