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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能不能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2017-11-27 18:27| 发布者: 习斋| 查看: 19| 评论: 0|来自: 新京报

摘要: ■商务印书馆近年开始在博物板块发力,陆续推出了《看不见的森林》、《种子的故事》、《一平方英寸的寂静》等一系列译作和几本本土作品,如《时蔬小话》和《野草离离》等。■商务印书馆近年开始在博物板块发力,陆续 ...

■商务印书馆近年开始在博物板块发力,陆续推出了《看不见的森林》、《种子的故事》、《一平方英寸的寂静》等一系列译作和几本本土作品,如《时蔬小话》和《野草离离》等。



■商务印书馆近年开始在博物板块发力,陆续推出了《看不见的森林》、《种子的故事》、《一平方英寸的寂静》等一系列译作和几本本土作品,如《时蔬小话》和《野草离离》等。



■商务印书馆近年开始在博物板块发力,陆续推出了《看不见的森林》、《种子的故事》、《一平方英寸的寂静》等一系列译作和几本本土作品,如《时蔬小话》和《野草离离》等。

  “后现代人世界中将拥有一种家园感,他们把其他物种看成是具有自身的经验、价值和目的的存在,并能感受到他们同这些物种的亲情关系。”

  ——大卫·雷·格里芬在《后现代精神》一书中的预言

  事实上,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忘记了博物学的存在,甚至因久居城市而忽视并淡忘了野生与自然,远方树木的倒下与鸟类的灭绝于我们而言,仿佛无关痛痒,直到水和空气越来越坏。博物学在我们生活中的缺失与复兴,与18、19世纪理性主导一切和之后工业文明弊端渐现、人类自我反思的历史脉络相契合。

  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各类博物书层出不穷,一大批并未以“博物”命名的新书也正走在以“博物”之名宣传推广的路上。微博上的“博物君”坐拥230万粉丝,每天收到成千上万诸如“这是什么虫?”“这个果子有毒吗?”之类的提问,《博物》杂志的月发行量也从几年前的几万册逆市上涨至20万册,“博物”甚至被媒体评为具有代表性的“2015生活方式”。

  所以,博物回来了吗?

  本土博物写作:

  有“科学素养不够,便拿文艺来凑”之嫌

  从21世纪初开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一直在为“复兴博物学”奔走鼓呼,不仅亲自著书立说,还参与了很多博物类丛书的策划工作,然而,他“仍然无法完全确认是否真的出现了什么高潮或者中兴”,“在现代性的狂奔主流背景下,博物和博物出版全面繁荣起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说,从总体上看,博物书的市场比例依然很低,而且“还没成为一个独立的类别,在书店中是乱放的”。“中国出版社对博物图书的放架建议五花八门,经常把它放在‘科普类’中;评奖时,有时把它们划在‘新知类’,有时划在‘科普类’,有时划在‘文化类’,这些都不很合适。”

  20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发现之旅》,以令人心醉的图片文字,映现了历史上十次最壮阔的探索之旅,书中自然素描的笔触和色彩逼真细腻,仿佛使远在天边的花枝、虫甲、鸟羽、鱼鳞在我们眼前和心中泛起光辉。这本书一下子卖掉了十几万册,令出版社颇感意外。

  受《发现之旅》的鼓舞,商务印书馆重新开始在博物板块发力,陆续推出了《看不见的森林》、《种子的故事》、《一平方英寸的寂静》等一系列译作和几本本土作品。操刀编辑多本博物书的余节弘说,目前商务的博物书分为很多层次,既包括了用于指导博物实践和认知的图谱手册、针对青少年自然教育的“自然观察”系列,也包含了国内本土博物写作的“自然感悟”系列,以及由影响力较大的国外博物著作构成的“自然文库”系列。今年,他们还要推出一份期刊《中国博物学评论》,希望在“二阶博物”(对一阶博物活动、现象以及博物学家的研究)的层面与学界展开对话。

  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策划“沙发图书馆·博物志丛书”的编辑王立刚坚持优先选择经典类的博物书籍:“经典博物非常重要,其哲学层面和生态理念层面的很多东西至今依然非常有价值。缪尔和巴勒斯这类作者不是那种出去旅行了两个月回来就写本书的。他们是美国早期环境保护思想的先驱者,几十年如一日生活在野外,这类经典之作不是谈他们私人的感受和空疏的理论,而是结合具体的观察经验进行写作,十分质朴真挚。”在他看来,与之相对的,就是国内为数不少的小资类博物书了。

  当余节弘和王立刚两位编辑试图寻找21世纪本土博物写作的开端时,二人不约而同提到了200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植物记:从新疆到海南》一书,作者是诗人安歌。在王立刚看来,《植物记》这样的书虽可放进广义的博物学书籍的范畴,但写作方式太过小资,有“科学素养不够,便拿文艺来凑”之嫌,模式是掉书袋、讲童年,强调个人情感,缺乏大的架构和视野,在新知的补充方面力有不逮,甚至可能犯一些认错植物名称之类的低级错误。

  中国博物传统:

  博物是一个中文概念,讲求找寻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

  王立刚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他看来,“博物学就是中国的国学,对于中国的传统文人来讲,其实只有博物学这一门学问。四书五经只是他们应试教育的内容,平日的通识博雅之学正是博物学。与西方的好奇与探究不一样,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是去职业化的,更关心博物的精神用处。博物的目的是为了与做人的道理相通,而不是为了使用某种技艺”。

  在北大附中开设博物课近6年时间的生物教师倪一农也认为,博物是一个中文的概念,讲求找寻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并最终达到天人合一之境。他对中国的博物传统持乐观态度,“博物传统不会因为一个时代或一个政治背景而被轻易抹杀,它的影响力是长久而深刻的,已经渗入我们的文化深层和我们的骨子里”。

  或许正是凭着这一股骨子里的博物气质,会计师阿蒙在《时蔬小话》里记录下了废墟中默默生长的葵、架下叶丛中的葫芦、故事里的马铃薯、雨后舌尖的滋味,他翻着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清代的《植物名实图考》等等资料,考证蔬菜的渊源和历史,揣摩人对蔬菜的认知路径和亲密关系。

  阿蒙的博物和书写对象是市场里和案板上的时蔬,而同样是80后的王辰则正在努力写好花、草、树。他的《桃之夭夭》与《野草离离》于去年出版,眼下在写一本关于树木的《杨柳依依》。王辰是北京师范大学读植物分类专业硕士毕业,在《博物》杂志工作了近10个年头。

  在王辰看来,博物本地书写的过程,大概就像北京街头园林和苗圃绿化的本地化过程一样。“在之前的一个阶段,我们按照西方绿化的思路来学习和安排,以至于全国的园林种类都很统一,连北京和拉萨街头的行道树都差不多。如今,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森林公园北园已经种上了美蔷薇、地黄和抱茎苦荬菜,这都是北京常见的、来自你我生活的野花野草。”

  “何当南戒栽花暇,细校虫鱼过一生。”清末诗人李慈铭曾如是说。在狼奔豕突的现代生活里,我们是否有时间在自然中获得享受和修养,能否在一株美蔷薇里找到尊严和不枉度生命的感觉?博物大概是属于梅特林克所说的“无用且美好”之事的。在19世纪英国博物学者格兰特·艾伦看来,博物是“在维护或对抗某些虽古旧却无根的传统”,能够预防和治疗现代生活的“扁平症”——请以住在塞耳彭的怀特那般率真、无成见的眼神,“去直接观察自然,让她自己回答,不要拿仓促的答案强加于她;这时,不管你是否‘推进了科学’,你至少会使得人类中多了一名真心爱美、爱真理的老实人,从而推进我们普遍的人性”。

  摘自新京报书评周刊,黄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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