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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7-4 11:38
你的科学素养达标了吗?

摘要 : 科技,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一点都不陌生。衣食住行、通讯联络、投资理财、休闲娱乐,处处都有号称高科技的东西包围着,甚至连垃圾广告里都屡屡可见高科技产品的宣传。可是生活在真假科技产品包围中的国人,其实却离 ...

习斋2014-7-4 11:383750
/来自: 北京晨报
  科技,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一点都不陌生。衣食住行、通讯联络、投资理财、休闲娱乐,处处都有号称高科技的东西包围着,甚至连垃圾广告里都屡屡可见高科技产品的宣传。可是生活在真假科技产品包围中的国人,其实却离科学很远。因为最新一份全民科学素质调查显示,我国公民中达到国际公认科学素养标准的比例是3.27%,这个数字不但远远低于美国的26%,更在全世界参加调查的40个国家中位列最低,甚至低于印度。


  我国做了8次科学素养调查

  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素养)调查借鉴的是国际上的公民科学素质研究体系(米勒),自1990年以来进行了8次大规模的全国抽样调查。

  调查结果达标率从最初的不到1%到2010年最新一次增长为3.27%。调查主要通过问卷了解中国公民(18~69岁)对科学技术知识的了解程度、对科学技术感兴趣的程度、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和看法以及公众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渠道等方面的概况。

  曾经主持过多次全民科学素质调查的中科院李大光教授介绍说,科学素质的概念可以追溯到2500年以前,亚历山大、柏拉图就曾说过科学素养的事情。到了近代是在上世纪20年代开始讨论,二战以后达到高峰。在那个时期特别着名的论文有300多篇。

  科学素养百人中仅三人达标

  中国全民科学素质调查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公民科学素养的达标率3.27%。也就是说,在100个人里只有3.27个人达到国际共同承认的公民科学素养标准,而这个数字在美国是26%。李大光说,26%是美国在2006年的结果,最近的新结果基本保持这个水平。调查中结果最高的是北欧4国。

  作为国际上公认的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目前,全世界已有40多个国家参与调查,包括美国、加拿大、欧盟25个成员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印度等。我国的3.27%在40多个国家中是最低值,甚至低过印度。

  但李大光教授表示,调查统计在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细微偏差,都会很大程度影响最终结果。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是否真的处于最低值?不一定绝对。但李教授认为,中国样本总体上还是比较可靠的,“有1万多人参与调查,是全世界参与调查人数最多的,而且做了20多年调查,没有特别异常,数字还是比较可靠的。”

  从具体题目分析,我国公民在电子比原子小这样细致物理学知识上的答对率都较低。此外,还有“抗生素不能杀死病毒,只能杀死细胞”、“地心热”等题目的答对率都是40多个国家中最低的,其中“地心热”的答对率只有16%。但是在是否相信宿命的题目中显示,中国只有20%相信。李教授分析,这和我国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有关。

  值得一提的是,李教授还说,3.27%仅仅是全国调查的均数,“山西、陕西、内蒙古、新疆这些地区很多都接近零,公民一点科学知识都不了解。”

  晨报记者 解辰巽

  科学不是超凡的力量

  1840年,我们被西方人的大炮轰开了大门,各种各样的洋物件走入中国老百姓的视野。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西方先进科技产品依然被中国人所崇拜和追捧。我们也早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引导下,认识到科技对现代人的重要,但是面对GDP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但公民科学素养仍处于低水平的状况,是否值得我们思考:我们怎样才能真正拥有科技?这样的技术是在怎样一个思考模式中迸发的?

  科学围绕现代人的生活

  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科学家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称谓,但科学却是围绕在每个人身边的事情。在接受记者关于电视科学揭秘采访的几位观众都表示,科学是和每个人生活分不开的,并且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科学文化又是什么呢?

  曾在中国科协任职副主席的徐善衍认为,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既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思想、方法和科学精神,也包括科学基础上形成的技术,构成了一种软硬实力兼有的文化,不断融入社会各领域,成为支撑经济发展、保障政治强大和文化创新发展的主要因素。

  对于现代生活与科学的关系,大型电视纪录片《科学启示录》的制片人曾涛是这样理解的,“我之前也觉得,不要科学不是也行吗?我照样可以做艺术,照样可以当记者。但后来发现不行,我们今天可以不喜欢科学,但没有人否认现代。文化一定是有差异的,但人类文明的进程全世界都一样。就是科学的发展给人类带来进步以及由此产生新的文化。如果你不懂科学,你不就不是现代人了吗?”

  对于生活在中国发达城市的人来说,每天行走在高楼大厦中,被各种科技产品围绕,但又有多少人面对一个陌生的产品和理论,能判断出它是否是真的科学;在比尔·盖茨等一些商业领袖人物的演讲中,核心都是科学,在他们的商业利润中获利最多的是科技……曾涛讲了这样一个设想,“如果我们给老百姓从头到尾讲一种常用药比如阿司匹林怎么制作、怎么试验,多少人参与试验、历时多久才研制出来讲清楚,如果讲一个老百姓没有概念,就讲十个八个,让他们理解透了,那么老百姓还会信路边摆摊的所谓神医说的‘万能药’吗?自然就不信了。”

  科学对现代人文化、经济、生活等的影响是公认的,而接受科学、了解科学,已经不是愿意与否的事情了。

  科学怎样影响人的思维

  作为拥有辉煌文明史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近代历史上的屈辱。1840年,我们被西方人的洋枪洋炮打开了大门,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被迫”接受西方的科学文化。曾涛在做《科学启示录》的过程中思考了很多,“无论科学还是科技,我们被它吸引,就是因为它超凡的力量,洋枪洋炮,太神奇。但是,我们光关注了超凡的力量,却没有关注超凡力量是怎么来的。要知道那真不是什么神奇的不可获知的力量,而是人通过自己的脑子和手做出来的。”我们必须思考,为什么几千年来的堂堂大国,被西方仅仅产生、发展了二三百年的“科学”打败?而“科学”又怎样影响了人的思维,让他们产生如此强大的创造力和生产力?

  科学文化几乎是近代文明中最重要的部分。而我们也普遍承认科学技术对当今社会的意义,但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从根上理解它的重要性,并没有形成根本的科学思考方式。

  曾涛还提到,在中国封建统治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专制文化,所谓专制文化的核心就是,不允许你独立思考,不允许你追根溯本,我说什么就是什么,至于我说的这个是否正确,你不用思考。但这和科学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科学文化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相矛盾、相背离的。

  科学素养应是基础教育

  曾经考察过美国公民科学素养的李大光教授说,“在中国,对科学家没有怀疑,科学是科学家的问题,老百姓不愿意了解科学,没有必要关心科学。而在美国,公民提高自身科学素养是要参与科学决策的讨论。中国公民没有这样一项任务,就少了一份对科学认知了解的动力。”

  面对我国亟待提高的公众科学素养问题,李大光教授认为,目前还是要强化正规教育,科学知识在正规系统教育中的数量和质量都不够。在全民科学素养调查数据中,尤其是在正规教育中才能获得的知识,我们国家公民的答对率非常低。而一些关于核心思想价值观和国策引导的内容,我国公民了解得比较多,“其中有一道题为是否承认进化论,这道题在美国只有44%的答对率,这跟他们信仰宗教的创世论有关,而在我国则达到70%的正确率,这就是因为我国的唯物主义思想教育;还有一个关于生育子女遗传病患病概率的问题,我国公民的答对率是30%多,与其他题目相比正确率高很多,这可能和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宣传得多,讲得多。”

  也许在一些少数教育发达城市,这样的科学知识已经成为学生们的必修课程,但对广大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学生来说,很多知识依然很陌生。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已经得到广泛共识。

  制作《科学启示录》让曾涛想明白一个问题:对于不了解真正科学含义的中国人,应该从科学源泉讲起,“把科学产生到发展这个故事给大众讲清楚,让人们从根本上知道科学是什么东西,科学的思维是什么样的。它怎么能影响人的思维。这些东西怎么就对文化产生影响了。先把这个基础做足,然后大家才能理解前沿的东西,理解这些东西为什么那么重要。”

  晨报记者 解辰巽

  大江东去

  会使iPhone不等于懂科学

  如果没有准确的调查数字,估计不会有人觉得中国的公民科学素养居然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情况。感觉上,我们的生活中并不缺少“科学”,同时,飞速发展的网络和移动通讯也已经覆盖大多数乡村,且不说国家的大成就,就看看我们每年大学毕业生的人数,看看我们充满高科技的生活——尤其是城市人的生活,甚至看看我们小作坊山寨国外电子产品的能力,都会让人恍惚,我们好像挺领先的啊。

  不得不说,日常的感觉与实际情况之间是有差异的,经济的高增长,有时候会给人带来某种错觉。

  如果以最近一期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的数字计算,我们符合国际公认的具备合格科学素养人口比例为3.27%的话,那么在中国人口的巨大基数下,这个合格人口总数就达到了四千多万人。这个数字甚至超过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总人口。应当说,这个总量对中国当下的高速发展,是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比如我们近年来航天工业的飞速发展。

  在为这个总量高兴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比例数字本身的残酷。在这四千多万以外,仍然有十几亿人达不到科学素养的一般水准。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这十几亿的数字会成为发展的沉重包袱。一个现代国家的总能量,是全体公民的叠加增幅,就像一艘需要万众操纵的巨舟,如果超过90%的人不熟悉操作技术,只靠剩下那些人的话,船怎么也不会太快的。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有一种认识是,科学是科学家的事情,大众只要按照科学家研究出来的办法去生产、生活就可以了。不得不说,这种基础思考的缺失和对社会精英的依赖正是社会整体科学氛围弱的一个现实写照。举个简单的例子,虽然类似张悟本这样的“神医”屡屡被揭穿,但总有新来的神医靠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论迅速风靡。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或绝症患者,对江湖神医的忽悠深信不疑,而对正规医院复杂难懂的诊治心存疑虑。这样的情况在各行各业都存在,这不但降低了相关领域的发展速度,也使社会整体生产力的发展成本无形中加大。

  另一种比这个更有害的思维,是认为科学就是技术,只是一种技能和工具,只有在用的时候才需要。这种思维可以上溯到洋务运动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发展过程中,眼睛只盯着技术和产品这样“实际”的东西,而忽略了科学的根本并不仅仅是知识的集合,它更应该是一种文化、一种思想,是世界观、是方法论。现代社会的发展,并不仅仅是买来西方的先进生产线就可以生产高技术产品那么简单,整个社会依照合理的规律和规则健康有序地良性运转才是正确状况。这其中,科学就如同恒星的内核,提供着源源不断供自我发展的能量,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离不开这种能量的温暖。

  具体说就是,当我们不仅仅是排队买iPhone,而且也能发明iPhone——不仅仅是那一台机器,更是那一种开创性的突破性思维——的时候,就差不多了。郁晓东

  知识解析·公众科学素养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国际上将公众科学素养归纳为三个部分:

  ◎科学知识。考察公众对最基础的科学知识的了解程度。比如,地球围着太阳转一圈是一年,未来继续转下去;父亲的基因决定孩子的性别;电子比原子小。我国一般采用10道题到12道题的问卷;

  ◎科学方法。这一项考察的是科学研究是什么东西。还有就是场景题,药物试验研究,摆出几种试验方法,是否能判断哪个方法最有效;

  ◎社会影响。指的是科学成果取得以后向公众传播,公众对其了解程度如何。并不是指科学在社会中的应用,造福人类。这一指标判断的标准是你是否能识别真伪的科学信息。在美国的题目是你是否能分辨星座和天文学的区别。而在中国、韩国、日本等地,类似的指标为是否相信宿命。

  李教授表示,在最后一项标准上国际上也存在争议。有些国家认为,即使相信宗教,也不代表他们的科学素养水平,“因为美国的科学家40%相信上帝,有人就提出,个人宗教信仰和科学素养不相冲突。”因此,国际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比较普遍地采用前两项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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